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经历的合肥解放

老八路

《新华日报》关于合肥解放的报道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随营军校的干部队由城北门进城

  　当年秋天，淮海战役开始时，国民党反动派接近崩溃，广西军阀李品仙部下纷纷从安徽南逃。合肥县长朱廷辽也不干了，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残局，提出要龚衡军出任合肥县长。龚兆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来我家和我商量怎么办。我说打电话和龚衡军联系。

　　试探：你和那边有没存关系？

　　解放前夕出任合肥县长的龚兆庆（字炳炎）和我是同名，他是我的家门堂兄。下文所提及的龚兆庆，皆指龚炳炎。

　　我夫妇二人在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北医学院。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们回到合肥，经老师王硕宇介绍，我担任安徽省卫生防疫大队第二队队长，干了3个月，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反动当局贪污腐化，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我愤然辞去职务，开私人诊所行医，以谋生计。

　　1948年春，龚兆庆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他家看病。我到了他那里（北门四湾街），他说：“我没有什么病，是叫你来吃晚饭。”饭后，在闲谈中他突然说：“国民党不行了，第一，东北四平战役失利，国民党部队受挫严重。第二，刘邓大军南下、中原和淮海地区的解放为期不远了。第三，国民党倒行逆施，失去民心。”接着他又说：“你和那边（指共产党）有没存关系？”当时他认为我爱人是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的，虽然国民党特务未抓到真凭实据，但也许我家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我告诉他我们和那边没有关系，但我知道一点情况，在北乡下塘集有一个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余亚农（曾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解放后任过安徽省皖北行署主任、副省长）和共产党在皖西北地区的领导人郑抱真有联系，你可叫龚云从（龚兆庆的堂兄）到下塘集去找余亚农。半月以后，一天龚兆庆告诉我说，龚云从到下塘集去了十来天都未找到余亚农。

　　又一日，龚衡军的弟弟龚镜人（当时为合肥县的参议员）和我见面，我对他说：“龚兆庆有个愿望，想和那边（共产党）取得联系。”龚镜人说：“我们和皖西军分区的唐晓光等有联系你是知道的，但我一直不敢和龚兆庆讲，因怕他嘴不牢，容易出问题”。实际上，在1947年以前，我就知道龚衡军及郭崇毅同皖西军分区的唐晓光有联系，同时还有我的中学同学周景绍（国民党安徽省文献委员会职员，解放后曾在安大任教）也在其中。后来龚衡军和周景绍在合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因而周、龚二人便陆续离开合肥，周景绍到巢县黄麓师范当教员，龚衡军到肥西任官亭联防区主任，并继续和唐晓光保持联系。我当时问龚镜人，关于这些情况，龚兆庆来联系时，能否对他直说。龚镜人说主要怕他嘴不牢，要我掌握分寸，能讲时则讲。

　　密信：我们不能以卵击石

　　过了几天，龚兆庆来我家又谈此事，我和他说，龚镜人等和共产党有联系。他很高兴，当即要我同至龚镜人家（龚镜人和我住得很近），到龚镜人家后，谈话中，彼此分析了形势，兆庆提出要龚镜人把他想和龚衡军及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的愿望告诉龚衡军。不几天，龚镜人和龚衡军联系上了，衡军方面表示同意。后来，龚衡军在下面筹集了一点款，想买些枪，名义上是加强自卫，实际上是受皖西军分区的指示，扩大革命武装力量，此事龚衡军要求龚兆庆在合肥城内通过关系给与援助。结果，买了两汽车武器弹药从县政府（现在的博物馆）那里搬上车运走。

　　当年秋天，淮海战役开始时，国民党反动派接近崩溃，广西军阀李品仙部下纷纷从安徽南逃。合肥县长朱廷辽也不干了，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残局，提出要龚衡军出任合肥县长。龚兆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来我家和我商量怎么办。我说打电话和龚衡军联系。龚兆庆接通电话后，龚衡军在电话里表示不能干，详细情况另派人来合肥面谈。次日，来人说龚衡军在合肥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并且他那里工作也不能离开，故不能来干合肥县长。

　　后来，通过龚嘘云等人的活动，拟就《地方公呈》送交省政府，要求龚兆庆出任合肥县长。约在1948年10月份，省政府的委任令就下来了，龚兆庆当了民国合肥县的最后一任县长。

　　1948年冬，刘汝明部队从淮南前线溃退到了合肥，在周介如家和龚兆庆联系的一些人有主张要把县自卫大队拉出来起义。龚兆庆对此拿不定主意，遂来和我商量。我和他分析了合肥当时的形势，认为刘汝明虽然是溃退合肥，但仍有上万军队，而我们县自卫大队只有300多人，况且人员思想尚不稳定，如在此时仓促起义，只能是以卵击石，会暴露自己、使革命受损失。我们又派人把周景绍找来，说明我的意见。经过反复商量，我们决定拟一个《保存实力，迎接解放》的方案，找人送到官亭。这时，根据唐晓光同志指示，成立了合肥支队，龚衡军任合肥支队队长。过了两天，我们送信的人回来了，说合肥支队的领导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

　　暗战：他说要炸掉火车头

　　淮海战役结束后，刘汝明所辖的曹福麟部在合肥到处抓丁、抓夫，奸淫抢劫，无恶不作，弄得合肥城乡鸡飞狗跳，人心恐慌。此时，朱幼农（曾在津浦路上任处长）在合肥赋闲，有时到我家来玩，我们在闲谈中，常谈到政局，也谈到刘汝明部在合肥胡作非为的问题。朱说他和刘汝明很熟，过去在河北保定，他们常在一起打麻将。我问他见不见刘汝明，他说：我有事就见他。后来，我就把这件事和龚兆庆、龚嘘云通了气，并商量怎么办？大家分析了朱幼农的思想状况，认为他目前在合肥只是蹲闲，是被国民党排挤出来的不得志人物，平时也表现出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我们商谈后决定，暂不同他谈和合肥支队有联系这件事，只能利用朱幼农和刘汝明的关系，尽量使合肥人民少受灾难，并保存实力，迎接解放。

　　按照研究的意见，在第三天晚上由我出面约龚兆庆、龚嘘云、朱幼农来到我家。见面以后龚嘘云首先开口对朱幼农说：“你是家乡人，现在刘汝明部队来合肥骚扰家乡，你要想办法。”朱说：“我们可以组织地方绅士、商会知名人士等随我一同去蚌埠会见刘汝明。”后来，我们就按这个方案，组织了地方绅士、商会会长等十余人去蚌埠，见到刘汝明时，朱幼农对刘说：“这次来蚌埠要是请你进驻合肥，其次是想和你谈谈你部曹福麟的军队在合肥纪律不好，大家知道我和你关系不错，故要我来找你，请设法制止，不然，有损你的名誉。”刘听后装正经地说：“有这等事？我马上打电话给他。”并当着朱幼农等人的面打电话给曹福麟，叫他制止部下，在合肥不要胡来。

　　由于刘汝明想当安徽省主席，几天后就来到合肥，并把曹福麟这个军调去巢县（刘汝明部共两个军，随刘来的这个军军长叫刘汝珍，是刘汝明之弟）。

　　刘汝明来到合肥后，朱幼农既是刘汝明的好友，又成为刘汝明司令部的参谋，整天陪着刘汝明打麻将，对刘汝明部队的军纪要事，掌握得一清二楚。同时他把在刘汝明处掌握的情况也随时在闲谈中透露给我，后来，我们看他天天都来把刘汝明那里的动态告诉我们，态度十分诚恳，经过商讨后，由我将与合肥支队有联系的情况告诉了他，请他多作一点细致的工作，多提供一些可靠的情况。

　　在此期间，刘汝明部队中，有些入想趁乱去发洋财，他们说火车头的锅是用白金做的，想把火车头炸掉。朱幼农对刘汝明讲：“我在铁路上干了多年，从未听说火车头的锅是用白金做的。”刘汝明讲：“我们不炸，将来还不是留给共产党吗？”朱幼农则告诉刘汝明，要炸也不能现在炸，因曹福麟刚刚调走，你才来合肥，人心刚安定，如果现在把火车头一炸，就会造成人心恐慌，对形势不利。刘汝明听后未表示可否。朱幼农当晚就来到我家，把这一情况告诉我，要我想办法把火车头立即疏散开（当时在合肥有八个火车头）。他认为刘汝明真要炸的话，炸开一个弄不到白金，就不会再继续炸了，我们要想办法留一个是一个。我听他说后便立即找铁路上的两个职工（一个姓谭，一个姓刘，具体名字记不清了）把火车头全部疏散开了，后来，刘汝明也未炸，这八个火车头后来为大军渡江，运送兵员、武器等发挥了很大作用。

　　解放军来到东门外，向城头哨兵喊话，让他们打开城门。哨兵即答，我们早和皖西军分区有联系，欢迎你们进城。解放军进城后，要守城的自卫队把机枪交出去。哨兵说交抢要请示县政府，接着他们打电话到县政府来，说解放军已到，要我们交出机枪。

　　起义：立刻把机枪交出去

　　又过了一些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主力部队沿津浦路南撤，刘汝明在合肥走与不走之间举棋不定，他对合肥周围的共产党活动情况只听风声紧，但具体的也搞不清楚，想叫朱幼农搞情报。朱又来到我家把这事告诉我，并认为我们应借此机会搞点假情况，催他走吧，恐怕刘汝明在合肥蹲长了，合肥人民免不了要大遭殃，闻此情况后，我即去县政府找到龚兆庆，把朱幼农所言告诉他，后商定以县政府名义起草了一个情报，大意是：据近来侦察，合肥东、西、北乡皆有共军活动，每处大概两三千人左右，城南方面尚未发现共军活动，具体情况待查清后再报。此材料由我交给朱幼农，朱又交给刘汝明，刘接此情报后，几小时内未见反应，到了晚上，他突然对朱幼农说：“你回家去把家眷安排一下。明天到这里来（指洪家花园，即现在省委所在地），随我一块走。”朱答应后趁回家准备的机会又来我家和我商议，他认为刘汝明要他一块走，可能对他有点怀疑，不走不行，如不走对我们的事情不利。对此我未置可否。次日他就随刘汝明走了，解放后，我们才知道朱幼农随刘汝明到芜湖后借探亲名义脱身，后在北京定居（已病故）。

　　1948年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刘汝明部队南撤，合肥情况趋于安定。龚兆庆等人在县政府里一面布置城防，一面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就在当天晚上，我们接到合肥东乡梁园方面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是解放军（我们联系的是皖西军分区，可从梁园打来电话的是解放军三野部队，他们不知合肥情况），龚兆庆在电话中说，我们合肥县政府早和皖西军分区方面有联系，我们现在正维持城防，保护一切设施，欢迎你们赶快进城。

      第二天下午，解放军来到东门外，向城头哨兵喊话，让他们打开城门。哨兵即答，我们早和皖西军分区有联系，欢迎你们进城。解放军进城后，要守城的自卫队把机枪交出去。哨兵说交抢要请示县政府，接着他们打电话到县政府来，说解放军已到，要我们交出机枪。我当即在电话中告诉他们：把机枪交出去，并马上派人陪同解放军到县政府来。我们遂在县政府内接待了入城解放军。当时在场者有龚兆庆、殷乘兴、董光升等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及我、夏继诚、周芜等。我记得解放军带队的那个同志叫齐平，是团政委，只有20多岁。龚兆庆向他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说，地方治安仍由你们维持，等待解放军部队的到来。随后他们便走了。当天夜里，谭启龙、宋日昌率领主力部队进入合肥。第三天（1月23日），以龚衡军为队长的合肥支队也由官亭进入合肥。至此，合肥县政府档案、大量物资、交通器材等均完整地交解放军接管，合肥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庆解放，从此，古老的合肥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迈出了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