民国“春运”，回趟家有多难？

安徽工行

近日，2024年春运开启，今年春运为期40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到90亿人次，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营业性客运量将全面回升。返乡流、探亲流、学生流、旅游流全都汇集在一起，一场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大戏”由此启幕。

上图：1996年之后，国家停止使用“闷罐车”作为客运“棚代客”的交通工具，“闷罐车”客运已成为历史。湘黔铁路线，1995年2月 和匀生

下图：如今的春运，南来北往的高铁、动车穿梭在祖国大地，让人们回家过年的路不在艰难。京广线，2021年2月7号 和匀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奋斗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打工大军，每年春节返乡过年，是最困难的事情。要经历整日整夜的排队购票，好不容易抢到票，又要提前搭车辗转向火车站汇聚。当年中国道路交通的建设远不能和现在相比，铁路运力严重不足，就连没有座位、没有厕所、原本用来运货的铁皮“闷罐”车，也被用来“棚代客”成为春运加班列车。那时候大家最熟悉的硬座绿皮客车，能上车有一席之位回家就是幸福，根本顾不上是否舒适。

上图：2008年，回家过年的人聚集在火车站广场上，昼夜排队，日晒雨淋地候车。广州火车站，2008年2月 和匀生

下图：如今，铁路部门的人性化管理彰显温馨人性，在火车站广场候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大棚和休息的椅子。广州火车站，2018年2月 和匀生

上图：人们排队、候车、奔波的劳累，在坐上火车的这一刻全都放下了。湘黔铁路线上，2008年2月 和匀生

下图：如今干净、快捷、舒适的高铁、动车，让旅客们轻松出行。贵广高铁，2015年2月26日 和匀生

如今，虽已进入高铁时代，然而多数人对当初购火车票难仍深有感触。特别是在春运期间或节假日，若不提前购票，恐怕到了火车站售票处，也只能徒唤“一票难求”，最终无功而返。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尽管当时各地火车已经颇为普遍，但民国时期的火车票，从未实行过提前预售制，而总是在火车开行前的一两个小时，才开始售票。这使得当时的人们感觉很不方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在民国时期，出门旅行选择乘坐火车的人其实并不多。因此，各地火车站在火车开之前一、两个小时才卖票的制度，才能实行几十年不变。

那么，民国时期为什么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的人少呢？原因其实非常简单，火车票价格非常贵，而且贵得有些离谱。

彼时从南京到上海，火车票价格最便宜的三等座要2.5元，二等座5元，头等座10元。这几个数字，乍一看上去似乎很便宜，但若是联系当时人们的收入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民国时期，教师的平均工资是月薪20元左右。一个教书的老师，从南京到上海300多公里的距离，就算选择坐最便宜的座位，也得花上其工资的一成，这与如今的高铁票价比起来，已经显得相当昂贵了。

而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要知道，在民国时期，教师这个职业，已经是所有“公家”单位里待遇最高的了，令当时的人们望尘莫及，艳羡不已。当时的一套房子，好一点的城市，好一点的地段，售价总共也不过是一百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当老师的，只要省着点花，半年就可以买套房子了。而那时其他职业呢？从人力车夫到保姆，再到厨师，工资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是三、五块钱。这就是说，他们若想要从乘坐火车从南京到上海，光是选择最便宜的座位，就得一个月不吃不喝，才能攒够票价。

拿一个月的工资，去乘坐这么一趟短程的火车，其性价比和自身消费能力如何，答案自然不言而喻。须知，从购买力来说，民国时期的1元，相当于如今差不多200元的购买力。用现在的话说，乘坐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就算选择最差的座位，也得花上500元，这还仅仅只是慢车，倘若是二等座，就得上千元。头等座，两千元。所以，当时就算是一些社会名流，常坐火车，经济上也是承受不起的。

郁达夫

就譬如说郭沫若先生吧，出了名之后乘坐火车，也从来都是坐的三等座，居然不知道二等座和头等座是啥样子。郁达夫倒是坐过一次二等座的，但那是因为当时郁达夫到了火车站看有个售票窗口前，买票的人不多，于是便不管不顾地冲了过去，殊不知当火车票买到手后，才发现竟是二等座，悔得肠子都青了，无奈之下，只好打肿脸硬充胖子。也难怪，民国时期火车的三等座和二等、头等座的售票窗口都是分开的，所以有些旅客多的节假日，三等座的售票窗口前人头攒动，而二等座和头等座的售票窗口前则门可罗雀。

社会名流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民国时期，要回家或外出，人们通常都是选择坐船，因为船票相对于火车票便宜不少。

如果你问民国时期的“春运”回趟家有多难？1919年的春节，鲁迅在北京买了一处四合院后，准备回绍兴老家接母亲进京过年。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再从天津换乘继续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浦口，到达浦口之后还得坐火车轮渡到南京，再从南京坐一整天火车到上海。第二天坐船到杭州之后再换乘另一艘船到达绍兴。其间算下来至少得花上个六、七天时间。

当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著名人物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普通黎民百姓了。在1923年3月23日这天的《上海民国日报》上，曾经刊载了一篇短文，标题是《新年的烦恼》，作者是绍兴的一位自由职业者，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自己过年从来不回家，路费太贵，还不如直接将钱寄给母亲……”

现代人乘车必去票上的指定车厢指定坐席就坐，而民国时代的火车票却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无论站票还是座票都不印座号。因为没有座号，所以乘客们可以坐在任何一个自己想坐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你能找到座位的话。

图为20世纪30年代停靠在站台上的沪平通车 （左侧车厢上标有 “Ⅰ”字样，代表头等车）

1922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出台了一部《中华国有铁路客车运输规则》，该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乘车票概按本列车之座位多少发售。”

然而，却不能付诸实施。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当时没有发达的通信设备和调度设备，售票员无法及时知道每趟列车上还有多少个空位。

图为1914年山东的火车站站台。

其次售票人员的奖金跟售票收入是挂钩的，而普通乘客的投诉又常常得不到受理，这一不合理的奖惩制度必然促使他们超额卖票，即使明明知道所有车厢都已经满座了，他们还会继续把票卖出去。

图为头等卧车内部。

最后还有一项关键原因：民国时期不流行预订车票（头等车厢和卧铺车厢可以预订，但是预订时效最长不超过两天），一般都是在火车即将进站的时候才开始卖票，在火车开行前两分钟马上又停止售票。

图为民国天津火车站等候火车的旅客老照片。

售票时间如此之短，乘客怕买不到票，窗口一开，蜂拥而入，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光维持秩序和查点票钱就够忙活的了，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售出的票数是否超出空闲的座位数呢？

民国京沪铁路局上海号列车照片

民国时期有些乘客的素质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因为座位紧缺，所以抢到了座位一定要好好占着，否则就会被其他乘客鸠占鹊巢。

总而言之，从民国到现在，原来回家的路都是这般艰难不易。

但不管千难万难，回家过年应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朴素最美好的心愿。

归家之路，虽千辛万苦却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