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文如玉

本书作者肖玉琛老先生，现任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常委。他走过了与常人不同的八十一年的人生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投入了大汉计于芷山的怀抱。由于效忠天皇，他青云直上，曾历任伪满洲国奉天警备司令部少校情报科长、第一军管区中校作战科长、军事部上校人事课长、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他亲手制订过“讨伐”抗日志士的作战计划：进行过杨靖宇将军死因的调查：参与过“桓仁教育界惨案”的审讯······十四年的卖国生涯，他为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抗战胜利了，人民欢欣鼓舞，他被推上了审判台。从此，他开始了十九年的战犯生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与溥仪一床之隔。在这里，皇帝被改造成新人，他也获得了新生。·····

社会主义的阳光，照耀着他的晚年，他先后被推选为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委员、常委，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以自已的亲身经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免费开办日语讲习······

对往事的忏悔，对现实的珍爱，使他进行了这次漫长的回忆。

他的回忆，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可以使人们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他的回忆，深情地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改造和教育，可以使人们切实地感受到我党统战政策的威力；他的回忆，还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可以为史学界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

由于年长日久，有的事件的具体时间和有关数字，作者已记忆不清，编者又一时无从查考，难免有失误之处，望知情者和广大读者见谅并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鸡西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支持，谨致谢意！

编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

文如玉

我要当官 也曾是热血青年

一九O五年，我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茨榆坨（今潘家堡子乡南长岗子村）一个有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父辈兄妹六个。父亲肖成邦，排行第四，上过四年私塾，是全家文化最高的“秀才”。母亲刘氏，为人忠厚，性情开朗，生我兄妹五人。祖传数代以务农为本，堪称小康人家。

在旧中国，辽中一带匪盗成患，打家劫舍时有发生，乡里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一次，我的六弟被绑票，匪徒要求以五千元巨款换取人命。当时我家虽拥有十多垧土地，并开设了一个豆腐坊，一个粉坊，但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吃用很大，生活并不宽裕，就是变卖全部家产，也拿不出这笔钱来。家里老人几经商定，认为救人要紧，决定先筹借一笔钱作为缓兵之计。正当祖父托人与匪徒交涉之时，东北军的一支剿匪队如从天降。匪徒落荒逃走，六弟得以生还。从这以后，我对“胡子”恨之入骨，对军人敬仰如神。

不久，东北军的另一支剿匪队来到乡里，分驻我家一个骑兵排。一天，父亲帮他们蹓马回来，一个士兵硬说马没蹓好，抽出马鞭毒打父亲。当时，我才七岁，哭着上前救护父亲，那士兵竟一脚将我踢倒，我哭叫着在地上打滚。排长听到哭声从屋里出来，把那个士兵训斥了一顿。刚才还凶神恶煞般的士兵顿时俯首贴耳，老实了·····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一个不变的概念：胡子怕当兵的，当兵的怕当官的。

一天，妈妈问：“玉琛，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当官，我一定要当官！”

妈妈望着我，目光有些疑惑，但又充满希望。

八岁那年，父亲忍痛卖掉了几分多年攒下的小股份子田，送我进了私塾。

我在私塾两年，念完了《大学》，《中庸》和《论语》，后考入辽中县高等小学。为了供我上学，父亲卖掉了全部小股份子田，雇了一个“半拉子”代我干农活。我向父亲发誓：“一定念好书，长大要当大官，为爸妈争气，为肖家争光！”我没有使他们失望，高小三年，我年年考第一，年年是级长。

封建主义的思想教育，使我逐渐接受了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成为我奋斗的目标。如果说，孩童时期我的当官心理是一种不想受人欺侮的天真而纯朴的愿望的话，那么，念完小学之后，我日益增长的当官欲望无疑已经有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基础。

也曾是热血青年

在小学念书时，地理老师对我们讲：“中国地图象一片桑叶，日本地图象一条蚕虫，蚕虫是要吃桑叶的。”这种启蒙教育使我对日本人非常反感。

一九一八年的“国耻纪念日”我带领高小同学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游行示威。为这事，我被记大过两次，小过两次（三次大过开除）。罪名是：闹学潮影响学习，扰乱治安。父亲知道后，十分气愤，断绝了对我的入学资助。

我原来打算高小毕业后报考县立中学，但由于父亲拒绝继续供我上学，无奈我于一九一九年春考入免费学习的“南满株式会社农业中学”——一所日本人开的学校。

一九二O年“国耻纪念日”，我和同学孙孔良偷偷跑出学校，联合中国学校的学生又一次参加了示威游行。日方得知这一消息，我和孙孔良被开除出校······

文如玉

投笔从戎

我正走投无路，忽然接到家里来电：“父亲病重，急速回家。”我连夜赶到家里，才知道父亲病重是假，劝我成亲，免得招惹是非是真，我以继续供我上学为条件，和马惠芬结了婚。我二嫂考虑我继续升学要花钱，就劝我：“你二哥当了小学校长，凭你的学问当个小学老师没问题，还上什么学！你想当官，谁当老百姓？”我不服气：“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这一辈子我当不上官，誓不甘休！

在旧中国，被开除的学生想继续升学是十分困难的。后来我听说辽中县高级小学的数学老师于静波在怀德县当教务长，我决定去找他帮忙。于老师知道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同意我报考怀德师范学校，但一定要我出具不再闹学潮的保证书。当时，我也意识到闹学潮一类的运动会妨碍个人前途。因此，我答应了他的条件，一九二一年入怀德师范学校。

一九二四年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回辽中县长滩中心学校任教，当时，我并不想长期教书，不过想赚一些钱，作为将来继续深造的经费，以免除二嫂的闲话。不料这年放假回到家里，一进大门，二嫂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是发过誓，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吗？你怎么也当起孩子王来了？”我一气之下，丢下妻子，告别故乡，离家出走了。

离开了老家辽中县，我来到了佳木斯。不久，依兰镇守使兼吉林十九旅旅长李杜到佳木斯巡视，我找到他的住所，毛遂自荐，要求投笔从戎。他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约我四月份到依兰找他。

我到依兰，一连六天求见镇守使都被挡驾。直到第七天，他接见了我，并赏了我一个“额外副官”的差事。

旧军队里有句俗话，“穷书记，富军需，不穷不富当副官。”当副官虽然可以捞到一些油水，却是个跑腿学舌，侍候别人的低贱小官。我想，要想当大官，就得懂军事，进军校。有一天，我晋见镇守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我的想法。

“报告旅长，我不想当副官了。”

“为什么？”李杜不高兴地说：“刚出学堂门，给你个副官当还不满意吗？

我说：“谢谢旅长栽培，我并不是嫌官职小。”

“那么你想干什么？”

“我不懂军事，想上讲武堂。”

“讲武堂暂时不招考······”李杜若有所思。“翟参谋长的兄弟要上沈阳模范队学习，你就陪他一块去吧。”

在李杜的保送下，我进了沈阳东北陆军三四方面军团所属的模范队。

文如玉

我所经历的“皇姑屯事件”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的一天早晨，模范队全体学员全副武装，在教练场紧急集合。上校队附姓陈，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他走上训练台，严肃地下达了一道命令：“大元帅已从北京归来，今天抵达沈阳，我们要到总站去迎接。为了保证大元帅的安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能听队长荒木少将的命令和指挥，务必听我的命令和指挥，否则，以军法论处!”我们急行军到达火车总站后，先到的部分文武高官似乎又接到了新的命令，匆匆忙忙地钻进各自的汽车，向皇姑屯方向飞驰而去。

早上队附奇特的命令，刚才官员临时的行动，在我的脑子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轰隆！”随着一声震天巨响，皇姑屯车站方向升起了滚滚浓烟。

于无声处一声雷，沈阳全城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宁静。陈队附继而命令队伍跑步返回北大营。

我们慌慌张张地回到北大营，随即从内部传出消息说，张作霖从北京回沈阳乘坐的火车，在驶经皇姑屯与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交叉桥时被炸毁，张作霖受伤回大元帅府去了，奉天省长藏式毅发表公告说：大元帅只有腿部炸伤，其他安全无恙。

皇姑屯事件公布的同时，卫队团，沈阳第一旅、第一教导队、讲武堂和模范队都作好了战斗准备。由于张作霖的生与死，关联着整个东北的存亡，因此，整个沈阳城都笼罩在惶恐之中。

“高疯子”的一封信

一个月以后，张大元帅“被炸受伤治疗无效与世长辞”的公告发表了，张作霖死后，奉系军阀内部斗争日益激烈。

当时沈阳驻军第一旅实力雄厚，装备优良。旅长外号叫“高疯子”，是一名大字不识的虎将，我和高的侄儿在模范队是同班同学。有一天我随他到高家作客，高疯子拿出一封信对他侄子说：“刚才总参议给我送来一封密信，我不便给外人看，你给我念念。”他的侄子又把信交给我说：“叔叔，肖是我的知己，他的阅读能力比我强，还是让他念给你老听吧。”

我接过信一看，是杨宇霆写的。杨称高为“挚友”，信的大意说：非常时期，一旦杨某有要事求助于旅长阁下，“需要你特殊帮助，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没等我把信念完，高疯子就冷冷一笑说：“我明白了。”

文如玉

张学良退飞机

一九二八年，我考入讲武堂炮兵科专业，一九三O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东北航空司令部学习空、地联络无线电通讯。

东北航空司令部设在沈阳东郊，司令是张焕相。当时东北空军名义上有二三百架飞机，实际上能飞上天的不足一百架。这些从日本买来的“884型”飞机，从外表看架架是闪光铮亮的新飞机，其实都是用日本空军退伍飞机的旧发动机装配起来的。

一九三一年，东北航空司令部从日本增购五十架“884型”飞机。中日双方事先商定是全新飞机，可到货后检查发现，这五十架飞机也都是喷漆刷新的旧机器，有的飞机不用说作战，连上天都有困难。张学良一气之下，退掉了这五十架飞机。

一次战果显赫的战斗

一九三O年，韩复渠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重新靠拢奉系军阀。于是，蒋介石动用五省联军，由司令石友三率领攻打山东，企图压韩就范。此时，韩复渠求助张学良，共同对蒋。

五省联军原以为张作霖死了不久，奉系军阀内部斗争激烈，加之有日本人的牵制，东北军无力南下。没想到他们北进山东的脚跟还没有站稳，东北军的第一军已在呼沱河北岸布防，阻挡了联军的去路。两军隔河相持达一月之久。

九月的一个晚上，航空司令部接到“联军将发起总攻”的特急电话，电请空军参战。飞机空袭在当时的中国空军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航空司令部决定派朱长举担任空袭任务。朱长举毕业于法国空军学校，有高超的飞行和作战技术。据朱长举空袭归来介绍战况说：“五省联军经过一个月的作战准备之后，选择了一个天色昏暗的夜晚，偷渡呼沱河，向东北军发起总攻。也该联军天运不济，原来选择的徒涉点突然河水猛涨，渡河官兵进退维谷。当飞机投下照明弹的时候，大河上下密如蝼蚁的联军士兵，赤裸裸地暴露在东北军的射程之内。联军惨败，收拾残兵败将，弃鲁南逃。这是张学良执政后，东北军一次战果显赫的战斗。

文如玉

我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在航空司令部期间，我总想，我不会开飞机，空军部队决不是我的发迹之所；我是个学炮兵的，何不申请上炮兵部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经老同学推荐，我投奔东北军驻北平炮兵七旅旅长乔方。不料乔方告诉我一个十分吃惊的消息，日本人准备进犯沈阳，让我回沈后再作商定。他叮咛我一路要特别小心。

时局的突然变化，使我惊恐不安。我在北平逗留了三天，急匆匆地换了一套便衣，登车北上。沿途，但见南下客商倍增，携箱荷笼，神色紧张。我十五日抵达沈阳时，亲眼看到马路湾以西的日本军队正在进行模拟演习。枪炮如林，人心惶惶。为了以防万一，我移居西关月窗胡同陈季雄宅。

十八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先是枪声大作，随后炮声隆隆。凭着我的听觉和军事常识，大炮是朝东大营和兵工厂方向射击的。我一点多钟出门察看，见全副武装的日本守备队经马路湾向沈阳腹地跑步进击，直到四点多钟，北大营方向仍有零星枪声。

第二天一早，枪声已止，万马齐喑，沈阳城死一样的沉寂。沈阳城沦陷了，我们航空司令部撤到哪儿去了呢？我不知所措。第三天一早，我去找朋友邢国彦。邢是高等警官学校毕业的，当时在城内警察见习所任所长。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同他回到陈季雄家。他说航空司令部已迁往北平，我们三人商讨，一致同意宁做丧家犬，不做亡国奴。陈季雄说：“家兄陈叔雄现任北平国民党行署上校参谋。你们暂去他家，等我把家务略略整理，也马上领全家去北平，我到北平后再作道理。”我和邢国彦二十一日起程去北平。

我们拿着陈季雄的亲笔信，找到了他哥哥陈叔雄的住处。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他家住下后，我开始打听东北航空司令部的地址。当时，从东北迁来北平的各级机构多如牛毛，我打听了整整十天，才在十月一日找到了名存实亡的东北航空司令部，并见到了司令张焕相。张告诉我，航空司令部已经解散，为了处理善后，每人发给七十元路费，自谋生路。我领到七十元回到陈叔雄住处。十天以后，陈告诉我，北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你去找找他们，也许能找点事做。

东北抗日救国会的会长是王化一。我到他家的时候，辽西抗日义勇军的联络员也在那里。他们听说我是讲武堂毕业的，懂得军事，就发给我一个委任状。回到陈家后，我和邢国彦商定，一块儿回东北参加抗日队伍。

文如玉

从爱国到卖国

我拿着抗日救国会的委任状，到辽西老达房义勇军司令部报到，正式接任少校参谋职务。

辽西抗日义勇军是由爱国农民、小知识分子和当地武装自动组合的。在这里，我指挥过一次对日作战，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对日作战。然而，为时不久，我认为在这样一支不正规的部队里混下去，个人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我偷偷地逃离了辽西抗日义勇军，返回北平，又去求助抗日救国会会长王化一。王化一不耐烦地说：“我再给你开一张少校委任状，你自己拿着去找正规部队吧。”拿着这张“无任所”委任状，我决定先回东北老家看看再作决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回到了家乡。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凄凉景象。我推门进屋，叫了一声“妈妈······”，母亲一楞差点从炕上摔下来。她双手捧着我的脸，眼泪直流，半天才哽咽地说了一句：“孩子，你可回来了······”

母亲告诉我：“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乡下传说鬼子血洗了沈阳城，当军人的全给杀了，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冒险闯进了沈阳城。他到航空司令部没有见到人，就上月窗胡同陈季雄家，可陈家人也不知去向，他又在城里转游了两天，没打听到你的下落。从这以后，家里人没有再过一天安宁日子·······”母亲说到这里，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此时，我们的大家庭由于怕日本人下乡抄大户已经分开了。

“这个七口之家靠你来支撑了！”爸爸舒了一口气说了这句话。可我觉得这句话象一拳打在我的太阳穴上，一辈子呆在农村，如何当官？不行，我必须马上走，马上离开这个家！妻子听说我要走，哭着数落着：“你走了，我们娘儿三个靠谁养活！上个月家里揭不开锅了，我为了把剩下的几碗小米留给母亲吃，不得不背着孩子出门要饭·····我，我丢了你们肖家的人啊······”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我做梦也没想到家里会落到这种地步。我被迫放弃了去北平的打算。可我留在家里做什么呢？做生意没本钱，出力无人雇－我也不想干。唯一可行的只有教书一条路了。我跑到县里，几个老教师都离职了，教书这条路也没走通。

好容易熬到旧历年三十，我满指望债主不会登门了，能过几天消停日子。可是，“大年三十不讨账”的规矩并不具有法律作用，有个债主一直坐到大年三十天黑还不肯走。不管我父亲怎么保证过年就还账，他还是不答应：“你们家当官的回来了，还能没有钱，”的话象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不行，我得走，为了自己，为了这个家，我非当官不可！

我苦苦思索着：九一八事变后，数日之间，东北三省便沦于敌手。看来，日本人要得势，要当官就得跟他们走，可那不是汉奸吗？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但如若不然，就没有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之路······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论跟谁走，只要当官！

此时，投降日军的东北镇守使于芷山当上了奉天省警备可令。他为了扩军，亲自到辽中县贴榜招收军校毕业学生。我听到消息后，连夜赶到县城，托学友介绍结识了山城镇的公安局长，并经这位公安局长拜见了于芷山。于芷山一一问过我的履历，我推明隐暗地作了回答。他很满意，当即任命我为上尉参谋，令我即日起程赴沈阳奉天警备司令部报到。

我回到家里，把藏在箱底的东北抗日救国会的任命状撕毁了。从此，走上了卖国的道路。

文如玉

于芷山其人

我之所以投奔于芷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于是东北军的元老，对我这个在东北军任职多年的年青军官总还会有所照应。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卖国生涯跟他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

于芷山，清光绪年间生于奉天省台安县尖山泡子村，生性粗野好斗，机敏过人。十七岁就投奔到当时辽中一带的著名土匪头子杜立山麾下，当了杜立山的一名马弁。

一九0七年，匪首张作霖被辽宁新民府知府增蕴收编为清军游击马队管带，受命剿除地方匪患。张作霖假以“招安”，诱杀了杜立山为首的大小匪首数十名，于芷山由于少年英俊，不但幸免于死，而且被张作霖收为自己的马弁，于也死心踏地为其效劳，从此扶摇直上。在张作霖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后，马弁出身的于芷山也因效忠张氏有功，晋升为东北第三十军上将军长，曾率部南下河南各省，驰骋疆场，显赫一时。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节节胜利，于芷山随张作霖退回东北。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谋杀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下令部队缩编，将于芷山所属的三十军改编为一个旅（三个团），任于为东边道镇守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只知升官发财的于芷山投降日寇，任奉天省警备军司令官。他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到处招兵买马，将原来的一个旅扩充为七个旅，我这个“落第武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应招来到沈阳的。

谨言慎行

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坐落在沈阳将军署胡同，警卫林立、戒备森严。卫兵见我衣衫褴褛，竟拒我于门外。我当即出示于芷山的便信。卫兵一看是司令官介绍我来找曹参谋长的，才放我进去。

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曹秉森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当过教官，给我们讲过《筑城学》。我想以“老师”相称，会显得更加亲切，曹秉森一眼认出我是他的学生，满脸堆笑地说：“欢迎你！”我向他详述了自己的经历，他随即命令军需处发给我一套军衣和二十元现款，然后派副官领我到参谋处报到。

参谋处共十八人，除上校处长马养贤之外，还有中校参谋刘尚华（兼警备科长）、戴元（兼教育科长），我被分配到警备科情报系任上尉情报参谋。情报系共三名参谋，除我之外，还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叫赤尾，上尉街，负责所谓“匪情”的综合处理；一个叫黑濑，任嘱讬（文官，相当上尉），是专搞特务活动的。他俩都是由日本陆军部队的军曹（准尉）提拔起来的，既无学历，又无能力。我这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优等生”，不仅在军事上不比他们外行，而且精通报务，还懂日语。然而，尽管这两位日本同行对我表示十分“亲善”，我却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不论是“满洲国”，还是“满洲军”，都是通过日本人来控制的。何况自己又在情报系工作，稍一不慎，情报上去，就会招来灭顶之灾。

我们住在司令部宿舍的军官，大都是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老部下，也有一部分青年军官是由权势人物介绍来的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花花公子。每天下班回来，不是逛妓院，就是打麻将、喝大酒。我自然不能同这些阔少爷相比，这不仅仅因为我的目标盯在作官上，而且还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刚来的时候月薪只有三十元，连衣食都得紧缩开支，后来虽然增到一百二十元，除了每月留下四十元的伙食零花外，剩下的八十元全部寄回家里还债。所以平时连戏院子我都很少光顾，每天晚上呆在宿舍里写日记、读史书、看报纸。上边交给我的公务，我总是提前完成，令其满意·····曲于我处处谨言慎行，很快得到了警备司令部上将部附倔内一雄的赏识。

倔内一雄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其貌不扬，其心叵测，他为了讨得满洲人的好感，更名满良，英其名曰“满洲之良民”也。他深知日本侵华，如蛇吞象，食之有味，咽之不易，因而精心物色那些效忠日本天皇的满洲人，以实现其“以华治华”，建立“王道乐土”的美梦，因此，看到象我这样为其卖命的人心里自然十分高兴。

文如玉

抗日志士的身躯铺垫了我升官的阶梯

九一八事变后，各色人物出现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有于芷山这样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汉奸、大卖国贼，更有爱国的官兵。于芷山的旧部，唐聚五、李春润等，都打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于部所到之处，“打倒大汉奸于芷山”，“宁做丧家犬，不当亡国奴”的标语，街头巷尾，比比皆是。当时的抗日武装要数唐聚五的抗日救国军实力最雄厚，他挥师万余众，活跃于辽吉边境。原通化保安团团长王风阁，和凤城公安局长邓铁梅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约四千人，也在东边道一带与日军奋勇拼搏。此外，还有大刀会、红抢会、联庄会等抗日武装，神出鬼没，枪来剑往，弄得鬼子兵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特别是李春润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经常出没于沈阳近郊，闪袭哨所，破坏交通，枪声彻夜不停，吓得日本人寝不安枕，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三二年三月，于芷山招兵买马回到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发现沈阳城已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尽管他一再向日本主子保证“立即肃清残匪”，但由于李春润采取打了就跑的麻雀战术，使于芷山的警备部队如胡狲捞月，毫无办法。直到八月，警备司令部的日本顾问菅野少佐给于芷山下了一道最后通牒，限期他在一月之内招降或消灭李春润的抗日救国军。于芷山心里明白，这个小小的日本顾问，是关东军安插在司令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监护人，手操自己的生杀大权。于是，他接连给李春润送去几封密信，劝其归顺，委以重任，都遭到了李春润的严词拒绝。于芷山决定带领卫队团亲征水陵镇－李春润的根据地。

在出发前，于芷山指令参谋处派我参战，经过一番争论，参谋处参加这次战斗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中校参谋周良宪，上尉参谋佟玉琛和一个姓李的少校参谋。在行军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战斗局面和应变办法——因为，这是我向于司令官显示才能的最好机会。

第二天午后，我们的尖兵连在离沈阳东南二百多华里的水陵街，和李春润的抗日救国军前沿部队交了火，我们的尖兵连被打得丢盔卸甲，败下阵来。于芷山随即指挥卫队团和手枪连对永陵前哨阵地发起强攻。经过一小时的激战，李部的两个营因寡不敌众，撤至新宾县城。我们攻占永陵街后，留部分部队驻守，其余继续东进，攻占新宾县城，李部被迫退入城东山区。

第三天上午，于芷山召集设防会议。根据中校参谋周良宪的提议，部队全部设防，固守县城，伺机进剿。

于芷山原以为李春润吃了败仗，暂时不会进攻县城，不料入夜十点，城外忽然枪炮声大作，抗日救国军包围了新宾县城，并集中主力部队猛攻东门，要不是预备队增援及时，李部险些攻入城内。战斗一直打到天明，救国军才撤回山里。

第四天，周良宪参谋领我视察了城区情况后，重新研究抗日教国军的攻城策略。于芷山让我发表看法，我说：“新宾县城南面靠山，城防坚固，又有炮台护卫，易守不易攻。敌人不会冒然进犯，城北有苏子河这条天然屏障，敌人暂时不会涉此险境。唯独东，西两面是进出城关的必由之路，而且地势平坦，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我发现大家对我的分析表示赞许，接着说：“昨晚敌人进攻东门被击退，今晚必攻西门无疑，预备队可隐蔽在西门附近，”司令官根据我的意见，作好了战斗布署。

这是我任上尉参谋作出的第一次战术分析，正确与否，将关系着上司对我才能的估价，因此，我多么希望李春润会按着我的设想行动啊！但出乎意料之外，深夜十一点左右，战斗首先在东门打响，而且越打越激烈，我方已处于难以支撑的局面。这时周参谋指责我作了错误的分析，坚持要把预备队拉来支援东门，但我从东门抗日救国军声威有余，而西、南、北门过于沉寂的情况分析，他们肯定是声东击西。我不同意周的意见。果然，不出所料，十二点左右，李春润主力对西门发动猛攻，枪林弹雨，喊声连天，如果不是预备队增援及时，救国军肯定攻入城内无疑。

战斗结束后，于芷山和周良宪对我倍加赞扬，于芷山连连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有为！年轻有为！”

在第五天晚上的战术布署会议上，周良宪和我又发生了分歧。他认为李春润攻打西门失败之后，必然会改攻东门。我不同意地说，“一个好棋手不但要料定对方的棋路，更重要的是要料定对方会想到我们的棋路，因而改变自己的棋路。所以，我认为敌人今晚继续攻打西门无疑，我们应该集中兵力固守西门，”第五天晚上的战斗证实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李春润部再次遭到失败。

战斗进入第六天，周参谋分析，李部三次攻城失利，可能会暂停进攻。我则认为：双方兵力相等，对方虽三次进攻失败，但并未损伤元气，而且有两次险些攻入城内，他们必然会抓紧时机，连续进攻，以求速胜，获我辎重。而且，我认为，李部三次攻打东西两门不下，必然会挺而走险，进犯北门······周良宪付之一笑说：

“北门有苏子河相阻，攻难退更难，稍有军事常识，决不会出此下策······”

我坚持说：“李春润不是一般指挥官，正因为我们坚信他不会出此下策，则正是他作出进攻北门的决策所在。”

于芷山最后终于同意我的见解，除抽调手枪连加强东、西城关防务外，把所有机枪和预备队调集北门，做好了迎敌准备。

第六天入晚，救国军从县城东、南、西三面同时发动进攻，“打进新宾城，活捉于芷山”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战斗延续到半夜十一点，救国军三千多人果然从北门开始偷渡苏子河，救国军两次攻入北门，都被我密集的机枪火力击退。李春润知中埋伏，下令撤退，但因河水过深，又无火力排护，伤亡惨重，遗尸五百多具。第二天一早我亲眼看到抗日志士横尸遍野，良心上受到无比责备，但一想到我由此受到的赞许，想到升官有望也就心安理得了。

文如玉

见风使舵

战斗结束后，行辕司令部转移到柳河，正待进行战后整训，忽然接到辉南县朝阳镇三团打来电报说：“楼街昨日失守，守卫楼街的第一营除营长领十几名士兵跑回团部外，全部被俘。今团长卧病在床，无人问政，电请司令官指示云云。”

于芷山看过电报，对三团失守楼街气极败坏，但考虑一营李营长是三团团长田德胜的干儿子，而田团长又是自己的老部下、老朋友。九一八事变后，于芷山的几个老部下纷纷倒戈，而田德胜则是他投降日军的积极赞同和参与者，成为于芷山的左膀右臂，所以这次军事失误，于芷山不但不打算处分田德胜，反而决定派人前往三团进行安抚。

由于在新宾县城的守卫战中，我成了于芷山的得意高参，这次去朝阳镇慰问田德胜的使命，也就自然的落到了我的头上。当时我对这个差使感到左右为难，因为从柳河到三团所在的朝阳镇必须经过楼街。既然田德胜的一个嫡系营未能守住楼街，如今让我带一个骑兵排去闯楼街，岂不要“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可不去又不行，军令如山，岂能儿戏。我又一算计，我在新宾之战已经崭露头角，这次如果完成任务岂不正是我再显身手，青云直上的大好时机！我经过周密考虑后，请求于芷山增派两挺机枪，带领骑兵排连夜出发了。

攻占楼街的人因以大刀和红缨枪为主要武装而得名。多数士兵来自农民，白天归田，夜晚出击、首领阎大 法师，以传播 佛 道发动群众参加抗日队伍。作战时，口中念念有词，与过去的反英义和团一样，带有几分神秘的 迷 信 色彩。他们是通化唐聚五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的外围组织，号称十万余众，是当时东北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次攻打楼街时，调集一万多手执大刀、长矛的战士，进行轮番攻击，前仆后继，英勇异常。田德胜的第一营虽然武器精良，也无济于事，终被全部歼灭。

他们占领楼街后，料定突然东进的于芷山要倾巢出动，进行报复打击。我利用这一心理状态，命令骑兵排张排长分东西两路，用数挺机枪同时向楼街开火，制造“大军压境”的战斗气氛。由于天黑不见五指，又没有准确情报，驻守楼街的部队没有出击，我带领骑兵排边打边走，顺利经过楼街，于天明时分到达朝阳镇。卧病在床的三团团长田德胜见到我痛哭流涕地说，“楼街之战，损失伤亡一个营，真是罪该万死！我已经把那个草包营长押起来了，等待司令部来人处决，一待病好，我将向于司令负荆请罪·····”。

我明知田德胜舍不得处决自己的干儿子，才称病在床，巴不得送个顺水人情，安抚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李营长失守楼街，固然有责，终因寡不敌众，情有可原，不如降职使用，以观后效。”

“谢谢！”田德胜握住我的双手说：“今后还望肖参谋在司令面前多多关照。”

随后，我以于司令的旨意，要求重建一营，加强实力。同时把田德胜的病情和对一营李营长的处理结果电告于芷山，于回电对我的工作表示赞许，并告诉我，警备行辕司令部即将转移到辉南县山城镇，命我带骑兵排立即赶赴山城镇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