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文如玉

丰富多彩的改造生活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日本战犯开始遣送回国，由国民党战犯陆续填补。回想日本投降之后，我 日夜盼望国民党前来接管。后来于芷山也到处找我组建“国军”。如果我真的当上了国民党将领，岂不成了战争罪犯的“双料货”。历史无情地嘲弄了那些貌似强大的反革命集团！

自从国民党战犯来了之后，我们的改造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每逢星期六晚，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举行联欢。王之佑的清唱、溥杰的《月下追韩信》和李文龙的戏法，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有国民党的蔡省三、尚传道，段克文化装演出的京剧段子也颇有色彩；日本战犯的表演则另有一番风趣。一到春节，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扎花的扎花，能做灯的做灯，每个监房都布置得整整齐齐，花花绿绿，充满了节日气氛；吃的虽没有山珍海味，但也少不了十个盘子八个碗，就是有一条禁令，不准喝酒。这对我们几个酒包来说，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

一九五八年开始，政府组织我们全体在押战犯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参加劳动的场所有电动机厂、无线电厂、农场、养鸡场等等。管理所领导要求我们自愿报名。由于农场的劳动量较大，大家都争先报名到农场去。我的第一志愿是种菜，第二志愿是翻砂，但最后李福有主任没有同意我去。他说：

“你身体不好，还是上鸡场去学着养鸡吧！”

我到鸡场后，从别人手中接收二百多只成鸡，除了十几只公鸡外，其余都是母鸡。由于鸡场建场不久，设备条件很差，我过去光知道吃鸡肉，从来没有养过鸡，多亏管教人员给我弄来几本《养鸡知识》，使我逐渐明白了养鸡这门学问，别人告诉我，养鸡最怕的是鸡瘟，为了防止鸡瘟，我一面学会给鸡打防疫针，一面做好鸡舍温度的调节和卫生工作。过去一天打扫两次，我一天打扫三次，并在鸡舍内外散上些石灰。后来我参照书本，在鸡的饮水中放入千分之一的药，防止了多种鸡病的发生。

为了保证不把鸡瘟带进鸡舍，我特别注意自身的消毒，并准备几双经过消毒的专用鞋。有一天，李主任来鸡舍参观，我让他换了“专用鞋”再进去；李主任说：

“没关系，我进去看看就出来。”

“不行！”我坚持说：“你万一把病毒带进来，二百多只鸡就全完了。”

李主任把鞋换了。事过半月，他在一次大会上点名表扬我说：一个犯人为了维护集体财产而坚持原则的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我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劳动不仅改造了我的思想，而且增长了我的才干。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对养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工作的责任心。我注意到：鸡夜间上架睡觉时，都挤在鸡架的最高层。于是，我每晚起床观察，发现上层架子上的鸡屎随时拉在下层架子的鸡身上，，所以小鸡都不愿意在下层架子上过夜，当我把上下几层鸡架的距离串开以后，小鸡过夜也就不再挤在一块了；后来我又发现有的小鸡下蛋多，有的小鸡下蛋少。经过仔细观察，原来是小鸡吃食争不过大鸡，营养不良。于是我将大小不同的鸡分槽饲养，小鸡的下蛋率明显地提高了。

由于我的精心饲养，我在鸡舍劳动七个月，没有死掉一只小鸡，全鸡舍一百八十多只母鸡平均每天下蛋一百五十多个，最高达到一百八十个。如果哪一天能多拣到几个蛋，我的心里就格外高兴。回想我在伪满当少将军官时，一个月的薪俸高达一千二百块现大洋，不用说几个鸡蛋，就是这二百多只鸡我何曾放在眼里。如今我竟能珍惜每一个鸡蛋，这不能不说是劳动者与剥削者对待物质价值在感情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九五八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被光荣地批准参加游行观礼，并被安排在离主席台不远的来宾席上。

通过游行观礼，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浓厚感情，参加游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抬着模型，挚着花束，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的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从“老民国”到“满洲国”经历过几个朝代，也参加过“双十节”游行和“皇帝”的寿辰大典，从没见过这种举国上下亲密团结的气氛。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英明、正确、伟大的党。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真心实意地接受共产党的教导，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在十四年的监禁生活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共产党把我们这些人看成是思想可变的，具有良知的人。千方百计地丰富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内容，想尽办法来改造我们，促使我们思想转化。

一年春节汇演，教导主任指名让我扮演一名解放军政委的角色，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会让一个战犯来扮演解放军政委这样一个重要的正面角色。我感到，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

我恳求教导主任说：“我没有权利扮演这个角色，请让别人演吧！”

教导主任解释说：“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虽然是演戏，但有个感情问题，希望你下功夫把这个角色塑造好。”

这的确是对我的信任。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认真阅读台词，精心设计动作。经过几天的刻苦排练，我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动作做得十分自如。

作为一名解放军政委，我上台了！面对观众，我的脑子里一下变成了真空······台词结结巴巴，动作呆呆板板。

演出彻底失败了。然而，我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

我这一生不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但有机会在舞台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领导形象出现，这是我一生中都值得骄傲和纪念的······

这种感情上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呀！

由于长期接受反共宣传，从被俘的那一天起，我就认定“此生休矣”。此后，一直对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直至走上跳楼自杀的绝路。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我的顽固而放弃对我的教育和改造。管教人员以“见其诚心，金石为开”的赤诚之心，对我进行了整整十四年耐心的教育。

共产党的政策终于使我这个人民的罪人复苏了······

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走上了光明的旅途！

文如玉

特赦皇帝

这天，我们刚进宿舍的门槛，有人把一张报纸高高举着说：

“快来看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

大家认为是说笑，谁也没有答腔。谷次亨顺手从他手里夺过报纸一看，也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你给咱们读一读！”

谷次亨双手展开报纸，扯开嗓门朗读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最后是毛主席的落款。”

这条消息闪电般地传到了各个宿舍，人们沸腾起来了。笑的笑，跳的跳，有的甚至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调。大家都争着再看看报纸，有的人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够。接着，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政府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特赦令的第一条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已改恶从善的予以特赦释放······”虽然特赦令的条款很多，但我们最关心是第一条；而第一条的“已改恶从善的”六个字又是每个人最关注的。

“我看你准能摊上第一批释放！”

“我不行，你准行！”

“······对，他才是个中校；肯定第一批。”

从这以后，管理所三人一帮，两人一伙，无时无刻不在议论、猜想：谁改造得最好，谁可能提前释放······最后的结论接近一致：谁的官小，罪恶小，接受改造的态度好，谁就能够获准提前释放。于是，一些参谋长和校级军官也就煞有介事的作好了提前释放的准备。至于官居“皇位”的薄仪，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属于“首恶必办”的首要对象，就是全部战犯都释放了，也轮不到他的头上。

记者真是无孔不入。特赦令发表的第五天，管理所就来了一帮，又是采访，又是照相，我们大家都注意到溥仪的像照得最多，位置最突出。于是，有人又开始猜测了：

“罪大恶极的人（指博仪），倒可能提前释放呢？”

“记者出于对皇帝的好奇，照相多不等于释放早。”

“他要能释放，我们一个也拉不下······”

好容易盼到国庆节，还是看不出有半点特赦的迹象，象往常一样，所里照例宣布放假，组织各种游艺比赛和改善伙食。不过总的说来，要比往年的国庆节过得更热闹，更尽兴些。

一晃又是两个月，十二月三日一大早，管教人员就领着国民党战犯打扫、装饰俱乐部。显然，明天就要宣布特赦名单了，有人兴奋地说：“中央想得真周到，放我们回去过年······”天刚黑，有人看见所领导找溥仪谈话。于是，大伙又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兴许溥仪要批准特赦······”

“不可能，所里找溥仪谈话是担心他看见别人特赦了有情绪，鼓励他继继学习改造。”

“我倒看溥仪这次准能提前释放······”

你一言我一语，好像他们说了算数似的，叫人心烦意乱。

我能不能获释呢？从哈尔滨回来以后，我就下决心“脱胎换骨”，不过这个决心比起别人来下得太晚了，但必竟还有一线希望······我等待着李主任派人找我谈话，可从午后等到天黑，也没人来。和大家一样，我也一宿没合眼。

第二天天刚亮，大家就起床了，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在室内转来转去······

这是个难忘的时刻。十二月四日上午八点零五分，李主任带领我们一所的五十多名战犯整队入俱乐部，俱乐部打扮得庄严而充满了喜庆色彩。挂在主席台上方的横额第一次换了耀眼的红布，上面贴着“首批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十个白色大字，我们一所的五十多名伪满战犯坐在右排。国民党的战犯坐在左排。唯有薄仪和伪满十一军司令官郭文霖被看守员安排在过道边的座席上······

八点半左右，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和部分管教人员跟随着首席法官和随行人员登上主席台。孙所长宣布开会后，由首席法官宣布特赦通知书。这时，整个大厅静得连钢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出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一九五九年度赦字第一号。”首席法官看了看溥仪，照本宣读：“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溥仪听到念他的名字，从座位上站起来，会场里几百双眼睛立即集中在他的身上。

“溥仪，男、五十三岁、满族、北京人······”法官继续读道：“该犯关押已满十年，在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符合特赦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法官宣读的第二名特赦战犯是郭文霖，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特赦的第三名是不是自己的时候，法官接着宣读说：

“以上二人自即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随后，法官又宣读了获准特赦的八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

溥仪在代表被特赦的战犯发表感想的时候，哭得无法自制······

特赦溥仪，许多人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共产党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不是首恶必办，而是首恶必赦！”在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这个问题。

郭若霖说：“比学习、比劳动，他哪一点够得上改恶从善？要比官职、比罪恶，溥仪是管理所第一，满洲国第一！”

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领导讨论的孙明斋所长说：“溥仪三岁当皇上，养尊处优五十年。过去看书要人“陪读”，出门要人打伞，连洗脚、穿鞋、开门、关门都要别人侍候；如今他不但能够自己料理生活，积极参加劳动，甚至亲手洗痰盂，倒马桶，更重要的是，在改造中他的思想一直比较稳定，真心实意的想改恶从善，这难道不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吗？有些人表面上看学习劳动很好，但思想反复很大，对党的政策至今持怀疑态度，这怎么能说比溥仪改造得好呢······”

孙所长的一席话说得大家服了气。溥仪走了，他告别了过去，走向了新生，而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文如玉

我获得了新生

一九六O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告：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查。抚顺战犯管理所又开始沸腾起来。从改造全过程看，我认为这次不会有我，事实证明，我对自己的估计是恰当的。

十五天之后，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了。共三十名，其中伪满战犯十名，国民党战犯二十名。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特赦是实事求是的。

由于第二批特赦的人较多，学习小组重新进行了调整。我被推选为学习委员会委员长，除领导学习外，还要掌握每个犯人的思想改造情况，及时向所方汇报，作为特赦排队的依据。这关联着每个犯人的命运，我有顾虑，向李主任说：“我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干吧！”李主任说：“这是大家对你的信任，我希望你们在下一次特赦时都能获准出狱。”

从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三年，由于国内国外的天灾人祸，我国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中央没有赦放战犯。起初，我们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后来才发现，当我们战犯顿顿吃着精米白面的时候，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却在吃“瓜菜代”；不少管教人员的身体出现了黄肿。全体犯人不忍这种是非颠倒的生活待遇继续下去，一致要求和管教人员一齐吃代食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灾荒年。但管理所领导一再解释说：“考虑你们大多数人年老体衰，过不了这样的艰难生活，才给你们特殊照顾的。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所有犯人再一次被深深感动了。

当时，我正在厨房劳动，每天看见食堂工作人员吃代食品，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一次，李主任、孙所长来食堂检查工作，当时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肉馅包子，可他们连看都没看一眼，这使我从心底里赞佩共产党的干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第三批特赦战犯的名单送到了抚顺战俘管理所。

像每次颁发特赦令一样，会场里静得令人心慌。八点左右，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教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战争罪犯肖······”

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那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大红印章的特赦证书时，激动得泪流如雨······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旬，我离开了抚顺战俘管理所。也许人们很难相信，一个犯人离开监狱会依依不舍，然而这是真的，在这里，我度过了十四个春秋，这十四年，是难忘的，更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我从旧社会迈进了新社会，从罪人变成了新人，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赦免了我的滔天罪行；抢救了我的垂危生命；给予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人们常说“三生有幸”，是共产党给了我三次生命，我怎能不铭感永生呢！从伪满皇帝到总理大臣，从宪兵司令到警务部长，所有这些历史上的罪人一个个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

文如玉

幸福的晚年

特赦后，我去投奔在鸡西市正阳煤矿任通风段段长的大儿子肖德惠。我到正阳煤矿后，受到了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的热情接待，我儿媳的兄长和德惠的同事闻讯也来看望我；我的第三个孩子德荣也领着爱人从鸡西市张新煤矿赶来了，全家开怀畅饮，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息。遗憾的是，我的妻子不在人世了，我的老父亲也在我出狱前不久因病逝世。

我和儿孙们欢欢乐乐度过了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节后，到临近正阳煤矿的向阳供销社报到上班。经理为了照顾我的身体，让我扫地，这使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倒不是嫌工作低下，而是想多做一些工作，以表达我为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的一片诚心。经过再三请求，领导同意我兼管家俱部和废品收购工作。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我工作九年，没缺过一次勤，没错过一分钱。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国上下，团结奋战，百废俱兴。祖国的大好形势，也震撼了我这老朽的心灵。为了培养四化建设人才，我开办了家庭免费日语学习班。几年来，我负责教授日语的二十七名学生中，已有九名考上大学，四名考上了中专。一九七九年溥杰来信，对我举办业余日语学习班表示赞赏，并给我寄来了一本袖珍日汉辞典。同时他提醒我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周总理生前曾叮嘱过的，我们这些人要把过去的罪恶历史记载下来，做后一代人的反面教员，启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我接到他的来信后，一边教日语，一边动手写文史资料。几年来，我写了近三十万字的文史资料。

由于我积极主动地为祖国建设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我光荣地被接纳为鸡西市政协委员，一九八O年被推选为市政协常委，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如今我居然能和市里领导坐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怎么能不叫我感激涕零呢！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在市政协的帮助支持下，由文物管理站负责人刘焕新站长陪同，前往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吉林，长春等地，看一看祖国各地的新变化，拜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在吉林，我拜会了故友赵伟（伪满八军少将参谋长及溥仪的侄子毓嵣；在北京，我两次拜访了溥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给我介绍了不少老同事的通讯地址。溥杰说：他原计划邀请这些老相识在北京聚会，由于公务繁忙，看来不能如愿以偿了。按着溥杰介绍的地点，我们还去拜访了溥仪的侄子毓嶦。他是我国有名的书法家，我们刚到他的办公室，就有几位日本友人特来求他赐字。为了纪念我的北京之行，他挥毫赐我一首七绝：

孤身相访至天涯，

万转云山路更赊。

欲扫柴门迎贵客，

青苔黄叶满贫家。

我已年过八十，想不到还能一睹祖国河山，重会故友，实在难得。

人生易老天难老，我大去之年不远了。但只要还能活一天，就要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赎取我的罪过，报答党的恩情！

（完）

安徽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