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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骆艺 | 崎峻文化 崎峻军史周刊 1959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古巴建立起新政权后，结束了古巴作为美国附庸国的历史，而卡斯特罗所展示出的外交独立性和社会主义倾向也令古巴与美国的关系逐渐恶化。对于在拉美“后院”中突然涌现出的这股清新的“泥石流”，美国选择了其一贯做法：颠覆政权，换个听话的上台。1961年4月17日，一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和武装起来的由古巴反卡斯特罗流亡者组成的1500余人的雇佣军——第2506旅在古巴猪湾（Bahía de Cochinos）登陆，企图以武力方式颠覆卡斯特罗政权。但事与愿违，仅过了2天，这支雇佣军便被古巴军民全歼，这便是著名的“猪湾事件”。这一事件对美国来说是政治上的极大失误，让美国政府和刚上台的肯尼迪总统在国内外都丢了个大人；而卡斯特罗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美国的行为令古巴产生严重危机感，进一步向苏联靠拢，古巴和苏联两国的不断接近最终酿成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本刊将分上下两篇，向读者介绍这场在“冷战”史上刻画下浓重一笔的历史事件。本文为上篇，讲述美国和古巴交恶的历史，以及中情局在20世纪60年代初武装颠覆古巴政权的准备工作。 卡斯特罗的反对者1958年底，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军在历经2年的武装斗争后，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古巴独裁政权随着1959年1月1日重镇圣克拉拉市（Santa Clara）被革命军攻占而崩溃，同一天，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卷着他搜刮而来的3亿美金逃离古巴，流亡多米尼加。古巴建立起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政权，1959年2月16日，卡斯特罗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同时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 上图是1938年在华盛顿，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与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林·克雷格（Malin Craig）参加休战纪念日的游行活动。1933年9月，巴蒂斯塔发动史称“中士兵变”的武装政变，使其一跃成为古巴政府军参谋长。1936年，巴蒂斯塔出任国防部长兼政府军总司令。1940年，巴蒂斯塔当选总统；1944年因政治斗争失败逃亡到美国，但1952年再度发动军事政变，重新夺回总统之位。在巴蒂斯塔的背后有美国财团及黑手党的支持。作为古巴独裁政权的统治者，他擅长以秘密警察等手段镇压反对派。 ■ 上图是1958年6月26日，在山区打游击的革命军首脑卡斯特罗（左）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留意切·格瓦拉左臂上的“7·26”臂章，这是卡斯特罗组建的革命组织的名称。卡斯特罗于1953年7月26日发起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Moncada）的武装起义，因失败而被古巴当局判刑，后流亡墨西哥。他所创立的革命组织便称为“7·26运动”组织。在墨西哥，他和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结识了毕生的革命战友格瓦拉，他们集结起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于1956年11月25日乘船返回古巴，发动武装斗争。经过2年艰苦卓绝的山区游击战争，卡斯特罗的革命军成功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 ■ 上图是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右）率部进入古巴首都哈瓦那。手持汤普森冲锋枪、坐在他身边的是其亲密战友、革命军第4纵队指挥官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卡米洛是革命军元老，与格瓦拉同为革命军中最出色的指挥官，是卡斯特罗的左膀右臂。古巴革命胜利后，卡米洛于1959年10月28日因飞机出事不幸遇难。 ■ 上图也是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受到古巴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时，古巴国内存在着很多对新政权不满的异议人士，以及意图推翻新政权的反革命团体和前政权叛乱武装。在古巴革命胜利不久，古巴的一些激进的反革命团体便企图通过暴力颠覆新政权，他们效仿卡斯特罗的革命方式，组建游击队以艾斯坎布雷山区（Escambray）为基地四下活动，攻击政府武装，最后酿成了长达6年的艾斯坎布雷山区叛乱（Escambray Rebellion，1959-1965）。例如，1961年4月3日，反政府武装在巴亚莫市（Bayamo）的军营制造了一起炸弹袭击事件，炸死4个民兵，另外有8人受伤。1961年4月6日，马坦萨斯港（Matanzas）的好时糖工厂（Hershey Sugar）遭到破坏。1961年4月14日，阿加皮托·里维拉（Agapito Rivera）领导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拉斯克鲁塞斯（Las Cruces）、蒙特姆（Montembo）、拉斯贝拉斯（Las Villas）等地与政府军发生交火，造成数名政府军伤亡。同一天，一架古巴客机被劫持至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Jacksonville）。更重要的是，这些异议人士和反政府武装具有深厚的国外背景，得到了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政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国外势力的各种援助。 ■ 上图是1960年在艾斯坎布雷山区，一队古巴反政府游击队人员合影，他们面前摆着一挺勃朗宁M1917型机枪。这些反卡斯特罗武装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各种资助。 古巴新政权在成立伊始便对这些反政府活动进行了镇压，先后逮捕了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对被逮捕者，古巴政府并没有采用原巴蒂斯塔政权的酷刑进行迫害，但牢里的日子让这些人并不好过，心理上的折磨、单独关押、忍饥挨饿、粗暴对待、恐吓等让他们如身处地狱。在古巴的一些报刊编辑和记者开始对政府表现敌意后，亲卡斯特罗的工会介入。1960年1月，古巴政府正式对新闻媒体采取审查制度。另外，卡斯特罗政权建立后，在全国各地对旧政权的许多人员进行了审判，并处决了数以百计的人。虽然这一做法在古巴广受欢迎，但一些批评人士、尤其是美国媒体就此指责其中的很多审判有失公正，并谴责古巴新政权“对复仇比正义更感兴趣”。卡斯特罗强烈反对这种指责，并宣称“革命的正义并非基于法律规则，而是道德信念。” 古巴新政权的外部环境也并不乐观，首先他们要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古巴从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就是美国的附庸国——甚至可说是殖民地。在巴蒂斯塔统治时期，具有美国中情局背景的美国财团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操纵着古巴银行、铁路、电力、通信等国家基础经济行业，经营着专门服务外国人的高档餐厅和酒店，赚得盆满钵溢；美国黑手党也将古巴视为自己的乐园，古巴首都哈瓦那（Havana）对富豪来说，是美酒、毒品、女人有求必应的“魔都”。而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使这一切都有被改变的可能。而且当时正处于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下，古巴革命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建立，对美国来说是难以忽视的。 ■ 上图是古巴革命前的经济状况。1952年， 古巴国民总收入为20亿比索。至1955年2月， 古巴总人口为5829029人。国民总收入在拉丁美洲各国排名居上，但从西班牙殖民统治时代以来就实行的大庄园土地所有制，令古巴贫富差距悬殊。而且，基础产业50% 以上为美国资本所掌控，进出口贸易也被美国占据了大部分，革命前的古巴实质上可以说是美国殖民地。古巴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蔗糖，由于产业单一，古巴经济极易受到世界糖业需求和国际糖价的影响。1952年后，国际糖价的下跌，给予了古巴经济很大打击。经济的困窘、巴蒂斯塔政权末期的独裁和贪腐，致使反政府和反美运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上图是1954年古巴首都哈瓦那棒球场外的一处贫民窟，不远处是一个赌场的海报。 从地缘战略上看，古巴地处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北部，西濒墨西哥湾，东临大西洋，北面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隔着佛罗里达海峡遥遥相望，距美国仅217公里，这一位置相当于美国的裤裆，美国自然要对其加以控制。其实，在美国看来，谁上台并不重要，不过就是换个代理人，但前提是要听美国爸爸的话。巴蒂斯塔也是政变上台的，他以美国唯马首是瞻，美国很快便承认了他的统治地位。卡斯特罗政权建立后，尽管卡斯特罗在意识形态上左倾，但与强邻为伴，新政府也希望得到世界上更多国家承认和支持，希望得到美国的认可，因此依然对美持以友好态度，美国政府也很快就承认了古巴新政府。1959年4月15日，卡斯特罗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他的风采甚至迷倒了大批美国人，收获了大批“粉丝”。不过，随着卡斯特罗在古巴展开经济改革，两国的蜜月关系以流星般的速度终结。 ■ 上图是古巴的地理位置图，可以看到其位置之关键。 ■ 上图是1959年4月，卡斯特罗率团访问美国时，参观林肯纪念堂并敬献花圈。卡斯特罗当政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便是美国。1959年4月，卡斯特罗应美国新闻俱乐部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10天的访问活动。但卡斯特罗在美国政界受到了冷遇，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与他会面，与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会谈也不欢而散，因为卡斯特罗政权需要摆脱对美的经济附庸，收购美国在古巴的资产，这严重触犯了美国财团的利益。 ■ 上图是1959年4月在华盛顿，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来访的卡斯特罗会面。两人的交流并不愉快，尼克松认为古巴新政权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卡斯特罗告诉他，他是民族主义者。 ■ 上图是1959年4月22日卡斯特罗访美期间，19岁的美国女孩格拉迪斯·费霍（Gladys Feijoo）向正给她签名的卡斯特罗献吻。访美期间，卡斯特罗一身橄榄绿军装、满脸虬髯的形象，硬汉魅力十足，大批美国民众为之倾倒，美国媒体将他称为“国际政坛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美国著名男影星）。 ■ 上图是1959年4月卡斯特罗访美期间，纽约中央公园外聚集了3.5万名群众等着一睹他们的偶像卡斯特罗的风采，当时现场出动了1000名警察维持秩序。 ■ 上图是1959年4月24日在卡斯特罗下榻的酒店，卡斯特罗接见来访的皇后区学校的孩子们，这些孩子在模仿卡斯特罗的虬髯。 古巴新政权建立后，政府要求古巴的炼油厂对购自苏联的原油进行加工，这些炼油厂当时是控制在美国埃索和标准石油公司（Esso and Standard Oil）、英核壳牌石油公司（Anglo-Dutch Shell）手中的，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这些公司拒绝了古巴政府的要求。卡斯特罗的回应简单粗暴直接：没收这些炼油厂并将其国有化。为了报复卡斯特罗，美国取消了对古巴经济的支柱商品——糖的进口。这一行为促使卡斯特罗将美国在古巴所拥有的资产——包括银行、糖厂等企业直接国有化。1960年3月4日，一艘名为“拉科布雷”号（La Coubre）的法国船只在哈瓦那港发生爆炸，这艘船上满载古巴从比利时购买的武器弹药，致使爆炸威力极为恐怖，给哈瓦那港平民造成严重伤亡。虽然爆炸原因不明，但卡斯特罗公开表示，美国对此犯有破坏罪行，这一事件导致美国与古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化。1960年10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除了药品和某些食品，禁止大部分物资对古巴出口，这标志着美国对古巴经济封锁的开始。对此，古巴以牙还牙，于10月14日控制了383家私营企业，10月25日更进一步查封了包括可口可乐（Coca-Cola）、西尔斯巴罗克公司（Sears Roebuck）在内的美国在古巴的166家企业的资产并将其国有化。12月16日，美国彻底结束了对古巴糖的进口配额。另外，在1960年，古巴政府无偿征收了联合果品公司在古巴的27万英亩的土地，致使该公司元气大伤，美国资本家们损失严重。而古巴的国有化政策也严重打击了富裕阶层，让他们的财富大幅缩水，大批不满卡斯特罗政策的古巴人纷纷离开古巴，移居美国，美国迈阿密成为古巴反卡斯特罗人员的主要聚居区。这些人对新政权充满不满甚至憎恨，希望在美国帮助下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由此，迈阿密也成为后来美国招募反卡斯特罗雇佣军的主要兵源地。 ■ 上图是1960年1月1日，两名古巴士兵守卫在美国德士古公司（Texaco Company）的入口处，该公司主要经营炼油，已经被古巴国有化。1959年10月，卡斯特罗政府便将上百家美国在古巴的企业强行国有化，1959年12月，美国对古巴进行了经济制裁。 ■ 上图是1960年3月4日哈瓦那港口，法国货轮“拉科布雷”号发生爆炸的瞬间，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 上图是在爆炸中被严重破坏的法国货轮“拉科布雷”号，当时切·格瓦拉正在土地改革研究所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到现场指挥救助工作。 ■ 上图是1960年3月4日“拉科布雷”号爆炸现场，被波及的无辜群众。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在75-100人之间，超过200人受伤。 ■ 上图是1960年3月5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古巴军民为抗议“拉科布雷”号商船爆炸事件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是古巴政府首脑。从左至右分别是卡斯特罗、曾担任古巴新政权首任总统的曼努埃尔· 乌鲁蒂亚· 列奥（Manuel Urrutia Lleó）、切·格瓦拉、拉米罗·巴尔德斯（Ramiro Valdes）。 两国在经济领域龌蹉不断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日益担心卡斯特罗政府将要把古巴引导到什么方向上，如果其倒向苏联，这就相当于“北极熊”的利爪将有机会拽住“白头鹰”的“蛋蛋”，这对美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古巴也确实如此，自从1960年2月，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访问古巴，宣布对古巴提供援助后，美国开始停止对古巴的援助。而古巴也“不负众望”地倒向社会主义阵营。1960年8月，在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举行的一次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简称OAS）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托（Christian Herter）公开宣布卡斯特罗政府正“忠实地遵循布尔什维克模式”，建立一党专政政体、政府掌控工会、压制公民自由、取消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此外，赫托还宣称，国际共产主义正将古巴作为西半球的“行动基地”来传播革命，并号召美洲国家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起而谴责古巴侵犯人权。卡斯特罗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跟美国打起了嘴炮，就其于1959年4月访问美国时看到的纽约黑人和工人阶级待遇进行了谴责，并讥讽纽约是“超级自由、超级民主、超级人道、超级文明的城市”，卡斯特罗还说，美国穷人正生活在“帝国主义怪物的内脏里”，他还抨击美国主流媒体，称它们已被大财团控制，成为资本家的喉舌。 ■ 上图是196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卡斯特罗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亲密拥抱，这也是两国亲密关系的一个象征。 ■ 上图是1960年9月26日在联合国现场，卡斯特罗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对美国进行了谴责，说他领导的革命结束了古巴作为“美国一个殖民地”的状态，但美国仍然相信它“有权促进和鼓励我们国内的颠覆运动。”这场经典的演讲也创造了联合国演讲的最长时间记录：4小时29分。 1960年8月，中情局联络芝加哥的美国黑手党组织科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打算暗杀古巴政府首脑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请求其在古巴的势力进行协助。作为交换，如果行动成功，美国在古巴扶植起亲美政权，美国同意黑手党在古巴获得赌博、卖淫和贩毒的垄断地位。 中情局在行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中情局首先提出了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想法。这个如今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成立于1947年，它的出现完全是“冷战”的产物，最初组建目的是为了反击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活动，随着感知到“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越来越大，中情局的活动领域也响应扩展，囊括一系列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秘密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而这也常导致很多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残暴独裁统治政权的出现。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是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而提出入侵古巴计划的是中情局负责行动策划的副局长小理查德·M·比斯尔（Richard M. Bissell, Jr.），他组建了一个名为5412委员会（5412 Committee）的特别小组，召集了一批特工协助他密谋一系列“黑色行动”，这些人中很多都参与过危地马拉（Guatemala）政变活动。 ■ 左上图是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右上图是副局长比斯尔。 1960年3月17日，中情局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称NSC）提出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并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支持。该计划的第一个目标便是用一个“更容易被美国所接受的方式、且更致力于古巴人民真正利益的政府来取代卡斯特罗政权，这个方式要避免出现任何美国介入其中的现象”。 1960年8月18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1300万美元的行动预算。到了1960年10月31日，中情局直接指挥的针对古巴的游击队渗透和补给品空投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由此，进一步的游击战策略被最初提议的最少1500人的两栖突袭方案所取代。1960年11月18日，艾伦·杜勒斯和小理查德·M·比斯尔首先向即将取代艾森豪威尔的新总统当选人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介绍了行动计划大纲——当时，两名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在竞选中都表示需对卡斯特罗持以强硬态度。因为具有策划危地马拉政变中所积累的经验，杜勒斯对中情局颠覆古巴现政府充满信心。1960年11月29日，艾森豪威尔会见了中情局的首脑，以及国防部、国家财政部门的大佬们，并讨论了行动计划，没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另外，这么做的目的还在向肯尼迪显示这一行动计划的价值，以争取其上台后能继续推行这一计划。12月8日，比斯尔向他的特别小组提供了行动大纲，但拒绝提供细节资料用于书面记录。 ■ 上图是1960年7月，杜勒斯与肯尼迪交谈。后来，“猪湾事件”导致杜勒斯从中情局局长的职位上黯然离开。 1961年1月28日，新任总统肯尼迪与所有主要部门接受了中情局关于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最新的计划报告，行动代号为“冥王星”（Operation Pluto）。根据行动计划，大约有1000名武装分子乘船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东南约270公里的特立尼达（Trinidad）登陆。特立尼达位于圣斯皮里图斯省（Sancti Spiritus）的艾斯坎布雷山区的山麓地带，这里拥有良好的港口设施，接近众多古巴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区域，有一个易守难攻的滩头阵地，以及一条进入艾斯坎布雷山区的逃生路线。不过这一计划随后被国务院和肯尼迪否决。肯尼迪否决在特立尼达登陆的主要原因是这里的机场不够大，无法容纳B-26轰炸机，而B-26将在入侵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它会破坏这场入侵只是“古巴人民的起义，并没有美国参与”的表象，这一点需要慎重解决。对此，中情局提出了一个替代计划，这便是后来的猪湾入侵计划。 1961年4月4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代号为“萨帕塔”行动（Operation Zapata）的猪湾入侵计划。在“萨帕塔”行动中，登陆地点改在了古巴猪湾附近的海滩上，猪湾位于圣克拉拉省（Las Villas Province），哈瓦那东南150公里处，特立尼达以东，这里比特立尼达更远离大规模平民聚居区，有一个不需要拓展至轰炸行动的机场，这可以在万一行动曝光之时，美国更容易否认曾参与此事。根据行动计划，武装分子的具体登陆地点将在猪湾附近的吉隆滩（Playa Girón，代号“蓝滩”）、拉尔加滩（Playa Larga，代号“红滩”）和卡莱塔布埃纳水湾（Caleta Buena Inlet，代号“绿滩”）。 ■ 上图和下图都是古巴猪湾的具体位置。 另外，在1961年3月3日，中情局扶植古巴流亡者在美国迈阿密（Miami）成立了流亡政府——“古巴革命委员会”（Cuban Revolutionary Council，简称CRC），由古巴前政府总理何塞·米罗·卡多纳（José Miró Cardona）领导。 打造雇佣军在这场入侵行动中，中情局负责行动策划、招募雇佣军、训练并武装雇佣军等多项工作。其中，负责招募古巴流亡者的是中情局副局长比斯尔负责的特别小组的特工杰勒德·德罗尔（Gerard Droller）和小埃弗里特·霍德华·亨特（Everette Howard Hunt, Jr.），其中前者还负责筹建古巴流亡政府。具体的规划、训练及军事行动则由此次行动的项目主管、中情局官员雅各布·埃斯特莱恩（Jacob Esterline）、被中情局雇佣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杰克·霍金斯（Jack Hawkins）和斯坦利·W·贝利上校（Stanley W. Beerli ）负责，他们直接受比斯尔副局长及其副手特雷西·巴尔内斯（Tracy Barnes）指挥。 ■ 左上图是杰勒德·德罗尔，右上图是小埃弗里特·霍德华·亨特，在猪湾入侵行动中，这两名中情局特工承担早期招募古巴反卡斯特罗流亡者组建雇佣军的任务。亨特还潜入哈瓦那，与各种不同背景的古巴人串联。 这里要提一下雅各布·埃斯特莱恩，此人1920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二战时被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中情局的前身）招募，曾在中国率领一支秘密战部队与日军作战。在朝鲜战争期间，埃斯特莱恩加入中情局，在弗莱克·威斯纳（Frank Wisner）领导的计划处（Directorate of Plans，简称DPP）工作，这个单位专职“宣传战、经济战、颠覆敌对国家政权（协助该国地下抵抗组织、援助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的反共产主义分子），以及包括破坏、反破坏、爆炸、撤离等预防性直接行动。”1954年，埃斯特莱恩被授命负责中情局“华盛顿特遣队”（Washington task force），成功在危地马拉策划政变，推翻了该国哈科沃·阿本兹总统（Jacobo Arbenz）的统治。同时，他还是中情局在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巴拿马情报站的负责人，可算是美国在拉美后院的“地头蛇”，因此被比斯尔副局长任命为猪湾入侵行动的总负责人。 ■ 上图是负责猪湾入侵行动的中情局官员雅各布·埃斯特莱恩。他也参与过中情局策划的暗杀卡斯特罗的阴谋，如在猪湾入侵行动的前几天，卡斯特罗的私人秘书胡安·奥尔塔（Juan Orta）便被中情局收买，准备对卡斯特罗下毒，但在动手前奥尔塔改变了注意，逃入委内瑞拉大使馆。 1960年4月，中情局开始在迈阿密地区招募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组建雇佣军。1960年6、7月间，中情局在佛罗里达州乌斯佩帕岛（Useppa Island）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各处基地——如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Homestead）等——对招募到的古巴流亡者进行了各种评估和培训。专业的游击战训练则放在巴拿马的古利克堡（Fort Gulick）和克莱顿堡（Fort Clayton）。这支由古巴流亡者组成的反卡斯特罗雇佣军最初仅有28人，其中10人都是前古巴官员。他们在刚开始时被告知，他们的训练经费是一位匿名的古巴富豪侨民所支付的，不过很快这些古巴人便猜到了谁才是真正的买单者，他们毫不掩饰地将所谓的匿名富豪称之为“山姆大叔”（Uncle Sam）。这支雇佣军的最高领导人是曼纽尔·阿蒂梅博士（Manuel Artime），军事指挥官则是一位在巴蒂斯塔和卡斯特罗政权下都坐牢的前古巴军官何塞·佩雷斯·圣·罗马（José Peréz San Román）。 阿蒂梅曾是卡斯特罗的部下，新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古巴土地改革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Reforma Agraria，简称INRA）在曼萨尼约地区（Manzanillo）的西罗雷东多（Ciro Redondo）第0-22区的二把手，不久流亡国外。1959年，他在国外成立一个名为“恢复革命运动”（Movimiento de Recuperación Revolucionaria，简称MRR）的反卡斯特罗组织。1960年5月，他与圣·罗马以及另外8名前古巴官员一起在迈阿密被中情局招募，参加武装入侵古巴的雇佣军。6月2日，他们一起被送往乌斯佩帕岛进行身体和心理评估，6月22日，阿蒂梅、圣·罗马及另外26人一起被送往巴拿马的古利克堡进行军事训练。 ■ 左上图是雇佣军的最高领导人曼纽尔·阿蒂梅，右上图是雇佣军指挥官何塞·佩雷斯·圣·罗马。 1960年11月，又有430人加入其中，这支部队被流亡者自己命名为第2506旅。对于规模不断扩大的古巴流亡者雇佣军，中情局将其步兵训练放在位于危地马拉太平洋沿岸的马德雷山脉中的雷塔卢莱乌（Retalhuleu）附近的中情局基地里（基地代号JMTrax）。1960年夏，中情局在雷塔卢莱乌新建了一个机场（代号JMadd，又称为拉约基地），为第2506旅提供空军方面的训练。该旅炮兵和机组人员的飞行训练是由里德·多斯特将军（Reid Doster）指挥的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人员负责，他们至少使用了6架涂有危地马拉空军标示的B-26“入侵者”轰炸机，这些B-26原来是美国在二战中使用的A-26型对地攻击机，1948年后改装为轻型轰炸机，并改称B-26，这些都是美国通过合法渠道提供的，但交货延迟了6个月。另外还有26架“入侵者”B-26，是美国人从军需库存里拨付的，需要先到第三方机场消除机身上明显的美军标志，以防止被清查来源。它们中的20架被改装成攻击机，拆除了防御性武器，在翼下挂梁添加副油箱和火箭弹吊舱，在必要时可支援第2506旅的战斗。第2506旅的伞兵训练则在危地马拉克萨尔特南戈省（Quetzaltenango）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进行；船舶操作和两栖登陆训练在波多黎各的别克斯岛（Vieques Island）展开；坦克训练放在了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Fort Knox）和乔治亚州的本宁堡（Fort Benning）进行；水下爆破和渗透在新奥尔良市的贝尔蔡斯（Belle Chase）。 ■ 上图是第2506旅的军旗，该旅又称为第2506突击旅（Brigada Asalto 2506）或古巴旅。 ■ 上图是第2506旅的臂章。 ■ 上图是训练中的第2506旅士兵，他们穿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二战时的“猎鸭人”迷彩，手中的武器是约翰逊M1941型半自动步枪。 ■ 上图是在危地马拉伞训的第2506旅成员。 ■ 上图是第2506旅的士兵在检查他们的补给品。 ■ 上图和下图都是1961年3月，在佛罗里达州训练的第2506旅人员，他们使用的是加装了瞄准镜的M1941型半自动步枪。 为了给古巴流亡政府和第2506旅建立海军，中情局还出资从迈阿密一家所有权属于古巴的公司购买了5艘货船——因为国务院已经表示，不能有美国船只介入入侵行动，这么做可以掩人耳目，一旦有事还可以把自己摘出来。按计划，这5艘船只中的前4艘：“阿特兰蒂科”号（Atlantico）、“卡比尔”号（Caribe）、“休斯顿”号（Houston）和“埃斯孔迪多”号（Rió Esondido）的任务是装满能维持雇佣军30天的补给和武器，并携带古巴流亡政府班子成员登陆古巴。它们将在美国新奥尔良装满物资，并航行到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Puerto Cabezas），这里也是第2506旅的集结地。另外，第2506旅还有2艘曾在二战中服役的老式步兵登陆艇（Landing Craft Infantry，简称LCI），它们是中情局的“幽灵船”，在入侵行动中担任指挥舰。补给船队的船员是古巴人，而步兵登陆艇的船员是美国人，是中情局从军事海运局（Military Sea Transportation Service，简称MSTS）借来的，一名中情局官员后来写道，这些来自MSTS的船员技术专业且经验丰富，可惜没接受过军事训练。 为了提高雇佣军的实战水平，1960年11月，第2506旅的新兵们还和美国海军一起参与了镇压危地马拉军官叛乱的行动。 入侵行动前，中情局趁夜用C-54型运输机将所有人员、武器和补给从佛罗里达州运到国外基地。1961年4月9日，第2506旅的人员、船只和飞机开始从危地马拉转移到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进行最后的准备。另外，C-46型运输机也被中情局用于危地马拉的雷塔卢莱乌省及一个中情局基地（代号JMTide，又有“欢乐谷”的昵称）和卡贝萨斯港之间的运输往来。这次行动，第2506旅全部人员1500余人悉数参与，美国还投入了8架B-26型轰炸机和5艘补给船只。 在这次入侵行动中，尼加拉瓜总统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将军（Miguel Ydígoras Fuentes）和危地马拉总统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莱将军（Luis Somoza Debayle）也为美国和雇佣军提供了设施和有限的后勤援助，但上述两国没有军事人员和装备直接受雇于此次行动。后来，两国政府接受了美国的军事训练援助和装备援助，其中包括中情局剩下的一些B-26。 ■ 上图是1961年4月13日，第2506旅的官兵在进行最后的训练。 ■ 上图是美军在二战中使用的道格拉斯A-26型“入侵者”对地攻击机，战后美国将其改装成B-26型“入侵者”轻型轰炸机，取消了机头位置的8挺勃朗宁12.7毫米机枪。当时，第2506旅和古巴革命军空军中都有这款飞机。 预 警美国主导的这场武装入侵行动并非达到瞒天过海的程度。古巴情报机构在事先便从其广泛的秘密情报网络得知了这一消息，其中一些消息是从迈阿密打探到的，一些是美国和外国报纸自己披露的，甚至还有些消息是第2506旅的一些人员自己吹牛逼时大嘴巴泄露的——这帮家伙可说是不折不扣的猪队友。 在入侵行动的几天前，古巴的一些反政府武装也活跃起来，屡屡制造破坏活动，如1961年4月13日，哈瓦那的埃尔恩坎托酒店（El Encanto）就发生了袭击事件，1名酒店工作人员身亡。这些活动都给古巴敲响了警钟。 ■ 上图是1961年4月13日在，哈瓦那的埃尔恩坎托酒店遇袭后现场。 “猪湾事件”前，古巴政府也得到了苏联克格勃特工奥斯瓦尔多·桑切斯卡·布雷拉（Osvaldo Sánchez Cabrera）和“阿拉贡”（Aragon）的警告，不过这两人在“猪湾事件”前后分别惨死。 关于行动消息事先被泄露一事，2000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题为“苏联已经掌握入侵古巴具体时间”的文章披露，中情局有资料表明当时苏联已经知道了入侵行动，但中情局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知肯尼迪。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1961年4月13日时，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了一条英语广播新闻，“预测”由中情局谋划并雇佣“不法分子”进行的一场入侵行动将在一周内进行，而“猪湾事件”确实在4天后爆发。 当时，古巴政府军——古巴革命军（Cuban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简称FAR）以卡斯特罗为武装部队总司令。1961年4月，古巴东部地区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劳尔·卡斯特罗，司令部设在东南部的港口古巴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西部地区的部队由切·格瓦拉指挥，司令部设在比那尔得里奥（Pinar del Río）；中央省份的军队则由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少校（Juan Almeida Bosque）指挥，司令部设在圣克拉拉。当时陆军装备有苏联的T-34中型坦克、IS-2重型坦克、SU-100型自行反坦克炮、122毫米榴弹炮、意大利105毫米榴弹炮，以及其他火炮和小型武器。古巴空军以劳尔·库尔贝洛·莫拉莱斯（Raúl Curbelo Morales）为司令，装备有美制B-26型轰炸机、英制霍克“海怒”（Sea Fury）型战斗机、美制洛克希德T-33型教练机，这些都是从巴蒂斯塔政府的空军中继承过来的。 ■ 上图是1961年1月1日在哈瓦那，参加阅兵游行的古巴革命军的T-34坦克。 另外，古巴军中还有苏联训练并提供的西班牙军事顾问，这些军事顾问在二战时期便在苏军中身居高位，其中级别最高的军事顾问是弗朗西斯科·奎他·德·米盖尔（Francisco Ciutat de Miguel）、恩里克·李斯特（Enrique Líster）、阿尔贝托·巴约（Alberto Bayo）等人，他们都是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西班牙共产党退伍军官，德·米盖尔便是当时古巴中部省区部队的军事顾问。 古巴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也预测到美国可能会进行一场武装干涉，他强调对广大平民进行武装的重要性：“所有古巴人都必须成为游击队员，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使用武器，而且如果有必要，每个人都能用武器捍卫国家。” 1961年4月，一场写入“冷战”历史的里程碑事件徐徐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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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9 00: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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