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某踢伤卢标的小腹，官府决定由余某对卢标进行保辜（我国古代刑法中一种保护受害人的制度），卢标被余某治疗数日后步行回家。时隔二十多天，卢标身体发热，治疗无效死亡，余某是否承担刑事责任？清代江南名幕汪辉祖在其《病榻梦痕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桩案件。 踢伤邻居，保辜治疗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汪辉祖担任浙江龙游县知县王晴川的幕僚。这年正月十三，当地农民卢标在外出赏灯时，和邻居余某发生冲突，两人互不相让，发生斗殴，余某踢伤卢标的小腹，卢标当场痛得话也说不出来。当晚，卢标的家属将卢标抬到余某家，要求处理。事情上报后，经衙门负责缉捕与监狱的典史验伤，卢标交付余某进行保辜。 
保辜，是我国古代刑法中一种保护受害人的制度。清律保辜条注：“保，养也；辜，罪也。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凡是斗殴伤人案件，被告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害人的伤情变化负责，若受害人在限期内因伤情恶化死亡，被告按杀人罪论处。 寻根究底，保辜制度的确立，是因为限于技术条件，对内脏、内出血等伤，当时没办法检验定性。西汉初年规定保辜的时限是二十天，这是现存最早有关保辜的法律条文。唐律明载“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明清两代的辜限作了一些延伸，即手足、他物、金刃及汤火伤，限十日以内；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限二十日以内；如受害人确系因原伤身死，对被告也按杀人罪论。 
步行回家，发热身亡 既然衙门已确定由余某对卢标的伤情进行保辜，余某按理就该想方设法为卢标疗伤，以免承担刑责，事实上余某也的确请来郎中。在郎中的积极治疗和余某的精心护理下，卢标的伤情好转。正月二十八，在告知余某后，卢标步行回家，这时距两人发生斗殴的正月十三，已过去十五天。 二月二，龙抬头，正逢文昌神会，卢标久病初愈，耐不住寂寞，跑出门到神会上逛荡，大醉方回，一醉方休。翌日起床，他身体突然发热滚烫，痛苦不堪，家人立即唤来郎中汪某诊治，仍然无济于事。天有不测风云，卢标竟每况愈下，病情愈演愈烈，二月初九，便撒手人寰，一命呜呼。这时距两人斗殴之日，已整整二十七天。 因此前余某曾殴打卢标，官府确定让余某对卢标进行保辜，现在卢标不幸身亡，其家属当然要求余某承担责任。人命关天，官府闻报，立刻验尸，检验由隔壁汤溪县的老仵作何君代为。结果表明卢标小腹上有伤痕，该伤痕与原先余某踢伤卢标后，司法官员检验的伤痕尺寸大小、颜色深浅都完全吻合。令人遗憾的是，案卷材料对余某踢伤卢标的相关情节，记载得非常详细，而对卢标请汪姓郎中疗伤一事，根本没有涉及。 
伤者亡故，另有蹊跷 知县王晴川决定对此案重审。汪辉祖提出，如果说是余某踢伤，导致卢标丢命，则踢伤造成的必是致命伤，按一般情形，被害人死亡时间，从致伤之日起算，不会超过三天。卢标二月初九死亡，距踢伤之日有二十七天，已超律法规定的保辜期限。再者，余卢两家相距一里有余的路程，正月二十八，卢标从余家步行返回，足以说明卢标的伤情已经痊愈。事情的起因是踢伤，官府既已明确保辜，如卢标伤情未好，根据常理推断，他也断不会轻易离开余家。最后，卢标家人声称，二月初三卢标酒后发病，请的是擅治内伤的郎中，这证明被害人治的不是所踢之伤，而是其它病症。 知县王晴川仔细听过汪辉祖的分析后，立即传唤为卢标看病的汪郎中，仔细询问，并调出其为卢标治病的药方和医案。果然不出汪辉祖所料，当时治的是因伤寒而引发的病。他并未就此罢手，而是继续查究，一般的外伤，在停留一段时间后，伤痕就会消失。卢标死亡时，距踢伤发生已足足二十七天，为何验尸时，小腹上的伤痕，还同踢伤时检验的结果一模一样？他建议知县王晴川先讯问相关检验人员，再行重审。 
十月份，开堂会审，老仵作何君固执己见，坚称自己的验尸结果正确可靠。知县王晴川专门上报，由浙江按察司与衢州府另选得力人手重新验尸。很快，金华府兰溪县仵作梁某，行文借调龙游县，经其检验发现，卢标尸体的腹部已完全腐烂，牙根和顶骨没有红色。对此结果，梁某也大吃一惊，不敢填写尸格（验尸报告）。为查明真相，十二月，王晴川携卢标尸骨到杭州复检，事不凑巧，此前验尸的老仵作何君因吏部考察时遭受弹劾，不能参审此案。 将错就错，势难挽回 抵达杭州后，按察使李封因与仵作何君是旧相识，欲按其递交的最初验尸报告为准（欲迁就初详），王晴川不同意，又托请处州（今浙江丽水）杨知府、衢州王知府复验，结果表明，卢标牙根和顶骨确实没有红色。李封亲验，认为尸体下身骶骨发黑，应是小腹踢伤所致，拟判余某抵命。汪辉祖以宋慈《洗冤集录》内载，并无小腹受伤需要查验骶骨之说，且卢标“伤痊则归期可证，病死则医药有凭”反复顶辩，无奈臬司衙门俱不批阅，只言知县王晴川固执倔强，不从上意。 
浙江总督兼巡抚陈公颇为认同王晴川的论断，杭州众多官员与幕僚也认为卢标死于律法规定的十日保辜期限外，余某纵然论绞，也应奏请朝廷批复，可酌情减罪流放。王晴川议请汪辉祖坚持顶复，汪辉祖叹道：“区区不过一属吏，一心以律例学识辅佐您治境安民，只知奉法行事，法止于刑，若要强加余某死罪，此心难平。”晴川因此更坚信自己的判断，“然其势不能与臬司抗”，最终官府以方骨（骶骨）为证，余某拟绞。案子以“方骨案”为名，与杭州新城县的“逼嫁案”一道传得沸沸扬扬，引得杭城百姓议论纷纷。 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中，有关此案，感叹自己自习幕始，佐幕二十余年，但凡出任宾客，一直依律阐义，明辨是非，不敢丝毫假借当吏做官，颛顸刚愎，不想一两年的时间，风气顿易，律例几不可凭，而为幕风气日下。当时督抚一身，大权集于一人，吏治难清，案子初审时不能很好沟通，督抚又乐于将自己的属吏幕客派往省内各府道常驻行馆。各县也累计有三四十号幕僚，稽留省城，有人请求返回任地，督抚就很不高兴，故地方人员不敢不留。这些幕宾每天除了拜谒上官，就无所事事，有事也是聚饮赌博，甚至“盲女弹琴，娼妓陪酒”，毫无顾忌可言。
| 
发表于 2020-4-18 14:44:21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