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棋赛缘》 作者：华以刚

文如玉

《棋赛缘》封面

　　2019年6月，中国围棋元老华以刚的《棋赛缘》系列文章在杭州棋文化公众号上发布，引发广泛关注。2019年9月《棋赛缘》一书作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棋文化全书·围棋全书·围棋丛书，由杭州出版社正式出版。

　　前言

　　值此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举国同庆之际，本书正式出版了。作为新中国同龄人，我非常高兴。

　　本书的主打内容第一辑“棋赛缘”，已经在 5 月至 7 月分为二十多集在杭州棋文化公众号上连载。起始部分和后记，大致讲述了棋赛缘的诞生过程。此后我又作若干重要修改和充实，凡是发现与事实不符的所谓硬伤一律改正。例如与陈祖德下“加压棋”，最初的记忆是曹志林、邱鑫和我三个人共同下的，就根据这个记忆形成了文章。后来我有缘有幸找到了当时的训练日记，那是我亲手所记，其中对局者、对局性质、对局日期、对局胜败、对局贴子等基本要素历历在目。最为关键的是棋谱，我亲手记的棋谱！这是绝对不容置疑的真实历史，必须重新成文。

　　在后记中提到言多必失和欢迎批评、欢迎完善等等，这不仅是常规的谦辞，更是由衷的表态，我说到做到。例如原先在《头衔对抗赛》第一部分的结尾处，论及如果举行中日韩天元赛，在赛程上的诸多不便，据此解释为什么未能举行。在微信公众号上登出不久，就有刘菁公开留言提醒：“华老名人战就有中日韩，三人赛制就是从名人战开始的。”我立刻回答：“谢谢提醒，灯下黑。”我回答“灯黑”是自责，形容观察盲区。当时没过几分钟我就意识到：贺岁杯明显也是三人赛制啊！中日韩天元赛没有出台，未必出于单一原因。

　　第一辑“棋赛缘”二十多集登出后，有棋友建议，如果出专辑，还应当充实一些赛事，甚至有直接提出赛名的。其出发点完全是爱围棋，也是对笔者的信任。笔者对此不敢怠慢，所以从职业赛事到业余赛事，从综合性赛会到创造性赛制本书都有涉及。读者们还将看到更多鲜活的棋手形象。另外，等级分已经成为中国围棋界重要的管理制度，是棋手参赛资格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围棋界也是首创，所以作了详细的介绍。

　　本书还精选了我以往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围棋天地》是一本专业期刊，这次选登的主要是其中的文字稿。还有一篇记者王锐的访谈录，回顾有意思的青春往事，其文笔自然流畅，并且准确地反映了我的所思所谈，征得原作者同意后发表在此。这也是本书唯一的非笔者作品。

　　在《中国体育报》上以“明星”名义与读者互动，形成了 12 篇文章，是我不可多得的经历，与大家分享。

　　《新民晚报·夜光杯》是一个颇具上海特色的老牌栏目。由于我与该报的善缘，我不时主动投稿。本书选登了其中的 4 篇。

　　《琴棋春秋》是亦师亦友的吴育绅的自传，记述了中央芭蕾舞团首席中提琴手的一生。我为此书作序，将该序收入本书中，给大家换换口味。

　　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和《“政协委员一日”应征文章——智力运动会记事》文稿，是我当 11 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纪念，在此一并奉上。

　　《论生命在于脑运动》是我最初发表在棋文化论坛上的一篇论文。现在看来文章的论述略显单薄，这当然是由于我的知识水平有限造成的，但是唯独题目是响亮的，不可能引发任何歧义。林建超主席在其巨著《围棋与国家》的撰写过程中，拟引用这个提法时，反复询问我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你的首创并且是原创？”的确，这是一个涉及到学术严肃性的问题。我总是据实回答：“是。”理由非常清楚：1994 年 4 月 3 日我在《中国体育报》第一版上发表文章的题目就是《论生命在于脑运动》。恰好是在二十周年之后，2014 年 4 月 3 日我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的发言主题也是生命在于脑运动。我之所以受到破格邀请，大概与我在全国政协体育界的会议上老唱这个调子有关。林主席予以采信并且实际使用了这个提法。这篇论文问世后，还得到了权威的某卫生出版社的关注，出版社也想宣扬这个观点并开始着手寻找有关专家，可惜至今尚未成功。我难免遐想，4 月 3 日本是我的生日，上述两件事都发生在 4 月 3 日，这个概率应当非常非常小。这是不是冥冥之中有某种强烈暗示，驱使我弘扬这个观点呢？

　　当今中国围棋进入最强最盛阶段，技术水平称雄世界。达到世界水平的人数多、层次高，远远超过排名第二位的国家。围棋人口稳稳地持续增长，业余段位赛报名因人数提前爆棚而被迫截止成为常态，这种常态已经从青少年学生蔓延到成人业余界。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输热度经久不衰。更应强调的是自上而下各级领导的理解与支持。

　　看完本书后，相信读者和棋友们会理解：以上状态并不是在哪一天突然形成的，是从旧中国留下的那一点点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演变过来的，是一个历史过程。我特别感慨的是，如果国运衰败，棋运同步跟进；再如果中国围棋人智商、情商就是低，造成技不如人，那不如就此认命吧。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些人不理解中华优秀文化之美也就罢了，但是，对周总理的明确指示不仅置若罔闻，还要付诸对抗行动，实属不可容忍！将我眼中的中国围棋人奋斗过程包括人为的干扰，尽可能真实还原，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加以表述是我的奢望。我不知道这个奢望有没有实现，我只知道自己已经享受到创作过程的幸福，或许为中国围棋大厦增添了些许砖瓦。

　　以王国平老书记为首的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关心、支持和激励令我备感温暖，是本书顺利问世的基本要素；杭州出版社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平台，笔者一并表示真诚的感谢。专辑一经出版，就如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读者们的指摘雅正。

　　华以刚

　　2019 年 9 月于北京

文如玉

华以刚

　　与棋赛结缘

　　我这大半辈子与围棋竞赛结缘。最早是参加比赛，后来成为行政干部，经常组织比赛。自然而然还成为一个观摩者，看别人怎么参加比赛，别人怎么组织比赛。在浩瀚的现代围棋史中，竞赛无疑是其中的热点，故事最多，最能夺人眼球。本文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和读者分享其中的故事。本文称不上正史，属于自我回顾，也可以称之为随感录。信手成文难免失准。明知如此还要提笔，乃是感恩之心、服务精神与回馈之情使然。

　　中国是围棋发源地，日本在近代对围棋颇有贡献，两国各自的棋战以及相互的棋战，是我最熟悉的领域，自然也就成为本文的主要篇幅。

　　中日管理机构

　　首先介绍当前的中日棋战管理机构。名字听起来挺像的，一个中国棋院，一个日本棋院，其实内涵完全不同。中国棋院是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事业单位，它的另一块招牌是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顾名思义，就是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派，管理全中国棋牌运动的机构。中国棋院还可以“变脸”为中国围棋协会。中国围棋协会正在进行实体化改革，但不是本文主题，就此打住。而日本棋院不隶属于任何日本政府部门。日本棋院的正式称谓是财团法人日本棋院（株）。这个“株”是日语“株式会社”的简称，就是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完全可以将日本棋院的内涵理解为“日本围棋公司”，只不过真要这么念，既不习惯又不合适。

　　接着回顾一下中国棋院之前的管理机构。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是中国象棋在“三棋”之中一枝独秀的时代，懂围棋的人很少，还没有开始搞国际比赛，而舶来品国际象棋更是一片空白。当时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管理“三棋”的机构叫武术处，是个处级单位，处里设一个副处级干部管理“三棋”。这就是汝南（中国棋院第二任院长）不止一次说过的“管棋的干部最高升到副处”的真实理由。1965 年，在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就是后来的国家体委训练局）里，正式组建了国家围棋队，这是重要的组织建设的里程碑。在此之前的围棋队都是集训队，是一种临时性组织形式，一有任务就召集队员短期集中训练，任务一结束就遣散。而国家队员是转组织关系领工资的，性质不一样。80 年代前后，棋类项目从武术处独立出来，成立了棋类处，其管理项目开始增加了桥牌。1990 年，还曾有国家体委棋牌办公室成立。1992 年，中国棋院终于正式挂牌。往事如烟。

文如玉

　　04

　　全国赛与全运会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每年有三大赛事：全国个人赛、全国团体赛、段位赛。主办方都是国家体委。个人赛大多数是单独办赛，但也有过三棋合办的著名例子。1964年杭州三棋全国比赛堪称新中国棋类比赛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西湖边上的华侨饭店进行了将近一个月，陈祖德（1944—2012）就是在那里首次成为全国冠军。简而言之，国家体委主办的赛事都是政府出资的官办赛事，名声响亮，都带着“国”字，各种规矩制度也多。这些赛事又统称为“体制内赛事”。

　　1966—1973年的特殊时期，棋手下放、转业，比赛中断。1974年的成都三棋全国比赛宣告了这一场噩梦的终结，三棋事业回到了正常的轨道。陈祖德再次夺魁。

　　介绍体制内赛事，绝对不能不提到全国运动会。相信大家对于“奥运战略”恐怕不会陌生。不外乎集中国家所有力量，将目标瞄准奥运会。在体育界，奥运战略又具体化为“奥亚全”战略。这里的亚是指亚运会，全就是全运会。奥亚全属于同一个体系。全运会虽然仅仅处于体系的末端，但它与奥运会、亚运会沾边，其重要性就不容置疑。有些项目将全运会作为亚运会乃至奥运会的选拔赛，其名次或者纪录是上一级比赛的出场依据。奥运会、亚运会的奖牌数，无疑是考核国家体委领导班子的重要指标，而全运会就事关省级体委了。有一个坊间几乎家喻户晓的段子：在某届全运会上，某省体育代表团的金牌和奖牌数都少于上一届全运会。该省体委主任在归途中叫来办公室主任：“这是我的办公室钥匙，请你转交省政府办公厅。我回去后不去省体委上班了，在家听候上级处理。”

　　从表面看起来，全国个人赛和全运会围棋赛是一码事：都是国字头赛事，都是同一批人在比。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全运会实际是各省之间的竞争，围棋是其中的争夺项目之一。而个人赛纯属某个项目的全国赛，影响仅限于本项目。第三届全运会于1975年举行，聂卫平幸运夺魁。论实力那一年聂卫平已有冠军相。但是直接决定冠亚军的那一局，王汝南却因打单劫时，找错了简单的劫材而饮恨。这局棋之所以令人难忘，固然有聂卫平首次登顶、棋局过程富于戏剧性等原因，但这是全运会的决赛！绝对是重要因素。1979年的第四届全运会，围棋又一次列为正式项目。

　　05

　　媒体登场

　　“AI邂逅围棋，是双方的幸运”——在2017年的乌镇，柯洁大战阿尔法碁的间隙，受弈客围棋网记者采访，笔者说了这么一句——采访者只允许说一句话。现在自我引用一下，权当本章的引子。

　　这句话当时来不及展开。起码的一层意思是：AI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媒介来检验呢？有没有试金石？它在哪里？天无绝人之路，研究人员发现了围棋。围棋除了变化数目几乎无穷大，公开透明不可能暗藏什么猫腻之外，它的棋谱几乎是免费的公共资源。这么看起来，AI遇到围棋是何等的幸运啊！如果世界上没有围棋，AI将多么困惑！从围棋的立场来看，在智力运动中没有被电脑超越的项目，早就只剩围棋了，颇有点金庸笔下“独孤求败”的味道。而死抱着“人类最后的尊严”的想法，只能是故步自封，对于开拓棋艺新境界而言毫无益处。阿尔法碁的横空出世，首先是围棋界乃至全人类的清醒剂。从技法改进而言，即使不盲目崇拜，至少可以开拓棋手的思路。阿尔法碁的各种正面效应，已经显现，相信还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AI邂逅围棋，各有所需，擦出耀眼的火花，形成了空前的默契，可以描述为双赢。那么媒体邂逅围棋，或者说围棋邂逅媒体，会有怎样的精彩华章呢？首先中国棋院的历任领导，都十分重视媒体对于围棋事业不可或缺的作用，反复强调要依靠、支持、配合、感谢媒体朋友。我们来看看日本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二十世纪初叶，日本新闻媒体特别是报业集团逐渐崭露头角。报人发现，报道围棋与否直接关系到报纸的发行量，于是积极介入。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就成为领头人。读卖新闻的报道策略是：瞄准围棋界热点，组织实施争棋，争夺棋友眼球。

　　田村保寿和雁金准一（1879—1959）同属本因坊秀荣的门下。秀荣的本意是要让雁金继承本因坊掌门人，但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落实。最终田村成为继承人，也就是本因坊秀哉。因此两者早就结下了梁子。后来，秀哉代表日本棋院，雁金代表棋正社，彼此因争夺管理职位而公开失和。于是读卖新闻促成了两人的争棋。该局的时限为每方16小时。这局棋从1926年9月27日下到10月18日。面对雁金的掏空，秀哉断然大开杀戒，屠龙成功，所以史称屠龙名局。最终结果雁金超时被判负。秀哉技术表现堪称完美，但秀哉涉嫌滥用打挂特权，也引起一片质疑声，棋下到关键时刻秀哉就要打挂，这盘棋起码打挂了4次（也有说6次的）。不管怎么说，读卖新闻成了真正的赢家。读卖将棋局分谱，每天一小段，长篇的观战记就登载了十几天，期间的报纸销量比平时猛增三倍。

　　读卖新闻尝到甜头，对于主办争棋更加乐此不疲。恰逢吴清源（1914—2014）1928年赴日后，奇迹般地崛起，这就为安排争棋提供了绝好的基础。吴清源先后与木谷实（1909—1975）、雁金准一、藤泽库之助（1919—1992）（三次）、桥本宇太郎（1907—1994）（二次）、岩本薰（1902—1999）、坂田荣男（1920—2010）、高川格（1915—1986）下过打入十番棋（即升降十局赛）。吴清源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将对手降格为先相先（每三局上手二白一黑）甚至常先。吴清源的十番棋是悬崖上的争棋，只要失手一次，就会身败名裂，粉丝将会抛弃他，他的艺术生命随时面临终结。吴清源的不败战绩，简直犹如神助。1956年11月27日，读卖新闻正式宣布，打入十番棋至此全部结束，不再举行。以此为标志，日本围棋界进入了头衔战纷纷出台，大致定型于七大头衔战的新时代。

　　一边回顾以上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一边简直连笔者都醉了。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历史竟然会如此惊人地相似吗？读卖新闻恰似谷歌，争棋犹如人机大战，那么阿尔法碁就是本因坊秀哉、吴清源了。

　　06

　　走向体制外

　　日本头衔战逐渐火红的年代，正是新中国围棋事业处于体制内平稳发展的时代。我们继承的围棋家底是如此之薄，与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春江水暖鸭先知，围棋界于1979年7月就推出了“新体育杯”。这是由中国围棋协会（而不是体委）和新体育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体制外赛事。金明、廖井丹、李梦华等部级领导、中国围棋协会领导出席开幕式以示祝贺。郝克强社长主编是这一新生事物的主要倡导者。对比上述日本棋战，显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闻棋战”或是“头衔战”。标志着在中国体制内赛事依然正常运行的背景下，体制外赛事已经开始萌芽。虽然赛制和参赛人数已经年久淡忘，但冠军奖金只有80元人民币仍然是一个记忆点，对比现在的奖金数额，恍若隔世。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与不设冠军奖金的体制内赛事相比，就有本质的不同，就是改革走出了第一步。万事开头难，当时谁能预见到后来围棋赛事的火红程度呢？

文如玉

中日围棋擂台赛

　07　中日友谊赛

　　回顾1960年，中日两国还处于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当然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开展民间交流是缓和对抗的理智途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日本参议员松村谦三共同倡导的中日围棋交流就于1960年起步了。当时中国的水平很低，完全是受教方，没有半点对抗的意思，所以叫中日围棋友谊赛，名副其实。到1966年因中国文革，赛事中断。牵头赞助友谊赛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和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全国本部。1973年友谊赛重新恢复，牵头赞助方改为读卖新闻社，日中友协依然参与。单年日方来访，双年中方出访。出访代表团的棋手一共8人，包括女棋手。每次活动都安排7场比赛，所以对局总数是56局。日方的名单无论出访还是迎访，棋手都由职业男、女棋手和业余强豪等三部分组成。中国队出访时，强手相对集中，而迎访时上场的面相对变宽，所以出访胜率高于来访。中国队的总胜率随着“聂旋风”的出现而逐年上升。1976年27胜5和24负，中国队首开出访纪录。1978年日方东道主首次在7场中插入了三番棋，这是将中国队视为正式对手的标志。1980年32胜24败。1982年起陈祖德、华以刚等老棋手相继淡出，大量起用了逐渐成熟的60后新人，取得骄人战绩，43胜13败！日本主办方大跌眼镜。于是1983年的来访代表团，棋手名单史无前例：没有女棋手和业余强豪了，清一色职业高段。由石田芳夫、小林光一、石井邦生（井山裕太之师）、苑田勇一等4名九段和4名八段所组成。出访前石田团长公开宣布：代表团的目标是总成绩40胜以上。意味着每人都得5胜2败以上。对此，中国队对内对外都没有吭声，只是在出场办法上作了改变。原来，一直以来的出场办法，都是下完一场，晚上经过领导层讨论之后，才通知对方第二天的上场名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竞技状态好的棋手出场多一些。记得连出访都这么办。这样对日方当然不够礼貌，也不方便。但是日方对此从未吐槽。这一次，中方一揽子交出了所有场次上场名单。最后结果虽然是日方31胜25败，日本大胜。但是与石田的至少40胜的目标，差距也是显而易见。1984年访日代表团更加年轻化。东道主强调，现在已经是“日中围碁决战”的时代。其实使用中文就是中日围棋对抗赛。这一叫法在1985年访华时终于正式启用。从中日友谊赛到中日对抗赛，包括1966到1973年的中断，花了二十四、五年。

　　08

　　中日围棋擂台赛（一）

　　在中国队迅速进步的背景下，中日围棋擂台赛于1984年10月6日在东京隆重开幕了。这里首先从实际主办单位说起。日方是日本棋院机关报“碁週刊”。中方是国家体委所辖的新体育杂志社。而挂名主办单位则是中国围棋协会和日本棋院。后援单位是朝日新闻。赞助单位是日本电器集团NEC。此处的“实际”和“挂名”是实话实说，从一开始互相联系的就是这两家。擂台赛的每一局棋都登载于碁週刊，显然是名副其实的主办单位。中方以新体育杂志为主办单位，首先因为郝克强社长主编是位超级围棋铁粉。其次听说郝克强有中央高层亲戚关系。擂台赛成功举办有赖于老郝的魄力。

　　碁週刊作为出版物，当然要考虑提高发行量。中国队在进步，但是程度如何呢？有没有威胁到日本老大的地位呢？那就请看碁週刊主办的刺激性赛事吧。对于中方而言，所谓中日交流，迄今为止中日友谊赛的模式充斥大脑，从来没有想到过还能有擂台赛这种方式。而且输赢够恐怖的——对方一个人把我们全灭——有这个可能性——那怎么办？

　　围棋界领导层、技术高层最终的共识是：敌强我弱，事实不容回避；怯战于事无补；练兵正值良机。

　　赛事的经费条件，中方很满意。赢了有400万日元奖金，即使输了，还有100万日元出场费安慰一下。中日两国轮流举办，每一次比赛两场。中日双方的国际旅费均由日方负担。中方需要支出的仅仅是客队来访接待费和场地费。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只有一件麻烦事，就是外事手续和签证周期。国家体委的外事活动，每年年底都要制定明年的外事计划。到明年具体执行时，工作人员看到“计划内项目”几个字，那就是通行证，就是如何落实的问题。而1984年下半年的擂台赛双方一拍即合，头年年底前显然没有申报并获得通过，令外事部门措手不及。虽然有抵触，无奈压力山大，只能临时加项。还有一个没有规律的就是办理签证。一场比赛之前，谁输谁赢根本没法预测，比赛之后，等待外事部门的往往是签证急件。总体而言擂台赛无疑圆满成功，但外事部门的无名英雄们真是疲惫不堪。特别在此致敬！同理，两国棋院相关部门为顺利搞定日程也是绞尽脑汁，辛苦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首届擂台赛之后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擂台赛，日程的困难是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

　　09

　　中日围棋擂台赛（二）

　　强调一下，擂台赛的全称，中文是NEC杯中日围棋擂台赛。而在日本称为日中超级围碁NEC杯。碁週刊以外，在日本独家报道的是朝日新闻。而中国媒体的潜意识是，擂台赛既然是国家级的重要赛事，当然不能局限于哪一家，而是谁都可以报道，事实上，差不多所有媒体都在争先恐后。这也是中日两国国情不同之处。回想当年重要场次中方代表团出征之前，经常遇到记者采访：“请问日方对这一场比赛有何反应”？——实际上没有任何媒体的任何反应。除了朝日新闻（一般不做前瞻性的分析），谁都不可能吭声，不愿意吭声——可是我不能直截了当，怕被扣“简单生硬”的帽子，只有委婉地绕着圈子费口舌。

　　擂台赛成为聂卫平创造奇迹的舞台，成为中国队的“钢铁大门”。一人终结了三届，总成绩11连胜。聂卫平战绩的报道，频频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第一版甚至报眼。

　　以常人眼光看来，擂台赛于1996年12月27日终止。在总共举行的11届赛事中，中国队7胜4败，取得了宝贵的历史性胜利。终结过比赛的中方棋手是：钱宇平（第5届）、曹大元（第9届）、马晓春（第10届）、常昊（第11届）。日方棋手是：羽根泰正（第4届）、加藤正夫（1947—2004）（第6届）、淡路修三（第7届）、依田纪基（第8届）。而NEC认为，从第12届起，只是比赛形式改变为NEC杯中日三番棋决赛。出场赛事的是三部分棋手：双方国内的NEC杯优胜者；日本NEC俊英战和中国NEC新秀赛；日本女流本因坊战优胜者和中国女子全国赛冠军。获得其中两个三番棋胜利的就是优胜方。这一比赛形式可以形容为基础建设工程，功德无量。但是宣传效果显然不如前11届。赛事进行到2001年的第16届为止。另外，从1995年开始，还出台了中国NEC杯围棋赛，将在国内章节中阐述。

文如玉

幸会围棋之神吴清源（右）

　　媒体登场

　　“AI 邂逅围棋，是双方的幸运。”——在 2017 年的乌镇，柯洁大战阿尔法围棋的间隙，受弈客围棋网记者采访，笔者说了这么一句，采访者只允许说一句话。现在自我引用一下，权当本篇的引子。

　　这句话当时来不及展开。起码的一层意思是：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缩写，意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媒介来检验呢？有没有试金石？它在哪里？天无绝人之路，研究人员发现了围棋。围棋除了变化数目几乎无穷大，公开透明，不可能暗藏什么猫腻之外，它的棋谱几乎是免费的公共资源。这么看起来，AI 遇到围棋是何等的幸运啊！如果世界上没有围棋，AI 将多么困惑！从围棋的立场来看，在智力运动中没有被电脑超越的项目，早就只剩围棋了，颇有点金庸笔下“独孤求败”的味道。而死抱着“人类最后的尊严”的想法，只能是故步自封，对于开拓棋艺新境界而言毫无益处。阿尔法围棋的横空出世，首先是围棋界乃至全人类的清醒剂。从技法改进而言，即使不盲目崇拜，至少可以开拓棋手的思路。阿尔法围棋的各种正面效应，已经显现，相信还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AI 邂逅围棋，各有所需，擦出耀眼的火花，形成了空前的默契，可以描述为双赢。那么媒体邂逅围棋，或者说围棋邂逅媒体，会有怎样的精彩华章呢？首先中国棋院的历任领导，都十分重视媒体对于围棋事业不可或缺的作用，反复强调要依靠、支持、配合、感谢媒体朋友。我们来看看日本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20 世纪初叶，日本新闻媒体特别是报业集团逐渐崭露头角。报人发现，报道围棋与否直接关系到报纸发行量的大小，于是积极介入。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就成为领头人。《读卖新闻》的报道策略是：瞄准围棋界热点，组织实施争棋，争夺棋友眼球。

　　田村保寿（1874—1940）和雁金准一（1879—1959）同属本因坊秀荣的门下。秀荣的本意是要让雁金继承本因坊掌门人，但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落实。最终田村成为继承人，也就是本因坊秀哉。因此两者早就结下了梁子。后来，秀哉代表日本棋院，雁金代表棋正社，彼此因争夺管理职位而公开失和。于是读卖新闻社促成了两人的争棋。该局的时限为每方 16 小时。这局棋从 1926年 9 月 27 日下到 10 月 18 日。面对雁金的掏空，秀哉断然大开杀戒，屠龙成功，所以史称屠龙名局。最终结果，雁金超时被判负。秀哉技术表现堪称完美，但秀哉涉嫌滥用打挂特权，棋下到关键时刻秀哉就要打挂，这盘棋起码打挂了 4 次（也有说 6 次的），也引起一片质疑声。不管怎么说，读卖新闻成了真正的赢家。《读卖新闻》将棋局分谱，每天刊载一小段，长篇的观战记就登载了十几天，其间的报纸销量比平时猛增三倍。

　　读卖新闻社尝到甜头，对于主办争棋更加乐此不疲。恰逢吴清源（1914—2014）1928 年赴日后奇迹般地崛起，这就为安排争棋提供了绝好的基础。吴清源先后与木谷实（1909—1975）、雁金准一、藤泽库之助（1919—1992）（三次）、桥本宇太郎（1907—1994）（二次）、岩本薰（1902—1999）、坂田荣男（1920—2010）、高川格（1915—1986）下过打入十番棋（即升降十局赛）。吴清源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将对手降格为先相先（每三局上手二白一黑），甚至常先。吴清源的十番棋是悬崖上的争棋，只要失手一次，就会身败名裂，粉丝将会抛弃他，他的比赛生涯随时面临终结。吴清源的不败战绩，简直犹如神助。1956 年 11 月 27 日，读卖新闻正式宣布，打入十番棋至此全部结束，不再举行。以此为标志，日本围棋界进入了头衔战（大致定型于七大头衔战）纷纷出台的新时代。

　　回顾以上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时，笔者醉了。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历史竟然会如此惊人地相似吗？读卖新闻恰似谷歌，争棋犹如人机大战，那么阿尔法围棋就是本因坊秀哉、吴清源了。

文如玉

笔者与郝克强（左）

　　走向体制外

　　日本头衔战逐渐火红的年代，正是新中国围棋事业处于体制内平稳发展的时代。

　　1978 年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春江水暖鸭先知，围棋界于 1979 年 7 月就推出了“新体育杯”。这是由中国围棋协会（而不是体委）和新体育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体制外赛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出席开幕式。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围棋界勇敢探索改革新路。时任新体育杂志社社长郝克强是这一新生事物的主要倡导者。对比前文所述日本棋战，显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闻棋战”或是“头衔战”。

　　“新体育杯”标志着在中国体制内赛事依然正常运行的背景下，体制外赛事已经开始萌芽。虽然赛制和参赛人数已经年久淡忘，但冠军奖金只有 80 元人民币仍然是一个记忆点，对比现在的奖金数额，恍若隔世。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与不设冠军奖金的体制内赛事相比，就有本质的不同，就是改革走出了第一步。万事开头难，当时谁能预见到后来围棋赛事的火红程度呢？

文如玉

1976 年中国代表团参观日本棋院特别对局室“幽玄”

　　中日友谊赛

　　回顾 1960 年，中日两国还处于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当然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开展民间交流是缓和对抗的理智途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日本参议员松村谦三共同倡导的中日围棋交流就于 1960 年 5 月起步了。当时中国的水平很低，完全是受教方，没有半点对抗的意思，所以叫中日围棋友谊赛，名副其实。

　　1966 年 11 月日本代表团来访，这是中国“文革”前的最后一次中日友谊赛，此后赛事中断。牵头赞助友谊赛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和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全国本部。1973 年友谊赛重新恢复，牵头赞助方改为读卖新闻社，日中友协依然参与。单年日方来访，双年中方出访。出访代表团的棋手一共 8 人，包括女棋手。每次活动都安排 7 场比赛，所以对局总数是 56 局。日方的名单无论出访还是迎访，棋手都由职业男、女棋手和业余强豪等三部分组成。中国队出访时，强手相对集中，而迎访时上场的面相对变宽，所以出访胜率高于来访。中国队的总胜率随着“聂旋风”的出现而逐年上升。1976 年，27 胜 5 和 24 负，中国队首开出访纪录。

　　1978 年，日方东道主首次在 7 场中插入了三番棋，这是将中国队视为正式对手的标志。1980 年，32 胜 24 败。1982 年起陈祖德、华以刚等老棋手相继淡出，大量起用了逐渐成熟的 60 后新人，取得骄人战绩，43 胜 13 败！日本主办方大跌眼镜。于是1983 年的来访代表团，棋手名单史无前例：没有业余强豪了，清一色职业高段。由石田芳夫、小林光一、石井邦生（井山裕太之师）、苑田勇一等 4 名九段和 4 名八段选手组成。出访前石田团长公开宣布：代表团的目标是总成绩 40 胜以上。这意味着每人都得 5 胜 2 败以上。对此，中国队对内对外都没有吭声，只是在出场办法上作了改变。原来，一直以来的出场办法，都是下完一场，晚上经过领导层讨论之后，才通知对方第二天的上场名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竞技状态好的棋手出场多一些。记得连出访时都这么办。这样对日方当然不够礼貌，也不方便，但是日方对此从未吐槽。这一次，中方一揽子交出了所有场次上场名单。最后结果虽然是日方 31 胜 25 败，日本大胜，但是与石田的至少 40 胜的目标，差距也是显而易见。

　　1984 年，访日代表团更加年轻化。东道主强调，现在已经是“日中围棋决战”的时代。其实使用中文就是中日围棋对抗赛。这一叫法在 1985 年 5 月坂田荣男代表团访华时终于被正式启用。这个代表团成员段位之高又创新纪录，由 6 名九段和 2 名八段选手组成。中国队取得 26 胜 26 负 1 和的历史最好成绩，属于重大突破。

　　特别是其中的三番棋，5 胜 1 和 1 负，被坂田荣男表述为“惨败”。坂田还认为，这次比赛表明日中之间的差距极小，日中围棋已进入真正的对抗时代。从中日友谊赛到中日对抗赛，包括 1966 到 1973 年的中断，一个关键词的改变，我们花了二十五年。本书另附新作《1960 年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始末——新中国与日本围棋外交溯源》一文，对 1960 年中日围棋友谊赛的缘起作了深入的探索，对围棋在中国外交工作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进行了详尽分析，是笔者最新的思考和视角。这篇新作是应约为《中华读书报》撰写的专稿。

文如玉

第 16 届 NEC 杯中日围棋对抗赛现场

　　中日围棋擂台赛

　　一

　　在中国队迅速进步的背景下，中日围棋擂台赛于 1984 年 10 月 6 日在东京隆重开幕了。这里首先从实际主办单位说起，日方是日本棋院机关报棋周刊社，中方是国家体委所辖的新体育杂志社。而挂名主办单位则是中国围棋协会和日本棋院，后援单位是朝日新闻。赞助单位是日本电器集团 NEC。此处的“实际”和“挂名”是实话实说，从一开始互相联系的就是这两家。擂台赛的每一局棋都登载于《棋周刊》，显然是名副其实的主办单位。中方以新体育杂志社为主办单位，因为郝克强社长是位超级围棋铁粉，擂台赛成功举办有赖于老郝的魄力。

　　《棋周刊》作为出版物，当然要考虑提高发行量。中国队在进步，但是程度如何呢？有没有威胁到日本老大的地位呢？那就请看棋周刊社主办的刺激性赛事吧。对于中方而言，提起中日交流，中日友谊赛的模式充斥大脑，从来没有想到过还能有擂台赛这种方式。而且输赢够恐怖的——对方一个人把我们全灭——有这个可能性，那怎么办？

　　围棋界领导层、技术高层最终的共识是：敌强我弱，事实不容回避；怯战于事无补；练兵正值良机。

　　赛事的经费条件，中方很满意，赢了有 400 万日元奖金，即使输了，还有 100 万日元出场费安慰一下。中日两国轮流举办，每一次比赛两场。中日双方的国际旅费均由日方负担，中方需要支出的仅仅是客队来访接待费和场地费。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只有一件麻烦事，就是外事手续和签证周期。国家体委的外事活动，每年年底都要制订明年的外事计划。到明年具体执行时，工作人员看到“计划内项目”几个字，那就是通行证，就是如何落实的问题。而 1984 年下半年的擂台赛双方一拍即合，头年年底前显然没有申报并获得通过，令外事部门措手不及。虽然有抵触，无奈压力大，只能临时加项。还有一个没有规律的就是办理签证。一场比赛之前，谁输谁赢根本没法预测，比赛之后，等待外事部门的往往是签证急件。总体而言，擂台赛无疑圆满成功，但外事部门的无名英雄们真是疲惫不堪。特别在此致敬！同理，两国棋院相关部门为顺利搞定日程也是绞尽脑汁，辛苦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首届擂台赛之后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擂台赛，日程的困难是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

　　二

　　擂台赛的全称，中文是 NEC 杯中日围棋擂台赛。而在日本称为日中超级围棋 NEC 杯。《棋周刊》以外，在日本独家报道的是《朝日新闻》。而中国媒体的潜意识是，擂台赛既然是国家级的重要赛事，当然不能局限于哪一家，而是谁都可以报道，事实上，差不多所有媒体都在争先恐后。这也是中日两国国情不同之处。回想当年重要场次中方代表团出征之前，经常遇到记者采访：“请问日方对这一场比赛有何反应？”——实际上没有任何媒体的任何反应。除了《朝日新闻》（一般不作前瞻性的分析），谁都不可能吭声，不愿意吭声——可是我不能直截了当，怕被扣“简单生硬”的帽子，只有委婉地绕着圈子费口舌。

　　擂台赛成为聂卫平创造奇迹的舞台，成为中国队的“钢铁大门”。一人终结了 3 届，总成绩 11 连胜。聂卫平战绩的报道，频频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第一版甚至报眼。以常人眼光看来，擂台赛于 1996 年 12 月 27 日终止。在总共举行的 11届赛事中，中国队 7 胜 4 败，取得了宝贵的历史性胜利。终结过比赛的中方棋手是：钱宇平（第 5 届）、曹大元（第 9 届）、马晓春（第 10 届）、常昊（第 11 届）。日方棋手是：羽根泰正（第 4 届）、加藤正夫（1947—2004）（第6 届）、淡路修三（第 7 届）、依田纪基（第 8 届）。而 NEC 认为，只是从第 12 届起，擂台赛比赛形式改变为 NEC 杯中日三番棋决赛。出场赛事的是三类棋手：双方国内的 NEC 杯优胜者；日本 NEC 俊英战和中国 NEC 新秀赛；日本女流本因坊战优胜者和中国女子全国赛冠军。获得其中两个三番棋胜利的就是优胜方。这一比赛形式可以形容为基础建设工程，功德无量。但是宣传效果显然不如前 11 届。赛事进行到 2001 年的第 16 届为止。另外，从 1995年开始，还出台了中国 NEC 杯围棋赛。

文如玉

中国围棋现任天元 连笑九段

　　天元赛登台

　　擂台赛使围棋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围棋爱好者爆发式增长。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围棋界的日常训练和比赛仍然停留在体制之内，国家围棋队仍隶属于国家体委训练局，全国三大赛仍然是最重要的赛事。擂台赛实际出场的毕竟只是少数几个人。围棋界亟待改革，围棋手翘首期盼改革。

　　改革的途径和方法显然是增加比赛，创办像日本新闻棋战那样的赛事。1987 年 2 月下旬，元宵节刚过，上海老资格新闻媒体《新民晚报》就派出得力班子专程来到北京，与中国围棋协会共商创办天元赛事宜。提出的方案是：一、首先确定聂卫平、马晓春、曹大元这三个种子。二、由协会提名十六人，进行四轮单败淘汰，决出第一名。三、以上四人经抽签分为两组，分别进行三局两胜制。四、以上两组胜者也采用三局两胜制，决出冠军。三局两胜过程中如果下成一比一，则第三局采用 30 秒一手的快棋。半决赛和决赛从 3 月上旬至 12 日在上海进行。五、由于决策过程仓促，来不及找赞助单位，拟使用报社自有资金 1000 元（当时工资 100 多元就算高的，笔者注）。

　　新民晚报社雪中送炭，国家队由衷感谢。但是不少队员对于预设三个种子抵触情绪较强，认为有失公平。而晚报方面认为，聂卫平厥功至伟，不作为种子说不过去，但是只设一个种子又显得过于突出个人，也不容易编排，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方案。队员们对于参赛总人数偏少也有微词。协会的最终意见是：十分感谢新民晚报。晚报已经有了一揽子方案乃至具体日程，如果另起炉灶很有可能费时费力，前景并不明朗。所以原则上接受提案。晚报使团充分感谢协会的谅解，认为带来的方案虽有一定的理由，毕竟不是尽善尽美，会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改进。天元赛终于进入了实施阶段。当时笔者担任中国围棋队领队尚不足半年。队员不便向客人吐槽，多有向笔者发泄的。笔者相信，只要看准方向，不涉嫌谋私，总会得到理解。

　　作为后话，第一届天元赛的“预设种子门”此后没有再出现过。参赛人数逐步增加，第四届增为 26 人，第六届增为 28 人，第七届增为 32 人。中日国情不同，经济水平不同，围棋的发展水平也不同。职业棋手不能尽数参赛其实并不是天元赛独有的问题，围棋协会主办的其他赛事也有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前进中的问题，协会也在不断改进。最近许多全国性新闻棋赛，不仅有本赛、预赛，甚至还有网上选拔赛，不仅有职业棋手参赛，甚至吸纳了业余棋手。说明这个问题日益趋于解决。

　　在天元赛 30 周年的纪念文章中，笔者提到，从来没有与《新民晚报》有关人士交流过，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办赛。而实际上此后各种国际国内大赛犹如雨后春笋，1988 年堪称国际围棋元年。天元赛创立在先，可谓先知先觉。

　　答案明明白白。想到当时的白纸黑字竟然这么没水平，不禁几分汗颜。

文如玉

人民日报上的《四杰弈经》栏目

　　名人战诞生

　　出乎意料的是紧跟着《人民日报》系统也开始办围棋赛了。1987 年担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的袁先禄热衷于推广中华文化，围棋理所当然进入他的视野。他请陈祖德、聂卫平、华以刚、罗建文（1943—2017）《四杰弈经》预告 等四人在海外版开设了《四杰弈经》栏目，并且动员体育部陈昭等骨干，积极筹划围棋赛事。陈昭向我介绍：苏联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不组织任何体育赛事。看到人民日报社办的一切事情，基层群众会认为这是党中央的意志，影响力会非常大。陈昭认为，第一大报办赛就要用最响亮的赛名，当然是棋圣战。华以刚委婉建议，“棋圣”这两个字在当时比较敏感，最好暂时回避一下。而唐代就有棋手被称为名人的，日本围棋界也有名人这一说法。日本围棋界的名人称谓源于幕府时代。棋艺最高、地位最高的才能叫名人，又称九段，在整个围棋界独此一人。曾为争夺名人宝座，演绎出许多“争棋”。

　　当今日本三大赛里也有名人战。这个名人有效期仅一年，当然不同以往，但是名人战的名号依然响亮。我们可不可以叫名人战呢？陈昭直率干练，从善如流，立刻表示赞同。这就是名人战的缘起内情。名人战的冠亚军决赛，从一开始就是五战三胜制，也是刻意暗暗模仿日本的五番胜负，并非偶然撞上了什么运。总之名人战由此顺利起步。

《四杰弈经》之《开场白》

《四杰弈经》之《不是新型  老 将败北》

《四杰弈经》之《绝妙的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