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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孟宸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的军队为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进行了惨烈的拼杀。双方的军队主力，都是在抗战中脱颖而出的百战劲旅。指挥这些部队的将领，也都是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多年以来，对于国共将领指挥能力的争论不绝于耳。林彪与杜聿明、李天佑与陈明仁、粟裕与张灵甫、许世友与王耀武……解放战争的每一次战役都是国共将星的大碰撞。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没有能够成体系接收外国军事援助，因此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大部分武器和弹药只能依靠缴获来获取。装备体系的落后，使得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必须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独有的操典和各种规章制度。这样一来，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反而更重视实践的作用，强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此外，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将领大部分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和长征，当时盲目迷信苏联的军事教条主义对中共军队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中共将领比国民党将领更重视实践对军事理论和指挥的影响。 在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共和国民党双方的军队，都感觉到有些不“认识”对手。按说从1927年开始，国共双方的军队已经打了近十年。抗战八年间，双方又多有摩擦。国共军队对对手的认识应该是全方位的。但当双方真的投入全面战争时，出乎预料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在东北战场上，“老八路”发现了一群拥有压倒性火力和机动优势的强悍国民党军。而那些曾在兰姆伽接受训练的前驻印军官兵，眼看着中共领导下土得掉渣的“泥腿子”建立了成建制的炮兵、装甲兵，甚至还有了航空兵和铁道兵。在华北战场上，习惯牵着国民党军鼻子走的共产党部队突然遭遇了傅作义利用快速部队进行的“冀中穿心战”。在孟良崮上，以为解放军只能打打游击的张灵甫，眼看陈粟集中兵力将整编第74师包围全歼……这样的“意外”实际上都是战前没有很好分析对手，陷入了经验主义的结果。 但是，通过实践，对敌人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如何改变自己，才是影响将领指挥的关键因素。林彪初掌东北民主联军时，已经多年没有和国民党军作战。他在四平保卫战失利后，迅速吸取教训，认识到想要打败精锐的国民党驻印军必须要一手发动群众搞根据地建设，一手利用东北的资源建立自己的炮兵、装甲兵、铁道兵等特种兵部队。结果，到东野发起辽沈战役时，林彪手中的特种兵，尤其是炮兵战力已经可以压倒东北的国民党军了。 在解放战争爆发之初，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缺乏解放大城市的经验。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各战场分别发展了自己的攻城战术战法。东野在打义县的过程中掌握了炮兵与步兵土工作业结合的战法，经过打锦州的实践，到解放天津时已经形成了步、坦、炮、工多兵种协同的攻城战术体系。而中野和华野经过睢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多次实践，也形成了自己以步兵土工作业为主，辅以炮兵和掷雷筒等攻城炮械的攻城战术。而且，中共将领还将原本擅长的隐蔽和战略欺骗运用到攻城作战中。刘亚楼攻打天津时，利用各种手段使陈长捷对解放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许世友攻击济南的时候，聂凤智所部的大胆攻击，成功使王耀武对主攻方向产生错觉，掩护了原定主攻方向上宋时轮的进攻。 
廖耀湘与史迪威當年在緬甸二战战场上的合影 在这个方面，国民党方面就显得僵化得多。一方面以廖耀湘、孙立人为代表的驻印军将领，在解放战争中仍然展现了相当强的战术指挥能力，孙立人就曾以快速果敢的攻击迫使林彪撤围，解救了德惠守军。但另一方面，这些驻印军将领面对中共军队“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应对方法，只能机械地陷入“分兵—被围—解围—被伏击”的恶性循环，在这过程中，国军在抗战中积累起来的精锐部队就被一点点消耗掉。 此外，对于各战场解放军常用的“围点打援”战术，国军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对手段。邱清泉曾有过多次救应友军的经验，但直到淮海战役时，邱指挥的第五军仍然无法打破解放军的坚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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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9 01: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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