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枰上的中国文化史

文如玉

作者：李四维

导言

历史是有主线、有逻辑的，并不是一个个散乱的故事。文化是特定人群的行为方式，并不是脱离人而存在的某种知识、思想或者价值观。文化的历史看似千头万绪，实则有迹可循。

而围棋，正是观照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绝妙的切口。这个古老而常新的游戏，古老到据说源自上古的巫卜，常新得能印证最新的人工智能。纵横十九道，纵向打通了几千年的时光，横向连接了每个时代不同的社会阶层。

中国古代围棋文化有两个高峰，前为魏晋南北朝，后为明清两代。本文拟疏通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的历史，以社会的政治、经济、话语权为基础，从主流文化的嬗代中，提取围棋文化的构成和流变。

魏晋风度贵族时代

围棋是当代小说、影视剧中常用的符号性道具，通常用来营造高雅出尘的氛围，或者附会高深莫测的道理。不管这些虚构作品种呈现的围棋有多么不切实际，这一现象都如实地反映出围棋在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文化含义。

《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

其实，围棋在两千年前就曾经作为符号性道具，被用在特定的叙事场景中。试看以下例子：

孔融被杀时，他的两个小儿子正在下围棋，听到消息后，他们不为所动，继续下棋。别人问他们怎么还能坐得住，他们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慌忙也没有用。”（孔融被诛，二子棋而不起。左右曰："尔父见报，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太平御览·工艺部·围棋》引《魏氏春秋》）

魏军攻蜀，军情紧急，三军将士都武装整齐。费祎作为总指挥，出征前却来了个客人要跟他下围棋，费祎立即答应，不慌不忙把棋下完，然后才悠然上阵。结果费祎大军一动，敌人迅速被击退。（延熙七年，魏军次于兴势，假祎节，率众往御之。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祎至，敌遂退。——《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

吴国丞相顾雍的长子出任豫章太守，一天顾雍与人下围棋时，突然有豫章来信，但不是儿子的，他就知道一定是儿子出事了。他故作沉稳把棋下完，客人都走了，他才叹息道儿子死了。（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世说新语·雅量》）

阮籍是个大孝子，与朋友下围棋，突然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朋友忙表示我们先不下了，阮籍却坚持要下完，还要与朋友赌胜负。下完棋后，阮籍饮酒三斗，吐血数升。（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晋书·列传第十九》）

阮籍的侄子阮简任开封县令，有强盗来犯，手下急忙通报：“有人打劫！”阮简正在下围棋，回了一句：“别吵，我这也在打劫（围棋术语）呢！”（阮简，字茂弘，为开封令。县有劫贼，外白之甚数。简方围棋长啸，吏云“劫急”，简曰：“局上劫亦甚急！”其高率如此。——《太平御览·工艺部·围棋》引《陈留志》）

淝水之战时，东晋主帅谢安在与人下围棋，这时战果传来，晋军大胜，谢安却无动于衷，继续下棋。别人焦急地问他结果，他淡淡说出一句“小儿辈遂已破贼。”（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兒辈遂已破贼。”……其矫情镇物如此。——《晋书·列传第四十九》）

翻阅三国至两晋时期的史籍，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都是一个模式：某人听说一件特别紧急或者特别惨痛的事，但是他恰好在下围棋，于是他非常淡定或假装非常淡定地继续下棋，天大的事也要下完棋再说。这里面围棋充当了一个重要的道具，用来表现主角们临危不乱、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高迈风度。用这些故事来夸饰围棋“修身养性”的功能，说因为这些人下围棋所以才如此从容淡定，其实是误读了历史。请看这个例子：

魏郡发生兵变，与黑山贼一起攻下袁绍的老窝邺城。此时袁绍正在与客人们投壶，其他人有家属在邺城的都吓哭了，只有袁绍谈笑自若，继续投壶。（袁绍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坐中家在邺者，忧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绍观督引满投壶，言笑容旨自若。——《太平御览·工艺部·投壶》引《献帝春秋》）

这个故事与前面几个故事场景一模一样，只不过表现淡定的道具从围棋换成了投壶，大概是围棋的桥段用太多了怕读者审美疲劳。所以说，这种故事是一个特定套路，主角在事情紧急的时候必须玩点什么以显示其高迈的风度，跟围棋本身没太大关系。并不是围棋让这些人变得从容淡定，而是这些人把“从容淡定”的文化符号烙在了围棋上。

魏晋时期，天下是门阀贵族的天下，文化自然也是门阀贵族的文化。所谓贵族，就是不需要从事任何实际工作，世袭巨大的财富和政治地位的人，他们当然整天一副从容淡定的样子。贵族之间最崇尚屁事不干、各种“会玩”的清流，他们饮酒弹琴、吟诗作赋，以不务正业为荣，以操持实事为耻，总之每个人都很风雅，因为供养着风雅世界的下层吏民是不被算作人的。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干的人起码还能下下围棋。于是，围棋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这个时代也不是真的人人都喜欢围棋。比如神仙家葛洪，在《抱朴子》中说自己从小到大什么都不会玩，连围棋盘有多少道都不知道。（洪体纯性驽,寡所玩好……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几道。——《抱朴子·外篇·自叙》）再比如名将陶侃，他不仅自己不下棋，还把手下官员的棋具扔进长江。葛洪和陶侃有个共同点，就是出身寒门，自幼家境贫困。

陶侃年轻时，家里来客人没钱招待，陶侃的母亲就剪下头发卖掉，才办置了一桌酒菜。当时的名流杨晫很欣赏陶侃，让他坐自己的车一起去拜见高官，就被人讥笑：“你怎么能让小人坐你的车？”他们口中的“小人”，就是出身贫贱的人。陶侃的勤劳、节俭，在当时人眼里就像个笑话。《晋书》里记载，陶侃闲着没事的时候，唯一的消遣活动是把一百块砖从屋里搬到屋外，再从屋外搬到屋里。这与其他人的“会玩”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实陶侃并不是什么特立独行的人，奇特的只是当时人看陶侃的视角。

在古代，文化具有一元性，一定会有一群人占据话语权，成为“主流”，而其他人都被斥为“非主流”。魏晋的主流是贵族，所以陶侃这样出身寒门的人，纵然成为了国家砥柱，也依然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永嘉之乱后，士族仓皇南迁，多亏陶侃镇守荆州稳如泰山，才让他们有了一个落脚之处。士族们对陶侃是心怀感激的，若非如此，只怕我们从史书中读到的陶侃形象不会这么高大。

寒门出身南朝君臣

大概是由于“会玩”的人太多，陶侃们太少，撑不起残破的江山，东晋终于灭亡。

而到了南朝，人们却更会玩了。相较于魏晋人把围棋作为一种风雅的道具，南朝人则成了一群硬核的棋迷。

宋文帝刘义隆宠爱围棋高手羊玄保，经常召他进宫对弈，以至于每次诏书一到羊玄保家，羊玄保的小儿子就说：“不用看就知道，又要去下围棋了。”羊玄保在外做官，文帝思念他，就派另一个围棋高手褚思庄千里迢迢赶去跟他下了一盘棋，那时又没有网络直播，褚思庄下还得完棋就快马加鞭赶回来把棋谱摆给文帝看。

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亲自撰写棋书，世称《齐高棋图》。梁武帝萧衍下诏，命大臣修编《棋品》，给当时名流们做了一个棋力等级官方认证。《南史》中的列传，常常会煞有介事地记载某人棋在第几品。

齐明帝时有一则趣事，一位叫娄逞的女子，“粗通围棋，解文义”，于是假扮男人与公卿们交游，居然谋到了扬州议曹从事的官职。直到她被发现是女扮男装，才遭到驱逐。围棋已经是与“文义”（文学）一样，成为了混迹上流社会的基本技能。大才子沈约欣赏年轻的朱异，开玩笑说“天下人重视的东西唯有‘文义棋书’，全都被你小子占了！”这也是一个把围棋与书法、文学并举的例子。

南朝人何以如此抬举围棋呢？宋、齐、梁、陈四朝皇室都出身寒门，在军队中起家，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他们特别希望获得世家大族们的承认，于是就在文化上有意无意地呈现出了所谓的“皈依者狂热”。世家大族最引以为傲的经学，由于太过重视传承，无法速成。书法、文学、围棋这些浮华的技艺，就成了南朝新贵们装点门面的不二之选。

齐高帝萧道成说：“我本布衣素族，万万没想到能有今天。”称帝前他家穷到儿子们读书写字连纸笔都缺，就在在手心上练习书法。高帝第五子萧晔小时候没有棋盘棋子，就用木片自制棋具，苦学成为围棋高手，围棋别有“楸枰”的雅称就出自他这里。

南朝皇室可谓是千辛万苦，才活成了他们心目中老牌贵族该有的样子。不过，皇室可以在文化上向贵族靠拢，政治上却必须不断打压贵族，起用寒门。毕竟贵族容易不受控制，而寒门则巴望着抱皇室的大腿。赵翼《廿二史札记》里说：“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寒人”就是出身低微的人，他们的起家，完全依赖于君王的恩宠。

一次宋文帝与羊玄保赌棋，赌注是一方郡守，羊玄保棋胜，获得了宣城太守这个肥差。羊玄保不管在哪里当官，都没什么实际政绩，然而好地方的官总是会轮到他做。宋文帝说：“一个人的仕途不仅要靠当官的才能，也要考虑到命运的安排。比如羊玄保，每次有好官缺，我第一个就想到他。”（羊玄保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与赌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故频授名郡。为政虽无干绩，而去后常见思。不营财利，处家俭薄。太祖尝曰：“人仕宦非唯须才，然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宋书·列传第十四》）

宋文帝这句话，已经不是暗示而是明示了：你们的升沉命运，就是我一句话的事情，想上位就学学人家羊玄保。大臣们当然欣然会意，纷纷效仿。

于是南朝的寒门子弟和下层士族们都争相投君王之所好，钻研高雅文化，混迹上流社会，形成了庞大的文人集团。南朝君臣在文化上的狂热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对比魏晋和南朝历史中的君臣对弈场景，可以发现魏晋的大臣与南朝大臣对待君王的态度有强烈的反差。晋武帝与王济下棋，王济把脚伸到棋盘下面，被一旁的亡国之君孙皓看见，嘲讽他无礼于君；晋惠帝时，贾谧与太子下棋，在数子时产生争论，被成都王痛骂。门阀贵族对皇室的毫无尊重，充分体现在了围棋中。这类事情绝不可能出现在南朝。南朝的画风是这样的：

南朝宋明帝属于我们说的“棋臭瘾大”，按照当时的九品制度，他的棋力连最末一品都入不了，然而名流们一起谎称他达到了三品的水平。他还要跟当时第一品的高手王抗下棋，王抗只好故意放水，还说：“陛下的这个‘飞’（围棋棋形的一种，容易被冲断），小臣我可断不了！”（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南齐书·列传第三十四》）

无论这他们是畏惧君权，还是仅仅把皇帝当成傻子哄，总之面子上得让他过得去。

围绕在君王身边的文人集团，虽然确实起到了打压贵族的作用，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想方设法欺下媚上，勾心斗角，玩弄权术。正所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龚自珍《咏史》）这样的王朝，自然也难以久长。宋、齐、梁、陈匆匆迭代，最后把天下拱手送给了来自关陇的武夫们。

唐诗宋词文人时代

贵族们垄断了财富、政治权利和文化，然而贵族们一代传一代，文化越传越多，财富和政治地位却只会越分越少。于是到了一定阶段，社会上就出现了一大批空有文化却没有财富或者政治地位的“士”。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都经历过这个历史阶段。正如培根在《论贵族》中说的：

贵族人数众多则国贫而多艰；因为这是一种过度的消费；并且，贵族中人有许多在经过相当时间后必然变为贫乏，结果在尊荣与财富之间将造成一种不相侔的情形。（A numerous nobility causeth poverty and inconvenience in a state: for itis a surcharge of expense; and besides, it being of necessity, that many of thenobility fall in time to be weak in fortune, it maketh a kind of disproportion,between honour and means.——论贵族，培根随笔第十四）

“士”们觉得自己满怀才能，却因为门第衰落找不到上升渠道。同时皇帝发现，让贵族治国太不划算，他们玩玩打打，还把国家都治成自己家的了，于公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于私皇帝的地位可能朝不保夕。只有让“士”这个阶层来治国，皇权才能更加巩固。士与皇帝双方的需求恰好对接，一拍即合，于是历史悄然转向，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唐代正是这样一个变化的时期，其中扮演“士”的，就是进一步崛起的文人集团。“文人”古已有之，然而前代文人身份与弄臣无异。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取仕的全面推行，文人获得稳定、体面的上升通道，继而产生了强烈的身份感。文人文化也成为主流文化，垄断了历史的话语权。

魏晋南北朝的史书中频频出现的君臣对弈场景，在新旧唐书中完全绝迹。大唐的文臣们觉得，陪皇上下棋不符合自己的身份。效仿魏晋的样子，那算非礼；效仿南朝的样子，那算媚上。

唐太宗时期，有一次公主满月，太宗请群臣喝喜酒。席上，太宗让魏征与自己赌围棋。魏征坚决不答应，说：“我家没什么宝贝可以拿出来赌。”太宗说：“谁说的？你的忠心和正直就是最珍贵的宝贝啊！这样吧，你赢了我就给你财物，你输了的话，今天你就配合一下氛围，不要扫了大家的兴。”魏征这才勉强答应。本来太宗是有名的围棋高手，魏征未必能与之匹敌。然而，太宗才刚下到布局，就投子认负，然后“输”给魏征一匹宝马外加金鞍和大量布帛。（文德皇后诞公主，月满，宴群臣于丹霄殿。太宗命公围棋赌，公再拜曰：“臣无可赌之物，不敢烦劳圣躬。”太宗曰：“朕知君有物，不须致辞。”公固言无物堪供进者，太宗曰：“朕知君大有忠正，君若胜，朕与君物；君若不如，莫亏今日。”遂与公棋，才下数十子，太宗曰：“君已胜矣！”赐尚乘马一匹，并金装鞍辔勒，仍赐绢千匹。——《魏郑公谏录》）

古往今来君臣对弈，只有臣下故意输给君王，这大概是唯一一次君王故意输给臣下的。让魏征陪大家玩乐一下是多么不容易！这不仅是魏征一个人的傲娇，这是大唐文臣们集体的傲娇。

门阀贵族们的核心价值是出身血统，他们随便玩玩就能很风雅，文化上崇尚黄老的清静无为。南朝文人们的核心价值是抱紧皇室的大腿，他们需要努力凹出风雅的造型，紧跟着上之所好。大唐文人们就不同了，他们觉得科举入仕是自己法定的权利、分内的资本，自己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治理国家，文化上崇尚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贵族可以理直气壮的玩物丧志，越会玩说明血统越高贵。文人如果太会玩，就有不忠、媚上的嫌疑——正如南朝文人留下的历史形象。大唐文人要全方位地与南朝文人划清界限，杜甫诗云：“恐与齐梁作后尘。”南朝文人热衷围棋，大唐文人就抵触围棋。

不过历代皇帝仍然对围棋乐此不疲，于是就需要发掘下围棋的专门人才。好在国力强盛的时候，各种文化都能得到发展，有唐也不乏围棋高手。从唐玄宗开始，围棋高手可以被选为翰林待诏，职业陪玩，后世称为“棋待诏”。唐代围棋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传说故事，都发生在棋待诏身上，比如王积薪遇仙，顾师言镇神头等。不过，棋待诏与其他门类的翰林待诏一样，都是被主流的文人文化所嫌弃的。

中唐著名改革家王叔文，就是因为围棋下得好被选为翰林待诏，然后才结识了当时的太子、后来的唐顺宗。顺宗登基后，王叔文得到重用。他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叫停翰林待诏制度，“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射覆、棋弈诸待诏三十二人”。韩愈《顺宗实录》中评价这件事时，说王叔文的心理是“恶其与己侪类相乱”，说白了就是自己嫌弃自己的出身。

韩愈这句话其实也能反映唐代文人群体普遍的文化心理。文人群体私心艳慕的是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正在没落的贵族，因为贵族是一切优势文化的来源；他们最不齿的则是“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因为文人在历史上曾经与这些人同列。太史公《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文人们在唐代终于脱离了“文史星历卜祝”的阵营，于是转过头来就攻击自己昔日的同侪，这岂不正是“恶其与已侪类相乱”吗？

文人群体不仅在身份认同上拒绝围棋，在实际内容上也无法理解围棋。中国文化自古缺少精密逻辑，文人们对天文、数学这些人类在几千年前就掌握了的技能都无法接受，将其视为占卜一类的神秘不可知的法术——这也是自然科学在中国何以不可能的原因。唐代人们则把围棋也与天文、数学、占卜放在一起说，觉得它们是相通的。唐代文人笔记《云仙杂记》引《止戈集》语云：“人能尽数天星，则遍知棋势。”

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用古人的数学知识实现了很多精确的天文测算。僧一行本来出身名门，武则天时期避世为僧，唐玄宗时期被起用，让他主持历法修正工作。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里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他能施法术把天上的北斗七星装进口袋，以此劝皇上大赦天下。其中有一个故事跟围棋有关：

僧一行本来不会围棋，一次做客燕国公府，旁观国手王积薪下棋，他立即凭空学会了围棋，还能与王积薪对弈。他说，“围棋就是争先手呗？记住我的几句乘除口诀，人人都能成为国手。”（一行公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酉阳杂俎·广知》）

故事的真实性不需要讨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天方夜谭。不过，这个故事却能如实反映出唐代主流文化对围棋的态度：围棋不过是雕虫小技，我们不懂是因为不屑，我们要想学的话，比你们只会下棋的专业人士厉害多了。

宋人也照着这个模板，编出了宋代大儒陆九渊下棋的故事：

陆九渊年轻时，在临安集市上的小店里看人下棋，连看好几天。棋工就对他说：“您天天看棋，一定是个高手吧？我想跟您请教一盘。”陆九渊说：“时机还不成熟，三天后我再来跟你下。”陆九渊买了一个棋盘带回家，挂在卧室，连续两天盯着棋盘看，突然就顿悟了，说：“这就是河图之数啊！”第三天他去跟棋工对弈，连胜三局。棋工说：“我是临安第一棋手，您居然能随便虐我，您简直天下无敌了啊！”陆九渊大笑着走了。（陆象山少年时，尝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髙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幅归，悬之室中，卧而仰观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凡来著者，皆饶一先。今官人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鹤林玉露·丙卷·卷一》）

把这个故事安在陆九渊身上，多半是因为陆九渊本人说过这样的话：“棋所以长吾之精神，瑟所以养吾之德性。艺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象山语录》）虽然陆九渊并没有吹嘘自己棋艺高超，但是“道即是艺”的思想，与文人群体对围棋以及其它一切技艺傲慢态度的根源非常契合。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用amateur（业余者）一词来称呼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可谓精准。他本来只是说文人对于公共事务管理的业余，我觉得古代文人们对一切都有种“高贵的业余者”心态——他们坚信自己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经掌握了终极的道理，能作为业余者对世间所有东西触类旁通；而那些专业人士都是可鄙的，因为专业人士只懂得某一样具体的技艺，缺少了“格局”“境界”。

中国历史上文人地位最高的时代是宋代。宋人继承了唐代的文人文化，也继承了其对围棋的鄙薄。例如林和靖，说自己什么都会，唯独不会“担粪与着棋”，意在把下棋与挑粪并列来羞辱之。宋代围棋理论著作《棋经十三篇》也记录了当时人对围棋的道德批判，说围棋“以变诈为务，劫杀为名，岂非诡道邪？”比唐代更过分的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把对围棋的鄙薄，直接体现在了对下棋人的歧视中。宋代文官甚至容不得宫中的棋待诏尽自己的职分：

宋太宗赵光义也是个深度棋迷，学习唐朝设置棋待诏。棋待诏贾玄技艺高超，经常进献刚研究出来的“新图妙势”，大概就是死活题之类。文官们就上书要求流放贾玄，理由是他用围棋迷惑明君，会把明君带坏。宋太宗用一句玩笑话来回应：“嗯嗯你们说得都对，我就是让他帮助我免于后宫佳丽的迷惑啊。”（太宗善奕棋，谏臣乞窜待诏贾玄于南州者，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恐壅遏万机，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谈苑·卷四》）

古代的历史叙事中，常常把君王昏庸归罪于美色或者玩物，就好像现在的家长，把孩子不学好归罪于电子游戏一样。宋太宗说“聊避六宫之惑耳”，言下之意是，即使没有围棋，也有别的东西可以迷惑我，是明君还是昏君，区别根本不在这里。贾玄有幸遇到见识高超的皇帝，得以免于无妄之灾。然而，另一位棋待诏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宋高宗赵构时，有个叫沈之才的，因为围棋下得好被选为待诏。一天，在宫中跟他的同类下棋，皇上指示：“给我好好下。”沈之才来了句：“念兹在兹！”这是《尚书》中的话，无非就是“微臣谨记”的意思。皇上大怒：“一个‘技艺之徒’，竟然敢在朕面前卖弄经典中的话！”下令太监们把他打了二十竹棍，将他逐出宫去。（沈之才者，以棋得幸思陵，为御前祗应。一日，禁中与其类对弈。上喻曰：“切须子细。”之才遽曰：“念兹在兹。”上怒云：“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邪？”命内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挥麈录》）

在金人面前只会跪舔的宋高宗，教训棋待诏时倒是威武得很，理由是一个低贱的“技艺之徒”，说话时竟然引用了高贵的儒家经典——只有文人士大夫才配这样说话的。文言语感好的朋友，可以品味一下《挥麈录》中的原文，每一个字眼里都充满了对棋人深深的鄙视，我实在翻译不出来那个神韵。

宋代翰林院属下有天文、御书、图画、弈棋、琴阮等各类待诏，被统称为“伎艺官”。翻阅《宋史》会发现朝廷对伎艺官的限制是一代比一代严格，开始是规定不能升为朝官，就像现在很多高校规定艺术生不许转专业一样；然后又禁止他们交结权贵谋求升迁，还禁止他们外任；最后连官员标志性的“鱼袋”也不允许他们佩戴了。

政治不允许伎艺官插足，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所有的“政治正确”最终都会成为流氓的武器。无论多么卑劣渺小的人，只要站在主流文化的高地上，都能踩一脚伎艺官，安全可靠地树立自己光辉的道德形象。

唐宋以来的这种文人文化，有其两面性。科举入仕从制度上保障了文人的社会地位，也就保障了文人的尊严，有尊严的人不容易做下三滥的事情，这使得唐宋的政治体面而充满情怀。从这个角度看，文人文化是美好的。但是文人文化以“载道”“致用”的标准衡量一切，凡是不能纳入圣贤诗书话语体系的东西，都被斥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连围棋都能拿来进行一番道德批判。从这个角度看，文人文化是狭隘的。

可能有人无法接受我对文人的评价，因为这与我们平时对古代文人才子的印象反差太大。在平时的印象中，那些人才高八斗，心怀天下，是各种文明成果的创造者。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李白，杜甫，王安石，苏轼，辛弃疾，陆游，文天祥……他们何其伟大，何其可爱！怎么到了我这儿，就把他们说得那么不美好呢？

这种反差是有原因的，我们平时看古代的文人才子们，看的都是个体。然而，文化的本质，是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所以讨论文化，讨论的一定是群体。个体可以有广博的知识、卓越的见解、高尚的情操，群体却不讲究这些，群体只看社会地位、利益关系和集体潜意识。

例如前面提到的陆九渊，本是个妙人。从书信、文集来看，他未尝没有对围棋的躬行体悟。他的哲学思考放在他个人身上，幽微深邃，令人向往。然而他的话语一旦变成了群体的声口，就显得十分可鄙了。

同样，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谁说唐宋文人都鄙视围棋啊，我知道某某某就很喜欢围棋。”也是一个道理：个人的趣味跟群体的声口是两码事，这个就叫“量子社会学”。

市井之间别样风流

唐宋两代是文人文化的黄金时代，如今人们言传统文化必称唐诗宋词，这正是文人文化为我们留下的瑰宝。不过，美好的秩序中，却隐藏不住两点隐患：一是在造纸术、印刷术普及后，知识获取的门槛越来越低，文人群体越来越庞大，最终会庞大到制度无法再提供承诺给他们的政治地位；二是这群“业余者“所修习的东西，本身跟行政、经济都没什么关系，更不能推动社会进步，“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文献通考》载赵匡《举选议》）。

于是，随着时代发展，一方面大量读书人找不到上进的门路，另一方面官场上得意的将不再是文人学者，而变为技术官僚。文人文化处于崩溃的倒计时中。

而与此同时，在历史的另一面，默默形成了一种画风完全不同却同样生机勃勃的文化大观。

庙堂之上，是历史的阳面。市井之间，则构成了历史的阴面。在历史的阳面，帝王、贵族、文人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历史的阴面，没有政治权利的老百姓们也见证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市井”是个抽象概念，意味着城市中的公共生活空间、娱乐场所。文化的主体是人，市井文化的主体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商人、手工业者、仆役走卒、僧道、艺人、倡伎等——浩瀚的史册中很难发现这类普罗大众的身影，他们一直是历史上“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些人之间，围棋非常流行。

温庭筠的《杨柳枝》因为后两句用双关巧妙地表达相思，在网络上一度很火：“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这首诗模仿民歌的手法，写一位女子送别即将远行的丈夫，嘱咐丈夫的同伴“你们要玩就玩长行棋，不要玩围棋（谐音‘违期’）”。这个丈夫即将远行，有固定旅伴，而且有计划好的归期。在唐代的社会背景下，他最有可能是外出做生意的商人。长行、围棋是远行的商贾在旅途中打发无聊时光的常用玩具。

唐代何延之《兰亭始末记》中记载的传奇书法作品《兰亭序》的故事，从中也能窥见这种文化现象：

唐初有位高僧法号辩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有传言说他收藏着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唐太宗对这篇书法渴慕已久，派人求取，辩才却坚称自己没有。于是唐太宗派萧翼前去骗取。萧翼假扮成从北方来买蚕种的商人，到辩才的所在寺院中游赏，与辩才搭上话后，一起“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最后还分韵作诗。谈到书画，萧翼拿出梁元帝真迹《职贡图》，辩才有了攀比之心，告诉他自己有《兰亭序》。萧翼故意激他，说：“《兰亭序》早就在战乱中遗失了，怎么可能在你这儿？”辩才不知是计，拿出真迹给他看，暴露了自己藏宝之处。萧翼在寺中留宿许久，取得了寺中僧众的信任，终于有一天，趁辩才外出的机会，盗取了这副稀世珍宝。（文繁不录，见何延之《兰亭始末记》，《全唐文·〇四部·卷三百一》）

这篇文章内容的真伪历来有争议，但是它千真万确出自唐人之手，因此即使只是杜撰或者传闻，也一定是符合唐代的社会状况的。萧翼假扮成商人，与辩才下棋、抚琴、投壶、握槊（游戏工具，常用于的赌博），而辩才对此不起疑心。这正说明了商人与僧人间进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在唐代非常普遍。

唐诗里出现的棋僧特别多，姚合诗“古寺觅棋僧”“留僧竹里棋”，张祜诗“邀僧长路棋”“棋路老僧谙”，许浑诗“公退只棋僧”“棋僧入汉多”“僧舍覆棋消白日”，白居易诗“山僧对棋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唐代，下围棋简直是僧人的必备技能。信口开河的话，大可以说围棋中蕴含着高深的佛理，这样很符合当代人的想象。然而事实上，僧人除了围棋外，往往还掌握各种市井娱乐技能，跟“佛理”什么的完全扯不到一块去。

韩愈有首写僧人的的古诗《送灵师》：

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

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

战诗谁与敌，浩汗横戈鋋。

饮酒尽百盏，嘲谐思逾鲜。

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

……

这位大师，不仅下围棋，还玩六博，还能斗诗、饮酒、谐谑、高歌，俨然是那个时代最会玩的人。

僧人们之所以这么会玩，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僧人们继承了南朝的文化传统。南朝时，由于皇室支持，佛教大炽，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入唐以后，主流社会转变了风尚，僧人们却有着相对独立的文化环境，因此一直带着浓厚南朝味儿。《兰亭序》故事中的辩才大师，是梁代名臣袁昂的玄孙；骗了辩才大师的萧翼，是梁元帝的曾孙，同为南方士族，当然能谈到一块去——这也是为何萧翼要费心假装成北方人。韩愈诗中僧人姓皇甫，“灵师皇甫姓，胤胄本蝉联”，也是南朝的高门大姓。

第二个原因，则是唐代的寺院道观，承担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娱乐功能。僧人们要迎合这种社会功能，所以才十八般技艺样样精通。

唐代的城市实行里坊制度，用高墙把市区分割成一个个封闭的小区，大大限制了公共空间，也使得“市井”成为集中的、具体的地方。以长安城为例，市井实际上在三处：一是东西两市，这里是当时大唐乃至全世界的商业中心；二是北里狭斜，这里是小姐姐们为文人才子和公卿贵人们搭建的温柔乡；三是寺院道观，这里是真正的公众娱乐场所，无论高低贵贱，烦恼时可以来散心，无聊时可以来听故事，寂寞时可以来交友——以健康或不健康的方式。

僧人会讲很多因果报应的故事来吸引人，称为“俗讲”。俗讲并不是为了讲什么佛理，只是取悦大众，让他们多为寺院捐献财物。“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己。”（《资治通鉴·唐纪·敬宗纪》胡三省注）这句话并不是文人对佛教的污蔑，因为佛教徒自己也是这么承认的：“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俗讲的目的很直接，就是劝善男信女们捐财物给他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和尚，打钱！

道士也不遑多让，为了争夺用户，与僧人展开了激烈的斗法。韩愈《华山女》一诗细腻地描绘了僧道争夺用户的场景：先是僧人们开讲，听众人山人海，而道士开讲听众却寥若晨星；这时候美貌的女道士——华山女出马了，立马所有的人都来看她直播，院子里站满了只好站在院子外面，给她打赏的钱堆都堆不下，最后名动整个长安城，还上达天听。原诗不难读懂：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和尚讲座，听众爆满）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道士讲座，无人问津）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女主角出场）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女主角美貌非常）

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讲座开始，神神秘秘）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突然就上了热搜）

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和尚的用户都被抢来了）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里里外外听众爆满）

抽簪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听众打赏各种金银珠宝）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上达天听，皇帝召见）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富二代们跟风来巴结）

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名花有主，不可描述）

这样的讲座掠夺了大量民间财富，朝廷不满，于是对开展俗讲的时间和次数给出了严格的限制。不过，没有讲座的日子，寺院道观也是市民们首选的休闲场所——因为并没有多少其他选择。长安有个道观叫玄都观，种有桃花千树，每到花开时节就有“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刘禹锡《游玄都观》）的盛况。不难理解，这种情况下寺院道观肯定会想方设法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娱乐活动，其中就包括围棋。

从唐人零星的笔墨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当时的市井文化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二是无论市井文化多么发达，话语权都依然牢牢掌握在文人手里——没有他们的记录，这一切我们根本无从得知；而他们的记录，又无可避免地带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偏见。想了解真实的唐宋市井文化，非得反向过滤掉文人的有色眼镜不可。

比如我们回头再看前面讲的陆九渊下棋的故事：陆九渊在“市肆”看人下棋，下棋的“棋工”注意到陆九渊连看了几天的棋，就主动邀请他下一盘。滤除叙事者傲慢的态度和荒唐的想象，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个故事中得到有用的信息的：南宋临安城的市集摊铺中，有了专门以下棋为生的“棋工”，棋工的收入当然来自对局的赌金。棋工主动邀人下棋，先称对方“一看就是高手”，这正是招揽生意的江湖手段。

《武林旧事》中记载了临安城的几位棋待诏，每位都有江湖诨号，郑日新诨号“越童”，吴俊臣诨号“安吉吴”，施茂诨号“施猢狲”。可能这些棋待诏已经不是宫中供养的御用陪玩，而是混迹市肆靠下棋为生的民间高手。宋代的伎艺官待遇很低，御医都要在民间挂牌卖假药骗钱。宫中的棋待诏，跑到市井之间下棋捞外快，也不难理解。

宋代的城市，推倒了唐代隔开里坊的高墙，开放的空间，让商业和文化娱乐得以蓬勃发展。宋代城市里出现了分散的小型临时市场，俗称“勾栏瓦肆”，这里成了市井文化的天堂：“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请自行脑补BGM）这些通通都是在两宋的市肆里生长起来的。还有现代人已经不太能见到的技击、相扑、沙画、分茶等等，很多你以为是外国传来的洋气玩意儿，其实都是宋朝人在那里玩剩下的。

在一般印象里，唐代开放，宋代保守。之所以有这种印象，纯粹是人们只看到了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文人文化。而正因为宋代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开放、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宋代文人士大夫们才用更加保守的标准要求自己。说白了，还是“身份感”三字在作怪。唐代文人的身份感，让他们刻意与南朝划清界限；宋代文人的身份感，让他们刻意与市井划清界限。

唐代文人对市井文化只是冷眼旁观而已，偶尔还能参与并记录；宋代的文人们，对市井文化的嫌恶却已经溢于言表。宋代袁采写了一本治家格言，后称《袁氏世范》，书中说：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杂处之地。吾辈或有经由，须当严重其辞貌，则远轻侮之患。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与之较可也。

——“吾辈”文人士大夫们偶尔经过街坊、集市，都必须小心翼翼，以免有损自己的身份。

文人梦断市井魂销

文人们就是这么高高在上，直到繁华梦碎，才回想起市井文化的可爱之处。

靖康之难后，宋廷南渡，于是有了追忆汴梁风物的散文笔记《东京梦华录》；南宋灭亡后，又有了追忆临安风物的《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以温情脉脉的口吻讲述着逝去的都市生活，谁能想到他们曾经对那种生活多么鄙夷呢？

南宋的灭亡，突然加速了文人文化的崩溃。蒙元建立后，长期不开科举，文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据说元人有个社会等级划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总共十等，文人（儒）位列第九。南宋遗民谢枋得说：“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不过，失势的“臭老九”们流落到底层，终于跟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打成一片，用他们的才学使市井文化野蛮生长，在元、明、清三朝蔚为大观，这倒也是个不错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唐诗宋词之后，又有了元曲、明清小说。当然，在唐宋被主流文化嫌弃的围棋，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一个很“野”的角度可以看到文化的发展变化，那就是历朝风尘名媛们的才艺。除了唱歌跳舞这种基本技能外，她们额外的卖点，最能反映消费者的文化风尚。唐代娼妓的卖点是诗，宋代是词。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琴棋书画”四艺，要到元代以后才流行。

唐代有本记载娼妓的书，叫《北里志》。我仔细研究了全书，书里的小姐姐们琴棋书画一样都不沾，拿来说的只有清谈谐谑和作诗、背诗。唐代有军官想娶一位娼妓，娼妓夸口说：“我会背白居易的《长恨歌》，可不同于她们一般的。”要加钱。（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旧唐书·白居易传》）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北里妓

北宋娼妓要会唱词作词，如果能获得知名词人的赠词，立即就身价百倍。柳永混迹烟花巷陌，身无长物却大受风尘女子欢迎，因为柳词就是最权威的名媛鉴定书。秦观喜欢一个营妓陶心儿，赠她一首《南歌子》，害怕被其他妓女冒领，于是在词的最后一句嵌上她的名字：“水边灯火渐人行，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一钩残月带三星，正是一个“心”字。南宋才开始出现少数擅长琴棋书画的妓女，比如有名的营妓严蕊——那也是在她会作词的基础上。

元代及以后，风气大变，一提到娼妓才艺就是琴棋书画；反过来讲，一提到琴棋书画，绝大多数是说娼妓。

唐代传奇《李娃传》描写了一个到长安赶考的士人和妓女的恋爱故事，女主角才艺仅是“诙谐调笑”；而元代以后众多根据《李娃传》改编的文学作品中，无不称李娃会下围棋，比如《绣襦记》中就写了李娃和男主角“小阁陶情，楸枰弈戏。”连李娃的义母自我介绍都说“久弃琴棋书画，浑忘雪月风花。老身李大妈是也。”

元曲名家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中刻画了混迹市井的老嫖客形象，这首曲子告诉我们，“会围棋”也是元代市井间风月老手的必备技能，可与娼妓的技能互相印证：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

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专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句话，历史上最早是说前面提到的辩才大师的，元代以后，却成了高端娼妓的标配。一雅一俗，相去何啻天壤！可见，是雅还是俗，主要在人而不在玩意儿。围棋这个玩意儿，好就好在它本身无所谓雅俗，上到历朝天子，下到市井流氓，都玩得不亦乐乎。只有中间阶层，才出于自己的身份感，给围棋强加了许多不着调的东西。

市井文化为何如此钟爱围棋呢？我想主要是由于围棋的赌博功能。

魏晋时就有谢安与谢玄围棋赌别墅的故事，我前面提到的羊玄保、魏征与皇帝下棋，也都是有赌注的。当然，这些“赌”都是有意赏赐，在后世文人眼里也是风雅韵事，与市井间的赌博画风完全不同。

东晋桓温年轻时赌博，家产耗尽还欠下许多债，无奈之下请了赌博高手袁耽出面帮他摆平。宋武帝刘裕早年也混迹市井，与人豪赌，欠钱三万，被绑在马桩上险些打死。这些才是市井赌博的样子，不仅不风雅，而且非常险恶。

当然，也正是赌博的传统，才让民间有下棋为生的专业棋手成为可能，使围棋技术也不断提高。比之于其它赌博形式，围棋几乎没有运气成分，技术上深不见底，人与人之间水平差距可以非常远。练就一手高超棋艺，不失为一种另辟蹊径的谋生手段。

清代围棋高手范西屏，他父亲就是由于沉溺赌棋散尽家财。而范西屏棋艺大成后，生活无忧，还有余钱接济贫困。

不过，赌博的目的毕竟在于赢下赌金，它促使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很多人喜欢谈“胜负不重要”，放在赌博的语境下确实是对的。而现代围棋发扬的更多是竞技精神，与赌博的精神内核完全不同。围棋博大精深的审美体验、道德体验往往只有在追逐胜负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在竞技的语境下，说“胜负不重要”，是拿腔拿调，故作姿态。

代表中国古代围棋最高水平的棋局，是范西屏与他的挚友施襄夏下出来的竞技围棋。

施襄夏与范西屏同窗学棋，后来都名高一时，并称“海昌二妙”，彼此除了对方外都难逢敌手。当时名流们争论施、范谁更胜一筹，大概就像今天的网友们争论李白杜甫谁才是第一诗人一样吧。幸而围棋不像诗词，是可以决出胜负的，海宁知县林凤溪就曾邀请二人在海宁官府对局。诗人歌咏此事：“记得仙郎夸管领，花封兼豁两棋师。”（杭世骏《海城杂咏》）

最为世人熟知的，是施范二人的“当湖十局”。乾隆四年，平湖县世家张永年聘请二人到家中教棋，还帮他们刊刻棋谱传世。在这里，二人大展平生本领，尽情对决。在这里，围棋干干净净，只是围棋本身。施范的对局，是中国古代围棋史最华丽的瞬间。

施范的盛名，用网络上的话来讲，可以说是“火出圈”了。大才子袁枚不喜欢围棋，却与范西屏交好。范西屏去世后，袁枚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说“余不嗜弈，而嗜西屏”，这个“嗜”字用得非常可爱。另一位诗坛领袖沈德潜则偏爱施襄夏，主要是欣赏他的品德，称他是“二十五孝”。

施范二人虽然年龄相仿，师出同门，但是范西屏早早就名满天下，施襄夏的成名晚了十五年。按当时人的记录，二人对局时，范西屏信手落子，极其潇洒，施襄夏却正襟危坐，凝神苦思。二人风格恰好对应了袁枚、沈德潜的文学主张，一个追求性灵，一个却讲究格调；沈德潜比袁枚年长四十三岁，却与袁是同一年中进士。两位棋家跟两位诗人的人设，可谓相得益彰。

时至清代，占据政治优势的早已不再是文人文化，而是绝少尊严与情怀的官场文化。读书人仍然以文人士大夫的身份自诩，在那个时代难免感到巨大的心理落差。与此同时，市井之间、纹枰之上却有了施襄夏、范西屏这样干净可爱的人。袁枚在《范西屏墓志铭》中盛赞范的高洁人品，说：“尊官文儒，反不如执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

连接遥远的过去与未来

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史，就是贵族文化、文人文化、市井文化此消彼长和互相影响的过程。围棋作为一种历史悠久、雅俗共赏的游戏，全程见证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本文限于篇幅，还有很多具体问题无法详细讨论，比如文化的南北差异，比如百姓中富豪之家对皇室的模仿等等——所有中国文化史上的有趣问题，都能在围棋上找到线索。

围棋能承载这么多历史，是由它本身强大的贯穿力决定的。围棋规则极简单，变化却极复杂，门槛极低，上限极高。这个开了几千年的游戏，有过版本更迭，但没有大的变化，千年前玩家写出的攻略，对现代的人还有指导意义。

而到了近现代，围棋则见证了更复杂的文化生态。近现代中国围棋发展的主线，就是向日本取经和中日韩三国的竞技。

北洋军阀时期，段祺瑞邀请日本围棋高手高部道平到他府上与中国国手对弈，发现中国的顶尖国手们连与高部道平公平决胜的资格都没有，被授让二子三子也难求一胜。中国棋界将高部道平视为神人，高部道平告诉他们，自己在日本也只是个小角色而已，如果与日本最强的本因坊秀哉对决，还要被让二子。那时中国围棋水平之于日本，堪比拿青铜刀剑对机关枪。

围棋在古代日本，走的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路。战国时代，围棋高手日海和尚被织田信长册封为“名人”，开创了本因坊一门，此后又有安井家、井上家、林家与本因坊并称“围棋四大家族”，从此围棋有了稳定的积累和传承形式。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俸禄，有封地，他们是“士”，是领主的封臣。

在中国，围棋受到文人阶层排斥和歧视。在日本，围棋却是武士文化的一部分。“棋士”就是在棋盘上战斗的武士，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围棋盘的刻线要用武士的太刀刻出。四大家族中的安井家，本身就源出于武士家族。这么一群有尊严、有生活保障的人，以围棋为终生志业，一代接着一代地在棋盘上探寻真理——这哪是中国古代落拓江湖衣食无着的棋手们可比的？

建国后，中日通过“围棋外交”改善关系，中国棋界得到宝贵的机会，开始苦心向日本学习。

80年代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和众多棋手一起奋力拼搏，扭转乾坤，反胜日本，举国上下为之振奋。围棋就是借此机会在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推广。中国象棋的普及率比围棋高，但是国内地位却远不如围棋，我觉得其中缘故在于围棋有中、日、韩三国的较量。中国现代围棋的文化基础，其实是把体育赛事与国家荣誉挂钩的国际竞技文化。这种文化生态还能稳定多久？谁也说不上来。

今天中国围棋竞技水平已经领先日本，然而过去日本对中国实力的优势已经转化为文化的优势——文化是有强大的惯性的。今天中国围棋爱好者津津乐道的，仍然是昭和时代“十番棋”的故事，仍然是“六超”们面目各异的棋风；围棋人脑海中最优雅的场景，仍然是手拈双面凸的蛤碁石棋子，敲在太刀目盛的榧木棋墩上。纵然“竞技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审美力”却仍然远远落后。

日本漫画《棋魂》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围棋生态圈，奋力拼搏的棋手，沉迷其中的业余爱好者，乃至媒体、政客、资本方，都一应具足，刻画得入木三分。据说这部漫画让日本围棋的衰退延缓了十年，可是，日本围棋毕竟还是衰退了。

有人信奉达尔文主义，说：“衰退了就是过时了，适者生存，应该顺其自然。”这种说法毫无道理。文化就像自家的花园，如果不去建设，顺其自然的话，哪一种花卉能够长得过杂草？

围棋文化在于人而不在于围棋，像其它传统文化一样，在新时代需要新的弘扬方式。“围棋”是传统的，但文化需要面对的是现代人，是未来人。我相信围棋的贯穿力，相信它能适应现代的社会结构，找到自己的特定人群，在今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