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通回忆录——一位平凡人的回忆

老八路

从柳河县城撤退

通化“二、三事件”后不久，约在二月底三月初，我被调到了柳河县政府担任文书股长。通化、柳河县城失守后，进入长白山麓的老龙岗抗敌、打游击，此时我被任命为县政府代理秘书。

四平街市失守后，接着山城镇、海龙、梅河口、西安也相继被国民党占领，柳河县城成了我军的前沿阵地。敌机几乎天天在县城上空扫射，时常有人被击中打死、打伤，房屋被燃烧，我东北野战军三纵队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主要是第七师驻扎在柳河，保卫柳河。当时党和政府的任务是：宣传群众揭露敌人破坏停战协定，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和马车，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并积极作好撤退的准备工作。此时敌我双方，一面打仗，一面进行和平谈判。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三人小组”来到柳河举行谈判，我和财粮科副科长董传厚等同志负责布置会场，准备冷饮（主要是制冰糕），宣传部长王宴同志负责宣传工作等。当时，会场的摆设类似于戏剧中的“三堂会审”，中间席位是美国代表，左边是中共代表，右边是国民党代表。当时我心里感觉很不舒服，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事情倒要美国人来主持。为此我曾先后请教过夏俊青和王宴同志，他们都解释说美国在表面上主张和解，我们提高警惕就是了。“三人小组”的组成：我方代表是辽东军区副总参谋长谢富生，国民党方的代表是一名中将，再就是美国方代表。当时，我驻军代表是三纵队七师政委李伯秋同志。

谈判很快破裂了，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国民党军队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超过我们很多，而且其锋芒正盛，美国又是完全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正义要求在谈判桌上不可能被他们接受的。比如我们要求国民党占领的西安县城向柳河县城供电（柳河县城用电是由西安电厂供应此时被国民党切断）被拒绝，我们指控国民党飞机扫射县城居民和我运输车队，尽管有人证、物证具在，他们也不承认；我们指控国民党军队越过梅河口、柳河之间的非军事线（六八旦）他们也矢口否认……。在此情况下，我驻军代表义正词严指责对方无谈判诚意，谈判宣告破裂！等候在外的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气愤，当代表们走出会场时，群众立即高呼口号：“反对美蒋破坏停战协定，美国佬滚回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当天傍晚“三人小组”离开柳河到通化继续谈判，结果也很快破裂了，那种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幻想也随之破灭了。随之，在全县党、政、军、民中进行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全面动员和教育。根据军队首长的意见，决定撤出县城。县政府机关的撤退工作由县长夏骏青和刘振东副县长布置；财粮科杜科长、副科长董传厚和我具体负责贯彻执行。在动员会上县长夏骏青作了报告，刘振东补充。报告大意是：“对国民党的和平宣传不能抱幻想，我们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准备撤离县城，要把现有的档案、被服、办公用品运到临江县城”。物质的撤离转移工作主要执行者是董传厚同志，机关的思想工作由我来负责（公安局例外），因为我当时是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当时做思想工作的特点和原则是先党内后党外，但内容是一致的，就是揭露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挑动内战的阴谋，不要对他们抱有幻想，敌人的胜利是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临撤退的前夕，我们反复宣传“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有生力量的消长”。对当时刚参加工作的同志则提出愿一起撤退坚持斗争者，我们表示非常欢迎。因种种原因不愿跟随的也不勉强，但切不可做坏事，不然人民是不会原谅的。我记得县领导在讲到这一点时，态度十分严肃，夏骏青县长甚至是拍着桌子说：“谁做了坏事，一定要惩罚”！“谁做了环事，一定要惩罚！”我也照此说。这句话还有一个小故事，几年前，有一外调的同志对我说：“听说是你在撤退前，曾对县政府机关人员说过一句话，谁做了坏事一定严惩”。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对外调的同志说：“我当时是从夏县长那里学来的”。我很清楚，自己当时没有什么本事，但组织纪律性较强，也比较虚心，上传下达、身体力行，是大体上做得到的。当然也有例外，由于年轻幼稚，我曾犯了一次错误，并因此受到了夏骏青同志的严厉批评，甚至痛骂。记得那是有一天上午，敌人两架飞机在县城上空盘旋、扫射，警报响了，大家都进了防空洞，我感到气愤极了，一时失掉了理智，就一个人悄悄扛着一只九九步枪上了县政府大楼，当时两架飞机正从南向北飞来，我瞄准敌机扣动扳机打了两枪，飞机掠过未被打中。此时夏骏青正在室外巡视，听到枪响狠狠地骂了一声：“他妈的，是谁开的枪？”我从门楼上下来理直气壮地站在他面前说：“我打的。”他说：“你这样做不是告诉敌机目标吗？快进防空洞。”蛮以为打两枪出出气，说不定还能打下一架飞机立上一功，未曾想却挨了骂，受了训斥。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二次挨骂，当时心里很不舒服。之后回想到在抗大学习时，严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则，又感到自咎。在以后的年代里，我每每见到夏骏青，一方面尊重他，一方面也会想到当时他骂我的那一句，对我之后遵守原则的教育意义，内心存满了不尽感激。

时间约在十月十日左右，我们最后一批撤离县城，包括县级领导人有夏骏青县长、县大队何副政委和公安局长李介夫。就在我们撤离不久，到达城南驼腰岭时，敌人占领了柳河县城。在驼腰岭，夏骏青县长与何副政委、李介夫局长对县政府机关人员、县大队、公安队战士作了报告，报告主要内容是：“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有生力量的增长，敌人一定会失败，因为正义的是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我记得很清楚，在动员中县长夏骏青说：“我们撤离是暂时的，一定打回县城过春节！”这次动员，对奉命撤离的同志们提高信心和希望非常重要。非常凑巧，果然在春节时柳河第二次解放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也是源自于我军有把握、有计划的战略部署。由此，但凡听过这次报告的同志每当提及此事，都感赞不已，对县政府领导非常敬佩！

撤退的第一天到达孤山子镇，为躲避敌机轰炸和扫射，县政府机关驻扎在镇东转角楼村，在这里我们仍然继续行使着县政府的权力，担负着筹集粮草、担架、马车等各项支援任务。这时县政府的大印和县长的印章都装在我的布袋里，根据首长的决定随时“发号施令”。就此县教育科副科长王殿礼同志曾不止一次的开玩笑说：“你小子真了不起，身上装了个县政府。”这时期，敌人仍在步步逼近，通化、三源浦、五道沟先后失守了，接着辑安也失守了，奉上级指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故而我们也在加紧进行有计划地撤退。十月二十日左右我们孤山子镇以及老龙岗（长白山麓）以南的几个山村，其中包括大荒沟、八里哨、横虎头、大甸子村和凉水河子镇，整个柳河县城就仅剩凉水河子这一个区镇了，县级机关住在深山密林中的大甸子村。

这次撤退虽然更有准备、更有秩序，但难度也更大。从主力部队说，翻山越岭，重武器必须卸成零部件携带，战士的干粮也要加重，而用车辆运粮运物几乎完全不可能，所有的困难和负担全用人力克服，伤病员的转移也只能用担架。在过老龙岗时，县政府机关与一支主力部队并行，部队干部和战士纷纷说：“宁肯打死，也不拖死。”反映了当时处于这种境况，大家积极求战的心情。从地方上来说，大部分地区已被敌占，我们所剩地区有限，支前任务繁重，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吃穿都成了问题。在此情况下，不得不打入敌占区筹粮。部队还存在有不纯不好巩固的问题，孤山子区（五区）一个副区长和该区南围子乡分队叛变，杀害了我区委书记杨书业同志，五道沟区鲍得英等人叛变，杀害了我副区长王成英，还有几位同志也被叛徒杀害；当队伍撤到大荒沟时，税务局长‘孙兆贵’的通讯员和我的通讯员都开了小差，从县立中学带出来的三个学生中途逃跑了两个。在撤离孤山子时，我们在私下议论中，曾指望能转移到北满合力抗敌，那里有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还有松花江作为天然屏障，但这种念头被“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巩固长白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打消了。

在整个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上旬，一方面感到特别艰难困苦，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不少乐趣。当时我们缺粮、缺柴、缺菜、缺盐，尤其是缺粮的程度简直难以言状。大荒沟、八里哨、横虎头、蛤蚂河、大甸子、凉水河子的粮食几乎吃尽了，老百姓酸菜缸里的水都喝干了。这些地方的群众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让部队吃，县长和县委书记在大甸子村向县直人员说：“宁愿我们不吃饭，不穿衣，也要让部队吃饱穿暖！”在大荒沟，我们的房东老大嫂半夜磨大楂子，而磨道上还有几个战士躺着睡觉，她不得不艰难地一步一迈小心翼翼地踩着缝隙推磨，直到晕倒。若说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会缺柴烧，简直不可相信，但确是真实。我两主力纵队加上地方部队（分区独立团和县区部队）及地、县、区机关七、八万人，不仅烧完了储备的柴草，连村四周的柴草也被割光烧完。群众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对于这种状况，群众非常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战士们宁在室外睡觉，四周燃烧着柴草取暖，也不进老百姓家睡火炕。

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路又跑得多，由于敌人的侵扰，县直人员时常往返于大荒沟、凉水河子、八里哨、大甸子之间，那里崇山峻岭加上积雪，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李介夫、杜科长同行在大甸子到凉水河子的路上，老红军杜科长跌在了雪坑里，我和李介夫同志把他从雪坑里拉出来，他艰难地站起来说：“比长征时爬雪山还要难受！”我们打趣说：“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吧？”他说：“真的，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是啊，年龄不饶人呀！我相信当时我们的困苦不比红军长征，但都一样艰难。与此同时，节节进攻的国民党军却利令智晕，趾高气扬，他们空投的传单上和报纸上说：“东北共军不堪一击，包围、迂回打而已，国军必胜无疑。”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不出几个月他们自己却遭到惨败。

艰苦的环境也有乐趣，这个乐趣就是欣赏了长白山麓大自然的美。寒冬里，茫茫林海披上银装，格外好看。为补充粮食的不足，我们经常打猎，山里的野味狍子、兔子、野鸡、黑熊、蕨菜、蘑菇之类都是我们的美味，在当时是考虑不到保护野生动物的，也没有保持生态平衡的觉悟。反正是吃饭第一，打仗第一。敌人的意图是把我们赶到长白山饿死、冻死，赶到鸭绿江淹死，而恰恰相反，我们在与苍松做伴，在凌霜傲雪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并取得了胜利。回想起这段历史真是苦中有乐。

十二月二十日，上级传达了七道沟会议精神和陈云、肖劲光同志的讲话，主要内容是：主力部队要“坚持南满，拖住敌人，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阴谋。”地方党、政、军仍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巩固发展长白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支援前线，艰苦奋斗、迎接光明。”从此以后，人心得到进一步安定，彻底克服了放弃南满的消极思想，“四保临江”的伟大壮举也就开始了。

我三纵、四纵主力部队和省军区独立师在陈云、肖劲光等同志指挥下，配合北满民主联军主力“三下江南”的作战行动，与国民党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殊死的搏斗，进一步巩固、保卫和扩大了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山根据地，扭转了东北的战局，这就是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

十二月下旬，县中层以上干部，越过老龙岗到达凉水河子，听取辽宁省长、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和市地委书记夏忠武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柳河县干部、战士坚持长白山根据地，提高艰苦奋斗、夺取胜利的思想意志起了重要作用。张学思省长风趣地说：“在敌强我弱的态势面前，打阵地战是愚蠢的，说不好听的话是‘狗熊战术。’我们总结了四平保卫战的教训，决定日前要打运动战、游击战，在运动中部队运动量大，十分艰苦，地方的同志也要运动，还要支援主力。最为困难的是粮食供给，这方面我们地方上的同志要千方百计的保证。”张学思同志当时身兼数职，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辽东办事处主任、辽宁省省长、省军区司令员。夏忠武同志在介绍他时还特别告诉大家，他还是党的省委委员（常委）。我边听边思索着：“张作霖、张学良、张学思同出一宗，政治抱负的差距竟如此之大！”

听完报告后，群心振奋，我们返回大甸子，县委、县政府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作了几项重要决策，向全体人员进一步动员，“不怕牺牲，决不离开柳河县境！”

1、发动群众筹集粮食、担架，支援前线，安置好部队的伤病员。

2、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准备坚持长期斗争。

3、成立了武攻队，配合县大队行动，打击侵扰之敌，到敌占区一带筹粮、割电线，破坏敌人电讯联络。

当时的武攻队队长是王阴楠，指导员是崔敬斋，他们经常活动于孤子山、大通沟一带，另外在三源浦一带也有武攻队，刘振东副县长在那里直接领导。起初我与王殿礼同志负责向敌占区发传单，后来负责县政府日常事务并配合孙兆贵负责后勤工作。这时，第一次保卫临江的战争已经开始了。约在十二月十二日前的一个晚上，我四纵队一部分越过小荒沟一带的铁路向西挺进，我们为主力西进筹集粮食、担架、找向导等做了许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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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临江

一保临江约在1947年1月初左右开始，2月初结束，历经一个月，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从总体上看，是敌强我弱。我军兵力少、装备差、物质供应十分困难，而且是在极端严寒的气候里打仗，平均气温在零下四十度（摄氏），可谓风似刀、霜似剑，切肤刺骨！有的战士连棉衣、棉裤、棉鞋都没有，打仗时俯卧在冰雪里，吃的干粮主要是玉米饼子，天寒地冻，玉米饼子冻得硬梆梆，一啃几道白印，啃一下，得在嘴里慢慢温化了才能吞咽，有时索性用刺刀砍着吃。饥啃冻饼，渴吃冰雪，枪冻的拉不开栓，要用炭火烤（用罐头盒装几块木炭）。战斗结束后，总是冻伤多于被打伤的。至今我仍记得在小荒沟战斗中，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战斗前，我们县的干部与七师指战员一同学习了七师的动员令，这份动员令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动员令内容大意是：国民党军在其占领区压迫、欺凌老百姓，我们要为解救辽东人民于水深火热中而战斗。我军许多指战员为保卫人民而献出了生命，我们的温士友副团长是怎样牺牲的？我们要为死者复仇而战！敌人要把我们困死、饿死在长白山，我们要为吃饭、生存而战，要彻底消灭盘踞在小荒沟之敌！此次战斗共消灭国民党军主力六百人（其中俘虏450人）击毙其营长1人，俘虏其副营长1人，缴获甚多。

战斗结束后，伤病员大部分送往大甸子村（县政府所在地）野战医院，我们对伤病员进行了慰问和安置，内中有的因冻伤太重，不得不锯掉手脚。他们说：“在埋伏时，伏在冰雪里，尽管冻的钻心的痛，也不能动弹，否则就要暴露目标。在埋伏时动与不动是关系到战斗成败的大问题。”我军指战员完全经起了这种考验。尽管困难重重，在第一次全面保卫战中，获得了歼灭国民党军五千人，拔除了敌人据点四十余处的重大胜利，保卫了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山根据地，斗争形势从而也由敌进我退转变为敌我拉锯。（如柳河县的三源浦失而复得，小荒沟得而复失，孤山子镇一度成为真空）。

二保临江战役是在1947年2月上旬进行的。敌人为打通由通化到柳河的交通，纠集了五个师的兵力向我进攻，主要战场在柳河的三源浦和高丽城子。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歼敌五千余人。此次战役时间不长，但部队人员非常集中，三纵队的所有兵力在战前几乎全部在大荒沟、八里哨、四道沟、五道沟、六道沟、大兴沟、德兴屯一带。那时，除吃粮困难以外，居住也是很大的问题、在大荒沟、八里哨几乎有半数的指战员睡在室外。

三保临江是从1947年2月中旬开始，历时9天。此时国民党军虽损兵折将，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但仍然坚持其先南后北的方针，集结了四个师的兵力，从柳河以南和以北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先后连续收复了柳河、金川、辑安、辉南、恒仁五座县城，拔除了通化市周围的据点，共歼敌一万四千余人。战斗形式有了转机，由敌我拉锯的局势向敌退我进转化。这时我们县政府机关已向前移到孤山子镇，大家感到扬眉吐气，柳河县城二次解放！

四保临江是1947年3月26日开始至4月3日结束。这就是东北著名的红石镇战役（或柳河南战役）。此役共消灭国民党军一万四千余人，俘敌代师长、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各一名；打破了敌人夺取柳河、恒仁和通化的企图，宣告了国民党进攻的失败和我保卫临江战役的彻底胜利！形式从此逆转，敌人由战略的重点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我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于大量的缴获，我军的装备大大改善了，这也是蒋介石这个运输队长的一份功劳。地区扩大粮食供应的困难得到缓解了，战勤有了保证。由于发动青年参军和经教育提高觉悟的国民党俘虏士兵补充部队，部队的人数得到了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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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使我感到有下列两个问题对我的教育最大、最深刻。

第一个问题：宣传教育工作准确及时，与党的方针和形势发展非常协调有力。

如：在谈判破裂时，及时提出“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消除了麻痹思想，在敌进我退的局势下，及时提出“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有生力量的消长”克服了悲观情绪。在有些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想放弃南满向北满转移时，及时提出“坚持南满，坚持长白山根据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定了信心，稳定了情绪。在饥寒、疲劳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及时提出了“艰苦奋斗，迎接光明，咬紧牙关，渡过难关”和“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口号，大大鼓舞了大家忍受艰苦、克服困难的勇气以及取得胜利的信心。

在打了胜仗时，及时提出“戒骄戒躁，再立新功”的口号。有效地防止了骄傲情绪。在敌我相对拉锯的态势下，提出了“敌人在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地好起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自己的力量。在敌人溃败的时候则提出“乘胜追击”等口号！这一切事实证明，宣传教育工作的预见性、准确性、针对性必须要强，（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今后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党的理想所决定的。因为我们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目前的斗争一定能胜利。所有的及时而准确的教育内容，都是来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这些，在当时我党的报纸社论中都能见到）。

第二个问题是：军政关系、国民关系、政民关系非常融洽团结，联系十分紧密。主力部队每一次大的行动事先都通知地方政府，告知政府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同时也明确提出需要援助的具体要求。地方政府则竭尽全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出粮、出担架、牛马车、爬犁、蒸干粮、做军鞋和动员青年参军，军队指战员每到一地都帮助群众推磨、劈柴、扫雪、挑水、抱孩子，真正做到了军队和人民一家人。柳河县是临江保卫战的主要战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了保卫战争的胜利，人民群众尽己所能、倾尽所有，献出了一切，包括粮食、柴草、牛马车、布、猪、羊、咸菜、干粮、酸菜等，在第一、二、三次保卫临江时，根据地的男人们几乎都在前线执行战勤（抬担架、赶车、抢救伤员、当向导等），女人则在后方推磨、做干粮、做军鞋，安置、慰劳伤病员，甚至六十岁以上老人也有抬担架的。在最困难的时候，大荒沟、大甸子、凉水河子、八里哨这几个有限的村镇，每天需供给部队粮食四万余斤，当地供应不上，我们就组织县大队、公安队、武攻队在夜间潜入敌战区强行征集，做到了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跟到哪里。每解放一个村镇，地方同志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群众筹集粮食、草等军需物资，除此以外在四保临江期间，尽管根据地人员稀少，还动员了六百余青年参军。

军、政、民鱼水情，军、政、民团结紧，军、政、民一家人，心连心。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当我们返回孤山子镇时，群众敲锣打鼓的送肉，送军鞋，还有蘑菇和鸡肉等慰劳部队。他们说：“国民党在这里时，抢猪抓鸡，你们来了，咱送上门来！”决然不同的对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写到这里，使我更加想念柳河县人民。因为我受到了他们的培养、爱戴和支持。在最困难的时刻，又在一起并肩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同时也非常信任在这一段历史中，柳河县的夏骏青、铁秋、张彬、刘振东、王宴、李介夫等老领导，由他们组成了当时柳河县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他们合作很好，工作非常成功。我非常敬佩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指战员，是他们的思想战略战胜了敌人，捍卫了长白山根据地。同时，深切悼怀在四保临江中牺牲的同志，他们为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我深深地怀念和感谢跟我密切合作的孙兆贵同志，他年长经验丰富，经常指点我的思想和行动，而且非常耐心，还有罗传勋同志，他当时担任事务长，为我承担了很多机关事务，使我能够腾出手来及时做好宣传、行文、传达信息及后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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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土改

1947年3月，县级机关返回柳河镇，对县区两级机构进行了充实和建设。战争向西、向北推进到山城镇、东丰、辉南一带。在山城镇一带击溃敌新六军第二十二师的战斗中，缴获甚丰。我记得其中有两门大口径榴弹炮，并在柳河城东门外广场做表演射击，目标是城南山上敌人留下的碉堡。炮弹发射简直是撼天动地，震耳轰鸣，地上的沙土飞扬，喷在身上，打到脸上，生生的疼。然而，我们的心情却非常喜悦。我们有了重武器，又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送来的！

1947年7月，辽东分局土改工作团在宣传部长刘芝明率领下到达柳河，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我听了刘芝明同志的动员报告和会议传达的陈云同志指示，报告和指示使我当时感到非常深刻。主要几点是：1、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特别是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2、摧毁封建势力，让贫雇农当家作主，在土改运动中要站稳立场，即站在贫雇农一边，与地主、富农划清界限。工作队员一进村就要访贫问苦，住在贫雇农家，与贫雇农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报告后，我被分到八区（圣水河子）马鞍山村担任工作组长。我们这个组共有6个队员，进村后第一个难题就是住房，到底那些人是贫雇农呢？住错了怎么办？（慢说是地主、富农家不能住，就是中农家也不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商量决定先住在祠堂里，待“访贫问苦”后再住到贫农家。我们所进行的土改不是“和平土改”，不是简单地分分土地、房屋和耕畜、农具等，而是“斗争土改”，要当着地主的面，算剥削账，诉受压迫的苦。那么谁是地主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必须按政策规定来划分，但又不能按部就班的进行。当时非常强调运动要搞得轰轰烈烈，强调像“秋风扫落叶”那样的快，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开群众大会，把什么样的人是地主告诉群众，让群众确定对象进行斗争。这种方法不可能不出毛病。我记得在当时打人骂人的现象都发生了。

柳河的土改是作为辽东地区的试点县进行，自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缺点、错误的教训。为此曾在辽东局领导层引起争议，也引起党中央的关注。我听了传达党中央的结论，认为陈云同志领导下的土改运动，从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所发生的问题“是左的偏差，不是路线错误”。这就可以看出，在辽东局领导层里，曾有人认为是犯了路线错误。

我个人回忆这段历史认为，把地主的封建所有制摧垮，农民在农村当家做了主人，应该首先肯定这两条根本的成绩。至于出的偏差也绝不应忽视，应当重视和纠正，否则会走向反面。例如：打人的现象是较普遍的，有的人还认为打人是正确的。我记得当时三纵队后勤部一位领导人批评在斗争会上打人现象，就受到刘芝明同志的严厉批评，说他立场有问题，忘记了敌人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这一批评从阶级感情上是说得通的，而从政策上是不正确的。又如在分地时，按顺序插牌占地，贫雇农先占，然后富农占，最后是地主占，结果是地主、富农分得差地、远地，还有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的利益。我曾直接听到刘芝明同志说：“为了满足贫雇农，可以拔保护中农这个‘钉子’（大意如此）”。在审查干部时，采取了由贫雇农团“搬石头”的办法也是很不恰当的。所谓“搬石头”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干部排成长队，由贫雇农（代表团）从排头到排尾察看，把“有问题”的人拖出来。所谓有问题的人就是家庭出身不好，有点历史问题等，当时也有因个人恩怨而被拖出来的。柳河县直机关干部在运动中就是用这种办法审查的，这种办法当然是不正确的（上述问题在1948年春的土改纠偏中得到了认真的纠正）。

1947年12月底，作为新年献词发表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指出要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改的基本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同时指出，曾经在1931—1934年实行过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政策，也不应重复。1948年2月末，又传达了毛主席《在晋缓干部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是党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正是于1948年2月底时，由县府机关调往柳河第七区任区长，后又为区委书记兼区长。在任期间，主要是按照上述总路线进行工作的。这段时间是处在敌人节节败退，我军节节进攻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党、政、军、群的情绪都很高，在大好形势下和在“保家保田、”“翻身不忘本，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鼓动下，农民踊跃地缴纳公粮、出担架、马匹支援前线，青年们积极报名参军。但工作中的难度也不小，主要有两点：一是土改中所发生的偏差纠正起来很不容易，贫雇农分到手的土地和农具要进行调整，不但贫雇农想不通，村干部也想不通。要反复的进行思想工作。由于中农被侵犯了的利益（土地、车辆、牲畜等）要退还，他们一面生气，一面说风凉话，从而引起贫雇农的不满。对于这些不满情绪的说服工作，都集中在工作队和区干部身上。尽管如此，在经过反复地、艰苦的说服后，这项政策还是得到了落实。当时还出现有一个大困难，因1947年秋季过早的霜寒，高粱、苞米正在灌浆时被一场严霜打死，使农业严重欠收，在这种形势下还要支援前线，难度自然是很大的。我们的口号是“生产、救灾，千方百计挖掘潜力支援前线”，提倡互救、互济，投亲靠友渡过难关。当时的区干部、工作队员与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吃糠咽菜，不仅不搞特殊还要帮助群众，特别是解决特困户的困难。1948年秋收前，干部和群众都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度过的，而前线则是捷报频传！

难关渡过了，我们区不但没有饿死人的现象，而且经过一番努力奋斗，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1948年秋获得了农业丰收。

从1948年2月至1949年4月，我在大通沟工作期间，比较认真的学习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在晋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重要文章，通过学习，使我牢牢记住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割除；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部分的学习了《资本论》，进一步明确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实质；学习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懂得了一些哲学原理，这个期间，我还阅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正是通过这些学习与领会，对我之后的成长起到了有助有益的作用。

在这段期间，党内进行了整风。当时叫三查三整，一些人因男女作风不规，犯了错误受到处分。六区区长和区委书记因贪污受到撤职处分。个别因手脚不干净，占小便宜构不成贪污的人，受到点名批评。以上这些事例，对自己都有教育意义，由此，在1948年，我写下几条规则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规范自己的行为：

1、艰苦奋斗，做好本职工作。

2、站稳立场，不包庇地主阶级。（在当时强调站在贫雇农一边）

3、作风正派，不犯男女关系错误。

4、手脚干净、不贪污。

当时我个人以为，能做到以上四条就不会犯大的错误，这四条不仅长期约束规范着自己的行为，而且还经常照此来警示自己的下级，并以此注察着上级领导的行为。在大通沟区时是如此，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也都如此。我以为这几条与党章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且在实践中我的确感到是有效有益的。那时我个人水平尚达不到一定高度，基本上不懂什么路线问题，直到59年反右倾以后，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我才感到仅有那朴素的几条不够了，而不包庇地主的条款也过时了。在路线问题上如何是好？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我在东北工作期间，还受到了一次不寻常的教育，那大约是在46年末，东北局提出：东北的革命队伍中有“先来后到”、“带枪徒手”、“花花世界”、“战战和和”的影响（还有两条我记不清了），因此要顾全大局，加强团结，互相关怀，要教育干部战士经得起城市生活的影响，不要被金钱、美女拉下水，要立足于艰苦奋斗，不要对国民党的和平口号抱幻想，要打败国民党的进攻等。这些内容带给我的影响很深刻，不仅在当时，而且影响了我一生。

老八路

南下暑野

1948年11月2日我军解放沈阳、辽沈战役结束，歼敌四十七万余，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歼敌五十五万人。

1949年1月31日我军进入北平。平津战役结束，歼敌和改编国民党五十二万余人。

1949年2月，县委找我谈话，问我：“如果你调动工作，由谁担任区长、区委书记合适？” 当时我在任区委代理书记兼区长。我回答说：“由副区长罗传勋任区长，由宣传委员吴作才任区委书记。” 1949年4月，我接到通知到县政府集中准备南下，罗传勋调任五区区委书记，吴作才任七区（大通沟）区委副书记。

话别吴作才和七区干、群

当时调动工作很简单，也就是通知一下，在区干部会上传达，对接替自己工作的同志做一些必要交代就可以了（不准用请客的办法欢送）。传达了文件后，我与吴作才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征求他对我个人的意见，并对他的工作提出期许和期望。我俩谈的非常亲和融洽。吴作才同志也很诚恳，他先是赞许了我团结同志、艰苦朴素等优点，同时也对我提出了一条非常尖锐的批评，就是我曾在扩军中打了一个人一巴掌。他说：“尽管那个人对扩军有破坏的言论，但你不该打他！”我诚恳地接受了他的批评，并表示今后不再重犯（这一点我做到了）。临走前一天晚上，我们又促膝谈心到半夜，我赠他拙诗一首：

炕上盘坐叙情谊，

灯下促膝话别离。

不知何时再相聚？

举国遍地插红旗！

那时我不会写诗，对什么平仄、对仗，根本就不懂，由于感情的冲动就写了这么几句。1987年，河南师范大学组成参观团到辽宁大学参观考察，有缘与吴作才同志、罗传勋同志见了面，这一见，已是三十八年后的重逢，红旗早已插遍全国了（台湾除外）。吴作才同志时任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党委副书记，罗传勋同志是辽宁省科委计量局负责人。三人见面难耐激动、无比感慨，谈了话别后的许多情景。我的老伴李桂兰和吴作才同志的老伴肖雅洁都在场，罗传勋同志的夫人已去世了。我们在吴作才同志家共进了晚餐，按我们的标准衡量，晚餐是非常丰盛的。惜别难舍，大家都说，什么时候还能相会呢？都努力争取吧。毫不掩讳，由于年老体弱，加之经济条件的限制，再要重逢是困难的。但只要活着可以写信，可以互相鼓舞和安慰（至今我们还保持着通信关系）。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笔墨较多，这是因为我们在大通沟工作时合作得很好，是处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过程中，为了解放全中国，凡上级下达的任务，我们都完成得比较好，受到上级的表扬。或者从全国来说，一个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毕竟由于同心同志、一砖一瓦的结合，使我们结成了牢固的革命友谊！

1949年4月初，在一场中级降雪后，我们奉命南下的同志离开柳河到达辽东省委、省府所在地安东市（今丹东市），住在七道沟省委党校。此地此景，勾起了我对以往的怀想。少年时我曾在安东市坎子街的一家夫妻店当过两年店员，当时的七道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居住区，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禁区。在安东那两年我从不敢想涉足到七道沟去，而今天，不仅来了，我住进去了，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的学员！

此时我既是省委党校学员，又是待命出发的南下工作队员。

在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以下文字概叙或有不全）

（一）学习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特别强调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决不允许反动派养好伤，卷土重来。

（二）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促进革命在全国胜利，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学习了五种经济类型的内容即国营的全民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以及党对这些经济成分的政策；学习了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三）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这份布告是四月二十五日由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被称为约法八章，党、政、军和全国人民必须共同遵守，这八条的要点是：

1、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要与人民解放军合作。如有反革命分子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以严办。

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一律不受侵犯。号召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业照常营业。

3、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在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

4、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它一切公益事业。

5、除怙恶不俊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国民党的其他各级人员，凡不持枪抵抗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和侮辱。凡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乘机破坏携款、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则予以严办。

6、散兵游勇凡投诚报到、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窝藏不报者，需受相当的处分。

7、废除农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但应先减租减息后分配土地。要努力耕种，提高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的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并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按生业，保持秩序。

布告最后说：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如上八条，不仅做为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而且是当时全党全民的行动纲领和准则。

四月二十二日，由辽东日报发了一份快捷报，标题是“万船齐发，排江倒海，我百万大军一夜过长江！”看了这份捷报后大家高兴极了，国民党统治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大概也要南下去开辟新区工作了。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中心南京，更是大快人心。这时期我们还在继续学习，我在这时比较注意了用学习的内容来规范自己的行动，把约法八章逐字逐句写在笔记本上，要牢牢记住毛主席教导；不能让敌人卷土重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中“糖衣炮弹”；对敌对分子贯彻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这些内容不仅写在本上，而且能熟练地背诵出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牢记不忘。我想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我的回忆中仍写出来，以鞭策自己的晚年和有益地教育后代。因为担心时间长了自己可能会忘记，而我的后代们可能还不知道它。忘却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认为，忘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或根本不知道是可悲的、不幸的。毛主席曾说过，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否则老兵忘了，新兵不知道！可见它的重要性。在战争年代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无论前方还是后方，也不论军队和地方，几乎天天都在唱它。

三大纪律：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

第三、借人东西要当面归还。

第四、损坏了东西照价赔偿。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我在重新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回忆了历史，在1948年扩军时打了一个人一巴掌甚感惭愧！至于其余各条都基本做到了（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发过脾气，这当然也是不好的）。

1949年5月初，我们从安东启程南下，启程前辽东省长刘润泼在鸭绿江饭店为我们设宴饯行，原省委书记江华和新到省委书记张闻天作了动员报告，其中心内容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既要打胜仗，又要搞好生产和遵守革命纪律。对此毛主席作了概括的指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辽东省委常委、历史学家吕振羽也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他介绍了江南地区情况，强调山青水秀的特点，目地是鼓励大家前去。会后还每人发了由他著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部。为加强南下的领导机构，组成了辽东省南下干部工作团，由省委组织部长黄凯任团长，设大队和分队。我们的大队长是来为民，分队长时佑平，我是大队组织干事和分队支部宣传委员。根据工作团团部的指定，由我和余伯新同志担任打前站的任务，先行一步到沈阳筹集南下食品供应。余伯新同志南下前任长白县委秘书，我曾任柳河县政府秘书，都比较熟悉事物联系工作。我二人于5月5日乘火车到达沈阳，住在东北局第一招待所，第二天找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粮食局，联系调拨食品事宜。任务确定后，由余伯新同志负责与安东联系起程和到达时间，与沈阳车站联系车辆停靠地点。由我负责押汽车运食品。

食品库距火车站的路程相当远，汽车司机是一个日本人。说实在话，当时我对他一方面很不信任，倍加小心，一方面又要依靠他。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的警惕性非常高，因怕他对我下“毒手”，我的右手一直握着手枪，以防他借故停车，使我完不成任务。所以我总是鼓励他，说他“车开的好”。车上拉的主要食品是麻袋包装的军用饼干，共计拉了十余车。当时进出工厂大门的手续非常严格，每进一次门都要把香烟火柴交给门岗，出门时一包一包的查件数，看是否差错。最后一车出大门时，发生了问题，原因是在库房装车时，有个麻袋破碎了撒出一些饼干（约十斤左右），仓库人员临时找了个袋子包装好后放上车，但未在货单上写明。当车开到大门口时，经查多了一件，我说了原因，两个门岗人员仍不允许出门，非叫我跑回去修改货单不可。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这个时候火车已经到站，如果跑回去修改货单后再回来，很可能影响发车时间。于是，我就决定把多出的那个稻草包搬下汽车不要了，然而门岗仍是不允许，我一怒之下掏出手枪气愤地说：“是你们做错了，还怪我”。一面上了汽车指使汽车司机“开车”！车开了，我听见门岗嘟囔着骂了一句，当时有些生气，途中司机对我说：“你的，有胆量的。”

到达车站卸下最后一车干粮后，我轻松极了，因为完满完成了任务。这时，我伸出了右手与那个日本司机握了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日本人讲和气。是情不自禁的自然表现。因为他配合我完成了任务。在此之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我对日本人几乎是统统厌恶。（我只能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来写）。我和余伯新同志各自完成任务后上了火车，由于疏忽，车上没有给我们留位置，临时安排给我们挤了两个座位。车上拥挤不堪，我的书包里装有博古校译的《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吕振羽的《中国通史简编》、大连版的毛泽东选集单行本还有笔记本等，书包装的满满的。因找座位时书包挤到了车窗上，挤碎了火车的一面玻璃，为此我在支部会上做了检查，接受了批评。

老八路

南下路途

列车很快开动了，穿过冀、热、辽平原，经锦州、山海关、唐山到达天津。在天津东站停留几个小时。因规定不许单独行动，一个小时内必须返回车厢，我就和几位同志一道下了车，在东站附近做了一些观赏。回车厢后心潮起伏，写了首七言打油诗：

铁龙载我驱大原，

回首不见长白山。

停车稍憩沈阳城，

飞身又过山海关。

雄师所向如破竹，

斩关夺寨无阻拦。

遥望南天硝烟处，

只嫌步小走得慢。

这是我写下的第二首所谓诗句，其中“斩关夺寨无阻拦”这句，是说在我强敌弱的形势下，经过“三大战役”后，所剩之敌逃窜的情景。到达天津自然会想到平津战役，会想到三个多月前（一月中旬）在此地全歼敌军十三万余人，活捉敌指挥官陈长捷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使天津这座大城市更增加了知名度。我还记得刘佰羽在东北大军南下与华北兵团合力作战时所写的战地报告，其中有一句说：“当他的先头部队在平沽线上旗开得胜时，他的后尾还在沈阳！”报告虽未说有多少人，但这句话足以说明我东北大军当时是多么的气势雄壮。

列车离开天津继续向南行驶，经过德州、济南、泰安等地后到达徐州。在泰安车站停留时，有许多乞丐端着饭碗，伸出瘦如干柴的手臂向我们讨饭，每个车窗都挤满了人。我见到这种情景一阵心酸，联想到自己幼年时曾经在大连车站讨要小钱的心情，也联想到国际歌中的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就随手抓了一把饼干放到了伸进窗里的手中，同志们看到后也都纷纷这样做。当然，这点饼干解决不了他们的饥寒问题，但起码可以暂时填下肚子。在车厢里，我们近坐的几位同志还就此讨论了一番，结论是只有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徐州车站停留的时间较长，因为换了火车，由原来的客车换成拉货的敞车。到了徐州又想到不久前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的淮海战役，此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很快被迫引退。我和其他同志议论起杜隶明，他先是在东北担任“剿共总司令”，失败后到了徐州，仍然指挥国民党军剿共（副总司令），结果当了我军的俘虏，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后我党给了他改过的机会）。此外，我联想到三国演义中陶谦向刘备让徐州的故事，我的家乡地方戏就是京戏，我从小就会哼几句“让徐州”的唱词：“未开言不由人泪珠滚滚，天甸重任我就要你担承。二犬子皆年幼难当重任，老朽我年迈也不能担承。”看来蒋介石还不如陶谦，死不肯向人民让步，那只有打了！历史上的陶谦与刘备，今世的蒋介石与革命人民，这二者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我当时的确想到了蒋介石不如陶谦自觉这点。

傍晚列车从徐州开动，这是一列货车，多数车厢没有挡板，是平板车。支部委员、队长都主动地坐在边缘，让同志们坐在中间，坐在中间的同志虽然比较安全，但要扯着边缘同志的衣服，以防掉他们下车去。车开动不久下了大雨，尽管五月的天气已转暖，但由于雨打风吹浑身浇透，觉得十分寒冷。当时大家根本顾不得这些，注意力在于坐稳，万万不能滚下车去。天还未亮就到达了终点站浦口，下车后都在站台上走动，浑身被浇的湿淋淋，只有不断的活动才能感到稍微暖和些，大家都没有干衣服可换，只有靠体温暖干湿衣，背包、书包也全湿透了，我的书包中的几本书，几乎都成了糊涂，晒都没法晒了，这让我感到很心痛、惋惜。一个小时后，东方出现鱼肚白，随后天亮了。吃过早饭就又登上了渡船向对岸南京出发。由于衣服仍然潮湿，大家都向渡船朝阳的一面拥去，一瞬间渡船倾斜了，上级立即下达命令“一律原地不动，一切行动听指挥！”接着又指示一部分人，从向阳的一面（东侧）撤到背阳的一面（西侧），即使如此，渡船尚有二十度的倾斜度，当时大家的心情非常紧张，直到渡船停靠在南京下关码头时，才舒过气来，有了安全感。

下了船到了南京，住在莫愁湖附近的公寓里，这些房屋是国民党伪国防部逃跑时空下来的，休息调整一天后，我们参观了中山陵和廖仲恺墓。中山先生是中国人民所崇敬的革命家，上小学时老师就说要称他为“国父”。虽然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的“天下为公”以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主张是非常令人敬佩和赞同的，我怀着向孙中山卧像深深地鞠了一躬，以示敬仰。第三天我们又参观了国民党的伪总统府，还特意地看了蒋介石的“总统”座椅。此时此刻，总统座椅孤单单地冰凉，它一度的主人携其官僚们夹着尾巴逃跑了，确切地说，是被中国人民推下了宝座，打倒了，打跑了！抗战初期，我也曾喊过“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但由于他消极抗日，立意反共、反人民，不久我成了反蒋的一分子。我想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胜利，想到代表帝、官、封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看到空荡荡的伪总统府，既感人为之下历史是如此地无情变迁，又由衷感到扬眉吐气。

在南京，我们还游览了夫子庙等名胜，说实话，当时对于游山玩水是不感兴趣的，因为南京以东的上海，以西的武汉和江南大片土地还在国民党军手里，最令人关心的是全国何时完全解放，我们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随军南下干部大队的目的地在南京明确了，而后会被分配到江西，因要等待九江和南昌的解放，需在南京住上几天。那些时日，国民党的飞机还时常在南京掠过、盘旋，由此大家明白目前还并不太平，必须继续坚持战斗。我们是随军南下，没有在前线主攻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到一地都要积极做宣传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人民解放军布告（即当时的“约法八章”），此外还要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和人力、车辆等，尽可能做好一切后勤保障工作。

九江解放后，我们乘汉江号客轮（两千五百吨级），途经芜湖、安庆等地后到达九江，并在登陆后住进九江市银行的办公大楼。这时大家心情非常愉快，我和杨奎全、刘景业同志三个人喝了二斤白干酒，当时都喝醉了，杨奎全呕吐，刘景业则说南道北侃侃不休，我躺在地铺上沉睡，醒后感到肠胃翻涌非常难受，自此得出一个教训：“酒不可多用。”这个教训管了我一辈子。

在九江住了两天，乘木船经鄱阳湖进入赣江到达南昌。虽然乘坐的是木船，但阳光明媚，湖景怡人、风平浪静，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尽情观赏了芦山和鄱阳湖以及赣江两岸的美景，都显得格外地精神焕发，我还和县委书记来为民同志合作，清唱了几段京剧，当时他拉我唱，有捉放曹、空城计等唱段。到达南昌后，我们住在湖畔旅社，而后参观了周总理领导南昌起义的指挥部所在地（南昌大旅社），朱德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之一，起义的当时他是黄埔军校的分校长、南昌公安局长“当时称周总理为周恩来同志，称朱德同志为总司令）。南下大队统一组织了这次参观“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的活动，参观了周恩来同志当时的办公室，通过参观了解自此我党有了自己的武装部队，我的思想上进一步增加了对周恩来同志的崇敬。

在南昌驻扎这几天，有几件事情我想记下来。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工作地点定在赣县，也就是还要继续前进，而这时赣县还未解放。当时从南昌到赣州坐公共汽车也要两天，而我们只能步行，而且要边行军边打仗。我是经过长行军考验的，这次比在奔赴抗大时的负重轻多了，只有手枪没有步枪，而且在东北起程时就轻装了，把大衣、棉被等都交了公。当时是“战时共产主义”生活，自己的身体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更不用说随身所带的物品了。第二件事情：由于气候十分炎热，本已难以忍受，加之受战争影响市内卫生很差，湖水没人清理，烂荷花和堆积的垃圾臭不可闻，南昌市南郊有一座土山，没有树木，光秃秃的。所以许多同志说了怪话：“真是山穷水臭呀！”这话是对吕振羽同志而发的，因为吕振羽同志在安东做报告时曾描绘江南是“山清水秀”。“山穷水臭”的说法当然是一叶障目，吕振羽同志的介绍不仅在自然景观上是正确的，鼓舞北方同志到南方新区开辟工作的出发点更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对困难的一面强调不够，也是不应该的，第三件事情：县委书记来为民同志注意到我的行装太简单，借给我一条褥子，我推搡再三不肯拿，他说：“你只有一个被子，没有铺的，恐怕影响健康，南方的地面太潮湿了，要多注意。”这一番话使我很受感动，当时他的爱人黎磊同志也劝我“不要客气”。就这样我收下了褥子，晚上睡觉铺在身底下舒服多了，但不知为何，我天天晚上睡觉都出冷汗，把褥子都弄湿了。到赣州送还褥子时，黎磊同志在拆洗时发现褥子的上半部位棉花碎烂了一大片，为此当时我感觉很不好意思。1952年我任县长时到南昌参加会议，省委决定与会人员去医院检查身体，在照X光时医生问我：“你害过肺结核吗？”我说：“不知道”医生说：“你的右肺上部有钙化点，你过去下午不发烧吗？晚上睡觉后不盗汗吗？”我说：“有。”他说：“你曾患过肺结核，现在已经钙化痊愈了，不会有盗汗现象了。”我说：“可我并未治过它怎么会自己好了呢？”医生笑了笑说：“那是你身体自己与细菌作斗争取胜了。”由此，我对来为民同志当时主动借给我棉褥一事非常感激。后来和他还开了个玩笑：“你姓来名为民，来在世上是为民的，名符其实。”他也随口说：“我们都是要一辈子为民哪！你的名字也好，国通，要通行全国，中国这么大一下子通不了，得要徐徐通过，所以叫徐国通，这个名字对于革命来讲就是为民，所以我们是同志。”当时来为民同志是县委书记，我是区委书记，关于名字的此番对话，他表叙的很轻松，我则有些拘束。我称他为政委（当时不叫书记，因为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他叫我小徐，我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他已年近四十。第四件事情：经董型武同志（南下前是柳河县第三区区委书记）介绍，我与李桂兰同志建立了恋爱关系，她也是南下工作成员，南下前是柳河五区（孤山子）区委组织干事，过去相互之间认识但不熟识，彼此不大了解，因此第一次交谈的内容就是相互了解，谈及今后要互相帮忙，那次交谈，我与桂兰同志确定了恋爱关系并立了一条原则，既双方约定,在今后的随军行进过程中，未到达目的地前不再接触，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当时她表示自己身体比我健壮些，在行军中不需要我帮助。

从南昌出发了，一路徒步跋涉，到南方后虽然行装很简单负重不大，但酷暑、阴雨却是无情的。在我一生中，经受过两次异地他乡自然环境的考验，第一次是1945年在东北，经历了天寒地冻的考验；第二次是在南方的江西省，经受了酷暑加阴雨的考验。六月的天气，江西不是烈日炙烤就是阴雨闷气，感觉比天寒还难以忍受。天寒时行起军来愈走愈暖，而酷热的天气则愈走愈热，加上潮闷简直透不过气来。上述两种考验对我的意志力成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坚持艰苦奋斗的组成部分；有了这种作风就会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抗大校歌的歌词中就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的句子，每遇到艰难困苦时，我都会想到这个词句。

离开英雄城市南昌后，第一个大站是新淦县，进驻了樟树镇，这时我们既是工作组又是战斗队，所谓工作组就是担负着筹集粮草支援前线大军的任务，兼做宣传工作，着重宣传“约法八章”；而所谓战斗队，就是担负着维护城乡社会秩序的任务。当时我们都穿军装，都有军籍，都佩戴带武器（多是手枪）。记得我们十几个人到樟树村以东几十里的农村借粮时，沿途曾与小股土匪遭遇，我们打了几枪他们就逃跑了。虽然当时的形势是，我军迅猛前进、势如破竹，敌人节节败退、狼狈逃窜，然而我们还是时刻百倍地提高警惕，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战斗，甚至准备牺牲。那时当地我党的地方政府还未建立，我们的工作靠谁呢？就是利用原国民党留下的乡、保政权，他们中有些人跑了，有的人则留了下来，同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对于这部分人的适用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应该的，其印证体现了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第五条的威力。他们过去可能做过一些坏事，但应论功行赏，以功低过，我们的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现在，他们当中许多人享有老干部待遇。

在新赣县东约五十里的山区，我们五个人按组织的要求完成了筹集粮草的任务，这五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刘景业、行树舟，其他二人记不住姓名了。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地主家里，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都躲了起来，留下的只有老妇和幼儿。当时来说，富豪人家大都害怕共产党和解放军，是与我们当时政策和许多谣传有关。如：对地主“扫地出门”“共产党杀人放火”等，关于“扫地出门”之说，确有个别例证，而“杀人放火”则纯属敌人的谣言。

在这个地主家里的床头上，我意外地发现了许多《新青年》杂志。于是，饭前饭包括晚上睡觉前，我都爱不释手的翻阅，其中登载多数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的文章，也有毛润之、瞿秋白、郭沫若等的文章，对瞿秋白同志的“论赤化运动”我特别感兴趣，他有些其他文章都是用江苏地方音写的，我很想把读物带走，但由于纪律的约束，加之阴雨天气不便携带，就舍弃了。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读过《新青年》。

上级传达了消息，吉安已经解放，命我们快步前进。当我们经过吉安时，敌军已撤离至城南二十余里，我们进驻吉安市阳明中学，第二天下午有敌机数架于空中投下几颗炸弹，由于飞的很高投得不准，炸弹都落到赣江和江畔上，没有造成破坏。这时的敌机再不象解放战争初期那样疯狂，配合地面进攻于低空轮番扫射，为所欲为，而是飞得很高，一呼而过，唯怕被我地面炮火击中，简直就是玩虚架子，真正的“空虚表演”。当时阳明中学大院内落下几片炸弹皮，我和刘景业同志捡起炸弹皮开玩笑说：“好铁，可以打成镰刀用”。

在吉安住了两天，组织决定，在吉安地区工作的同志留下，其他人继续南下，经泰和、兴国，支援配合主力部队攻打赣州。当我们到了赣州东郊茅店时，赣州的战斗还在进行，敌人在拼命逃跑，我军则紧追不舍，虽然是炮火连天，但声响却越来越远。我们几乎与主力部队同时从东门进入赣州市，大街上狼藉不堪，有敌人逃跑时丢下的行装、箱子、柜子、档案、纸张，被毁的车辆以及到处奔跑脱了缰的马匹等。敌机还在捣乱，间或进行扫射，总是一掠而过，不仅炸弹投得不准，子弹也击不中目标，我们对其根本无所惧怕。

赣州是此次南下的终点，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在新的岗位上进行工作了。

老八路

在赣州期间

到赣州后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县委书记来为民同志与我和杨奎全同志谈话。县委决定，杨奎全到沙地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徐国通任桃江区委书记兼区长（区政府在王母渡镇），吩咐我们准备好，五天内启程。我问县委书记：“来政委，区的班子怎么配备的”？他说：“丛树舟任区委组织委员，黄延春暂为宣传干事，以后再任宣传委员，靳新春为副区长。”确定的任务是：接管伪区公署，并利用其一部分人员筹集粮草支援大军。谈话后，我和靳新春、丛树舟、黄延春见了面并开了会，讨论通过了由我起草的区政府布告：利用伪区、乡、保人员筹借粮草支援前线，逐步建立我们的新政权的具体政策，找一名可靠的向导引路等。

起程的前几天参加了两次大会（区、营以上干部参加），一次是我军的四兵团，十五兵团和赣南游击队的会师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叶剑英同志和陈赓同志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当时叶剑英同志是解放军参谋长，陈赓是四兵团司令员，四兵团政委谢富治，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赣南游击队负责人刘建华（后任赣南地委书记）都在主席台上，会场气氛非常的热烈、亲切，会前，台上的领导时而交头接耳，时而谈笑风生。应由谁在大会上讲话，领导们互相谦让，最后确定由叶总参谋长和四兵团陈司令员讲话（邓华和赖传珠称四兵团为老大哥）。台下也是非常活跃，会前拉拉声四起，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在领导做报告时，台下经常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时，这些歌声伴着掌声与主旋律“胜利前进”汇合在一起，真是奏响了新时代的“交响曲”。另一次大会是在接下来的第二天，由叶剑英总参谋长向大家做形势报告，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报告中，他用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成”的号召，作为主线贯穿着讲话全部内容，使得群情激昂，大家听后非常受鼓舞。

听完报告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四人跟随向导向王母渡进发。王母渡地处赣州城南八十余里，中间横着一座大山名叫崆峒山，当时既不通汽车，马车，自行车也无法通过，全靠步行，从赣州起程穿过水西乡和白云约二十里就到了山脚下。进入山区后，使人感到空气非常清新，苍松翠竹，奇花异草装点着峻峰秀谷，一条环山弯曲的小路，两侧伴有道道小溪的潺潺流水，这大自然的景观真是美不胜收、令人陶醉。这是我将赣州市周围的条件做比较后，对崆峒山的一番赞誉。若与著名的游览区相比，它着实要逊色的多，但与当时的赣州周边相较，却是别有一番不同。我想如果把崆峒山开发好，它将会更加可爱。这是我在回忆中所想象的，而在当时，我每次往返于赣州至王母渡之间翻越崆峒山，都埋怨它不该这么高陡难行，埋怨如果不是这座山横在中间，我们就不必枉走五十里路，也恐怕早就通了汽车。崆峒山不仅高，爬时费力，还经常有匪徒出没，因而每当我进入崆峒山时，都要子弹上膛以防不测。

傍晚到了王母渡，打听了“区公署”的地址，因为这是个小镇，不需浪费许多腿脚，很快就找到了。进到“区公署”院内，发现竟然有解放军战士。得知我们是赣县派来的区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三位解放军战士非常高兴，其中一位副连长说，他们的连队住在镇办小学里，并告诉我们“伪区署”还有看守人员。我们特开心，有自己一个连的武装还怕什么？接着这位副连长呼喊了几声，来了两个“伪区署”的看守人员，经介绍后我们进入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狼藉不堪，只有几个木凳子，我和靳新春副区长、副连长坐下，其余人都站着，留守人员中有一人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我宣读了赣县人民政府对我和靳新春的任命通告，责成留守人员协同黄延春同志，将区政府的布告张贴在大街上，而且必须在当晚张贴出去。做完这第一步和第一件工作，我们五个人已经相当疲倦了，需要休息，但又怕不安全。于是当晚，我们在那位副连长陪同下到了连部见了连长、指导员等同志，谈到我们的住址和安全问题，连长和指导员都说，你们放心住在区署内，安全没有问题，我们派人站岗、维护治安。

回到区署后我们住到区署砖木结构的小楼的二层楼上，都是木板小床。尽管连部领导说安全没有问题，但我们还是强调提高警惕，特别是我和靳新春同志为甚。因为我们是正、副区长，肩负责任重大，又都当过八路军，里经过无数次的危险。丛树舟同志也是抗战干部，但他是地方干部，对此似乎并不太在意。本来大家都很疲劳，躺在床上应该很快就会熟睡，但由于警惕加上蚊子咬，我和靳新春同志几乎一夜未睡。我俩躺在床上交谈着明天都要干些什么工作，怎么干。其他三位同志（包括向导）熟睡后，我和靳新春同志又起身到楼下察看，看到深夜里，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在大门口持枪站岗，内心深受感动，感谢人民解放军对地方同志的爱戴和如此深厚的阶级感情。

晚间时候我们还商议着第二天要自己设法做饭，谁知次日一大早，饭已经做好了，蒸米饭、米汤、鸡蛋炒辣椒。这些饭菜是伪区署的一个留守人员做的，说实在话，当时对此我们既感激又提防，因此让他们一起进餐。饭后给大家做了分工，由丛树舟、黄延春和那位向导（后来成为我们的正式班干部）负责区政府机关事务，原伪区署人员交代财产、档案和安排膳食生活等。接着通告召开了王母渡乡村民大会，由我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区人民政府成立并开始办公，号召群众动员起来筹集粮草、车马，支援大军南下，收缴散在民间的枪支弹药以及党和政府的减租退押政策等。

我的讲话进行了十几分钟后，会场秩序有些混乱，人们交头接耳发出笑声，我不知是什么原因，提高嗓门继续讲，这时人群中的一位中年男子走到我跟前说：“区长，你的话大家听不懂！” 这么说讲了半天人家没听懂，这可怎么办？七月的天气本来就很热，加上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汗流浃背，有些不知所措。这位男子说：“我是王母渡小学校长，你的话我能听懂，就请区长您讲话我做翻译如何？”我说那太好了。就这样，我一句一句地讲，他一句一句的翻译，原打算一个多小时的群众大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散会时还有群众问：“咱区长是哪一国的人啊”？我问了小学校长他是否本地人，他说是本地人，又问他为什么懂得我的话，他说：“我在赣州上学时，学校强调学普通话，所以我能听懂你的话。”我的话语是带有山东腔的普通话，当地人都讲方言，把“我告诉你”说成“啊哇咐你”，“十里路”叫“一统子路”、“吃饭”叫“卡防”、你称“啊拉”、我称“吾尼”。自这次大会后，我每到一地开群众大会，都会预先找一位知识分子当翻译，但这样工作起来不仅麻烦，而且感觉也脱离群众，于是我决定学习方言。由于自己留心、用心地学习钻研，三个月后就不再需要翻译了。

区政府开始办公的第五天，驻军的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找到我们，说他们要调离本地，我们问：“谁来接防？”回答说“没有”，结果第二天他们就撤回赣州了。驻军走后我们感到非常空虚，我们只有五个人四只手枪，怎能维护东西一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的地区呢？因此商议要抓紧扩军，并将此意请示了县委，当时县里也没有武装可派，县委答复“只能如此了”。约七、八天的时间，共募了十二个人，成立了一个班。这些人都是经过审查的，特别强调贫苦出身，招募办法是在村里开群众大会，号召青年报名，并张贴区政府招兵通告，报名后经审查批准。当时配备武器、弹药并不困难，因之前收缴了几十条步枪，数箱子弹。有了这个班，胆子就大得多了。就在这时，县委、县政府考虑到桃江区的具体情况，决定成立赣县桃江区公安分局，派张振亚同志为分局长。在此后的十余天时间里，我们收缴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用几只木船装载押运到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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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正规军一个整连来降

一天下午，桃江东岸某村（忘记了村名）一位姓刘的地主绅士到区政府来，要求面见区长，我和靳新春副区长接见了他。据他说：“小坌乡（距区政府以东九十里）驻扎着国民党军一个连要求来降，并提出要求遣返回家。”我就问有多少人，多少枪？他说有一百余人，枪支数目不清。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当即商定，由乡绅传话于第三天的下午，让这个连到区政府所在地王母渡镇。对他们要求具体细节是：枪支一律下栓，每三支一捆，每一挑夫挑两捆；子弹、手榴弹、手枪一律装箱后捆绑起来或由人挑或由手推车装载，必须在进镇前的桃江东岸按上述条件经过检查允准后才许进镇。还特别交代了来降时间，一定要在第三天的晚饭前！我还对这位绅士说：“在镇北崆峒山前我们有两个连的武装，届时会来接迎。”当然了，这完全是虚张声势，根本就没有这两个连，仅有我们新扩招的一个班。

送走这位绅士后，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既是区委会又是党员大会的会议，全体参会人员只有五个人。会议决定这一个连到来后住在王母渡小学里，此事由丛树舟同志负责安排；由靳新春、张振亚带领两个战士到江东岸接迎，并按约定条件检查后放行；再由黄延春带领两名战士在桃江西岸接迎并送往驻地；由两名战士担任区政府的门岗，由两名战士在区政府背后的山上放哨（区政府西侧挨着一座小山），由我带领四名战士巡回各布置点。当时还决定如发生不测，由桃江东岸接迎点鸣枪示警，所有点听到信号后到集合点会面，紧接着制定了第一、第二和第三集合点位置。在当时人员比较空虚的情况下，我们还研究商议了是否打电话告赣州请示，考虑两个原因没有这样做；第一，对留用人员不放心。如果打电话怕走漏风声，而且县里也没有军力警力；第二，派人去通知无交通工具。既无脚踏车，又无马匹，靠两条腿往返时间也来不及。

到了第三天下午，接迎时间越来越近了，大家心情都比较紧张。就我个人来说，要安定人心，因而内心虽紧张但表面上却很平静。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太阳落山了还没有消息，我踏着浮桥到了东岸，靳新春同志摇了摇头说：“这是怎么搞得？都这时候了还没来。”我说：“不要着急，耐下心再等等吧，如果等到半夜十二点还不来就撤。”我从迎接点回到区政府后，天已经黑了，约一个小时后，听到东岸有说话声，看过去有很多手电筒射来射去的，我吩咐大家隐蔽好。不一会儿，听到浮桥的木板咚咚作响，知道接迎人员带着来降人员已经过河了。总的来说，这次纳降比较顺利，很快，枪支一捆捆、子弹一箱箱的就被整齐堆放在区政府的大门两侧，整个连的国民党军被带到小学里住下了，我们又在小学门口安排了两名战士站岗。（桥东和桥西的战士都撤下来了。）

当晚清点了枪支，共有步枪七十余支，轻机枪两挺，手枪五支，子弹五箱，还有一些零散子弹装在一个竹筐里。我们亲自动手把手枪和子弹搬到楼上的房间里，加锁封存起来。（只因五箱子弹搬到楼上，后来在三反、五反中引起一场风波，这一点以后再谈）。待这一切都办妥后，我们才吃晚饭，这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左右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安排的第一件事是区长讲话（地方上叫“训话”），为此我刻意打扮了一下。仅有的一双军鞋破了，一身军装许多皱纹。我把军装叠起来压平了些，穿上南下路上买的一双胶鞋（雨鞋），这样感觉显得威风些。靳新春、荆树舟、黄延春都佩带着手枪，跟在我身后，进入教室时又站在我两侧。我先是对降兵讲了约法八章中规定的内容，之后表示欢迎他们主动来降，并说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解放证。结果这一个连无一人愿留，就都发给了解放证遣返回乡。这些人大部分是湖南人，他们的连长和两个排长都参加过北伐战争，是在我大军追逐下不愿随国民党军逃跑而拉到山区的。按规定他们须要学习和训练七天，当时考虑到他们人多万一出事，只训练了四天就放走了，为此我们还向县委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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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传珠同志回乡探亲

有天上午，一位农村姑娘到区政府找到我说：“听说我爸爸到赣州了，不知真假？”我问她：“你爸爸是谁？干什么的？”她说：“他叫赖传珠，听说是解放军的军长！”我说：“不是军长，是兵团政委，比军长还大呢”。经询问后得知，她时年21岁，还未生下时父亲就上井冈山了，一去21年未见过面，在她下生后不到一个月，母亲就去世了。是由姑母将她抚养长大的。这位姑娘长得秀高，肤色黝黑、衣衫褴褛，没有读过书。问了她的住址后，我让她回家等候消息。原本打算去赣州向赖传珠同志说明这一情况，恰巧第二天一位通讯兵给我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国通同志，我定于某日回家到大埠住几天，共一百余人，请费心安排食宿，不要对外声张。署名赖传珠。当时我很纳闷，赖政委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刚好当天接到县委的电话：赖传珠同志回大埠老家探望，希安排好一行人的食宿。这才明白了，他是从县委那里得知我的。

这时王母渡镇附近还很不安全，有零零星星的敌人散兵游勇蠢动，经常打冷枪、劫路，并有谣传说要攻打区政府。由此，为保障安全我们决定，本地留用人员看守区政府，外来的同志到大埠建立牢固的基地。

我们就这样到了大埠，清扫干净赖家祠堂，打好地草铺，并筹借了几张木床、十担大米（每担一百斤）和油盐等物，还在祠堂院内砌了两个炉灶。一切都准备好后，第二天下午，赖传珠同志携随行警卫人员及一个连的武装越过崆峒山到达大埠镇。谁知他们尚未进镇就有几十人在镇西外迎接，不是说不许声张吗？这些人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在做准备工作时，并未透露消息啊！（后得知是赖传珠同志的弟弟传出去的）。镇西外迎接的人是由地方绅士组织的，并且还杀了两头猪。晚饭后，我和靳新春等区领导一道去赖家祠堂拜访赖政委。他坐在行军的小床上，我们坐在长板凳上。互相介绍后，赖政委侃侃而谈，讲了他二十一年前在此地闹革命的情景。因考虑到赖政委身体疲劳，我们劝他早点休息，他兴致很高一直谈到半夜，并让我们第二天上午还来接着谈。第二天上午他又谈了两个小时，说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在赣州中学上学时，在地下党特委书记曾山同志领导布置下，赖传珠在大埠乡秘密发动群众制造土造武器，准备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这一举动于1928年事发后，被敌人残酷地镇压了，此时赖夫人已在临产中，她逃到崆峒山一座小庙里产下一女，现在已经21岁了。我插话说：“您的女儿前些天到区政府来了，我让她回家等候消息”。赖说知道了，并且昨天已经接到赣州了。他接着说，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仅在大埠乡就杀了600余人。他只得弃家奔赴井冈山去找朱、毛。临走时赖传尧偷偷地塞给他二十块大洋当盘缠。讲到这里，赖传珠同志说：“国通同志，我忘不了这个恩情，如果不是这二十块大洋，我可能上不了井冈山，赖传尧虽然是大地主，但这个贡献应折一部分罪。”

第三天召集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赖在大会上讲话，宣传党的政策和全国将要解放的形势。在讲到二十一年前的革命和反革命时，他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大埠乡地方恶霸势力的惨无人道，深切悼念了死亡的烈士们，并向久别的乡亲问好。接着又警告反动势力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不得胡作非为等。我们听了后都非常受鼓舞！他的讲话也找了一名翻译，他解释说：“我走时才十几岁，时隔二十一年，家乡的地方话几乎都忘记了”在短短的两三天内，他还找了一些乡亲谈话，并到祖先和烈士墓致哀。临走前又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要连、排干部，要几支美制卡宾枪，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当场就从警卫员身上卸下两支卡宾枪和50发盒子枪子弹，又问我要连、排干部做什么事？我说：“根据县委指示，允许我们扩兵一个连，作为区政府的武装力量，兵源无问题，仅大埠乡的烈士子弟就能够了，但这个连队没有领导是不行的”。他答应回赣州后解决，并交待我们一个星期内到赣州找他。他走后没几天，我就如约到四十八兵团领导机关找到他，他当即给四十八军写了信。我持信立马赶到四十八军，第二天就与指导员张玉生同志和两位排长见了面，第三天就启程回到了桃江区。人员的配给和武器装备都有了，我们抓紧行动，十天左右就以大埠乡为主扩建了一个连的武装。由张玉生同志任指导员、代连长，其他两位任排长。（后来我到龙南县任县长时，张玉生同志任赣县副县长）。

我在赣县桃江区工作了九个月，于1950年4月调县人民政府任秘书。在桃江区期间主要作了下列工作：

1、初步建立了人民政府，包括建立乡、村政权和建立武装公安队伍等。

2、打击散兵游勇，收缴降敌武装人员和枪支弹药，维持社会治安等。

3、筹集粮款支援大军。当时主要向地主大户筹借。在筹借过程中，一方面作宣传动员，同时对吝啬的大户带有一些强制性。当时有些大户非常开明，赖传尧就是一例。我们开口向他要二百担稻米，他一点也没打折扣，其间，我和靳新春曾到他家里去，对他良好的表现进行表扬，他恭恭敬敬地接待了我们。我看到他家里的中堂挂了两块匾额，一块写有：“开明士绅”中华苏维埃中央赠；另一块上写：“开明士绅”赣州专员蒋经国赠。当时，他捋着胡须仰面看着匾额说：“谁来了我都纳粮呀！”

4、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退押，反对高利贷。（当时尚不具备土地改革的条件）

50年4月调赣县人民政府任秘书



1950年5月20日，经批准我和李桂兰同志结婚（当时李任人民法院秘书），自此我们建立了家庭，这个家庭是幸福的，直至今日。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信仰与理想是一致的。在以后数十年的经历中做到了互相关心和帮助。自1950年4月至50年7月底，在任秘书期间，我感到工作起来很放开，也很轻松，因为县长张汉城很放手，几乎所有的文件都由我来处理，只是签上县长的名字。坐机关多，下乡少了。而在桃江区则不然，几乎要天天奔走，风吹雨打太阳晒。白天苍蝇嗡嗡叫，晚上蚊子叮咬；加之闷热的天气，作为一北方人来说，简直是难以忍受。但当时却有种克服它的动力，这就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回想起来当时为了革命事业，不仅要经得起刀枪子弹、炸弹以及跋山涉水、天寒地冻、冷风刺骨的考验，也要经得起蚊蝇叮咬和酷暑严寒的考验。

在桃江区工作期间，我经受到一生中第一次最大的喜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为副主席，稍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我们党领导的中央政权建立了，我怎能不高兴呢？！为此，我们举杯贺酒，当时只是简单的一碗肉，一条鱼，但却感觉无比的香甜、难忘，这是举国欢庆呐！

此间除欢欣鼓舞外，我有不理解的心情，对宋庆龄、张澜、李济琛当副主席理解，对傅作义当国防委副主席、水利部长想不通，因为他是战争罪犯，华北剿共总司令，在我一度的思想上，提起傅作义，往往把他与日本侵略军的华北司令冈村宁次等同起来。当时党内有人说一些牢骚话：“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党中央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批评教育，说明傅作义将军率领数十万人起义的重大意义，即避免了人员的大量牺牲，亦保护了北京城免遭破坏！这场教育是很有说服力的，经过教育我们的思想都通了，在区委会上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保证不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

在我调离桃江区前，县委县政府决定：经赣南区党委、行署批准，将原桃江区划分为三个区：即桃江区、大埠区、韩坊区。四十八军民运部长穆××任三个区的工作委员会书记（穆此时率领工作队帮助开辟工作），我任工委副书记兼桃江区委书记、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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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南县期间（1950年8月至53年4月）

1950年7月底，接赣西南区党委通知，调我到龙南县工作，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我爱人李桂兰同志也同时调往龙南县，任县妇联主任。8月1日我们一起到达县委报到就任。几个月后，我被任县委委员并任宣传部正部长，1952年任龙南县县长（党内任县委书记），1953年4月调离龙南县。

在龙南县工作期间的几件事情：

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

尽管国民党的大部队当时已被赶走，地方政府已经初步建立，但还有国民党留下的散兵游勇，他们组成了一股股土匪，与当地反动分子勾结起来，进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动。由于这些人多为当地人，对周边地形以及人员都很熟悉，他们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东躲西藏，很不容易擒获，这些反动势力不但抢掠财物，而且杀害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我第六区（杨村区）区中队副指导员就被他们杀害了。因此，我们当时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县委分工我到杨村区帮助并指导此项工作，杨村区距离县城130里路，是最远的山区。当时我不会骑自行车，开展工作时就和警卫员一起骑马，在往返的路上经常会遇到打冷枪的匪徒，为了安全，我们一般都是在群众赶圩（赶集）的时候行动。警卫员李法添同志非常机灵，凡路遇不测，他都能及时帮我隐蔽或提醒快马加鞭，以脱离险情。杨村区的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虽然很艰苦，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区委的艰苦奋斗下，很快取得了彻底胜利。首先是消灭了由匪首赖亚雄领导的一股土匪，并击毙了赖亚雄，我亲自参加了这场战斗。武装的匪徒被消灭了，就扫除了惩治地方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的障碍。当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后，真正达到了地方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