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

文如玉

应邀访台湾

    昭和二十六年（1952）八月，我将藤泽库之助（朋齐）九段击败之后，实际上已成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这时，台湾棋界发出了我去台湾旅行的邀请。

    当时台湾棋院的理事长是周至柔先生，台湾银行总裁应昌期先生任干事。大哥吴浣作为理事，无报酬地义务为棋院介绍讲解日本的棋谱，致力于围棋普及工作。但有不少围棋爱好者竟连个能自由下棋的场所都没有。虽然台湾棋院招牌满大，也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

    记得在接受邀请之际，熟人中有几位曾考虑我持有台湾籍，访台时也许会被当地人这样劝道：“别再回日本了。”担心我一去不返。当时我想，如果我真的不能回来，到那时再说。反正对结果和后事过多地忧患将没完没了。因此我根本不把此事挂在心上。像我这样长期漂泊海外，徒居异国之人，倘若那样瞻前顾后，恐怕早就生活不下去了。孔子有这样一段教诲，大意是：诸事行之前，心有二思。一思即行者，易悔于轻率，，三思者必生疑惑，万事皆休矣，我就是将这段教诲奉为行动指雨的。

    据说此次应邀访问之际，台湾棋院将授予我“棋圣”称号。但我认为，“棋圣”应敬赠给善始善终地保全了棋士生命之后、享有超群技艺与人格的人。我的棋士生涯任重道远，还须再接再厉，接受如此崇高绝顶的称号既当之有愧，已为时过早。倘若在今后的棋士生涯中成绩一蹶不振，玷污了“棋圣”的名声实在是担罪不起。由于领受棋圣称号委、实令我诚惶诚恐，故而只得谢绝。这样，据说台湾棋院将代之授与我“大国手”的称号。盛情难却，我只得承领了。

    所谓国手，在中国相当围棋名人之地位。在古代，“国手”原是指占卜阴阳、观测天文、熟知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等活动中担当“领导国家之手”重任的人，据说，围棋原是作为占卜天文、阴阳的工具而发祥，所以“国手”即操纵围棋的人。嗣后，围棋逐渐演变为一种赌斗胜负的竞技，但“国手”这一称号却依然保存下来了。

    我们一行中有我和妻子，多贺谷先生和女棋士本田幸子共四人。那时，我妻子处于被无理取消日本国籍的状态，为了取得出国护照，曾经请律师据理申辩，才恢复了日本国籍。

    台湾——我初次踏入的土地，大哥吴浣、母亲和两个妹妹还都健在。我与母亲自昭和十六年分别以来，已有十一年未见面了。由于母亲还希望与我们一起在日本生活，于是约好，手续一办妥就把她接过去。一年后，于昭和二十八年，我们在箱根仙石原特意为母亲造了间配房，再次共享天伦之乐。

    在台湾，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时台湾棋界人士普通认为，我已将藤泽九段击败而雄踞“第一人”的交椅，在日本棋界既有相当的发言权，经济上也一定很富裕。因而许多人都热烈欢迎我，争相请我赴宴。不过我从未得到任何酬报。他们哪里知道，当时我正处于不知何时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旦在十盘棋的擂台上败下阵去，恐怕会立即遭到棋界驱逐的状态。话说回来，这些事就是禀告台湾同胞也无济于事。

    访问期间，我曾去台湾红#会道院参禅。由于台湾红会刚恢复不久，尚苦于维持。一见我来参禅，便求我捐赠。反正台湾人都以为我在日本功成名就，一定腰缠万贯。岂不知我刚从不名分文的窘境脱身不过四、五年，实在是无捐赠之力。作为穷极之策，只得乞求应昌期先生赠我三千元，这才借花献佛地捐给了红干会。谁知台湾棋院的周至柔理事长知道此事后，把我叫去，叱责我说：“这种事不可胡来，否则要坏事的。”大哥吴浣也怪罪说：“纯粹是给我找麻烦。”究竟为何不允许呢？虽说他们并未讲清原因，但看得出，台湾政府与红会的关系不好，因而使我徒劳无益。

    应昌期先生是位有名的围棋规则研究家。几年前他曾制定了台湾围棋规则，并表示要征求我和林海峰九段以及日本棋界有关人士的意见。他打算得到我和林海峰的赞成
后，译成五国文字广泛宣传，并声称要作为国际围棋规则加以普及。

    为了说明台湾围棋规则，应先生的代理人——原在神户居住过的很有名气的华侨吴先生特来日本，同我和林海峰、三掘将先生、村上文祥先生等一起就台湾规则的良否进行讨论。会上，大家都以七分外交辞令的口吻说：“很好。”只有我一人持反对意见并明确指出：“有些部分不好。”

    台湾规则的详细说明在此省去不谈，总而言之，编得十分合理。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由于终局时必须将实地全部用子填满，因此盒里棋子差一颗也不行。关于围棋规则我还将在后面章节里详述。

    总之，我以前就认为日本棋院的规则不合理。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围棋规则不仅作为规则而且作为思考方法都是顺乎自然的，因而没有硬行改变它的必要。应当说明，中国的围棋规则是伴随围棋的发祥与发展而锤炼成型。这与国度、政治毫无关系。

文如玉

用棋士生命作赌注的十盘棋

    自藤泽（库）和我晋升九段之日起，就命里注定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当时各家报社都争相计划举行我们两人的决战对局。结果，读卖、朝日和每日新闻三家之间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三家将停止竞争，平分秋色地分别举办有关我与藤泽（库）九段的对局。读卖新闻主办“擂争十盘棋”，每日新闻主办贴四目半的“四盘棋”，朝日新闻主办我与藤泽（库）、木谷实、桥本四棋士的“四强战”。由于朝日主办的“四强战”中我要一人独弈六盘，因此将三社的对局合起来，我将苦战二十盘。

    如前所述，因我一直觉得十盘棋不过是擂台战式的对局，所以随时都有接受挑战的精神准备，但藤泽（库）九段那方面却似乎是件复杂的事情。他总不给予应战的答复，致使前次与他的商谈搁浅。

    我本人并不知晓藤泽（库）九段为何在与报社的商谈中闹别扭，据说他之所以迟迟不愿应战，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纠缠不休，即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名人位这把空交椅应由谁来坐？

    由于藤泽（库）九段不愿应战，读卖新闻才急忙组织了我与桥本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盘棋对局。而且，在该报的通告中，谈到藤泽的近况时有如下的评述：

    “广大围棋迷们期待已久的吴氏与藤泽氏的交手，尽管吴氏历来是从容坐擂，但不知何故藤泽九段却怏怏无应战之意。因此，二人的决斗难以实现。而且藤泽氏自晋升九段以来，棋力已显出骤降之势。昭和二十四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他三胜三败，昭和二十五年春季大赛时二胜四败，本届本因坊战为三胜三败，不振之势持续未减。有人认为，由于桥本八段在本因坊战已取得了优胜，时至今日，棋界人士们的注意力恐怕已从‘吴一藤泽之对抗’，转移到‘吴一桥本之决战’上来了。为此，本社为了继续期待藤泽九段振作起来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待此决定首先举办‘吴一桥本十盘棋’的对局。可以预见，作为‘吴一桥本时代’到来的响亮回答，此番决战成为本年度最大的历史性的争棋！”

    藤泽九段读了通告之后火冒三丈，立即在日本棋院机关刊物《棋道》上以头版头条报道的形式发出了“我随时应战”的声明，并在文中指责读卖新闻“无理”。对此读卖新闻也针锋相对地同样在《棋道》上刊载了“是谁无理”一文。至此，一场笔战更使商谈陷入了僵局。这场架越打越烈，后来竟演变成了互相揭短的地步。几个月过去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闹得满城风雨。后来，由于藤泽的母亲去世，据说在举办葬礼仪式的过程中，人们趁机使双方言归于好，并且终于实现了“吴一藤泽对局”的最初目的。

    虽然如此，在对局限用时间的商谈中又遇到了难题。长考派的藤泽毫不让步地主张双方各为十三小时。我则主张最长十小时，并表示以此为界，不再退让。

    我很早就主张对局应以一日终局为原则。尽管围棋有很强的艺术性，但终究属于竞技。如果对局为两日以上，就难免有伙伴儿的提醒与支招儿，从而容易使竞赛掺进不纯的因素。另外，我认为，要想使围棋作为国际比赛而加以普及，也应当将对局限定为一天为佳。限用时间短，但棋艺不一定下降。快棋赛中也曾有过不少出色的棋谱。再者，我所敬重的本因坊秀荣名人也曾主张限用时间应为一天。

    总之，在限用时间问题上，我不能只对一家报社让步，如果轻易让步，那么三社共计二十盘的对局，我都必须遵守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三日终局制的规定。这对于以体重七十公斤为自豪的藤泽来说十分适宜，但对于体力很差的我来说，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总之，当时我主张的十小时不容改变，最多退让到二日制才愿出阵迎敌。谁知藤泽更是顽固，毫无让步姿态。我为了打开僵局，折中取十一个半小时来做让步，最后甚至让步到十二个半小时。然而即使是我一让再让，藤泽在限用时间问题上仍然是连一分钟都不肯退让。

    由于在限用时间上没有达成协议、交涉再度出现搁浅。之后半个多月里，我没有听到任何来自报社的消息。事情到底怎样了？正当我也有些沉不住气的时候，朝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学艺部次长户川常夫先生突然到我家来访。一见面，他就劝我无论如何要同意限用十三小时的要求。而且还告诉我说，朝日新闻社的首脑会议决走，今天如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放弃“四强战”的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理解他的处境。我想，如再僵持下去，最最为难的是这些有关人士。因此，为了顾全大局，我毅然答应了十三个小时的要求。

    说点儿离题的，我至今还记得有关朝日新闻“四强战”对局费的往事。由于朝日新闻社早就听说过我喜欢马，打算用对局费的一部分买一匹一流的赛马赠送与我。如前所述，当时我只是热衷于养马的计划，根本没想过当赛马的马主。当此事传入耳中，我惊愕不已地对他们说：“我只不过想骑马代步而已，赛马的事我可是力不能及”。不消说，我当场谢绝了这件事。

    我对户川先生表示同意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之后，又打电话将我的主意通知了另外两家报社。这样一来，与藤泽九段的十盘棋对局便排除了一切障碍。霎时间，战云密
布。我与藤泽九段的决斗不久即将揭开战幕！我反复体会着这一对局的重大意义，于翌日踏上了去金泽的旅程。我打算先到前田先生那里落一下脚，在就近的温泉治疗一下痔疮。

    一到温泉后，我估计当天的报纸会发表“藤泽对吴十盘棋”的消息。然而寻遍了报上所有的角落也没有见到发表的消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户川先生离开我家后，径直去了藤泽那里，将我同意限用时间的事告诉了他。不料，藤泽却一反当初“随时应战”的诺言，没有立即给予应战的答复。户川先生又尾追到名古屋，再次与藤泽谈判。结果却是吵闹一场，不欢而散。为此，朝日新闻社不得不忍痛决定放弃“四强战”的计划。

    当读卖新闻社任命山田虎吉先生为“责任记者”后，这个被称为既费时间、又很棘手、空前绝后的“吴一藤泽十盘棋”才终于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朝着可望落实的路上迈进了。与藤泽九段的交涉，从开始筹划到落实，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此次十盘棋或许可以称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争棋”。我于临战前从未有过“必胜不可”、“决不能输”之类的念头。因为我历来认为胜负取决于天运，所以在对局的“前夜祭”的仪式上让我当众表示决心等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受罪：，但这次对局非同以往，迄拉开战幕为止，不但费时两牢，而还在社会上引起一阵骚动。说真的，听到对局之事己决定后，我心里也十分紧张。记得我正在温泉洗澡时，永野辉雄先生也跳进池中，问我对胜负有何预见。我当时回答说：“我只要能保持恒常之心，就不会输棋。”我曾预想过，面对计算精深、刚劲有力的藤泽九段，我将会凭大局观的稳健之力来抗争。不过，胜负结果只有神明知晓。我只要在盘上竭尽全力，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我想，只要抱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达观信念，就可以保持恒常之心。

    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二十日起，我与藤泽（库）九段激战了三天。第一局的场地选在日光的轮王寺，我们在漫山红叶艳似彩屏的景色中对弈。藤泽九段执黑先行，弈到50手时，黑棋开始在左边白模样中施展手段，很快就引起了一阵绞杀。当时黑棋的企图是将白模样彻底侵蚀干净。但执白的我也将黑子赶进自己的阵地中，决心将打入的黑棋来个“瓮中捉鳖”。这样，一场激烈的绞杀场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后来，黑棋终因差一气，仅仅弈至94手时，藤泽便投棋认输了。

    但是，认为黑棋输在一手棋上则是个错觉。当时无论我还是藤泽都有误算。实际上应该是白棋一气劫而黑棋提取后获胜。终局后，记录员盐八四段点破谜团，我俩都哑然不语，目瞪口呆。

    总谱中的黑棋第91手，如挡在图1的1位，接下去到⑤成必然。然后黑棋不提取白二子，而于7位紧气打吃。临到白②被逼得提取黑四子时，图2的黑1便迅速紧气。接着从白②至黑5，就会出现图3中的对杀场面，结果应该是白紧气劫。不过我认为，即使白为紧气劫，白棋尚有在总图中的A位压的好手，结果仍然是复杂的胜负之争吧。只因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序幕战，因而我俩的误算也出了名，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其实，胜负全凭运气。“智者干虑，必有一失”，即使是行家，双方都出现误算的事并非新鲜。重要的是当事人不必对此太过虑了。

    第二局我执黑棋，在弈出了难以撼动的胜利局面后，竟出现了走棋过分的错误，刹那间，局势被逆转了。这真是失策的一局！

    第三局我执白，对优势的黑棋步步紧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取得了平局。

    第四局我再度执黑失手。至此，十盘胜负的前四周为一胜二败一平，我暂时落后。奇怪的是，到第四局止双方都执黑未胜一局。在我的经历中，无贴目的对局连续两局执黑失手的事还从未有过呢。况且第五局我执白棋，又对藤泽有利。如果让执黑的藤泽顺利取胜，形势将是一胜三败一平，我不得不陷入窘地。因此对我来讲，这第五局是至关重大的一局。

    第五局仍在我熟悉的小石川“红叶”旅馆进行。只见藤泽步步为营，小心谨慎，至第二天封棋时黑棋仍然阵脚不乱，我无隙可乘。战至第三天的傍晚，双方都苦思冥想，陷入酣战之中，不料突然停了电，顿时周围一片昏暗。不过我和藤泽都毫不介意。那阵子供电状况极差，停电是家常便饭，，桥本宇太郎与岩本本因坊对局时就经常是秉烛夜战。

    由于我们的身心全都倾注于胜负之中，再加上早已习惯了停电，黑灯瞎火的也毫不在意。当电灯突然又亮了的时候，我和藤泽几乎同时“啊”的惊叫了一声。双方都不满地抬头瞪了几眼天花板，随后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这时，徘人（徘句诗人）中村汀女先生前来观战，即景吟徘句一首：

春夜怒嗔嗔，何问枰前人易惊？久灭灯复明！

在这次观战后，他又作了三首徘句：

（一）
激战日当午，
偶见纹枰游丝浮，
凝眸更踯躅。
（二）
迅似春光短，
石石敲在一瞬间，
响得心儿颤。
（三）
幽怀伤春感，
试投一子惊波澜，
孤石光闪闪。

    看来徘人的确不同凡响，在杀气腾腾的争棋中仍然玩赏风雅，实在令人佩服。

    结果，第五局自电灯复明后，骤然间变成了激战难解的局面。经过反复激烈的较量之后，白棋终于抢到胜利之果。至此，双方都是执白得胜，各自成绩均为二胜二败一平。从第六局开始，胜负将从新的起跑线上争夺。

    没想到这第五局即胜负之争的高潮，其后便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从第六局至第十局结束，我势如破竹地获得五连胜。

    再输一局就将被击退降为“先相先”交手的藤泽九段，在第九局时曾经是胜利在望的局势，可惜由于一大错觉而一蹶不振地败下阵去。

    最后的第十局是在成田山新胜寺对弈。

    此次十盘棋设立之初，藤泽九段曾提出一个对局的条件，即：倘若他被击败，希望再次举行擂争十盘棋，以给他重返擂台的机会。没想到第十局竟成为我们再次擂争十盘棋的序幕了。记得弈第十局的前夜，藤泽九段曾说：“希望将此局的成绩算进第二次十盘棋的胜负局数中去”。我则回答他说：“第一次是第一次。第二次十盘棋应该另当别论。把第一次的成绩算作第二次，这样的事既没意思，又办不到。不如把这最后一局当作临时的比赛，真不想下的话，不下也行。但望你和山田先生商量后再定！”说完，我一头钻进蚊帐中睡下了。

    后来，藤泽九段去央求山田先生，但显然难以如愿。过了很长时间，山田先生来到我的寝室，对我答复说：“己设法使藤泽九段同意了你的意见，还是按与擂争无关的临时棋赛来下吧。”结果翌日开始的第十局，我仍然执白中盘胜。

    这样，轰动四海的擂争十盘棋，弈至第九局时我已先胜一筹，并终于以七胜二败一平的战绩而告捷天下。

    同时，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四盘棋”，也在擂争十盘棋的间歇期间举行，结果我又获得四连胜。

    此次十盘棋结束后，青木一男先生、三崛将先生及山田虎吉先生等人曾为我呼吁说：“早该授予吴清源名人位了！”不过，我可没有非当名人不可的想法。这一主张只是棋界一部分人的意见，从未认真地加以讨论过。

文如玉

养马之梦

    对桥本本因坊的十盘棋结束后，暂没有什么重大的棋赛，得以在仙石原过一段安静的日子。那时家里只有我们夫妇俩和一个女佣人，有时妻子娘家的人来小住几日，此外很少有人来访。

   仙石原的确是个不便之处，尤其是请大夫最难。有时胃痉挛发作，请医生到家里来需用半天。我常常在等大夫期间疼得浑身冒汗，像只虾米似的弯曲着身子，呻吟不止。另外交通也不方便，出去对局，赶到汽车站一看，平时总是误点的汽车却往往提前两三分钟开过去了。假如死等下一班汽车，就会赶不上转乘的火车。叫辆出租小车也要费很大周折，其实，小车仅用二十分钟左右便能驶到小田原。尽管如此，能够生活在辽阔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我还是非常喜欢。在仙石原生活期间，我习惯了被浓绿包围的环境，并产生了养马的念头。若能在这一望无际的高原上养马，每天骑马兜风，该是何等地乐逸呀！

   我对动物没什么兴趣，可不知为何从小特别喜欢马。

   看到中国画中的旅行者都是持缰乘马，悠然信步在群山耸立的羊肠小径上，越发使我迷恋挥鞭纵马之事。那阵子，别人问我喜欢什么，我总是回答说喜欢马。因而亲朋好友们便送给我许多以马为内容的东西。不久，家里布满了马的书画及摆设。这样一来，我就更渴望有一匹真正的马。去九州云仙洞时，正值秋高气爽，在驯马手的引导下，我曾兴致勃勃地骑马围绕饭店跑了一周。这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也更加激起我养马和骑马的愿望。在仙石原高原上一边骑着马溜达，一边侧耳聆听百鸟啼鸣，真是美哉妙哉！由于这个念头愈来愈强烈，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实现养马之梦。

   我整天琢磨养马的事，并开始学习饲养方法。我家斜对面有一块九百五十坪左右的空地，那里青草繁茂。如果买到手，足够饲养两三匹马。我想，假如饲养费用太高，将来可作为观光马委托给别人经营，这样起码可以赚回饲料钱。

   那块空地为表石阁旅馆所有。由于我每天去那里洗温泉，和旅馆经理很熟。当我间他是否有意出售那块空地时，对方回答说：“如果是吴先生的话，卖给您当然可以。”价钱是一坪五百日元。听后我高兴地和多贺谷先生商量，但他只是“嗯、嗯”地听着，好像没什么兴趣。当时旁听的妻子虽没公开反对，但也是一副不乐意的样子。嗣后，多贺谷先生出于我的经理人的立场，对养马之事进行了一些调查，数日后，他说地皮一坪五百日元太贵了，前一年有个叫田中的人在附近买了五千坪土地，当时价钱一坪才三百日元。只因为我对家庭经济一无所知，再加上多贺谷先生和妻子的不悦神色，弄得我不敢执拗，只得作罢。

   不知不觉之间，对藤泽九段的十盘棋计划逐步具体化了。加上我养马的念头渐渐淡薄，建立观光牧场的美梦至此烟消云散。

   一般来说，大凡棋手搞实业，十有八九难获成功。可是养两三匹驾马又算得上什么实业呢？连这么个小小的计划都未能实现，现在想起来真觉得遗憾。倘若当时我稍微坚持一下，即使只买下那块空地也是好的。总之，在那块我常去散步的空地上，至今留存着我的养马之梦与迷恋之情。

文如玉

箱根仙石原   

　    如前所述，当藤泽库之助和我两个九段诞生之后，读卖新闻社以"争夺真正的名人位之决斗"为名，立刻着手筹划"吴对藤泽擂争十盘棋"计划。但大战临头，藤泽却迟迟不肯应战。其实，我也觉得擂争十盘棋不过是擂台战式的淘汰赛而已，只要我还没被赶下台去，也不管指名跟谁对局，都毫不在乎。战前各报社主办的"新闻棋赛"，几乎都是擂台战式的程序，所以对这次十盘棋，也觉得不过如此而已。

    可惜读卖新闻社在与藤泽九段的交涉中搁浅，无法实现原来的目标了。所以，只得匆忙制定出我对桥本（宇）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盘棋计划。

    当时的桥本宇大郎刚从岩本八段手中夺回本因坊位，正积极开展独立于日本棋院，创立关西棋院的活动之中。

    对桥本的第二次十盘棋，因第一次是我多胜一筹，所以交手棋份采用相差一段的"先相先"的形式开始。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制对局。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第一局于箱根拉开战幕。

    我连胜第一、二局，第三局双方各有误算，刚刚逆转的形势又再次出现逆转，最后还是因我误算而败北。

    第三局结束后，我们一家就告别了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迁到了位于箱根仙石原的"读卖庄"，一则因西幸氏家的那座配房过于狭窄，另外我也应该定下心来认真地钻研棋艺了。

    提起仙石原，指的是仙石原高原前面一个叫"表石"的小村子。受芦荡的影响，那一带雾大潮湿，冬天特别寒冷。

    刚搬进去的时候，好几次看到树上的冰凌。交通十分不便，每天只有一趟从小田原开来的汽车。汽车还是烧木炭的，一边喷着浓烟，喘着粗气，一边缓慢地爬行在山道上。

    总之，仙石原位于山区，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梅雨季节整天笼罩着浓雾。周围的人都曾担心我的身体和当地的交通而反对搬迁。但我有一个怪僻，越是被人反对，越是一味地固执到底。"因我喜欢那里才去往的。"结果准也没说服我。我离开玺宇后，玺光尊曾一度赖在仙石原的"读卖庄"不走，我家迁居前，在读卖新闻社的催促下，她才不得不从"读卖庄"搬出。

    其实，一旦住下了，什么寒冷与不便等感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出奇。相反，仙石原那四季各异的美丽景物，足以补偿一切不足，而且还令人深感受益不尽。

    若登上一座稍高一点儿的草岗子，以明神岳及金时山为主体的箱根群山便尽收眼底。道志、丹泽山脉也咫尺。灵峰富士的雪顶背衬西天，孤做地屹立。大涌谷的一缕烟云袅袅飘渺，宛如画中。这样的景致真是百看不厌。尤其是秋大的芒草与红叶，春天的樱花与翠柳，都别具一格。经过漫长的严冬，积雪消融，草木苏醒，嫩芽破土而出，犹如点点繁星。我平时很少触景生情，一到风景迷人的季节，不知为何总是按捺不注激动的心情。

    "读卖庄"本是用我与岩本本因坊对局费中的一部分由读卖新闻社买下的。按道理可随时过户给我。然而我们夫妇二人不喑世故，这种便宜事连想都没想过。几年前，藤泽秀行九段经营了一个不动产的公司，他曾劝我说："我出高价买箱根仙石原的房子，卖给我吧！"了解当年事情原委的人在读卖社里只有山田虎吉先生。他生前曾忠告我们早点办理过户手续。当时妻子含含糊糊他说："现在的住房没什么不方便，办理那么繁褥的手续也太麻烦了，所以……"。

    藤泽秀行先生听后直发愣，半开玩笑他说："你们夫妻可真是超凡脱俗了。真怀疑你们不是地球上的人，莫非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宇宙人吧！"

    离"读卖庄"不远有一个战前就有的旅馆，名叫"表石阁"。那时，我每天都去那里洗温泉。

    在仙石原居住的五年，除了对局外，的确使人远离尘世，每日在寂静与安宁中度过。

    对桥本本因坊的十盘棋第四局弈完后，我开始往返于箱根仙石原和对局场之间了。
第四局为平局。第五局我胜。到此我三胜一败一平。然后又迎来了十一月下旬的第六局。

    当时我正感冒发烧，急忙提前奔赴对局场--伊东温泉旅馆，打算请求延期对局。谁知到了旅馆，和桥本同去洗温泉时，听说他也患了感冒。原定对局的前两天，他还发着高烧，卧床不起。当时他笑着说："没什么，现在一泡进温泉，就觉得好多了，快治好了。"

    那年秋天，桥本宇太郎高举叛旗，摆脱了日本棋院的统治，宣布关西棋院独立。我想他每天百事缠身，操劳过度，才弄得疲备不堪。虽然他口说治好了，其实感冒并未痊愈。不过，桥本宇太郎可不是善说漂亮话的人, 他说到做到。一猜透他的心情，因感冒而希望他延期对局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就这样，我俩一边与感冒发烧作战，一边对局。双方都将限用时间用了个精光，第二天都筋疲力竭地奕至终局。结果以平局握手言和。

    对局结束后，回到箱根，我立刻发烧到三十九度，而且一周过后，体温仍降不下来。请了几位大夫都摇头不知何病。有的说可能是猩红热，有的说可能是伤寒，甚至还有人担心是传染病，一度紧张得差点儿去请防疫所保健的医生。

    被诊断为肾炎时，只允许我吃西瓜，被诊为伤寒时又被宣布禁食。高烧不退，也不许进食，身体衰弱到极点。看上去我像是垂死的病人。记得安永先生也到病榻前探视，他步出房间后，隔着拉门说："难道是吴君没救了吗？"此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卧床半月之后，热度仍不减退。读卖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很是担心，便将庆应医院的西野大夫请到家里来。诊断结果是来自朝鲜的流行性重感冒，因而必须多吃东西，恢复体力才行。

    金泽的前田先生听说我患病后，也特意远道来探视，并且还带来了我最爱吃的"小枝螃蟹"，劝我多吃一些。我饱餐了一顿美味的螃蟹之后，一下子就感到身上好像有了力气，第二天就觉得好多了。

    发烧后两个月左右，我终于离开病榻，翌年二月便完全复元到可以畅快对局了。

    与桥本（宇）十盘棋的对局，从第七局到第十局都顺利地弈完。于昭和二十六年（1951）八月宣告结束。成绩是五胜三败二平。面对雄居本因坊的对手，又是以"先相先"这样相差一段的交手棋份来对局，可以称作是令人自慰的好成绩了。

文如玉

晋升九段

    昭和二十四年六月，根据棋士升段大赛的成绩，由八段晋升为九段的只有藤泽库之助一人。翻开战前的棋史，晋升为九段的只有"名人"，因此，九段简直就是与"名人"相提并论的段位了。当今的九段己有六十多人，其身价也远不如以前。当年的九段，其地位是高不可攀的。据说，藤泽的住宅战后未遭焚毁，生活也很宽裕，可以专心致力于棋道。当时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种优越的条件，他就是其中之一。

    藤泽一升为九段，在当时可谓"当代第一人"。但我于战前就曾在"十盘棋"的擂台上，将这位"当代第一人"击败过，怎能把吴清源永远地搁置于八段位上而不顾呢？

    后来决定举行"吴清源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即集中十名年轻的高段棋手，让他们轮番向我挑战的对局。实际上，打算通过这次的十盘棋作为我的"九段升段试验赛"。交手棋份规定：四名六段棋手均为"定先"，六名七段棋手采用"先相先"，七段中"先相先"的执白棋由六名棋士抽签决定，结果高川和前田两位七段中签执白。从我这一方来看，除了对高川与前田二人执黑棋外，其余的八局均执白棋。当然，当时还没有贴目的规定。

    当读卖新闻社将此次十盘棋的计划向我提出时，我曾回答他们说："只听说上手对下手进行考核，从没听说过下手考核上手的事！"对此我毫无兴趣，根本不想参战。无奈读卖新闻的"责任已者"对我苦心相劝，说我若不能成为九段，就无法制定与藤泽九段争夺名人位十盘棋的计划。弄得我只得应诺下来。

    这次十盘棋中，出场的棋十们高举"打倒吴清源"的大旗，咄咄逼人地向我走来，其实，对这些"后起之秀"我恨本就不放在眼里。结果我以八胜一败一平的成绩将这些小字辈都赶下了擂台。唯一的败局是在对洼内六段时失手；平局是对炭野六段，这二人都是关西棋院的棋士，事情虽属巧合，但结果却令人惊奇、，十局打完后，前田陈尔七段问我："关西的洼内真那么厉害吗？"对此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成绩：

第一局 长谷川章七段，（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东京"红叶旅馆"）执白，五目胜。
第二局 梶原武雄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环翠楼"）执白，中盘胜。
第三局 洼内秀知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石叶亭"）执白，四目败。
第四局 高川秀格七段，（同年九月，群马"本家旅馆"）执黑，中盘胜。
第五局 细川千仞七段，（同年十月，和歌山"万波楼"）执白，二目胜。
第六局 宫下秀洋六段，（同年十一月，修善寺，"丸九旅馆"）执白，中盘胜。
第七局 林有太郎七段，（同年十二门，干叶县茂木房五郎邸）执白，一目胜。
第八局 前田陈尔七段，（同年十二月，伊豆长罔"南山庄"）执黑，中盘胜。
第九局 炭野武司六段，（昭和二十五年一月，伊东"蟹屋聚乐"）执白，平局。
第十局 坂田荣男七段，（同年二月，东京"红叶旅馆"）执白，中盘胜。

    这次十盘结束后，以八胜一败一平的成绩获得好评。昭和二十五年（1950）二月十五日我被日本棋院赠授为九段，那时我三十六岁。

    由于我与藤泽库之助两个九段同时诞生，读卖新闻社便迫不急待地着手制定"争夺名人位的世纪之决战"，即我们二人的十盘棋计划。

    在我获得九段位之前，即昭和二十四年十一月，我获得了日本棋院"名誉客员"的称号。只因我作梦都没想到我在日本棋院早已丧失了席位，也不管这称号到底有何含义，就胡里胡涂地谢恩领受了。 昭和二十五年，经多贺谷先生的多方奔走，文艺春秋社出版了《吴清源全集》共十卷，因原有资料几乎全被烧毁，书中采用的棋谱都是根据我的回忆而编写的。编辑工作异常艰巨，经许多人的热心帮忙才得完成。我个人所得的版税酬金还不到百分之五，但作为战后我家的第一笔大收入，仍给家里带来了欢乐，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如玉

“脱离日本棋院”的真相
　
    来日之后，我一直是作为日本棋院的棋士而活跃多年。没想到战后我却变成了脱离棋院、隶属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长期过着“无所属”的棋士生活。即使是现在查找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名簿，其中也没有我的名字，我不过是作为“名誉客员”而名标榜尾而已。

    对于此事我既不理解，也难以接受！首先，我个人从未考虑过脱离棋院，当然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表示，只因我不喑世故，以致战后近二十年之久竟然从未发觉自己已是被日本棋院“除籍”了的棋土。

    战后的长时间内，我由于身体欠佳，除了读卖新闻社主办的十盘棋对局以外，并不怎么参加棋赛有关对局事情的交涉，全都托付于多贺谷先生。因此，对与棋院的关系也就没有更多地考虑，当我知道已被日本棋院“除籍”时，已是读卖新闻社举办第四期名人战之后了，即昭和四十年（1965）秋天。到了昭和四十一年（1966）我才如梦初醒，了解到为何被驱出日本棋院大门的。

    尽管我生来不喑世故，诸事全不在意，但听说被“除籍”时，却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为何非要将我除籍？” 我忿怒地向棋院涉外理事提出了质问。谁知回答却是：“战后作为日本棋院所属的棋士，首先应当履行对局的义务。而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凭良心讲，我连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义务是什么都不知道，因而被人如此奉告之后，也就糊里糊涂地自认倒霉厂。但我仍认为“除籍”也应通知本人才合乎情
理。由于此事实在蹊跷，我便又拜托了木谷实先生，请他帮忙调查我何时，为何破“除籍”。

    结果，发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件：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我的师傅濑越先生向日本棋院提交了一份我的“辞呈”。查日本棋院理事会的纪录，于昭和二十二年月十二日的理事会上，有一段“吴清源一事”的议题，并且还有“十四日濑越先生交来辞呈”的纪录。我急于澄清事实真相，与木谷实一起拜访了濑越先生。

    然而先生也心情抑郁，只答道：“因有各种压力，实在是出于无奈。第二年，我也被迫辞去了理事长之职。”说完便缄默不语了。看来先生不愿过多地触动往日的伤口。提起昭和二十二年，正是我竭诚效力于玺宇，同时与桥本宇太郎进行十盘棋对局的时期。那时我对于社会动态几乎一无所知。正值战败后的极度混乱年代，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感到新鲜。更何况在我这样的“国际游民”的身上，因“国籍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常人意想不到的各种事件，这也许是命运在作怪吧！

    那时日本棋院在战火中焚毁，不得不将位于世田谷的岩本本因坊的家当作棋院本部，少数棋士也曾为重建日本棋院而奔忙过。当时是谁、为何目的向濑越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写下我的辞呈的？一时众说纷坛，臆测四起。难道是中国为将我强行遣返而施用的手段？或因我身为外国人，却热衷于日本怪诞的宗教？也可能我被视为“异端分子”，只有给以驱逐才可完成战败后“日本国粹精神”的大业？

    濑越先生已经逝世，当年的理事中只有岩本先生一人健在。今日觅旧，沧海一粟，真相恐怕早已匿入谜宫了。现在，知道我的辞呈事件的棋士寥若晨星，连我自己也无心再去探求事件的内幕了。

    当时我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打完了战后连续多次的“十盘棋”。假如当时我知道了被日本棋院除籍的事情，只要不给我解决归属问题，我连一盘棋也不会打下去的！

文如玉

第六章 应接不暇的十盘棋

客居杉田

    如前所述，那时我们夫妇在西幸大郎家里地以安顿。

    据说那座私宅本是从“山下轮船公司”社长山下太朗先生手里买过来的，庭院十分宽敞，院内错落着西幸氏一家起居的正房和几间配房。我们一家借往了一栋配房。当时画家和田三造造先生也在正房的一间借宿。

    那间容我们暂且安身的配房，除去厨房、卫生间外，铺六叠榻榻米和四叠半的居室各一间，我和妻子、岳母以及妹妹一家四口在这狭小的住房里聊以卒岁。由于当时正处于战后“住房难”的时期，我们又穷困潦倒，身上几乎不名分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是已经是幸运至极了，家具全是皆来的的，只有一个梳妆台，是我咬咬牙给妻子买下来的。那时的价钱是一千日元，相当于我们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一。那面镜子根本不是经久耐用的东西，如今已发污，但妻子觉得这是我们置办的第一件家具，很有纪念意义，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得丢掉，至今仍然保存着。

    那个时期，我虽然两袖清风，但精神爽快，逍遥自在。房东西幸先生是位实业家，他一方面在筑丰经营煤矿，同时把持着八艘渔船，在霞浦还有几栋仓库，此外还经营着一个五千坪大小的养鸡场。但西幸先生并没有整天为了实业而疲于奔命。每天晚饭后，他总是带着一个女人到我住的配房来玩。西幸先生一到，就要开局玩麻将。牌友一般是西幸先生和带来的女人，加上我和多贺谷先生共四人。妻子偶然也玩玩。虽说我们玩的是分文不赌的家庭娱乐式的麻将，并没多大意思，但西幸先生却玩得津津有味，每天来打牌时，他那兴致勃勃的样子真有点儿不可思议。这对于西幸氏的老婆来说，却是件感谢不尽的好事。因为，每天晚上打麻将，使丈夫按时归家，不再去外面夜游鬼混了。

    我们有时还在西幸先生家里举行小型棋会。西幸先生棋术不高，我须让九子。当时有许多业余棋手也经常来玩。如战前曾任大藏大臣、被政界公认为有出色棋力的青木一男先生，刚从巢鸭拘留所释放出来，就常来这里露面。青木先生和我下棋须让他三子。那是他重返政界之前，有足够的闲暇，因而一局有时要下五、六个小时。记得我客居杉田期间大约和他对局十次左右。

    后来，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当时处于无国籍状态，只得立即去横滨领事馆申请旅日华人护照，昭和二十四年（1949）我作为“国民政府之下”的中国人而恢发了国籍。

文如玉

诀别玺光尊

   对桥本（宇）八段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又计划我对新任"本因坊"的岩本熏八段再次进行擂争十盘棋的决斗。岩本八段自从当时成为桥本（宇）本因坊的挑战者以来，到昭和二十年（1945）十一月，包括战争结束前夕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时的对局，与桥本（宇）总共大战了六个回合，结果是三胜三败、平分秋色。这样一来，按规定，未有结局之前，"本因坊位"暂存于日本棋院。嗣后，于翌年再度进行三番胜负的决斗时，岩本八段获二连胜，旋即从桥本手中将桂冠夺去，春风得意地就任为第三期本因坊。

   记得我对岩本八段的十盘棋在商谈限用时间上遇到了难题。当时我主张以桥本八段的对局为先例，限用时间各为七小时，一日终局。然而，岩本本因坊却毫不相让，坚决主张各为十三小时，三日终局。最后还是我采取妥协态度，顺从了新任本因坊的意见。

   记得对局费是每局每人二万日元。谁知玺光尊专横跋扈，竟要求读卖新闻社将我那十局的全部报酬在赛前一笔付清与她。新闻社无奈，只得应允。就这样她又暗地里派人将十局的全部酬金一把捞走了。玺光尊为何如此气急败坏地捞钱呢？也许那时她也嗅到了我将与她分道扬镰的气 味了。

   另外，玺光尊还伺机向读卖新闻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我们一行疲于到处漂泊，希望能为我门买下一座能长久居住的房子"。读卖新闻为了顾全大局对此也慷慨承诺下来。

   后来，为了寻找新居，我和多贺谷信乃先生一起四方查访。多贺谷先生作为读卖新闻社第五代"覆面子"（隐名作家），曾为我对桥本八段的擂争十盘棋写过"观战记事"，那时他刚刚隐退不久，已将职位让与了山田虎吉先生，我与多贺谷先生的友情即从寻找新居时开始，后来逐渐推心置腹，结成至交，并且还请他作了我的后台老板。

   我自富士见疗养所住院以来，早已深深地爱上了高原，所以我们主要到东京附近的高原--箱根周围去寻找合适的住房。后来，我们发现了若尾鸿太郎先生的亲戚--浅野生的别墅，便决定将其买下。

   那座别墅位于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阁"旅谊附近、房屋虽然旧了些，但占地较大，约四百坪，读卖新闻社当即拿出三十五万日元买下来了。虽说买房是以我的名义，但新闻社还是担心最终会落入玺宇尊之手，因而干脆以读卖新闻计的名义，占为报社专用，并命名为"读卖庄"。

   昭和二十、三年（1948）七月七日起，在东京小石川的"红叶"旅馆拉开了我与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的战幕。

   如前所述，"八户事件"之后，玺宇一行被逐之客只得重返东京。在东京的目黑，有一位中国人是我的好友，我们便暂去他家寄宿盘桓。

   在东京筑地附近有家菜馆，经常举办棋会，经多贺谷先中的介绍，我每周去那里搞一次围棋教习。记得我对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第一局的前两天，我去菜馆教习结束，返回目黑的朋友家，谁知家里竟空无一人。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急忙打听才知道，大批警察闯进来，将玺宇的全体人员统统带走了。

   据说由于玺宇每日祈祷，左邻右舍被扰得整日不得安宁。隔壁的房东实在忍不下去，便向玺宇提出搬迁的要求。但玺光尊一向我行我素，毫不理睬。无可奈何的房东便向警察局提出了控诉。

   我急忙跑到警察局，终于设法将玺光尊等一行领了回来，到家后，一想此地又不能久留，必须马上搬走，于是连夜做好了远走高飞的准备。

   侍到鸡叫黎明，我们一行担起行李，悄悄地向大仓山的一位信徒家的方向出发了。奔走了一天，到了近午夜11时，好不容易才到达大仓山，才在那里暂时借寓安顿下来。而我为了翌日的时局，又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奔向小石川的"红叶"旅馆。

   作家饭口安吾左生曾在读卖新闻的观战记事中，将我时岩本第一同前所经过的事如下描写。虽然文章中有许多椰榆的口吻和歪曲事实的地方，但我还是想介绍一下：
"按约定，对局前夜，于傍晚6时，在对局场--小石川红叶旅馆，两棋士应与我等会合，同馆下榻，，只因翌日对局乃早晨九时开始，故如此提前会合为妙。

   当日午后6时，我轻车熟路，首先到达：6时50分，本因坊莅临。然而，迟到的吴氏，却是道路坎坷，来之不易。原来玺宇师傅一行为了声援吴氏，专程来到东京，在吴氏的下榻处住下，即是小住倒也无妨，无奈师傅举行的宗教离不开祈祷，而且是整日不休地祈祷。

   由于宿地房东厌恶吵闹，惹动肝火，于是提出了控诉。可怜玺光尊大神与众门徒全被警察拘留。吴氏获悉后惊慌失措，急忙设法前去迎救。这时正是对局前二日的夜晚。

   嗣后，吴氏等人捐着行李，簇拥着玺光尊大神离开警察署，为觅新居，又去向不明。虽说粗心大意之事万万不该发生，然而全日本的各报新闻记者们却眼睁睁地放跑了采访对象，忘了调查他们的去向。

   约定时刻已过，但素来一丝不苟的吴氏却总不露面，众人不禁大为担心。难道他真的又遵照神谕而'不宜动土'了吗？搜索队立即出动，火速奔向东京与横滨。可惜一场徒劳，没有结果。

   深夜12时，红叶旅馆的门前，突然响起了一阵侍女们的尖叫声--但见吴氏孑然一身，仙风道骨，飘然而来！"

   翌日，我执白的第一局开始。由于我一连两天都处于彻夜未眠的状态，因而困倦得呵欠连天。坂口先生在观战记事中这样描写道：
"两小时己过。第25手，本因坊陷入沉思。吴氏，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地打吨儿。虽说闭目养神时身体左右摇晃本是吴氏的习惯动作，然而今日看来，却真是昏昏欲睡的样子。眼看一头将栽倒下去，吴氏忽然睁大眼睛，惊醒过来，旋即慌忙起身站立。四、五分钟之后，判若两人的吴氏双目炯炯、精神抖擞地返回到盘前。"

   岩本本因坊人称棋风清淡，他的"撒豆棋"甚是有名。然而，清淡是指人品而言，其实他的棋非常强韧，并且打劫是拿手好戏。因我也不嫌恶打劫，所以纵观这次的十盘棋，无论哪一局都必然以劫争开始。尤其是第一局中盘之后，始终在劫争中拼杀，临到终局仍然残留下劫的难题。当时只好以"白胜一目或两目"这样奇怪的结论而告终。

   分析一下当时的棋谱便可知道，弈至尾声，官子的争夺已不存在，黑棋第99手在A位提劫便彻底终局。但黑棋若在A位落子便会招至一目损，只好避而不投，顽抗到最后一手下完。这样，双方一边填单宫，一边继续打劫。后来就连劫材也没有了，于是黑棋仍然不在A位落子，就此便将白棋乙子提取了。为何如此呢？因黑棋劫材居多，不需要在A位落子便可提取那粒白子。

   当然，黑棋在A位落子最终将损失一目、白获二目胜；黑A位不落子白亦胜一目。不管怎样，我必胜无疑了，因此我拜托濑越先生来作明断，随后便回馆歇息去了。

   那时，日本棋院还没有严格的围棋规则，只根据"任何一方，当劫材多于对方的情况下，最后的劫可不落于而终局"这一暂时规定而判定成绩。局后，此局又更正为"白获一目胜"。

   这件事发生后，日本棋院开始着手制定围棋规则，昭和二十四年十月，围棋规则初步形成。

   第二局于七月二十一日起在箱根举行。那时，玺宇一行已住进由我出面买下的箱根仙石原的"读卖庄"，继续进行宗教活动。这样，见近期内搬迁的忧虑大为减少，我也就安心地离开仙石原去弈棋了。

    第二局我执黑，痛快淋漓地获得中盘胜。

   第三局，执黑的本因坊发挥出他那天生无敌力量，黑棋获三目胜。

    第四局是我执黑获胜。迄此我三胜一败。

   第五局于十月移师山形县的赤汤温泉，在浓艳的红叶景色中对局，此周本因坊执黑，弈至中盘，几乎黑胜已成定局，可惜胜利在望时本因坊大意失了荆州，反被我的白棋扭转乾坤，夺去了一城。

   第六局我执黑又获得一胜，成绩为五胜一败，净胜局超过本因坊四局，将其降了一格。

   谁知第六局刚刚结束时，玺宇那里又起了风波，我妻子被玺光尊判为"恶徒"，原来自八户事件之后，我妻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全部心血都倾注于玺宇了。她的心思也立即被玺光尊察觉。

   那时，玺光尊一方面设下狠毒的离间计，有意让我与妻子疏远，不许我们二人相见；另一方面又暗中策划了美人计，找来一个名叫山本英子的晚辈来作我妻子的"替身"，指使她伺机接近我。难怪在玺宇的宗教活动中，我们俩经常奉命搭伴为一组去行动，原来玺光尊早就阴谋唆使山本英于来扮演我工作上的"伴侣"了。有一天，山本英子果然在玺光尊的授意下伺机向我表示亲昵，当场遭到我义正词严的拒绝。

   后来，玺光尊竟恶狠狠地表示要对我妻子设"御白洲"公审。我得知后，断然表示拒绝。这是我多年来头一次公开反对玺光尊。

   第七局的对弈，正是我们夫妻在玺宇内处境凶险的时候进行的。对局场选在东京世田谷"时雨亭"一侧。这一场胜负之争，本因坊棋过中盘仍然保持着优势，可惜收官时手脚稍有忙乱，结果转化为平局。

   此局告终时，已是夜里10时左右。我腰酸目眩地步回寝室，正准备躺到床上去睡，多贺谷先生忽然来唤，说是我的岳母来访，已在前厅等候，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呀？我觉得纳闷，立即前去迎接。岳母见到我，说是受我妻子的委托，送来一封信。只因那天我苦战一局刚刚结束，累得不想动弹，连那封信部懒得拆开看。送走岳母，回到房问里便一头栽到在床上，任凭雷鸣电闪也照样死睡不醒。

   翌日，返回箱根石原玺宇馆的途中，我利用候车时间，将妻于的那封信拆开，一气读完。

   信中悦她终于遭到驱逐，只得去北海道的祖母家暂且栖身，反正她打算再也不回玺光尊的身边了。

   早已料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时我镇静自若，毫不慌张，再一想,这样一来我也没必要再回玺宇馆了，于是当即掉转方向，径直朝横须贺的一位朋友家奔去。

   后来听妻子说，八户事件后她的心渐渐地离开了玺宇。和玺光尊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并且发展到不管哪一天对她宣布驱逐令都毫不奇怪的地步。因为她心中早已有了提防，所以，被勒令退出玺宇的那一天，她二话没说，抱起小包袱，连头也不回就跑下山去。

   她路过娘家时，托母亲将信转交给我，要了些盘缠便奔向金泽，在前多先生家打扰了两天后，又投奔到北海道去了。

   我在横须贺的朋友家里，迎来了昭和二十四年（1949）的元旦。不久，为了与岩本本因坊继续打十盘棋第八局，践约来到广岛。

   第八局于一月十九日在广岛"悔林庄"对弈。布局时我苦战不休，逾至中盘，我顽强还击，终于获得了执白三目胜。

   直到第九局开始，我始终未返东京，从广岛一路乘船，跨过濑户内海，到达对局场--别府。第九局于别府又拉开战幕。我执黑，对局的第二天胜负见出分晓，结果是我中盘胜，这样，对战成绩我为七胜一败二平。

   第九局结束后回到了东京。妻子也从北海道归来。我们夫妻如牛郎织女，千里相逢，就暂借湘南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寓所的一间配房住下。

   昭和二十四年二月十日，大雪纷飞，我们向西幸先生告辞，离开了那间小配房。那时我们的全部财产除了三千三百日元以外，一无所有。身上穿的，床上铺的，以及锅碗瓢盆等用品全都是向金泽的前多先生等人借来的。

   但犹如出宠之鸟的我却心情愉快，精神爽朗。话又说回来，像我这样近乎于两袖清风的人，眼下这般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展望前程，还是不寒而栗。

   离开西幸先生的家不久，我对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的第十局开始了。结果，执黑的本因坊获三目胜。最后这十盘棋以我七胜二败一平而宣告结束。

   如今回顾起与玺光尊一起在玺宇四年的生活，我不但毫无后悔之心，还为能获得难得的生活经验而庆幸。虽说我那时已历尽干辛万苦，但我在强手如林的棋坛上却始终所向披靡、一帆风顺。因此，世人谁也无法尖刻地对我叱责什么。只有玺光尊这位孤家寡人常常以"支那人"一类的粗野语言，公然蔑视和辱骂我。最后，迫使我不能再盲从于她那复古主义的国粹思想，与她彻底地分道扬镳。不过，玺宇四年间最令人珍惜的事实是：凡人吴清源和其他玺宇的信徒一样，同甘苦、共患难地生活过来了。通过那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不断得到严厉的自我反省。因此，我为能更深知自己而感到无限地欣慰。

文如玉

金泽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1946），关根叮的玺宇馆里，有一位独揽"横网"桂冠、名扬天下的相扑力士--双叶山，偕同家眷前来参拜。

双叶山历来是个灵感强烈的人，据说在"本场所"（正式比赛）中每遇有旗鼓相当的力士场，那天早晨他便进入"半灵附体"的状态，战后的混乱中，在人们纷纷寻求精神依托之际，以"复古主义的日本精神"为标榜的玺宇，也吸引了双叶山前来参拜。

玺光尊对双叶山的来访非常欢迎，相互见礼后，二人开始祈祷。于是，不一会儿，双叶山神灵附体，进入显灵状态。玺光尊见此大喜，并约定：双叶山若愿为信徒，将侍以厚遇。

此后，双叶山果真成为玺宇的信徒，并且时常前来参拜。由于玺光尊对双叶山格外信任，就连只有三、四个亲随才可进入的玺光尊的起居室"御光间"，也让他自由地进出。我妻子原是歪光尊的亲随之一，常在她的起居室内服侍。而我等除了偶尔进去两、三回以外，平素进出"御光间"是根本不允许的。

如前所述，我们在关根叮借宿私宅、暂设玺宇馆的时候，青林县的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巨款前来参拜，并且愿捐款为玺宇将那座私宅买下。谁知玺光尊一意孤行，不顾宫重先生的一番好意，拒绝买房。因此，到后来我们除了搬迁而别无良策。可是这样一来，东京附近再也找不到愿 收留我们的房东了。

后来，我和干部之一的清水先生一起前往金泽，见到前多平作先生，请求收留我们。金泽是北陆地区的中心，因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就是北陆人，那里还有许多玺宇的信徒。前多先生祖上几代都是经营生丝的富豪，从前是本愿寺的宗徒。后来他信仰了玺宇之后，仍然不断地寻求"成佛 之道"，尽一切努力强迫自己去接受各种苦难的磨练，并以其惊人的毅力吃苦耐劳地生活着。在我和清水的请求下，前多先生愉快地答应将住宅借给我们。

昭和二十一年末，我们一行踏上了去金泽的旅途。当时的列车经常是超满员状态，乘客要上车，不紧紧抓住车门就别想挤上去。像我们这种样子古怪、扬举旌旗的一群人马，要想乘车简直如同儿戏。幸亏双叶山有面子，不但有人帮我们买好了车票，而且还事先与站长谈妥，给予特殊照顾--让我们优先上了车。

一路风尘仆仆地到达金泽的松枝叮，我们一行急忙拥进前多先生的宅第。玺光尊二话没说就将有壁龛的正房作为"御光间"，房东前多先生夫妇却被排挤到只有三张榻榻米宽的侍女房去住了。尽管如此喧宾夺主，前多先生夫妇仍然驯顺地听从吩咐，毫无怨言。玺光尊见有了安身之处， 便立即发电报唤双叶山前来。几天后，双叶山单枪匹马地赶到。

在我们长达四年之久的玺宇生活中，金泽的日日夜夜是最为艰苦、最难忘怀的。

因当时正值福井县大地震暂告平息之际，玺光尊声色俱厉他说："天翻地覆的大事变前夕，我等岂能偷闲安睡！"所以，熬至深夜电个给我们睡个囫囵觉的时间。我们每天清晨5时即起，夜里摸到床边时早已过子夜1时左右了。因睡眠不足四小时，只要躺倒在床上，眨眼之间就会像死了似地酣睡不醒，一天大半在祈祷中度过，然而我还有一项主要的工作--为前来参拜的人讲经说法。

按照玺光尊的说法，"当今乃末法之世，日本不久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人唯我无他。"

那时，我们将玺光尊奉为"末法之世的救世主"，曾经冒着风雪，举起旌幡，站立街头，进行"街头说法"等活动。

由于福井大地震刚刚平息，我们如此进行宣传，使得"下次大地震何时发生？"这种打听地震消息的电话接锺而至应接不暇。后来，弄得前多先生也不得不抓起话筒大声回答："我家不是地震局！"

在我们每天的敬神祈祷中，还包括数九寒冬里进行淋浴净身的修炼。那时，只有双叶山最先淋浴后，我们再取水浇身方才感到舒适、因为双叶山浴后，他的体温使浴池温暖了许多。

麦克阿瑟事件出来后，玺宇的活动引起了各大报社的注意。尤其是在金泽，由于双叶山也参加了玺宇，引得许多新闻记者纷纷在前多先生寓所附近的民宅借宿，以便每日观察我们的行动。

自从我们流落到金泽后，有一天天歪光尊不知从哪里来了"灵感"，说："东京将发生大地震，我们必须去救援！"并吩咐我们做好救援的准备。于是，我们打起背囊，捆好行李，从早到晚都是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这使新闻记者们大为疑惑，有人猜想玺光尊即将连夜潜逃，还有人推测近日里可能又要发生什么事情。记者们纷纷向邻近的人们一一采访。然而，东京方面总不见有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几天以后，我们只好"解甲卸鞍"。

说来可怜，玺宇信徒们在金泽的日日夜夜，实际上过着一种连自由思考都不准的严肃紧张的生活。根据玺光尊的训斥："无益的胡思乱想会招至恶灵附体。还是没工夫去想 的好！"实不相瞒，我们连抓一抓头上虱子的工夫都没有，每天痒得坐立不安。

再说双叶山在金泽成为热忱的信徒，深受玺光尊的信任，每日专心致志地修行。可是，在九州有他主办的"双叶山道场"，手下的八十多个弟子因师傅出门在外，个个六神无主，乱成一团。虽然双叶山的亲友们前来劝归多次，但他全都不听，说破嘴皮也无济于事。据说弟子们实在是无可奈何了，纷纷气愤地喊叫："是玺光尊无理诱骗师傅，大家快来金泽，砸烂玺宇馆，将师傅请回来！"

由于双叶山执意不归，亲友们甚是发愁，便去找朝日新闻的记者藤井先生去商量解决办法，藤井先生也是双叶山的亲戚。

藤井先生分析一番之后得出结论：既然事已如此，要想找回双叶山只有借助警察之手而别无良策。于是，他们向警察报了案。后来，警察发现玺宇馆的一些信徒将自产的大米拿去进献，于是以"违反大米管制令"为名，决定对玺宇进行搜查。（有的传说是因玺宇犯有"鼓吹天翻地覆，散布谣言惑众"的罪名而受拘捕的。但我记得是"违反大米管制令"，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搜查的目的肯定是使双叶山摆脱玺光尊。）

昭和二十二年一月末的一个夜晚，月色朦胧，万籁俱寂。金泽警署与玉川警署的全体警察接到紧急动员令后倾巢而出，包围并闯进了我们的住宅。担任这次搜查行动的指挥官是摘木警部，他曾经是业余相扑力士，不但受过双叶山的指导，还是双叶山的大崇拜者。对他来讲，"捉拿师傅"可真是个棘手的差事。玺宇馆里，以玺光尊为首的干部们抱成一团，在楼上负隅顽抗；双叶山则扼守在通向二楼的平台那里，手持两把大鼓糙凶狠狠地挡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虽然警方人多势众，但看见手舞大槌的双叶山，如同金刚力士一般地巍然而立，个个吓得不敢靠近。当时我和其他信徒一起缩在楼下的角落里，战战兢兢地屏往呼吸，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警察们只顾对付双叶山一人，根本顾不上"照顾"我们。

楼梯上下长时间相持不下。后来，一部分警察迂回到房后，打开后窗，蜂拥而入冲进楼上；同时，楼下的警察们也踏着楼梯冲了上去。只听见一阵阵摔砸东西的响声与喊叫声混成一片，又过了一会儿，楼上死一般地静了下来。

警察闯入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我等无一漏网，全体被推挤着坐进消防汽车里，在深夜十二点后被押送到金泽警察署。

大多数的信徒经过简单审讯后，翌日便准予释放；玺光尊和胜木等人也在二、三天后获释。唯独双叶山立即被押送到和仓温泉，从此一去不返。算起来，双叶山在金泽与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天，几年后，双叶山侠心怀；比有一次在各地巡回表演的途中，还特意来到金泽，去前多先生家拜访了一次。

再说我们这些人像过去一样又要重蹈覆辙，再次迁徙。当然，玺光尊自有另一套见解，即玺宇的皇居因俗徒闹入而被玷污，必须立即迁宫。

我们又开始寻找新居。不久，遇到一位几天前曾在玺宇露过面的男于。他说，"将我的家作为玺宇馆怎么样？" 但他并非白白地捐献住宅，除了提出要与前多先生的住宅交换之外，还要求再给他三十万日元。

我们立即去他家查访，走到松枝叮的邻街--长叮那里，果然有一座漂亮的西洋楼映入眼帘。大家都很满意，觉得这座房子作为我们的"皇宫"太合适不过了。后来，前多先生想方设法筹措了三十万日元，将自己的家搬迁一空，我们一行也随着移居到了长叮。

谁知好景不长，我们在新居欢喜了没多久，便发现那个冒充信徒、在玺光尊面前献殷勤的男子原来是个大骗子。原来那座房子早已走为占领军征用的建筑，骗子隐瞒了真相，设圈套卖给了我们，不过，最令人感动的是前多先生，房产与巨款统统被人骗取殆尽，他仍然丝毫不痛心，只当作是对自己的一次磨练。他逆来顺受，毫无怨言。

这样一来，我们在金泽寻找安身之处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五个月后，只得忍气吞声地被赶出长叮再次忍受流浪命运的摆布。

被人将住宅骗取后的前多先生多亏还剩下一个纺织工厂，于是迁居到厂里。我们也从长叮被逐，无家可归，只得辗转飘泊地回东京。

昭和二十二年七月上旬，我们一行冒着酷暑，挤进满员的列车，一路风尘仆仆回到了东京。谁知东京也无立足之地，只得暂且决定去投奔磺滨某农民信徒的家。就这样，我拖着累垮了的身体，与众人马不停蹄地又赶到那个信徒的家。谁知还没等我喘口气，玺光尊义发号施令，催我火速去找住房，并限我"一周之内务必寻到新居！"

我左思右想，觉得黄野先生是个心肠软、好商量的人，于是，决定到镰仓腰越那里向他求助。等我赶到那里，早已是满天星斗，尽管离睡觉得时间还早，但黄野先生的家已灯灭人静，漆黑一片。无论我怎样敲门，无人出来迎客。无奈，我只好踩着门边消防用水池的边沿，见院内松枝搭在墙头上，便纵身一跃，紧紧抓注松枝顺势翻墙跳进院子。转到房舍，见一扇小窗虚掩，露着一丝缝隙，我便将窗打开，侧身钻了进去，摸黑跳下，落在屋里的席子上。摸索着找到开关，迅速打开电灯。接着，"对不起，有人吗？"我再次高喊了一声。这样，睡在侧室的黄野夫人好不容易才被我唤了出来。

这种模仿小偷、夜入民宅的事，在我的一生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遭。听黄野夫人后来讲，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她独自一人守家，所以早早便熄灯躺下了。听到有人敲门，唯恐轻易开问会遇上歹徒。因此打算不动声色地看看动静再说。后来听声响发现有人越墙钻进家中，吓得她更加紧张，屏住呼吸，一声不吭地提防着。一听到是我的声音后，"不是小偷，像是吴先生"，这才松了口气，起身出来见客。

我当即向夫人苦苦哀求，望她为我们玺宇一行安排个注处。夫人脸上一时显出一副为难的神色。然而，我那副处境窘迫的样子又使她实在不忍拒绝。于是，夫人大发慈悲，答复说："现在山中湖的别墅空着，你们可以在那里暂住一时"这样，我终于求得夫人的慷慨救助。

我辛苦奔波的结果使玺光尊一行总算找到了栖身之处。然而，还未等我喘过气来，又不得不继续与桥本宇太郎进行擂争十盘棋第六局的比赛，这第六局与第五局间隔十个月，对局场选在神户六甲山中的"播半"旅庄。由于长时间来在玺光尊眼里我的对局无论输赢都已毫无意义，比赛 的事她早已不闻不同了。那时正值战败后不久，黑市买卖十分猖撅，小商小贩纷纷出动，电车里从来都拥挤不堪。为了奔赴对局场，我必须冒着酷暑在满员的电车里忍受一大的折磨才能捱到神户。

一想起这回该轮到为自己的事情而奔走，在离开黄野先生家之前，不得不搜肠刮肚地盘算，明天怎样才能准时赶到神户。

正当我大伤脑筋之时，读卖新闻社的人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还在黄野先生家中的消息，立即派人前来迎接我，并为我买好了去神户的二等车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由于已经无暇返回玺光尊那里，我便告辞了黄野先生的家，与读卖新闻社的人一起乘上列车，急速奔向神户。

翻开过去的报纸，可以读到读卖新闻社当时情景的报导："虽然早就决定继续进行擂争十盘棋的对局，然而吴氏的住所游移不定、浪迹难寻，与他及时联络绝非易事。就在我们通知家住关西的桥本氏、与他商谈对局日期之际，吴氏住所就几经变更。先是从千叶县的某叮迁到北陆的金泽，又从金泽转到横滨；谁知横滨也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落了下脚，旋即又移走他乡；后来派去寻他的人从片獭寄来书信，说在那里终于寻到了他，并与他商量了有关对局事宜。总之，棋盘小神通广，落子总无常--- 吴氏的行踪宛如他那独特的棋风，扑朔迷离，难以揣度。他真是能如期赴约吗？我们十分担心。那天，等到了约定的时刻，在神户车站拥挤的人群之中，只见一个身穿白色立领制服、胸前佩带青天白日徽章的人走了出来。吴清源来啦！吴氏终于神情端庄地出现在眼前。"

这篇报导中提到的青天白日徽章，确实是当年玺宇的徽章。总之，读卖新闻社也被狂傲的玺光尊耍弄了很久，因此我与桥本宇太郎的对局日程才总也定不下来。对此，读卖新闻社曾经大伤脑筋。

昭和二十二年（1947）七月，长隔十个月之久的十盘棋第六局和第七局终于决定在神户六甲山中的甲阳园"播半"旅庄继续举行。

第六局我执白棋。我与棋坛生活阔别了十个月之久、而今又将粒粒文蛤握在手中，不禁深有感触。当我于盘前落座后， 一想起我是从那千辛万苦的岁月中熬出来的，顿时心情格外沉稳，这一点就连我也自感奇妙！凭着这种心境我不急不躁，更无任何不安，一头扎进胜负之下的旋涡里，毫不旁骛。桥本字太郎也是气力充沛、剑拔髦张，全力展开了一场恶战。由于我的白棋对黑棋略有捕杀不净之处，最后，黑棋二目胜。这样，桥本八段将"仅剩的一城"死死扼守往，总形势为我四胜二负。

第七局依然原地不动地对局。虽然这次桥本的白棋在中央筑起了厚势，但黑棋还是设法踏破了中腹。结果我执黑中盘胜。

第七局一结束，我毫不停歇地回到当时位于山中湖的玺宇馆，重新经历玺光尊手下的清苦生活。

第八局，继第七局后两个月在小石川的"红叶"旅馆进行。此局找执白，弈至中盘始终陷于苦战。最后，施放胜负手，以"输棋者无牵挂"的姿态，扶起几粒奄奄一息的白子，来了个胡冲滥打，没想到黑棋应着有误，结果被我逆转乾坤获中盘胜，这样一来，我终于在净胜局上超过桥本宇太郎四局，以六胜二败领先。

交手棋份改为"先相先"（三局中两局执黑）后继续对局，第九局平分秋色、握手言和。

第十局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一月，在小田原著名的庭院"古稀庵"内举行，那是一座按传统格调建造的书院式庭院。我们在宽大的室内铺地草席上摆下棋盘，弈完了最后一同。其实，在对局前夕，为了玺宇的宣传，刚刚过了元旦我就长途跋涉去了一趟北海道。在日高山脉的附近，有个纯朴的乡村小镇叫原贺，我妻子的祖母就曾住在那里。

记得从北海道回东京的途中，为了转车在苫古牧车站月台上等歇时，我突然遇到了藤泽库之助（朋齐）七段。原来，藤泽七段奉命为日本棋院新馆筹建募集捐款，也刚刚从北海道返回，准备转道去王子造纸厂。见到我后，他热情地邀我同去。我见下一一趟列车的时间尚早，便欣然答应。来到王子造纸厂后，由于盛情难却，举办了围棋教习。告辞时还收到一些谢礼。

正当我钱囊告罄之时，这些意外收入真是帮了大忙。

五年之后，我与藤泽（库）七段在擂争十盘棋的舞台上狭路相逢，不得不再决雌雄。尽管双方都将棋士生命用来押赌，于盘上无情地仇杀，但一提起苦古牧车站的邂逅，作为我们深有缘分的往日之交，迄今仍然是难以忘怀的美好话题。

我对桥本（宇）八段的十盘棋第十局桥本执黑中盘胜。到此为止擂争宣告结束。总之，到第八局时我多胜一筹。十局总的成绩为六胜三败一平。


八户事件

我对桥本宇大郎八段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接着，与当时崭露头角的棋坛新锐坂田荣男七段进行三盘棋的对局计划又被纳入日程。坂田七段从那时起就享有"剃头刀坂田"和"能攻善守的坂田"等别称，凭着他那算棋如神的敏锐棋风，以攻守兼备、智勇双全而名震棋坛。

   那时，看到重建日本棋院之事毫无满意的进展，难以畅快弈棋而牢骚满腹的前田、坂田、山部、尾原等实力高强的年轻棋士们，终于被迫退出日本棋院，结成了"围棋新社"。在那次三盘棋的搏斗时，坂田七段恰巧跻身于围棋新社。可惜我当时消息闭塞，就连围棋新社的存在都不知道。这也怪读卖新闻社什么都不向我透露，害得我孤陋寡闻，事过很久才了解到有这么一段历史。

   总之，当时交手棋份定为坂田七段以"先相先"对局，然而最终我还是获得了三连胜。不过，第一局和第三局我执白棋，两局都是历尽艰辛才多出一目。这使我切身地体会到：年轻棋士们正在紧紧地追赶着我，他们成长迅速，咄咄逼人！

   从昭和二十二年的夏天开始，玺光尊便将位于山中湖的萱野先生的别墅占据为巢。后来，房东萱野先生主动提出："给八万元就可将那座别墅出让与你们！"我们立即劝说玺光尊将其买下。然而玺光尊见房东既无意作她的信徒，也不肯将别墅主动捐献，于是整日耿耿于怀，不愿善罢甘休，不用说，她毫无买房之意。

   这个时期的玺光尊只顾一味地追求"高贵"，竟然妄称自己是"世界的天皇"。

   到了年底，我们又不得不告辞山中湖而远走他乡，决定去八户投靠宫重先生。心地善良的宫重先生慷慨解囊，在他家附近买下五座房子，献给了玺光尊。

   从昭和二十三年一月起，我们一行在八户开始了新的生活。

   准知没过多久，我又一次遭到玺光尊的驱逐，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惹恼了她，迫使 我离开了八户。

   被逐之后，我先到金泽的前多先生家打扰数日，待身体恢复了一些，然后直奔东京，主要在几位玺宇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充当食客。

   一天，我在东京某信徒家借宿时，忽然有人来报："八户的玺宇馆出了大事！"我顿时惊恐万状，立即风雪兼程地赶回八户。当我焦急地听完事件的大概经过，得知妻子安然无恙时，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暗暗抚胸庆幸。

   "八户事件"大致经过是这样：玺光尊在八户暂得安稳后，对捐献往房的宫重先生又得寸进尺地要求他弃商信教、随众信徒一一起接受信仰生活的煎熬。宫重先生迫于玺光尊的淫威，一时左有为难，一筹莫展。他只得向玺光尊苦苦哀求道："只要你发发慈悲让我继续经商，赚了钱，无论多少都可捐献给玺宇。若是现在就让我那造酒的买卖停止，那么全家就会彻底破产的呀！万事都可依您，唯独经商的事情请您千万要高抬贵手。"谁知毫无侧隐之心的的玺光尊只知声色惧厉地教训人说："即便你 经商赢利、进献钱财，却难得神佛之保佑。欲成佛，必弃商，甘当神之奴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宫重光生的哀求对玺光尊来说只不过是耳旁风而已。

   那阵子，宫重先生作为信徒，每日往来玺宇馆参拜。后来，恐遭斥责，越来越觉着连回家都有些不便了，于是只得常常在玺宇馆宿而不归。

   这样一来，困守家中的亲属及佣人门乱成了一团，几次派人去交涉，要求送还店主，但玺光尊都毫不理睬。店里的伙计们出于无奈，终于下决心采取了最后的手段--以武力要人！

   八户是个以渔民为主的镇子，社会风气本来就很粗野。

   那里的人遇到纠纷时，很少考虑依赖警察来解决。就这样，他们雇用了当地几名粗壮的亡命徒，狂喊着要夺回宫重先生，猝不及防地袭击了玺宇馆。
   玺宇馆里通往二搂的楼梯口有一个盖板，玺光尊与几个亲随一起将宫重先生团团围往，死死顶住盖板，据守在楼上顽抗。

   当时我妻子也在楼上守护玺光尊，只听见楼下的人狂摔暴砸，大打出手，不时地传来刺耳的惨叫声。不消说，那时的情景如同一场武打战。混乱之中，楼上的人们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谁也不敢动一动。当时我妻子既年轻又颇有侠义之心，实在按捺不住胸中怒火，非要独自一人下楼去援助。然而，被众人制止往而无法动弹。据妻子后来回顾，她于楼上被困，明知楼下是一片惨状但束手无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一般。

   事件发生后，宫重先生被送回店里。可是这个惨痛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嗣后，造酒的买卖又日趋衰落，他也早已无心经营了。不到凡年的工夫，破产的厄运终于降临。

   只有那时妻子才对我的被逐感到高兴。她说，假如事件发生时我俩尚在一起，那么，肯定不会让我到楼上去的，所以瘦弱的我肯定会被殴打成重伤的。实际上，守在楼下的人们全被打伤，无一幸免。

   当地的报纸曾对此事件大肆报导，闹得满城风雨。玺光尊一行再也不能久住八户，无奈只好重返东京。

   事件之后，玺光尊对当时守在楼下、自卫时受了重伤的干部清水先生和长崎先生起了疑心，"上次事件肯定是你等背地里通风报信引起的！"她扬言要彻底追查，并宣布设立"御白洲"，对二人进行审判。

   所谓"御白洲"，在江户时代是公卿权贵们审理判决各种犯人的法庭名称，不消说，在以日本复古精神为教义宗旨的玺宇里，也常常设立"御白洲"，审判可疑的信徒。当时在玺宇馆设立"御白洲"的厅堂里，銮光尊端坐正中，周围排列着一大群信徒，受审者于众人面前战战兢兢地坐下。然后，审判开始。首先是众人一起合掌祈祷，将受审者的灵魂"引"出来，若是被引出来的"灵"缠往了准，谁就可摇身一变，代替受审本人而将"真相"和盘托出。其中，也有受审者被自己的"灵"缠住后"如实"招供出来的情景。不过，尽管说出来的话被认为是"真相"，但内容大多是按照玺光尊的意志而编造出来的。

   "御白洲"审判的结果，"暴露"了清水、长崎二人背叛信仰的"事实"。，一位充当"显灵替身"的信徒还当众"宣判"："此灵必须'断其人形'并将其深深打入亿万年不变的地狱里去，直到此灵彻底悔悟才可重获新生"。这个"判决"对信徒到那时为止的信仰生活，是一个全面的否定，等于在精神上宣判了死刑一样。对信徒来讲这是最最严重的惩罚。

   就这样，清水、长崎二人经"御白洲"的审判，落了个"断其人形"的结局。回首往事，长期以来这两位老信徒忠心耿耿追随玺光尊，效尽了犬马之劳。尽管如此为她卖命，挨了打也受了伤，到头来仍然没有逃脱惨遭处罚的下场。可怜他们有苦难诉，只得把无限的怨艾化为泪水，咽进肚子里。

   作为信徒，妻子远比我多几分热诚和纯真。然而八户事件后，就连她也不得不对玺光尊"审判"信徒的方式产生疑问，渐渐地，她对玺光尊的信仰生活也感到迷惑不解了。

文如玉

玺宇的生活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国战败，社会异常混乱，战前的"价值观念"早已被全盘否定，大家都交织地怀着"告别战争的安全感"与"生活前景难测的不安感"。在这两种情感的支配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日本进入了民众失去精神寄托、犹豫傍涅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战败后有了允许自由信教的政策。于是，各种"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以奎光尊为教祖的玺宇也属其中的一个。

    战后的"新兴宗教"之中，有许多是因推行宗教大众化而成功的。可是，玺宇在该教是否应该大众化的问题上完全拒绝与世俗妥协，彻底地禁锢在玺光尊的独裁体制之中。现在回想起来，玺光尊若有意开门传教，大有成功之机会。

    我们在关根叮栖身之时，家住青森县八户的一位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一百万日元的巨款来到东京。当时我们在关根叮租用的民宅乃房东小误先生所有，他曾声明：可以八十万元出售！宫重先生听说后，为了将此房产买进来作为玺宇的根据地，筹集了这笔巨款。宫重先生在八户是个大户人家，祖上几辈都经营造酒。他很早就深怀笃信之心，曾信仰过佛教。后来经玺宇信徒的介绍，得识玺光尊，听过她的说教后便成为信徒。

    关恨叮的宅第十分宽大，若作为玺宇当时的根据地是再好不过的。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以及干部清水先生对此也深感兴趣，于是便去劝说玺光尊将那座住宅买下来。可是玺光尊刚恒自用，毫无买房之意。任凭你磨破嘴皮，她依旧奉守故技，扬言要行让小误成为信徒，再设法使他将房产奉献出来。到后来，上劝玺光尊的人中，就连胜木先生也落了个挨打的下场，买房的指望终于破灭了。

    记得战后成为甲州财阀的若尾鸿太郎先生自从打听到我的事情之后，曾几度来玺宇寻访。那时他说过：他发现新兴宗教团体因获得众多信徒的捐献，各种实业蓬勃发展，利益也逐渐上升。

    若尾先生还曾与玺光尊洽谈，并夸下海口：若是与他携手共济，委任他来组织、管理教团事务，他可以让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成为信徒。但玺光尊固执己见，倘若信徒不能全面服从她，她绝不放心。因此，她不但不采纳，反倒劝说若尾先生也来作她的信徒，并希望他也脱离世俗、共度清苦的"信仰生活"。当然此言如同废话，白费日舌。今日回想起来，玺光尊没有向世俗妥协，作为宗教团体 未获成功，这反倒是件好事。何出此言呢？因为如果玺光尊成功了，我自己的"信仰精髓"恐怕也会遭到她的蹂躏与摧残。

    玺宇内的严肃生活与清规戒津的修道院别无两样。也 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私生活完全被禁止，既不许闲聊，也不许间津俗事。与信徒以外的人交往当然更在禁令之中。正因为如此，我和妻子同居一个屋檐下，然而连夫妻间的悄悄话都从未交谈过。由于报纸、收音机等一无所有，长期与世隔绝。世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任何情报都无法传入。

    另外，私人物品也不许自由携带。有个规定叫"毒品检 查"，每个人的随身物件经常遭受盘查。毫无疑问，携带金钱的事更是大逆不道的。有一次，一位信徒接受盘查时，"裤腰带里藏有毒品，给我脱下来！"一声叱呵，吓得他战战兢兢地赶快求饶说："腰带一解，裤子就会脱落下来，饶了我吧！"……

    玺宇的信徒大多是社会上半呆半傻、正直善良的人，不论怎样受人指使，都一心为了讨得玺光尊的欢心而效尽犬马之力。一次"查毒"，在一位信徒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玺光尊仍不死心，下令继续搜查，于是，众信徒竟然连水池都不放过，一齐跳进池中拼命地查找所谓的"毒品"。

    我等信徒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修行和祈祷。除了集体唱念"天玺照妙、天玺显现"的神名以外，还要念观音经》、《般若心经》等。另外，为使信徒增加，每天还要出门去现身说法。那时，我们每天早上5时即起，一直忙碌到近午夜11时才能摸到床边。

    根据玺光尊的说教，玺宇信徒在"劳动、心魂、说法，三个方面，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改造世俗之精神"。信徒们在睡眠不足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唱念神名，因而进入"半神灵附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时，就连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变得那么能干。如做缝纫活儿，不但比平常快速灵巧,而且越来越能精确地缝制。有这种亲身体验的信徒无不万分感激，信仰之心也更加虔诚。

    玺光尊对外来参拜的稀客历来倾心相待，可是对常来的信徒却非常苛刻。信徒到玺宇来时一般都带些贡品，当时必须是擎举过头地向玺光尊献上。贡品中的农产品必须是最上等的，而且必须仔细洗净后带来。若有丝毫不中意的地方，便会被呵叱为"有毒"，不予接受。当然，被呵叱为有毒时，信徒本人必须立即在奎光尊面前彻底仟悔一番才行。

    回想在峰村先生为玺宇教主的时候，玺光尊不过是称为"蒲田有德之妇"、一时受人仰慕而已，谁知她竟然妄自尊大起来。原以为她的目的是成为"某某神"便罢，没想到她却说什么："现在的天皇已失去了神的本质变为凡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也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后来，她索性自命为"世界的天皇"。尽管玺光尊对她的身份日渐高贵这件事自诩为"除去面纱露真姿"。然而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想当天皇，一枕黄粱"的"怪灵"附体。

    就这样，随着玺光尊的"步步高升"，她对信徒们的要求也越发尖刻。不久，觉得"伴君如伴虎"、不得不脱离她的信徒也日益增多。信徒一减少，她便大发雷霆，叱责留在玺宇馆中未走的人们负有"共同责任"，还怪罪我们是"信心和努力不足"。

    当时我的任务之一是向熟人讲解玺宇的宗旨，劝说他们入教。我曾将"野田酱油"的前一代社长茂木房五郎先生引见给玺光尊。据说茂木家世代信仰日莲宗，到了房五郎先生那一代，由于他身体贫弱，为了锻炼身体与意志，曾去四国岛巡礼了八十八个寺院。战前，茂木房五郎与我同期作为西园寺公毅先生的信徒，经常携手出入先生位于拢野川的宅第。他还是我及木谷实棋抨前的旧交。

    经我的牵线，茂木房五郎先生前来面见玺光尊。玺光尊热情地劝他入教，并且还说："我要是当上了日本天皇，就让你当总理大臣！"一闻此话，弄得茂木先生两目发呆，回到家里还似作梦一般。从此以后，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去相劝，他也不敢到玺宇馆来露面了。

    为了宣传玺宇，我的足迹踏遍了四面八方，但都未能像玺光尊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果。每次传教空手而归，少不了被责骂为"只因你敬神之念不足！"实际上，唯我独尊的那种"排他性"与我的基本观点完全相悸。因此，虽然我为了宣传玺宇而到处奔走，但实在难以开口声称"銮光尊是天皇，是唯一的神。

    只有当我从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家回来时，才未遭叱责，因为我几度去打扰，每次登门都请他捐献"神之供品"，每次都能拿回来五瓶酱油和三瓶甜酒。正值商品奇缺的年月，所以只有那时玺光尊才不叱责我。总之，在她的眼里不管是谁，传教时，只要没有将"玺光尊比任何人都伟大"的意思解释清楚，对方未被她的说教打动心弦，也不来进献 贡品，就不能使她十分满意。

    信徒中谁若是不中她的意或是因病难以使用，玺光尊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从玺宇馆驱逐出去。被逐的信徒非常可怜，腹中空空，两袖清风，流落街头，整日为乞讨翌日的食粮而发愁。尤其是看到心地善良的信徒被逐出玺宇，我心中最难忍受，但也爱莫能助。

    被逐的信徒如果将新信徒带来，或揣上一笔钱财而归，能为教团作出贡献，便允许回归。总之，驱逐成为"兴办教团"的手段之一，其他的新兴宗教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做法。

    我也曾几次被驱逐。但由于我的熟人多，即使被赶出门去也毫无困窘之感，甚至反倒觉着轻松愉快得多。每次被逐，我就到各个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特别是多次在前多 先生家里充当食客。因家住金泽的前多先生同是玺宇信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心逗留的"世外桃源"，为此，"吴先生可真不错！即使被驱逐也有投奔的地方，毫不发愁。"其他的信徒经常以这样羡慕的口吻议论我。

麦克阿瑟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我妻子及另一个信徒奉玺宇光尊之命，拦阻了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汽车，向他递交了玺光尊的亲笔信，于是，"麦克阿瑟事件"发生了。

   当时玺光尊认为，通过使全世界的人们都理解玺宇的教义，进而必定能实现世界和平。她还认为只有她才能担负起这个重大使命。为此，她打算首先使占领军长官理解玺宇，令我们窥探与麦克阿瑟相遇的机会。经过对他每日活动的详细调查，发现麦克阿瑟一到午餐时刻便离开GHQ司令部，乘车回美国大使馆。

   这样，我妻子与另一信徒奉命埋伏在麦克阿瑟回大使馆的途中，伺机递交玺光尊的亲笔信，那一天，她们很早就藏在美国大使馆的附近，当麦克阿瑟的汽车从远处开来时，她们猛然跑上前去将车拦住。对着正要下车的司令官，我妻子迎上去打了个招呼："please！"（英文--请）然后又说了声："是礼品！"随即将那封信递给了麦克阿瑟。这样一来，平素凶狠顽强的麦克阿瑟只得尴尬地苦笑着将"礼品"收下。记得信中大致内容是这样："请汝火速前来玺宇皇居神境！玺之光，承受乎！………

   有关"麦克阿瑟事件"的报导，当时在日本完全禁止，但在美国各大报纸的社会消息版面上却纷纷发表了。


   我妻子她们被拘留了一天之后，翌日获释而归，当时真没想到那么快就出了班房，据说这多亏了GHQ司令部"事情不大，可马上释放"的指示，才开脱了她们。释放之前，警察还狠狠地训斥她们说："有你们这帮疯子在，我们就难得清静！"不过，她俩都是玺光尊的心腹，任凭警察如何严历训斥，只当作是一阵耳旁风而已。

   从此后，每当玺光尊一行打着"天玺照妙"的幡出门时，都有便衣侦探尾随而来。

   我们不顾警察的严密监视，几天之后奉玺光尊之命再次潜入GHQ司令部。这次是我与清水先生等二男二女共四人，还将一些信徒进献的贡品--糌糕作为小礼品携带进去了。司令部的正面，戒备森严，设有"直属警察署"。我们窥视到一个绝好的机会，避开警戒，从正门跑进了司令部。

   进入办公大楼后，我们向传达室的一位日本雇员提出要见麦克阿瑟司令官。谁知对方看是我们，根本不予理睬。正当我们在传达室争吵不休的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位美国人，将我们带到大楼五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两把椅子，于是我和清水先生便一屁股坐下。不料还未坐稳，那 个美国人顿时表情凶狠地哇哩哇啦发起火来。我们不懂英文，面面相觑，全都目瞪口呆。后来，好不容易才弄懂了他的意思：男的起来，让女的坐！那时，我第一次了解至"美国人还有这么个习惯，对他们那般尊重妇女，觉得既惊讶又新鲜。

   我们献上小礼品--糌糕，并讲明来意。也闹不清对方是否听懂了，就稀里糊涂地被他们送客了。正当我们要下楼返回之际，看到正面大门那里又增加了几名警察，他们早已发现我们的潜入，只等我们一出去就收网逮捕。这时，那位带路的美国人灵机一动，将我们引到后门去，悄悄地将我们放跑了。

   就在同一个时期，受玺光尊的指使，我还曾只身一人前往"中国代表团事务所"去充当说客。对出来接待我的秘书，我极力辩解他说："日本和中国乃同文同种之邦。希望我们不要计较战争的结果，务必和平友好下去！"于是，"日本已战败，连天皇都低头认罪的时代，哪有你装模作样说话的地方！"对方狠狠地反唇相讥。"吴清源本应是中国人，可你什么时候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就这样，我被奚落了一阵后只得怏怏而归。


对桥本八段的十盘棋

   昭和二十一年（1946）七月，玺光尊在杉并的并根叮借宿民宅。不久，若尾鸿太郎先生借同读卖新闻社的文化部长原先生来访。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此行只为交涉一件事：请我出山回归棋界，并希望让我和当年与岩本八段争夺过本因坊的桥本宇太郎八段进行擂争十盘棋的对局。

   那时我觉得，既然与玺光尊同舟共济，再次驰骋棋坛的日子不会重返了。何况眼下我正专心于信仰，下棋的事从未考虑过。当然玺宇内盘石俱无，我已两年多没有握过棋石了。

   当若尾先生与原先生热情地提出擂争十盘棋的话题时，说实在的，我并不怎么想试试身手，只知道对玺光尊言听计从。尤其是时值日本战败之际，老百姓吃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愁明天。许多人为了弄到当天的粮食，挤进既不遮风又不挡雨、颠簸拥挤的列车，拼命地为采购粮食而东奔西走。再说列车上，一听说警察要搜查了，人们赶紧把"黑货"从车窗扔出去，然后纷纷跳车，拾起"黑货"再夺路而逃。可是，与拥挤不堪的车厢相连的"占领军专用"车厢里，那些驻军兵士们却悠闲自在地躺卧着。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根本不相信"重新作为活跃棋士"的日子会再来叩门。况且，周围的环境亦不可能让我旧梦重温。

   由于若尾先生办事得法，在与我商谈之前首先和玺光尊交涉，并成功地征得她的同意。据若尾先生后来告诉我，玺光尊对围棋一窍不通，但她考虑到我若在十盘棋中获胜，就能为玺宇大作宣传，因而才点头许诺。

   这就是战争风云消散之后，奉玺光尊之命，我第一次手握棋石重返棋坛的经过。

   鉴于非常时期，我提议限用时间采取一日终局制，桥本宇太郎八段也爽快地同意。双方还认为限用时间各为六小时为妙。但由于读卖新闻社觉得六小时不太尽兴，结果规定各为七小时，一日终局。对局费是每局每人一万日元，我那一份钱当然都被玺宇拿去敬"神"了。

   昭和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擂争十盘棋第一局，在位于世田谷区深泽的若尾鸿太郎先生的寓所拉开战幕。

   从第一局对弈的前日开始，玺光尊像是亲自作战一样，不遗余力，召集全体信徒为我的胜利而终日不停地祈祷。

   然而，尽管我肩负玺光尊的期待，全力以赴地面对棋盘，但是棋艺毕竟荒废了两年之多，这期间的空白形成了难以弥补的差距。因此，尽管此局我执黑先投，但还是任凭白棋随意调遣。结果我措手不及，胡里胡涂地败下阵来。

   第一局我毫无精采地表演，一败涂地。为此，围棋界的有关人士都有些失望，当年的吴清源哪里去了？还有人担心这次十盘棋弄不好会成为一边倒的胜负之争。其实，我自己不但不气馁，也无任何不安。因为我是奉玺光尊之命对弈。我强烈地感到：与其说是我败了，不如说是玺光尊败了。

   继第一局结束的三天之后，第二局又拉开了帷幕。

   玺宇那里，按玺光尊的吩咐，比第一局时召集了更多的信徒， 照旧从早到晚不停地为使我获胜而祈祷。对局前一天，玺光尊还声称要"将围棋取胜之法力"移入我身体，让我与她在同室睡觉。那一夜，奉命"神旁伴睡"的我，一想到若有失礼之举动，将会铸成大祸！于是，害得我不敢轻易地翻一下身，在根本无法人睡的状态下捱到了天明。

   翌日，睡眠不足的我揉着眼睛来到对局场，果然，比起第一局来，"再输可就不妙了"的声音在耳边回荡，激励着我奋起直追。不过开局后仍然看不出我的棋比第一局有起色，有几处该投的地方却没有落子，奕至中盘，看起来行将崩溃的白棋七零八落地散成几堆。不论是谁瞧上一眼都会认为我和白棋必败无疑，尽管如此山穷水尽，我仍从内心不断地发出激奋的呼喊："决不能输！"誓死也要负隅顽抗到底。玺宇那里，大家在我对局期间始终不停地祈祷了一整天。

   弈过中盘，绝对优势的桥本，落子开始有些失常。只见我那即将崩溃、散乱不整的白棋，个个如枯木逢春，奇迹般地全部活净，盘面也逐渐变得细微起来了，到后来终于转化成胜败不明的局势。争大官子时，桥本不慎继续出现缓着，最后，我终于将乾坤倒转，侥幸获得一目胜。

  担任这盘棋解说的是濑越先生。局后，"桥本简直是异常。这样好的棋要是再输掉，马上给我赶出门去！"濑越师傅如此痛心地叹道。有关此局，桥本宇太郎回顾时说："到中盘已看出我为必胜。但是刚过中盘，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坏，精神上失去了集中力。看来输的原因只能是精神失常。"黑棋失常，此事确实不可思议，后来，社会上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到桥本先生该落子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阵阵鼓声，妨碍了他继续思考。还有人甚至这样说：当桥本先生思考时，蜘蛛就从房顶上垂落下来，倒挂在他的眼前……。总之，这些说法一传十、十传百、神乎其神。诚然，对于胜负，人们的理智仍有难以驾驭的地方。我觉得：是我那死不认输的执著之心与銮字众徒的祈祷声援，使得桥本先生落子时乱了手脚。对此，我想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第三局，于九月在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的寓所进行。这一局我执黑先投，并且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顺风得手取得大胜。不过，第三局以后，玺光尊突然对十盘棋丧失了兴趣。其原因也许是没有收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因此，为使人获胜的祈祷不再举行，对十盘棋对局的日程安排也不再给以考虑和方便。现在回想起来，我置身玺宇，在戒律森严、各种意外事件接连发生的日子里，能够顺利圆满地将十盘棋弈完，实在是一生中令我深感自豪之举。

   那时我非常遵守教规，对局前步出玺宇，对局中从不与"俗人"交际。一到午休时刻，迅速躲进自己的休息室，避免与他人闲聊。对局一结束，起身告辞即返，从不参加局后的研究会，所以，有关棋界的形势与世情变幻，我照旧一概不知，犹如与世隔绝的山林隐士。

   其实，那时棋界的有关人士们见我身为玺宇信徒、整日为玺光尊尽忠效力，感到十分担忧，大家都热情地希望我早日摆脱玺光尊的统治。可惜由于我总是躲避众人，再者许多人也唯恐劝说无效，反遭嫌怨，因而无人自告奋勇地出来当面规劝我。据说当时安永先生曾讲过："欲使吴先生摆脱玺光尊，除了将他彻底地打败而别无良策。"此话的意思很明显：我一输棋，便会声望大跌；玺光尊也不会觉得我有利用价值了。这样一来，我与玺光尊势必不分自离。

   第四局在九月里进行，对局场远在京都的南禅寺。此局我执白棋，并且奕出了许久未用的对角线上的两个三三。后来棋势发展为双方竟进中腹，但由于白棋占了主动，终于又克一城，获得六目胜。

   第五局也安排在京都对弈。由于桥本身体欠佳，毫无精采表演，白棋在131手时只得中盘认输。此局于当日傍晚前及早结束，桥本的"消费时间"为三小时十二分；而我只用了一小时零二十五分钟。这是我所有擂争十盘棋里最早终局的一盘。至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形势十分有利。

   第六局以后的对局，为了静等桥本宇太郎身体状况恢复，暂且延期举行。但实际上，因玺光尊只顾她自己活动日程的方便，使第六局赛期总得不到确定。因此一直拖了半年以上，我才终于能够稳坐盘前打第六局。

丧失国籍

   如前所述，我栖身玺宇的日子里既不读报，也不听广播，对世情变幻早已悲观厌弃。因此，就连对桥本宇太郎的擂争十盘淇，报纸上是如问报导的都全然个晓。最近查阅了一下当时的报纸，见第一局的前夕刊登过这样一篇报导："（前略）这是吴氏恢复了中国人身份之后的第一盘比赛。吴氏将以此为契机，返回中国，召集中国棋士，亲自挂帅，然后率帅再次东渡日本进行亲善对局、，所以说此次对局乃吴氏伟大事业即将展现于眼前的第一盘棋、，经此一战，倘若桥本（宇）八段败下阵来，那么'天下第一人'的世界最高称号将越海失落到中国去也；相反，桥本八段若不负众望将此金冠固守国中，那么吴氏将手持何物来作'凯旋厚礼'呢？总之，此战系天下之安危，双人对每一局都轻易势力，失落不得！"

   另外，还援引了一段所谓我的"谈话"："（前略）不久我就要回中国去了。围棋在世界的东方发祥，并成为历史悠久的思想艺术领地之一。我要将这一古老灿烂的艺术带回去，继续为促进两民族的和平而贡献微力。为此，我有个小小的打算，我想将大陆的那边的棋客如顾水如、刘昌华、魏海鸿等先生，以及其他著名的棋手们都网罗起来，带他们到日本来交流棋艺，共促日中亲善。并且，我想今后这一切活动还要仰仗读卖新闻社的大力支持。"

   毫无疑问，我恨本不曾对新闻社这样讲过。再者，什么我要回国、作为中国棋士要与日本淇士进行亲善对局等事情，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后来我才知道，难怪当我与玺宇诀别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遭到过许多人的误会与指责。"吴清源在日本受到那般良好的照顾，可是，日本一成为战败国，他却急急忙忙地恢复了中国籍。他可真是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如此中伤，祸恨原来在报纸上，无论是谁读了那篇报道都会那样错 怪于找。不过，对天起誓，我光明正大，问心无愧。

   昭和二十一年入夏之前，有4个自称为"中国代表团"和华侨的人，到我起居的地方--玺宇来访。不知他门与玺光尊谈了些什么，谈话结束后，其中一位对我说："请随我来。"就这样我茫然尾随而去，准知竟来到了杉并区官署。我一个人进了门口的一间房子，在里边稍候。当时，为何带我来区官署，我既没追问，他们也未曾提及。不过，我还是猜到了八九分：这是为取消我的日本国籍来区官署办手续！

   嗣后，于昭和二十六年，在办理恢复我妻子的国籍时，终于通过律师了解到当初取消我的国籍的详细经过。据律师的调查，当时区官署的知情人说：中国占领军方面的人一来到区官署，就让将吴清源及夫人的户籍交出，对二人的日本国籍不问青红皂白一笔勾掉了。

   我和妻子原以为丧失了日本国籍之后，还可以取得中国国籍，谁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妻子后来只得风雨飘零，有国难投；我比她稍强些，在与桥本的擂争十盘棋第一局前夕，得到一本中国人临时护照。然面好景不长，一听说我第一局惨败，"你小子陷进怪诞宗教里执迷不悟，如此重大的棋赛却吊儿郎当地输掉了，简直是个没用的家伙。"一顿责骂之后，我的临时护照又被没收回去了。就这样，我和妻子双双成为无国籍的"国际游民"。

   日本战败后，当时中国的"驻日占领军"是蒋介石总统率领下的国民政府军。在中国大陆，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的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二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展开了内战。我想，可能由于中国的驻日占领军也受国内动乱形势的影响而意见分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怪对我的国籍问题既无人过问，更拿不出统一的方针政策。

   据可靠消息说，中国方面确实有一部分人极力主张给我恢复中国国籍，并将我作为"为日效劳者"而强行遣返。在此基础上，对我施行思想上的再教育，使我对中国围棋的发展作出贡献。

   昭和十六年（1942），以濑越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亲善围棋交流团"访问了中国，我是代表之一。同行的桥本宇太郎事后曾告诉我说，我们住的饭店旁边贴着题为"吴清源是文化汉奸"的宣传漫画，画中我那肖象的脖子上还挂着赏金。

   虽然我生性满不在乎，对此根本没注意到，然而，据说每次我离开饭店外出时，都有日本人的保镖暗中尾随身后。

   总之，我无国籍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两年。昭和二十四年，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不久便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我们马上在横滨的"中国领事馆"办理手续，取得了"中华民国"的国籍，终于领到一本旅日华人的护照。我妻子那时也是无国籍者。昭和二十七年（1952），我们应邀去台湾时，委托律师将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据理陈述，终于使她恢复了日本国籍。

   大哥吴浣因其作为"满州国外交官"而效过力，所以在日本战败的同时偕同母亲和妹妹一起，比国民党政府还捷足先登地到了台湾。

   据说天津的二哥吴炎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抗日前线上成为一名军官，与日军浴血奋战。战争结束后，在"国共合作"的时期，他曾在河北省的重镇邯郸担任过某司令官的秘书。后来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出搜捕共产党员的手令，但他所在师团的干部开会决议拒绝执行蒋的命令。因此，避免了一场火并，于大搜捕中幸免。谁知后来他还是因有人告密而被捕。双脚锁着沉重的铁镣，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被关押了半年之久。据说那半年之内他早就横下了一死的决心。后来，幸好他大难不死，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营救出来了。然而，自那以后，只要天气一冷，戴过 镣铐的双脚就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