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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0日，青岛浮山湾点亮了牛年灯光秀。/视觉中国 牛年到了，万家灯火逐次被点亮，年夜饭正在一盘一盘准备着，手机上跳出一条又一条问候新春的消息……还是那个熟悉的“年”。 中国人对牛有偏爱，因为在牛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勤劳、刻苦、踏实这些被我们珍视的品质。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牛，都代表着人类文明向上的追寻。 今天这篇文章，是硬核读书会为你准备的年夜饭佐餐。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全世界都不约而同地喜欢“牛”？ 值此新年之际，新周刊·硬核读书会祝你，牛年大吉，新春快乐！ 文 末 有 牛 年 阅 读 大 奖 ✎作者 | 维舟 ✎编辑 | 程迟 在十二生肖里，牛排在第二，但民间传说，本来上天是安排牛居首，只是狡猾的老鼠坐在牛角上，在最后一刻跳到温厚老实的牛前面，抢了第一。 这虽然只是传说，但的确可见人们普遍认为牛在社会生活中要重要得多。牛是名副其实的“浑身是宝”：牛角可制作成梳子等各种器物、牛肉可食用、牛毛可用于编织、提供牛奶，还温和易于驾驭，是极好的畜力，甚至牛粪都还能用作燃料。当然，牛本身就是宗教献祭时最重要的动物。 距今约9300年，牛在中东被驯化，这对旧大陆诸文明而言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牛年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始，我们一起看看，为什么人类那么偏爱牛。 西方的牛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这其中的差异了。 “西天取经”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中说，印度的城市建筑“壁以石灰为饰，地涂牛粪为净，时花散布，斯其异也”。 在他之后不久赴印度的义净也有相同发现，因为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都以牛为神圣，认为牛粪是最圣洁的，举行祭祀的地方必须铺一层牛粪。 《大唐西域记》 玄奘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在印度神话中，黎明女神乌莎斯每天出现时乘坐的车，是由7头红色母牛拉的；印度教还相信，神灵活在母牛之中，神学家确认一只母牛体内的神灵数量有3.3亿，因此“服侍母牛和向母牛祈祷，将使未来的21代人通往涅槃”。杀死母牛是极大的罪恶，凶手的灵魂要在轮回历程的最低一级开始转生，而从恶鬼轮回到母牛要经历86次转世。 印度至今出了名地崇拜“圣牛”（sacred cow），其狂热程度甚至到了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地步。 7世纪的印度雕像。/维基百科 早在1970年代初，7亿人口的印度就有2.3亿头牛，生病、绝产、无奶、衰老和残弱的牛数量之多举世无匹，全印度家畜总数中有1/4到1/2都是没有用处的，但都能善终。“圣牛”成了印度人不论如何都不予改变、抛弃的象征，因而“圣牛”一词在印度的日常口语中指坚守习俗和传统。 实际上，把牛视为神圣的远不止印度。据希罗多德记载，在古埃及信仰中，“一道光芒降临在天堂中的母牛身上，使它怀上了阿比斯”，阿比斯就是太阳。连太阳都是母牛所生，那它自然便是生出万物的大母神象征。 埃及神话中，牛也是神圣的。/布鲁克林博物馆 古埃及人对崇拜的努-阿蒙神（Nun-Amon）这样祷告：“神圣的牝牛，万古之女神，你养育了太阳，并播撒了众神和人类的种子。”它代表着孕育一切的原初物质，其人格化身纳努特（Naunet）也是女神，又生下天空之神奴特——一位遍身星辰的女神，常常以浑身点缀星辰的神圣牝牛形象出现。 如果说印度、埃及崇拜的是作为万物母体的母牛（cow），那么在另一些文化里，崇拜的却常常是作为力量和神圣象征的公牛（ox）。 在创世神话中，牛是最经常被提及的动物。公牛之死为世界带来了富饶，尤其是食物的丰盛，“各种果实来自牛角，各种酒类来自牛血，谷物来自牛尾，家畜来自其精子，大蒜来自牛的鼻孔”，最后从其尸体中生出55种谷物和12种药用植物，其精神进入月轮中得到净化。 在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原本是农业和谷物之神（酿酒要用谷物），是第一个驾牛犁田者，他也因此常以头上长角的公牛形象出现。人们在祭祀他的节日里撕裂并吞食活牛，以此象征着在分享神的血肉。 狄俄尼索斯像。/维基百科 既然牛被视为世间繁殖力的来源，顺理成章地，牛棚也就被视为像洞穴一样孕育万物的地方，所以基督教中，耶稣在洞穴和牛棚之中出生。罗马帝国时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甚至说，耶稣基督就是公牛，他的角蕴含两种不同性质，就像救世主，其双角就是十字架的两端。 在古代波斯，牛和狗对原始伊朗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两种动物，它们不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融入到宗教信仰和仪式之中。 古波斯的祆教（拜火教）先知琐罗亚斯德是牛的狂热保卫者，他所著的《伽萨》中，歌颂牛、保卫牛是重要主题，这使祆教信徒永远对牛极其崇敬。牛是大神马兹达创造的第一个生灵，是百兽之先，因而杀牛是双重罪过：既害了牛本身，又害了一切兽类代表。 萨尔贡二世宫殿（今藏于卢浮宫）里的人首牛身像。/维基百科 在中东文化中，月亮的地位往往还在太阳之上，而公牛就是月亮的象征。古代两河文明的宗教中，月神Nanna（苏美尔人称呼）是太阳神和金星女神之父，徽号为新月，有时用硕大的公牛角来表示。 在波斯祆教中，公牛也对应月亮，波斯帝国的许多君主都头戴尖角饰，象征着他们成了月神和公牛的化身。无独有偶，在最初古希腊文明的曙光米诺斯文明中，公牛也是统治者政治权力的象征。 中国文化中的牛 像这样的文化理念，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很重要，但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其地位不可能高过人，更不会被神化——牛魔王可能是个例外，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个形象很可能来自印度。 虽然牛自古是“六畜”之一，但中国境内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未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驯养黄牛的遗骸，它很有可能是和小麦、绵羊、马一起沿着青铜之路传入中国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家畜，其实是外来物种。 除了考古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关键证据：高达95%的中国人在基因里缺乏消化乳糖的酶，所以喝鲜牛奶会拉肚子，这正说明中国人的祖先不依靠乳制品过活，所以有这样“基因缺陷”的人也不会被自然选择淘汰。相比起来，印欧各民族乳糖不耐受症的发病率都很低：俄罗斯人中有16%，丹麦人中仅有4%，荷兰人更是低到1%。 荷兰的乳制品行业至今仍然发达。图/Dpaajones 在近现代西方食品舶来之前，除了蒙古人等游牧民族外，中国人普遍不喝牛奶，以至于《金瓶梅》里提到两盏酥油白糖熬的牛奶，那算是稀罕食品，连见多识广的应伯爵也是头一回看到。牛奶工业是近代才由沿海通商口岸引入的，普及进入大众生活则只有最近一代人的时间。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牛的价值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曾强调，大型家畜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最显著的是，这些动物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陆上运输、皮革、军事突击手段、犁具牵引、毛绒以及使先前没有抵抗力的民族失去生命的病菌”。在这里，牛几乎可以提供上述所有作用（哪怕速度较慢，难以用作军事突击，但也有“火牛阵”），但中国人既不吃牛奶，也很少吃牛肉，更注重的还是务实地在农业和运输上利用其畜力。 大体而言，牛有四大用途：牵引力（耕作、牛车）；宗教（祭祀）；肉食；副利用（皮革、奶制品）。中国社会就独重第一个方面。欧洲人吃牛肉，因为牵引力可用马来代替，但中国社会却不大用马，因为不经济。 由于接近中亚的广阔草原地带，中国人很容易从游牧人群那里得到这些牲畜，因此不必像印度人那样在村中饲养大量畜力，至于肉食、肥料和皮革，对食物更不挑剔的猪就能更好地提供。 印度加济兰加国家公园，一群河水牛在水边觅食。河水牛是一种濒危灭绝的野牛，总数量不足4000头。图/NejibAhmed 与原始印欧人那种牧牛、农业并重（甚至牧牛更重）的生活不同，华夏先民一开始就更重视谷物种植，神农、后稷都是农神，生养万民的不是牛，而是五谷。 由于疏松的黄土用人力即可开垦，中国人也历来更注重人力，牛耕大约在西周才出现，最晚不过春秋，但普及得很慢，也未全部代替人力，直到汉代，边郡及江南仍有一些地方不知道使用牛耕。换句话说，就算是在农业生产生活中，牛起到的作用也不如人重要，那当然就不会特别尊崇牛了。 西晋时期的墓室壁画。/维基百科 当然，先秦也常将牛用于献祭，“执牛耳”一词就是因为歃血为盟时盟主须亲手割牛耳取血，所以才衍生出“居领导地位”的含义。不论如何，牛只是祭品，它本身并不被视为神灵。 “牺牲”的本义就来自用牛献祭（色纯曰牺，祭祀为牲），也同样注重公牛，见《礼记·月令》：“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从汉字的造字来说，“特”原指“公牛”，而“物”指“杂色牛”，可见人们起初是用牛来泛指一些更抽象的概念。 大体到唐代时，古时用以献祭的品种大多已被人们淡忘，人们对牛的看法也越来越世俗化，像“牛马”“做牛做马”这类俗语均隐含着这些动物低贱的意味。 由于中国社会历来就是更注重谷物种植的农业文明，所以牛也并未成为权力的象征。如果是在一个畜牧为主的社会里，那牧群的数量就很自然地会代表着财富、声望和权力。 家养水牛，亚洲稻作区的主要力畜。图为老挝，一个男孩正在使唤水牛犁地。图/Paulrudd 这和印欧社会很不一样，很多印欧语言中表示“财富、金钱”的词语，其本义都是“牛”，如英语里的fee（费用）、古英语的aver（所有物、财产、财富，特指“牛”），印度现在的货币单位卢比（rupee）来自印度斯坦语rupiya（银币，块银），再往上可追溯至梵语rupa（牛）。此类例子极多，同属汉藏语系的兄弟语言中也有：藏语yak既指“公牦牛”，也指“财富”；彝语中“牲畜”和“钱”也是同一个词。 汉文化中没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华夏先民很早就脱离了牧业，汉字中“财”字从贝、“富”字则表家中有酒器，而酿酒又意味着有余粮，这表明人们认为财富是来自货币和积蓄的粮食。这样一来，牛本身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用于交换、劳作来获得财富的工具。 中国古代也曾严禁杀牛，但不像印度、波斯、欧洲那样出于宗教上的原因，而是出于一种世俗主义的务实考虑：对农业生产来说，耕牛很有用，不能轻易屠宰。 汉代以农业立国，所谓“重本抑末”，强化了对耕牛的保护。到唐代，《唐律疏议》规定禁止私宰、盗窃牛马的法律有好几条，甚至连自家养的也不准宰杀：“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唐武宗明白指出：“牛，稼穑之资，中国禁人屠宰。” 《金瓶梅》插图。/维基百科 宋代对耕牛的保护更为细致严格，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之下，牛肉逐渐淡出肉食之列，虽然市面上并未禁绝，但至少和寻常的猪肉、鸡肉不同，《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大块吃牛肉，本身就表现出对法令的反叛和挑战。同样以宋代为背景的《金瓶梅》，所表现的其实是明代的社会风气，但其中41处提到各色食物，也仅有一处指明是牛肉。 对禁止宰食牛肉最严格的是清代，因而《红楼梦》中宴会不断，却几乎不曾提到牛肉。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回忆陪侍慈禧太后时证实：“牛肉在宫中是不准吃的，因为牛会耕田，所以吃牛肉是一种很大的罪过。”而相比起来，宫中猪肉的菜仅一天“就有十种不同的烧法”。 《清宫二年记》， 德龄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 日本也曾出于佛教“不杀生”戒律的考虑，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禁食兽肉，基本主要靠鱼类补充动物蛋白，直到明治维新时代才解禁。1880年代的日本一度狂热推崇西化，相信西方人是因为常吃牛肉才人种高大强壮，牛肉被称为“开化的药铺，文明的药剂”。 总的来说，在中国文化中，牛的形象谈不上神圣，也很难成为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象征，有时倒被视为低贱，人们对它的赞许和善待，大多是由于它作为农耕劳动力所起的作用，因而“老黄牛”意味着勤劳、肯干、坚忍——这实际上很像是中国农民自己的象征，也是人们珍视的品质。 参考文献： [1]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晏可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60页 [2] 玄奘《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74-175页 [3] [英]韦罗尼卡·艾恩斯《印度神话》，孙士海等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4] 前引《好吃：食物文化之谜》，第44页 [5] [瑞士]C.G.荣格《英雄与母亲》，范红霞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424页 [6] 前引《英雄与母亲》，第178页。在北欧神话中，母牛也孕育万物，“冰与火的结合也创造了一头名为欧德姆布拉（Audhumbla）的母牛，它舔舐的冰块中形成了一个名为布尔（Bur）的人形造物，他的孙子就是奥丁（Odin）、威利（Vili）、菲（Ve），即北欧众神的祖先，他们杀死了尤弥尔。”见[英]菲利普·帕克《维京人的世界》，高万博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第143-144页 [7] [美]阿兰·邓迪斯主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8] 前引《英雄与母亲》，第175、第369、第508页 [9] [英]J.G.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376、第380-381页 [10] 前引《英雄与母亲》，第424页 [11] [瑞士]C.G.荣格《心理学与炼金术》，杨韶刚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327页 [12] [英]玛丽·博伊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庄》，张小贵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152页 [13] 戴维·利明、埃德温·贝尔德《神话学》，李培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14] 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15] [美]M.艾瑟·哈婷《月亮女神：女性的神话》，蒙子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88页 [16] 德国汉学家艾伯华曾提到：“一般来说，在某些早期文化中，牛曾被看作是河神。只是在另一些来源于异族文化的社会阶层才把牛当作龙。”见氏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31页 [17] 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岳麓书社，2019年，第15页 [18] 郑子宁《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第262页 [19] 何良昊《世情儿女：<金瓶梅>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20][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49页 [21] [美]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章巽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88页 [22] 许倬云《求古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23] 古罗马也有类似观念，即祭祀时以纯色牛为最隆重，向Jupiter和Uranus献祭时主要用雪白色的牛，凯旋时也用白色公牛为牺牲。见[古罗马]M.T.瓦罗《论农业》，王家绶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2页注 [24]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 [25] 亚里士多德也有“牛是穷人的奴隶”一语。 [26] [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83页 [27] 前引《南腔北调》，第262-263页 [28] [德]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金泽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0页。北欧维京人也有类似观念，“如尼文中的F在原始日耳曼语中叫作*febu（古北欧语的fé），意为‘牛’，引申义为‘财富’。”见[瑞典]安德斯·温罗特《维京时代：从狂战士到海上贸易的开拓者》，王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 [29] [美]戈尔茨坦等《今日西藏牧民》，肃文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45页 [30] 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31] 德龄《清宫二年记：清宫中的生活写照》，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页 [32] 茂吕美耶《平安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33]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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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18 0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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