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宋词坛的顶流

文如玉

1

北宋流行歌坛第一代巨星开了一个好头，这个头开得太漂亮，无形中就给后继者带来了一些压力：传承可能相对容易，突破却是难上加难。谁又能想到，第一代巨星才刚刚陆续谢幕，第二代巨星就迫不及待地强势亮相了，而且这一轮的集体亮相一下子让人看蒙了。

为什么让人看蒙了呢？有两个原因。一是明星太多，让人眼花缭乱；二是神仙打架。第一代巨星虽然也有晏殊和柳永的雅俗分化，但他俩各自的阵营分得比较清楚，交集比较少，基本可以做到相安无事。第二代可就不同了，巨星太多，关系错综复杂，个性风格差异大，又互不买账，这就导致了神仙打架的局面。而且，这一轮神仙打架引发的争论在整个词的发展历史上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是持续发酵，成为贯穿词史的焦点话题。

当然，虽说第二阶段词坛上群星荟萃，但真正的顶流，从阵容上看，主要就是“1+4+2”阵形。

“1+4”，指的是苏门文人群，也就是苏轼加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这一门师生个个都是词坛高手，个个都是万众瞩目。

“2”，虽然不属于苏门文人群，可是跟苏门文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2”指的是晏殊的儿子晏幾道，另外一位则是贺铸。

在这个“1+4+2”的阵容中，我们《大宋词坛》重点讲其中的5位：苏轼、黄庭坚、秦观、晏幾道、贺铸。他们都具备超级高的辨识度，是星河中可以轻轻松松被指认出来的那几颗明星。

很显然，在第二代巨星阵容中，苏轼又是顶流中的顶流，而词史上从此开始的神仙打架，也多半可以归因于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元朝赵孟頫绘

那么，词史上的苏轼，到底做“错”了什么，竟然让宋代的流行歌曲“流”到苏轼这里的时候，好像来了个急转弯，掀起了让人预料不到的巨浪，引发了绵延不绝的热议？此前的词坛巨星，李煜也好，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人也好，虽然各自都有创新，也展现了自己的个性风采，但他们所做的，最多也就是拓宽了宋词这条河的河道，让这条河更为宽广而已，并没有改变河流的基本流向；但苏轼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不仅让宋词这条河的主干道变得更为宽广，还让这条河分出了一条支流，撒着欢儿奔向了另外一个方向，而且这条支流的气势越来越磅礴，俨然有了与主流分庭抗礼的趋势。如果说他的老师欧阳修在填词这个问题上有些漫不经心的话，那苏轼就显示出任性和强悍的自信了！

这个苏轼，到底对词做了什么？

我先说一个小故事，看看苏轼这种强悍的自信是如何显示出来的。

这个小故事，发生在熙宁八年（1075）的密州。这是苏轼从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的第二年。密州，既是苏轼仕途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词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密州知州是地方行政一把手，相当于密州市长，从副职到地方官，这当然算得上是仕途的一次跃升。但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在杭州，苏轼在张先的影响下，在词坛只是浅浅地试了一下水，那么离开“张先的杭州”后，密州时期的苏轼就算是以崭新的面貌强势入驻词坛了。我们熟悉的大量苏轼的名句都诞生在这一时期，比如说“诗酒趁年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等。依靠密州时期的这些典型词作，苏轼作为一个词人的人设就算是妥妥地设置成功了。

但是苏轼这个词人的人设一开始就和其他任何词人不一样。在苏轼之前，词人的人设是有一定标准的：如果你被定义为一个词人，那么你首先就要尊重流行歌曲传播的规律，尤其要尊重宋代流行歌坛由女歌手霸屏的情况，必须婉约凄美情意绵绵；还要尊重城市流行娱乐文化消费的基本规律，必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别玩老百姓听不懂的那些花样。柳永的“词人”人设就很完美，所以，所有在这个时期前后登台的词人无一例外都会以柳永作为评价的标准。当然，可以允许晏殊、欧阳修这样身份特别高贵的人打打擦边球，但即便是晏、欧，总体上也还是尽量尊重“词人”这个人设的普遍标准的。

苏轼就不同了，他一到密州就发狂了！是的，发狂！这个词可不是我说的，是苏轼自己说的。密州时期的一首词，可以说彻底摧毁了此前人们心目中既定的词人人设，而强势树立起苏轼这个叛逆型词人的新人设——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这是苏轼！

这首词，就是尽人皆知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第一句就石破天惊：“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不是承认了？不仅发狂，还发了和他年龄不匹配的“少年狂”。他带着所有的部下，骑着高头骏马，牵着大黄狗，扛着猎鹰，扫荡山林，兔子啊、野鸡啊，说不定还有老虎啊，统统射杀，满载而归，回来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夸口说：你们看！我打猎这么勇猛，连老虎都不怕，百战百胜，那要是率领三军将士上了战场，还不是百发百中、横扫千军、威震边防啊！

为什么说苏轼这一番发狂，强势推翻了词人的既定人设呢？

你能想象，一个千娇百媚的十七八岁少女，袅袅娜娜的、含羞带怨的、有着水汪汪大眼睛和樱桃小嘴的小美女，一开口，唱的却是北方爷们儿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吗？！

反正那画面，我是不敢想象的。

2

其实，苏轼虽然任性发狂，填了这么一首前无古人的词，他自己倒是极有自知之明的。他把这首词眷写下来寄给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既不无得意又勇于自黑地说：“近来写了不少歌词，虽然跟柳永没得比，但也还算‘自是一家’了。呵呵！前几天我在郊外打猎，打了个满载而归，一开心就写了这首‘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也不敢让女歌手唱，就找了几个东州壮士跺着脚、拍着大巴掌高歌了几遍。我也不用那些箫啊琴啊琵琶啊红牙板啊来伴奏，直接让人敲着鼓吹着笛给壮士们伴奏。那场面真壮观啊！我很得意，就把这首词写下来寄给你，没啥别的意思，就图个乐呵呗。”

当然，出自《与鲜于子骏书》的这段话我是把原文翻译成了白话文。但有两个关键词我引用的是苏轼的原文，一个词是“自是一家”，另一个词是“呵呵”。

“自是一家”就是苏轼任性和自信的公开宣言了！

别看这个公开宣言只有四个字，但这一定是北宋词坛最高调宣言之一！北宋词坛两次最高调的公开宣言，一次出自苏轼，另一次出自苏轼学生的学生李清照。他们俩观点截然相反，但都足够惊世骇俗。李清照我们以后再说，现在先来说说苏轼的“自是一家”到底表了一个什么态！

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其实包含了苏轼的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词坛的主流风格已经奠定，我呢，不是没认真学，只是学习效果不大好，所以我决定放弃了；

第二层意思，现在的主流词坛是柳永的天下，他呢，我是追不上了，所以，我也不想追了；

第三层意思，主流词坛不带我玩了，既然你们的游戏规则我玩不转，我也不想跟在你们后面玩了，准备另起炉灶了，我要跟你们“分家”！“自是一家”，言外之意就是，你们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词坛大家庭，唯独我不是，我单独成了一个家！

你看你看，苏轼是不是足够自信、足够霸气？

这就有点像奥林匹克马拉松比赛，苏轼是参赛选手之一，眼看着被领先的选手甩开了一大段距离，怎么追都追不上了，于是他干脆离开主赛道，从岔道上另外开辟一条赛道，一个人先跑上去自嗨！

名次可以不要，自己开心最重要！

可是他是谁？他是苏轼啊！他一个人乐颠乐颠在岔道上跑得欢，后面的人一看苏轼从那边跑了，就有点左顾右盼、无所适从了：到底哪条赛道才是正确的赛道呢？慢慢地，就有零零星星几个人犹犹豫豫跟着苏轼跑到岔道上去了。管他方向对不对呢，反正苏轼就是方向！于是苏轼就从一个人自嗨变成了带着一群人嗨，并且跑着跑着，这条岔道上跑的人越来越多，路也越来越宽，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跟主赛道一争高下。

后来人们把以前的主赛道称为词坛的“婉约派”，把苏轼开辟出来的这条岔道称为了“豪放派”。苏轼宣言中的“自是一家”，其实就是后人定义的“豪放派”。

可是，那毕竟是一条岔道啊！如果是别的选手跑到岔道上去了，那裁判会毫不犹豫罚他下场，取消比赛资格。但他是苏轼，所以裁判就很纠结、很为难，怎么给他评价呢？主赛道上的冠亚季军肯定轮不到他了，那就干脆给他颁个“特殊贡献奖”吧！这个奖项代表性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

子瞻（苏轼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这段“颁奖词”是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记载在他的《后山诗话》中的，是来自苏门文人群内部的评价！也就是说，即便是苏轼自家人，对他的评价也还是一分为二的：苏老师您的词嘛，写得跟您的诗没什么区别，“极天下之工”，那可真是一流的好，就像唐代教坊里雷大使的舞蹈一样，跳得让人心服口服！但您的词“要非本色”，也就是说，不符合词坛公认的审美标准。

词坛评分标准是合乐、言情、婉约三者结合，而且这三条评分标准又是以合乐为前提的。如果满分是一百分，你填的词能按照曲调毫不违和地唱出来，你就可以拿到六十分，确保及格了。在此基础上如果还符合言情、婉约的标准，那就有条件冲击高分了。

而苏老师呢，您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这类词，文字是很震撼了，可是跑调跑得太厉害，按评分标准，就凭第一条不合乐，您就只能得零分！但是苏老师您太厉害了，您明知自己跑调了，所以干脆自创了一套评分标准。那么，按照您自个儿创造的评分标准来打分，您可以拿一百分！

你说说看，苏轼是不是足够任性？能够证明他这种任性的另一个词儿是——“呵呵”！

“呵呵”这个词儿，大家都熟吧？一般什么情况下大家会用“呵呵”或者用“呵呵”的表情包？大概率是，礼貌性微笑，兼有一点暗讽和自嘲的意味。我对你的说法不认同甚至不屑，但又懒得跟你争，那就发个“呵呵”吧：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不想跟你说了！聊天止于“呵呵”嘛。

苏轼就是这样！你们在歌厅里抱着话筒深情婉转地唱着柳永的情歌，呵呵，我就喜欢在苍茫的旷野里像北方的狼那样嚎两嗓子，呵呵！你们唱的都好，但是我苏轼有自己的调性。这就是我苏轼本苏了！

《题竹图》，明代杜堇绘，描绘的是“东坡题竹”的故事

3

如果说密州时期的苏轼，已经成功地开辟出了词坛的一条岔道，接下来，仕途上的苏轼即将转战徐州，而词坛上的苏轼到了徐州就从任性、自信进一步到了彻底放飞自我的境界。

不信？那我们看一下苏轼在徐州当市长的时候写的一首《浣溪沙》吧，看看苏市长在徐州歌坛放飞自我的时候，又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为什么说这首词可以看作苏轼彻底放飞自我的标志性作品呢？

如果说密州市长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是狂得没边的话，那么徐州市长苏轼在这首《浣溪沙》里完全换了一副形象：土得掉渣！

有多土？

首先，土在题材！苏轼第一次将农民题材系列地引入文人词当中。城市小儿女的呢喃软语，在苏轼笔下画风突变成了农民生活里的田园风光。

词是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娱乐文化的产物啊，可是苏轼不在乎这些，偏要写田园风光和农民生活！

苏轼笔下的田园风光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开始，苏轼就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听觉的氛围：枣花“簌簌”飘落的声音。这是城市里听不到的声音吧？城市里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早就淹没了自然界的声音。可是到了宁静的乡村，连枣花飘落的声音都清晰可闻。簌簌飘落的枣花，是来自自然界的天籁；接下来的“村南村北响缫车”则是人的活动制造出来的声音了。“缫车”，也就是缫丝车，缫丝是从蚕茧中抽丝出来的一道工序，“村南村北”当然只是一种互文见义的写法，并不是指只有村子的南边和北边有缫车运转的声音，而是指整个村庄到处都传出缫车工作的声音。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上阕三句词，从乡村的自然风光，到村民的经济生活，最后落到了村庄的旅游服务业上了：穿着牛衣的村民在村口的古柳树下出售地里刚刚摘下来的新鲜黄瓜。

“牛衣”，本意是给牛御寒用的、类似于被子的披盖物，大多使用乱麻编制而成，有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蓑衣。这个词似乎是很真实地呈现了农民生活的俭朴和艰辛。但其实，这句词还有一个不大普及的版本，那就是“半依古柳卖黄瓜”。

南宋时候有一个叫曾季狸的人，在他写的《艇斋诗话》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苏轼在徐州的时候写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半依古柳卖黄瓜”。可是现在多数版本都印成了“牛衣古柳卖黄瓜”，这其实是错的。因为我曾经见过苏轼的亲笔手稿，写的就是“半依”，所以是印书的人将“半”字错认成“牛”字了。

那么，曾季狸的这个说法是不是靠谱呢？我觉得是靠谱的。

因为曾季狸不是一个乱说话的人。曾季狸是谁呢？他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曾巩的弟弟曾宰的曾孙，是一个家学渊源深厚的学者，和朱意、陆游这些大学问家都有交往。所以曾季狸说看到过苏轼的手稿，我觉得应该不是在吹牛。

“半依古柳卖黄瓜”就更有画面感了：卖黄瓜的农民坐在古柳树下，背靠着柳树的树干，很有那种慵懒散漫的味道。对于农民来说，卖黄瓜可能并不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只是正好是黄瓜成熟的季节，顺便卖掉一些家里吃不完的黄瓜，贴补点儿家用。所以他并不像集市里那些专业的小贩一样，卖力地吆喝推销，而只是背靠着古柳树，在树荫下乘着凉，甚至半闭着眼睛打着盹儿，有路过的行人口渴了，买一两根解解渴，如此而已。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大概中午喝了酒，走了很远的路，天气又热，苏市长觉得有点昏昏欲睡了，几根黄瓜吃下去还是解不了渴，他现在只想大口大口灌几杯凉茶下去，痛快一下。于是他信步停在一户农家门口，敲了敲柴门：“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就是指居住在村野里的村民，是和“国人”，也就是城市居民相对应的一种称呼。苏轼说过，他出身于农村，原本也是一个“田间野人”呢。

什么“牛衣”啊，“黄瓜”啊，“野人”啊，这样土得掉渣的词语，在以前的文人词里是很难看到的，但在苏轼这里，就这么任性而自然地流出来了！

当然，苏轼写田园词，并非像陶渊明那样真正扎根在乡村土地，去种豆南山下。苏轼去农村是体察民生疾苦的，这是他的工作！但，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我在这里并非要大力表彰苏轼是一个勤政亲民的地方官，虽然他的确受人尊敬，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苏轼之前的高官词人，比如说晏殊欧阳修，他们是将娱乐休闲、日常生活与工作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他们的词里，我们一般只能看到休闲的一面和私人情感流露的一面，他们通常不会把工作状态带到词里来，那些宏大题材，例如关于国计民生的所见所闻所感，多是体现在他们的诗文之中。

但苏轼显然不太在意诗和词在题材上的这种分工。所以陈师道的颁奖词中还有一个关键词“以诗为词”，这几乎就是整个词史对苏轼词评价的公论了。

4

词是流行歌曲的歌词，它本来是依附于音乐的；而诗发展到宋朝已经成为纯案头文学，早就和音乐分道扬镳了。“以诗为词”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苏轼的词没有充分照顾到词的音乐性，就像后来陆游评价苏轼的那样：“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辞多不协。”这里的“乐府”是指宋代合乐而歌的宋词。陆游的意思是：大家都说苏轼唱歌老跑调，所以他写的词很多是不合音律的。

别怪陆游批评苏轼啊，这个缺点苏轼自己也是承认的。我们都膜拜苏轼，认为他是全能型文人，可是他自己谦虚地自我批评过，他跟其他文人比起来有三个方面技不如人：第一是下棋，第二是喝酒，第三就是唱歌啦。

这就是苏轼的任性！明知自己唱歌不着调，还非要当麦霸，以诗为词，自顾自唱着自己的调。关键是，爱听他唱的粉丝还多得数不胜数！

“以诗为词”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诗能表现的内容，词也统统可以写。到了苏轼这里，无事不可入词。也就是说，在题材内容方面，苏轼的创作几乎已经泯灭了诗词的文体界限。

以这首《浣溪沙》为例，虽然这首词看上去像写农家乐，但它真的不是苏市长周末去农家乐的体验，而是他工作状态的一种真实记录。

作为徐州的地方官，苏轼可不是一天到晚坐在官府衙门里办公，他跟一般的官僚不一样，他总是愿意深入老百姓中间去，对民生疾苦总是有着切身的体验。

熙宁十年（1077）四月，四十一岁的苏轼从密州调到了徐州，就在这年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决堤。九月九日，徐州城下洪水泛滥，“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九日黄楼作》）。因为洪水来势太过凶猛，城里的富豪纷纷收拾金银细软，乱哄哄嚷着要出城避难。苏轼说：“富民如果都逃跑了，民心必定动摇，我还能和谁一起守城？”于是，刚刚到任没多久的新官苏轼，一头扎进了抗洪救灾的紧急任务中，他亲自赶过去对那些富豪们说：“只要有我在，决不会让洪水淹没徐州城！请你们相信我！”被苏轼的信心和决心所打动，富豪们不仅都安心回了家，有不少人还主动加入了抗洪大军，这一举措无疑对安定民心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

因为徐州离京城比较近，这里长期驻扎着一支禁军队伍，本来只有皇帝才能直接调动。但事急从权，苏轼冒着被朝廷处罚的风险，亲自跑到军营中，请求禁军队长派兵支援抗洪抢险。队长看到苏轼那风餐露宿的憔悴面容、溅满泥浆的衣裳，深受感动，说：“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宋史·苏轼传》）市长尚且不怕脏不怕苦，我们自然更要竭尽全力。

在长达两个月的抗洪救灾中，苏轼率领当地的驻军和人民，修筑长堤达九百八十四丈；他还派人派船抢救被洪水围困的居民，筹集钱粮救济落难的灾民。苏轼总是披着一袭蓑衣，拄着手杖，日夜奔走在抗洪第一线，夜里就睡在草棚里，一连许多天都顾不上回家。洪水到达徐州城下的时候，因为有长堤的保护，城中安然无恙。直到洪水退去，黄河恢复故道，这场抗洪救灾才宣告胜利，徐州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保住了！

苏轼调离徐州的时候，父老乡亲你扶着我、我搀着你，自发赶来为他送行。他们发自肺腑地说：“要是没有使君，在前年的洪水中，我们恐怕早就变成鱼鳖了。”

熙宁十年的大洪水刚刚退去，第二年，也就是元丰元年（1078）的春夏之交，徐州又遭遇了春旱。苏轼作为地方官，又带头去城东石潭祈雨。大概真的是心诚则灵吧，祈雨之后不久徐州果然普降甘霖，旱情缓解，尤其是农村生活恢复正常，苏轼又专程去石潭举行了谢雨仪式。

在这次谢雨的途中，苏轼一连写下五首《浣溪沙》，反映喜得甘霖之后的徐州，尤其是农民虽然艰苦却也充满欢乐的生活场景。这首“簌簌衣巾落枣花”就是这一系列词当中的第四首。这次下乡，苏市长不仅举行了谢雨的仪式，他“敲门试问野人家”也绝不仅仅是讨了一碗水喝，而是深入农家，感同身受地体察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他看到农作物长得很茂盛，闻到农家煮茧的香飘四溢，他还尝了尝农民日常吃的粗糙的干粮，关心地询问大家：豆类作物几时成熟啊？收成可还好呢？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有老农因为参加村里的祈雨谢神仪式，一开心就喝多了，躺在路边夕阳下醒酒呢。更好玩的是，农村少女们为了围观大名鼎鼎的市长大人，纷纷换上了她们觉得最漂亮的红裙子，三三五五地挤在柴门口，生怕自己看不到，又生怕被市长大人看见，又迫不及待又害羞腼腆，你推我操的，结果连新换的漂亮裙子也被踩破了……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词写到这里戛然而止，敲门后有没有主人应答，苏市长有没有喝到茶，词里面都没有写。但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答案根本不用写出来。“酒困”，是因为他和老百姓一起喝了他们自酿的土酒；“路长”，是因为他绝对不是象征性地把村民们都召集到村口的广场去照几张“合影”、喊几句口号，而是实打实一个乡村一个乡村地逐一踏访；“思茶”，也绝对不可能喝到他在城里喝的那种讲究的龙凤小团茶。而为什么能够不辞辛劳做到这些呢？苏市长也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浣溪沙》其五“软草平莎过雨新”）他是发自内心喜欢乡下的这种生活呀，阳光暖暖地照在桑麻上，蒿草艾草的香气在风中轻轻飘送，我本来就是乡村田野里走出来的人啊。所以现在我到农村，不是官员视察乡村，而是回家看看啊！

正因为是抱着回家看看的心态，所以苏市长下乡没有像打猎那样前呼后拥，也没有秘书随从提前安排行程，而是独自在酒困路长日高人渴之后，随意地停下来，敲响了一扇回家的门……

这就是任性而可爱的苏轼！他可以任性地打通工作与日常的界限，可以任性地打通官员与百姓的界限，更可以任性地打通诗与词的界限。

你们说我以诗为词，没错；你们说我“要非本色”，那又怎么样？你们说我唱歌跑调，呵呵！

反正，很多年以后，宋词怎么唱的你们也不知道了。但是，你们一定都会喜欢我苏轼留下的词，那可是“极天下之工”的神品啊！哈哈！

本文摘自中南大学教授杨雨所著的《大宋词坛》，为该书第六讲《苏轼：唱歌跑调还非要当麦霸》，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