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丰润张氏家族是近代著名的世家望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尤以晚清“清流”健将张佩纶、民国才女张爱玲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为代表。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张氏家族的另一位成员、清末重臣张人骏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越来越多人所关注。张人骏（1846-1927），幼名寿康，原字健庵，后改为千里，号安圃，晚号湛存居士，直隶遵化州丰润县（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大齐坨村人。现在人们提及张人骏，谈论最多的就是他在任两广总督期间曾与日本驻粤领事交涉，收回东沙群岛，后又派水师提督李准等人分乘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勘查岛屿，命名勒石，并在永兴岛升旗鸣炮，宣誓主权，不过大多数人对他的其他生平事迹缺乏足够了解，尚有更多的史实轶闻有待挖掘。
张人骏
少负才学，早登科第
张人骏虽籍贯为河北丰润，但是他从小就随乃祖若父宦游南方，并在江南这片文化沃壤中成长起来。他的祖父张印坦，号信斋，历任江苏无锡、丹阳、丹徒知县。据《丰润县志》记载：“无锡滨太湖，京口滨大江，（张印坦）曾均创立救生船以拯救危溺，复以俸千金于无锡望湖门外修复圮桥，邑人名之曰清名，志惠也。”其父张钧，字泽仁，号古虞，同治年间曾在松江府华亭县（治今上海市松江区）任知县八年，任职期间的政绩主要体现在治水、治海塘等方面，而且是带头捐俸禄修水利，最后卒于任上。张人骏祖、父两代皆居官清正廉洁，造福百姓，这无疑会对他以后入仕为官的理念、行事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张人骏这一支早年生活在苏州，其父张钧过世后他成为大家长，这个家族除了他的家小，还有他已故兄长张寿曾留下的一家子。
张人骏幼年颖悟，刻苦攻读，同治三年（1864）中甲子科举人。翌年赴京参加会试，头场适与江苏常熟人翁曾翰同号。对此，翁氏在其日记中记述道：“同号无熟人，惟与张安圃人俊谈，此人年轻，系丰润人，久游于江浙，为刘叔涛年丈之弟子，去年新中。”刘叔涛即为张人骏的授业师刘廷枚，为苏州吴县人，颇负文名，张人骏在其指点下自然饱读诗书，才学出众，这一点在翁氏日记也可以得到印证。原来当场考试的诗题为“芦笋生时柳絮飞”，得“生”字，翁曾翰不知出处，还是张人骏告诉他出自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池》诗。不过遗憾的是，张人骏在这一科并未获隽，而是在三年后的同治七年（1868）与其师刘廷枚同时高中戊辰科进士，并双双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科登第者还有吴大澂、宝廷、陈宝琛、陈启泰等人，他们也都进入翰林院，故彼此交往密切。同治十年（1871），张人骏的堂叔张佩纶也考中进士，并迅速加入了张人骏的朋友圈。对此，张佩纶自己也曾述及：“人骏以同治戊辰先佩纶入翰林，故戊辰诸前辈多昵就佩纶。”他们暇时则切磋艺文，评议时政，形成了光绪初年政坛上的一股新兴政治力量的核心，人称“清流党”。虽然叔侄俩同属“清流”，不过却行事风格迥异，张佩纶锋芒毕露，张人骏却低调稳重，所以与张佩纶后来遭遇马江惨败被革职充军并从此一蹶不振相比，张人骏则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仕宦道路。
为官持重，位至封疆
张人骏“为人凝重，操履端洁，察吏颇严”，他在任职京官期间恪尽职守，勇于任事，赢得了上级和同僚的一致好评。光绪十六年（1890），张人骏外放广西桂平梧盐法道，继而先后任广西、广东、山东等省布政使。在张氏的疆臣生涯中，庚子（1900）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据《凌霄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坛迅速崛起，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在他任山东巡抚期间，缉捕义和拳，保护外侨，维持了山东全省的稳定，表现出与其他北方督抚截然不同的政治素养，所以后来得到重用。然而最初袁世凯心中尚有顾虑，他害怕违背慈禧太后的旨意，一开始还有招抚义和拳的打算，瞻望迟顾，始终下不了决心。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张人骏则向其陈说利害道：“公试揣此类妖妄之徒，古来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败，则亟须早决大计，毋为所牵率以获重咎也。”大意是说像义和拳这样愚昧无知的民众肯定成不了大事，既然料定其必败，那就应该早定决策，免得被他们牵连而获罪。袁氏认为张人骏说得有道理，遂下定决心采取果断措施清剿义和拳，为其以后政治升迁铺平道路，所以他自然会钦佩张人骏的见识并对其当初的建议深表感激。兼之袁、张二人还是儿女亲家，结成了一种隐形的政治同盟关系，所以后来政治上飞黄腾达的袁世凯自然会对张人骏进行某种形式的提携和帮助。
不过张人骏的为官之道可不仅仅是拉关系、结人脉，最主要还是其自身为人行事的风格获得了枢府的认可，从而奠定其清末封疆重臣的地位。这从《凌霄一士随笔》的另一则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清末督抚中，张人骏以悃愊无华、端重老成著，不随波逐流、迎合风气。历督两广、两江，均大疆繁剧。时髦政客屡攻之不能动，固以久为循吏，资望较高。”大意谓张人骏为人至诚朴实，居官老成持重，并且主政地方皆能胜任，虽有宵小政客暗中攻讦，也不能撼动其封疆重臣的威望。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军机大臣鹿传霖特别看重张人骏的廉洁正派，将其引为同调，并在中央政府中极力称道他的贤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张人骏的政治地位。宣统二年（1910）七月，鹿传霖病逝，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人骏撰联挽之曰:“溯太公急难以来，忠节相承，名德有达人，特钟圣相；自先帝登遐而后，台衡代谢，中原正多故，又丧老成。”上联极称鹿传霖的家世，并以“圣相”相推许，下联则感叹国事艰难，老成凋谢，于公于私皆深寄哀挽之情。两江总督在清代督抚中的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可谓位高权重，不过张人骏却即将迎来人生中的最大考验，“中原正多故”，此时已经是清王朝覆灭的前夜。
张人骏在天津的旧居
辛亥弃守，抱恨余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南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到了11月初，张人骏两江总督署的驻地南京城虽然尚在清廷控制之中，却也时刻面临被革命军进攻的危险。当时的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在革命官兵的鼓动下宣布起义，并于11月8日领导第九镇从秣陵关向南京发动一次进攻，却因弹药不足、清军工事坚固而败退镇江。在此期间张人骏的表现是镇静的，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十八日（11月8日为阴历九月十八日）事虽危险，而我并不惊慌。出花园后，即有军队保护……今日辰刻回署，一切照常，物件亦无遗失（小物略有损失）。”张人骏还告诉身在上海的儿子不要相信谣传，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自杀。
然而上海、江、浙等省的革命党人并未善罢甘休，他们迅速组建以徐绍桢为总司令的江浙联军，并再次对南京城发起猛烈进攻。从11月24日夜开始，守城清军与革命军鏖战七日，战局迭进迭退，双方互有伤亡。期间张人骏等曾派人与革命军和谈，提出“不伤人民生命，不杀旗人，准张勋率部北上，准张人骏、铁良北上”四条件。由于徐绍桢要求将张勋留在南京听候处置，和议未成。这时他们又得到了武汉欲停战议和、清廷有意退位让权的消息，于是开始研究部署各自的退路。到了11月30日，革命军攻占了天堡城，控制了进入南京的咽喉。12月1日凌晨，革命军接连炮轰朝阳门、富贵山、太平门等处，此时南京城已是岌岌可危。据《李实忱回忆录》记载，当天夜里，张人骏、铁良、张勋、李廷玉等共十人从清凉门上或坐绳兜或双手拉绳而下，随即登上了停泊在江中的日本兵舰，后又前往上海租界躲避。12月2日，革命军长驱直入城内，南京遂告失守。
张人骏弃守南京城，虽然当时自顾不暇的清廷未予从严治罪，不过却成了张氏人生的最大“污点”，无论生前身后均被人们反复提及。如当时参与苏州独立的立宪派人士沈恩孚后来有诗云“督师不武张人骏，入幕能文饶汉祥”，即直言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张人骏不够勇武，嘲讽其是革命党人手下的败军之将。而在部分忠清文人的文学叙事中，张人骏的弃守行为也不可避免成了他们批评的对象。著名学者王先谦有诗云：“从来板荡识诚臣，忍使明廷独苦辛。半壁河山摧欲尽，不知守土是何人。”他在诗后自注道“张人骏弃江南遁，东南督抚无一尽节者”，讥刺以张人骏为首的东南督抚未能做到守土尽责，更别提有为清廷以身殉节的了。而同为湖南守旧派领袖叶德辉的《挽山西巡抚陆忠节钟琦》诗有云：
江汉兴戎卷波涛，疆臣一夕弃城逃。
如公岂止光同谱，当国胡因付老饕。
守府恨无兵在手，中原从此盗如毛。
兼圻佼佼称张李，愧见当时血染袍。
诗中的“张李”即指两江总督张人骏和云贵总督李经羲，他们身为总制数省的封疆重臣却“一夕弃城逃”，与殉清而亡的陆钟琦相比，都难免有几分惭愧之色。至于最为今人熟知的“箩筐总督”的说法，虽出于影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加工，不过它所指代的历史事实却一直令张人骏难以释怀，以至于他晚年寓居天津期间仍然时常会向友人谈及此事。例如《翁斌孙日记》中1917年1月4日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张安帅（即张人骏）来长谈，谈及辛亥南京事，犹恨当时谋国者之不臧也。”
张人骏行书八言联
晚居租界，以遗民终
1912年1月，张人骏辗转抵达天津，上疏朝廷请求罢职并获准后，随即携家眷到青岛避居。其后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为巩固统治，便通过各种方式敦促张人骏到北京任职，张人骏均力辞不就。著名文人黄孝纾当时奉其父黄曾源寓居青岛，他在所著《青岛流人篇》中曾有一诗述及张人骏云：“疾恶欻如风，义不恕亲暱。皇皇却聘书，庶以惩不壹。”虽只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张人骏忠于清室，甘作遗民，即使与袁世凯有姻亲关系，依然以不合作的方式对其逼宫夺权的行为表达了不满和批判。1914年初，张人骏曾与周馥、吕海寰、赵尔巽等昔日僚友发起成立“十老会”，他们在前清都身居高位，如今则是同病相怜的忠清遗民。相同的经历和情感使他们聚在一起，时常醵饮畅谈，诗歌唱酬，或许只有如此才能稍稍缓解他们内心的痛楚。然而好景不长，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并武力占领青岛。为躲避战乱，张人骏一家三代由青岛移居天津英租界戈登路。
张人骏在天津的居所位于今湖北路1号，现为居民大杂院，由多户人家分别租住，但仍基本保持当年原貌。这是一所普通二层西式洋楼，临街围墙高大，只有一个小门供进出，相对比较封闭，这倒颇符合张人骏的遗民身份。院内空间也很狭小，张家几十口都住在一起，不免有些拥挤，可见张人骏和家人们的生活比想象中要俭朴得多。张爱玲幼年居津期间，常去戈登路看望她的堂伯父张人骏。她在晚年自传《对照记》里曾记述道，“在天津，每隔些时日要去二大爷家里。路远，坐人力车很久才到……带路的老人终于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光线较好的小房间。一个高大的老人永远坐在藤躺椅上，此外似乎没什么家具陈设。”而她在散文《天才梦》中则回忆得更加清楚：“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即便聪慧如张爱玲，当时年幼的她也无法理解“二大爷”为何会哭，翰林出身又亲历鼎革的张人骏在听到这首诗时所触发的内心伤感已经大大超出了她的认知能力和人生经验。而且这首诗的创作地点、六朝古都南京正是张人骏当年总制两江的驻节之地，鼎革之际的血战和弃守记忆再一次被从心底唤起，人到暮年的他自然要为之流泪。
关于张人骏晚年的遗民生活和心境，我们或许可以从他与亲友的往来信札中窥知一二。张人骏在1915年曾两次致函商衍鎏，情绪颇为低落，“世变至此，祗能暂图苟安，来日若何，殊难预料”。可知寓居天津后的张人骏对鼎革后的政治和社会非常不满，同时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也看不到任何希望。至于自己的日常情况，张人骏在两封信中都只说“一切平顺”“眠食如常”而已。1916年，张人骏曾给堂弟张志潜复信，其中有“一切世人不欲与见，一切世事不愿与闻”的表示，反映出张人骏此时伤心绝望，完全沉浸在个人的痛苦回忆之中的生活境况。不过张人骏也并非与外界完全隔绝起来，他通常有一个固定的交游圈子，其成员主要为当时寓居天津的清遗民如吕海寰、胡建枢、渠本翘、张曾敭、陈际唐、翁斌孙等人。根据《翁斌孙日记》记载，张人骏曾为蒋式芬夫人亡故题主，还曾为张曾敭儿子结婚而往贺，至于平日的友朋宴请则更多了。例如1919年2月28日翁斌孙记道，“午赴陈尧斋约，同坐张安帅、小帅、胡星舫、袁杏南、李子申、章式之、吴稼生，饭已，安帅谈良久方散。”明明饭局已经结束，张人骏仍然意犹未尽地谈论不休，所谈之事虽付阙如，然不难想象无非是遗民们念念不忘的“开天遗事”和旧朝之思。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正月初七日，张人骏在天津寓所病逝，享年82岁。逊帝溥仪派人到张宅吊唁，并赐谥“文贞”，对张氏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而张人骏当年分校会试的门生、同光体诗派领袖陈三立听闻噩耗，则撰《张安圃师挽词》一首以志哀悼：
儒臣表谏垣，立朝有正色。试外翔炎徼，风培垂天翼。辗转拥节旄，泱漭控南极。为治本清静，雄图蟠寸臆。耻翘赫赫功，身教化贪墨。俭素寖移风，四海归耆德。运会兆崩解，矢竭弥缝力。及老镇江介，祸延几不国。尽瘁支艰危，萦寐弭反侧。孤立坐陷败，救亡更何术。观变沽上床，蹉跎曜灵匿。魂恋衔木禽，眼穿挥戈日。一瞑缠万恨，骑箕诉讨贼。夙昔亲典型，气肃语质直。长耳垂霜髯，改世成追忆。鸮音摇余喘，未忍讯眠食。私疚负恩旧，哀接海云黑。孰采防微疏，增重阐幽笔。
诗中不仅对张人骏一生的仕宦经历和政治贡献进行了高度概括和赞颂，同时着力渲染了张氏不忘旧朝、忠贞不渝和抱恨而终的晚年，最后则追忆斯人、感叹自己有负师恩而弥增哀恸之感。张人骏虽抱恨而终，却得到了旧主的格外褒崇，更有高弟为之大力揄扬，他在九泉之下应该可以瞑目了。
晚年张人骏
参考文献
［1］翁曾翰著，张方整理：《翁曾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
［2］徐凌霄、徐一士著，刘悦斌等校订：《凌霄一士随笔》，中华书局，2018年
［3］张人骏著，刘天昌整理：《张人骏往来函电集》，凤凰出版社，2022年
［4］李廷玉著.李实忱回忆录（节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5］翁斌孙著，张剑整理：《翁斌孙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
［6］陈三立著：《散原精舍诗别集》，商务印书馆，1931年
发表于 2024-7-8 00:07:31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