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老八路

引子

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豫战场上曾经驰骋着一支被老百姓称为“黑马团”、“红马团”的队伍，他们的番号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三团。

这是一支战功卓绝的部队，也是唯一一支以乘骑作战方式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红军骑兵团。在华北平原敌后抗战的艰苦环境中，骑兵们付出巨大牺牲并迎来了最终的胜利。他们剽悍的骏马和闪亮的军刀曾经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象征。在他们飘扬的战旗上，大写着“胜利冠军”和“哥萨克骑兵”的光荣称号。1952年，他们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的成员，参加了国庆阅兵大典。

时光荏苒，随着骑兵这个古老兵种退出现役，当年英勇的骑士早已经离开了战马。今天，我们只有借着一位老战士的故事，回到八路军骑兵中间，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感受抗日战场上的艰难困苦，体会英雄们的悲愤和欢乐……

第一章当八路去

1937年，十九岁的刘春雷在石家庄木厂街①顺义饭庄当学徒。

他是河北南宫县人，家里有十多亩薄田，还开着一家豆腐坊，应该算是小康人家的子弟。京汉铁路、正太铁路相继通车以后，石家庄从正定县的一个小村子变成了繁华的大城镇。刘家老人瞧着眼热，就把孩子送到城里学手艺。

顺义饭庄是个半大不大的二荤馆子，虽然办不了鱼翅燕菜，但一般的山东口味还算地道。店铺里窗明几净，十几张桌子铺着台布，墙上挂着仿制的名人字画，伙计们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刘春雷十六岁进门当学徒，头一年在伙房拉风箱；第二年上大灶蒸馒头；到第三年就跟着掂弄炒菜锅，什么爆炒双脆、滑溜鱼片、软炸里脊之类已学得有模有样，眼看就能出师了。

可就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那边打起来了。饭馆里的客人议论纷纷。有的说，宛平县刨出个石狮子，背上写着“东瀛人有二百年运道，天意难违”。有的说，小日本的腿粗，胳膊短；下盘厉害，手上功夫弱，二十九军大刀队正是鬼子的克星，专砍他们的脑袋……

顾客聊天，伙计们不能插嘴，只能在私底下犯嘀咕。饭馆的老板倒是满不在乎：“石家庄这里，奉军走了晋军来，北军过了南军到，各路兵马那么多，还怕几个小鬼子不成？”

转眼到了9月份。形势不对了，国军的人马确实不少，可都在往回跑。马厂丢了，沧县丢了，日本人眼看就要到石家庄。街上到处是溃散的败兵，个个垂头丧气，都说没办法、挡不住。饭馆老板这时候也慌了，赶紧收拾细软准备带着家人逃到西安去。西安是千年古都，能避鬼。当年八国联军打过来，慈禧老佛爷也是在那儿躲着的。

临走之前，老板给伙计们预支了三个月薪水。按他的估计，不出一百天，日本人就会撤走。“洋人就是要钱。到时候国民政府再签个倒霉条款，这事就算过去了。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没见过！”

饭庄关门歇业，学徒也就当不成了。于是，刘春雷收拾东西回南宫老家去。

南宫这地方属于直隶省，巨鹿故土，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三国时候出了个武将文丑，被关云长一刀给砍了；民国时出了个军阀刘珍年，又被蒋介石一枪给毙了；如今只有个唱京戏的尚小云还活得挺好，“四大名旦”里头武功第一，可惜中看不中用。所以，刘春雷回到家乡时也没有什么好的计划，每天跟着父亲四乡赶集卖豆腐，打算等日本人走了以后再接着学炒菜，然后自己开个饭馆什么的。

一天，胡彦明和几位师兄弟找来了。

河北乡间有练武的习俗，小伙子刘春雷也学过几招“太祖翻拳”、“三皇炮锤”、“赵子龙大枪”。这胡彦明算是他的师兄。胡彦明家里穷，从小在估衣铺（卖旧衣服的店铺）里做杂工。东家儿子的腿脚有残疾，由他每天背着去上学。先生讲课的时候他就站在外面听。放学的路上有人欺负残疾少东家，东家又叫他去练武当保镖。结果几年下来，少爷的本事没啥长进，当小伙计的倒学了个文武双全。

胡彦明进门就问：“梅花镇的事，听说了吧？”

1937年10月12日，日军在距离南宫县不远的藁城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梅花镇惨案。两千五百人的集镇，竟有一千五百多人被残杀。消息传开以后，老百姓都有点半信半疑的，因为谁也想不到天底下居然会有这么兽性的军队。

“是真的？”

“真的，”师兄弟们嚷了起来，“有人去看过，被吓成傻子了。尸首堆成了垛，脑袋挂在树上，血水都流到镇子外边了。……狗日的东洋鬼子，真是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呀！”

“小鬼子是想灭我们的种，窝在家里躲不了灾，要找靠山，要抵抗才行！”

“缩头是一刀，伸头也是一刀，咱们投军去！”

“精忠报国，精忠报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敢情这日本鬼子不仅是要钱，还要咱们的命呀！刘春雷也被梅花镇的消息激怒了。大家都是学武之人，能有这份志气，他也不能当窝囊废，当即击掌同意一起去投军。

可是，正规国军早就跑得没了影，眼下，去投哪支部队才好呢？大伙犯了难。

这时候，外面到处都在拉队伍。五花八门的纵队、支队招牌多得数不清，征兵的人在桌上摆着油饼筐，谁去报名就给几个大饼子。只是，这些“油饼部队”服装杂乱、军纪败坏，各路“司令”不带兵、不打仗，却忙着娶小老婆。结果弄得是兵比枪多、官比兵多、姨太太又比官还多，别说打日本不中用，就连老百姓也不待见。

服装整齐、声势浩大的队伍倒确实有一支，那是八卦教的“六离会”。领头的人物叫做“法师”，戴着法冠，穿着道袍，手里拿着青龙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嘴里还能“噗噗噗”地喷火。“六离会”的喽啰们都穿红衣裳，戴红头巾，胸前还围着个红肚兜，上写“封枪不发，化弹为泥”两排字，据说可以刀枪不入。当时，相信这玩意儿的人还真不少，刘春雷他们也跑去参加。

到了“六离会”的香堂，走进一间小黑屋，里面烟雾腾腾，气味呛人，一个油头粉面、妖里妖气的女子正陪着“法师”烧大烟。刘春雷定睛一看，认识。抽大烟的这位外号叫做“小罗成”，平素玉面兽心，是个有名的二流子。大家心里一激灵，赶紧退了出来。

刘春雷的堂姐刘彩霞从街上路过，看见几个小伙子站在“六离会”的香堂门口，立刻变了脸：“春雷子！你要是敢跟着‘小罗成’混，今后就别认我这个姐！”

“为啥？”

“黑夜里摸香，跟着他学不出好样来！”

原来，“六离会”的“法师”一般是在晚上升坛讲经（因为这时候变戏法比较容易），男女信徒聚在一个黑屋子里，好色之徒就时常借着烧香祷告之际，行一些不规矩的举动，被称为“摸香”。因此，正经人家的女子不会到那种场合去，更不会和这些二流子打交道。

彩霞堂姐是远近有名的美人，她丈夫是南宫县头号商铺“生恒百货”的大伙计。小两口都是本分体面的人物，平日里最好面子最讲究礼节，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堂弟与“小罗成”之类的痞子有接触。

找不到合适的军队，只好各自回家，刘春雷照旧推着小车卖豆腐。

当时，整个华北乡村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种名目的地方武装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划分地盘，强取豪夺，和土匪军阀没什么两样。这些队伍一旦遇到日本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卖身投靠，实在让老百姓非常失望，于是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就要亡了。

血性青年们不服这口气，可一时间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就在大家惶恐焦急、举棋不定的时候，一支新的军队出现在华北大地。

1938年，陈再道司令员率领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大平原，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也带着一支骑兵部队来了。随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老百姓知道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八路军。

陈再道司令的队伍刚到，就在平乡县设伏，歼灭一个日军中队；接着，八路军骑兵团又在石家庄外的公路上打掉一个日军小队。百姓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如果你看见过几十个日本兵就把上千号国民党军队追得到处跑，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揪心；如果你看见一个日本人在街上走，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向他鞠躬，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如果你东西被抢了、房子被烧了，这时候有人挺身站出来，哪怕他只消灭了一个鬼子，他也是咱们老百姓的救星！”

一时间，陈再道的名声在河北被敬若天神，八路军也在民间流传中成为了天兵天将。

1938年5月，一二九师骑兵团来到南宫县，刘春雷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看见骑兵们策马驰骋的英姿，他羡慕极了，发誓一定要加入这支威武神气的抗日队伍。

骑兵团此番到南宫县，除了创建抗日根据地，还有另外的原因。

八路军初建之时，下属三个师的骑兵部队都只是营级编制。直到1938年2月，奉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之命，一二九师骑兵营才正式改编为骑兵团。编制升格了，上级所提供的却只是一纸命令而已，需要补充的装备和人员，都得由部队自己想办法——这是共产党军队的老规矩，以前都是这么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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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事轮到骑兵头上就有点难了。枪支弹药可以向敌人要，新兵也可以在当地招，但战马却很成问题。靠缴获吧，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遇不上敌人骑马，上哪里缴获去？花钱买吧，马匹加装备每套需要一百多块大洋。刘伯承师长一个月的津贴才三元钱，土八路如何能有这么多资金？

想来想去，只有号召民众主动捐献战马。

可是，走捐献战马的路子也得有条件。一是要有时间。想鼓动老百姓把大牲口捐出来，非得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不可，仅靠战斗间隙的三言两语是办不到的。二是要选择比较富裕的平原地区开展工作。山区穷地方的马匹少，老百姓想捐也捐不出来。

一二九师骑兵团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进行休整扩编，而恰巧，南宫县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金南宫，银枣强。”南宫县是冀南平原上比较富裕的地方。抗战爆发时，南宫县县长刘必达（1951年被镇反处决）和手下的官吏逃得没了踪影，地方上顿时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南宫士绅组成了“市面维持会”，推举张紫绶为会长。1938年，“六离会”的头子李耀庭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又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这样一来，两个“维持会”之间就有了矛盾。

李耀庭当过北洋军的中将旅长，手下还有一帮“刀枪不入”的“会道门”教徒。乡绅出身的张紫绶打不过他，只好向八路军求援。东进纵队义不容辞，当即开进南宫县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一二九师骑兵团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南宫县，深入城镇乡村发动群众，联合各界统一抗战。“豆腐刘家”的大门外也贴上了安民告示，署名的是八路军骑兵团政委邓永耀。

刘春雷从布告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字样。以前，他只听说这个“均产党”专门抢富人家的麦子，捉住了要被杀头，所以总以为“在党的”一定是一些凶猛强壮的绿林人物。现在才知道八路军就是共产党的队伍，领头的不过是一些半大小伙儿，宣传队里更是一群男女娃娃。

八路军来到镇上，大家都觉得好奇。一伙儿穿军装的外乡人，见面就喊“大叔”、“大娘”、“大哥”、“大姐”，从心里往外地透着和气；一有空就开讲共产党的主张、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民众奋起抗战，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日本鬼，矮矬矬，矮鬼心肝大如锣，抢了朝鲜抢台湾，抢了东北想黄河；

日本鬼，矮矬矬，矮鬼不如咱人多，大家团结一条心，鬼子难把咱奈何；

日本鬼，矮矬矬，不揍他不知道错，消灭日本侵略鬼，争得太平安乐窝。

……

小兄弟，正年轻，国家有难去当兵；

去当兵，真英雄，勇敢杀敌向前冲；

向前冲，打胜仗，父老乡亲得安康。

……

“那之前我们没见过这个，真觉得新鲜。唱歌演讲的，挺热闹，吸引人。”

“老百姓不是没有觉悟的人，谁是真抗战、真爱民，听一听看一看就明白了。只要真正是人民的队伍，砸锅卖铁也会支持你。”

民主政府建立起来了，战地动员会、抗日救国会成立了。百姓热情地拥护八路军，刘春雷也拿定主意：投军打仗，当八路去。

胡彦明是头一个参加八路军的，估衣铺陈家和卖木炭的秦家联合买了一匹马，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了部队。看见胡彦明骑着大马、披红挂彩地那么威风，伙伴们都羡慕极了。刘春雷更是整天吵着要买马，人家八路军的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欢迎爱国民众自愿捐献战马，欢迎有志青年踊跃从军报国。

自备战马当骑兵，那是双份的光荣！

小买卖人家，添置一匹大牲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刘家老人被孩子闹得没办法，只得向开车马店的本家大伯咨询。没想到，大伯二话不说，从辕上卸下一匹大红马：“别提钱！你舍得送儿子去打仗，我怎么就舍不得一匹好马！

彩霞堂姐也觉得当八路军是件光荣的事，赶紧为弟弟准备了军服和挎包。其他亲朋好友有送腰带的，有送饭盒的，再加上刘小伙儿自己的漂亮马刀，真是除了没有枪，别的装备都齐全了。

马刀是刘春雷从石家庄带回来的。那是把好刀，俄国货，刀身是直的，比一般的军刀长，能砍也能刺。

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有个国军逃兵拎着这把哥萨克战刀去当铺换钱。当时兵荒马乱的，当铺不敢收凶器，于是这家伙就满世界叫卖。刘春雷练过武功，也喜欢刀，可是他没有钱。当学徒的工钱少，过年时老板给他置办了一套衣裳，其中有一双缎子面的布鞋，能值一块大洋，算是他最值钱的财产了。于是饭馆伙计和当兵的蘑菇了半天，终于拿这双鞋子换了马刀。

临出发的时候，刘春雷来到爹娘面前，双膝跪倒，口中念念有词：“父母大人在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孩儿此番告别，投军报国去了。”说罢站起来得意地直乐。他觉得自己的戏文跩得不错，却没注意到老太太已躲在一旁哭得跟泪人似的。

这也难怪，那时候，他才十九岁，年轻人还不懂得做父母的心。

在亲友们的鼓励声中，小伙子刘春雷翻身上鞍，策马扬鞭，欢蹦乱跳，投奔八路军去也！

001 ① 木厂街：今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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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兵蛋子


1938年5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南宫县城。

刘春雷来到军营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问：“干什么的？”小伙子见到当兵的还是有些发怵，吭哧了半天才说了句：“我……我找胡彦明，他是我师兄。”

哨兵也愣了：胡彦明是谁呀？不认识。

正不知该怎么办，从营房里面走出个背盒子炮的八路军干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来报名参军的吧，欢迎欢迎！”

这个干部带着刘春雷去团部办登记，一路上问长问短：叫啥名字？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还找出大红纸，张罗着给捐献战马的家庭写感谢信，周围的人都喊他邓政委。

邓政委？就是那个在布告上签名的骑兵团政委邓永耀？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和气，刘春雷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到了新兵营，耿协福营长正和侯洪臣教官在屋里下大棋（象棋），看见新兵蛋子进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喊一声：“来呀！马牵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红马牵走了。两位领导又接着下棋。

没人发话，刘春雷只好在屋子当中傻站着，等了好一阵才怯怯地问：“那个……枪……我的枪在哪？”

“枪？不急。先训练再说，”营长一抬头看见马刀了，指指桌子，“把军刀留下！”

“不给！我不给。”小伙子急了。这把哥萨克马刀可是自己的宝贝，不发枪还想抢我的马刀，没门！

耿营长也没想到新兵会有这么大火气，愣了愣，挥挥手让他走了。

第二天，刘春雷就倒霉了。

先是在准备马料的时候挨了骂。当时，为了给战马增加营养，要在草料里添加料豆。这料豆是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备用的。刘春雷干这活不在话下，他一边炒豆子，一边抓了一把搁在嘴里闲嚼（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侯教官看见，训斥一通，说他“跟牲口抢食”。接下来再去刷马，小伙子没留神，让战马把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圈，耿营长知道后又是一顿臭骂。

这下子刘小伙儿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拎着马刀去找耿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请长官以后别再跟我过不去。”

耿协福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营长和教官首先检讨了自己对刘春雷的态度，然后就宣讲部队的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一条一条说得详细在理。刘春雷心想：这八路军当官的给当兵的道歉，规矩还真是不错啊！

八路军的规矩好，八路军的规矩也大。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说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不过，大家都是新来的，不懂八路军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1944年牺牲）和崔秉志（19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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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吃得香，胡彦明（1943年牺牲）看着眼馋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刘春雷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一根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画，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于是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了。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战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

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这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了，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像是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踩稳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儿好像需要些天分，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有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了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个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练习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19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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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设在南宫县城的总部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像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就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多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六离会”的“师傅”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村、张马村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知道密码，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这时候，陈司令发现附近的村子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

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呐喊着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儿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一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回答：“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老红军听后都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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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八路军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的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大怒，下令开打。

立刻，房顶上的机枪一阵扫射。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光、明光、神灵光”也不会喊了，“光……光光……”地乱叫着四下溃逃。骑兵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缴了会旗和法器——红僧衣、铜头箍，还有海螺号角和一个拴着铜片的大铁圈。

杀了领头的，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公审枪毙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刘志坚副主任也指导干部战士们开展政治攻势，贴布告发传单，动员受骗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南宫县“六离会”的成员有十多万，八路军总共只杀了一百多个就消灭了这个反动团体。徐向前副师长说得好：“对付‘六离会’，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

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组织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作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把大法师吓得直打抖。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家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1938年6月，也就是刘春雷参军后的第二个月，骑兵团开始给新兵配发战马和武器，头一批十个人，胡彦明是其中之一。他是属龙的，给战马取名叫“火龙”，还在枪托上刻了个龙头——号称“三龙聚首”。那步枪是阎锡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彦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恨不能睡觉的时候也抱着。刘春雷是胡彦明师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骂他小气。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单宣布了，头一个就是刘春雷！他简直乐疯了，跑到供给处去领装备。马鞍是新的。战马是一匹枣红色四岁牝马，虽然是母的，也不怎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风”吧！

下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来给新兵发枪。这些枪是骑兵二连从威县缴获回来的，邓政委拿起一支崭新的“汉阳造”递给刘春雷，笑嘻嘻地说：“大刘同志，好好干！”耿协福营长也把那把哥萨克战刀还给刘春雷，鼓励说：“大刘，好好干！”

“大刘！”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刘春雷呢。他激动得头顶直冒热气，心里说：好好干，我一定跟着八路军干出模样来！

扛枪挎刀骑大马，大刘这回威风了。

想当年，骑兵战士刘春雷，头戴“四片瓦”，身着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胯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佩着“八路”章，二十郎当的小伙儿，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这时候，还有谁敢说他是新兵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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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初上战场


在南宫县，新兵营的战士都领到了步枪，配发战马的三十多人编为“乘骑分队”，其他的则属于“徒步大队”。

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错。比如崔秉志，家里天天送鸡鸭鱼肉来，吃得满嘴流油。其他人也经常收到各类包裹。刘春雷的堂姐住在县城，一个月来探望好几次，每回都给他零花钱。

1938年，普通八路军士兵每个月的薪金是法币一元；骑兵多一倍，两元钱，相当于银圆二角。当时一双布鞋就要卖六角钱，一条毛巾也要二角五分，虽然大家扛枪打仗不是为了饷钱，可这薪水也确实太少了一点。刘春雷私底下对师兄嘀咕：“我在饭馆当学徒，一年还能挣十多个大洋呢，这穷八路真够寒碜的。”他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胡彦明记在心里了。

胡彦明是一班的，刘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贵都在二班，另外还有个三班。乘骑分队实际上是一个排，排长是李树茂。每个班除了新兵，还有几个老红军。

开大会的时候，总听见领导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兵们很感动，回到队里就向老红军请教长征的事，没想到班长、排长都摇头，说他们没爬过雪山，也没走过草地。

原来，虽然骑兵团长王振祥（开国少将）和政委邓永耀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但团里的基层骨干却大多是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的兵，乘骑分队的排长李树茂是延安人，三个班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1942年牺牲）都是陕西礼泉人，确实没参加过长征。

刘春雷他们班上只有刘金魁曾经走过草地，可是，他那时候还不是红军。刘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外号“川老汉”。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队伍中跟随着许多干部家属，需要扛物资抬担架，“川老汉”就是苏维埃政府雇来当挑夫的，酬劳是每天一块大洋。别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闹着要回家，可刘金魁“贪财”，愣是从四川到甘肃跟了四十多天。最后光洋得了不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

红军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过草地回四川呀，就劝他留下当兵算了，于是刘金魁就参加了红军，再后来就入了党。政委说：“你把生命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还成天揣着那些大洋干什么？”只好又把私房钱上交了。所以，问起这长征的事，刘金魁也是稀里糊涂——他当时成天挑着担子跟妇女儿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数洋钱，别的统统不知道。

派到乘骑分队的老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大刘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喜欢开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宣传组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重要意义。可是讲来讲去都是“革命觉悟”、“勇敢献身”之类的大道理，刘春雷就不耐烦了，每次开会都打瞌睡。

大刘的政治觉悟一般，可他师兄却学得很不错。胡彦明每次开会都做笔记，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刘春雷喊“师兄”，他都不肯答应了，说是要称呼“同志”。人家老红军是苦出身，胡彦明也跟着诉苦，说他以前受到东家的剥削呀欺负呀什么的。刘春雷很不以为然：“当伙计的替老板干活，天经地义。再说，估衣铺买战马送你参军，够仁义了，何必在外人面前讲东家坏话！”于是就和师兄闹了些小矛盾。

三连一排长韩永正却挺喜欢新兵大刘，原因是有一次玩“抢毛巾”游戏（就是两伙人骑着马，来回拽一个大麻袋，既能比赛力量，也能比一比身体协调能力），大刘把韩排长拽下马来了，一下子轰动了新兵营。

韩永正人称“韩猛子”，虽然是老红军，却比刘春雷还要小一岁。他是河南人，父亲是刀客，被地主杀害了。十五岁的韩永正就揣着一把关山刀投奔了刘志丹。1936年山城堡战役，“韩猛子”单人独斗白军一个排，成为红军战斗英雄；1937年北马村战斗，又是他第一个冲进村，刀劈七个日本兵，成为八路军甲级功臣。最神奇的是，打了那么多硬仗，他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新兵们都见识过韩永正的刀法——路旁立着十棵高粱，他策马挥刀，左右开弓，一截一截砍下来，刀刀都劈在梗结上——那准头，那功夫，真是没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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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猛子”性情生冷，倔犟不服输，说话干脆直接，“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叫人又敬又怕。那天他被大刘拽下马，别人都以为战斗英雄的脸面怕是要挂不住了，他却若无其事地显得挺开心，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刘春雷心里清楚，新兵中能把韩永正拽下马的人其实不止自己一个，不过是只有他才敢真的这么干。看起来，韩排长喜欢和直性子的人打交道。

当时，新兵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战马，别人遛马的时候找班长帮忙，刘春雷就去找韩永正。“韩猛子”的花斑马名字也叫“猛子”，也立过大功，它和主人一样勇敢，听见枪响就兴奋。打仗时，首长喊一声“猛子，上”，人和马就一起来精神。

两人原本想一起训练战马，可是韩永正的“猛子”暴躁，大刘的“狂风”又太温驯，新战马总是被老战马踢咬，搞了几天大家都没耐心了。“韩猛子”也觉得练不出来，还挖苦说：“什么‘狂风’？听见炮仗响就打哆嗦，可天亮时候听到公鸡打鸣却跟着瞎叫唤，干脆改名叫‘公鸡’算了。”其他战友也跟着起哄，结果是“狂风”的本事没练成，反而得了个“公鸡”的怪名号。

乘骑队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豹子”之类，但也有独特的：崔秉志的战马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叫做“大掌柜”；王立贵的马驹喜欢闻墨香，遇见标语、布告就凑上去东嗅西嗅，好像很有学问的模样，因而取名“小秀才”。

不管战马的名字多么怪，当骑兵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有个说法：“上马团、下马连。”意思是骑兵骑着高头大马，相当于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下马以后拎着军刀，又像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刘春雷他们早上出城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是有许多小孩子们一边追着一边唱：

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老百姓围着看热闹，战士们也因此有了虚荣心。再累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当进城镇、过村庄路口，小伙子们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蛋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审视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好状态。

当骑兵神气，想当骑兵的年轻人真不少。新兵营门口经常围着报名的人群。记得有次来了个小伙儿，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

可是，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战马的花费太大，咱们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1938年7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离开南宫县，王振祥团长带领骑兵一连护送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政委邓永耀和副团长梁俊亭带着二、三连和新兵营到肥乡县、成安县发动群众。

离开东纵总部单独行动，刘春雷才认识到骑兵部队筹措粮草的困难。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再加上人的消耗和烧饭的柴草，全团每天除了需要征集三千斤粮草，还要派一半人手到野外割青。四百匹军马在村子里驻扎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骑兵走一村吃一地，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补偿，群众负担很重，部队领导也很头痛。

7月中旬的一天，有人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五十辆鬼子汽车，好像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刻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之间的公路是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有日军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五十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邓永耀马上派人去了解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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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作战参谋侯洪臣和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敌人汽车四十八辆、兵力一百人左右，是去大名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喜出望外，决定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战机，在交通线上设伏，打击日军嚣张气焰，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

伏击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以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紧挨着公路，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春雷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永耀政委和耿协福营长反复叮嘱大家：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事先隐蔽好，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二十辆车为伏击的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人增援部队纠缠。

7月21日拂晓，骑兵二、三连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新兵徒步大队在漳河店村放暗哨，控制战场周围环境，任何人许进不许出。而刘春雷他们乘骑分队的任务则是“守马桩”①。这一天的“马桩”在高粱地深处，距离伏击阵地只有四五十米远。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十分紧张。“一听见汽车的声音就有些慌了，只觉得车子不是在路上开，而是要开到高粱地里来。”

战马是通人性的，士兵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也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几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哗啦啦”直晃荡……

新兵们控制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发现了。顿时，日军汽车喇叭齐鸣，加大油门往前冲，最前面的几辆车子迅速地冲进了漳河店村口。

漳河店村里有徒步大队的战士，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不让老百姓接近战场。由于事前没有打阻击的思想准备，看见日军先头部队冲到跟前，新兵们吓坏了，慌乱地四散跑开。十几个鬼子立刻下车、上房，在屋顶上架起机枪朝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队通过埋伏圈。

子弹扫过来，高粱秆子成片地折断。有几匹战马被打中了。有个人被打断了腿，他第一次上战场，还没看清楚敌人就残废了。

伏击阵地上的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暴露了，于是也开打。中间的几部汽车被打瘫在路面上，把日军车队堵住了，后面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开枪还击。二、三连不愧是老红军队伍，顽强勇敢，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后尾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

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两挺机枪，邓永耀政委带领三连反复冲锋。他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仍然坚持着不往下撤，硬是指挥战士们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高粱地里，刘春雷攥着步枪，牵着四匹战马，既紧张又激动。这时，身旁突然响起了枪声——小鬼子接近“马桩”了！乘骑分队的班排长一边紧急上前迎敌，一边命令新兵们赶紧把战马拉走，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那时候脑袋是木的，满耳朵都是枪声，也听见排长在喊话，可就是弄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吓蒙了。

新兵不挪窝，老兵们只好推着他们走：“别慌别慌！有我们挡着，鬼子过不来，赶快把马牵到后面去。”刘春雷一不留神被高粱秆子绊了一跟头。排长李树茂把拉他起来，随口骂了句“真笨”，大刘的脸腾地红了。

这一跤把刘春雷摔清醒了，排长的责备更是伤了他的面子，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把马缰绳塞到崔秉志手里，拎着枪就朝前跑，心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

原来一伙日军正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了“守马桩”的八路军战士。乘骑分队的战斗骨干立即还击。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春雷追上去放了两枪，看见胡彦明得意扬扬地举着一杆“三八大盖”，听说他拼刺刀杀死了一个鬼子，心里对师兄佩服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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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打了一阵，八路军发现不对劲了。面前的这伙鬼子起码有两百多人，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如果再打下去，不仅消灭不了日军车队，附近县城的敌人援军也会赶过来，再想脱身就难了。

因此，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们烧毁汽车，趁敌人还不了解我军的虚实，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是一二九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也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据战后统计，骑兵团阵亡战士三十多人，毙伤日军一百三十人，烧毁日军汽车二十七辆，战绩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精神失常的日本兵在漳河店村里哭哭啼啼，瞎躲乱跑，被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政府去了，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话。

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颇多遗憾：首先是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多了两倍多，而骑兵团战斗力最强的一连不在现场，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其次，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占据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第三，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应该把新战士分散到各主力连队中去。

19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在漳河店吃了亏的日本鬼子很不服气，他们宣称：“中共军队在押运部队的反击下主动退出战斗，这说明即使是八路军的主力团，也不足以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消息传到骑兵团，指战员们愤怒了，都想找个机会再教训鬼子一次。

1938年8月，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冀南八路军各部进行了整编。耿协福营长奉命组建冀南军区三分区，徒步大队也离开骑兵团，改编为三分区独立营（耿协福是冀南三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但后来听说他和上级领导闹意见，脱离部队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升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团长王振祥改任政委，副团长梁俊亭担任团长，三连指导员黄家景被提升为副团长。梁俊亭和黄家景都是骑兵团的老人，听说他俩当上了正、副团长，一些来自红十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很高兴，连着庆贺了好几天，有的人还喝醉了。

原来，在2月中旬的时候，原骑兵团团长夏云廷（又名夏云飞，一二九师骑兵团的首任团长）被调到冀西赞皇县担任独立团团长。冀西独立团是个新组建的部队，夏团长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虽然刘春雷从没有见过这位老团长，但他知道，当时团长开小差事件给部下的思想打击是很大的。事隔半年，梁团长和黄副团长的提升让大家都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也就在这期间，骑兵团组建了第四连。四连成员中除了乘骑分队的人，还有从主力连队抽调的部分老红军、从肥乡县大队参军的民兵骨干以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旧军队骑兵，连长是李树茂。刘春雷分在一排三班，班长是胡彦明。

整编结束后，冀南军区发起了漳南战役，一举歼灭“皇协军”与伪自卫团五千余人。

9月10日，骑兵团奉命奔袭大寒集，那里是“皇协第二军”军长李台的老家。其实，李军长这时候已经被八路军俘虏了，只是骑兵们还不知道，还在四处追捕这个大汉奸。

大寒集（今河南汤阴大寒泉村）位于安阳以东五十公里。骑兵团出动不久，日军的十辆汽车就追了上来，骑兵们穿越青纱帐，蹚过小河沟，想方设法甩掉敌人。刚进大寒集，鬼子的车队又追到了村子外边。

侦察员报告说日军有两百多人，团长和政委火了：“当真以为一个中队就能打我一个团呀，揍他！”

其他连队负责阻击，四连的任务还是“守马桩”。

四百匹战马圈在十多个院子里，刘春雷他们守在大门口。村外的枪炮声十分激烈，王立贵趁送午饭的机会去瞧了一眼，回来说：“村西头的日本汽车被打冒烟了，放心吧，鬼子打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