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印度对华战争》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文如玉

　　印度独立后，考尔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并辅之以军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为负责陆军印度化(到那时为止，在陆军中英国军官自然还占压倒多数)的委员会的秘书；接着又被派到华盛顿担任武官，其后又充任了驻联合国的印度代表团的军事顾问。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这时，他希望能让他指挥一营步兵，参加克什米尔战争，但又没有成功，结果是让他领导克什米尔民兵。后来，他同当时的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谢赫·阿卜杜拉闹翻了。尼赫鲁把考尔调开并予提升，让他指挥一旅步兵——这次他终于调回陆军。如果考尔要在部队中继续得到提拔，这一着是必不可少的。此后，政治和军事上的任命交替进行；不久，他被派参加在朝鲜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着，被提升为少将，并指挥第四步兵师。在传统上，担任一个师的指挥工作，是被提升为少将以上军阶的必要条件，因而这是考尔生涯中又一个关键性步骤。  

　　到了这时，考尔也被克里希纳·梅农所看中。同样地，考尔在许多方面使得这位国防部长对他产生好感：首先，可能是由于尼赫鲁对他的明显的、尽人皆知的宠信，在尼赫鲁的提携下，考尔在十年间从一名低级联络军官一跃而为一个精锐师的指挥官；其次，是由于对考尔不满的那批高级军官当时也同梅农不合；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考尔的行政工作的干劲。最后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喧赫一时的“阿马尔(Amar)工程计划”上，这就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考尔指挥第四师时，指令该师为官兵家属修筑约一千五百所住房的工程计划。当时陆军总部是反对动用作战步兵师参予这种修建或非战斗性工程的，而这个计划却得到克里希纳·梅农的批准。不管怎么说，当时官兵很需要住房，而工程又要在六个月左右时间内完成——当时曾授予考尔为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特别权力和独立性。不论这项工程的功过如何，很清楚的是考尔也利用了它来进行自我吹嘘。工程开始时，梅农参加了奠基典礼；当这个住房区完工时，尼赫鲁和内阁的半数成员以及一些政界人物和三军首脑都亲临剪彩。考尔还专为这个场面编写了一首爱国的小调，并要全师官兵练唱。他后来写道：“当尼赫鲁听到这首激荡人心的歌词[由两万名官兵齐唱]的时候，他感动得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考尔又一次被提升，这次是违反蒂迈雅将军的意愿，被提升为中将并担任陆军总部中的一项要职。当时，军需局长——这是一项主要的参谋官职，由中将衔军官担任——出缺，为考尔的晋升提供了机会。还有两名少将，普·辛·贾尼(P.S.Gyani)和库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资历都高于考尔，这是考尔晋升的障碍。蒂迈雅推荐贾尼担任军需局长。贾尼虽然过去工作成绩优异，但未指挥过步兵师，而根据陆军的晋升惯例，这二点却是提升中将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条，梅农驳回了蒂迈雅的荐举。这样，就只剩下库马拉曼加拉姆挡住了考尔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则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库马拉曼加拉姆不但过去工作成绩优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过金十字勋章(D.S.O.) [ 投笔从戎注：金十字英勇勋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886年由维多利亚女王设立，用以表彰战时功勋卓著、特别是作战行动中表现勇敢的军官。获颁者在名字中追加D.S.O.后缀。库马拉曼加拉姆于1942年5月在北非战场获得了这枚勋章。 ] ，而且还出身于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家庭。 [ 注：他的父亲是苏布哈拉扬(Subharayan)博士，是马德拉斯邦的国大党领袖，他在印度独立后出任大使。博士有三个儿子：老大担任印度文官职务；他是老二；老三莫汗·库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是一名共产党员。博士常讲：通过他的三个儿子，不管印度政局可能如何发展，他统统都保了险。 ] 解决的办法是创造另一个需要晋级的空缺。结果就这样办了，库马拉曼加拉姆担任了军务局长。道路已经扫清，蒂迈雅再也不能够——除非他想因这件事引起一场争执——阻挡考尔提升为军需局长；虽然他对这件事十分反感——不仅由于军需局长是个关键性的职位，还因为担任军需局长的人会成为“陆军选拔委员会” [ 注：选拔委员会由陆军参谋长、各军区司令(即西部军区司令，东部军区司令等等)及陆军总部的各主要参谋官员组成。 ] 的当然成员，从而能够对于其他军官的提拔问题施加相当的影响。  

　　考尔这时已成为在军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数的军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亲考派，还是反考派？”的问题，大家就心照不宣。考尔又喜欢夸耀他和尼赫鲁的接近。一位高级军官曾悻然地说过：“考尔常常吹嘘这一点，他公开地吹嘘这一点。我们也常看到他总是去看望总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总理感到最轻松的时候。”从官场的角度来看，这种接近既是考尔权势的证明，也是他的权势的来源。另一位稍低一些的高级军官回忆道：“陆军中没有一个人不非常害怕总理”；他接着讲到这位总理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历史上很少有人象他那样被赋予可以任意支配的全权。如果有谁讲话他能听得进去并且取得他的信任，那个人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作为一个正走运的红人，考尔不可避免地会吸引追随者——他的批评者把这些人叫做“考尔的崽子们”。 [ 译者注：“考尔的崽子们”(Kaul-boys)在英语中与“Call-boys”谐音，后者有“侍从”的含义。 ] 由于考尔是个从无实战经验的军人，因此人们对于受到公开宠爱的人的怨恨在他身上就表现得更加强烈。长期以来，他的同级军官虽然看不起他，但对他还有些亲切感，这时亲切感也消失了。  

　　驳回蒂迈雅的荐举而提升考尔为中将这件事，对蒂迈雅来说，已经可以构成足够的理由来同梅农摊牌。蒂迈雅从多方面来讲是个杰出的军人，在陆军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和爱戴，然而他不愿意进行这类的斗争；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才迫使他采取行动。而他一旦行动起来又很任性，简直是草率从事，使得人家感觉他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无能的。三军的首脑们原来对梅农都已感到厌恶。这位部长经常当着他们的下属斥责他们，嘲笑他们；他对他们态度骄横，往往为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不分白天黑夜召集他们来开会，有时到临开会时又宣布取消会议。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感到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建议，往往被他以主观的和文不对题的理由驳回；因此，据说他们已商定准备共同往见总理，申诉对梅农的不满。但这时，就是在八月三十一日，蒂迈雅却如他后来对朋友们所讲的那样，由于一时的冲动也由于他已“忍无可忍”，写下了辞呈并递交给总理。  

　　陆军参谋长的辞职，使尼赫鲁处于很大的困境。当时，反对党议员和报界已经在攻击克里希纳·梅农对三军专横无理以及干预军人提升等问题。几天以前，又发生了朗久事件，政府，特别是梅农，都受到了批评，说他们忽视了边境的防务。梅农的政敌会抓住蒂迈雅辞职的事件，来证明他不适宜担任国防部长。很显然，这种压力将迫使尼赫鲁不得不让梅农退出内阁——要说起来，梅农的政敌在国大党中的数量比在反对党中还要多。梅农无论在私人方面和在政治方面同尼赫鲁都很接近。尼赫鲁很了解，对国防部长的许多攻击实际上是对他这个总理的间接的攻击。让梅农下台，就意味着屈从于这些批评，不但如此，还将意味着使内阁中国大党的更加正统和保守的分子占据优势。  

　　尼赫鲁以他惯有的政治手腕，处理了这个尴尬的局面。他把蒂迈雅请到自己的私邸，劝说蒂迈雅撤回辞呈。蒂迈雅本来是一时的冲动，这时也表示服贴。据蒂迈雅后来告诉同僚们说，尼赫鲁当时向他保证将亲自调查蒂迈雅所提出的不满，并将对梅农进行干预以消除军方不满的原因。蒂迈雅在同一天中递交了辞呈，又撤回了辞呈；但消息还是透露了出去，第二天早晨各报都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辞职的消息。这样，长时间来在政界流传关于梅农和军队领导人间冲突的谣言，一下子戏剧性地证实了。尼赫鲁原想避免的一场风暴刮了起来；但由于蒂迈雅已在事实上撤回了辞呈，这就加强了尼赫鲁处理这个问题的地位。尼赫鲁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场小小的风波，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蒂迈雅身上。尼赫鲁对国会说，蒂迈雅的辞职是“十分不明智的”，是“不该那么干的”，——简直是“十分反常的”。他说，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之间的纠葛，归根结蒂是由于二人“在性情上”有所差异，是琐碎无聊，微不足道的。他还利用了印度政客对军人的潜在的不信任情绪，示意说在这个事件中应该维护文官的权威，并对克里希纳·梅农领导国防部的才能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当一个反对党议员问起，总理难道不该对象蒂迈雅这样一位出色的军人说一两句好话的时候，尼赫鲁不得不对这一位“很英勇的军官”表示敬意，但还是坚持说，“我不能对他的辞呈表示祝贺”。  

　　尼赫鲁就这样扭转了局面，利用这次流产了的辞职机会，对梅农给予赞扬，又使蒂迈雅受到一次公开的、不体面的斥责。经过这次事件，梅农更加趾高气扬，考尔地位也显著地加强了。蒂迈雅由于自行退却和接受了屈辱，在陆军中的威信受到了损害。尼赫鲁不但勾销了他将亲自调查陆军同梅农之间的纠葛的诺言，而且还公开地谴责蒂迈雅。如果蒂迈雅获悉这种情况后，再一次提出辞职并坚持到底，那末，可能以后几年的印度的历史将大大改观。事实上，蒂迈雅事件使尼赫鲁在军事问题方面更多地依靠梅农和梅农支持的一批军人。这次事件对于印度军人的教训是：从本行的角度对于文官处理军事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是得不偿失的。  

　　尼赫鲁对考尔的依赖，以及考尔如何超越正规的陆军惯例而为之效劳，可以从蒂迈雅事件发生后不久另一事情中得到很好的证明。一次，总理问到他朗久地面的情况，他当即自告奋勇，要亲往视察。这次旅行用了将近三周的时间。由于他连朗久都没有见到就折了回来，因而难于相信，这位中将兼军需局长所亲自完成的使命，换一个更低级的军官就不能完成。但尼赫鲁总算得到了一份目击者的情况报告，考尔也从而证明自己的确是个能够在本职之内或者超出本职不顾艰险和不怕吃苦的人。对他最严格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往返于接近朗久一地的这次旅行，对于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来说，是要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不久，他以类似的方式搭上一架俄国造的直升飞机，飞越拉达克的一些最高的山地，进行了一次有风险的飞行试验。这次飞行是他违反梅农的指示而直接下达命令的，因为他认为梅农正责成空军不经过必要的试飞就购买俄国的飞机。  

　　在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驱使考尔不断地去考验或者说去表现他的勇气。也可能这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从没有指挥过部队作战，而人们在这方面对他的嘲笑，也随着他军阶的不断提升而日益增加。但他所表现的那种勇气毕竟不等于胆略，而且如后来的事件证明的那样，那种自己故意跑到炮火射程之内的作法，也并不符合高级指挥官的要求。  

　　一九六一年初，蒂迈雅到了退休的年龄，考尔再次提升的机会到了。蒂迈雅的继承人的人选，应在当时的南部军区司令普·恩·塔帕尔(P.N.Thapar)中将和东部军区司令托拉特(Thorat)中将二人中挑选，这两人的资历大体相当。塔帕尔的资历略高(确切地说，他的军龄比托拉特长两个月)，但托拉特过去工作成绩更优异，因此蒂迈雅推荐了后者。但蒂迈雅的荐举又被驳回，塔帕尔继任为陆军参谋长；不但如此，又不顾蒂迈雅的积极反对，任命了考尔为陆军总部参谋局长，这个职位在当时的军事领导层中仅次于陆军参谋长。 [ 注：印度陆军的组织是仿效了英国的体制。陆军参谋长下属四名主要参谋官员：即参谋局长(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军务局长(Adjutant General)，军需局长(Quarter-Master General)和军械局长(Master General of Ordnance)；四人中参谋局长占最关键的地位。他负责协调、计划、作战、训练、情报、购买武器和有关装备及其分发等项工作。他还领导其他一些重要军官，如陆军总部情报处长，作战处长等。印度后来取消了参谋局长的职务。 ] 塔帕尔是个有能力但不很出色的军官，有些喜欢取巧；同时，他的任命是由于考尔为他施加了有力的影响，因而他对考尔也感恩戴德。为了报答考尔的恩情，塔帕尔让考尔当参谋局长，虽然考尔毫不具有担负这项重任所必需的条件和经验。  

　　这些任命使得陆军提升的问题重新变成一项引起争执的重大问题。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孟买的一家政论杂志《潮流》(Current)上刊载了一篇署名为“一批灰溜溜的陆军军官”的来信，控诉梅农是“独立印度的恶魔”，指责他操纵晋级，制造效忠他个人的派系。信件的内容表明投书人很熟悉一些军人的历史和最近一些任命的根据，这些材料是只有某些高级军官才能掌握的。信件警告说，最近的一些任命受到操纵，其目的是为考尔早日继任陆军参谋长扫清道路。在议会中，克里帕拉尼指出：一名几乎一直担任陆军后勤工作的军官出掌参谋局，这还是第一次。他说，考尔的任命，证实了近来使得“军官们感到痛心、士兵感到不满”的“掩人耳目”的作法；最后痛斥克里希纳·梅农：“我指控他在陆军中制造派系。我指控他降低了我们部队的士气。我指控他浪费了这个贫困饥饿的国家的金钱。我指控他忽视了我国抗御共产党中国侵略的防务工作。”但梅农冷漠地否认他曾干预提拔的问题，尼赫鲁也给他撑腰，这番抗议也就平息下去了。  

　　考尔感觉到，由塔帕尔当陆军参谋长，自己当参谋局长，他就可以大权独揽，而他很快地也使别人都感觉到这一点。他喜爱的军官都被陆续拉进陆军总部，担任要职；可以辨别出是属于反考尔一派的高级军官则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在蒂迈雅退休的前夕，政府人士和陆军总部中有人散布谣言说他正在策划一次军事政变，甚至还讲到了具体日期(说是要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发动)。克里希纳·梅农把他个人的怀疑告诉海、空军参谋长，并警告文职官员要他们监视蒂迈雅的行动。已执行参谋局长职务的考尔，也要求蒂迈雅对被认为是可疑的部队调动做出解释。当时，在印度搞政变的条件根本不存在，这些谣言如果不是恶意的，至少也是毫无根据的。但接着又对据说是蒂迈雅在退休前夕讲过的一些话，组织了正式调查，并根据类似的指控而对托拉特将军和另一位斯·德·维尔马(S.D.Verma)中将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又没有根据通常惯例由军务局长负责领导，而是由作为参谋局长的考尔本人负责领导。对此，塔帕尔也只好同意。  

　　这种政治迫害的气氛在马内克肖(Sam Manekshaw)案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马内克肖少将当时担任威灵吞的参谋学院的院长，他在资历上比考尔仅低一年，但在每一个方面都是考尔的对立面。他毕业于台拉登(Dehra Dun)的印度军事学院，虽然如此，他在态度和工作上都比考尔更接近于桑赫斯特的标准。他是个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在缅甸战场上曾荣获陆军十字勋章 [ 投笔从戎注：军功十字勋章(The Military Cross)。马内克肖在缅甸战场因异常的勇猛获得了这枚勋章。他在率领一次反攻时腹部受了重伤，师长科文少将(General Cowan)怕他死掉，赶快把自己的军功十字勋章别在他身上，并说：“死人是不能获得军功十字勋章的”。 ] ；他不大愿理睬那些政客们，更不愿理睬那些巴结奉承这些政客的军人。他敢说敢道、聪敏机智(“考尔的崽子们”这句双关话就是他创造的)，而且不掩饰他对考尔的轻蔑。  

　　这两个军官代表着，或者说是象征着，印度陆军军官中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倾向。马内克肖(这是个帕西族(Parsee)的名字)体现了陆军中的英国传统。在它的最好的一面是：精通本行，热爱军职，厌恶阴谋和厌恶政治(这两个名词被认为是同义语)，以及宁愿担任作战任务而不愿担任参谋任务。但这个传统也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过多地强调英国部队军官食堂的那一套繁文缛节，而这些东西在独立后的印度往往会造成磨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多数的陆军食堂中，除了印度仆役以外，很少看到带有印度色彩的东西；在印度陆军中的印度籍军官一直居于少数地位，而且他们也都象英国人一样地英国化了：只有星期天的午餐才吃咖喱饭，而且要使用匙和叉；进食堂如不穿会餐制服，也必须要穿常礼服；不喝酒会被人认为有怪癖之嫌；吃素是士兵的事，军官没有吃素的；印度音乐象猫叫一样难听；用印度语讲话简直是丢丑。但在大战期间，随着陆军的不断扩充，新的一代和新的阶层的印度人当上了军官。他们大多是在城市里长大，出身于不那么富裕的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的家庭；他们都懂得些政治，甚至在政治上已有所从属，不象他们的上司们那样认为政治即便不是危害社会安全的东西，也是肮脏的东西。这新的一代军官的多数也适应了军官食堂的那一套传统习俗，但其中有些人却抵制和厌恶它们。对他们来讲，咖喱饭是正规的食品，而且应该用手抓来吃；无论那一种印度服装都比常礼服更可取，也更舒服；不喝酒、不吃肉只不过是根据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事，完全可以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好恶决定。在印度独立后，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成为更加深刻的矛盾的两方斗争的课题，一方是那些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官，责怪他们的上司们曾为英国人服务，也瞧不起他们处处模仿过去统治者的那副样子；另一方就是象马内克肖那样的人，他们认为军官食堂的礼仪的印度化，就意味着部队标准的降低。对于马内克肖一派人来说，这些传统之所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不是由于它们来源于英国，而是由于它们历来就是陆军的传统。而他们的批评者们则认为，这不过表现了他们奴隶成性、矫揉造作，说明他们还没有能够接受印度独立的全部含义。  

　　考尔本人虽然属于较老的一代，但在精神上却倾向于具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较年轻的一代。他在自传中说明，他很早以前就不喜欢英国人，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是企图“讨好主人，赢得廉价的声望，然后爬上去占居最高军事地位”的印度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厌恶这位颇为英国化的马内克肖。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有人报告说，马内克肖公开地对考尔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同时也讲了一些对梅农很不尊重的话，这就为他提供了对马内克肖及其一伙进行反击的机会。如同考尔自己所讲的那样：  

　　我们的某些高级军官，惯于发表轻率的和有倾向性的言论，公开地反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颂扬过去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他们有时还暗示说，只有采取某种独裁统治，才能使我国的事务摆脱混乱状态。我了解到有关少数高级军官反国家的轻率言论的具体案情——其中有些话是当着外国人的面讲的。我把这些情况书面报告了……塔帕尔将军，他转达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又上报给总理。

文如玉

　　在整个的五十年代中，印度军队是单一地根据同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性布署战略和训练的，其战略思想开始是进攻，后来又转变为防御。陆军方面，由于具有职业性的审慎态度，曾建议应该对毗邻中国的北部边界的防务给予考虑，但得到的回答是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判断：没有必要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军方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曾提出建议，要求根据美国和英国在朝鲜作战的经验，编写一本关于中国人战术思想的步兵手册，但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一位印度军官说，“使印度陆军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甚至到了一九五八年，一个高级中国军事代表团还被带领去参观印度的主要军事设施。 [ 注：中国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元帅参观了南印度威灵吞的参谋学院，当时校方赠送给他一个该校校徽的银质模型——图案是一只猫头鹰。当他仔细观察这件礼品的时候，脸上出现了一股阴影，他感谢主人的好意，同时解释说，在中国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鸟，朋友之间不拿它作为吉祥的礼品相互赠送！实际上，在印度，猫头鹰也不是吉祥的东西，猫头鹰这个字眼通常是用来骂人的，意思是说对方愚蠢。但当英国人选择这个西方的智慧之鸟作为学院的校徽时，更多考虑到它的古典含义而不是当地对它的态度。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旁遮普邦参观了一次由第四师表演的对步兵进攻的火力支援，当时第四师就是由考尔少将指挥的；四年之后，正是这个师和它当时的指挥官在同中国所进行的边界战争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政府的第二点政策考虑，是从第一点考虑(即认为除巴基斯坦外，印度没有同其他国家发生敌对行动的危险)引伸出来的：那就是认为国防力量的经费必须保持在仅仅能过得去的最低水平上，这样，可以供发展之用的资源就不会不必要地花费在非生产方面。  

　　在巴基斯坦成立时，印度从旧印度军队中分到的部分大约有二十八万名官兵。新政府在开始时就有意图要削减陆军的定额——尼赫鲁说过，一支高度机械化的、人员比较精干的部队，比一支庞大的但是装备低劣“用腿走路”的部队更为可取——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施，陆军兵员反而慢慢地扩大了。到了一九五三年，陆军官兵总数接近三十五万人，组成七个师，其中六个是步兵师——这六个师的编制以及装备、训练的标准各不相同——一个是装甲师。 [ 注：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此外，在旁遮普邦巴地阿拉(Patiala)驻有一个独立装甲旅，在亚格拉(Agra)驻有一个伞兵旅。 ] 陆军的平时部署，反映了印度军事计划人员同前任的英国同行们相类似的考虑，就是在对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和内部安全需要之间保持平衡。有三个步兵师部署在克什米尔，其中的一个营在拉达克的列城布防——而这个营当时也是面向南方，针对巴基斯坦人，而不是面向北方。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人险些占领了列城，印度军队开进拉达克正是为了对巴基斯坦人的向北运动进行抵制。印度已下定决心，如果巴基斯坦再一次用武力占领克什米尔，印度就将作出反应，进攻拉合尔；为此目的，有两个师布防在旁遮普邦作为反击力量。那个装甲师则驻扎在中印度的占西(Jhansi)。  

　　上述的部署状况持续到一九五六年，在此期间陆军的数量和装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九五六年那加族人发生叛乱，这就须要不断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到了五十年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整师被牵制在那加山区的游击战争中。当时东巴并不构成任何战略上的威胁；巴基斯坦军队的绝大部分都部署在西巴，其中的大部分又布防在旁遮普邦，面对印度；另外一部分布防在西北边境地区，以应付部族骚乱和可能来自阿富汗方面的骚扰——印巴分治使印度摆脱了这个来自西北方向长期存在的威胁。因为那加战役本身的要求增加，于是就把更多的印度陆军部队从旁遮普邦调到了东北地区；同时又成立起新的部队以维持印度在旁遮普的军事实力，结果陆军又开始慢慢地扩充起来。  

　　在一九五九年底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由于意识到边界问题可能发展为难于解决的争端，陆军的扩充变得更有目的性，也更迅速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第四师从旁遮普仓促奉调到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步兵师——第十七师。在东北地区，第四师划归新的编制——第十三军领导，军部设在西隆(Shillong)，负责锡金、印度同不丹边境、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东巴基斯坦以及那加的防务。第四师负责麦克马洪线的防务，从不丹到缅甸一线，全长约三百六十英里；而该师的一个旅又很快奉调参加那加战斗。  

　　第四师的调防，对印度在东北地区的防御形势没有立即产生很大的变化。当时，从平原地带通向山麓地带的公路，没有超过几英里长的；同时在东北边境特区，根本没有一条横行的公路——从喜马拉雅山倾斜下来的高山峻岭都是南北走向，这就使得横行运动几乎不可能；要到达麦克马洪线各段，只能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前进。第四师开进东北边境特区的行动慢得出奇。一九六O年一月，一个步兵连进驻邦迪拉(Bomdi La)；到了三月，另一个连开进达旺；到了同年八月份，一个营部在达旺建立起来，另外两个营才抵达东北边境特区，第七步兵旅的旅部也在邦迪拉设立起来。军队的布防这时才慢吞吞地完成，而尼赫鲁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就已宣布麦克马洪线的防务要由陆军直接负责。  

　　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期，印度政界舆论始终反对增加国防开支。克里帕拉尼一九五八年在人民院讲到：  

　　我们一直认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决不会考虑增加军事预算；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想这一点也会使我们的国父[甘地]在天之灵感到不安，就是最近几年的军事预算逐年增加了大约[十亿印度卢比]；而在补充要求方面的预算又增加了[一亿四千万印度卢比]……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增加军事设施？  

　　甘地主义者从一个方面批评政府；而军方则抱怨预算限制使他们难以对现有的设施给予适当的维持，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了。克里希纳·梅农和莫拉尔吉·德赛之间的相互倾轧，加剧了军方的困难，也影响到他们主管部门之间的相互扯皮。一个美国驻新德里的记者在一九六一年写道：“如果印度真的存在近似内阁制的政府的话，那么，梅农和德赛二人之间，以及他们主管部门的顾问之间，早已闹得不可开交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陆军方面的抱怨更加厉害了。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间，陆军总部多次上书国防部长，列举了装备和供应方面的缺陷，并且提出警告说，一旦战争发生，这些缺陷将削弱部队的作战力。这些信件是当时已担任参谋局长的考尔将军所草拟的，他在最后也是最紧急的一次上书中，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如何使陆军处于困境：“一方面，要求我们尽快地扩充部队，并且说，不这样做我国领土就有被外来侵略者占领的危险；另一方面，发给我们的武器、装备、弹药又是这样微不足道，使得我们不可能用以装备募集的新兵。”他还要求把他这封信提交给内阁国防委员会，这说明军人们认为克里希纳·梅农过去没有把他们的紧急警告向上反映。但这次上书，同历次上书一样，并没有产生增加军事预算拨款的效果。考尔又利用他同尼赫鲁私人接近的机会，把陆军的要求向他提出。根据他本人的叙述，尼赫鲁的答复是这样的：  

　　如果从国外进口部队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就必须动用外汇，而现在外汇已感到十分短绌。国防开支过大，将使国家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情况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说，鉴于上述原因和某些政治上的考虑，我们必须主要地依靠本国生产武器和装备，这从长远来看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最后说，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因为别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撤销或改变对我们的支持。  

　　这就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概括。发展要受到优先考虑；外国的军事援助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将会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而且也是不可靠的。解决军队的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是在印度境内不断建立国防工业的长远计划。这样国家的工业资源就会增加，同时军队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在这个期间里，尼赫鲁针对着军方所提出或别人为军方所提出的申诉和警告，反复地论证了这一点。  

　　这种思想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不过它无法适应前进政策所承担的风险。不管前进政策本身，或者按照印度人的看法，前进政策的正当性，是由哪样的政治考虑所促成的，这样一个政策却意味着对一个比自己在军事上强大得多的邻邦进行军事挑战。当时，印度同巴基斯坦的争端还没有解决的前景，或甚至根本没有想去解决它。印度政府的政策又加给陆军一项繁重的新任务，就是在没有削减陆军在其他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或在军事预算没有重大增加的情况下，要使它同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大国之一进行对抗。一九六一年春天，印度已派遣了一个旅团参加联合国的军事活动，镇压在刚果发生的加丹加的分裂运动；此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印度还有一个营参加联合国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印度陆军的有限资源已消耗得相当大；但它又很难于表达它对这一问题的不安。印度独立以后，陆军同文职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不利于前者的。政府对于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和平的，甚至是和平主义的态度，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强调，对于不结盟的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国大党历来对军人们所持有的那种不大买账的甘地主义的态度。一九五七年，梅农出任国防部长，一开始受到军方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感觉这是第一次派给了他们一位精力充沛而且在政治上适宜的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双方互不信任和互不满意的情绪就开始影响到高级军官和他们的文职上司之间的日常接触。梅农历来不是个易与共事的人：他讲话尖酸刻薄，脾气暴躁；对待同僚和下属时而怒气冲冲，表现不耐烦，时而又感到后悔，表示亲近。他对于他认为是愚蠢的人公开表示轻蔑；他又自命不凡，因此就不时地把大多数人都看作蠢人。他的这些特性使他难于同高级军官和睦相处，并且很快地结束了人们对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普遍欢迎。除了梅农同蒂迈雅将军——后者在梅农出任国防部长的同时，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 [ 注：一九五五年，撤销了总司令的头衔改称陆军参谋长，这就使陆军同其他两个军种处于同等地位。卡维克斯(L.J.Kavics)在他对这一时期的印度陆军史所做的全面研究的著述中指出，撤销总司令，而代之以“三个独立军种，各军种自行制定自己的政策，竞相从主张节俭和态度十分冷淡的政治领导方面争取预算拨款，并且各自根据严格的平等原则保持平行的机构”，结果就损害了军事领导的参谋作用。 ] ——之间个人摩擦之外，军方还感到日益担心的是，他们认为这位部长对传统上应由军人们自行处理的事务进行了不恰当的、持续不断的、因而也可以推断是别有用心的干预。蒂迈雅和他的某些同僚只是怀疑梅农没有把他们的建议和不满的意见转达给总理或内阁国防委员会；但他们却清楚地看到，梅农在提拔哪些人担任高级军官的重大问题上，对军方的建议置之不理；而正是这一点促使蒂迈雅将军提出了辞呈，引起了一九五九年的轩然大波。  

　　军方对梅农在提拔军官问题上进行干预感到忧虑已有一个时期，后来是集中在布里吉·莫汉·考尔(Brij Mohan Kaul)被不断提升的问题上，这个军人在以后边界战争及其前奏中扮演了一个中心的、也是灾难性的角色。  

　　考尔为人变幻多端，捉摸不定，他一生事业的浮沉反映了这一点。印度独立前，他在陆军中确实是不很得志；独立后，他指望爬上、而且也几乎爬上了军职的顶峰，又一下子在失败和屈辱中被赶下台。他出身于克什米尔一个中产阶级的婆罗门家庭，青年时代曾对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献过殷勤，后来又获得了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为印度人保留的一个名额，并于一九三三年毕业。按照惯例在英国部队服役一年以后，他进入拉加普特那(Rajputana)步枪联队，在西北边境地区服役；但仅隔两年，就被调往陆军勤务部队任职。勤务部队薪俸比较优厚，也有更多的机会在兵站工作，在那里军官可以携带家属，生活一般地讲也比较安逸。但是，对于一个桑赫斯特学院毕业的青年军官来讲，调往勤务部队固然可以免受风险，但也丧失了作战部队提供的加官晋位的机会。根据考尔本人的叙述，他曾几次试图重返他原属的步兵团或其他步兵单位，但都没有成功。这说明，拉加普特那步枪联队不想要他回去，他不够作战部队所要求的标准。但考尔是个精力充沛、聪明漂亮的军官；对他来讲，失宠于步兵并没有关闭晋升的大门——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这是被提升为高级将官的障碍。一九四二年，他升任代理中校，在南印度某地担任联络工作。次年，他被调往战区，在科希马(Kohima)一带指挥一个摩托化运输部队；据他后来写道，那一次他“经历了在一个作战区所通常要遭遇到的各种风险，吃了不少苦头，碰到了不少其他不愉快的事情”。没有过几个月，他又被调回基地工作，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在新德里重新担任联络工作。在将近六年的战争年代中，印度的陆军扩充得很大并且在很多战场上打过仗，而在此期间内，考尔作为桑赫斯特学院训练出来的一名正规步兵军官，却从未参加作战部队，这只能说明他被认为不适于担当作战指挥工作——或者是他本人没有去营求这项工作。  

　　从大战结束到印度独立的这一段时期，对于陆军和其他军种中的印度籍军官来讲，是精神上处于紧张状态的时期，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酷地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矛盾：忠于自己的上司，就会被许多同胞们看作是不忠于自己的国家。对于被英国的敌人所俘虏的二万五千名印度陆军官兵来说，这个矛盾倒是由于他们参加了同日本人并肩作战的“印度国民军”而得到了解决。考尔没有得到做出这样的抉择的机会；但他却从陆军档案中偷来了一份文件，交给了一九四五年底在德里受审讯的印度国民军军官的辩护律师们，这样来表现他自己在精神上是站在印度国民军一边的。他自己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带着明显的自豪感写出了他的这一段经历。国大党对于印度国民军的态度，在一开始的时候原是好恶参半的，但是由于后来英国人对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处理不当，使得国大党的同情全面地倒向印度国民军方面，而尼赫鲁本人就曾经充当印度国民军的辩护律师之一。  

　　在此以前，考尔就已经设法结识尼赫鲁。尼赫鲁于一九四五年最后一次从监狱中获释并前往西姆拉会见英国总督的时候，考尔就拜见了这位未来的总理。从那以后，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溃败，考尔能够随时得到尼赫鲁的接见，而且同他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他的事业也因尼赫鲁对他经久不渝的宠信而扶摇直上。人们事后回顾，可能认为尼赫鲁在识别人品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盲目性。这往往使他把闪闪发光的东西都当做黄金，并从而作出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任命。但当时考尔在很多方面确能使尼赫鲁对他产生好感。他机伶、漂亮、能说会道；他不但同尼赫鲁一样，是个克什米尔的婆罗门，而且还是印度总理的远亲：尼赫鲁家族的姓就是考尔，他的夫人也是考尔家族的人。 [ 注：一位曾同尼赫鲁一度亲密共事的官员(他本人既不是克什米尔人，也不是婆罗门)写道：“总理的敌人常常提到他寻求人材和发现人材总是局限于他身边的那些人，特别是克什米尔人，而其中又特别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同尼赫鲁家族有联系的人。”尼赫鲁在这方面的记录，也的确证实了人们认为尼赫鲁是偏向于克什米尔人的怀疑。他本人从来没有认为亲密的家族关系是不能任命某人担任高级职位的理由。但是可以说这些被任命的人往往具有——或者说看起来具有——优良的品质，因此也可能尼赫鲁的这种任人唯亲的作法是不自觉的。 ] 此外，考尔是个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者，这又使他同那些具有类似桑赫斯特背景的同僚军官们有很大区别，后一类人仅仅是爱国主义者而已。考尔这个人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是个不大尊重那些多少有些僵化的军队传统的实干家。一位与考尔共事而没有理由喜欢考尔的军官，还是认为他具有“不少可赞赏的品质……他这人很活跃，有进取心。他头脑清楚，工作积极。他个人品行无可非议。他待人慷慨热情”。他的这些品质可能导使尼赫鲁把考尔看作一个出类拔萃、全面发展的军人，而尼赫鲁对考尔的宠爱又可能使他看不见考尔的局限性。尼赫鲁也没有看到，他同一个低级军官进行直接的、公开的来往这种作法，对于军官们的士气和纪律所产生的腐蚀作用。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自然也是随着考尔的不断晋升而加剧。  

文如玉

第二章 前进政策


　　我们过去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他们建立一个哨所，我们也建立一个哨所。如此而已。  
—— 某印度陆军军官

　　这是一种俄国左轮枪游戏。 [ 译者注：俄国左轮枪游戏是一种野蛮的赌博。赌博的用具是六响左轮手枪，其中有一个弹巢先已装好子弹，其余的五个弹巢则是空的。参加者手持该枪，转动左轮，然后瞄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如他转到的弹巢是空的，参加者就算胜利了。但如碰巧他转到的弹巢装有子弹，就形同自杀。 ] 印度最高当局似乎认为，他们要打的那一发的弹巢里并没有子弹。但对他们自己以及对整个国家都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那个弹巢里恰好是装上了子弹的。  
—— 乔·纳·乔杜里(J.N.Chaudhur)将军

　　当大门被关起之后，你怎么办？要么就象个老太婆那样，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无所作为；要么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冲出去，进行战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西段的互相冲突的主张

　　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大门并不是因德里高级会谈的失败而关闭的。印度在很早以前就关上了大门。事实上，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在执政的最初年代研究边界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把大门堵死。周恩来离开后，政府直接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就没有任何疑问，它已经包含在从争端开始以来印度所持的立场中。  

　　那就是说，阿克赛钦一直是、而且不容争辩地是印度领土。中国的主张是虚构的，是为了掩饰非法地和偷偷摸摸地夺取这块土地而炮制出来的。如果中国被发觉并且受到斥责后，仍拒绝从这一地区撤走，印度将不得不采取争论以外的其他手段去收复失地，否则这个局面就会永久化，变成是在印度方面不在场的情况下的事实上的解决。因此，从周恩来的第一次信件起到他在高级会谈中要尼赫鲁接受共同停止巡逻的方案止，印度都回避或拒绝了中国要达成一项维持一九五九年现状的协议的企图。  

　　政府把中国部队出现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描绘成为侵略行动，这就把要对此采取措施的责任加在自己头上。如果外交方式失败，那就得使用武力。尼赫鲁抗拒反对党要求使用炸弹、伞兵或步兵把中国部队从印度土地上撵走的叫嚷；但又象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在拒绝打仗的同时，又作出一种许诺，说如外交和谈判失败的话，政府将不会俯首接受那种局面。如直接使用军事力量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法会引起战争，因而被排除；默认边界现状的作法等于承认失败，因而也被排除；那么，在印度人面前很早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印度时报》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的一篇社论中提出：  

　　新德里必须派遣有适当装备的巡逻队进入目前为中国人所占领的地区，以维护其权利，因为长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对中国占领的默认，意味着屈服于北京发出的威胁：即如果印度巡逻队胆敢进入拉达克争议地区，中国将大举越过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动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员告诉我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因为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印度巡逻队不会进攻中国阵地(在高级会谈公报中，双方承担义务“尽一切努力……避免摩擦和冲突”)，但将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隙地带。  

　　后来，这就被称为“前进政策”。这项政策不是按政府的正常程序制订出来，而是在印度政府一九六O年初所面临的处境下异乎寻常地诞生的。这项政策的制订者究竟是谁，后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人在它带来灾难之前，吹嘘自己是它的创造者；在出笼之后，又加以抵赖。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当时的参谋局长考尔将军还对我说，前进政策是他本人想出来，“绕过克里希纳·梅农，直接兜售给尼赫鲁”的；但在他后期的谈论中，又把制订这项政策的责任推给了尼赫鲁、梅农和他自己在军队中的上司们。梅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诚实些，也比较前后一致；他承认这项政策产生于局势本身，并且坚持说，如能象“下棋”那样走下去，这项政策不一定会遭受失败。  

　　前进政策的目标是，第一，堵住中国人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可能路线；第二，使阿克赛钦有印度人在场，这样印度方面将不仅只是在理论上参加实施尼赫鲁所建议的共同后撤方案，而且通过外交交涉把中国人赶出这一地区的手段，也就得到实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它从一开始就包含有破坏中国人对争议地区控制的意图，其办法是在中国各据点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派出巡逻队，切断中国的供应线，最后迫使中国部队撤走。不过上述这些目标都是在前进政策制订后才出现的，而且更多是属于原则的推论；前进政策的确是产生于印度别无其他途径可循的这个结论。  

　　新德里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政策的全部含义。前进政策是从这样的一个法理出发的：它假定占有本身就构成了十分之九的法律根据，因此印度只要向前走并且赖在阿克赛钦的尽可能多的地方，就会扭转它对中国的劣势，或至少取得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个政策又是鲁莽的，因为中国人曾多次提出警告：印度如果坚持推行它在西段的主张，中国人就将跨越麦克马洪线进行报复，但印度完全置之不理。归根结蒂，这个政策是荒唐的，因为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印度不对中国的阵地发动进攻，那末，无论印度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逻队进入中国主张和占据的领土，中国也不会进行武力的干预。从一九五四年争端一开始，印度边界哨所在中段向前推进并同中国部队接触之后，印度就准备好对要在印度主张线内保持阵地的中国部队进行武力威胁； [ 注：例如，印度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照会中通知北京说，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一旦发现中国武装人员即将被认为是侵略行为，并将予以抵抗。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印度警告中国说，印度边防部队将“对越境者使用武力”。北京评论说，由于两国对边界和地图的看法存在分歧，印度又把大片北京认为是中国领土的土地视为印度所有，那末，印度就会把那里的中国部队和居民称为“越境者”。这样做，新德里就赋予印度部队以“比较自由地使用武力”的权利。北京方面指出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全权委任”的后果。 ] 但是尼赫鲁和他的同僚都绝对相信中国人不会采取同样作法。当我们回想到印度曾经在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中指控中国好战和侵略成性，那么，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侵入阿克赛钦的印度部队使用武力就更显得离奇——除非这表明，新德里心里明白：中国指控印度人在上述事件中首先进行攻击的说法是真实的。  

　　前进政策带有过去印度人反对英国时所采取的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不过这一次的不合作主义的成员都是武装部队，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还击。印度人相信自己道义上无懈可击，它能够使中国人打消进攻的念头。这种信念使人回想起他们过去也曾相信英国人不肯对他们使用武力，否则就会自己遭殃的那类想法。这似乎反映了尼赫鲁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印度的和平天性是举世无双的，并且深信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这种看法。印度在全世界享有的声誉会给派往阿克赛钦的印度巡逻队披上一层道义的甲胄。  

　　上述这些看法都不过是空想，尤其荒唐的是：前进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企图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使得印度能够用武力赶走中国人。尼赫鲁常常说，“我的整个灵魂对任何地方出现战争都有反感。”但当他把这种圣徒式的情绪收起时，也能够对战争的前景采取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一九六一年，那时前进政策已开始推行，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讲到：“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但是，怎么能够设想，在印度坚持不懈地逐步加强自己的阵地以进攻对方的时候，中国人会坐视不顾呢？这是难以理解的。而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却真的这么相信，这不仅从西段、而且也从东段的塔格拉(Thag La)山脊下发生的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这种信念才被无情地纠正过来。  

　　在这一期间中，尼赫鲁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通常都是为反对党议员们的好战言论所鼓动起来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各反对党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赶走不愿从印度主张的地区撤走的中国部队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国大党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种观点给予强烈的——虽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他们否认采取上述行动等于战争。马萨尼说“保卫自己的领土不等于进行战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自己的领土上赶走土匪是战争行动。这只不过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警察行动而已。”政府的批评者们一贯地采用“警察行动”这个字眼来描绘他们打算对中国人采取的行动。这个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来描绘一九四八年对海德拉巴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对邦的归属问题左右摇摆，印度的进军结束了这种状态。这个字眼后来在夺取果阿时又使用了。它意味着进行攻击或采取“警察行动”的一方不仅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力，而且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因此对于印度人的感情是双重的安慰——当然，在其他国家里提出要使用武力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一九五九年底某独立人士议员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说，“我们是个和平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我们不相信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警察行动，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建立边界的原状，消除侵略，创造谈判的基础。”这种玩弄名词的荒唐见解，即认为改换一个名词就可以改变一个行动的性质的说法，一直遭到尼赫鲁不耐烦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就改变作法，声称战争无论如何并不一定带来最后的灾难，也不一定纯属坏事。克里帕拉尼争辩说，小的局部战争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于全世界的智慧，这样的战争打响之后，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过了一阵子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因此，我们无需拿那种认为抵抗中国侵略就会导致世界大战和全人类的毁灭的想法来吓唬自己。世界各国会设法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反对党的议员们喜欢提到，战争的阴云还有它光明的一面，指出战争的经验将能团结和锤炼印度的人民。——克里帕拉尼说，“斗争能使一个国家里最好的东西涌现出来，它能带来团结”，甚至战争的危险也能产生好的效果。“必须而且能够利用[对我国边界的]威胁，促成全国的团结，激发全民的干劲。”阿索卡·梅达向政府献策说：“侵略者的脚步踏上了我国的传统屏障。面临着这种情况，全国人民将愿意忍受更大的牺牲。”一幅全国同仇敌忾的幻景，对尼赫鲁也并不是没有一种浮士德式的魅力的。他幻想着，如果印度一旦面临战争，就会变成一个“军队的国家”，“我们所做的每一项活动，每一件事，以及计划等等，都服从于一项主要的事实——因为这将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但更经常地，他是强调了战争对于印度、印度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危险性。一九六一年底他在上院讲话中说，“印度同中国如发生战争，那将成为世界的大灾难……因为它将意味着世界大战，意味着一场无止境的战争。我们将无法在时间上对这场战争给予限制，因为中国既不可能打垮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跨过西藏进军北京。”这个一旦在喜马拉雅山发动战争就将把全世界卷进去的警告，遭到那些要求印度采取军事行动把中国人赶走的人的愤怒驳斥。一九六一年底，一家报纸在社论中写道：“一种荒唐的想法麻醉了新德里，使它变得无所作为，这种荒唐的想法就是认为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冲突会使全世界陷入一场核子大毁灭。”  

　　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是摇摆不定的。一开始，针对着反对党议员们的战争叫嚣，他讲到世界末日到来的大战，讲到战争的恐怖；后来，他又逐步后退，害怕人家说他对由于边界争端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忱泼冷水，同时他承认他自己对于这种爱国热忱也感到自豪(虽然他也说过，他希望那些给他寄送用自己的鲜血写成宣誓书的青年们，能把自己的精力用于更有建设作用的方面)，因此他又重申一旦战争来临，印度决心战斗。他一方面说，擂鼓呐喊和粗暴的语言都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战争是个危险的政策；如果战争被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进行战斗，全力以赴地进行战斗。但是，我将避免战争，尽一切可能的力量设法制止战争，因为战争是一件坏东西，是一桩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说，“有些事情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对它的荣誉、正直品格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攻击，为了保卫这一切，就需要承担风险，甚至是严重的风险。”  

　　虽然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时高时低，但这些讲话在总体上倾向于散播一种想法，甚至给这种想法涂上一层体面的色彩：这就是，如果中国不交出阿克赛钦，印度就将同它打仗。在尼赫鲁拒绝反对党的狂热叫嚣的同时，他还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跑。在边界争端成为印度的一个政治问题之后不久，尼赫鲁就开始把同中国作战说成是一种可能性(他甚至在新德里欢迎周恩来的国宴讲话中还闪烁其词地提到这点)。而在这些闪烁提到最终可能爆发战争的词藻当中，字里行间所包含的一个思想总是：印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和取得了实力地位之后，将进行战争来收复它所主张的领土。中国人对印度的行动所作的反应，或者中国人为了防止印度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都可能导致战争；这些，在新德里文职官员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想到过。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自始至终都坚信不疑地认为，无论印度在边界上干些什么事，中国都不会进行攻击。这就是前进政策的基本设想。它是对一个在军事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邻国所进行的一场军事挑战。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是印度武装力量受到忽视的年代。特别是陆军，遭受到独立后国大党政府的继母一般的对待。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国大党人对于过去曾为外国统治服务过的人有所不满，因为国大党人自己曾因从事推翻外来统治的活动而被投入监狱或受到更恶劣的待遇。无论如何，上述继母式的态度可以从新政府的两项主要决策中得到证实。第一点就是认为不存在印度遭受任何进攻的危险性。  

　　这种信念远在独立之前，甚至远在一九二八年尼赫鲁的讲话中就已形成，当时他在一次对国大党的讲话中，列举了被认为可能对印度造成威胁的国家，又把这些可能性一一地排除掉，结论是“对印度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便出现任何危险，我们也能够应付”。最先，英国的防卫战略是以次大陆西北方向的入口为重心。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人吞并了中亚细亚的各小汗国，并推进到阿富汗边界以后，英国人就担心来自莫斯科方面的挑战。这种担心持续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虽然此后不久英国人曾一度把这种想法放在一边，转而关注到同阿富汗作战的更为局部性质的可能性。尼赫鲁把这个俄国魔影说成“大抵是假想的”，他认为来自阿富汗的危险至多只是一些小规模偷袭。至于中国，那末，喜马拉雅山构成了“有效的屏障，即便是飞行大队也不能从那个方向过来”。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的面积、印度的地理战略位置、加上各大国不愿看到印度再次受到外国统治等因素，将使印度免于遭受任何大规模的外来进攻。“没有哪一个大国会容忍另一个大国取得英国过去长期享有的统治地位。如果哪一个大国竟敢作这种尝试，其他各大国就会联合起来予以严惩。大国间的相互竞争是使印度免于遭受进攻的最有效保证”。从印度独立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部队进行重大进攻的时候，尼赫鲁对于印度的外来威胁一直保持着这种唯理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观点。  

　　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印度并不担心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相反，担心威胁的倒是巴基斯坦。从分治前的旧印度陆军中，巴基斯坦所分得的部分，自然要小于印度分得的部分。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又是资源不足，组织不全，相形之下，印度的军事优势就显得更大了。当时印度教徒反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开宣称要为一九四七年时所受到的“损害报仇雪耻”，要取消分治。尼赫鲁当时是断然反对这种情绪的，但要抑制这种情绪需要时间。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克什米尔战争期间，在一九五O年东、西孟加拉邦的部族屠杀重新爆发的时候，以及一九五一年克什米尔争端再度达到危急关头的时刻，印巴两国之间的战争都有一触即发之势。在以上几次事件中，印度都在旁遮普邦边界地带集结重兵，威胁拉合尔。一九五一年，巴基斯坦把印度对它的军事威胁通知了安理会，多少由于美国的外交干涉才使这次危机得以度过。  

　　巴基斯坦人这时认识到，他们必须要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至少要达到能够制止对方进攻的水平，否则就要不断受到印度人进攻的威胁。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缔结条约的本领，使这一点在一九五四年变成了可能。 [ 注：巴基斯坦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后，就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给予军援的本意是反对共产党侵略。但看来华盛顿也可能认为削弱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会有利于稳定南亚局势。 ] 由于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印度再想打垮巴基斯坦就不那末容易了——也不会再出现一面倒的军事对峙。印度进攻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消除了，而另一种可能出现了：就是巴基斯坦因拥有美国装备的武装力量而壮了胆，也许会试图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印度决一胜负。(这种地位的变化，表现在双方对待“非战公约”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开始，巴基斯坦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竭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尼赫鲁所拒绝；五十年代的中期以后，印度亟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巴基斯坦所拒绝。)  

文如玉

　　尼赫鲁从机场一出来就直奔人民院，报告会谈的经过。他引述了周恩来所讲的六个要点，说印度政府并没有同意这些要点，然后对这些要点进行了草率的歪曲的分析：  

　　一、边界存在着争议……  

　　尼赫鲁：“当然存在着争议。”  

　　 (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印度的立场是说整个边界线的走向不存在争议，而中国为了掩盖其领土要求，制造了虚构的争端。)  

　　二、……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尼赫鲁：“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  

　　 (尼赫鲁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维持现状的建议，他所根据的论点是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他早些时候告诉周恩来说：“当有关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遵守现状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三、在确定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等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尼赫鲁：“以分水岭来划界可以到处适用的，这是确定了的原则。我们自然同意分水岭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山区、河谷等地区，分水岭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这条原则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印度把麦克马洪线说成是一条根据分水岭来画线的边界，并且坚持说，作为一条分水岭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就是东段的恰当的边界走向。但如果把分水岭的原则应用到西段，就会形成一条沿着喀喇昆仑山山脉的边界线，因为该山脉是中亚细亚水系同流入印度洋的水系之间的分水岭。)  

　　四、……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尼赫鲁：“我认为这一条回答了喜马拉雅山是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同所有这一切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如果中国人对喀喇昆仑山也有强烈的感情，欢迎他们这样做，我们并不反对。”  

　　 (对西段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边界究竟应该沿着喀喇昆仑山脊，还是如印度所坚持的从喀喇昆仑山口一下子跳到北面的昆仑山脊。针对尼赫鲁反复提出印度同喜马拉雅山有着神秘的亲密感情来为麦克马洪线辩护，周恩来在这里提出中国人和喀喇昆仑山也有同样的联系。其含意是：作为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的交换条件，印度应该放弃它在西段越过喀喇昆仑山划定边界的要求。)  

　　五、……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  

　　尼赫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对领土的要求没有被接受，他们就不能讨论任何问题；也许是这个意思……不很清楚。”  
　　 (印度对于阿克赛钦有领土要求，并且坚持在中国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从那块领土上撤出去之前，对于边界的实际走向不能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尼赫鲁在这里颠倒了中国的观点，反而说中国坚持在印度接受中国的要求之前，不可能进行谈判！ 在印度看来，假如实质性的谈判当时已经开始，而中国仍然占领着阿克赛钦，情况就可能会是那样。)  

　　六、……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尼赫鲁：“这不是我所同意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是中国为了消除边界的危险局势所作的尝试，以便能够将问题安然地留待日后去解决，而印度却加以拒绝。尼赫鲁当时还不准备公开宣布印度政府打算进入阿克赛钦地区巡逻——他是在公开场合讲话，好象听众里面就有中国人一样。因此，他就不能使议会里批评他的人放心。当有人就这个问题追问他时，他就感到狼狈：  

　　问：既然我们的总理已经说过我们同意避免冲突，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人员不能到我们的领土上去巡逻？  

　　尼赫鲁：……公报是说，双方应尽力设法使得边境地区的磨擦和冲突得以避免。这是我们双方都接受了的一般性的指示。我们觉得把这件事说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也有点不必要。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人坐在那里，不向右边走，也不向左边走。我认为告诉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显然会将他们引向冲突的步骤，这总还是对的。  

　　问：……如果因为我们的巡逻人员过去一到我们领土上去巡逻，就被中国人扣留，因而不让我们的人在我们的领土上巡逻，情况将会是怎么样呢？
  
　　尼赫鲁：我们的人完全可以在这些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已经承允，在进行实际调查期间不采取任何步骤把中国人从印度的土地上赶出去呢？  

　　尼赫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要末你就得进行战争，要末你就得进行会谈或叫做采取某种步骤；没有什么介乎两者之间的办法。我们不能一面为边界问题宣战，一面又谈论如何商谈或派出官方代表团。两者不能并存。)  

　　议会里和报刊上对会谈及其结果的评论一般地是否定的，这些评论集中地提出两项相互关联的指责。第一，由于同意双方官员进行磋商，尼赫鲁就给了中国以巩固其地位的时间；在进行毫无结果的商谈的同时，中国却“占据着我们神圣祖国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人民同盟的头目兰加在人民院讲道：“他们用肮脏的手指玷污我们祖国的土地。”第二，政府没有发表有意迫使中国“撤除其侵略”的声明。即便有些人赞成印度政府对高级会谈所采取的做法，那也如某些国大党议员所说的一样，是由于他们认为尼赫鲁的态度“坚如磐石”。一家报纸还提出，“亚洲舆论是不会忘记印度没有被中国吓倒这个事实的。”  

　　这个显然为中国所十分重视的高级会谈失败了。尼赫鲁说，这是由于会谈在“双方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事实的岩石上”碰碎了。其实关键是由于印度坚持其拒绝放弃、修改或者暂缓提出它对阿克赛钦领土的要求。周恩来这次南亚之行，有两处成功，一处失败。他在缅甸和尼泊尔成功地签订了友好条约和边界协定，这两个小邻国并未感到它们的强大邻国欺凌它们或对它们施加压力。在缅甸的问题上，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的基础；而对尼泊尔，中国则同意凡是有争议的地区，应该“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进行调整”。中国地图曾把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 [ 投笔从戎注：即珠穆朗玛峰 ] 划入中国境内，引起了山峰归属问题的争论，但是中国接受了尼泊尔的(和普遍的)观点，即以顶峰作为边界的标志。中国和尼泊尔同意在双方边界两侧四十公里内不派驻武装人员。  

　　就中印争端而言，虽然周恩来坚持说会谈并没有失败，说它“进一步增进了了解”，但是高级会谈只是为边境局势的恶化扫清了道路。两国官员的磋商，正如尼赫鲁所预料的，只不过是提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报告。中印争端只依靠尼赫鲁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是不可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政治妥协。而印度已经拒绝了就停止西段巡逻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目的是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向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领土推进，对这种推进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虽未明说，但早已做了许诺。  

　　高级会谈失败以后，中国的立场强硬了。再也听不到会谈以前中国所说也许印度真正误解了中国意图的提法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听完美国和印度记者向周恩来提问后，插话说，“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此后，中国对边界争端的评论也都反映了陈毅所表现的这种满腔义愤。  

文如玉

　　周恩来刚刚离开印度，尼赫鲁就在飞机场临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指出说，周恩来说过就东段来说，“只有某些个别地区需要讨论”，这可以说他已经接受了印度的立场。尼赫鲁回答说，“是的”，“但是现在他们把东段同西段联在一起”。一小时以后，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他们“试图把东段同西段相提并论，这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说法，虽然我们没有权利留在东段，可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逐步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德拉尔(Pandit Sunder Lal，他是该会创始人，也是会见了中国代表团的极少数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谈话的时候，据说曾经扼要说明他称之为“有予有取”的主张如下：“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则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  

　　中国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除高级会谈中讲过的或报道过的话以及会谈前后的外交信件来往中讲过的内容外，还有更为有力的证据。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是直接从仰光来的。他们在那里同缅甸政府签订了一项边界协定，在该协定中，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 [ 注：中缅边界协议详见第二章注 ] 在这样做了以后，中国同印度划定边界时如果再要拒绝接受这条线，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也许认为，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已如此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诚心诚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东段边界线，因此，印度政府也许就会放弃他们那种露骨的顽固不化的态度。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来新德里确实是期望能同印度象他们同缅甸一样地达成协议——紧接着再同尼泊尔达成协议。然而，他们发现，对印度来说，麦克马洪线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印度看来，解决边界争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土。从一九五九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中国建议以承认麦克马洪的划线来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这被印度看作是，中国试图以它无理要求的东西去“换取”它非法占有的东西——“只要你宽恕我最后的一次偷窃行为，我就从此不再偷窃。”印度舆论一旦理解了中国的态度，就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解决办法。一九六O年初，《印度时报》写道：“现状是中国侵略的产物，要以现状作为最后解决的指导原则，这是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样，尼赫鲁对公众的态度是非常——也可能是过分——重视的。在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O年初举行了一次会议，有尼赫鲁、潘特、皮莱(秘书长)和另一人参加，会上讨论了中国的“物物交换”的建议，据说尼赫鲁在结束讨论时这样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给他们，我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的。”  

　　所以，周恩来要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尝试，已事先注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当的拒绝。印度官员当时解释说，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的建议，是因为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损害国家领土的完整”。  

　　中国发现印度顽固地主张不能以承认“目前的现实”作为解决的基础，于是他们试图贯彻会谈前夕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如果争端不能得到解决，双方应同意维持现状。要实现这样的协议只要双方在边界全线停止巡逻就行，这显然是更为局限的做法，而对尼赫鲁来说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会谈的后半段，中国人就设法争取印度同意这一点，可是他们又失败了。印度的拒绝有些含糊其词。自从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以后，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压力，要它把中国人赶出阿克赛钦，或者最低限度自己把军队开进那个地区，以贯彻印度的要求。议会一直警惕不让尼赫鲁作出任何足以杜绝采取这种行动的让步——因此，在会谈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印度应该在这方面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印度方面在会谈中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  

　　在这个时候，印度对边境巡逻的立场不很明朗。中国已经在边境各段停止巡逻。印度只是在东段停止了巡逻。印度对西段巡逻的立场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据有案可查的记载，中国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逻，但要求印方对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确认。事实上，印度在西段并没有停止巡逻；他们没有派出任何巡逻队，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后勤上给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场是决不能丧失向其西部领土(即中国占有的那块有争议的领土)派出巡逻队的权利；除非中国军队自动撤出，否则印度到适当时候就要行使这种权利。  

　　但是，如果把这一切都向周恩来说明，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公然的威胁，必然要招来对方的反驳，这就是在北京的声明里早就讲过的：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保留采取同样行动以体现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要求。因此，正如尼赫鲁在会谈结束后明白告诉议会的那样——印度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含糊地拒绝接受停止边界巡逻的建议。他说：“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中国建议：“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由于印度的反对，在公报中就改成为：“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磨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是意味着，当他们的军队开进西段中国主张的领土时，他们将不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高级会谈失败了，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使会谈破裂。因此会谈还是进行了整整五天，但是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方面准备就这样算了；但是中国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触继续下去。因此，双方才同意两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核对历史材料，并且准备一份报告，开列双方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印度的坚持下，双方官员的工作限期四个月。对下一步的安排没有达成协议；公报只是说，两国官员的报告“应该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在访问期间，印度政府不但履行了它对反对党所作的诺言，不为客人举办公众集会活动，而且还尽力不让中国代表团与私人和新闻界接触。在会谈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给周恩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通常在这类访问结束的时候是要同记者见面的)。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当天傍晚中国代表团自行宣布：周恩来将在晚上十时三十分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德里的新闻记者们对印度的和来访的政治家们向来敢于尖锐提问，这是他们颇引为自豪的。印度记者甚至对尼赫鲁(他在那些日子里每月举行一次正式记者招待会)也是毫无拘束，混得很熟的样子。他们不但随时质问他，还时时同他大声辩论，对他进行规劝训导。 [ 注：除偶而发火以外，尼赫鲁总是忍受这种态度的，因此造成了一个使他的继任者会感到不好受的先例。拉·巴·夏斯特里一次在新德里举行正式记者招待会，受到的对待十分无礼，以致他从那以后再也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初也很少举行记者招待会。 ] 因此，在边界争端中，几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的印度记者们，都指望着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刁难周恩来，以便暴露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对印度赤裸裸的侵略；但是，从他进入大厅(总统府里的一个圆柱厅，墙上挂着最后一任总督及其夫人的等身画像 [ 注：这两张油画最有力地象征着两国政府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自豪、爱国的印度人能够让这种使人回想起过去所受奴役的东西点缀他们总统府的重要厅堂。 ] )的那个时候起，周恩来就控制了整个记者招待会。  

　　中国人一开始先散发周恩来的声明。这个声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边界从未划定；问题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解决；在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印友谊不应该、也不可能因边界问题而受到损害。声明的要点归纳为六点，周恩来称之为双方间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  

　　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周恩来说，对以上六点，双方仍然存在着一定距离，但继续协商能够缩短并消除这个距离。然后，他宣布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报道。  

　　记者招待会开了两个半小时， [ 注：招待会是在我提请周恩来考虑报馆截稿时间而制止发问后才结束的。翻译人员翻译得很慢，一百五十分钟的招待会才回答了二十五个问题。其中包括一个美国女记者提出的两个问题。她问周恩来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如果这个邀请并不牵涉到美国承认红色中国问题”。她并且说，看来周恩来气色极好，很不象是六十二岁的人，他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有特别的饮食或是经常运动？周恩来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 但除人们关于双方在会谈中所采取的立场方面已知的情况外，它并未提供很多新的情况。一名记者问道，哪一个地段占去总理的时间最多，周恩来说是西段，对那一段“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他重申他的政府同中国历届政府一样，绝对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它是“英帝国主义在它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秘密换文中非法画出来的”。他接着说，虽然如此，中国把那条线当作边界线，在谈判时没有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然后，他扼要说明了中国对西段的立场，并且说他曾要求印度政府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但他说：“印度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完全同意。”  

　　一位西方记者问印方在会谈中是否提出了中国对印度进行了侵略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会谈中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说如果印度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极不友好的。  

　　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和内容都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鲁一等到中国人登上飞机前往加德满都，飞机在东方的天空还没有消失，就在机场上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他提到周恩来在“目前的现实”的基础上互让的建议时说，“在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的问题。”他证实，就东段而言，中国人曾准备接受印度的主张，但说中国人“把它同西段联在一起”。  

　　当天早晨各报刊载说，据周恩来讲，印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这就证实了印度人士怀疑尼赫鲁对中国人还不够直截了当是有根据的。新闻记者在机场就这一点向他进行诘难，议员们在议会里也提出相同的指责。尼赫鲁当时也满口指责中国侵略，因为指责中国侵略在印度已成为表示忠于祖国和义愤填膺的口头禅。他解释说，他“不敢肯定……是不是用了侵略这个词”，但说会谈就是为着谈中国侵略的问题；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件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后来周恩来在加德满都听到以前的东道主讲了这番话是不高兴的。他说，“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是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  

文如玉

　　宪法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压力，把尼赫鲁紧紧拴在他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上。他对印度的全部边界要求进而采取了不留余地的态度，抛弃了当初谈论西段时使用的那种不肯定、甚至是带有探讨性的口气。他谈到印度的荣誉和尊严，谴责中国的傲慢和侵略，这样他就亲自帮着在边界问题上去煽动他在几个月前还曾敦促他的同胞要加以避免的那种激动情绪。由于他使用了一套近似诡辩的玩弄词句的手法，甚至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也对他对待争端的真实态度产生了疑虑，并使他的批评者对他更加不信任。他自己的言行使得他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切回旋余地：除非中国无条件默认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且正式接受麦克马洪线——换句话说，除非中国屈从于印度的要求——他就无法转圜。如果周恩来不准备把他的新德里访问变为卡诺萨(Canossa) [ 译者注：卡诺萨是意大利中古一城堡。十一世纪时，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前往该地向教皇格里戈里七世表示屈服和忏悔，遭到教皇的羞辱。此后卡诺萨就成为世俗力量屈从于罗马天主教会神权的比喻。 ] 之行，那末在中国代表团踏上新德里飞机场之前，他们的使命就已注定要失败了。这就是尼赫鲁向公众保证他同周恩来的会晤不是谈判所造成的结果。  

　　在高级会谈之前，印度政府用同样冗长的篇幅答辩了北京十二月份就中国主张所作的全面声明，再一次肯定了印度的立场。新德里再次争辩说，中印边界线长期以来就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这条边界的大部分也是为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因此，“不能够在所谓谈判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整个中印边界的基础上来达到友好的解决”。但是，印度准备“就有关边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体争论进行讨论，并且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修正”。  

　　中国发出另一份照会，结束了这一个回合的外交交涉的信件往来。中国照会解释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论，而是“希望促进印度政府的了解，缩小双方的分歧，从而有助于两国总理的会晤”。照会重申边界从未划定，因此应该举行“全面谈判”。接着，北京提出一项新的重要建议：“至于两国间的未定界问题，在未获解决以前，只要双方愿意维持边境的现状，也并不妨碍双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换句话说，如果印度不准备通过谈判就边界问题取得全面协议，边界也可以暂不划定，双方可以遵守目前的实际控制线，把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鉴于尼赫鲁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不肯通过谈判取得协议，北京似乎在这里指明了一条出路：目前暂且让它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等到在这个问题上的火气和紧张状态缓和下来，两国之间通常的友好关系恢复了，他们就会冷静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对来访的政治家们的活动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规格，他们访问的礼宾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们所熟知的。冬天是他们来访的最好季节。这时候白天阳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开，细雨压尘；在这个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当地人士对记忆犹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难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总是披上迎接来访者的盛装，在贵宾们的官方车队通过的马路上竖起了旗杆，坑坑洼洼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马路的边缘和人行道上重新铺上了发亮的橙黄色的砂砾——等到夏天的热风一来这些砂砾就逐渐散掉，终于完全吹走。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贵宾的身分重要，市政当局也就跟着忙碌起来。卡车运载着人群到沿途各处去挥手欢迎，邻近的村民在金钱和实物的引诱下，手持发给他们的纸制国旗，赶着牛车或骑着骆驼到机场附近。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个繁忙的官方访问季节。虽然周恩来到达的时候已是冬末，太阳已有夏天的气息，风沙飞扬，可是，首都看起来仍然披着新装，对于中国总理应给予的礼宾仪式都遵守了。从机场起沿途交叉地悬挂着中印两国的国旗。警察在管制人群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让一些举着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将近傍晚的时分，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大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分乘三架专机从仰光飞抵新德里。在机场的大帐篷下面，欢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团，再加上仅余的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会全部出动迎接中国客人。当周恩来走下飞机的时候，其中有人用尖细的声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此外，就是外交官们为表示礼貌而鼓了几下掌。然后致欢迎辞和答辞。尼赫鲁的欢迎辞是用印地文写成，是事先准备好的，这对尼赫鲁是极不寻常的， [ 注：尼赫鲁在这种场合总是讲英语的，而且是不用讲话稿的。 ] 是为了着重说明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他回顾了在周恩来前几次访问时(这是第四次访问)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着说，“不幸，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这种友好联系受到很大的压力，并且使得我们全体人民感到震惊。两国关系不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并且将危及未来，两国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已被动摇。”要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两国要全力以赴去弥补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周恩来在答辞中提到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并且提到了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他最后说：“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前来的。”然后，他同尼赫鲁坐在一部汽车上，汽车飞快地开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沿途空空荡荡，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时间车辆拥挤而堵在那里，但那些地方的人群也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早晨，中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由于印度的坚持，所有会谈都是在尼赫鲁的官邸进行。在六天的访问中，两国总理的谈话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即使把翻译的时间也计算在内，双方发言也是很长的了，而且双方在下面各级官员之间也重复了首脑之间对话的内容。  

　　印方事先早计划好要中国代表团成员会见尽可能多的印度内阁成员，其用意是让他们亲自领教事先布置好的坚强一致的态度。印度要想使来访的客人对于印度在边界争端上所感到的强烈愤慨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安排好让每个会见中国官员的人都尽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径讲话。(尼赫鲁曾经因他把边界争端的最初发展情况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评，因此现在他可能有个次要的动机，即只要办得到，就把尽可能多的同僚们拉入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之中，那么，不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要分担责任。)于是，周恩来和陈毅便挨家访问了印度的各个部长。内政部长(除尼赫鲁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潘特已经作好准备要为印度的立场进行详尽辩护；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周恩来宣讲了印度立场的哲学基础；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印度的立场。  

　　在安排官员拜访的名单中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初步日程并没有安排他们个别会见克里希纳·梅农。印度政界舆论仍然怀疑尼赫鲁有同周恩来进行交易之意，虽然尼赫鲁表白他完全不想这样做。但由于他反复重申和平解决的诺言，表示他从道义上就厌恶战争，并且声称他随时准备去谈判，这就加强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在新德里很多人几乎预测到尼赫鲁有一天在他同周恩来会见后走了出来，手里摇晃着一纸文书，向大家宣布：“我们时代的和平”——人们经常把这种情况同慕尼黑相比拟，任何妥协肯定会被指斥为荒唐透顶的姑息。假如说人们怀疑尼赫鲁是在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解决，那末，可以说梅农早已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审讯”和“定罪”了。事实上，梅农在公开谈话中一般地讲是同尼赫鲁一样强烈地，甚至比尼赫鲁更强烈地谴责中国；但是，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对印度的主要军事威胁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国，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隐蔽的共产党人。他同尼赫鲁的私人关系很密切，被认为是对尼赫鲁起了坏影响，推动着尼赫鲁去同中国和解的。为了使他在周恩来访问期间不会影响尼赫鲁，印度内阁和外交部都竭力设法不让他参加会谈，而尼赫鲁看来也是默许他们这样做的。  

　　但是，梅农本人并不甘心。由于周恩来在机场同他说了一句话，同时由于他指望同周恩来进一步谈话，他就在会谈的第一天直截了当地前往总统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了他，并同周恩来进行了私下谈话。当时舆论为之哗然。秘书长纳·拉·皮莱(N.R.Pillai)就梅农事先未经安排而擅自插手一事向尼赫鲁提出抗议，第二天报纸对梅农的“无法解释的不可饶恕的闯入舞台中心的行为”，发表了愤怒的评论。这种大惊小怪是不合情理的。印度政府不会让步的地方，国防部长也难以作出让步。但是，这件事不仅表示人们对梅农深恶痛绝的不信任，而且反映出害怕中国会利用印度暴露出来的弱点而以智谋取胜的心理。  

　　这种害怕是毫无根据的；印度政府采取了它的那些最激烈的批评者所希望的强硬态度。尼赫鲁和他的官员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容进行全面边界谈判的立场。他们坚持边界已经划定，边界走向就是印度所说的那样，坚持中国军队首先必须撤退，然后才可能就“微小的修正”进行商谈，而他们所可能同意的也只是做这类微小的修正。他们拒绝了中国的解决方案，他们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建议，即冻结边界现状直到双方能较为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时为止。他们已把文章做绝。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他们对尼赫鲁的那种僵硬态度，对他那种完全不肯了解对方观点的态度感到大为吃惊。  

　　中国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当时是很清楚的(虽然从那时起有人认为中国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中国的一般主张已经在外交文件中反复阐述了，而且周恩来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国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说，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是两国政府中任何一方制造出来的；这“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虽然它是复杂的，有其困难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在全面解决时，对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要一并加以考虑。  

　　中国提出的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建议，在会谈开始后几天内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当然这些建议原来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很好的首都)。中国建议“双方相互接受东西两段的现状，并且组织一个边界委员会”。这就是意味着，中国在东段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则接受当时实际存在的地位——在西段双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远。这就不会涉及撤出什么具体地方的问题，但印度将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中国则要通过谈判划定一条沿着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然后，边界委员会就可按照在新德里会谈中、或以后更为详尽的谈判中取得协议的边界线，在现场竖立标柱、石标或其他界标。这样由印中双方官员和勘查人员组成的边界委员会，就能解决对于诸如朗久、兼则马尼等地归属问题的微小争端。这是划界和标界的正常程序。中国和它的其他邻邦以后都照此办理，而且中国和缅甸也已经一致同意这样办理。  

　　北京对上述主张从未背离也从未更改。自从尼赫鲁和周恩来第一次讨论边界问题时起，中国的主张中就已包含了这个建议。周恩来当时说，鉴于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有着友好关系，所以，虽然麦克马洪线是不公正的，然而中国政府还将予以接受。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致尼赫鲁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隐约地重申了这个立场。当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照会中第一次书面提出阿克赛钦的要求以后，中国一贯把印度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同中国自己到达阿克赛钦相提并论。有的时候是以反问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评论空喀山口事件时指出，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西面中国占有的领土上进行巡逻，那么中国也可以要求在东面有对等的权利；有的时候这个提法是在北京建议按照“目前实际情况”解决争端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外交文件提到有关问题时也有同样的含义；例如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对边界问题作全面阐述的照会，将印度地图在西段的画法描述为“深入中国领土”，而对东段则只是说，“边界线全线被向北推移，把原属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境内”——两处使用了不同的时态，这是个关键。  

　　在高级会谈中中国方面曾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国在西段的控制线，中国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这个结论为亲身与会者所证实。会谈后，周恩来在新德里对新闻记者说：  

　　我们要求印度政府对西段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  

文如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有了显著的转变。过去对“不道德的中立主义”的指责随着杜勒斯的去世而消逝，取代它的是诚挚的同情，有时简直接近于求爱者那样的热情——艾森豪威尔对印度议会说，印度这个国家“怀着伟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国家讲话，而人家则怀着极大的崇敬倾听印度。印度的胜利把过去十年来世界的失败都抵销了，这种胜利……在今后的一个世纪中也许能把世界上所有失败都抵销掉”。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在物质上表现为经济援助的突然增加：在一九五九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里，美国已经给印度约值十七亿美元的援助；在后来的四年里，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到约四十亿美元。美国对印度态度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国不和。在中印不和公开化之前，美国就已从印方获悉了有关情况。一九五九年五月，参议员威利·史密斯(Wiley Smith)访问印度回国后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尼赫鲁和他的亲密的顾问们曾表示了对中国的忧虑。他说：“从美国的观点看，印度政府对赤色中国在边境的活动”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超过印度等情况，“感到有些惊慌，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征兆”。  

　　一九六O年初，外界对于中苏裂痕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了解的。印度人担心由于苏联支持它的共产党大伙伴，因而印度同中国日益激化的争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远，结果将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此外，也将损及物质上的利益。虽然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然而随着比莱钢铁厂(Bhilai Steel Plant)的建立，人们已经可以开始感觉到苏联对印度经济的援助。可是，到头来印度的这些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从一开始，莫斯科对中印争端就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让中印之间的敌对影响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关系。朗久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俄国人对之似乎采取了审慎的中立态度，他们只不过遗憾地表示有人正利用这次事件“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俄国人对中印争端采取中立态度——印度政府所能够希望的也不过如此，而且已超出了它的预料之外。尼赫鲁提醒人们注意俄国人的声明。他在人民院讲到：“发表这一声明本身就表明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冷静的和无所偏袒的态度”。事实上，苏联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明确的中立，就是在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逃避兄弟般的团结的责任。正如北京后来所说的，莫斯科对中印两国不加区别，而对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遗憾，凡是能够从字里行间看问题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莫斯科这种做法“实际上指责中国的立场”。  

　　俄国所给予的这种心照不宣的支持，对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国家毫无疑问地接受印度对中印争端的说法，并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谴责中国。但是，印度不那么容易取得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并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种说中国是全盘错误的论点。因此，俄国一如既往地认为印度是有诚意的，就成为新德里手中很强的一张牌，印度政府制订它的行动计划时，必须把俄国的反应考虑在内。  

　　邀请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已经有一个时期，一直没有兑现(一九五六年他同布尔加宁的印度之行已开始了印俄积极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苏联通知印度政府说，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尼，并将顺道访问印度。同赫鲁晓夫会晤的前景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私下交谈，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对边界争议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利用莫斯科对北京的影响(印度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促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主张。但是，俄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他们认为谈判是解决边界争端的唯一道路； [ 注：虽然以后轮到俄国人处理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他们也是同印度一样地拒绝进行全面谈判。(见第三章)同样，印度也曾劝过缅甸政府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虽然他们自己并无意这样做。 ] 而印度却两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关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建议，从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见的通向谈判解决的道路；这就无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劝告相协调。  

　　这就是必须要对尼赫鲁拒绝会晤周恩来的决定作出重新估计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条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国的长照会，这份照会似乎是中国外交部为预期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谈而准备的一份提要。这份照会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对印度所谓边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张的界线划定的说法，进行了详尽的、有分寸的驳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这场英国遗留下来的纠纷能够“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从这份照会中一点也看不出中国的主张已经改变，但是照会的语调却始终一贯地令人宽慰，它不象中国过去的照会那样粗暴地拒绝印度关于“侵略”的指责，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印度的指责加以分析，并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克服这种落后现象；中国土地辽阔，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口稀少，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它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呢？北京为照会写得太长而致歉意，并且解释说，它的本意“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束”；不是“用攻击答复攻击”，而是设想“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的意图的确有某种误解”。照会最后表示中国“热烈愿望：两国将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新德里研究这份照会时，感到中国提出的停止争论的主张是真诚的，这就加强了同周恩来会谈可能会有好处的那种看法。没有迹象表明，两国总理的会晤会产生具体的结果；印度无意改变它的主张，同时也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国将同意印度的主张。虽然如此，人们开始感觉到，如果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将对印度有利。会谈将使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世界各国看到，印度还是言行一致地主张一切争端必须通过谈判解决的，尼赫鲁本人在对待印度自身的问题上也毫不犹疑地采取同样的态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应该邀请周恩来前来新德里，同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个途径”。  

　　印度不再继续坚持中国后撤作为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这个政策上的转变显然将加剧印度国内对政府的持续不断的批评。自八月以后，尼赫鲁一直处于防御地位。他采取比较慎重的语调反对批评者中的主战论；他申斥那些要求给中国下最后通牒，并采取迅速军事行动“赶走侵略者”的人；他重申他将致力于“谈判”的态度；这些使得人们强烈地怀疑他是想同中国妥协。从坚持中国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撤出的立场后退，将不可避免地加深这种怀疑，并招致人们对姑息行为的谴责。由于面临着必须在围攻下改变方针的局面，印度政府开始施放玩弄文字的烟幕。  

　　这个烟幕就是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两者之间所定下的意义上的区别。按照尼赫鲁自己所下的定义，既然预定要举行的高级会谈并不是谈判，那末，即使他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的信件正在递交，尼赫鲁认为他还可以继续说，现在仍然没有同中国谈判的前景。那封信是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递交的。 [ 注：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的决定是一月底作出的；邀请信大概是二月三日草拟的，但为了让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高·帕塔萨拉蒂(G.Parthasarathi)面交该信，因而耽搁了一些时日。 ] 赫鲁晓夫在前一天就到达了新德里。尼赫鲁在同赫鲁晓夫会谈了一个上午以后，直接前往议会。他在议会讲话中再一次排除了同中国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他说：“在目前时刻，我看不出中印双方立场有任何共同的基础和沟通的桥梁。就是说，在双方现有立场的基础上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的余地，因此目前也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当时人们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将进行劝说，促成印度和中国的谈判，因而尼赫鲁在这个时刻重申印中之间没有谈判的基础，似乎使人们听起来觉得更无回旋的余地。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尼赫鲁事实上已经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 [ 注：我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反映了政府态度的变化，并且提到目前高级会谈似乎就要举行，但承认尼赫鲁的声明是个矛盾：“总理发表断然声明似乎使那些确信他同周恩来先生将在不远的将来进行会晤的人们出丑，同时，他又使那些指望赫鲁晓夫充当斡旋者的人们的希望幻灭”。 ] 在议会内外，尼赫鲁的声明证实了人们认为他无意同周恩来会晤的印象。印度在北京递交了邀请信，将其关键性的做法付诸实施，在这个时候，放出的掩护烟幕就最浓厚，最难看穿。  

　　但在短短四天以后就宣布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难怪这在印度引起了愤怒和震惊。尼赫鲁的邀请信写得诚挚，甚至热情，同六个星期以前发出的那一封冷冰冰的信，成为鲜明的对比——他甚至恢复使用“亲爱的总理”这样的称呼以代替“亲爱的总理先生”这种比较冷淡的称呼，这是他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一封信之后，头一次恢复这样的称呼。他写道：“使我深为痛心的是，过去这样友好的、我们曾作了这么多努力去加强的印中关系，竟已迅速恶化，并且引起了恶意和愤恨。”他又一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中印边界从未划定的前提，他说：“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谈判。”他重复说不可能谈判(他的信当然是要发表的)，但是他接着说：“我仍然认为我们进行会晤可能是有帮助的。”他说，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他不可能离开印度，他要求周恩来到新德里来；为了预防中国方面可能因新德里公众的情绪而提出异议，尼赫鲁保证说，“你来这里，将是我们的上宾。”在递交这封简短而友好的信件的同时，印度递交了一份冗长的照会，驳斥中国从前的论点并重申了印度立场。  

　　二月十六日印度议员们从报纸上获悉邀请中国总理的消息，于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就怒气冲冲地跑到议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几天以后，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辩论。米努·马萨尼把这个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讲话受到反对党议员强烈的支持。人们谴责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国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报界对所谓“尼赫鲁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让”也提出批评。尼赫鲁当然早就作好了辩护的准备。他坚持说他邀请周恩来访印并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变，再一次强调会晤不是谈判，并且指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一直准备同对方进行会谈。尼赫鲁的批评者就在这两个字的区别上扯开了。马萨尼指出，“很清楚，这次会晤就是谈判，决不会是什么别的。”《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评论说，总理正在“提出一个不十分诚实的区别，因为[他自己]同周恩来之间的会晤，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讲，只能是一次最为重要的谈判”。在后来几个星期里，对于尼赫鲁是否已经一反过去的做法，以及对于“会谈”和“谈判”之间是否有实质性差别等这类争论，占去议会大量的时间。反对党的首领们带头批评总理，但是这一次，当尼赫鲁争辩说同周恩来会谈不但没有坏处也许还有好处的时候，他得到了国大党和很多反对党后排议员的支持。前国大党议员和总督、后来改任自由党首领的拉遮果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代表这一派发言说，邀请周恩来来印度并没有什么错误；“只要意志坚定，同对方会晤的任何尝试都是好的。”三月一日，当尼赫鲁在人民院站起来证实说，周恩来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时，国大党议员发出了欢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双方在进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将于四月十九日访印，并停留七天——其实如果只停留两天，印度政府也许会更为高兴一些。访问日期商定后，那些怀疑尼赫鲁有意利用这次会晤同中国妥协的政界人士，开始集中全力阻止他这样做。各反对党派宣布将在周恩来访问的同一时间组织“不投降周”，计划在新德里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游行，而且还议论如何给中国代表团制造一种“使人呆不下去的”气氛。尼赫鲁和他的同僚总算说服了反对党首领们在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期间不搞游行示威；双方取得了彼此满意的妥协，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来访的前一天为止。作为交换，印度政府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非共产党反对党领导人在一封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件中，自称代表了公众的情绪，再次申述他们的观点说，在“中国人撤除侵略”之前，不应该进行会谈，并且敦促“不得削弱边界，不得做任何被认为放弃印度领土的事情”。人民同盟在周恩来到达前两天对这一点叫得更凶。他们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队伍挥动着密密麻麻的标语牌和桔红色的旗帜。上面写着：“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打倒中国帝国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字句。人群拥到大门口，被大批警察挡住，只让他们的一个头目到里面去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尼赫鲁亲自作出保证：“不放弃我们对于印度任何部分领土的要求，不管它是我们占有的，还是目前在中国非法占领下的”；并且还要保证，“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的地区的权利的事”。根据官方的叙述，在尼赫鲁同人民同盟代表的对话中，印度总理只是告诉对方说，除了他在议会里讲过的话以外，没有别的可讲。但是，人民同盟的头目同印度总理交谈后回来时，叫激动的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宣布说，尼赫鲁已经答应“印度决不会让给中国一寸土地”。  

　　印度政界舆论这个时候找到了另一条拒绝同北京谈判的国际理由。反对同中国解决问题的人们认为印度是非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和堡垒，指出同中国妥协会在亚洲其他地区产生恶劣的影响，正如人民同盟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会“挫伤所有那些……希望用民主的方式独立自主地进行建设的国家的士气”。在印度，和解被看成是在中国手下遭到丢脸的失败，所以人们希望日益逼近的会谈以失败告终，认为这才是印度的胜利。在周恩来到达前夕，一家报纸的社论这样评述道：如果会谈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 [ 注：美国也出现了相同的论调。《华盛顿明星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说：“印度方面的坚决抵抗是对其所有邻邦精神上的支持。不姑息在新德里的北京客人，对于尼赫鲁在本国的领导地位以及印度在亚洲的未来地位都是重要的。” ] 如果会谈破裂，“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言论都催促政府不要谋求解决，例外的是极少数。印度共产党鼓吹和平解决；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国民先驱报》(National Herald)指出，克里帕拉尼和他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对党的同僚们无权自封代表印度说话。几家穆斯林小型期刊，为了反击他们在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这班人采取了最极端的好战方针——的教派敌人的战争叫嚣，建议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但是它们的言论是与众不同的，也受不到重视。  

　　在周恩来到达前一个月，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使印度政府对北部边界的态度更加僵化。一九五八年，尼赫鲁同巴基斯坦就一项虽小但却棘手的边界争端取得妥协，即同意由双方分割一小块介乎西孟加拉邦和东巴基斯坦之间叫做贝鲁巴里地区(Berubari Union)的有争议的领土。这里牵涉到要把几平方英里土地包括一些村落移交给巴基斯坦，而法院对政府是否有权这样出让领土提出异议。最高法院支持了这项异议。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判决说，印度政府试图“在特定的基础上就(贝鲁巴里地区)边界争端取得友好解决”，牵涉到割让领土的问题，因此在这一解决付诸实施之前，尼赫鲁同巴基斯坦总理达成的协议必须通过修改印度宪法才能予以批准。 [ 注：印度的宪法中没有赋予政府以割让或获取领土权力的条款。由于宪法中已规定了印度联邦的领土界限，因此，要对印度领土作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修正案。 ] 印度政府为了要知道最高法院判决书对处理同中国边境争端问题有何影响，就去征询法律方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说，按照上述判决，如果政府要割让领土，或甚至更改任何边界主张，都需要修改宪法。换句话说，如果尼赫鲁同周恩来就西段的边界达成协议，就必须使这个协议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和当时全国十四个邦的过半数邦立法议会的通过，方能生效。  

　　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是困难的。然而，尼赫鲁在国大党内的统治地位当时还是巩固的。国大党不仅以压倒多数控制印度议会，而且控制各邦的立法议会。那一年贝鲁巴里修正案获得通过。 [ 注：然而，在写此书之时(一九七O年)，印度政府仍未能执行一九五八年协议中关于贝鲁巴里地区问题的条款。 ] 在这个阶段，如果尼赫鲁全力支持同中国取得妥协和解决，他是可以使之在宪法上通过的。但事实上他已下定决心不想妥协，因而贝鲁巴里案的判决也只是被用来加强这一决心罢了。  

文如玉

　　尼赫鲁的反建议受到印度的政治评论家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这个反建议是“十分合理和切合实际的”，给中国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适当保持体面的机会”。而政界人士却并不那么赞成。在议会休息室里，议员们责备政府放弃原则，纵容侵略。阿查里雅·克里帕拉尼说，“政府为了急于谈判解决，为了报答中国从本来就是印度的领土上撤走，竟表示印度愿意从那些从来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来。”他的话反映了议会两派中很多人的共同感觉。阿索卡·梅达指责政府由于急于谈判而削弱了印度的地位。一个人民同盟的议员说，把印度的一角划出去作为无人地带，这等于是“鼓励侵略”。于是政府发言人和官员便通过报纸宣传和直接的办法，设法减少人们的疑虑，强调印度要撤出的只是一小块地方，而且如果总理的建议能为对方接受，那么，就可以实现把中国人从阿克赛钦地区赶出去的主要目的。他们还指出，即使中国答应完全照办，也不意味着印度对边界的主张是可以谈判的。中国实施尼赫鲁建议而撤退后可能进行的谈判，只涉及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而不会涉及印度的“大片土地”。  

　　另一方面，尼赫鲁拒绝周恩来所提出的两国总理立即举行会谈的建议，在印度几乎受到普遍的欢迎。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在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以前，决不应当同北京进行讨论。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这种论点：“我们应该讲明白，只要中国的挑衅存在一天，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讨论。”“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决不会姑息有扩张野心的邻邦。他们决不会赞助任何侵蚀印度国家领土的妥协。……只要中国人还停留在印度的土地上，就不可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印度愿意谈判，但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只有当中国撤出侵略地区，从而表示对和平友好谈判的绝对尊重时，才能进行谈判。[新德里必须]寸步不让，应该首先坚持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作为进行谈判的条件”。反对党议员，包括克里帕拉尼，敦促说，“只有在中国首先接受我们的边界线并立即撤出他们强行占领的领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谈判。”国大党议员们也有同样的看法。西孟加拉邦的国大党头目阿图利亚·高希(Atulya Ghosh)，从道义观点提出：“在中国继续其侵略活动的情况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考虑印中两国总理进行会晤的建议。”  

　　尼赫鲁并不感谢人们对他拒绝同周恩来会晤所作的赞扬；的确，在他对国内的讲话中，他坚持不懈地表示不但准备而且渴望同中国人会晤，并且决心继续争取谈判！他在一九五九年底说，“就我个人来说，就我国政府来说，我们愿意谈判、谈判、再谈判，一直谈判到底。我坚决反对那种在任何阶段都停止谈判的主张。我认为这不仅是根本错误的主张，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甘地主义的主张。……只要这个政府存在一天，谈判就将一直继续下去。”他总是同反对党辩论说，不谈判，就只有选择战争；虽然他决不排除有可能为边界而战，他仍然坚持有必要进行会谈。——“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尼赫鲁总是拒绝那种认为他不应同周恩来会晤的主张。一九六O年一月，他在每月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准备同这个广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人会晤。”“没有什么人是我不愿意会晤的……[但是]不能因为谈到会晤就匆忙去会晤，这样去会晤就可能因时机不合或判断错误，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个人坚决主张谈判的态度，一面又多次重申印度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因此，他的立场使新德里的人士感到某种程度的迷惑不解。当时，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件上似乎已经完全拒绝高级会谈，但是就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新闻记者就印度总理关于他愿意谈判的那一番话追问他：“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尼赫鲁回答说，“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他发现自己讲了一句前后矛盾的话，于是他就解释道：“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宜，却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  

　　尼赫鲁对“谈判”这个词的解释有两种不同含义；看到这点，那末，尼赫鲁多次讲话中谈到“谈判”时出现的明显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当他好象是说：“我们准备举行边界谈判，但是我们决不谈判边界”时，他的意思是说：“对我国的边界，我们决不妥协，但我们准备考虑对我们的边界作微小的调整，并就此事同对方会谈。”后来他把这个实质性的区别明朗化了：  

　　谈判(negotiations)和会谈(talks)是有区别的，这里有天壤之别。……只要有可能，就要经常鼓励会谈。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这样的背景不具备时，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会谈也许得不到什么结果，也许能够有收获；但不管怎样，它总是有助于了解和探明别人的想法。  

　　“谈判”一词按词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会谈”，而尼赫鲁的意思则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印度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讨论”。这个区别从此就成为印度国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 [ 注：例如：印度政府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对巴基斯坦战争之后，还时常表示愿意就克什米尔问题同巴基斯坦会谈，但与此同时，又向本国舆论保证说，克什米尔问题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容谈判”。 ] 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之交，新德里人士还没有理解它的奥妙所在。人们当时的突出印象还是认为尼赫鲁将拒绝同周恩来会晤，除非中国撤退到印度主张的边界线以外，或“撤除侵略”，以此表示接受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国际上，当尼赫鲁保证他本人和他的政府要进行谈判时，人家对他的含糊其词的讲话的含义就不能领会，这就说明为什么几乎全世界都相信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

　　周恩来催促印方考虑他的建议而遭到轻率的拒绝之后，印度国内就更加相信尼赫鲁不会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十二月间周恩来又给尼赫鲁一封信，重申他的关于两国武装部队各自从边境全线后撤的建议，并且指出这种措施丝毫不会约束任何一方提出的主张。他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政府命令各自的边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逻队以避免冲突的建议表示欢迎，并且说事实上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中国已经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但是，他要求印度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澄清它的意图，即尼赫鲁的建议是否适用于全部中印边境？(这一点在尼赫鲁的信上是含糊其词的；但是信的上下文——事实真相也是这样——表明，他的停止派出巡逻队的建议只适用于麦克马洪线。当时以及后来，印度政府对边界争端的主张的核心是它们可以自由进入西段争议地区巡逻。)  

　　周恩来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撤退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的后面的建议，作出了详尽的驳斥。第一，把西段边境特殊化是没有理由的，这段边境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同中印边境其他地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一样，都是很清楚的；第二，尼赫鲁的建议同“两国早已同意的”暂时维持边界实际存在的状况的原则正相违背(如前所述，印度实际上并不同意，而且也无意这样做)；第三，虽则“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说来，这个建议似乎是‘平等’的”，其实那是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后撤只是理论上的，而中国则需要撤出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地区长期属于中国管辖，并且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是联结新疆和西藏西部广大地区的交通命脉。”周恩来问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尼赫鲁的建议，它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实施于东段边境？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将同样从麦克马洪线作理论上的撤退(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麦克马洪线的后面了)，而印度则应该从东北边境特区这块大片土地上撤出，撤到中国地图标明的边界后面。  

　　周恩来这封信的口气同上一封一样，不再是威胁性的，而是劝说性的和友好的。尼赫鲁曾经解释过他为什么拒绝会晤。他说，不事先达成协议，“我们就会迷失在一大堆材料当中”。周恩来回答说，高级会谈是很重要的，可以就原则性问题达成协议；“没有这种指导，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就有陷入无休止的、无结果的争论的危险”。接着，他建议他和尼赫鲁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发信后九天)会谈。他说：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会谈的场所，“因为在中国没有仇视中印友好的活动”(这是影射印度很多城市有反华示威游行)；或者，如果在中国会谈对尼赫鲁不便，那么只要缅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  

　　周恩来提出关于会谈时间和地点的建议，也许是希望使两国总理来往信件所陷入的对于是非曲直的争辩从而告一段落，使之不再象过去那样不断地交换连篇累牍的外交照会和备忘录。通知举行高级会谈，只有九天时间是不够的，但周恩来请尼赫鲁另提日期，如果他不同意那个日期的话，这样，他就不能用是否方便或切实可行作为拒绝会谈的理由。尼赫鲁的回答是迅速的、粗暴的和冷淡的。他对于他提出的双方共同从西段撤退的“很合理的建议”未被接受，深表遗憾。他再次提到，由于对事实存在着这种全然不同的看法，就不可能达成原则协议。他接着说，不管怎样，在以后几天内他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任何其他地方去。  

　　印度拒绝了中国提出先行举行高级会谈的这步棋，从而使外交斗争陷入僵局。当时中印边界也是平静的。中国继续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东段的实际的边界线，而且尽管中国方面向兼则马尼哨所指挥官提出了一连串的“最后的严重警告”要印方撤出，这个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所要求的领土上的哨所，所受到的压力还只是口头上的。印度曾企图在越过地图标明的边界线以外保持的另一个哨所朗久，已在中国控制之下，但是尼赫鲁曾建议要把朗久变为非军事地区，于是不久中国就从那里撤走。双方在邻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区都停止了巡逻。空喀山口事件后，西段一直也是平静的。中国在那里暂时停止了巡逻；印度由于在那里面临着严冬和极大的后勤困难，也停止了巡逻。  

　　边境上的平静和外交上的僵局使中国得以安然无事地占有印度主张的西段领土。这种状况在印度人看来，就等于默认中国的侵略；等于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条件接受边境问题事实上的解决。人们认为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巩固，也许还要扩大他们对阿克赛钦的占领，以便为其下一个步骤作好准备；印度政府深信这样的一个步骤必将是损害印度的长期扩张的计划。从印度政府一开始把中国进入印度所要求的领土说成是“侵略”的时候起，它就承担了对此要采取某种行动的责任。当人们催促尼赫鲁答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时，他总是给人这样的暗示：如果一旦到了需要那样做的时候，政府就准备采取行动。十月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当我们正在从政治上处理这些[被中国人占领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打算对这些地方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外交交涉已陷入僵局，那就很难说印度政府仍然是在政治上处理这个问题了。但是两国高级会谈还没有实现，因此也不能说一切外交途径都已试过。所以，一九六O年初，印度政府就开始重新考虑周恩来敦促早日同尼赫鲁会晤的问题。  

　　还有其他因素使印度重新考虑问题。当时冷战的寒气已退，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产生了“戴维营精神”，虽然这种精神由于巴黎首脑会议的破裂而受挫，但是这种挫折仅仅是暂时的。对于这种普遍的解冻，新德里和尼赫鲁本人都认为自己有些功劳。多年以来，尼赫鲁统治下的印度曾坚持不懈地鼓吹以讲理的、文明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争端，鼓吹用谈判桌子作为国际风暴的避雷针。现在正在形成中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和解局面就被用来证明世界大国终于接受了印度所开的处方，并且已经开始把它付诸实施。当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会举出大国似乎在仿效印度的事实来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提醒批评他的人说，印度到处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国际上对印度的尊重，在印度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九五六年印度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享有的崇高声誉，显然是我们对国际问题采取无私态度的结果，也是我们采取渊源于我国文化遗产的容忍和和平共处这种独特观点的结果。这一切是我国领导人对待国际问题一贯采取的立场的特点所在。”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不论是在联合国或是其他地方，我们在世界上到处都受到尊敬”，并且感到有些茫然不解。  

　　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在最近几年里，在世界性的会议上，印度的声音受到如此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许对此感到自负——我承认我们有可以自负的地方——但是，事实是这样：在当代世界中一个国家按它的物质力量是不能同大国或同许多武装起来的国家相比的……。它是贫穷的，而且，正在为摆脱贫困而艰苦奋斗……而在最近几年中它在世界上却受到了如此的重视。  

　　尼赫鲁认为：这可能一则是由于印度外交的高明，一则是由于世界人士仍然怀念甘地的光辉形象，但是更多是由于我们一直怀着笃信、热忱和真诚来谈论和平，谈论我们希望和平和……容忍，而当我们谈论和平共处和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并不是挂在口头的现成话——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深刻的感情和出于对今日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  

　　这种自我欣赏毫无疑问部分地反映出，印度自命具有历来属于亚洲、特别是印度的民族主义(犹如一度是属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民族主义一样)的那种独特智慧和道义地位。但是这种自我欣赏是有事实作依据的。五十年代末期，印度在世界事务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从加沙、刚果到朝鲜，被邀去当裁判，当和事佬，或者当仲裁者，人们对它洗耳恭听，求得谅解。作为国际关系动力的不结盟概念的主要定调人，作为不结盟国家公认的发言人，以尼赫鲁为化身的印度，曾经为缓和冷战的冲突多方奔走。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及后来赫鲁晓夫接连访问新德里。从印度为华盛顿及莫斯科双方所接受这一点来看，印度外交的成功得到了证明。  

文如玉

二、躲躲闪闪  

　　一九五九年底，中国试图把争论的焦点，从历史事实的争辩转移到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上，同时试图消除边境的危险局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说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并且说如果两国政府不迅速想出解决办法，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他感到高兴的是，尼赫鲁接受了在达成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原则(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应从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他断言中国“从来没有使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紧张化的意愿”。接着，他建议和尼赫鲁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 译者注：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鲁信件中，一直提议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或“会晤”，尼赫鲁则一直玩弄字义，在“会晤”、“会谈”及“谈判”的概念上打转转，借以拒绝同周总理会谈，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会谈”。 ] 讨论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建议举行高级会谈和采取非军事化的临时措施，看起来是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本人所主张的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主张并无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认为印度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其实，甚至在中国方面的建议提出来之前，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裂缝已经无法弥合，印度只不过用一套仔细琢磨过的外交词令掩盖一番罢了。  

　　周恩来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他的意思是说，双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经管辖的边境地区内，不去干扰对方占据的地区。这就是说，中国将继续遵守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在西段，稳定现状就可以使双方在大部分地区远远隔开，阿克赛钦则留在中国占领之下。中国人使用“现状”这个词，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状况”，亦即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议时的“边界现状”。印度使用这个词，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因此，中国建议维持现状，是说谁在哪里，谁还在那里。印度似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它实际上却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这种玩弄字眼的把戏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当印度的巡逻队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时，印度就可以说成是“维持现状”。而且这也使争端解决前达成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  

　　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对边界形势的一般看法是：中国在西边，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无可争议是属于印度的领土，在遭到责难以后，又厚颜无耻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区提出了臆想的领土要求。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防部 [ 译者注：这个声明是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作者误为中国国防部声明。 ] 在其声明中把这两个地区相提并论。声明说，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赛钦地区进行巡逻，那么，中国同样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进行巡逻。印度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中国将放弃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领土的要求。在印度看来，中国人是说：“如果你们不再追究我们偷来的东西，我们就不再偷了”；话里还含有一种威胁，就是说如果印度坚持要夺回失去的西边的领土，那么，中国就要吞并东北边境特区。  

　　如果是发生了下面的情况，那么，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还可以理解：假定一天早晨，发现中国军队在一次突然的偷袭中侵入没有设防的边境山口，涌进旁遮普邦，占领了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开始横贯旁遮普邦筑路行车。假定中国军队还在公路干线上设下路障，把印度的旅客赶回去；在一次伏击中，又打死了好几名巡逻警察。新德里指责北京秘密入侵和侵略，而中国却和气地回答说，他们现在占领的地区过去一直是在中国控制之下的，并且表示愿意，甚至热切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整个边界问题，但首先双方要约定遵守现状。新德里当然会立即拒绝进行谈判的意见，甚至会斥责那种认为可以拿现状作基础作出即便是临时安排的建议；如果中国人不自动撤走，印度就决心使用武力把中国人赶走。如果真的出现了上述那种虚构的情景，印度作出那样的反应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势所必然的。实际上，正如前面讲过的，印度所作出的反应却恰恰如上所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信中国在阿克赛钦攫取的领土，就象旁遮普邦一样，在道义上是印度的一部分。  

　　鉴于尼赫鲁在议会里承认过，西段的边界还没有划定，阿克赛钦地区比麦克马洪线更加含糊不清，从而可以推断，尼赫鲁自己最初并没有采取上述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对印度公众激忿情绪的共鸣，他对自己认为是中国的背信弃义、以势压人的态度感到愤慨，也许还有戈帕尔报告的影响，促使他转到这种观点上来了。由于印度的论点(即印度主张的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是精心制造出来的，所以尼赫鲁象印度或国际上的许多人一样，就相信了这种观点，从而也必然认为中国留在阿克赛钦是一种明显的侵略行为，因此印度政府不能不拒绝默认让这种行为继续下去的任何安排。  

　　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进行讨论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的地区的前途问题进行讨论。”他甚至进一步提出：讨论边界线的确切走向(不同于一般边界谈判)也必须以中国单方面撤退为条件。尽管印度采取了上述的立场，周恩来仍建议举行高级会谈，这表明中国人或者还没有认识到印度的立场是何等顽固，或者是想把新德里置于一个公开拒绝谈判的地位。  

　　印度会拒绝周恩来的两个建议，这本来早已成为定局；但是，印度在拒绝接受沿着全部边界实行非军事化的建议的同时，还提出一项反建议。尼赫鲁在复信中，首先把东段、中段同西段区别开来；他说只要双方在东、中两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逻队(他说印度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的危险。关于西段，他重申他的主张，说印度已经通过定期派遣巡逻队对阿克赛钦实行管辖。他排除维持现状的协议，他说，“关于现状的事实本身就存在着争论。”接着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议：  

　　因此，我建议在拉达克地区，我们两国应就下述事项达成协议，作为一项过渡措施。印度政府应将其所有的人员撤退到据我们了解是中国政府最近的一九五六年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西。同样，中国政府应将其人员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会和信件中所描述的和官方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东。由于这两条线相隔很远，两方面的部队之间就不会有发生边境冲突的丝毫危险。这个地区几乎是完全无人居住的。因此，无须在这一由东面和西面两条线为界的地区内保持行政人员。  

　　原来设想的这一套不过是一场外交把戏，并不是指望能为对方接受的建议。中国提出双方共同撤出军事力量的建议，使印度在外交上处于守势。现在尼赫鲁巧妙地进行回击，灵活地使用了双方共同撤退等一类词藻，提出了其实就是印度过去提出过的要中国全部、并且实际上是单方面撤出西段争议地区的要求。实施尼赫鲁的建议，印度只需撤出一个哨所，即碟穆绰克，它位于争议地区东南端，方圆约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国方面就要撤出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从新疆到西藏的陆路交通线就不复存在，只不过印度还准备让中国的民用车辆使用阿克赛钦公路而已(对于原来建议的这项修改是尼赫鲁在一次新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来的)。  

文如玉

　　除非中国改变态度并屈从于印度的要求，尼赫鲁的这种作法就给达成协议的可能增添了新的障碍。但在当时，尼赫鲁事实上还是遵循着一条比印度外交文件的语调所表达的态度要慎重得多的方针。印度警告北京，说印度边境部队已奉命使用武力击退“越境者”，乃是虚声恫吓。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尼赫鲁口述了以下的指示：  

　　甲、除非冲突确实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避免实际冲突。就是说，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冲突，不只是大规模的，甚至是小规模的。我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开枪，除非确实遭到射击。  

　　乙、万一任何中国武装部队进入我方，应当叫他们回去。只有在他们开枪时，我方才可还击。  

　　丙、[此段对楚舒勒地区作了详细指示]。  

　　丁、在阿克赛钦地区应当大体维持现状，因为我方在那里未设哨所，而且实际上很难到达这个地区。任何涉及该区的问题，只有在时机成熟时联系整个边境的更大问题方可予以考虑。目前我们只好暂且容忍中国对拉达克的东北地区的占领和他们通过这个地区修筑的公路。  

　　戊、对我方边境人员总的指示是要他们避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但是必须坚守边界线的我方一边，不容许被对方轻易赶走。  

　　己、我认为中国部队不至对这一段边境采取侵略的方针——即企图进一步深入我国领土。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必须加以制止，并应立即将情况上报请示。 [ 注：这份纪录是印度政府的一份文件，迄今尚未公布过。正如本书下文所引用的许多材料一样，作者不便说明其来源。本书凡引用文件而不注明出处时，都属于这种情况。 ]  

　　当这个口述的指示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奉命前往拉那克山口建立哨所的一支人数众多的印度巡逻队早已出发。前面讲过，它于十月二十一日同中国军队在空喀山口发生冲突，遭到伤亡。新德里在十一月四日的抗议照会中，把中国军队在边境的行动比作是“印中两国过去进行斗争所反对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活动”，并警告说，印度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抵抗侵略。这份照会第一次对印度声称是已存在于西段的边界线作了详细而完整的描述。在八、九两个月，尼赫鲁多次在议会中声明在西段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边界，而现在照会中却又精确地描述了一条把整个阿克赛钦划归印度的边界，并告诉中国说：“对过去的历史也有些知识的人，都知道印度这条传统的和历史的边界是同印度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  

　　在朗久事件以后，印度政府宣布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务由印度陆军负责；这时对于西段的边境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 注：对印度边境的巡逻任务通常是由内政部负责。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是由阿萨姆步枪队驻防，通过阿萨姆的省督向中央政府负责。 ]  

　　在朗久事件以后只有两个月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它被印度认为是中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进攻——给印度政界的舆论很大震动。当时议会已经休会，尼赫鲁以公开演讲的形式(公开演讲常常占去尼赫鲁许多时间)，发表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最初评论。在讲话中，他企图平息(至少抑制)印军在空喀山口阵亡的消息所激起的愤怒。在冲突发生以后不几天，他在距离新德里不远的密拉特(Meerut)发表演说，企图从中印悠久友谊的远景来看待这一事件，并告诫人们不要采取意气用事的行动。他说，“不论采取什么步骤，我们都要深思熟虑，不能为一时激愤所左右，要有远见，才不致在亚洲和世界上都产生不良后果。”他提到中国人时表现的是伤心，而不是愤怒；他是在斥责而不是辱骂；他甚至还再一次承认对于发生冲突的那个地方的所有权问题，可能有两种看法。  

　　这篇演讲给他自己招来了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评，其猛烈程度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一家报纸使用了这样一些形容词来评论他的讲话：“文不对题”，“伪善”，“昏愦糊涂”，“不老实”。该报指责尼赫鲁表现了他“过于谨慎地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而对于印度人民的愤怒和惊惶的反应相对说来则是无动于衷”。另一家报纸评论说，麻烦的是“尼赫鲁先生一般地把印度国民当作许多长大了的儿童来对待。他认为印度人民象烦躁不安的少年一样，可以用甜言蜜语哄他们安静下来。他错了”。一个批评者就空喀山口事件责备尼赫鲁的“领导软弱姑息”，使印度的领土越丢越多。人民同盟则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赶走”中国人。还有的要求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参加反对中国的军事条约集团，并重新武装。尼赫鲁驳斥这一类言论是“全然错误的和无用的”，是一些“头脑发热的胆小鬼”的人说的话，并且反复保证说，印度是一个军事上足够强大的国家。他在人民院讲过：“我可以告诉议会，我们的国防力量比我们独立以来，当然也包括独立以前的任何时候的状况都更好，士气更高昂，支援他们的工业生产也更强大。我不是替他们吹牛，或是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国防力量相比，但是我确信我们的国防力量保卫我国的安全是非常胜任的。”报界中一些受人尊重的评论家更有分寸地发表了同样的论调。一名能够反映高级官员想法的《印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尼赫鲁总理“对于我国防御力量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如果中国军队竟然愚蠢地进行挑战，他们就会维护我国北部边境的领土完整。这种信心决不是吓人的空话，而是基于对中印边界沿线的军事和后勤情况所作的仔细认真的估计”。这类看法同事实相差多么远，从后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他的攻击，尼赫鲁在新德里又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解释说，他在米拉特演讲的对象是农村的听众，因此他使用了比较简单的语言和概念；而现在他就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了。他说，“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我并不害怕人家来进攻我们，踩到我们身上。……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任何挑战。”  

　　空喀山口事件对尼赫鲁的思想和印度舆论发生了激烈的影响，这可以从尼赫鲁发给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的一份备忘录中看出。这份备忘录后来泄漏给《纽约时报》，该报于十一月十二日公布了它的要点：  

　　根据这份秘密备忘录，尼赫鲁先生认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据传，尼赫鲁先生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自愿交出过任何领土或放弃过任何领土要求。他现在深信，中国在目前的争端中只是想从印度那里攫取领土，而对于以传统边界为依据的解决，不感兴趣，所以他认为通过合理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已注意到中国的领土要求有增无已，并含蓄地威胁印度：除非印度在拉达克地区作出领土让步，中国将在东北边境挑起纠纷。  

　　十一月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开始谈到战争，但也还是表示不赞成，甚至深恶痛绝，同时还提到他对印度和平传统的感想。不过他当时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能斥责他的那些最好战的批评者们所发出的冒险的战争叫嚣；然而，他如果走得太远，排除为边境而战的一切可能性，那就会使自己受到新的批评，人家会说他束缚了本国的手脚，俯首贴耳地听任中国对印度进行他所说的侵略。他屡次暗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不断保证说，印度国防力量已经作好一切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助长这样一种印象：为边境而同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获胜。  

　　尼赫鲁甚至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前就一直处于招架地位。人们不但责备他为了要维持“印中兄弟友谊”就对边境上的威胁熟视无睹，而且还责备他不让议会和公众知道中印争端的最初情况。他对议会解释说，“我们那时候以为如果不作过多的公开宣传，我们同中国政府打交道也许会更容易些。”但是他承认这种想法是个错误。九月七日，尼赫鲁向议会公布了从一九五四年起中印双方来往文件的第一册白皮书，其中包括他同周恩来最初的几封来往信件。尼赫鲁许诺说，“如果说过去我拖延了向议会公布这些(关于边界争端)文件的时间是做错了的话，那么，我今后不会重犯这个错误”，“……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使全国特别是议会充分了解事态的发展。”  

　　此后，同中国的一切外交文件来往都马上在议会公布；议会不开会时就在报纸上发表，到一定时候又编成新的白皮书印发。这样，尼赫鲁就把行政当局处理印度对外关系的权力和责任实际上移交给立法机关，以此证明政府有义务充分信任议会。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尼赫鲁对边界问题的方针要求把印度在同中国外交通信中提出的论点加以宣扬。 [ 注：为什么尼赫鲁要公布白皮书呢？瓦尔特·克罗克(Walter Crocker)在他所写的这位已故的总理的传记中写道，“白皮书必然会煽起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许会最后使他失去任何进行谈判的余地。由于感情用事吗？由于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吗？还是由于打算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制止印度国内对他的边境政策的批评？也许他的动机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是最重大的因素也许是由于……一九五九年在议会内部屡遭揭露以后，最安全的办法是把有关情况和盘托出。” ] 但是这样做也就把统治权力搞乱了套。正如李普曼(W.Lippmann)所说的，“行政当局由于代表制议会和群众舆论的压力变得软弱无力，时常陷于瘫痪的边缘”。  

　　李普曼接着说，这就会“迫使民主国家犯下灾难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但是把这个论断应用到印度政府处理它同中国的争端以前，必须牢记，尼赫鲁及其顾问们早在他们还没有受到重大的公众压力前就已制定了对撞的方针。再者，虽然尼赫鲁在立法机构监督政策的问题上几乎作了全面的退让，但这种监督也只是起了推动他沿着他早已自行选定的方向继续前进的作用。公众和议会的压力并没有要他作任何他自己不愿作的事，也没有阻止他作任何他真正愿作的事。到一九五九年底，印度政界舆论已很激昂，显然任何同中国妥协的企图都会被斥责为姑息，胆小，甚至更坏些。就这样，好象是一部车子的操纵装置都已按照尼赫鲁所决定的方位定死了，而尼赫鲁此后也一直没有想改变这个既定的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