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黎明之前, 曼哈顿第七大道上,一座酒店高层的某处玻璃突然碎裂。 几秒之后,一具躯体从天而降,重重地落在了人行道上。 酒店的门房愣了几秒,惊慌地跑进酒店大厅,“有人跳楼了!”他叫喊着,“有人跳楼了!” 透过稀薄的夜色,寻声赶来的夜班经理抬头凝视起他的酒店,细细搜索着, 过了一会儿,他指向一扇打开的窗户,那里的窗帘还在随风飘荡…… 那是1018A号房间,注册房客卡上写着两个名字:Frank Olson 和 Robert Lashbrook。 警察迅速冲进1018A,房间里空无一人,窗户大开。 在洗手间里,他们发现了坐在马桶上,双手掩面的Lashbrook。 他说自己刚才睡着了,“我听到了声响才被惊醒”,只是什么都来不及了…… “那个跳窗的人是谁?”一位警官问道。 “Olson,”Lashbrook回道,“是Olson。” “我从事酒店行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事情。”夜班经理事后回忆道, “一个人会在大半夜突然醒来,不声不响,全身只着内裤地穿过房间,绕开两张床,直接对着拉着窗帘紧闭着的窗户跳楼……” 就,这不太符合“常规跳楼”的样子。 避开警官,夜班经理回到了大厅,询问前台1018A有没有打过什么电话。 “有,”前台小姐说,不仅如此,在那个电话需要转接的时代,她还偷听了双方完整的对话内容。 据她所说,1018A房间拨打了一通到长岛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名叫Harold Abramson的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物理学家。很少与人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位LSD专家(毒品,致幻剂),同时是CIA的合作医学者之一。 “他走了。” 1018A房间里拨打电话的人说道。 “那可真是太糟糕了。”Abramson博士回复道。 夜班经理觉得似乎有哪里不对,但是他选择了闭嘴。 而对于第一批抵达现场的警官们来说,Olson的悲剧和他们常见的并没什么不同——不过又是一个绝望心死的男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罢了。 他们并不知道也不关心,1018A的两位住客,都是曾指导过美国政府最高级机密情报项目的科学家。 在没有细查两人的身份的情况下,他们匆匆给案子一锤定音。 是自杀,他们说。 第二天一早,Olson的同事前往马里兰州把死讯告诉了他的家人。 “他从酒店窗户跌落了,也可能是自己跳下去的。” Olson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无比震惊,除此之外,他们还被告知,由于Olson的遗体状况不好,所以家人不可以见他最后一面。 他们最后见到的,是一个完全密封的棺材,且很快就被下葬。 就这样,案子结束,Olson也渐渐被人们遗忘…… ……直到几十年之后。 有记者认真研究起这个案件,才发现,这个案件的疑点也太多了吧。 Olson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酒店?为什么要跳楼?还这样跳? 为什么家人不能见他最后一面?那通来自1018A的电话又是什么情况? 随着调查的深入,迷惑越来越多, 首先,是Olson的妻子回忆道,那阵子Olson一直很想退出CIA,说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什么错误?没人知道。 同时CIA承认,在Olson死前不有同事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投过LSD,一种强烈致幻剂。 偷偷投毒?为什么。 一个接一个的线索浮现出水面,像指示灯一样照亮着这个尘封已久的案件, 这些线索似乎指向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是不是,Olson想退出CIA,而CIA不允许,所以就把他杀了呢? 我们的故事,还得从很多年前说起…… 故事的主角Olson并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正相反,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批被分配到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秘密生物战实验室的科学家之一。 在那里,他和屈指可数的几位优秀科学家从事着秘密的研究工作。 其中一位,就是前文提到的,家住长岛的Harold Abramson。 当时的美国正在和前苏联打细菌战,Olson他们的工作内容也与军方密切联系, Olson的专长是“生物细菌的空气传播”,因此很受看重。 有一段时间,他们致力于研究气溶胶技术,比如如何对敌人喷射细菌或毒素,又如何防御这种攻击。 Olson的工作任务包括各种危险又机密的实验, 他曾数次访问犹他州僻静的试验场,进行“高传染性病原体空气云”的实验, 曾访问加勒比地区测试当地动物对有毒云的脆弱性, 也曾参与Sea-spray行动,将粘质沙雷氏菌和芽孢杆菌属细菌喷洒在旧金山湾区… (我们之前也写过这次行动) 这些工作太机密,使得政府专门为他们成立了一个“特种作战部门”。 Olson成为了负责人,他们的工作内容写作“收集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数据,与其他相关性质的机构进行协调工作”,但实际上讲白了,就是配合CIA研究毒药。 比如,伪装成剃须膏的便携性气溶胶,可以瞬间发出致命气体的点烟器,在接触皮肤就会死的口红,能够诱发哮喘患者肺炎的口袋喷雾…… 特工电影里那些穿着白大褂给特工们提供装备的科学家,就是Olson本人了。 在1953年,Olson在CIA认识了Gottlieb和他的助手Lashbrook。 Gottlieb是CIA的主要毒药制作人。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监督医学实验和“特殊审讯”项目,数百人曾在他的手下受折磨甚至精神崩溃。 那个时期的CIA一直都有一个执念:寻求一种可以控制人类思想的方法。 因为他们觉得,一旦找到这种方法,征服世界唾手可得。 Gottlieb和Lashbrook所负责的,就是这样一个名叫MK-Ultra,以“控制思想”为目标的绝密项目, 他们的方法建立在大量使用LSD,这种致幻剂的基础上。 Gottliedb的研究内容用”邪恶“二字形容并不为过, 他一直都在测试,一个人最多可以服用多少LSD, 他在寻找一个突破点,一个可以让一个人的思想彻底毁灭,意识完全消除,同时留下可以植入新的意识甚至是新的人格空白的突破点。 而在另一边, Olson的实验内容也说不上善良——他指导的实验涉及给实验动物放毒气或下毒。 Olson是一个心软的人,这样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无法承受。 "每天早上来上班,看到成堆的死猴子,他就会很崩溃。他并不是合适的人选。” 除了动物之外,Olson还不得不目睹了人类受折磨的场景。 作为细菌学家,他需要前往各个国家,观察一些审讯过程。 “在CIA位于德国的安全屋,间谍,内贼,叛徒等都被看做是“消耗品”,他们会成为实验者,在毒品,催眠和折磨的三重酷刑中蹂躏致死。 ”而这,就是CIA所谓的,洗脑技术和记忆擦除的实验过程。” 如果说,日子就这样下去,可能还不会发生后面的惨剧。 但是Gottlieb做了一件事情,彻底摧毁了Olson的精神意志。 那是1953年的感恩节前夕,Olson被Gottlieb邀请参加一个位于湖畔小屋的“团建”。 咋一看没什么,因为每隔几个月Gottlieb就会召开一下这样的“团建活动”。 在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下,一群同事聚一聚,聊聊工作,分享一下研究想法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团建的前24个小时非常正常,啥也没发生。 但是到了第二天晚上,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们先是聚在一起外出吃晚饭,回来之后,有人倡议大家一起喝一圈。 助手Lashbrook殷勤地给每个人都倒了酒,包括Olson在内的好几个人没有任何防备的一饮而尽。 大约20分钟后,Gottlieb抛出一个诡异的问题,“你们有人觉得不舒服吗?” 好几个人说,有!怎么回事? Gottlieb微微一笑,告诉他们,他刚刚放了一些LSD在酒里。 是的,他给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投了毒品。 致幻性很快就发作了起来,但即使昏昏沉沉,这些被强行食用了LSD的人也非常生气,特别是Olson,他在现实与幻想渐渐脱离的过程中变得非常激动。 可是生气无济于事…… 没过多久,他就和其他人一样被拖入了幻觉世界,彻底失去了清醒意志。 直到第三天早上醒来,情况才好了一些。 Gottlieb的擅自行为让团建彻底破裂,大家不欢而散。 Olson直接回到了研究基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暗自做了一个决定——他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第二天早上,11月23日,Olson早早地来到了研究基地。 他的上司Ruwet随后赶到,两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差劲,此时距离他们“被食用”LSD已经过了四天。 Olson很信任Ruwet,直接向他倾诉起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他很激动,问我是不是要解雇他,或者他是不是应该辞职,”Ruwet回忆道。 当时的Ruwet只做了一件事——让Olson平静下来,他对Olson高度赞扬,说他的工作非常出色。 好说歹说,Olson才暂时丢掉了辞职的念头。 Ruwet心里门儿清,Olson不能被开除,更不能被辞职。 因为在此时此刻,MK-Ultra项目已经进行了七个月,是美国政府最深层的秘密之一。 现在Olson失控了,一个弄不好,会直接导致项目的失败,甚至改变全美国乃至全人类的命运。 哪怕是为了“国家安全”,也得让他平静下来。 更别说,Olson在这个基地已经工作十年了。 他知道特别作战部门大部分的秘密,手里掌握着大量德国安全屋的审讯照片, 他更是曾经参与了太多太多不能提的秘密行动,拥有太多能够震惊世界的资料, 甚至最可怕的是,如果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生化武器,那么Olson一定会有证据。 何况,Olson并不是一个沉默内敛的人,据他的同事说,“他非常直接,从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从不保留……这大概就是他们害怕的原因吧,我很确定。” 所有人都知道,Olson绝对不能离开CIA。 可是Olson并不是这样想的。 其实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质疑了。 1953年春天,他曾亲眼目睹一位士兵服用沙林后死亡, 之后的一个月,在CIA的安全屋,他看到一个接一个人痛苦地死在自己所研发的武器下, 这些事情原本就足够让他崩溃了,现在自己又被投毒……? 他真的不行。 被迫服用LSD后的第五天,Olson依旧有些神志不清。 Gottlieb与他进行了谈话,发现Olson“在思想的某些方面产生了困惑”——Olson正在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工作性质,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究竟是对还是错。 Gottlieb迅速做出决定,让Olson前往纽约与物理学家Harold Abramson好好谈谈。 他说选择Abramson是因为,两个人安全等级相同,因此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他没有说的是,Abramson实际上是MK-Ultra的发起人,对项目足够忠诚,也足够安全,由他来探索Olson的精神世界是再好不过了。 果然,Olson放松了警惕。 他告诉Abramson,服用LSD之后,他一直无法正常工作。 他无法集中精力,忘记了如何拼写,也无法入睡。 虽然在Abramson的安抚下,Olson短暂地放松了下来,但情况很快又变糟了。 见过Abramson的第二天,Olson表示自己想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感恩节晚宴。 但是在Lashbrook和Ruwet的陪同下,Olson的情绪发生了明显变化。 他告诉Ruwet,他觉得自己“一团混乱”,为“与妻子和家人见面感到羞耻”。 “你想让我做什么?”Ruwet问道。 “让我走吧。让我自己走吧。“ “我做不到。” “那么把我交给警察吧。反正他们正在找我。“ Ruwet没有听从他的话,反而掉头带他回纽约找Abramson谈谈心。 在Abramson的家里,Abramson给Olson画了个非常美好的饼, 他说,你想离开也行,但是毕竟身份特殊,需要与普通人群隔离开来,不如去马里兰州疗养院,作为一名患者住院,好好休息。 Olson真的太不想继续工作了,他怎么都觉得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当天晚些时候,他高高兴兴地和Lashbrook一同离开,两人在当地的一家酒店下榻, 然后他们被分配到了房间,1018A。 晚饭时间,Olson已经满怀着对未来的期待, 他对Lashbrook畅想着自己的疗养院生活,列举着自己可能会阅读的书籍。 然后,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Olson洗了袜子,看了会儿电视,上床睡觉。 半夜两点二十五分, 他从窗子跳了下去。 每一个情报机构,都需要一些专门负责“清理”的专业人士。 50年代的CIA自然也不会例外。 CIA千方百计说服了当地警方,要求案件不要继续追查下去,并且与警方合作,共同误导了媒体。 同时,他们为Lashbrook制作了一个假身份,无论是CIA还是MK-Ultra都不会有调查人员发现。 最后,他们迅速联系了Olson的家人,通知,安抚,保持合作。 在CIA特工的操作下,警方最终的官方陈述是,Olson死于“跳楼或跌落后导致的多处骨折”。 尽管掩护成功,但Olson的死对于CIA来说还是一场灾难,它差点就暴露了MK-Ultra的存在。 理论上来说,这个时候Gottlieb和CIA的领导们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否应该停止进行精神药物实验…… 但是他们没有,仿佛Olson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转眼到了1975年。 华盛顿邮报爆料,说CIA给自家科学家下毒,最后把人家弄疯了从纽约的酒店窗户跳下来的故事。 接下来的几天里,记者们向中央情报局发起了抨击,要求了解更多信息。 而Olson的家人则在自家后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们决定“在两周内向CIA局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数百万美元”。 Olson的妻子Alice说,自己的丈夫生前的最后几天并没有表现出“不理性或者生病”的状态, 他“非常忧郁“,且一直说自己正在“准备辞职”。 ”自195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将Frank Olson的死亡理解为一种无法解释的'自杀',”她说, “他的死亡真相被隐瞒了22年。” 除了起诉CIA之外,他们还要求纽约警方重新开启调查。 可是,一旦真的开始诉讼,CIA就不得不“披露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信息”。 为了避免这场“灾难”,福特总统选择了让步。 他邀请Olson的妻子和三个成年子女来到了白宫,代表美国政府为工作失误道歉。 白宫表示,愿意向Olson家庭支付75万美元以换取他们撤诉的决定。 经过一番犹豫,这家人接受了。 Olson的案子又一次不了了之…… - 但是有一个人不愿意放弃。 ——那就是Olson的儿子,Eric。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从少年时代到成人长大,父亲去世的故事曾一直让Eric感到困惑和沮丧。 他又去找Gottlib了解当时的真相。 Gottlieb说了一些实话,他说,当时在湖畔小屋,Olson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被实验的一部分”。 因为当局想知道,如果科学家被俘虏和吸毒会怎么样,他会不会透露秘密研究和信息? “你父亲和我非常相似,” 他告诉Eric, “因为太爱这个国家,我们都陷入了困境。” “我们走得太远了,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他既没有说MK-Ultra到底哪里“走远了”,也没有说,他们究竟都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不愿意回答那些关于Olson的死亡事件中断裂的、说不通的问题。 每当Eric丢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他都会反应得非常激烈。 他还说,“你看起来对你父亲的自杀这件事感到非常难过,有没有考虑过加入父母自杀的人组建的心理治疗小组?” Eric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反而起了疑心。 因为Gottlieb对他的态度真的太奇怪了,过于体贴,过于“善良”。 “我一直都对自己的推测很没有信心,”Eric说,“但是当他提出了自杀治疗小组的建议时,我感觉他玩脱了,他太用力了。 “我意识到他非常想要打消我的顾虑。在那个瞬间,我坚定地认为,他肯定在谋杀我父亲这件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ric Olson又等了十几年,等到他的母亲去世后的1994年。 在几位记者的陪伴下,他前往公墓挖出了自己父亲的棺木。 法医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研究了Olson的尸骨,发现他的体内并没有什么毒素,但身体的伤口非常奇怪。 如果他真的是直接冲向玻璃,身上应该会有被玻璃碎片割伤的痕迹,但是他没有。 而且,按照最初的记录,Olson是背部着地的,可他左眼上方的头骨却变形了。 法医最后慎重得出结论—— Olson博士在“跳楼”之前,很大概率曾被人用器械击中头部,然后被恶意的丢出了窗外…… 也就是说,法医结果证明,是谋杀。 1953-1994,41年,足足41年,Olson的死才沉冤昭雪。 可是,由于Olson家人曾经接受了白宫给的75万美元,因此他们不能起诉CIA。 他们也无法为父亲讨回公道,只能将痛苦自己收捡。 后来,又有人去采访了Gottlieb, 当问到,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湖畔小屋直接对自己的同僚下毒手时。 Gottlieb的回答很让人迷惑,他说,”你不明白,我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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