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安徽的不解之缘

老八路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他与安徽人民，与江淮大地结下不解之缘。战争年代，他转战江淮，足迹踏遍皖山皖水。新中国成立后，他心里一直牵挂着安徽人民，先后多次亲临安徽视察，给予安徽人民亲切关怀。可以说，邓小平的名字一直与安徽紧紧相连。

　　首赴芜湖，巡视安徽党务

　　1931年5月间，在中共安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安徽芜湖巡视安徽党务，改组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开始了他与安徽的不解之缘。

　　早在193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江南省委，改设江苏省委，并决定在安徽正式成立中共安徽省委。2月15日，安徽省委正式在芜湖成立，王步文任省委书记。省委成立后，在芜湖建立了中共芜湖市委，开展城市职工运动；在安庆恢复了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省委还派组织员到徽州执行建立以屯溪为中心的党组织系统的指示，开辟皖南工作，同时就组织发展、工运和农运、兵运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一时间，安徽的革命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正当全省各地党的工作在省委领导下有序地发展时，安徽省委机关不幸遭敌严重破坏，全省工作顿失重心。4月6日，由于叛徒出卖，省委书记王步文、常委霍锟镛等11人被捕，后被押解至安庆监狱。5月31日，王步文英勇就义。中共安徽省委一时陷入瘫痪。

　　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后，省委机关几个部门负责人商议，决定派省委组织部秘书谢节之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安徽省委遭受破坏的情况，请求中央派人到安徽指导党的工作，恢复中共安徽省委领导机构和职能。4月18日，谢节之从芜湖出发到达上海。到上海后，谢节之将安徽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由邓小平作为中央巡视员，谢节之担任交通员，一道赴安徽巡视。邓小平临危受命，于1931年5月初前往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

　　面对安徽革命的严峻形势，邓小平沉着冷静，首先与省委有关方面负责人见面，然后召集他们开会，详细了解安徽党内的情况，果敢地提出了处理意见，并在短短几天内，组建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新的省委建立之前代行省委职能。

　　邓小平之女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1931年2月，父亲是从江西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并于4月29日写了一份《七军工作报告》。父亲向中央请求，到苏区去工作，大约在1931年6月间，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去苏区之前，约在5月和6月之交，中央派父亲去驻在芜湖的安徽省委巡视工作。

　　关于这次巡视的情况，谢节之在7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中央认为安徽问题很严重，即派巡委筱萍同志随同我去芜，调查一切事实，产生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

　　5月底，邓小平巡视安徽党务结束后，从芜湖乘船返回上海。

　　这是邓小平巡视安徽党务的真实记载，也是他受党中央的委托，第一次独立处理一个省的党务。此时，邓小平年仅26岁。

　　邓小平这次安徽之行，时间虽短，但为党中央了解安徽的革命斗争形势，摸清存在的问题，整顿安徽党的队伍，恢复安徽省委领导机构，使党的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打下了基础；为中国革命在江淮大地蓬勃开展，播下了“星星之火”，而他也由此与安徽人民和安徽革命结下了不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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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跋涉，千里跃进大别山

　　时隔16年后，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了安徽。这次他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拥有12万人马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的统帅之一。

　　百年沧桑,多少英雄伟杰珠联璧合，演绎千古战事垂青史；峥嵘岁月，一代刘邓大军黄金搭档，成就万载威名传天下。

　　这是纪念刘伯承与邓小平这对世纪伟人的一副对联。从1938年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邓小平任政委开始，这对同志加兄弟的黄金搭档，在13年生死与共的烽火岁月中，一起转战大半个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一个个辉煌胜利。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刘邓大军所向披靡的典例。

　　1947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一年。国民党军队倚仗装备精良、兵力众多的优势，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并占领了延安。此时有人断言：蒋介石已经稳操胜券，共产党则像过早凋谢的黄花，开始枯萎了。连莫斯科也认为撤离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

　　然而，蒋介石低估了毛泽东。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动声色地下出了一招险棋：从蒋介石伸来的虎口般的“钳铰”处中央突破，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将主要进攻方向指向敌人战场上最敏感又最薄弱的地区大别山，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刘邓大军。

　　进军大别山，自断后路，向敌人的心脏地区千里跃进，确是一步险棋。邓小平说：“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

　　1947年6月30日夜，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12万大军，以出乎敌人意料的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又在鲁西南大地激战20多天，一举歼灭了敌人9个半旅和4个师共5.6万余人。

　　毛泽东看出，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东临南京、西逼武汉的大别山地区，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因此，他要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当时真是困难啊，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我们就开始出发了。这一走就是1000里。

　　大别山，其主要部分在安徽境内，地跨湖北、河南，由西北向东南，把北部的华北大平原和南部的江汉平原分割开来。这里峰峦重叠、山势险要。莽莽苍苍的山岳丛林、崎岖蜿蜒的山野小路，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地形。

　　邓小平曾这样描述过大别山：“中原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基地，它迫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

　　中央指示刘邓进军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

　　中央还具体指示，刘邓抓紧时间休整至8月中旬，而后出击。此时刘邓的部队非常需要喘一口气，可是，蒋介石不让他们喘息，战机也不容他们喘息……

　　8月7日夜，正当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以30个旅，分路向鲁西南合击时，刘邓大军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突然甩开敌人，开始了向大别山挺进的战略性行动。

　　从11日夜起，横贯中原的大动脉陇海铁路，被刘邓大军的脚步声震动了。连续3天，各路部队大都没有遇到敌人像样的阻击。不愿再受国民党军欺凌压榨的铁路员工，主动留下来，协助工兵破路，并为辎重部队过路铺设便道。一时火光触天，拉大炮的卡车轰鸣声、大车轮子的滚动声、步兵飞速的脚步声，响彻了原野。

　　刘伯承、邓小平走在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所率的第二、六纵队中间。13日晚，当月亮迟迟冲出云层的时候，他俩在虞城古心王集附近，跨过了陇海路。

　　天气阴晴不定，时而小雨，时而又烈日当顶，暑气蒸人。大队人马日夜浸泡在汗水、泥泞之中。有人开玩笑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过火焰山，也比不上咱们这阵儿。”但部队仍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休息时不进村，尽可能吃干粮、喝冷水就大蒜。即使被熟透的西瓜绊倒，也无人拾起来吃。偶尔为救伤病员摘一个来，也要把应付的钱连同致谢的短信，挂在无人的瓜棚里。

　　刘伯承、邓小平每次从因病掉队的战士身边经过时，总是把身边极少的急救药品、水或者自己头上的草帽留给他们。

　　8月24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指挥部和第六纵队来到汝河北岸时，已有3万余敌军赶到南岸堵截，尾追之敌也已迫近，而汝河浮桥却不断被敌人的飞机、大炮炸毁，情况紧急。刘伯承坚定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从这里杀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邓小平亲临河沿，对架桥部队说：“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假如没有这么多的困难，要我们这么多共产党员干什么！”他决定当晚架桥渡河。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线指挥，全体指战员勇气倍增，踏着浮桥，杀开一条血路，终于在拂晓时分突破敌人的汝河防线，于26日晚抵达淮河。

　　淮河是中国南北的地理分界线，历史上多次拦阻过北方军队的南下，此时正处于一年中的高水位期，水流湍急，波涛汹涌，而两岸渡船早被敌人搜索一空，背后敌人追兵的先头部队距我仅15公里，已和我后卫部队接火。

　　在一间茅草屋里，刘伯承、邓小平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李达把渡河情况汇报完后，邓小平当机立断：“情况十分紧急，时间已不等人！我意请伯承同志先渡河，和际春同志(指张际春，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一起过去，掌握已经渡河的部队，实行展开；李达同志留在这里，继续组织渡河，能渡多少就渡多少；我负责断后！”

　　“好，就这么办！”刘伯承知道邓小平总是拣艰险的工作，便不容分辩地指示大家，“政治委员说了，这就是命令！分头去办，立即执行！”他亲自带着一些人分头探测水路，正巧水位下落，探得有几处浅河段能够徒涉，于是当即令千军万马抓紧分路徒涉。

　　刘邓大军刚过河，上游的洪峰不早不晚地赶来了，一下子把国民党追兵隔在了淮河北岸。陆续到达淮河岸边的国民党军10多个旅，齐刷刷地停在了岸边，造桥、修船，足足忙活了10多天才过了淮河。

　　蒋介石得此消息，非常生气，狠狠地斥责国民党军将领：“各部队行动迟缓不前，屡失良机，任匪军平安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此为我革命军人之最大耻辱。各级司令部、部队长只稳打稳扎，猬集一团，未能区分数纵队，不敢超越追击匪军，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弭除匪患，挽救危亡。特严令申诫：如再任匪军逃遁而至平汉路以西，各级部队长、指挥官决以纵匪、祸国害民论罪。”

　　淮河两岸的老百姓为刘邓大军顺利渡淮而欢欣鼓舞，编出了一则顺口溜：刘邓大军为民除害，要过淮河水浅三尺；国民党军祸国殃民，即便紧接追赶，只落得淮河水深三丈。

　　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到达了大别山。

　　但是，到了大别山，并不等于就能够立足于大别山。

　　邓小平一到大别山，便于8月27日以中共中原局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全体人员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兄弟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在军事上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仗，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打歼灭战准备条件，但在半年内要歼灭敌人10个旅以上的兵力。

　　刘邓一俟进入大别山地区，立即分遣各部队迅速向预定地点实施展开。其第三纵队在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率领下，奉命挺进皖西，先后解放了六安、霍山、立煌(后改名为金寨)、岳西、舒城、桐城、庐江、潜山、太湖等地。9月，刘邓大军经过激烈的作战和紧张斗争，建立了拥有百余万人口的广大根据地，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正确指挥下，各部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六安张家店和蕲春高山铺战役中，共歼敌1.7万人。这一胜利表明，刘邓大军已经能够进行大兵团作战，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到10月底，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建立了33个民主县政府和军区、行署机构，基本实现了战略展开。

　　1947年11月初，刘伯承和邓小平到达太湖县刘家畈，召开了第三纵队旅以上、地方工委和支队以上领导参加的高干会议。刘伯承、邓小平分别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要全力贯彻《土地法大纲》和中原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皖西区党委、皖西行署和皖西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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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枪的双手又拿起细小的针线

　　转眼到了深秋初冬季节，大别山的早晚，露寒霜重，山区还经常阴雨绵绵，阵阵寒风袭人。但刘邓大军的官兵们却还身着过黄河时的单衣，脚上穿着草鞋。如何解决部队10多万人过冬棉衣的问题，已迫切地摆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等野战军领导的面前。毛泽东对刘邓大军的冷暖十分关心，早在部队刚到大别山不久，他就考虑到了这一问题，致电邓小平等询问解决冬天被服的可能性，提出如无法解决，即派第十纵队护送，或送银元就地购置。但因大别山远离解放区，千里迢迢，敌人又进行了严密封锁，一时难以办到。后来，毛泽东又来电指出：你们全军冬衣准备，不要将重点放在由后方按时供应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你们如能努力收集棉花布匹，每人做一件薄棉衣或一件棉背心，就能穿到12月或1月，那时后方冬服可能接济上来。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刘伯承决定全军一面打仗，一面学女红，自己动手，解决棉衣问题。他们复电中央军委：“我们决心自筹棉衣。”

　　邓小平、刘伯承找来了后勤部的负责人，商量如何打好“棉衣战”的问题。当后勤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有的部队已经按政策向群众买了一些棉花、布匹，准备找裁缝缝制棉衣，然后总结经验再向全军推广时，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部队的主动性和你们的想法都不错，可是现在又是闯险关，慢腾腾地要不得！只要我们下决心，不要中央和兄弟部队支援，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

　　邓小平强调说：“对，咱们要靠自己创造奇迹！”

　　“棉花、布匹各部队都动手，看来可以解决，就是大别山的妇女大都不会做针线活，裁缝师傅有些难找。”

　　没等后勤负责人把困难讲完，刘伯承便说：“不能把眼睛只看着人民群众嘛！我们共产党人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解放军也要有勇气和信心，去创造任何军队没有创造过的奇迹！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工农的子弟兵，他们中间有各种行家能手。咱们在敌后山沟里能办起兵工厂，能搞大生产运动，能挖窑洞盖房，出了多少木匠、铁匠、泥瓦匠，出了多少养猪、种菜、种粮‘状元’。现在，咱们要把部队的弹花、浆染、裁缝巧匠都找出来，以他们为骨干，在每个班、排都开起裁缝铺、被服厂。扛枪男儿汉，人人都来一面打仗、一面学女红，怎么样？”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没有谁再提什么困难。

　　在下达全军自己动手解决棉衣问题的命令时，邓小平着重嘱咐说：

　　“在筹集原料时，一定要注意工商业政策。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店铺，也要按价付款。人逃亡者，可留下借条，将来偿还。”

　　命令传下来，各纵队分头行动。一纵在蕲春、广济，二纵在黄梅、宿松，三纵在皖西，六纵在黄冈，自制棉衣的热潮在全军展开。

　　棉花、布匹弄来了，质地不一，五颜六色。战士们动脑筋，想办法，有的用竹条、树枝弹花，有的用稻草灰、锅底灰染色，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接连几天，邓小平清晨起来没有散步，刘伯承也一改晨读的习惯。在一东一西两间农舍窗前，刘伯承和邓小平做着同一件事情——自制棉衣。

　　邓小平手脚麻利，大刀阔斧惯了。他穿上自制的新衣，走到院子中间，对着西屋的刘伯承喊道：看看我的手艺，如何?

　　不一会儿，院子里站着一圈直属队的干部，刘伯承出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反问道：“你自己感觉怎样?”

　　“不错，地道的手工艺品!”

　　刘伯承和众人仔细一看后，都仰天大笑。原来，邓小平自制的那件棉衣前襟撅着，后摆吊着，背上还有一个大鼓包。

　　刘邓又从这个连队到那个连队，从这个“作坊”到那个“作坊”，亲自看望、指导、鼓励战士们制作冬衣。

　　“这样不行，棉花要絮匀，压平。要不，厚的厚，薄的薄，上下会起疙瘩……”

　　“锁扣眼要用捯线，缝口袋要用钩针，这样衣服才匀称、严实……”

　　有的战士不解地问道：“司令员怎么什么都会，连缝制衣服也过人三分?”

　　邓小平笑着说：“司令员原是缝纫出身，要不是投身革命，说不定是个好设计师呢!”

　　大家齐动手，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崭新的棉衣就穿到了南征指战员身上。大家暖在心里，笑在脸上，度过了大别山最寒冷的冬天。有一首《棉衣歌》，传颂着刘邓大军自制棉衣的动人故事，歌中慨叹：“此事古今从未闻，千古奇迹出我军。一切困难皆可度，全在万众是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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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于挑起坚守大别山的重担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腹，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谢集团，都已胜利展开，站稳了脚跟。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不仅调动了山东、陕北两重点战场的敌军主力回援，而且迫使敌人把战线由黄河沿岸移到长江沿岸，把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前进基地，并直接威胁国民党江南统治区。

　　对战局的这种变化，国民党统帅部惊恐不安：既怕刘邓大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解放军南渡长江，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

　　11月下旬，蒋介石接连召开军政会议，决定以“王牌”对王牌，由国防部长白崇禧领军出山，与刘邓一决雌雄。

　　到11月底，国民党军队增加到33个旅，把大别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一时间，大别山上战车轰鸣，尘土飞扬。

　　战事险，军情急，大别山上烽火连天，一夕数惊。邓小平由衷地感叹：“敌人对大别山疯狂进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大别山是敌人的要害区，敌人越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

　　鉴于大别山之敌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难以捕捉战机，刘邓决定分兵作战。邓小平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队。在谁率部坚守大别山的问题上，刘邓之间曾有过争论。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7万多人，而敌人有30万人，很显然，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和中原地区以及全国各战场相比，可谓是重上加重。正因如此，刘邓都坚持要自己留下，让对方到外线指挥作战。最后，邓小平说服了刘伯承，毅然把重担抢在自己手里。他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分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雨雪寒风为刘伯承送行。他们并肩步行，走了一坡又一坡，一程又一程。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但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刘伯承担心，一旦敌人发现有部队转到外线去，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会更加险恶，于是又一次提出一定要把警卫团给他留下，并叮嘱李达特别注意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心灵的窗户”，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无论如何要给刘伯承准备一盏美孚煤油灯。直到夜幕降临，两人才互相道别。

　　留守大别山的部队，在邓小平、李先念等的领导下，结合军区部队和人民武装，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适时地集中或分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攻。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1.1万多人，收复了太湖、英山、金寨、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10余座县城。与此同时，第十、十二纵队乘敌主力被吸引于大别山的有利时机，迅速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横扫敌人保甲系统和土顽武装，占领广大乡村，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至12月底，共歼敌4000余人，解放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京山、钟祥、天门、潜江等县城。这一胜利，威胁到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忙从大别山抽调部队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

　　对于这段为时不长但却终生难忘的岁月，后来邓小平生动地作了概括：“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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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对头根据地才能巩固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一个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开展了起来。鄂豫皖区也不例外，区内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改运动。但是，大别山与别的解放区不同。这里敌情严重复杂，群众疑虑甚多，加之一些地区的干部又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在政策和策略上发生了失误。凡此种种，非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脱离了群众，甚至侵犯了群众的利益。邓小平及时地察觉了这些问题，并决定进行实地调研。

　　1947年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和李先念一行翻越30多里山路，来到金寨县漆店区下楼房村。

　　山高路窄，冰封雪飘。接连几场大雪，把大别山的千山万壑，沟沟坎坎妆点成一个银白的世界。

　　邓小平穿着一双草鞋，拄着一根桐木拐杖，吃力地挪动着脚步。

　　这双草鞋已经磨掉了大半个底，只剩下一圈草帮了。虽然草帮上沾满着碎雪，战士们仍可清晰地看见里面不时有鲜红的血液渗流出来。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邓小平一行才走到了下楼房村。来到这里后，邓小平一面派人去通知中共金寨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张延积等人来汇报工作，一面和李先念、李达、段君毅到外面雪地上捡了一些松枝，准备开会时烤火用。

　　当时，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党中央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要求全党、全军进行深入学习，并在实践中严格遵照实施。刚好，这天晚上的新华社广播电台将全文广播这一报告。邓小平特意把金寨县委的负责人叫来一起听听，以了解党中央新的方针和政策，指导下一步的工作。

　　当张延积、王相卿等人赶到下楼房村时，天已黑了。邓小平正在专心致志地调整着收音机的频率，李先念、李达、段君毅等人围坐在一堆松枝旁，屋子很简陋，窗子很小，屋里点燃了两支松油灯，但光线仍然很暗。

　　“来来，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先坐下烤烤火，听听新华社重要广播，听完之后再汇报工作。”段君毅见张延积等人进来，忙起身打招呼。

　　不一会儿，新华社的广播开始了，那声音刚劲、浑厚、有力，字字句句凝聚着无坚不摧的力量，在大别山这间昏暗、矮小的屋子里回荡：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激昂、豪迈、振奋人心的声音，温暖着房间里每一个人的心。

　　邓小平坐在火堆旁，两手不停地拨弄着松枝，眼睛却一直注视着那小小的收音机。火光映红了他的面庞，看得出来，他比南下出征时瘦多了。一连几个月在穷山恶水中打仗、生活，日日夜夜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过度操劳，他眼窝深陷，显得两颊的颧骨更高了，那双深邃而炯炯有神的眼睛略有些倦意。

　　新华社的广播结束了，邓小平搓了搓手，兴奋地对大家说：“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报告，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我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革命的胜利就会很快到来！”

　　接着，邓小平拍着手上的炭灰，对张延积等人说：“先听你们讲讲，群众发动得怎样？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都可以谈。”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了金寨县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清匪反霸、改造政权的情况。这中间，邓小平再三提醒大家把情况说仔细点，李先念也不时插话提些问题。大家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寒冷，越说越热火，把几个月来的经历，差不多说了个遍。

　　张延积讲了他不久前亲历的一件事：上半月敌四十八师“清剿”一区，当时他正在村里工作。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庄，他突围不成，藏在一个老乡家。敌人到处搜索，最后找到了这家，百般拷打威逼，要老乡说出张延积藏在哪里，结果不但大人不说，连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都始终不肯吐出一个字来。敌人无奈，气恼之下一把火烧了这家老乡的房子。事后，张延积要给老乡盖几间新房，老乡坚决不让盖，他说只要把蒋介石打垮了，不愁住不上好房子。

　　听了大家的汇报，邓小平高兴地说：“嗬！看来你们这里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嘛，你们已经开始扎下根子了。”

　　说到这里，邓小平好像又想起了什么，问道：“同志们思想情绪怎样？从部队上调来的同志安心不安心？”大家说，刚来时有些同志不安心，现在基本上解决了。

　　“这是最关紧要的一条。”邓小平接着说道，“这一条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说过，红军有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红军要是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些教导对今天的大别山斗争，更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能不能在大别山站得住脚，会不会被敌人赶出去，决定的一环便是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邓小平把手伸向火堆烤了烤，抬起头来环视着大家，说：“你们都是做这方面工作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像一面镜子，群众就是透过你们来认识我们、我们军队的，因此你们要时时刻刻，处处注意自己的行动。”

　　说到这里，邓小平回过头去问漆店区委书记江川：“你们那位陈科长把老乡的牛送还没有？”

　　江川忙回答说，已经由陈科长亲自去送还，并当面向老乡道歉了。

　　原来，在两天前，邓小平路过商(城)南黑河村，住在一个老乡家。老乡说，前一天解放军在村子里打土匪，把他的牛牵走了。邓小平问他是怎么回事。老乡说，牛原先是被土匪抢走了，解放军一打，土匪扔下便跑，就让解放军拾到了。等老乡去认领时，队伍已经走远了。邓小平答应帮老乡调查。第二天，邓小平他们翻过锯儿齿，走进金寨县地区，在一户贫农家宿营时遇上了工作队陈科长。恰巧就是他们前一天在黑河剿匪，并且确实牵来了一头牛。邓小平马上叫他们把牛送还老乡，并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去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动脑筋，对群众有利的就做，否则就不做。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听完江川的汇报，邓小平非常满意，点点头温和地说：“这样就很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苏联有一本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你们看过没有？可以看一看，看看搞地方工作，单凭热情、武断蛮干会闹出什么样的恶果来！”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邓小平详细了解了金寨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清匪反霸的情况。尤其是在分田、分浮财、打土豪过程中出现的过“左”行为。

　　自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为迅速发动群众，开始了“急性土改”。有的地方对地主不分大中小，一律乱打乱杀，甚至错杀了一些红军家属，致使少数贫农也逃向了敌占区，个别地区变成了无人区，少数地方的群众在地富的挑动下，也拿起武器反对解放军。

　　邓小平严肃地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不一样，过去我们在策略上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脱离了群众。今后，在中心区应暂不动富农的财，在游击区暂不动地主的财，务求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李先念接着说道：“群众发动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坚持。蒋介石、白崇禧拿我们没办法。”

　　邓小平把火拨旺了些，接着说道：“我们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大规模‘围剿’，在大别山站住了。我们艰苦一些，在大别山多背敌人几个旅，二陈和刘司令员在外线就能多歼灭一些敌人。我想，倘若今后战略需要，再抽一些主力部队去外线作战，你们能不能挺住？”

　　“困难会多些，但能坚持。”

　　“好！承认困难，不怕困难，战胜困难，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有你们这几句话，我的心里更踏实了！”

　　在金寨县的这段日子，邓小平一直住在下楼房村。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来大别山的第一个除夕，也是最后一个除夕。

　　1948年1月，邓小平经过详细调查和深思熟虑，向中央写了一份综合报告，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应把握的政策界限，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2月24日，遵照中央军委要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区准备打大仗的指示，邓小平、李先念等率领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在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部及中原局会合。历时半年多的大别山区的艰苦斗争宣告结束。

　　很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二野挑的是重担，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完成了任务，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

　　后来的史书，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它带动了全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