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持续了多年的宋夏战争在军事层面已经停战，进入了磋商和谈阶段，虽然距离具体的和议达成还有一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战争过去，宋仁宗和他的大臣们都松了一大口气，觉得有望恢复战前的宁静。然而，到了这年五月，京东安抚司递交的一份报告却打破了他们的梦想，在报告中负责官员提到，“本路捉贼虎翼卒”王伦等人，杀“巡检使朱进”。 如果只看报告，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与其说是一场暴动，不如说是一场闹剧：领导者王伦是一名普通士兵，而他杀官造反整个过程，也不过就是因为积怨杀了自己上司，一个位阶不过七品的小官。规模更是小得可怜：起事时的参与者拢共加起来也不过50人，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仅裹挟了200到300人。搁在其他任何一个盛世王朝，这甚至都不算是一场值得朝廷认真应对的造反，大概率也就是上报到当地郡守主管一级，调动几支本地武装就能了事。 然而在北宋仁宗朝，这种小规模暴动却有着不同的画风：就凭着手里的四五十人，王伦居然先是占领沂州，然后一度北上攻密、青两州（今山东诸城、益都），转又乘虚南下，攻泗州（今江苏盱眙）渡过淮河，先后攻入楚州（今江苏淮安）、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泰州及高邮军。等到了高邮之时，王伦已是公开身穿黄衫，手下均面刺“天降捷圣指挥”，演变成了一场让朝廷再也无法忽略的反政府叛乱。直到七月，这伙人才在和州（今安徽和县）采石矶被下了大力气的朝廷剿灭。 仅仅凭借几十个人，王伦就能“暴起京东，转攻淮甸，横行千里，旁若无人”（《论京西贼事劄子》欧阳修），如果这事发生在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乱世，倒也没什么稀奇，但出现在被后人颂扬为“清平治世”的北宋仁宗朝，就多少让人觉得尴尬了。然而王伦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八九年间，在北宋的境内各种叛乱和民变层出不穷，几乎贯穿了宋仁宗所有剩下的统治时间，给这个外表光鲜的时代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变乱中的闹剧 颟顸的地方官 在北宋为背景的小说《水浒传》中，七个好汉组织起来就可以劫掠生辰纲，几十名英雄组织起来就可以打破州城劫法场。后人多把这些情节视为艺术夸张：毕竟从明清以降，只要是个稍微靠谱的朝廷都不会让盗贼如此横行。但在北宋，这还真不好说到底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还是一种魔幻的现实，即便是在国家鼎盛的仁宗朝，各地盗贼横行的方式都已突破了常人所能想象的底线。 在王伦之变中，叛军凭借几十个人就横行千里，如果说他们个个都是飞檐走壁的悍匪，人均战力相当于李逵，四处流窜让当地措手不及这倒也罢了，然而真相却十分打朝廷的脸，据当时担任谏官的欧阳修通过和江、淮官员面谈了解到，这伙叛军能转斗千里，并不是自己战力过人，而是因为各处地方无能： “臣窃见王伦所过楚、泰等州，知县、县尉、巡检等并不斗敌，却赴王伦茶酒，致被夺却衣甲……” “臣闻昨来江、淮官吏，或敛物献送，或望贼奔迎，或献兵甲，或同饮宴……” 
平心而论，仁宗庆历年间盗贼蜂涌，地方官吏对其束手无策的原因众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北宋厉行的强干弱枝国策。赵匡胤平定天下之后，除了对地方“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之外，还对江淮、荆湖、两浙等地城防进行了大规模削弱，这种既定政策一直延续，到了后来甚至有人提议加强地方城防都会被视为“妄言”。结果到了仁宗朝时，富弼发现整个江浙荆淮湖广诸路都是处处无军，城垒不修，十来个人拿着锄头木棒造反，就有可能“尽杀守令，开府库”；而宋夏战争爆发之后，朝廷更是抽调兵力，使得“四方蕃郡，兵伍绝少……皆厮役羸卒”，因此“贼一经过，六亲不能相保……每郡无兵，各不自保”。京西路的金州，在庆历三年时全城甚至仅有士兵24人！ 在这种大环境下，要让承平日久的地方政府仓促上阵，抵抗盗贼，也未免是有点强人所难，“不斗敌”策略也不是太难理解，但地方官赴反贼酒会，致使装备武器被趁机夺走之事，就让朝廷颜面无存，实在难以接受了。然而，让仁宗君臣更为无语的是，这种地方官吏“跪舔”反贼盗寇已经成为当时的流行操作，将那些关起门“不斗敌”的官吏都衬托成了优等生：就在王伦转斗千里同时，另一伙以张海为首的反贼抵达邓州，“顺阳县令李正己用鼓乐迎贼入县饮宴，留贼宿于县厅，恣其劫掠”。而池州、解州、邓州、南京（今河南商丘）等处的盗贼，“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 官员不敢斗敌，也许只是实力问题，但是公然逢迎盗贼，甚至一个赛一个地在招待规格上上档次，简直就是在搞笑了。 皇帝宽厚的副作用 玩忽职守才是最佳选择 但话说回来，仁宗朝这种官场作风也不是突然形成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北宋吏治发展的必然。 宋朝优待士大夫，而为了向士大夫提供明确的官场晋升通道，在管理选拔制度上，很自然地就倾向于不择贤愚，“一例差拨”的论资排辈用人制度。往好了说，这种制度公开公平，让大家利益均沾，至少可以部分阻止提拔中的徇私舞弊。仁宗亲政初期，范仲淹就为他专门制作了一张表格，详细标明了官员升迁路径，以此提醒皇帝注意哪些是正常升迁，哪些可能是越级提拔，免得被宰相吕夷简忽悠提拔私人。然而，这种制度在保证整个士大夫阶层利益平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在官场营造出上下纵容、龌龊廉谨的苟禄偷安风气——反正只要不犯错，迟早都会轮到自己，那么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墨守成规、不越雷池一步，也自然成为当时官员的最佳策略。 
论资排辈的提拔方式，使得官员缺乏有作为的进取心，而另一方面，赵祯自己最受士大夫推崇的宽容，又直接成为当时官员玩忽职守的重大诱因。 真相就是如此简单：正是因为仁宗本人对臣下的宽容已经近乎无原则，使得朝廷在实质上豁免了各级官员的责任，这些官员自然也不把职责当回事。庆历年间，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就成为许多实力薄弱的地方官员必然选择：盗贼进入辖区后，如果他们出兵征讨，就有失败身亡的风险；而如果选择不出兵，无非就是日后皇帝和朝廷追究绥靖之责，但这却未必有多糟糕，说不定打通一下关节还能蒙混过去，两相权衡，当然讨好盗贼、礼送出境才是最佳策略——后来事态发展表明，他们赌对了。 风起云涌的变乱 未能远谋的士大夫之治 事实胜过雄辩，如果有人生活在庆历时北宋，只要稍微面对现实，就立即会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造反叛乱给吓一跳。光是庆历三年，就先有欧阳修向皇帝报告说： “王伦、张海等相继而起，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五六路二三十州、军，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而“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纵使官兵追及，亦其胜负未知。” 担任右正言的余靖也报告说： “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入。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人户……” “陕西、京西、京东、淮南、荆湖等路，各有群贼，大者数百人，小者三五十人……官吏罢软，望风畏惧。” 除此之外，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一带）军校邵兴、湖南桂阳监的少数民族群体、广西宜州的区希范也在这一两年陆续举起了反旗。 虽然这些变乱的规模烈度不等，持续时间也各有长短，但爆发得如此频繁，活动如此猖獗的事实本身就已告诉世人，仁宗的“全盛之世”到底有多少成色。不过，让人更感到迷惑的是当时北宋统治上层对这些叛乱反应，他们似乎对变乱毫无心理准备，总是觉得变乱都是“起自仓卒，结为巨盗……郡邑不能制御”（包拯《请除京东盗贼劄》）。但这种结论显然和人们常识不太吻合：在封建时代，造反作乱明明是一件天大之事，是人都知道等闲做不得，那么为何在仁宗朝会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亡命之徒，没头没脑地仓卒之间就决定要造反？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这些变乱从不是什么“起自仓卒”，是以宋仁宗为代表的上层一味讲究宽厚包容，纵容官僚阶层玩忽职守，享有特权所带来的恶果。此时的北宋官僚治理地方拖沓疲软，许多矛盾就此被各级地方长期掩盖。只有到了矛盾最终激化不可收拾，上面才会惊觉突然发生变乱。以仁宗时代频频发生兵变为例，这就好比东京汴梁某主管单位某天突然收到报告称，贼配军林冲怙恶不悛，一把大火烧了大军草料场，杀了管营、差拨以及东京公干军官，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后落草为寇云云。如果人们只看官僚士大夫的记载，自然就会感觉一头雾水，不明白好端端的，林冲为何就没头没脑“仓卒”发动变乱；但如果后人看过《水浒传》中的叙事，真正从社会底层了解林冲这种低下级军官的苦衷，那就不会感觉逼上梁山有什么问题了。 实际上，由于北宋采取抑军的国策，使得军士地位不高，基层官兵在遇到问题时，即使通过正常渠道向本军都部署、转运使、提刑司等上级主管申诉，往往都很难得到公正的解决，更不用说在仁宗朝这种拖沓疲软的官场风气之下，普通士兵想要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得有多难。庆历初，河东实行币制改革，想要推行铁钱法，引起辖区内士兵的不满，打算“扣府欲诉”，结果官府连出面对话的勇气都没有，“闭门不纳”，差点引发动乱。既然正常渠道求告无门，矛盾又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士兵也只能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提出诉求了。因此，仁宗庆历后，官僚们常常惊愕地发现，底层士兵“小不如意，便谋集结”，兵变次数激增。 
行政官员无所作为，坐视一些小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最终酿成造反事件，这是仁宗时代官场普遍现象之一。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仁宗对士大夫无原则的优容，缺乏惩治，也让其中一些官员有恃无恐，在地方上胡来最终激出叛乱。庆历三年九月爆发的湖南桂阳监之乱，就是这种典型案例。桂阳监所辖地区本来就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情况复杂。当地主管官员不仅不加强治理，反而加重盘剥，湖南转运使王逵在任时，苛政暴敛，逼得山下居民“苦于诛求，逃入蛮洞”，已经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到庆历三年初，荆湖南提点刑狱公事卲饰为了制止当地私盐走私，派兵清剿，不仅以残酷手段处死了私盐贩子黄捉鬼，还严令“近山人户不得耕种及烧拆屋宇，起遣入城居住”，致使“人户失业，亡入贼中”。到了九月，唐和、盘知谅、邓文志率少数民族起义，杀死了巡检李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叛乱就此拉开了序幕。 
桂阳监当地情况复杂，变乱直接诱因又涉及宋朝盐业制度，本来就是一个繁剧之地，主管官员小心翼翼尚且来不及，哪里是仁宗朝普通的官僚所能应付得了的？激出这种变乱概率极大。但话说回来，整个官场风气如此，换个地方也不会变好，这些仁宗朝地方官员在没有事情的情况下，也能通过官僚作风如何搞出事情：广西宜州的区希范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小头目。本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宋粉，主动替朝廷出力攻打安化州“叛蛮”，结果事平之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搞不懂大宋官场弯弯绕绕的区希范，还是对朝廷充满信心，跑去直接敲登闻鼓要求落实政策，结果被朝廷敷衍回广西本地，交给直管上司冯伸己处置。处置结果自然是区希范应该被惩罚，区希范一怒之下带着全族造反，酿成广西好几州一度沦陷的大变乱。 在这些层出不穷的造反案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仁宗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另外一面，对下颟顸专横，对上得过且过，“常有后时之失，又无虑远之谋。患到目前，方始仓忙而失措；事才过后，已却弛慢而因循”。仁宗朝这种不可救药的官僚习气，对生活在此时的下层人会带来多大的痛苦，也就不问可知。当时出现的频繁变乱，恐怕正是这些沉默底层民众对仁宗盛世的一种无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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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8-12 00: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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