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意大利亲历“人间炼狱”

徽帮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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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林淼夕，生于1996年，陕西省西安市人。爸爸是一名美术老师，受到他的影响，我从小就对“艺术之都”意大利充满了向往。

2018年，通过申请，我顺利拿到了米兰理工大学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在父母不舍的目光中，登上了去米兰的航班。

米兰理工大学位于伦巴第大区米兰，这是欧洲境内第二大城市，也是欧洲经济最发达地区，不但拥有为数众多的展览馆、美术馆，也是阿玛尼、范思哲等世界顶级服装的大本营。

我除了上课，就是流连各种各样的艺术馆，日子过得紧张又不失惬意。

2019年年底，我完成了所有课程的学分，最后一个学期主要是毕业和设计，我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2020年1月10日，我回到西安。1月23日，因为新冠肺炎爆发，武汉封城，陕西与湖北接壤，周围的人都有些慌乱。在交大医学院读研的高中班长徐嘉敏每天都会在群里发消息，要我们减少外出，注意防护。

疫情爆发突然，武汉的防护物资严重不足。留在意大利的中国校友纷纷走上街头，抢购口罩、防护服，寄回国内。留学生的同学群里有人募捐，每天公示募捐金额和所购物资的账目，我也积极捐了款。

随着疫情升级，1月25日，陕西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预案，咸阳机场的国际航班也陆续停飞。徐嘉敏打来电话：“淼夕，看样子形势紧张啊，你要回意大利就得赶快走，否则航班停掉，你怎么走啊！”

本来，我打算等2月份开学再走，但情势紧急，我决定提前回意大利。妈妈很不舍，可是她也怕一旦航班停掉，我不能及时返校会影响学业。

我匆匆定好机票，于1月29日飞回了米兰。临行时，母亲把好不容易托人买来的两大包口罩硬塞进了我的行囊里。

2

飞机降落在米兰机场，有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测体温，确认体温正常方可办理通关手续。办理通关时，柜台的美女看到我的中国护照，下意识地向后挪了下身体，对旁边的同事用意大利语说：“中国人，还好不是武汉，离远一点，他们的病毒很厉害的。”

车站内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

我装作听不懂意大利语的样子，心里既难过又生气。

虽然在飞机上大家都戴着口罩，一出机场，就都纷纷摘掉了，我犹豫了一下，没有摘。湛蓝的天空下，年轻人嬉笑着结伴而行，老人坐在街边长椅上悠闲地喝着咖啡，精致的欧式建筑衬着蓝天白云，美得像油画。

戴着口罩的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周围的人向我投来好奇不解的目光，我低下头，默默回到住处。

1月31日，罗马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意大利政府立刻中断了与中国所有的航班往来。妈妈替我庆幸：“幸亏你早走了，再迟个一两天，你就走不了了。”

妈妈告诉我，她和爸爸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为出入社区的人监测体温。开饭店的表弟在年前接了不少年夜饭、喜宴等订单，疫情爆发，他主动和顾客协商全部退掉，屯的大部分原材料都坏掉了，算下来损失了20多万。表弟接受了损失，还四处筹到一些口罩，捐到了当地的定点医院。

国内的疫情防控一天比一天升级，但这一切并没影响到遥远的意大利。虽然已有确诊病例，但在生性乐观热情的意大利人眼里，航班切断就意味着病毒已经被阻在国门之外，他们照常在街头、在咖啡馆谈笑，动不动就来一个热情的拥抱和贴面礼。

我把意大利的情况分享给同学徐嘉敏，他非常紧张：“淼夕，你可一定要注意，这种病毒传播很快的，你出门千万要戴上口罩。”

我告诉徐嘉敏，按照欧洲的做法，只有病情非常严重的人出门才戴口罩，健康人出门戴口罩，不仅要忍受异样的目光，周围人还会自动与你保持距离，把你当成移动的传染源。

本来这次提前回来，我也制定了一些外出计划，然而对比国内的状况，我总觉得米兰看似如常的景象下暗藏凶险。除了必要的购买生活用品外，我几乎不出门，默默呆在家里，在线上接一些设计图纸之类的活儿做。

3

2月15日，学校开学。校园里，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三五成群，无拘无束地打闹嬉笑。而我戴着口罩，抱着一堆书，紧紧贴着墙根走着，像只惴惴不安的小老鼠，尽量把自己藏在阴影里。

“嗨，美丽的林小姐，你怎么把自己弄得像只可怜巴巴的小猫一样？”来自法国的本杰明挡在了我前面，我朝他点了点头就想走开，他却一把拉住我的背包带：“林小姐，你又没有生病，为什么要把面孔遮在口罩后面？”

我一边挣脱一边低声说：“现在新冠肺炎已经很厉害了，戴口罩是为了预防。”

听到“新冠肺炎”几个字，本杰明的脸上露出一丝轻蔑：“这是你们中国人乱吃野味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吧？切，上帝在惩罚你们，自求多福吧。”

“你胡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直直地站在他面前说：“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源于中国，我们大部分中国人从不吃野生动物，本杰明，因为极少数人就给一个群体贴上标签的行为既幼稚又可笑！”说完，我转身离开。

此前，在留学生群里就流传着中国留学生因为新冠肺炎被攻击、羞辱的消息，我自己也有心理准备，然而当不公真正落在自己头上，我还是气得胸口疼。

回到住处，房东老太太卡德丽娜看我一脸受伤的神色，似乎读懂了什么：“孩子，我从新闻上看到了，上帝会保佑中国的，一切都会好的。”我喉头哽咽，有些想哭。

2月21日，伦巴第大区一位38岁的男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他的传播路径很广，影响到了周边五万居民，他被媒体称为“一号病人”，随后又有威尼托大区的感染者被发现，我吓得心惊胆战，约了两个中国女同学，决定外出抢购一些物资。

平时购物的意大利小超市

由于附近的小超市物资已经不多，我们三个决定去远一些的区域。路边的药店，纷纷贴出了“无口罩出售”的告示，还好我们几个都准备了充足的口罩。此刻，大街上戴口罩的基本上都是亚洲面孔，欧洲人仍然我行我素。

正当我们三人讨论去哪个超市时，几个梳着小脏辫，穿着破洞牛仔裤的当地小混混围住了我们：“讨厌的中国人，不要带着病毒在我们这里乱窜，滚回你们中国去，滚回去！”

他们一边说，一边对我们推推搡搡。琼和娜娜吓呆了，我壮着胆子，大声说：“请让开，让我们走！”

他们哄然大笑，为首的小混混戏谑道：“撕掉她们讨厌的口罩吧！”说着就开始动手。正在这时，一声断喝传来：“停手！”

一个高大的青年抓住了小混混的手，抬头一看，原来是同校的安德鲁。他皱着眉头，冷冷道：“她们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你们对她们做出不礼貌的事。”

旁边两个看似他朋友的人，也慢慢走过来。小混混见状，打了声口哨就散了。

安德鲁是米兰人，他虽和我同校，却不同班，之前因为社团活动打过几次交道，平时的来往并不多。

疫情前的安德鲁

我向安德鲁道谢，他笑笑说：“能帮助美丽的林小姐，是我莫大的荣幸。”琼悄悄掐了一下我。我无声笑了笑，意大利的男孩子，普遍嘴都比较甜。问明我们的去向后，安德鲁建议，由他们三个护送我们去超市。

我推辞不过，答应了他的“请求”。来到超市，我看到了几位戴着口罩的亚洲人，他们的小车里堆满了食品和日用品。我们三个也立刻开启疯狂囤货模式，速冻食品、鸡肉、土豆、洗洁精，几乎看到什么就往购物车里丢什么。

超市物资充足

安德鲁他们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上帝啊，这不是战争，是和平年代，你们是打算把超市整个搬回去吗？”我向他解释，因为疫情要尽量减少外出，在家隔离是切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手段。

他还是摊着双手，悻悻地说：“仅仅一场大号流感而已，为什么要比战争来了还紧张。”

他们三个帮我们把大批物资送到家门口，到了我家楼下，安德鲁大方地说：“林小姐，我可以添加你的WhatsApp吗？（意大利青年人常用的社交软件，类似于微信）。”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2月23日，学校群发邮件宣布停课，很多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为停课狂欢庆祝，当然几乎都没戴口罩。安德鲁发来信息：“停课了，我们去喝咖啡吧，我知道一家棒极了的咖啡店。”我苦笑着回复：“对不起，这个时候了，没有心思出门。”

过了一会儿，安德鲁发来一个不甘心的表情：“给你带的礼物放在你房东那里了，你记得去拿。”

过了将近四十分钟，我才敢下楼。卡德丽娜把安德鲁的礼物交给我，一束粉红色雏菊和一块小小的可爱蛋糕。卡德丽娜笑着说：“非常可爱的男孩子，为什么不下楼呢？”我无奈地摊手，表示有疫情。

卡德丽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上帝啊，什么事严重到姑娘们都不敢谈恋爱了？”

其实，安德鲁高大英俊，温和有礼，用琼的话来说，“有双矢车蓝花一样的眼睛”，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交往对象，可目前这种状况，我哪里还敢出门约会啊。

4

随着疫情的持续升级，意大利政府对伦巴第和威尼托两个大区中的11个市镇实行封锁，然而，所谓的封锁也就是限制不必要外出，和武汉的封城完全不同。

大部分民众也没太当回事，他们该玩的玩，该上班的上班，该去酒吧的去酒吧。从我卧室的阳台上看出去，来往的意大利人，还是很少有人戴口罩。

2月26日，安德鲁发来信息，告诉我他打算参加针对政府封锁的抗议活动。我吓得要死，要知道，在这种状况下，再举行大规模游行活动，简直是给病毒大开方便之门啊。

然而就算我再三劝阻，安德鲁也固执地认为，政府没有权利限制民众的自由，民众有权进行游行抗议。

参加完抗议，安德鲁兴奋地给我发来现场照片，居民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聚集在广场，手拉写着“还我们自由”“要自由不要口罩”等内容的横幅，抗议封锁禁令，看得我直打哆嗦。

当然，我也很担心安德鲁，但是想到他对疫情不以为然的态度，我还是把话咽到了肚子里。

然而糟糕的状态还是发生了，2月29日，安德鲁发信息过来：“我头疼，咳嗽，很不舒服。”

我一惊，连忙问他还有没有其他感觉，对照他说的全身无力，发热等症状，再加上他又有疫区接触史，我直觉不妙，建议他赶快去急诊科就诊。

意大利是免费医疗体系，患者自觉不适时，首先到家庭医生处就诊，然后携带家庭医生开具的相关诊断到综合医院进行检查，家庭医生根据检查后果再鉴定是不是需要进一步转诊至专科医院。

所有就诊过程均需预定，其中等待的过程经常会让人抓狂，如果没有预约只能挂急诊，但是急诊的费用比较昂贵。

安德鲁到达医院时，医院外面已经搭起了医疗帐篷，患者在进入医院前先进行初步检查，疑似患者进入隔离区域，避免患者一窝蜂涌入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安德鲁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他的肺部感染较重，医生很快安排他住了院。

意大利医院外的医疗帐篷

一开始，安德鲁还很乐观。因为意大利居民一般有病都先去看家庭医生，所以除非有大病，是不会住院的。他给我发信息说：“哦，我要去住院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大日子。”

但很快，情况就不妙了。因为病人急剧增多，医护人员不足，防护物资急缺。据安德鲁说，在医院接诊他的部分医生和护士没有穿防护服，有些甚至没有戴口罩。

我听了心里特别沉重，新冠肺炎在武汉呈井喷式爆发的时候，不少医生、护士也是因为防护物资不足，导致自身感染。

3月1日起，意大利的感染人数一路飙升。安德鲁所在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不断有新的确诊病人被送进来。医生和护士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人，不停地忙碌，然而即使这样也满足不了需求。

病人被抬上救护车

安德鲁告诉我，他亲眼看到，一个年轻的护士崩溃大哭：“上帝啊，帮帮我们吧。”哭完后又接着开始救助。有的医护累得够呛，直接靠墙就睡着了。然而，比医护人员更让人痛心的，是眼睁睁看着病人一个个离去。

意大利是一个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但这次新冠肺炎似乎更容易袭击老年人。因为呼吸机严重匮乏，当有同等需要时，医护人员只能把呼吸机留给治愈希望更大的年轻人，而被放弃的重症老年人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

一天晚上，安德鲁很难过地说，住在他旁边的老亚当去世了，两天前，他还笑嘻嘻地谈到，等病好了以后要去法国看他女儿，在安德鲁手机上看到我的头像后，还直夸“多么美丽的东方小公主”。两天后，他呼吸衰竭，没有呼吸机的情况下，在挣扎中去世。

安德鲁痛苦地说：“老亚当死了，我会不会也死了，上帝啊，也许我们在灾难面前都太无知了。”

医生对病人进行救治

我连忙找到国内疫情的相关数据发给他，告诉他，这个红色的数字是累计确诊数字，绿色的是出院数字，黑色的是死亡数字，我说：“你看，在中国，这个病的治愈率比死亡率高太多了，对于抵抗力好的年轻人来说，好好治疗，一定没问题的。”

安德鲁发过一个微笑的表情：“也许我可以把心放到肚子了。”

5

为了让安德鲁心情能好点，我虽然宅在家里，但还是会稍稍打扮一下，和他视频。有时候我还会直播自己做饭的过程给他看。

自制的吐司和沙拉

安德鲁开玩笑说，每天和我视频的时候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3月3日，我在家包饺子，安德鲁在视频中看着白胖胖的饺子大呼看到吃不到，太过残忍。我提议给他送一些去。安德鲁很高兴，但又担心我被感染，我笑着说：“我的防护措施全着呢，没事，再说，我也想再去囤一些东西。”

我把饺子装在保温桶里，穿上雨衣，戴上口罩、墨镜和手套，包得像个木乃伊一样出了门。大街上的人少了很多，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戴上口罩，有些人的口罩被拉到了鼻子以下。

我匆匆来到医院，几辆救护车停在门口，医护人员正把病人从车里抬出来，每个人看上去都疲惫不堪。我不敢多看，低着头把保温桶交给门房，交待几句后赶紧离开。

回到家时，我在家门口看到了房东卡德丽娜，她一袭黑衣，眼眶红肿。没等我问，她就告诉我，她的母亲在养老院感染了新冠肺炎，刚刚去世，因为特殊情况，尸体直接被送往殡仪馆，她并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上帝啊，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们？”看着伤心的卡德丽娜，如果是平时，我一定会把她抱在怀里，可现在，我只能轻轻拍拍她的肩膀。

安德鲁收到我的饺子非常开心，他不断称赞，真是太美味了，果然每个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厨子。我笑了笑。

我以为安德鲁能顺利出院，谁知第二天，安德鲁就断了音讯。发信息不回，打电话先是无人接听，后来就关机了。想起卡德丽娜红肿的眼睛，我心头隐隐有不祥的预感。

我不敢向最坏处想，却又不能不向最坏处想，我想起他之前开玩笑的话：“如果我死了，最后悔的事一定是没有早点约会你”，我越想，心头越像坠了一块铅，沉重无比。

整整两天，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机械地如常生活，手机一有动静就发疯般地把它抓在手里。

这使我第一次意识到，离别，随时可能没有预兆地发生，可能在下一秒，可能在下个街口，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好好活着。

我终于得到了安德鲁的消息。他说，就在两天前，他的病情突然转重，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昏迷。“我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死了，胸口很闷，我大口大口地吸气，可是就像被捞出水面的鱼，明明到处都是空气，但就是吸不到。”

病床上的安德鲁

我含着眼泪，发过去一个拥抱的表情。

安德鲁告诉我，在他有意识的时候，想到过，他和我还没有正式约会，我包的饺子他还只吃了一次，“我对上帝说，我还不想去见你，我有很多事没有做，不行，我要活着。”

我哽咽着说：“快好起来吧，我还有很多拿手菜你没吃过呢……”他惊喜地说：“你这是答应要与我约会吗？我太幸福了，我甚至感谢上帝让我生病了。”

6

安德鲁在渡过危险期后，一天天好了起来。

但整个意大利的形势越来越不妙了，每天的新增确诊人数由上百例很快升到一千、甚至几千例。因为防护物资不足等原因，大批医务人员感染，同时有多名医护人员因为感染去世。3月7日，意大利累计确诊人数达到5800多人。

空无一人的街道

琼哭着给我打电话，她决定离开意大利回中国。然而，由于通往中国的航班已被切断，她只能先由米兰转机至阿布扎比，再由阿布扎比转至北京，而这时候的机票已经涨到了将近三万块钱一张。

爸爸妈妈每天看着意大利垂直飙升的新增确诊人数，也一再让我回西安，然而考虑到未完成的学业、居留期的问题，以及回程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我还是决定留在意大利。

我用张文宏教授的话劝他们，“原地隔离是最好的办法”，为了让他们放心，我让他们看我塞得满满的冰箱，并每天抽出时间和他们视频。

3月10日，意大利全线封城，除去工作和健康原因外，其余的外出理由一律不被允许。当晚，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就新冠疫情向中国求助。

人很少的地铁

琼在将近20多个小时几乎不吃不喝的情况下，顺利在3月10日到达北京，她赶上了大批留学生回国潮，机场里几乎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忙得声嘶力竭，然而，因为等待时间过长，很多留学生出现了情绪不安、暴躁等状况。

“我能理解他们，这么长时间又累又渴又怕，回来了只想赶快找地方躺下。可是，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呀。不管怎么样，我回来了，安心了，我从没这样自豪啊，因为，我身后有祖国。”琼在微信里说的话几乎让我落泪，在如实申报了自己的情况后，琼被带到了集中隔离点隔离。

3月11日下午，华西医院两名医生随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队飞赴意大利，与此同时，呼吸机等大批医疗物资也准备运往意大利。

米兰大教堂广场上的鸽子已经没有人喂了

3月18日，安德鲁治愈出院，我开玩笑说要不要我接他，他非常认真地说：“不，绝不，经历这场该死的灾难后，我觉得之前对它太轻视了，我决定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你也一样。”我点头答应。

封城之后，我所在区的大超市开通了线上预订，生活物资不成问题。被迫宅在家里的意大利人压抑不了热情的天性，他们在阳台上演奏乐器，隐隐约约的乐曲声让我总能想起之前在运河边上那些美好的日子。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此刻，时代落下的灰，终在意大利成了山。面对病毒，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相信在举国防疫和中国人民的援助下，意大利能早日挺过这个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