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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徽省巢湖市合晚巢湖晨刊 李金砚
对早已过了耳顺之年的我来说，这几年，身边不时有熟悉的人、有至亲的家人，因病因年迈，走着走着就散了。对生命中的这种生老病死，总是逼着自己要学会坦然面对。
可当我惊悉原单位的好领导吴鼎老总，2020年10月5日下午1点07分，因病逝世的消息后，尽管老领导已85岁高龄，尽管老领导在十多年前就患了胃癌，但还是很难接受。10月7日上午，和原单位的一些退休老同志，去小城殡仪馆为其送别时，看着老领导那熟悉而陌生的遗容，还是很伤感很无奈很惋惜。
算起来，这几年原单位已有三位老领导，因生老病死，在人生的这趟列车上，下车了。每每念起他们时，那上班时的过往，犹如放电影似的，在脑海里一一回闪。感谢我遇到的这三位好领导，在我28年的报业的生涯里，给予我的帮助和关怀。
上个世纪的1985年年初，我从工作了四年的郊区望城中学（现为巢湖市六中），调到刚成立不久的县级市《巢湖报》任出纳会计，遇到的第一位老领导《巢湖报》的总编：柳诗炳，一位很和蔼的人。
那时刚创刊的县级市《巢湖报》（后升级为地级市《巢湖日报》），一切都在起步之中，条件很是艰苦。报社的办公地点，是在一片居民住宅区里的一栋二层住宅小楼中。
记得当时，快近50岁的柳总，常常会早到办公室，手持大扫帚，清扫办公室的门前屋后，那一扫帚一扫帚认真清扫的模样，很有领导凝聚力。
我对数字有种天生的愚钝，出纳会计的工作，于我而言，就是一种精神折磨。苦恼的我，不安心本职会计工作，常在工作之余，练写文章。记得曾写的一篇散文《荠菜》，首次获得一次征文赛的优秀奖（现在看那文章写得太稚嫩）。这些都被柳总看在眼里，他笑着对我说，看来你是真的不适合当会计。随后不久，柳总便让适合的人去任会计，而将我调岗去当记者了。
感谢柳总的调岗，让我至今都保有，对文字有种割舍不了的喜爱。
第二位好领导杨杰，是位很有才华的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著有《我们这一茬》、《黑葡萄眼睛》、《年轻人的心思》等十余部中篇、短篇小说及散文、报告文学多部。他是1993年从当时的东关水泥厂调来《巢湖日报》任常务副总编的。
这时的《巢湖日报》已从当初开办时的艰难期，进入到蓬勃发展的旺盛期。随着1999年7月9日，县级巢湖市改设地级巢湖市后，《巢湖日报》成了全市唯一一张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日报，也成了全市人们十分关注喜爱的一张报纸。
那时我任政文版编辑，因杨总直接负责报纸采编，工作上和杨总便接触较多。杨总是一个思想很活跃的人，为了让报纸办得既有党性又有群众性，既让政府满意、又让群众满意，他是殚心竭虑，一心扑在报纸上。每每开编前会时，他总是有根据当下的宣传特点，提出新的专题设想和新的报道思路，让编辑们去组稿约稿，让记者去采访写稿。
他的这些时不时不断提出的新要求，无形中让每一位采编人员，业务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记得他常说的一句话：要让新闻插上散文的翅膀，要让散文有新闻的内涵，这样的文章，才会有生命力。至今让我受益匪浅。
第三位好领导，就是吴鼎了。吴总是1991年从巢湖市文化局调《巢湖报》任总编辑，后改任《巢湖日报》副总编辑。
吴总任巢湖报社领导时，正是巢湖报社大发展期。记得，为了给当时的报社谋划盖办公大楼和职工宿舍，让报社办公地点搬离居民区，让报社部分员工结束四处租房住的日子（那时的单位有福利分房），他四处奔波，疏通关系，终于在1995年，报社新办公楼、职工宿舍楼落成了。当大伙儿高高兴兴搬进新宿舍楼时，可为盖楼操碎了心的吴总，却没有为自己分配一套新房，依旧住在自己原来的旧房里。
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是1991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巢城汛期水情紧张，各单位通知家住低洼处的迅速撤离。那时，我家租住在地势低洼的下码头（现在的金码头），当时的通讯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当吴总和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敲门通知我抓紧时间，赶紧撤离，回父母处暂住。随后，又马上赶着去通知下一位，租住在低洼处职工时，着实令人感动。
其实，吴总在报社任职期间，对每一位员工的关心爱护，那时有口皆碑。不管是那一位员工，只要家里遇到了困难，包括家中孩子上学，家中发生矛盾等等，他都会竭尽全力去帮、去调解，他是大家口中一致称赞的好人。
时光不能倒流，往事只能回味。而今，三位好领导都去了天堂，心中陡生许多思念，许多感慨。无奈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是生命中不可逆的自然规律，是无法挽回的。在不知未来的哪一天，我也会因生老病死，离开这烟火尘世，这就是现实。
面对尘世间无力挽回的现实，唯有珍惜活在当下，努力让自己的生命活色生香起来。在让自己慢慢变老的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能少些痛苦，多些快乐，做些自己喜欢的事，这或许就是对生命的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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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7 08: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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