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定远：1939年刘少奇发展华中起航的地方

老八路

1939年11月底，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兼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来到安徽定远湾杨村，深入皖东敌后，组织民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为党和军队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领袖刘少奇：41岁勋建华中，功在抗日，福佑人民；三年后，44岁晋升中央决策层；二十年后，61岁当选为国家主席；二十五年后，66岁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如同在刘少奇来定远前586年——“元至正十三年春”（1353年），25岁的钟离人朱元璋略地定远，收良将猛士，得谋士文臣；十五年后（洪武元年【1368年】），40岁建立大明帝国。刘少奇等战斗生活在定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定远漫长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来后人，不能淹没这段永载华夏千年的辉煌历史，更不能失去对光耀星空伟人的记忆。我们应当“继承先辈报国精神，弘扬历史爱国人文。”

临危受命入主中原，挺进皖东创建华中

1938年9月29日至l1月6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六届四中、五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业绩出众的北方局书记，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上，刘少奇被推选为主席团十二名成员之一，初次步入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序列。会议通过了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重申了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还根据当时的工作与形势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会议结束的第三天——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兹特决定：以胡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中央在通知中为保护刘少奇安全，隐匿其影响很大的真名，用了他的化名“胡服”。刘少奇临危受命，中央把“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托付给不满40岁的刘少奇同志。其主要任务就是，从荆棘丛生的华中敌后，打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把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变成同日寇血战的前沿阵地。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组建中原局领导机构通知的第十四天，——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已经迅速从延安到达了西安。之后，又到达河南渑池与确山的竹沟。12月30日，毛泽东、王稼祥电告彭雪枫：“少奇、理治、述申带六中全会文件及干部、电台等，已去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刘少奇在竹沟做了大量的工作后，中央来电通知，针对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要求刘少奇回延安开会，商议对策。1939年3月18日，刘少奇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今天起身回延安，中原局工作由理治代理。” 这是刘少奇一下中原。

1939年9月15日，刘少奇偕徐海东、刘瑞龙等四十多名军政干部，从延安出发，第二次去往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河南确山竹沟镇。

因形势复杂，中共中央报请蒋介石批准：徐海东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344旅少将旅长的身份，奉命去中原检查新四军工作。徐海东身着少将服，肩佩少将领章，率检查组出发。有着丰富白区斗争经验的刘少奇同志不便公开露面，于是，他依旧取用了1936年1月17日受中央派遣去北方局工作时使用的化名“胡服”，以徐海东的中校副官身份随行。其实，徐海东是调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随刘少奇一起赴华中工作的。尽管徐海东很不习惯，刘少奇却做得很自然，一路上给徐海东拿衣服，递文件，提帽子。他不断提醒徐海东:“要注意身份，这就像演戏，我俩要演好！”白天，徐海东当“首长”，刘少奇当“秘书”，拜会国民党将领与地方绅士，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积极做好统战工作；夜晚，刘少奇是首长，徐海东向他请教党的理论，学习研究抗战方针政策，战略战术，为他巡查岗哨，聆听动静，做好警戒，保护安全。9月25日，刘、徐一行到达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河南竹沟镇。1939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及河南干部三百多人，离开形势变化了的竹沟，向皖东敌后进发。

1939年11月4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安徽涡阳北部的新兴集，检查、指导豫皖苏边区工作，并向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政策，论述中央部署发展华中的重要任务。11月23日，刘少奇与徐海东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们已到涡阳，因天雨停住。为使路东工作之开展，刘瑞龙须去路东组织军政委员会，路东八路军部队须归彭雪枫指挥。因此，须再有一较强的干部来帮助雪枫”。11月下旬，在彭雪枫部队的护送下，刘少奇照顾着病重的徐海东，率中原局领导机关东渡淮河，经颍上，顺淮河，走正阳关、寿县、淮南至定远炉桥一线，深入华中敌后，到达皖东定远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德胜集和山黄村。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最初设在藕塘镇附近的三岔路口——定远县界牌集镇山黄村，东距藕塘镇约5千米处，东距四支队司令部南谯区施集镇太平集约15千米，西离新成立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地大桥乡安子集约10千米；指挥部后迁到安子集东约5千米的界牌集镇德胜集。此时，张云逸、罗炳辉、邓子恢、赖传珠等新四军领导人就住宿在大桥集西南约2千米，东离安子集约5千米的三官湾杨村。

原国务委员张劲夫与新四军老战士胡炜、李清泉回忆说：“
1939年6月，江北指挥部对部队整编，以第8团为基础扩编为5支队，罗炳辉任司令，郭树勋任政治委员。第4支队由张云逸、徐海东先后兼司令，戴季英任政治委员。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黄岩任政治委员。各地的游击大队、游击队也进行了相应整组。部队整编后，四支队在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地区开展活动。五支队在津浦路东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地区展开活动。江北游击纵队展开在无为、和县、含山地区活动。至此，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在皖东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

1939年11月下旬，刘少奇、徐海东率中原局机关抵达定远县藕塘镇西南山黄村，受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的热烈欢迎。随后，刘少奇入住在江北指挥部山黄村与第四支队司令部驻地太平集北的瓦屋薛村。他白天外出工作，夜晚有时在工作地点住宿。没多久，刘少奇就随江北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转移到定远藕塘根据地中心区大桥镇安子集一带，主要领导人刘少奇等入住到大桥镇西南约2千米的三官湾杨村，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比较安全。在此，刘少奇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刘少奇1939年12月在定远大桥留影》，身着灰布军装，头戴军帽，围着围巾，手抓厚厚的文件夹。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来到合肥北与青龙厂毗邻的新四军驻地白龙厂小刑岗，制止了“肃清高敬亭流毒斗争”，强调要大胆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数日后，刘少奇由吕清同志等护送至定远藕塘东南的太平集。

刘少奇到达皖东后，不顾行军辛劳和胃病不适，立即听取了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刘顺元等党政军领导人的汇报，向新四军干部、战士了解情况，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判原长江局书记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口号，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1939年12月上旬，刘少奇在大桥镇安子集召开部队和地方干部会议，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中要肃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影响，‘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建立根据地’的口号是错误的。替人家‘抬轿子’，帮人家整顿保甲，结果自己连立足之地也没有，被人家赶出来”。刘少奇尖锐地批评道：“我们连军阀都不如，军阀还有地盘观念，而我们却甘居别人的屋檐下，人家想什么时候赶你走，就什么时候赶你走。我们要深入敌后，向东发展，直到海边，建立大片的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向中央与项英报告：深深地感到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在领导思想中有原则的缺点，没有坚定而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在建军与精兵主义口号下，放松了发展。在统一战线中对同盟者顾虑太多，常不肯超出同盟者意志之外去行动和发展，因此，放弃了许多机会。最近的部队是缩小了，有枪无人背，每连五六十人至七八十人。创立根据地的思想弱，不具体了解，没有用心去进行地方工作和解决部队的给养，因此，部队相当建立每月虽有数万之津贴，仍是很困难。”

刘少奇住在定远大桥湾杨村，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已经了解到，此时的江南新四军部队实际处于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形势之下,江北的新四军来自各个方面,各有各的发展想法,有的主张向北,有的主张向西,有的主张过江向南。新四军选择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于是，刘少奇决定于1939年12月中旬，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之后，又召开了中原局第二、三次会议；对于树立江北新四军和党内干部的抗战思想，迅速扭转皖东抗战被动局面，掀起皖东乃至华中敌后抗战新高潮起着重要的作用。

1939年12月中旬，在安徽定远与滁县交界的山村瓦屋薛村（今属南谯区章广镇），新四军四支队防区内，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华中在皖东的军政领导人，有张云逸、郑位三、邓子恢、徐海东、郭述申、李世农、刘顺元、戴季英等人。刘少奇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关于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方针，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冲破顽军阻挠，实现中共中央东进的意图。会上，刘少奇提出了“东进，东进，再东进”的口号，认为“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批评了新四军内部存在的向西、向北、向南（以项英为代表）发展的三种错误主张。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党在皖东地区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本方针，明确提出了“大力向东,发展苏北”的战略方针。徐海东回忆说：“第一次中原局会议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滁县、定远交界处瓦屋薛村召开的。会上宣布我、张云逸为中原局委员。少奇同志分析了新四军存在的问题：方向不明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失去原则，没有抗日根据地等。会议批评了右倾错误，布置了华中的工作，解决了组织问题，确定了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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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12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提出关于目前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意见：在武汉失守前后，我们已经失去了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在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一)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二)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地区；(三)江苏北部。苏北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目前，依靠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活动地区向苏北发展有困难，而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张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

1940年1月下旬，在定远县永宁集东4千米处的山黄村，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原局第二次会议，有华中党政军中、高级干部（主要是在皖东的）参加会议。会上刘少奇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确定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决定对廖磊、韩德勤区别对待。”（徐海东回忆录）。会议强调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任务，强调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与民主政权、发展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与迫切性。经过刘少奇的分析论证，耐心解释，解决了许多干部内心存在的需要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原局、江北指挥部和第四、五支队的领导干部统一了思想。

邓子恢后来回忆刘少奇在皖东定远工作时说：“少奇同志与项英同志完全不同，他一来皖东，立即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少奇同志指出，有一部分同志对发展武装力量认识不够，不知道要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统一战线才有保障。革命的兵要招，革命的马要买，必须积极地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问题，少奇同志也作了许多通俗解释。他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根据会议精神，1940年2月7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940年2月下旬，中原局第三次会议在定远县大桥集中原局与江北指挥部领导驻地——湾杨村召开，有华中党政军中、高级领导人（主要是在皖东的）参加了会议。邓子恢记得刘少奇在会议上说：“顽固派如果向我军武装进攻，我们就必须自卫，坚决击退他们的进攻！……统一战线既然包括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磨擦，只有坚决反磨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统一战线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应该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来确定应该强调哪一面，也就是既要有理有利，又要有节。”

徐海东回忆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反磨擦方针，决定对北（韩德勤部）取攻势，对南（桂系军队）取守势，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会议确定新四军自卫反磨擦方针，强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团结又斗争方针，以求自我生存发展。会议强调指出只有坚持反磨擦斗争，我们的根据地才能不断巩固发展。邓子恢在回忆刘少奇在中原局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时说：“少奇同志指出，磨擦不可避免，要立刻准备反磨擦。他说，顽固派如果向我军武装进攻，我们就必须坚决自卫！坚决击退他们的进攻！”刘少奇这些针对当时实际斗争的论述，有力地统一了华中地区党内的认识。

指挥抗日反“扫荡”战役，保卫新生红色根据地

1939年12月中旬，刘少奇与徐海东等领导到定远藕塘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不久，侵华日军向皖东地区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扫荡”。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部，由南京、明光、蚌埠等处出动2000余兵力，开到滁县、全椒等地，分三路向皖东新四军第四、五支队驻地进攻。其中一路滁县日伪军400余名，从滁县的珠龙桥、官庄、施家集侵犯周家岗。驻古河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李本一不战而逃。12月19日夜，日军侵占了新四军路西根据地的前哨周家岗，逼近皖东根据地的中心藕塘地区。

据新四军老战士陈祥回忆，徐海东根据敌情和刘少奇、张云逸关于“避敌锋芒，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出敌不意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打击，以缩小‘扫荡’范围，缩短‘扫荡’时间，减少人民的损失”的指示，指挥四支队同日军展开激战。新四军四支队第七、第九两个团在刘少奇与司令员、抗日名将徐海东指挥下，从12月21日开始，经过与日伪军三个昼夜激战，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毙、伤、俘敌160余人，击毙日军中队长毛高千穗，取得了皖东第一次反“扫荡”重大胜利。新四军在收复古河镇、周家岗、复兴集和大马厂后，为了团结国民党桂系军队共同抗日，主动把古河镇阵地交还给李本一部。

张劲夫、胡炜、李清泉回忆说：“我军在皖东地区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和桂系顽军的恐慌，他们加紧限制我军发展。从日伪军方面看，1939年2月，巢县的日伪军袭击我第8团。4、5月份，明光的日伪军袭扰我殷家涧、施家集地区，被我击退，共毙、伤敌100余人。11月下旬，巢县、滁县日伪军2000余人分三路‘扫荡’我周家岗地区，徐海东兼司令带病指挥第7、9团与敌激战，三天毙、伤敌160余人，俘获日军小队长1人。从全椒出发的桂顽敌人不战而逃。为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我主动将已占领的古河交还桂顽。战后徐海东司令在作战斗总结报告时，口吐鲜血晕倒，一代名将从此一病不起。在路东，滁县日伪军两次袭占来安县城，明光的日伪军袭击我嘉山地区，六合、天长的日伪军也频频袭扰，均被我击退。”

周家岗反日军“扫荡”战斗，是刘少奇赴皖东领导新四军对敌作战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打开了新四军皖东抗战的新局面，新四军赢得了皖东人民群众的称赞、爱戴与信赖，使新四军在津浦路西根据地藕塘站稳了脚，扎下了根，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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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定远与半塔战役，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

张劲夫、胡炜、李清泉回忆说：“1939年起，桂系顽军即贯彻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方针，制造摩擦，令其控制的政权机关不准为我军筹集粮款，逮捕我地方党干部和进步人士。1939年5月，桂顽将我巢县抗日游击大队一个连包围缴械。1940年2月21日，张云逸指挥的妻子韩碧同志和长子竟被桂顽保8团扣押在无为襄安镇。江北游击纵队宣传科长田丰前往交涉放人，竟被活埋。”

1940年2月26日，侵华日军千余人，侵占了定远城东北30多千米处，南距藕塘约25千米的定远水陆交通重镇三和集。驻皖国民党桂系军队趁机以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向新四军中心区藕塘的大桥一带发动进攻，对新四军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形成包围之势。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和挑衅，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等决定，先集中主力于定远，反击对新四军威胁较大的国民党桂系军队，以此巩固津浦路西根据地；然后再挥师东进来安，击退韩德勤部的进攻。在战术上，采取跳出包围圈，以攻为守，先发制人，通过攻打定远县城，引国民党十二游击纵队走出工事，在运动中给以歼灭，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合击新四军的阴谋。

1940年3月初，桂系李品仙（时任安徽省主席）召开干部会议，决定集中兵力袭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司令部。他们借口派一个游击大队党务主任委员李春初，率领1000多人的武装路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司令部门前；另有二路人马也同时逼近。刘少奇等看出李春初所走路线不对，拒绝他通过。此时皖东专员李本一率领第一三八师一部的六个团1000多人已经到皖东拱园，皖北行署主任兼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二纵队司令颜仁毅率3000余人从西逼近大桥镇，定远县长吴子长也率近600人从北边开过来。3月8日，三股顽固派势力已经完成会合，皖东上空战云密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所难免。

3月6日，刘少奇在大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大会上作了反顽斗争动员讲话：“军队嘛，就要打仗！人家来打你，你也要打人家。有些人不这样想，等人家打上门来，就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这是被动挨打的观点。能搞几个根据地，不比打游击好么？一旦国民党投降，磨擦仗打起来了，我们就没有根据地，力量又比他们小，不能克服投降派，也谈不上抗日，那还有什么游击可打呢？”

刘少奇在电报中央时道，磨擦大战在即，第四、五支队的“军事指挥成问题。徐海东肺病已过三期，完全不能动。张云逸现又打疟病。在另外一些干部中团结还有问题。部队机关组织不健全，一到紧张时弱点均暴露，电台联系不到。”在这个紧要关头，长期从事工会运动和白去党政工作的刘少奇，开始他第一次直接置身战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3月7日，刘少奇急电正在凤阳县红心铺整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十四团团长谭希林和政委李世焱，到大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来商议反击作战事宜。刘少奇对谭希林说：“现在敌人向我们进攻了。这次磨擦是顽固派挑起来的，非打不可。如何打，要研究一下。仗一定要打好，要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你们打了胜仗，我们就有理可讲……”随后，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赖传珠等军政领导同十四团的谭希林、李世焱商定了攻打定远城的方案。

3月11日，李本一部占领枢吞家岗阵地，连日捕杀新四军干部和家属百余人，手段十分残酷。局势发展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刘少奇急调驻津浦路东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和苏皖支队陶勇部，驰援路西，支援第四支队作战。对付顽军的突然袭击和在危急情况下，刘少奇也善于运用“围魏救赵”的战法。桂顽军以5000多人从南、北、西三路合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大桥镇。这时大桥镇内仅有守军一个特务营。刘少奇和张云逸一方面命令留守特务营抢占池河东岸有利地形，修筑坚固工事，坚守待援，布置四、五支队主力对付西、南进犯之敌；同时，派干部连夜动员群众，在顽军开来之时，佯装不知是来进攻新四军的，故意锣鼓齐鸣欢迎国民党军与新四军团结抗日；再急调四支队十四团来攻打顽军颜仁毅部巢穴定远县城，调动颜回师北返。

这场战斗从3月12日凌晨开始，四支队十四团到达定远城时候，驻守城中的敌人一个大队见新四军兵力强大，未作抵抗就缴了械。十四团迅速占领了四个城门，缴获轻机枪数挺，步枪二百多支，且无一人伤亡。敌县长见事不妙，化妆逃跑。十四团于3月12日下午5时成功地攻占了定远县城后，回师北调迎击敌人。3月13日，刘少奇与张云逸、郑位三致电皖东各部队、游击队负责同志：“皖东顽固势力已向我作大规模之武装进攻，我若不肃清皖东顽固武装，即不能在皖东存在。现在我已占领定远城并向皖北行署武装进攻，斗争已进入紧急关头。我应不顾一切的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伪政权，坚决建立进步的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加紧影响和争取顽固派军队中的长官与士兵，并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尽可能中立他们。刘少奇把政治家的胆识与灵活斗争策略运用到军事指挥上来，在张云逸、郑位三、徐海东、罗炳辉、邓子恢、赖传珠等同志协助下，制定了对付各路国民党武装的不同策略。

随后经过定远城南12千米处的高塘铺与定远城西北40千米处的松树刘战斗，到3月17日下午6时，定远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国民党军及地方武装被我新四军毙、伤、俘共3000余人；缴获步枪1100余支，轻重机枪23挺，短枪57支，电话机两部，电台1部，各种子弹2万余发。新四军仅受伤61人，牺牲5人，彻底粉碎桂军在路西发动的进攻。

3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同志，指出：“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现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

就在新四军攻打下定远县城的3月12日当天夜里，刘少奇与郑位三（中原局委员、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彭康（路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等领导商议，委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同志出任定远县县长。魏文伯后来回忆说：“一天夜间，刘少奇的秘书刘彬同志找到永宁集通知我说：‘让你去做官。’我随他到少奇同志的住地，已是夜里两点钟了，郑位三、彭康也在。少奇同志对我说，我军已解放了定城，国民党县长吴子常逃跑了，我们决定成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派你去当县长。接着讲了三点要求：一是革命就是要夺取政权，我们夺取了；二是全面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救国，要团结群众，武装群众；三是抓好税收，同时取消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要征粮，保证军政人员的给养。少奇同志找我谈话大约谈了半个钟头。接着，郑位三同志和我坐在房中的稻草地上继续谈话，一直谈到天亮。我们第二天立即进了定远县城。路西省委领导彭康同志亲自进城住过一段时间，并作政府建设具体指示。3月17日在定远城，我们举行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会议开了三天，圆满结束。”

1940年3月12日，在华中敌后，在刘少奇亲自指挥下，打下了一个“家”——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华中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第一次树立起县级抗日民主政府的伟大旗帜。

自皖东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3月15日，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3月下旬，凤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6月，全椒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0年3月24日，刘少奇致电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石专员与你们谈判行政问题时，应在和平空气、合作态度上谈，但我在行政问题上不应有所让步，相反还应要求石改变作法，实行我民主政府的一切办法，承认我委之民主县长、区乡长等。”“我们在军事斗争上要严守自卫原则，但我在政治斗争上、在群众运动上，不能只是防御，而必须采取攻势。”

就在国民党顽固派李本一率部进攻定远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西调，路东地区空虚之时，驻军津浦路东段的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纠集6个团，约一万多人的兵力，于3月19日向半塔集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发起进攻。韩德勤趁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在津浦路西作战、路东地区空虚之机，调集万余人的兵力向以安徽盱眙半塔集(今属来安)为中心的新四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3月22日，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示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3月23日，刘少奇同张云逸、郑位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在韩德勤和桂军的东西两面夹击下，新四军被迫不得不以全力应付武装冲突，现拟以主力移津浦路东，首先稳定并巩固路东阵地。”五支队及武装起来的机关人员约2000人固守阵地。刘少奇与江北指挥部当即决定将路西反击刚刚获胜的主力移往路东，首先稳定与巩固路东。他还命令鄂东李先念等部在立煌一带停止同李品仙部的冲突，造成同桂军的和缓气氛。同时命令在路东的邓子恢、郭述申、张劲夫等人“固守待援”。经过八昼夜激战，打退了韩德勤部十多次进攻。3月28日，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和第四支队第七团回师路东半塔集。刘少奇通过陈毅急调已渡江北上、在苏北江都一带活动的新四军叶飞部挺进纵队，抢渡运河西援，在江苏六合境内重创韩德勤主力独立旅。在新四军东西援军进逼下，韩德勤只好仓皇北撤，半塔集之围随后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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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新四军乘胜追击韩军，最终把他们驱逐到准河北岸，本次战役共毙、俘敌2500余人。刘少奇指挥的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创造了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卫战的成功战例。陈毅同志对半塔集保卫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定远自卫反击战和来安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建立了皖东比较稳固的以定远藕塘和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同时，也隔断了苏北韩德勤部与皖西李品仙部的防区联系，使韩部在苏北处于孤立无援状态，为日后新四军向苏北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战略基础。这二次战役的胜利，也壮大了江北新四军的实力，从1939年11月底到1940年4月初，刘少奇到定远主持皖东党政军工作的四个月中，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兵力由原来的7000人，增长到15000多人，地方武装发展到近10000人，不脱产的人民自卫军发展到近10万人。

定远自卫反击战和半塔保卫战的胜利，也充分地展现了被称为“刘九书柜”、善学博学的刘少奇同志，虽然1916年考取湖南讲武堂只学过8个月的军事，1921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只学过9个月的政治、军事，1922年春回国后一直在白区从事工会和党政工作，但他却具有卓越的协调大战役指挥作战的能力。因此，也大大提高了刘少奇同志在党内外的威信和影响力。

皖东地区反磨擦战役胜利后，1940年3月29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皖东反磨擦斗争的情况与部署：“定远、风阳、滁县的反共武装已完全被肃清，下层行政机构在改造中，但李本一的势力大部未击溃，正筑工事固守待援。我们决心消灭与驱逐韩德勤部，控制淮河一段，保持与淮北的联络。我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即去津浦路东指挥。”4月1日，刘少奇与张云逸、赖传珠等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离开定远藕塘根据地，离开大桥镇湾杨村驻地，经定远岱山铺、滁县曲亭、盈福寺去津浦路东。4月4日，在嘉山县张八岭附近越过津浦铁路，到达来安县复兴集。4月5日，到达盱眙半塔集（今属滁州市来安县），与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会合，并与第五支队负责人谈作战部署问题。

皖东根据地的路东与路西省委等地方党组织调集了大批干部，加上从周边敌占区转移到皖东的上千名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在皖东地区周围创建了13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人口约200多万，发展党员8500多名。从此，皖东抗日根据地（于1942年2月改称淮南抗日抗日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东起大运河，西至淮南铁路，北临淮河，南控长江的广大地区；胜利实现了“193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这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中央发展华中战略决策指引下，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

瞻仰领袖革命功勋，缅怀伟人长存风范

定远县藕塘烈士纪念馆和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旧址，于2004年被列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是省市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藕塘烈士纪念馆、中原局会议旧址地处定远县东南藕塘、界牌、大桥等乡镇，属于滁州琅琊山生态旅游示范区，均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原局第一次会议旧址在定远县与滁县交界的瓦屋薛村。瓦屋薛是1938年成立的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驻地；1939年，中原局撤销皖东工委，成立中共苏皖省委，这个小山村随之成为苏皖边区政治中心。1939年11月底，刘少奇和徐海东来到皇甫山区，驻扎在苏皖省委驻地瓦屋薛薛宗元家四合院中，四支队司令部在瓦屋薛附近的太平集。刘少奇曾在西厢房两小间房中居住过数日，他用过的桌子、板凳、木床、马灯等文物仍保留，小屋内陈列着部分历史资料和图片。

中原局第二次会议旧址位于定远县界牌集镇山黄村，地处藕塘至界牌和藕塘至大桥两条县道三岔路口。原会议旧址占地约1.2万平方米，四周是水圩和围墙。水围长约400米、宽7米，深3米；水围内侧建有长约400米、高3米的围墙。南边和北边围墙中间分别在门楼上修建一座炮楼。有会堂、办公用房、住房、伙房、仓库、马房等共47间房屋，房屋面积约800平方米。另设有练兵场一处，驻一个警卫连。当初建筑物均已毁灭，荡然无存。

中原局第三次会议旧址位于定远县大桥镇西南三官湾杨村，村庄东、北、西三面环水深面阔的古老池河，北侧的河道上架设一座吊桥，是一座半岛式弧形的偏僻村庄，易守难攻。会址院落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的住宿地，借用当地富有人家，开明绅士杨老先生家的庄园，十八岁的儿子杨维朴随后参加革命，在天长龙岗抗大八分校学习。这是一座清代徽派建筑风格的古民居院落，有三进房屋，每进10间，5间一个单元，中间用厢房隔开，每进东西正屋旁配有数间厢房。会议在第三进大院内召开，参加会议的是皖东各地党政军中、高级干部，共约300多人，还住有警卫与教导队人员。其中，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人工作、居住在大院内，另外还借用草房几十间。刘少奇居住在杨维朴家第三进房屋东单元东边卧室里，屋内架有雕花屏风，院内配有电台。直至抗战胜利后大兵北撤前，杨维朴家的院落一直是新四军领导人借用的驻地，有刘少奇办公用的桌椅，睡过的床和其他生活用品。

博古通今的刘少奇与江北指挥部领导选定在湾杨村住宿还有其历史意义与政治意义。定远大桥三官一带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灭楚，设立的东城县古邑，皖东区域均为秦九江郡(治寿春)东城县管辖，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末陈涉起义，派大将符离人葛婴攻打下东城，葛婴在此拥立楚怀王孙襄疆在此称王。后陈涉自称为王，葛婴只好杀了襄疆还报陈涉，陈涉认为葛婴背叛了自己而有罪，将他杀害。楚汉争霸，垓下之战后，项羽逃至东城仅剩二十八骑，汉刘邦派车骑大将军灌婴率数千骑追击到此，围之数重。项王自度不得脱。项羽最终同汉军战死在东城外西南的四墤山下，遗有爱妃虞姬墓在此。三国鲁肃，家居藕塘，乐善好施，心向忠正，南投孙吴，力倡联刘抗曹，实现天下三足鼎立。南朝梁武帝普通五年，派大将军定远侯曹世宗攻城略地，很快一统淮河以南定远一带，以曹世宗侯爵名“定远侯”，命名设立“定远县”，含有安定远方，收复失地之意。后有宋太祖赵匡胤打南唐，在大桥一带设中军帐；南宋岳飞抗金驻守定远，牛皋大战藕塘关。元末，朱元璋在此收豁鼻山农民起义军沈仁部队，攻打滁州。定远东部的藕塘、大桥一带是江淮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地方。战争胜多，败少。肩负抗日救国，发展华中使命的刘少奇同志借鉴古代军事家、政治家的成功经验，舍生取义，置身敌后，在此建树了新四军抗战大业与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卓越功勋。

由于湾杨村中原会议旧址是清代建筑物，年久失修，毁坏严重，部分出现倒塌。2009年初，定远县委县政府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由县红色旅游办公室牵头，经县旅游局与多部门通力协调配合，年底完成了中原局第三次会议旧址按原貌恢复的任务。旧址房屋为青一色的青砖小瓦徽派建筑，占地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平方米，增添了门楼、大桥、实物收藏博览园等缅怀景点。2011年4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三次会议旧址》纪念馆布展工程结束，届时对外开放。整个展厅分“序”、“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烽火重起”、“功荫千秋”、“影视”六个部分。展览内容以刘少奇同志来皖东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线，再现了参加中原局三次会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定远藕塘根据地生活、战斗的片断，弘扬了他们忠心报国，舍身为民的革命精神，纪念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独立、解放、自由、幸福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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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六十多岁大桥镇三官村主任、湾杨村中原会议旧址纪念馆馆长杨维林同志给笔者介绍：

大桥镇湾杨村离大桥安子集约5千米，离永宁集山黄村约10千米，离南谯区章广太平集约20千米。纪念馆旧址房屋是他堂伯父、乡绅杨老先生的庄园，老先生儿子杨维朴，生于1921年，1939年胡服来此他已18岁，生前是大桥镇中心小学教师；女儿杨维英，侄子杨维刚。杨维朴生前同杨馆长说，1939年秋天，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等领导人从外地过来，到我家借部分房子住宿、办公，开展革命斗争。1939年11月底，刘少奇从延安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就住在我家，化名胡服，做徐海东司令员的副官，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胡服，胡副官。他高高的个子，围着围巾，有时穿着大褂子，戴着礼帽。新四军对外就说，胡服是教书的先生，是新四军文化教员。胡服住在我家第三进房屋东边的卧室，张云逸同徐海东住在胡服卧室前面的东厢房里，在三路正屋前院东畔，他俩有时还同床而眠。胡服房间那架古色古香的大床后面，修有暗道，遇有紧急情况可以从暗道迅速撤离到后院树林里，再跑往100米外的河道里，再由众多纵横的河道撤往远处，河水小从吊桥上走，水大乘船去。房屋后院有三棵古老的香樟树，都有三、四抱开外粗，长在北、西、东三处，呈∠北西东钝角三角形状态。胡服白天在树下看书读报，夜晚在树下散步思考，经常看见他高大的身影在三棵大树之间走动。

领导们如果开二十人左右的小型会议，就放在胡服同志卧室外的三间大客厅里，现在陈列的会议桌就是当年的家具，上面放着当年开会使用的紫砂大茶壶，黑黢黢的一盏马灯；大型会议就放在第三路房屋前面的大院内召开。

1940年2月下旬，在此召开中原局第三次会议时，有300多人参加，三路房屋的大院、屋里屋外到处是人。胡服等领导人吃饭的餐厅设在胡服卧室外面大厅旁，顶西头的卧室里，放着2张餐桌，可坐二十人吃饭。厨房就在餐厅前面的西厢房，与张云逸、徐海东住的东厢房对应。供领导人做饭的厨房和领导人用餐时的餐厅，是严格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的，有持枪警卫人员严密把守。胡服、张云逸、赖传珠等领导人有个习惯，他们去第四支队司令部、江北指挥部驻地或者外乡镇工作，晚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再迟都回到湾杨村杨维朴家庄园里住宿。胡服走后，新四军其他领导人仍然在此居住，后来有谭震林、饶漱石等新四军领导人也曾来此住宿，直到大兵北撤。

胡服走后，还托人从来安半塔集给杨维朴送来3本书，让他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后来，杨维朴去路东抗日军政大学读书，参加了革命，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没有辜负人民领袖刘少奇的嘱咐。

据2003年八十五岁的湾杨村民杨寿云回忆说，1939年我21岁，记得胡服是初冬时来到我们村，住到杨维朴家。他穿着灰布军装，瘦瘦的，大高个子，四十开外的样子。到我们这里就换上了大褂子，戴着礼帽。大家都说他识字，是教书先生，经常围着围巾，穿着布鞋。新四军的人都叫他胡副官，听说，开会时，胡副官不到场不开始，上面来电报都拿给他看。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张指挥和老病号（徐海东），你俩个怎么不看电报，他们开玩笑说，我们不识字，看不懂，胡副官看得好。我们经常看见，胡服到村外东南约150米远左右的老柘刺树下散步，看书读报；有时由张指挥、老病号、赖传珠陪同散步。老柘刺树有三四抱子粗，多年来民众经常在树下求神烧香，许愿看病，慢慢被熏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没有人知道胡服是谁，为了防范日本的入侵，我们家家户户的房山墙都被掏开洞，相互联通，便于撤离。听掏洞的新四军战士说，我们村里住有大官，需要加强警戒。胡服在我们湾杨村住了三四个月，一百多天，好像在第二年农历二三月里走的。

据湾杨村七十多岁的杨维利老人，在2000年8月写的材料中说到：记得好像是1940年春，几位身着灰军装的人，从北边河湾小桥那边走来，一碰面就问，这叫什么庄子，我说叫湾杨村，他又指着东边那个庄子问，另一个小孩说，狗尾巴杨。周围所有的庄都询问一遍。我反问他：你们是干嘛的？我们是新四军，我叫杨世金，是抗日的队伍，保护老百姓的，来你们村里这里划房子借住的。他们到村里查看后丢下记号向北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大批人马都到了，有骑马的，有步行的，一色灰军装，条理井然，态度和蔼，不像以前来的军队到处乱搜乱捣，村民们都放了心。我家西隔壁是堂哥杨维刚家，大院的第三路正屋前东厢房住着一位头头。此人身体魁梧，态度严肃，身着武装带，是很威严的军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赖传珠参谋长。

几天下来，住在我家的人很自然地就熟悉了。我家三路堂屋里住的是几位和蔼可亲的长官，其中有一位天天端坐在藤椅上，个头比较匀称，身着灰布棉大衣，头戴灰色棉军帽，脚穿翻口平绒棉鞋，相貌庄重。每天下午两点后，他总会在三路屋前院中做圆形踱步，一圈两圈直到太阳落山，他才回到屋里吃饭，六七人同时进餐。

一天下午，那位经常坐在藤椅上的人叫道：杨世金，你去请那位小同志过来。杨世金跑来用肘拐我说，叫你去呢！我走到他面前，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请你干一件事，去帮我请几个老头来谈谈心好吗？我答应了。当即跑到村东头找来了刘西翠、张加友、杨玉和等6个老人。他微笑着，搬出几条板凳在院中坐下谈心。他说，我们不是土匪，是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为的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好日子，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的人民军队。我们的同志如有不好的行为，请你们马上告诉张指挥，我们立即处理。我们将实行“三七分租”、“二五减租”来改善人民生活，挽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

事后不久的上午，我和杨世金坐在二门口聊天，我问他，你们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那位经常坐在藤椅上的人就是张指挥了？他说不是，他是从延安来的，是中央派到这里领导我们搞敌后斗争的胡服同志。正说着，一个人从门外进来，杨世金说：“他就是张指挥。”“对，我就是张指挥”。我很怀疑：这人恐怕是那个胡服的替身，不然他怎么会天天跑出跑进的，忙个不停，而那个胡服却天天坐在那里指挥呢？

又过两天，一位吴副官到我家，说他们部队缺粮，要我家借给十担大米，以后从积谷上兑销。我家当时只有七八担糙米，房屋又被他们住着，舂稻米也没地方，他要十担，从哪里来呢？杨世金对我说，你去找他（指胡服），说你家只有五担糙米，现在没有地方舂。我跑去和他一说，他说：五担行，你去跟他们说一下。我回到二路堂屋，告诉他们，老吴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一个多月后的早晨，余雪还没有化尽，人员来往频繁，三五成群不断进屋来，有男有女。我到外面一看，四路都有人来，我回家问杨世金，今天这些人都来干什么的？他说：开会，是胡服同志要他们来的。

人到齐了，大概有300人左右，三路堂屋和大院都坐满了。就是那个张指挥作开场白，接着就是胡服讲话。我听他说话很响亮：“……我们要马上建立政权，制定政策，成立各种组织，保护农民利益，实行减租减息。要多派民运组织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扩大敌后根据地；组织青抗、青年队、农抗、妇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我们要以农村包围城市，使敌人成为瓮中之鳖。我们实行的是三三制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

中午休会，开始午餐，两张大桌围坐十几个人，有张云逸、老病号（徐海东）、赖传珠，其他人我不认识，估计都不是小人物。胡服坐在小椅子上吃饭，也上大桌子坐吃。他们吃的只有两菜一汤，非常俭朴，大家相当开心。

下午继续开会，主要是布置任务，要求大家抓紧行动，搭好政权架子，组织群众开会。住在我家东厢房的是文书班，中间有个女同志，二三十岁年纪，大家都叫她“花瓶”。此女稳重、大方，不像乡村妇女，他们都忙得不亦乐乎。

正在开会期间，突然有人来报，从西北方向来了一支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已在距离村口二三里外的王桥村头摆下阵势，两门炮对着我们湾杨村北，用二层石磙子墩起来的汤桥头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家门东住的是教导大队，赖传珠马上安排“迎”敌，所有武装人员个个都搭弓在弦，钢刀出鞘。杨世金和我跑到后园树林看看，他马上集合警卫人员到后园北边挖战壕。我回家一看，胡服神情自若地在安排张指挥见机行事，机枪步枪都架好了。正在部署中，侦察员来报，对方已派骑兵7人朝我们这里跑来，没有后继部队。胡服叫张云逸快去处置，讲清此处没有道路可走，都是河湾、河流，不便行军。张云逸立即安排赖传珠去同他们接洽，给对方讲清此地不通路，来者认为说的有道理，随即绕道，顺着河沿朝王回岗、曹家岗、肖家圩方向去了。

太阳快下山时，新四军第四支队老八团才从周家岗跑步赶过来，战士们在门前休息。有人说，真危险！这次仗要打起来，我们损失就大了。吴副官说：不会的，他们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他们几百号人能有多大作为！杨世金说：对，他们不是广西猴子（广西顽军），是皖北行署颜仁毅的地方部队（驻扎在定远县城），是不经打的土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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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不久，开完了会，情况仍然平静如初。这天下午，从正东方向来了一个身着虎皮大衣的人，看样子此人身份不低。他一到这里，就由张指挥把他领到胡服跟前，谈话主要内容：这里一盘散沙，急需建立政权，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进行敌后斗争。这里暂由你去组织建立定远县政府，下设区、乡由你安排。第二天一大早，穿虎皮大衣的领导就带几个人到大桥老尹村，宣布成立定远县小政府，叫魏文伯暂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跟着大桥区大桥乡、三官乡，在官塘、安子、义和等地先后成立乡政府。后来定远县的东、南、西、北到处开花，建立了定凤嘉县、定凤怀县、定滁全县、定合县等众多抗日民主县政府。

从此，皖东一带的敌后人民在自己的抗日民主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时间不久，胡服和张指挥他们走了，临走时“花瓶”还送给我一件八缎锦旗袍和一只小皮箱。由于战乱频繁，此物不幸都遗失了。直到1942年，这个谜才揭开，原来住在我家副官胡服就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是中央高级领导人刘少奇的化名，他还从路东给我寄来30本书（《我们在敌后干什么》），要我分发给相宜的人看。

由于年代相对久远，加上当时新四军安全保密工作严格，湾杨村的人们对一向深居简出，低调做事的刘少奇来村的时间与工作内容，说法不一在所难免。

1996年10月30日，全国政协常委、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来到定远藕塘，考察参观刘少奇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瞻仰凭吊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并题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2013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一行来到中原局会议旧址纪念馆——定远大桥镇湾杨村，祭拜革命先烈，考察学习革命先辈报国精神，瞻仰缅怀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与革命先烈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建立的丰功伟绩。参观前，秘书按照为人做官一向低调为人做事的首长刘源将军嘱咐，宣布了纪律：本次考察凭吊不给拍照，不给录像，不准上网，不准宣传。刘源将军深情地端详着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塑像，仔细观看着《刘少奇在皖东》的视频，浏览着展览的图片和文字，凝视着馆内陈列的实物。刘源将军来到刘少奇住过的卧室床前，细心听取杨维林馆长讲解床后面暗道的设置与撤退去向，不时地询问。他神情凝重，驻足良久，依依不舍地离开。在纪念馆中，刘源将军凭吊了刘少奇的遗物：砚台、镇纸石、鞋拨子、彭雪枫送给刘少奇的战马马铃铛等珍贵文物。参观过第六个展厅后，刘将军签名：“刘源。二〇一三年十月廿日。”刘源走到纪念馆西南门外停顿了一下，他伸手挽住跟在他身后的杨维林馆长的胳膊：“老杨，来我俩合个影，留个纪念。”他俩站到纪念馆东边正门口，背景是2009年刘源将军题写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匾额，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随后，刘将军抱拳向闻讯赶来的村民说：“乡亲们好！感谢乡亲们了！”他招手邀请村民过来，大家合个影。刘将军伸手抱了个小女孩，笑容可掬地同非常高兴的村民留下一个难忘的纪念。刘源将军已经上了中巴车，他很快地摇下了车窗，深情地看着纪念馆前送行的人群和小小的湾杨村，他从车里伸出手再次同送行的杨维林馆长握手：“老杨，感谢您呀！”几天后，杨馆长收到10月22日寄自北京的《刘少奇军事画册》等3本精美图书。杨维林馆长永远难忘刘将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真诚待人，尊重人，关怀人，融入群众，没有半点官架子的高尚风范，给他平凡而辛苦的纪念馆工作以莫大的慰藉，更增添了他的工作激情。

刘少奇战斗生活在定远藕塘抗日根据地湾杨村驻地，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却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召开了中原局三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皖东的工作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斗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为守护好“华中西大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做出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1940年4月1日，刘少奇离开了定远湾杨村，去往来安半塔集开展抗日工作；不久，又到苏北创立了更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三年后，逐步建立了巩固而强大的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刘少奇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于3月19日，他与随行去延安的一百多名干部，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刘少奇遵照中央的通知要求，穿过敌人一百零三道封锁线，于1942年12月30日平安回到延安。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进入中共中央决策领导核心。在此后26年里，他一直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这三年，是血雨腥风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

安徽省定远县政协文史委 董书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