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

老八路

　　１９０１年生，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教导营教官、参谋、副团长。１９２７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１９９０年９月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８岁。

老八路

第一章　风雨年代
　　童年和家庭

　　一九○一年十一月八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

　　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交通、经济相当落后，但也有比较富庶的地区。过去我们那里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镇，指东冶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不少，比五台县城要富裕些；村，说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同我村仅一河之隔。阎锡山老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那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永安村在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滹沱河在我们那里回环转弯，流经太行山南端进入河北省。永安村是个偏僻山村，但借滹沱河河水之利，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

　　在永安村，徐姓是个大姓，约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三以上。

　　听长辈们说，我家祖上是三兄弟，从洪洞县迁居，落脚五台山下。一代传一代，不知过了多少辈，才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土地与家产，成为富庶之门。徐氏家族里，有个叫徐生坎的，清朝什么年代中翰林、入官门，做过巡抚，署理过两广总督，著有《瀛环志》一书。后来不知犯了哪条王法，被罢黜治罪，死后还服刑，棺材用铁链子锁着。

　　永安村的徐姓，属第三分支之后，到我这一辈是第十九世孙。

　　我家原先是一个大户，到我祖父时，家业衰败了。祖父名徐鹤林。据说，他雄心勃勃，从务农转为经商，企望借此带来转机，重振家业，光宗耀祖。但事与愿违，结果不仅没有赢利，反而赔了本，从此一蹶不振。

　　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上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

　　父亲徐懋淮，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爷爷去世时，父亲年仅十三岁，奶奶把他送到外祖母家读书，快二十岁的时候中了秀才。由于家境越来越艰难，他就没有再考举人，放弃了仕途，靠教书养家糊口。他教书多是到“口外”去，大概就是现在内蒙的和林格尔和凉城一带地方吧。因为在本村或附近教书，薪水太低，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困难。

　　“口外”教书，一年薪水是一个元宝，合五十两白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父亲一年难得回一两次家。有一年他年关回家，半路上被土匪劫了，闹个两手空空，命也差点搭上。家里等他回来安排年事，结果白盼一场。

　　村里人说我父亲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他来家也闲不着。村里有个大小事，象打架斗殴、家庭纠纷、分门立户、典地立契等，往往找他调解或作中保，他也乐意办这些事。

　　由于我父亲常年教书在外，家里生活的实际组织者是母亲。母名赵金銮，没读过书，是个农村家庭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在料理家务，抚养我们兄弟姐妹上。她节俭勤劳，温柔善良，自己省吃俭用，但常常帮贫助老。她的性格和品德，对我们兄弟姐妹颇有影响。

　　母亲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佛教。在四大佛山之一的五台山下，佛家弟子众多。我们家顶楼上一个角落里，供着一尊木雕菩萨和一尊石刻观音，据说是从五台山“请”来的。母亲信仰佛教很虔诚，鱼、肉、蛋、葱、蒜、韭菜，都不入口，叫做“吃清口斋”；每天夜半人静时闭目打坐，从不间断。在她的影响下，我的两个姐姐也信佛。父亲、哥哥、妹妹和我，都不信那一套。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参加劳动。大姐先月，二姐春月，没读过书，是母亲的好帮手。哥哥徐受谦，因为是长子，很受器重，读书也比较多，但在家里同样得干活。他后来在阎锡山部队当了名军需官，全国解放后在太原文史馆工作，一九七五年去世。妹妹占月，长大时，姐姐哥哥们都出去了，一些家务劳动活多靠她来干。她在太原女子师范毕业后教过书。抗日战争时跑到延安，取名徐达，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

　　我从七八岁开始，便帮助父母做些家务劳动。拾粪拣柴，是我经常做的。也采树叶，挖野菜，我吃过好多种野菜，养成了吃野菜的习惯。

　　母亲干活一向仔细、认真，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做什么活，都要规定数额。拿拾粪来说，每天早饭前必须拾一箩头回来，否则不准吃饭。北方农村积肥主要在冬季。寒冬腊月的五更时分是“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我在外边拾粪，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冻成那个样子，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但她从来不说降低定额的话。

　　在旧中国农村，吃穿用主要靠自家生产。一个家庭可以说就是一个小社会。家家户户，年年岁岁，都要想方设法种地、织布，编制各种盛器、家俱。我也学会了编篮子、笊篱等一些常用的家什。听妹妹说，我离家八九年后，家里还用着我编的篮子。母亲想念我，有时看到那篮子就流泪。

　　正当我度过我的童年的时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前夜。清朝政府昏庸腐败，危机四伏。山西地瘠民穷，加上连年干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慈禧太后逃离北京，移宫西安路过山西时，又大肆搜刮，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社会极度黑暗，民不聊生，一场推翻满清帝制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我那时还不懂得这些，但从人们的议论和神情中感到，恐慌，忧伤，不满，渴望改变现实的黑暗状况，成了生活的主调。只听老人们说：“世道要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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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私塾　上小学

　　十岁那年，父亲送我到本村私塾读书，学名徐象谦。

　　我上学那年冬季的一天，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赶走了皇帝。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头上讨厌的辫子，但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知道这场革命将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这时的私塾，已经有了变化，开始了向新学校的过度。就学的孩子都到学堂去，由先生讲学。学生集资，付给先生酬劳。

　　课本还是旧的，《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这些“旧时村塾所课杂志”，“童蒙诵习之书”，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有的上千年，到我们这一代，是最后把它们当课本来读了。辛亥革命后，宣布小学废除“读经科”，改读识字课本。我妹妹上学时就读“人、手、足，刀、尺”，算是新课本。

　　那时念书，纯属死记硬背，囫囵吞枣。眯逢着眼睛，唱唱咧咧，摇头晃脑。先生这样，学生也这样。不管理解不理解，背诵如流就是好学生。再就是写仿，练毛笔字，一笔一划，正正规规地写。背书写字，不合老师的要求，要打板子、罚跪。私塾课程设置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数学，我的数学基础一直没打牢。

　　上学前，父亲就教我读书，写毛笔字。只要他在家，每天都要子女读书写仿，马虎不得。所以，在私塾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老先生也喜欢我。这不是我有什么天赋之才，而是父亲，老师用心血造就的。

　　我在本村私塾学习了两年，而后转到沱阳学校读高小。沱阳学校校址在东冶镇一座庙堂里。神像被搬走，殿堂作教室。

　　这所学校办得比较正规。课程以语文、算术、英语等为主课，还设有历史、地理、格致(理化)、修身等课程，这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

　　进入这个学校，使我开阔了眼界，启发了思路。学英语，感到很新鲜。脑子里也产生了很多疑问；怎么还有英语?人为什么不说一样话写一样字呢?有一天我壮着胆子问老师：中国入学英国话，英国人学不学中国话?老师没有回答我。

　　在沱阳学校读书时，我是住宿生。我们家离东冶镇五六里路，不住校也是可以的，但我喜欢那种愉快的集体生活。同学们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谈话很有趣。—可以谈论自己喜欢谈论的事情，又可以从别人那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母亲开始不同意我住宿，父亲倒是想得开，他主要是从有利于学习考虑的。

　　住在学校里要交伙食费。家里拿不出钱来，就得带菜、带饭。菜也没有什么好带的，无非是芥菜疙瘩、芥菜缨子、咸萝卜什么的；主食带小米和窝窝头，一个月一升小米，熬粥喝。特别是冬天，光吃凉窝窝头受不了，有碗热粥就好得多了。

　　我很喜欢这个学校，学习十分用心，尤其注重算术、英语等新课程。第一年的算术成绩比较差，第二年就赶上去了。正课之外，还看了不少书报。我们村有三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他们回家时，常来学校，教我们唱歌、爬杆、耍木枪等。这时关于国家的事听得就多了，孙中山呀，辛亥革命呀，民主共和呀，反袁斗争呀……总的印象是社会很混乱，但又理不出个头绪来。

　　进入沱阳学校的第二个寒假，父亲也从外地回来了。一天，他要我作文。这是他检查我学习成绩常用的方法。在沱阳学校，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父亲要我作文，我满有信心，结果却不中他的意。他习惯于用八股文的规范来看文章，不合这种规范就不行。

　　出乎我意料的是，因这次作文不合他的意，父亲竟不让我再到沱阳学校去读书。他说：“你的文章越来越差了，看来不能再叫你到东冶上学了。再在那里学下去，作文成法都要忘光了。”其实，父亲的看法和我的实际情况正相反。我担心的是算术，而不是语文。他是用考秀才的老眼光来看待新学堂的。

　　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再三请求，他都不允。于是，只好离开沱阳学校，又回本村读私塾。从这件事我感到，父亲的思想有点旧，不太合潮流。

　　回到私塾，依旧哼哼唧唧读《四书》、《五经》，心里生烦，读不下去。想听点新鲜事也听不到，什么都是旧的。书是旧的，教学方法是旧的，同学们谈论的事也是旧的，看看老先生那副学究神态，就更感到旧。和沱阳学校比较起来，私塾要保守得多。村里的情况，也是死水一潭。辛女革命后，一度掀起的禁止男人蓄辫子、女人缠足的风潮，很快平息下来。在许多人的眼里，留辫子、缠足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动不得的。现在仔细想一想，社会是个错综复杂的统一体。有进步力量，又有保守力量。进步力量战胜保守力量，社会就前进，就发展；有时出现倒退，是保守力量占了上风，但这不会长久。

　　又读了不满一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坏，不能同时供两人上学，只能留一人读书。父母最后的决定，是让哥哥继续上学，我在家里劳动。这时我还不满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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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徒生活

　　失学后，我就在家里帮助母亲做些家务活。挖野菜，割草，拾粪，背炭，都是我的事。背炭要到窑上去，离家很远，背少了不上算，每次尽量多背，虽然很累，但我都挺住了。秋末冬初时，整天到地．里去刨高梁茬、谷茬，刨回来晒干当柴烧。有时也看点书，写写仿。因为想看书，还闹了一个笑话。

　　有天，沱阳学校一个同学告诉我，东冶镇书摊上来了好书，叫我去买。我手里没有钱，就在家里东翻西找，翻出了一对耳环和一副手镯，背着母亲拿到当铺当了儿个钱。当铺掌柜认识我们家，觉着一个小孩子来当首饰不大对劲，就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很生气。结果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了打。

　　在家住了几个月，心情忧闷，父母决定给我找点事做。母亲想叫我学木匠。木匠算手艺人，七十二行之一，在农村很吃香。可是父亲不同意，他想让我到买卖家去学徒。我不愿学木匠，也不想学徒，但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只想走远一点，到外面闯一闯。

　　父亲费了几番周折，最后给我找到一家书店，当学徒。这家书店在河北省阜平县，店主是我大姐夫的表兄弟。我听了也高兴，觉得这下看书不用发愁了。于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一生中的第一个社会职业。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大沙河上游，属太行山区。有一条构通冀西和晋东的山路，便于小商人和民间往来。从我们村到阜平，有二百多里的路程。

　　书店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门面小得可怜。先是卖书，后又兼营日用百杂。有个大伙计，比我来得早．早个一年半载的吧。他和东家的亲戚关系更近一些，是东家的内弟。

　　从阶级地位上看，这家书店颇似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列举的小资产阶级中的“有余钱剩米的”，“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的那一部分人。

　　旧社会那种学徒生活和现在有天壤之别。现在的青年工人是受到重视的。师徒之间，政治地位平等，生活有保障，学习有师傅带着，手把手地教。旧社会学徒就不同了，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学徒三年，有两年半是卖。苦力，学不到什么东西。我那时天不亮就得起床，挑水、扫院子。还得给东家倒尿壶，手脚要轻，不能惊动东家。我什么活都干过，做饭、烧水、劈柴、纺线、磨面粉……。最累的是磨面粉。这家养了两头大骡子，一天磨六斗麦子，要一箩一箩筛出来。店主专门雇了个打磨工，他请假回家，这活就由我顶着干。两匹牲口轮流换班，我是一个人干到底。那时我年纪小，力气不够，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动都不想动，但夜间还要起来两次，给骡子添草加料。后来，东家见我本分、机灵，才让我站柜台。

　　第一个冬天，东家给我加了个新差事，替他讨债。出大力我可以坚持干，倒尿壶我可以忍受，讨债我张不开嘴。欠债的都是穷苦人家，有时进了欠债人家的门，一看那凄惨景象，“我给东家要债来了”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一个冬天，跑了不少腿，没有讨上来几户。东家骂我，还威胁我，说：“再讨不来就扣工钱。”我说：“扣工钱我也讨不来！你爱找谁找谁，我不干！”后来他再也不让我去讨债了。

　　年关结帐时，东家没有扣工钱，给了我三块大洋，算是一年所得。这是我第一次拿工钱。尽管比我一年的劳动价值少得多，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

　　第一次拿到工钱，我不知该怎样开销。因为从小苦惯了，没有花钱的习惯。想来想去，决定给母亲买点什么，再买点过年用的东西。花掉一块，其余两块回家交给了父亲。

　　学徒时，我最满意的是能看到书。在这点上，东家虽然不太高兴，但限制得并不严。白天，他看到你看书时间多了，嘴上不说什么，用增加活计的办法对付你。晚上，怕你看书时间久了耗费灯油，就催着早睡。我看书是抢时间，得空就看，有时入了迷，甚至忘记干活。店里的小说我差不多都看过。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荡寇志》、《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七侠五义》等。还有《史记》、《汉书》、《二十四孝》、《孙子》等也翻阅过。

　　书中豪侠英烈的忠贞报国、为民除害的凛然正气，对我有一定影响。我非常羡慕他们那种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品德和行为，曾经幼稚地想：我要去学武，替穷苦百姓打不平。但有些书也使我不满意，特别是《荡寇志》，它接着《水浒传》，续了七十回。中心是说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如何被“擒拿正法”。梁山好汉一个个被整掉，实在叫人看不下去。我没看完，就把它甩掉了。

　　学徒生活持续了两年多，直到太原国民师范招生，我去报考，才离开了书店。这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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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入国民师范

　　一九一九年，我考进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那时，我哥哥在太原做事，来信告诉我，国民师范学校招生，是官费，要我去报考。有了读书的机会，我当然高兴，决心离开书店，去考学。怕东家不准我走，跟东家告假时，我就借故说：“家里捎信来了，有事要我回去一趟。”东家先是不准，说店里太忙，找不到替工。后来看我执意要走，也就答应了。比我年长的那位伙计，平时对我不太好，我说回家有事他也没在意。

　　离开书店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全部物品捆成一个行李卷，都带走了。我走出店门，就没想再回去。

　　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设在太原市。太原离我们家二百四十里路，是山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山西人眼里，去太原就象进京城一样。家里人说我是进京赶考，全家都为我忙活。

　　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约在“五四”运动的前两个月，学校正式开课。

　　校址在太原市小北门街，分东西两个院落，校舍比较宽敞。当时在山西算第一流的。路东为校本部，有教室、大礼堂、图书馆、理化实验室、教员办公室、学生自习室和宿舍。宿舍分东西各十斋。还有一所附属小学。路西是大操场，校园，“国师里”(即教职员工宿舍)。

　　我们这一期是国师创办后的第一期，叫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学制二年。后来增设高师体育专修科，学制改为五年，我毕业的那一年，又添设了雅乐专修科。

　　这所师范是阎锡山创办的，具有准军事教育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军文兼备的人才，准备力量同其他军阀抗衡，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对这所学校很重视，刚开学后每周都去听课，还经常对学生训话。

　　校长赵戴文，是个秀才，又是和阎锡山一块儿闹“革命”的，任过阎军第四混成旅的旅长，颇有点名气。此人既懂文又会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把学校管得很严，课程安排得很紧凑，晚自习时学生才能有点自由。

　　课程设置也是为巩固阎锡山统治地位服务的。有军事、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心理学、教育学，还有音乐、体育、美术等。学校很强调学好心理学和教育学，尤其注重儿童心理学。在非主课里边，还有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

　　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我们一入校就发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完全是军人装束。军事课是讲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给我们上军事课的教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军官，张荫梧就是一个。抗日战争中，张荫梧成了国民党顽固派，专事反共活动。我在冀南根据地时，他指挥民军专跟八路军搞“摩擦”，被我们打得狼狈不堪。

　　开学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了。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我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一些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同那些激进的同学比较起来，我算“守规矩”的人。

　　但是，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逼着我想一些问题。闲暇时间，我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看一些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

　　当时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苏维埃劳农政府、十月革命以及有关马克思、列宁的书籍和刊物，少得可怜。象《新青年》那种有一定深度的宣传马列主义观点的刊物，发行数量有限，我们很难看到。全世界的反动统治阶级都在攻击十月革命，中国也不例外。我从报刊上的反动文章中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词，感到很新鲜。“列宁”的译音当时叫“里宁”，我仅知道他是苏联十月革命的领导人。

　　学校还经常聘请一些社会名流来讲学，例如胡适，讲过哲学，有个物理学家，讲过力学，朝鲜的流亡人士，也来作过演讲。阎锡山的将领到校讲课，多是些反动说教，进步学生都很反感。

　　这所学校以后办了很多期。与阎锡山的愿望相反，它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同志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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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书的岁月

　　一九二一年，第二个“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前，我学习满两年，正式毕业。毕业后，被介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教员。

　　从学生到先生，看起来很平常，但却是我生活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开始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启蒙者的责任。

　　学校在阳曲县城里，规模不大，校长是个满族人。我教一年级，有三十几个学生。每月薪俸二十块大洋。

　　我开始体会到，当一个小学教师确实不容易。那些小孩子来自各家各户，男生女生不同，年龄大小不一，智力不齐，性格各种各样，把他们带好教好有许多困难。孩子们象田间的禾苗一样，小苗是很弱的，经不起强风和暴雨，然而，小苗又是有生命力的，它要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

　　我工作了一学期，刚摸到点门路，学校就把我辞退了。这是放寒假的时间，我正在家里休假，学校寄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辞退书”。

　　我感到很突然，不，应该说是打击。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抱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为什么辞退我?“辞退书”上用词简单，委婉，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从我第一次站在学生面前，到放假离开学校，没做过错事，校长和同事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我把“辞退书”拿在手里，苦苦思索，怎么也找不出答案。姐姐叫我到学校去问个明白，我没有去。我说：在这个吐界里，还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明白不明白都不会再叫你干了！这个无头案一直没搞清，现在我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辞退我。

　　失业不久，我又找到了职业。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缺教师，经父亲托人联系，雇用了我，月薪还是二十块大洋。因为我是国民师范学校毕业的，让我教六年级。河边村是阎锡山老家，这所小学的条件要比太原第四小学好得多，规模也大一些。

　　就在这一年，由父母作主，我同东冶镇朱门长女结了婚。她叫朱香蝉，性格很温和。第二年我们有了个女儿，叫松枝。松枝刚刚一岁多一点，也就是我考入黄埔军校的那年秋季，她妈妈得了不治之症，病故了。妻子临死前很想见我一面，但我远在广东，无法回来。松枝是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下长大的。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同志派人把她接出来送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我在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任教两年。这期间，在我脑子里，打倒军阀，改造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教学中经常找机会向学生讲述一些历史故事和当今事件，引导孩子们认识中国，认识社会。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等事件，当时我知道得不是很具体，梗概还可以说得出。我觉察到，孩子们很愿意听。

　　我讲的这些内容，不知怎么传到了姓段的校长耳朵里。他郑重其事地出面干涉，我不服，同他争吵起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许讲这些，他说不出理由来。没多久，我又被辞退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回到教员的岗位上去。

　　读书，学徒，教书，占去我青少年时期的十二年时间。风风雨雨的生活，使我增长了见识，受到了磨炼，在心灵深处刻下了难忘的印记。

　　失业后，我又面临着一个找出路的问题。不过这次和上次有些不同。那一次，如果说是以谋生为主的话，而这一次则主要是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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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革命生涯的起点
　　报考黄埔军校

　　一九二四年一月，我告别父母，冒着风雪严寒，重返太原，谋求职业。走头无路的我，心情郁闷，时常踯躅街头。

　　幸好我哥哥在太原工作，有点社会关系。经他东奔西走，找到了一个阳曲县小学教师的补缺。我正要去上任，又听说广州的国民政府要办军官学校，在上海招生。我哥哥认识一位姓郭的军官，答应保举我去应试，我即下决心考军校。随后，我又悄悄串连了几个同乡，一同去上海报考。

　　黄埔招生是全国范围的，各省均分配了名额，上海考区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点。国民革命政府设有办事处，负责招收北方的学生。

　　二月间，我和白龙亭、孔兆林、赵永贞、郭树云等，乘车赴上海。途中，经轮渡过长江，望着波浪滚滚的宽阔江面，不由使人想起了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句。我们踏上满目葱绿的南国土地，来到我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又兴奋，又新奇，指指点点，评说不已！

　　上海给我的强烈印象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贫富悬殊，有霄壤之别。洋人、阔人衣着华丽，作威作福；苦力、贫民面黄饥瘦，当牛作马，完全是一幅花花绿绿和凄凄惨惨鲜明对照的不合理的社会图景。

　　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简章，我们到上海后才见到。应考的条件和手续颇严，规定了许多条。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学历上要“旧制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之中学毕业；身体条件要“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及无肺病、花柳病、眼疾等。既有笔试，又有口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观察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之类的。应考前，我们在美术学校一个姓赵的同乡家里复习功课。他家有两兄弟，当我们的辅导老师，出了不少力。后来，听说他俩都成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那个动荡的年代，力量分化甚快，也不奇怪。

　　这时，我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想革命，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知道孙中山是伟大人物，并不知道他创办黄埔学校的因由。

　　为什么要办黄埔军校？事后得知，由于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没搞出个名堂，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九二一年列宁和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作为代表到了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这次谈判，促进了孙中山作出改组国民党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定，更坚定了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信念。此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步步加深。一九二三年八月，孙中山派出了以蒋介石、张太雷等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去考察党务和军事，并参观了苏联的红军和一些军事院校。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听说，苏联曾资助了孙中山一笔款子，要他搞出点名堂来。苏联同志对孙中山说，要搞一支革命的军队，靠旧军队是不行的。什么滇军、湘军、赣军、桂军、鄂军，都靠不住。孙中山于是下决心先办军校。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又改为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周恩来同志曾讲过，孙中山之所以器重蒋介石，选派他筹办黄埔，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陈其美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是忠实孙中山的；二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跑到永丰舰上避难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意，跑到永丰舰上向孙中山表示，愿与孙中山共存亡。蒋介石骗了孙中山，孙中山一直蒙在鼓里。

　　三月中旬，我们在上海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考。考试前大家心情比较紧张，政治方面看了些报纸和书，还比较有些底，作文也不怕，数理化就不行了。谁知，初试比较容易，这一关顺利通过。山西来应试的共有十来个人，都被录取了。接着招生委员会给每人发了一点路费，大概是十多块钱，要我们到广州参加复试。

　　我们十来个同乡，从上海乘火轮去广州，心潮象海浪般地起伏不平。兴奋、担心、期待，交织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的说：初试很容易，复试就不一样啦，考不上怎么办？有的说：那也不一定，革命救国，正需要我们年青人！有的说：听说广州“卖猪仔”（即出国当苦力），考不上我们就借此机会去国外闯一闯。大家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既热情又单纯，各人心中都有救国救民、积极向上的抱负，恨不得有条件马上施展一番。五天的海上航行，固然疲劳，却使我们饱览了海洋风光。辽阔的海面，无尽的波涛，跃起的旭日，翱翔的海燕，都成了大家抒情咏志的话题。我们未来的命运，似乎也象大海那样，广阔无限而又深不可测。

　　在广州，我们下榻兴湖旅馆，准备复试。这里，革命气氛甚浓，同太原、上海迥着两个世界。大街小巷里的革命标语，琳琅满目。《广州国民报》天天刊登革命活动的消息，积极宣传三民主义。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人们都对他十分崇敬，仰慕不止。有天，我们听说孙中山要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自动跑去听。头一次见到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了些什么，倒没记住多少。接连听了三次，记得大意是讲三民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俄为师，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等。我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听说过俄国十月革命，知道“里（列）宁”和“劳农政府”。孙中山明确表示以俄为师，使我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更坚定了考黄埔军校的决心。

　　复试，是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政治试题不难，加之试前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记了些术语，考的结果不错；作文也可以；数学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复试下来，有些人心里又凉了。每天蹲在小旅馆里，谈来谈去，不知命运如何。有人说考不上就“卖猪仔”，去国外做苦力，或者是半工半读。当时都想去法国、俄国。

　　我们每天心神不定地等着。一天，忽然来了通知，想不到山西的十几个同乡全部被录取，大家十分高兴。国民党要搞军队，急需办这么个学校培养人才，报考的又多是热血青年，所以，能录取的尽量录取。孙中山要推进国民革命，当时特别重视吸收北方的学生。陕西的考生有些是不合格的，但靠于佑任的保荐，也都录取了。

老八路

　　紧张的学习和战斗生活

　　五月初，我们就踏上了四面环水的黄埔岛，开始了军校生活。

　　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号军舰来到岛上，先巡视了学堂和宿舍，又进大礼堂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他的讲话精辟有力，通俗易懂，富有革命精神。他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相反，俄国的十月革命比中国革命晚六年，却大告成功。原因是俄国“革命一经成功，就马上组织革命军”。他明确指出：“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以今天起，把革命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胄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他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将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孙中山讲话中要求黄埔同学：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耍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

　　孙中山先生这篇开学演说，中心内容是讲建立革命军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是篇很好的讲话。当时对大家有很大的鼓舞，今天读起来仍感十分亲切。

　　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了四百七十人，开始是四个队，我在第一队。以后湖南讲武堂并来，又编了第五，六队。我们一个队一百四十多人，分为九个班。同学中各省的人都有。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国民党员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一些同志郡把这件事当笑话说。

　　黄埔军校初期的组织，是以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后为汪精卫)为国民党党代表。军校在校部下设教授部、政治部、军需部，管理部和军医部。政治部主任开始是戴季陶，此人初次演讲就贩卖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一套，因而学生哄他，不久便下了台。嗣后政治部主任换成了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后聂荣臻同志也到政治部任秘书，主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军事总教官何应钦，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同志。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都任过军校的教官。

　　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排得满满的。

　　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课程包括《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苏联研究》等。《三民主义》一书，系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初所著，已不同于过去的旧三民主义，而是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被列为政治教育的首要课程。军校训令中还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均可阅读。这类书籍，在书亭上摆着，可以随便买。校刊《黄埔潮》、《黄埔月刊》上的文章，也反映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肖楚女就经常发表文章，文笔流畅、犀利，很吸引人。这些课程和书刊，使我对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苏联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过，那时我还分不清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

　　黄埔的军事课，主要是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设有《军制学b、《交通学》、《实地测图》。总之，从单兵动作到排连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和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教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少数，二是保定军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多数。有时，苏联顾问也给学生讲课和示范。

　　训练和一日生活很严格、紧张。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三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十分钟，得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不准抽烟，我们吸烟的人只得偷着吸。一个学生发十个毫子，因为不准出黄埔岛，这点钱都花不完。

　　第一期开学不久，八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段祺瑞联合张作霖，反对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孙中山与段棋瑞、张作霖呼应，亲自率兵到韶关，准备北伐。计划先出江西，再取湖南，然后与滇、川、黔各路北伐军会师武汉，进窥中原，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平曹、吴。

　　孙中山虽然是大元帅，但在广州只有个大本营，没有多少部队。那时陈炯明在东江，已经准备倒孙中山的台。赣军、湘军、滇军、豫军、桂军，均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是靠不住的。当时我们山西有一支部队，也叫国民革命军，更不成样子。我们说笑话，它是官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又多于子弹。孙中山当时认为可靠的，是黄埔这帮学生兵和教导团。

　　九月上旬，我们第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随他到了韶关，任务是放哨、警卫。这次随孙中山一起到韶关的还有宋庆龄，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老婆孩子。在韶关，我们住在一个山坡上，喝水很成问题，水又不干净，蚊子很多，几乎没有不生病的。

　　“双十节”那天，孙中山在韶关飞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受阅部队除樊钟秀部、吴铁城部，还有我们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简短演讲，主要是讲北伐意义，号召参加部队勇敢作战，彻底打败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就在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广州商团军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一支买办武装，与东江军阀陈炯明相勾结，趁孙中山和黄埔大部力量东出韶关之际，公开发动反革命叛乱，妄图推翻革命政府，胁迫孙中山下台。一时广州形势十分紧张，黄埔军校的师生又奉命回师广州，参加平叛。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黄埔生首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受到了锻炼，树立了军威。

　　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学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打陈炯明。这时我已毕业，在入伍生第三期当排长。东征作战，周恩来同志参加了领导工作。东征军兵分左右两翼，向敌进击，打遍了东江，直捣汕头。作战中，我们这支学生军与粤军许崇智部，担任右翼作战任务(左翼是滇军杨希闵部)。黄埔的学生可以说是人人奋战，个个争先，又大显军威。当时，同学中有一个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每天高唱着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战场上，不少学生英勇献身。相反，左翼的杨希闵部却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别有企图。东征部队经两个多月的作战，终于打垮了反动军阀陈炯明的三万多人，迫使其率残兵败将逃往福建。五月下旬，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将部队拉回广州，发动叛乱。东征军又回师广州平乱，全歼叛敌两万余人，收复了广州。所以说，黄埔军校学生是在学习中斗争，在斗争中学习，“知行合一”，而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读死书。正如当时一些人说的，第一期黄埔生五百人，多是热血青年，是从艰难和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这些学生和学校中的教导团，是东征作战和国民革命军的建军基干。没有黄埔的力量，就没有东征的胜利，没有国民革命军。

　　毛泽东同志说过，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筹办黄埔开始，蒋介石并不理解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听说蒋介石曾经提出辞去筹委会委员长的职务，还写了辞职书。孙中山当时一方面说不准他辞职，同时又想另选人。蒋介石一想不对，又答应要干了。从这事不难看出，蒋介石既不了解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又不忠实于孙文主义。

　　蒋介石这个人，有他的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到学校来，除训话外，要找十几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当然见面谈话的时间有多有少。他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我们山西的十来个人，蒋介石都单独谈过话。记得他和我谈话中，一进门就问：“你是什么地方人？”我说“山西人。”他又问：“在家都干过什么?”我说：“当过教员。”他边问边观察你，时而很注意听回答，时而又漫不经心，总是摆出有学问的派头。其实，蒋介石只是日本土官学校的毕业生，到底学过多少东西，军事懂多少，天知道。因为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黄埔军校，又是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动激烈斗争的场所。

　　从我们入学起，两种力量就不断较量，并且越来越公开化，表面化。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不少人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翼青年，其中党团员约占十分之一。开学之后不久，“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即积极领导进步青年开展斗争，反击右派分子。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发起了筹备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这个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正式宣告成立。名义上是青年革命军人的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我们党对青年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时我和一些同学都是筹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一队的同学，也大都是该会的正式成员。

　　蒋先云是第一队的学生，湖南新田县人。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曾领导过安源工人大罢工。考入黄埔以后，很注意学习，研究共产主义理论，我们常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连蒋介石也很赏识他的才干，曾要他当过秘书、警卫营长。他和我经常交谈，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他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北伐战争时他当团长，负了伤，坐着担架指挥冲锋，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在黄埔军校，我们紧紧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作斗争。“孙文主义学会”，是假借学习孙中山的学说为名而实则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的反动小集团，主要头目为贺衷寒、缪斌等，成员多系国民党右派。黄埔军校中这两个组织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是亲自出面“调解”，到一九二六年四月，竟宣布这两个组织“自行”解散，停止活动。“青年军人联合会”虽被迫解散，但它的影响扩展到滇、桂、湘军及所设的军官学校，会员曾发展到二千多人。它所传播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为广大的青年军人所憧憬。我们黄埔第一期的一些同学，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员，是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分不开的。后来，仅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有陈赓、蔡申熙、许继慎、吴展等同志，另外，为人们所熟知的李之龙、左权，王尔琢、宣侠父、周土第等同志，也是黄埔第一期的。这些同志对我党我军的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们是在东征的路上从油印的蓝色小报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对于这位革命先行者的去世，我们极为震惊和悲痛，不少人都哭了。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就愈加肆无忌惮地控制黄埔。黄埔军校，逐步变成了蒋氏培植个人势力的工具。

老八路

　　在国民二军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我即被调离黄埔，去河南冯玉祥部国民第二军工作。同去的还有和我一起考入黄埔的白龙亭、孔兆林等人。

　　我们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自己的要求。我们都是北方人，不习惯于南方的生活，老早就有回北方的愿望。一九二四年十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我们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东征回师后，正式向校方提出了要求。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想插手国民二军。蒋介石视军队如生命，历来是注意抓军权的。他野心勃勃，不仅要控制黄埔和国民革命军，还想着手“改造”冯玉祥部。我们的要求正中他的下怀。当即批准我们去国民二军，还亲自召见了我们。说了些官冕堂皇的勉励的话，要我们去后可以推荐一些青年人和学生来黄埔学习，以推进国民革命。蒋介石借革命以营私，我们当时识别不出来。批准我们去北方工作，心里是高兴的。

　　到了国民二军，我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旅长叫弓福魁，也是山西人。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夏，我随这个部队辗转各地，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国民二军，原系河南胡景翼的部队，胡曾跟随过孙中山，属冯玉祥系。冯玉祥倒戈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后，与胡景翼、孙岳决定，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冯、胡、孙各直属部队分别编为国民一、二、三军。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一九二五年四月，胡景翼病逝，二军军长由师长岳维峻接任。我去的时候，岳维峻已开始大规模地扩充队伍，不到半年，即号称二十万之众。

　　那时的军阀部队时兴易帜。把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革命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再改一改番号，就成为革命军了。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换汤不换药。我在第六混成旅，看到的多是些腐败现象。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显“神通”，捞外块。贪污、吃空名子、抢老百姓的东西、糟踏妇女的现象，司空见惯。与黄埔学生军的革命精神，不可同日而语。

　　在安阳，我除了从事军事工作外，还常到驻地附近的安阳中学去活动，同六河沟煤矿的工人也有接触。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列强，搞点军事训练，并陆续介绍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后来我在东江搞游击战争，遇到位姓郭的营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安阳也有共产党的活动。安阳中学教员罗任一，是日本留学生，我认识他，常到他家里去，以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五卅”

　　运动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数万人，场面很大，上海来的青年学生发表了演说。目睹广大工人、学生、市民义愤填膺，一致奋起声援上海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动人情景，使我深感民心不可侮，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新的觉醒中。

　　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新的军阀混战又爆发了。十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事先同冯玉祥约定：徐州以南之沪苏皖，由孙部攻取；徐州以北之山东、直隶，由冯部攻取。冯玉祥就把攻打山东的作战任务交给了国民二军的岳维峻。岳维峻扩兵号称二十万，踌躇满志，胃口甚大，不仅要攻山东，还想夺取山西。在派兵进攻山东的同时，又作了攻打山西的部署。

　　十一月中旬，进攻山东的部队兵分两路，开始行动。一路以收编的原直系部队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假道徐州（已被孙传芳部占领）附近进攻鲁西；一路以国民二军为主力，在李纪才指挥下，由归德进攻鲁西。旬日之间，直下临城、荷泽、济宁等地，前锋部队抵近泰安。镇守山东的张宗昌大为恐慌，向吴佩孚、张作霖告急求援。经吴佩孚派人收买，将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一路拉了过去，共同对付国民二军。同时，岳维峻派去进攻山西的部队，也被阎锡山部击败。吴佩孚、张作霖见岳军两头失利，即联合夹击国民军。国民军节节败退，岳维峻最后狼狈逃窜，被晋军抓获，当了俘虏。

　　这段过程中，我在第六混成旅二团当团副。旧军队里，团副是个有职无权的岗位，等于吃闲饭的，干不干没人管。我只是跟着部队行动，不参不谋，无所事事。当这个团占领德州后，岳军已开始溃败。二团来不及撤走，便开赴河北省保定、蔚州一带，会合冯军，与张作霖部作战。张作霖骑兵出多伦，抄后路将冯军击败。我们团被奉军截断退路，遂转战至广灵、灵丘、原平等地。敌人跟踪追击，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我和几个同乡便从原平回到了家乡。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使我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败、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从而在认识上也大大前进了一步。我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时时眷念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决心仍然回南方去。

老八路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五月间，蒋介石为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国共合作，打击和排斥革命势力，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南方的形势起了变化。那时候，我们正在河北与奉系军阀作战，故一无所知。

　　我从原平回到家乡，住了个把星期，就去北京，想找机会再回广东去。行前，和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商量，他们都不愿再出来，我就一个人走了。在北京，住在老乡家里，打听南方的消息、。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十一月底，我从上海乘船抵武汉，见到了北伐军中的黄埔同学，十分高兴。武汉的革命气氛很感人，处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群众游行和集会，就象黄埔初期的广州一样。经同学介绍，我先去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名声很大，号称“第二黄埔”。它是由黄埔军校政治科迁来组成的，办的是黄埔第六期，全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址在两湖书院。全校有男生近千人，女生近二百人，男生住一个院，女生住一个院。校部设校务委员会，负责人为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徐谦等。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教官有施存统、肖楚女等，总队长是杨树松。许德珩同志告诉我，他也曾在那里任过课。

　　这所军校，有不少老师和学生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军校又是在北伐战争的胜利高潮中成立的，直接担负着为革命战争培养军政干部的任务，因而革命性、战斗性、纪律性相当强，真正继承和发扬了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军事课程主要讲解基础军事知识，操练基本动作。教官只管讲课，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工作。政治课程设有《三民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等。日常生活正规、严格，按时作息，内务整洁，每周要擦枪，学生不经请假不准外出，男生和女生一个样。政治活动甚多，学生经常上街搞游行示威和演讲活动。著名的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军校师生是积极参加者，发挥了重要战斗作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校的男生、女生常去打野外，准备对付反革命力量的袭击。后来，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参加广州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就是由武汉军校的干部、学员组成的。赵一曼、游曦等烈士，也是武汉军校女生队的学生。

　　蒋介石当然不会忘记抓军校，抓青年。他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并兼任武汉军校的校长。然而，由于军校里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比较强，进步力量占优势，故蒋介石莫可奈何，只不过是个“空头校长”

　　罢了。蒋介石也到军校讲过话，张口就是“本校长”如何如何，唱的都是三民主义的高调，以孙中山先生的当然继承人自居。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本校长向来是革命的，假如不革命，你们就一枪把我打死！”但曾几何时，他就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革命者和群众。还有一次，蒋介石召集黄埔毕业生讲话，说了一通温情肉麻的话。说他自己去日本的时候，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又说：本校长对你们是慈母般的感情，也就象我妈妈对我一样。我们当时很反感，会后议论说，你这个校长，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哟！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时又说明，底下对他并不那么相信。蒋介石到军校来过两次，没有达到控制军校的目的，以后就不来了。他在南京另开门面，也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是不再承认武汉军校。这样更好，便于军校的进步力量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武汉军校时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关头。

　　我在黄埔时集体加入了个国民党。当时就有人劝我加入共产党，但我不愿当“跨党分子”，搞两重身份。当然，主要还是头脑里信仰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认识。来到武汉军校不久，又有同事问我：现在许多人加入了CP（共产党），你呢？我说：我还没想好。他说：是不是不想做“跨党分子”？别太清高了，跨党有何不好呀？其实，我不是清高，而是不明白跨党是怎么一回事。我以前曾幼稚地认为，一个人要么信仰这种主义，要么信仰那种主义，总不能“脚踏两只船”，同时信仰两种主义。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这时已是我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形势所迫，不想不行。以前在黄埔时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有点印象，但理解不了，也没认真思考过。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人民遭殃等现象，使我不得不想，而越想则越觉得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

　　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我很大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我们常在一起聚谈。樊炳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学经济科的。杨德魁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武汉工人纠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楚白在我们队里当司务长。吴展，任过黄埔军校警卫营长，在武汉军校当队长。贺昌很早就加入共产党，当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山西离石人。我当队长，薪水多些。每到发薪后，大家就让我请客，凑在一块儿，到饭馆吃点鱼呀，肉呀，鸡呀，蛋呀，改善改善生活。有时也到茶馆喝清茶。这种聚会，几乎每星期一次，无形中成了固定的联络形式。聚会时，各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有时甚至争得耳红面赤，象吵架似的。我不太爱讲话，听得多，说得少。但是，交谈和辩论，却使我获益匪浅。我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为了系统地了解共产主义，确定自己一生的奋斗道路，我还搜集和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

　　白天工作特别忙，就用晚上的时间看书。象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以及《社会进化论》和其他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我都如饥似渴地读来读去。我买了一箱子书，但因工作紧张，没有读完。

　　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一九二七年三月，经樊炳星和杨德魁介绍，上级批准。

　　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樊炳星给我看了党章。记得党章上写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入党后，我才知道恽代英、陈毅同志是军校党的负责人。有天，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去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央机关开会。会议由孙永康主持，施存统讲了话，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还提到了打夏斗寅的问题。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