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新安画派

安徽后卫

文 | 陈传席

新安画派的形成以及画风成就是徽州商业经济兴起和发展的结果。南宋之前，乃至于元代，徽州一地无甚文化，更谈不上被称为“文之极也”的绘画。新安文化的发达是在新安商业发达之后的事。

新安是郡名，汉属丹阳郡地，三国时吴国分置新都郡，晋太康元年改名新安郡，南朝宋齐因之。至隋代移治安徽歙县，唐肃宗时称歙州，宋宣和三年改成徽州。从此，这块地方就叠称新安和徽州。徽是美的意思，这里有天下称美的黄山，谚云：“五岳归来不观山，黄山归来不观岳。”大旅行家徐霞客登黄山惊叹曰：“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历代大文人对新安风光十分醉心，流连忘返，并留下大量诗句。可是，这里的居民曾经是十分贫困的。南宋罗愿编纂的《新安志》，其卷一《州郡·风俗》篇记这里“山限垠隔，民不染他俗，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女子正洁不淫佚，虽饥岁不鬻妻子。山谷民衣冠至百年不变。自唐末赋不属天子，骤增之民，则益贫。”

▲ 弘仁（僧渐江）——寒山图（松壑清泉）

（一）

南宋议和之后，宋金息兵，南宋小朝廷一时出现了富裕状态，加之人口骤增，临安城内大兴土木，兴造官府私第，需要大量的竹木，新安的浙江（浙河）是通往临安的，有人砍伐山中竹木，编排为桴，顺流而下，然后拆桴出售，取利而回。贫极之民，不畏艰险，纷纷联桴下浙河，靠苦力砍竹伐木，加之有山林之源，水道之便，竟然取富而归，这便是徽商之始。尔后，新安人不但卖竹木，也卖茶叶等等，世面见多了，什么生意皆做，如最赚钱的盐运业。但南宋只是徽人经商之始，尚不十分普遍，且以离新安江最近的休宁、歙县为主。南宋端平年间李以申《新安续志》记云：“六县（指当时徽州六县休宁、歙县、祁门、黟县、绩溪、婺源）山垠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转引自《徽州府志》）。必须注意的是，徽州人并非天生善于经商，一是地少人多，从事农业，无法生存，不得不外出谋生；二是有从事商业的途径和社会条件。明末抗清英雄金声曾给朋友说过：“郡邑处万山，如鼠在穴，土瘠田狭，能以生业著于地者，什不获一。苟而家食，则可立而视其死。其势不得不散而求衣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贾也。”（《金忠节公文集》卷四《书与徐按台》）

▲ 査士标 无题

元代的民族政策压制了汉人的商业经济发展，徽人经商仍未能蔚然成风，乃至于一度中止。元末天下大乱，徽州商人乘机而起，横行天下。徽州的几个巨商皆起于元末明初，如《休宁率东程氏家谱》记：“宗一公，讳维宗，字明德，号仁叟（1332 ~1413年）……年十九，尝一一赴乡试，不捷而归……既而遭时革运，无复荣念，从事商贾。货利之获，多出望外，以一获十者常有之，若有神助，不知所以然者，由是家业大兴。”其他如歙县巨商吴氏、王氏，休宁县巨商曹氏、孙氏皆兴起于元末明初。到了明代中期，徽人经商成风，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所谓“力田”者就少了。明弘治元年的《休宁县志》记云：“治在万山间，愿隰坟衍之地少，居窄民稠，民鲜力田，而多货殖。”（转引嘉靖刻本《休宁县志》）《歙志》更云：“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商……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者皆有之，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垠，亦不无吾邑之人。”徽商遍及宇内，且大至都会，小至孤村僻垠，无不有之，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徽商起于南宋，但尚未在徽地蔚然成风，因之它尚不能改变徽地的经济面貌。徽商正式发迹于元末明初，大盛于明代中期，遂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接见全国八大巨商，其中一半是徽商。

（二）

徽州的巨商们不再从事竹木茶叶贩卖，而大都从事有巨利可图的水产业，开辟盐场。由全国各地聚集在扬州的盐商中，徽商就占一半以上。他们的财产积累有百万两银，那些有二三十万两银资产的商人只能算作中等商人（参阅谢肇淛《五杂俎》）。徽商的经济地位稳固了，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商人是居四民之末的，故其富者被称为“末富”（地主被称为本富），比起“席上珍”的儒者是大为逊色的。他们要向士大夫靠近，要向官僚阶层靠近。但他们惟一的资本，也是最大的资本，就是钱。据《休宁县志》所记，本来这里“俗尚俭啬，而务蓄积”，但明代中期之后的徽商却极为奢侈，楼台妓馆，犬马声色，挥金如土（参见《五杂俎》），这些形式上的贵族化，仍不能使他们靠近士大夫和官僚阶层。

徽商们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其一是叫自己的子孙事儒学，从举子业。有雄厚的经济为基础，改观大有可为，他们花钱延请名师大儒教育子孙，并捐款兴办各类社学、书院、县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于是乎，在经济的高潮到来之后，接着便出现了一个文化高潮。新安由原来文化十分落后的状态一下跃居全国的首位，考中状元进士的人数，仅次于历史上的苏州（苏州地区人口多，新安地区人口较少，如按人口比例，新安考中状元进士的人数一时间应占全国的首位）。新安海出现了“父子尚书”“兄弟丞相”“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新安画派”“新安医派”……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资本论》中唯一的中国人、杰出的理财家王茂荫，名墨胡开文，名将兼戏曲家、散文家、诗人、五子之一汪道昆，新安四大画家渐江、汪之瑞、孙逸、查士标等等，直至近代陶行知、胡适、张曙、黄宾虹等等，皆是新安名人。还有“徽墨”“徽戏”“歙砚”“徽派版画”“徽派刻书业”“徽派篆刻”等等，皆举世瞩目，各行各业在竞争中皆出现了名人奇士，一时压倒文人荟萃之地的三吴两浙。

在徽州的各种文化事业中，最兴盛的还是绘画艺术。文化名人中最多的也是画家，丁云鹏、丁观鹏、程嘉燧、李永昌、李流芳、海阳四大家，直到清中期，扬州八怪中部分画家也是徽州人，清末则有虚谷，近代则有黄宾虹，数不胜数，皆一代名家。但从地方志和各种文献资料中查阅，在徽商兴起之前，徽州无像样的画家。就在徽商开始具有强大实力的时期，徽州开始有了绘画，不久，一大批画家也就开始崭露头角。

▲ 虚谷 松荫观瀑图

其二，“末富”们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子孙，让他们做官为文士，光耀门楣；另一方面，还要马上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于是开始附庸风雅，接近文人画家，收藏古玩字画便成为他们的拿手好戏。孟子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居处环境的文化装饰，以表示自己“有教”和异于禽兽。“画者，文之极也”（《画继》），附庸风雅之士，无不对画感兴趣。但古代名迹十分昂贵，缺乏巨大的财力者是不敢企望的，可这对于徽商却十分简单。徽商购买字画的风气大兴于汪道昆，汪虽出生于徽商之家，却自幼读书学文，进士及第，官至右侍郎，致仕后回家，隐居黄山，自称“天都外臣”。汪在京为官时就喜爱收藏古玩字画，此时兴趣尤浓，名人巨儒、高雅文士纷纷登门求观，引起徽商的艳慕，于是纷纷效颦争相购买古玩字画。

徽商们收藏“元四家”、赵孟頫等元代大家，李、刘、马、夏等南宋画家，李成、范宽、王诜、郭熙等北宋大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五代大家，直至唐代王维等人的精品绘画，不计其数。现存的一幅李唐名画《晋文公复国图》长卷（藏美国大都会美术馆）就曾经是歙县吴氏（徽州巨商）物。我国惟一的一幅北宋翟院深的画《雪山归猎图》）也是歙县商人在苏浙经商时购回的，收藏在新安故里，此图至今仍藏在歙县博物馆。现藏日本的王维名画《江山雪霁图》，背景故宫博物院赵孟頫的名作《水村图》，以及北京、台湾两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南京、辽宁等博物馆院所藏的宋元明画中，可见到经过徽商收藏的作品十分多。尤其是元代大家倪瓒的作品，如名迹《幽涧寒松》、《东冈草堂》、与王绎合作的《杨竹西小像》等众多作品，皆经过徽商的收藏，徽商们的收藏可谓富可敌国了。徽商同时也收藏当代画家的绘画作品，在朱之赤的《朱卧庵藏书画目》中，可见分明。

▲ 李唐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

▲ 倪瓒 杨竹西小像

徽商收藏古今名画主要为了标榜自己的风雅，所以，除了收藏价格昂贵的古代稀世名作以出名外，其重要特点就是特重文人画。中国绘画，元代带有长诗文题跋的文人画特别突出，所以，也尤为徽商所重，价格大大压倒了宋画，其次是明代和当代的文人画价格大增。王世贞不明其理，十分惊叹地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瓒，以逮沈周，价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载《丛书集成》），其实正是徽商附庸风雅的结果。

徽商重字画，大量收购古今绘画，这对当地绘画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据吴其贞《书画记》所记，因为徽商高价收买古玩字画，“时四方货玩者，闻见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之甚多。其风噶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古代名迹大量流入新安，尤以倪云林为首的元四家绘画流入新安，这对新安画派和其风格的形成了巨大作用。

▲ 倪瓒 虞山林壑图

另一方面，商人们为了得到文人们的美誉，大力资助文人们的艺术生活，王世贞等召集江浙皖三省文人盛会就是徽商出资。徽商们海延请画家、文人为门客叫游应酬，捐款办学。无怪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那样的盛赞徽州商人，汪道昆更极力颂扬徽商的美德。在商人们的配合下，手工业也应势为文化艺术事业服务，徽州及其附近地区成为了文房四宝的重要产地。刻本业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一跃超过历史上有名的扬州、蜀地和福建。《五杂俎》云：“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本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剖厥之精者，不下宋版。”随即形成了画家参与创作的徽墨图案设计和木版画，如《方氏墨谱》、《太平山水图》、《十竹斋书画谱》等。木版印刷画稿和套色印刷画稿的创作，对新安画派风格的形成也起到十分重大的影响作用。新安画派的山水以精炼稳重的线条为主，多直折，不拖泥带水，很少皴擦，皆得益于木刻版画。

总结一下徽商和新安画派形成的关系：

首先，没有徽商的兴盛就不会有新安绘画的兴起。在徽商发达之前，新安不但没有有影响的画家，而且各种文化皆十分落后。徽商打下的经济实力，是新安绘画兴起的最好基础。徽商培养自己的子孙后代，捐款办学，使新安人的后一代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徽商附庸风雅，大量收购古玩字画给新安人带来了绘画遗产，徽商交结文人画家，皆对新安艺术兴起起到了启发作用。

其次，徽商带来的艺术交易活动，对文人画家的崇高礼遇，促使了新安画家队伍的壮大和齐全，在竞争中易于促进画家的成长。而徽商穷搜狂聚的购买，大量古代名迹流入新安，带给新安人学画便利。在古代缺乏高明印刷术的情况下，真迹的有无，是学画成就高下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安人又得“商”独厚。

徽商购买古代画作的喜好，偏重以倪瓒为主的元代文人画，也促使画家学习创作木版画，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安画派画风。总之，新安绘画的兴起、成立和风格形成，皆在一定程度上受徽商的制约。在某些方面，徽商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徽商就没有新安画派，而且反过来影响新安画派的画风。

▲ 弘仁 仿倪山水 无题

（三）

徽商从明代开始有外迁的现象，不过仅是少数。清康熙、乾隆时期，是徽商的鼎盛期，也是徽商大量外迁的时期。外迁原因有二：一是新安交通不便，不像金陵、苏州那样四通八达，缺少繁华的都市，后期徽商奢侈淫逸，重小妾，重楼台妓院，于是渐渐移入闹市。二是徽商经营地大都不在新安，如棉纺业多在松江，盐业多在扬州。

当时徽商向金陵、扬州、嘉兴、苏杭等地迁徙甚多，新安画家也多流入这些地方。扬州大商人多半是徽商，《歙县志》记：“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扬州园林极盛，大多是徽州人所建，最负盛名的小巧玲珑山馆乃徽州马日琯所建，槺园乃徽州程梦星所建，休园乃徽州郑侠如所建；著名的梅花书院也皆徽州人所建。

在扬州流居的画家中，一半来自徽州。“新安四大家”、萧云从、梅清、梅庚、戴本孝、程邃等都在扬州留居果，查士标则长期旅居扬州，并葬在扬州西山余家桥。《广陵诗事》记查士标“尝居北乡吕祖坛。……二瞻书‘偶落人间’四字额”。其址中“梅花书屋”乃查士标吟诗作画之处。查士标的画在扬州产生巨大影响，时谚云：“户户杯盘江千里，家家画轴查二瞻。”后来“扬州八卦”中年龄最大的汪士慎和年龄最轻的罗聘，以及李勉等人，皆是徽州人。《扬州画舫录》中所记载扬州的画家半数来自徽州，著名的“小师画派”之首方士庶，女画家方婉仪等等，皆是徽州人。

▲ 查士标 溪亭山色

乾隆之后，徽商最盛时期已过，新安画派也开始衰微。失去了强大的经济支持，绘画的市场变小，力量减弱。现有的大画家很难保住（要向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地方寻找出路），新的大画家就更难出现。需要画家配合的手工业为了继续存在和发展，也陆续迁到易于发展的城市，总之，随着徽州商人及商业的转移和衰落，徽州画家及绘画也跟着转移和衰落。其原因，从理论上去寻找并非难事，从史实、现象上去考查更为明了。

陈传席 | 作者

陈传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2014年荣获“巴黎荣誉市民”徽章。

出版学术著作《六朝画论研究》（大陆版、台湾版，共13版）、《中国山水画史》（15版）、《中国绘画思想史》、《中国绘画美学史》（选入20世纪“中国文库”）、《陈传席文集》（九卷）、《中国佛教美术全集雕塑卷响堂山石窟（上下）》《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陈洪绶集》（点校本，中华书局）、《悔晚斋臆语》（中华书局）、《画坛点将录》（三联出版社、港台版）、《陈传席画集》等50余部，并且部分著作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出版。并在《文物》、《美术研究》、《美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千余篇。据美术界权威杂志《美术》统计：陈传席研究强度居全国第一名。他被很多国内外年轻学者称为“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父”。

陈传席教授史论兼备，旁涉文学诗词，在书画创作上重传统，格调高古，富书卷气，自成一家。谢稚柳曾说：“陈传席的画是当代文人画一个顶。”苏联画报曾作专门报道，苏联最富盛名的汉学家、中国美术史研究家查瓦茨卡娅曾撰文称：“中国现代的绘画有三大派，现代派爬得太高，新文人画派靠得太近，唯陈传席画派立得最远。陈传席的画宁静含蓄而有诗意，格调高古，超迈绝俗，是当代最高的文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