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99年,正是南北朝时期动荡的永元元年。 这一年,有个名叫慧深的托钵僧来到荆州,从他口中,人们得知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国家。 慧深说,这个国家在大汉国往东2万多里的地方,那里盛产一种名为扶桑的植物,刚长出嫩芽时像笋一样可以吃,所结的果实就像红色的梨子,保存期很长。这种植物可以用来纺绩成衣物和作为书写的纸材。因此,这个国家也称为扶桑国。 扶桑国没有养兵打仗,但设置了南北两大监狱,轻罪的在南狱,重罪在北狱,北狱中的罪犯永不大赦。国王的服饰颜色随年份不同而更换,人们多养鹿,以鹿奶酪为常食,也种有很多葡萄。婚姻和丧葬的制度和中国差不多。 慧深向众人表示,他正是从扶桑国归来,人们大感惊奇,于是记录在《梁书》之中。 古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有“南朝第一寺”之称
在中国,有时也称日本为扶桑,比如扶桑浪人。 首先,从字义上来看,“扶桑”指的是“东方极远处、太阳出来之地”。 日本被误认为“日出之国”,是在公元701年定下“日之丸旗”之后才渐渐形成的说法,在此之前,并没有人将日本称为“太阳出来的地方”,一贯称之为“倭国”。 另外,《梁书》中记载“扶桑国”的文字当中,有“大汉国”这个可用于定位的参考位置。 我们通过《通典》第185卷和186卷《边防》这两章来查证一下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 - 扶桑国,位于大汉国东2万余里;
- 大汉国,位于文身国东5千余里;
- 文身国,位于倭国东北7千余里;
- 倭国,其王理邪马台国(日本九州),去辽东万2千里。
按照《通典》的记载来计算,慧深和尚所说的这个“扶桑国”,距离中国至少4万多里,相当于13000多英里(约20000多公里)。 综上可见,扶桑不太可能是日本,更可能是在美洲大陆。 另外值得好奇的是——这位来自扶桑的慧深和尚,居然是中国人。 梁朝的慧皎和尚,与这位慧深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他所编撰的《高僧传》中,就有对慧深的记载,特别提到慧深是宋文帝时期高僧慧基的弟子。 中国高僧的弟子就一定是中国人吗? 那倒也未必。只不过,如果真是外国来的和尚,往往都会写明来历,而且法名也大多会采取音译法,比如:僧伽跋摩、弘赞禅律、鸠摩罗什等等。 只有中国的和尚,才无需进行特别注释。 可是,如果慧深真是中国人,那么《梁书》中为何记载“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呢? “其国有沙门慧深”从文义上,应该是指“扶桑国的和尚慧深”才对。 谜底可能藏在他的师傅慧基的生平记录当中。
公元431年,慧基受戒,20岁的慧基开始“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宋文帝在位期间,慧基“学徒至者千有余人”。 宋文帝是在公元452年以前在位的,也就是说,慧皎、慧深等人,应当是在431到452这段时期成为慧基的弟子。那么,最迟从公元452年开始,到499之间长达40多年的时间当中,慧深作为佛教传播者,从中国长途跋涉、远渡重洋去到美洲,然后再回国,理论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由于间隔了如此长的时间,天下已经易主,也没人认识慧深,人们将他称为“扶桑来的和尚”,也是很好理解的事情。 中国人早在公元5世纪就发现了美洲大陆? 这个推论大大超出了人们既有的认知,以至于在学界引起激烈争议。 而扶桑国的故事之所以被当作奇谈怪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慧深和尚所讲述的另一个国度,这个国家比扶桑国更显荒诞,《梁书》中记载如下: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妇女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妊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梁天监六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在扶桑国往东千余里的地方有个女国,这里男子长着狗头,女子平胸,通过颈后的毛发分泌的乳汁给孩子喂奶,孩子一百天就能行走,三四岁就成人。 这样的情况确实匪夷所思,难怪慧深的旅行报告被人们当作信口开河的怪谈。 然而,俗话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在佛家五戒中,“不妄语”为第四戒,更何况,慧深身上还有高僧慧基弟子这一层身份。 再者,在深陷连年内战的公元499年,佛教仍被禁止,我们很难设想,作为一名志在传经颂教、亟需归国立足的游僧,慧深有什么理由会选择这种奇谈怪论作为切入点:一方面风险过大,另一方面,也无从彰显佛法义理。 南北朝时期西秦的泥塑佛头
关于扶桑国与女国的情况,后来慧深还作过补充。 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当政,恢复了信佛。在登极那天,梁武帝命四位王公之一的杰公向慧深进行询答,想了解更多的事迹,于是慧深又向杰公作了重新的介绍,这次问答记载在《梁四公记》中。 然而,杰公的记录,又与慧深3年前亲述时有所不同。 根据杰公的记载,扶桑国是世界的最东边,在扶桑国的西北1万里处,有一个女国,那里妇女以蛇为夫,住在洞穴中,这个国家没有书写而迷信诅咒,女子们容貌秀丽、品行端庄。在女国遥远的南方有一座“炎昆山”;在女国遥远的北方有一个黑峡谷,往北有陡峭的高山,常年积雪,终日不见太阳;在女国西方很远处有个酒泉,还有一片漆海,能将羽毛染成黑色,还有一个乳海,海水白滑如同乳汁一般。 姑且不管女国之外的情形,光是女国的位置描述就出现了差异。 慧深3年前说的是女国“在扶桑国往东千余里”,而3年后,杰公和慧深沟通后记载的则是“在扶桑国的西北1万里处”。 如果将扶桑国和女国视为两个等大的互斥政体,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也就是说,女国不可能既在扶桑国的东边,又在扶桑国的西北边。
然而,这2个南辕北辙的说法又都出自慧深,而且文书记录相隔仅仅3年,慧深如果不是活腻了,就绝对不会向杰公开这种玩笑,而杰公如果不是笨蛋,也不可能照此记录、向梁武帝汇报。 只有一种可能——慧深这2种说法是可以同时成立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女国才能既在扶桑东边1千里,又在扶桑西北1万里呢? 我们参考一下日本的情况。 日本被称为“倭国”,然而,在《通典》的记载当中,还有“倭国……其王理邪马台国”这样的文字。 这个意思不难理解——作为倭王直接治理的邪马台国,是位于倭国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国”的概念有时候用来表示整个领土,有时候用来表示具体的文化中心。 若以此来理解“扶桑国”的概念,慧深的2种说法就能同时成立了。 这种布局就能兼容慧深的2种说法
慧深在499年所说的“女国在扶桑东边千余里”,指的应该是从某一具体的文化点来看(或许是以其登陆的海岸为基准),女国位于这个文化点的东边;而他在502年所说的“扶桑西北一万里有女国”,指的应该是从扶桑区域的整体来看,女国位于其西北部,也就是从最东岸往西北方向定位。 又或者,女国是像梵蒂冈那样被包裹着的“国中国”。 如果这样来看,那么,东边千余里(斜率偏小)加上西北一万里(斜率偏大),整个扶桑的领土东西跨度应当折合约3000英里,大概有4千公里左右,是一片非常辽阔宽广的土地,北面邻近冰山极地(终日不见太阳)、南边有火热的山脉。 由于《梁四公记》中还解释说,这些地区之间的距离相当巨大,所以,这个名为“扶桑”的地方几乎不可能是日本。 从这个层面上排除日本之后,对照如今的世界地图,扶桑国的所在地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美洲的墨西哥。 然而,由于历史久远,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脱漏与讹误,即便是《梁四公记》中的内容,也极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删节和压缩,编书者将自己认为重要的字句保留下来,从而导致剩余内容显得奇义难解,论证工作仍然扑朔迷离。 “扶桑很可能是墨西哥”这个课题,于十八世纪法国学者金勒提出后,在学界引起关注与热议,章太炎、邓拓、罗荣渠、何新、吕思勉等历代学者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今也渐渐为大众所知。 美洲大陆的墨西哥有可能是“扶桑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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