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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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古城兰州解放



宝鸡移交后，我师集结蔡家坡整训了7天，以参加兰州战役。我们随军部到达甘肃的张家川，此处是回民区，兄弟部队前一天在此曾歼灭马鸿宾部一个骑兵旅。随后部队经秦安、碧玉、华家岭、甘草店到达阿干镇。

我们的作战任务是通过阿干镇占领皋兰山、直插兰州市。但经我们仔细观察地形，发现与总部所掌握的“敌人不在黄河南设防，而在河北白塔山设防”的情况不符。我们推测敌在皋兰山上有重兵驻守，因发现敌之汽车往来频繁，往往是上山时因载重行驶吃力，下山时显然因空载而行驶轻快。我们立即召开党委会研究这一可疑现象。会上郭宝珊力主坚决执行总部命令，他认为情况不会变化这样快。而白寿康认为既然观察到情况有变，前卫部队指挥员有责任将新情况报告军部、总部，以便做两手准备。最后我决定：部队暂时集结于阿干镇沟口休息，快速吃早饭，保持攻击队形待命。由白寿康率一个营以火力侦察敌阵地，摸清情况真伪；同时通过电台报告军部、总部。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立即分头行动。

不久皋兰山之敌向阿干镇两座石山猛烈炮击，弹片和碎石填满了两山之间的狭窄沟道，堵住了我进攻的道路。这证实了敌人抗击阵地在南而不在北。此时总部复电：你们所报情况属实，立即撤到兰州市西沈家岭一带集结待命。

8月下旬，由于千里跃进、长途跋涉，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加之部队多，生活发生了困难。一连数天，十二师和兄弟部队一样，靠吃洋芋、野菜充饥。一次外出筹粮的同志特意为师首长买回2斤小米，我为此批评了司务长：战士们吃洋芋，我们能咽下小米吗？！快倒到大锅里，大家一起吃。说话间敌人向师指挥所开了一阵炮，把煮洋芋的大锅给炸翻了。炊事班的同志只好把洋芋糊一碗一碗的收拾起来。他们把两碗稍干净一些的端给我和师长郭宝珊。我说不是刚才让炮火把锅掀翻了吗？为什么只把干净的糊糊给我们吃？战士们在一线战斗，他们最应吃饱吃好，快把这两碗倒在小锅里加点水热热，给伤病员吃。我深知干部只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才能带出攻必克、战必胜的部队。

8月28日晨4时，由于张达志军长还未到任，我和郭炳坤、高维嵩、左爱等人组成攻城临时指挥所。攻城开始前，第十、十一师在夺取沈家岭、狗娃山的攻坚战中，一个山头、一个地堡的攻克，战斗极其残酷，团长王学礼、连长李国斌等几十名指战员不幸牺牲，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在进攻兰州的冲锋声中，我师冲向黄河铁桥，截击从马家山溃退下来的敌人。已攻克马家山的兄弟部队紧追不舍，将马继援的一个主力师压迫到黄河中喂了鱼。我们曾大喊“缴枪不杀”，原是想争取敌兵，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但在多次作战中，他们将我军战俘的头颅割下请功领赏，将其鲜血用来饮马，将其肠子作为玩具使用……！他们自知作恶多端难逃报应，加之宗教欺骗，一个个不战而投河自尽。

战斗结束后，彭总考虑急需一支作风好、纪律严明的部队来肃清残敌，安抚百姓，维护秩序。于是命令十二师担任军管部队。我接受任务后，召集了师党委扩大会，师长郭宝珊、副师长白寿康、参谋长姚知一、政治部主任李超以及各团的团长、政委共1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又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结合军管宝鸡的工作经验，大家一致通过以下实施方案。第一，“安民告示”，必须于29日晨8时前张贴到兰州市大街小巷，“安民告示”由我拟定草稿。第二，各团昼夜搜捕散兵、游勇、恶霸、流氓、市霸、特务，要在三天内恢复全城秩序。第三，取缔反动会道门、妓院、大烟馆、赌场。第四，部队不得进入民房，要清除死马、尸体、垃圾；清扫街道、公共场所以及处理黄河铁桥堆集如山的废物等。第五，被取缔单位必须在一周内登记完毕，逾期者酌情惩罚；特务、叛徒等必须在3天内自觉前来登记，逾期者严惩不贷。第六，工厂、商店、学校照常生产营业、开学；组织工人、农民、进步人士护厂、护会、护校，以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秩序。第七，救济赤贫市民和被马匪压榨无法生活者，及时建立健全工、农、学、妇、青等群众组织，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29日，兰州市的大街小巷便贴上了布告。深受马家军反动宣传欺骗的兰州市民，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处处为民，打消了顾虑，纷纷上街欢迎解放军。30日，我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高原古城兰州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感到最幸福最自豪的时刻！任重道远，我们要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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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西北重镇宝鸡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将纵队编为军。第四纵队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师。我分配到第四军十二师任政委，师长郭宝珊，副师长白寿康，参谋长姚知一，政治部主任李超。该师辖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共3个团。

7月11日咸阳战斗刚结束，标志着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扶眉战役”拉开了序幕。根据彭总制定的“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计划，我师遵照军部的命令，下午4时从驻地泾阳县城出发，以12小时推进I50里的速度，在胡宗南部队的纵深密网中穿插，配合第十、十一师一举攻占罗局镇、眉县火车站等陇海线上的要冲，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我军发起总攻后，敌人向第十、十一师阵地冲击，企图打开缺口挽救败局。但在我军的英勇反击下，粉碎了敌人30余次冲锋，将其压缩至预定地区，于7月12日下午4时全歼。

7月13日16时，接到由孙超群副军长口传的军部命令：“十二师要不惜一切代价于14日拂晓前攻克宝鸡重镇，并保证其完整无损”。我师立即以三十五团为前卫队，我与郭宝珊随团为第一梯队；三十六团为本队，白寿康随团指挥全师的调动；三十四团压后的序列行进，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每小时14里的速度，横扫岐山、凤翔、蔡家坡之敌，于14日晨2时解放了西北工业重镇宝鸡。因我进军神速，攻击凶猛，敌还无暇破坏工厂、城镇的设施就被歼灭。从而也为西北野战军提供了面粉、布匹、军事物资等给养。

战后彭总来到宝鸡，看到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欣慰地笑了，并将宝鸡军管任务交给我师担任。

宝鸡不仅是西北工业重镇，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西直通天水、兰州；向西南可直达四川广元；又是西安西面重要的屏障。加之陇海路贯通东西，渭河绕镇南直向东流入黄河，因此是理想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宝鸡又是国民党在陕西省的军统、中统、三青团的重要据点之一。各种反动会道门嚣张；嫖妓、赌博、吸毒、贩毒等活动猖狂；流氓、地痞横行；恶霸、地主以及叛徒也聚此处藏身。

根据彭总命令：要让人民翻身，工厂不能停工，学校不能停课，要保证各行各业以及小商小贩正常营业。要建立健全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青年会、商会等。必须遵守中共中央2月27日发出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将宝鸡建设成模范城镇。

我师召集了连以上干部会，认真学习《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彭总的指示，对城镇进行了整顿。首先进行全面登记和集训，根据情况，依照政策，该取缔的就坚决取缔，该镇压的亦毫不留情，在20多天的军管期内，没有发生过任何违犯纪律、违犯政策以及不利于宝鸡市民的事，顺利将新宝鸡交给了新成立的宝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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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整军



总部于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重点是总结西府战役经验教训。并进行“诉苦”、“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新式整军。与会者有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贺龙（副司令员）、习勋仲（副政委）、甘泗淇（政治部主任）、张文舟（参谋长）等领导及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四纵队王世泰、张仲良、高锦纯、左爱、黄罗斌（缺席）、高维嵩、李宗贵、杨拯民和一纵、三纵、六纵师以上干部共80余人。

西府战役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而实现彭德怀战略意图的重要关键是我军在扶风至风翔之问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共3个旅，要抗击裴的4个整编师显然兵力不足，但若坚决抗击，给西进之敌以杀伤和消耗，就可以为我军争取时间，迟滞敌人进攻，从而实现我军整体战略目标。

但是担任这一关键阻击任务的第四纵队司令员却违背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未经请示报告，又不通知正在抗击敌军的友邻部队，不顾战局擅自将其指挥的第十旅、十一旅从杏林镇我军阵地撤走，把在乾陵抗击敌军的骑六师弃置于敌阵地中，使其处于孤立无援之地。并使友军独立第六旅十八团三面受敌，苦战至晚，才摆脱敌军，向西转移。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错误做法，造成敌人沿武功到凤翔大道长驱直人之势，使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丧失了我军在战场上的主动权。27日下午敌援军到岐山、扶风间之益店，28日敌突然逼近凤翔，我主力陷入了背水侧敌的境地。这一突发的变化使我军处于敌军的围攻之中。而彭德怀同志的前敌指挥部被敌人重兵包围，我军各部队间的联系也被敌人破坏，前敌部指挥部的号令根本无法向所在部队下达，形势十分危急，彭德怀同志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以一个军事家的胆略当机立断，决定撤出宝鸡，向北转移，收复陇东，粉碎敌人围歼我主力的阴谋。

在几近和敌人的肉搏战中，彭德怀同志冒着炮火，亲自指挥战斗。4月28日我撤出宝鸡，经过十数日的艰苦鏖战于5月12日我西北野战军终于突出重围，转移到关中马栏、转角等地，摆脱了胡、马夹击的被动局面，但我军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大量物资丢失，西北野战军在西府战役中共计减员“1.49万人，其中伤亡6566人，失散、被俘、逃亡等8407人（后归队2500余人）”，“未能完成建立麟游山、陇山根据地及收复陇东的任务”（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146页）。

如此沉痛的教训，本该使某些人清醒。造成这次战役失利的主要责任者进行了3次检讨，都是避重就轻，不敢正视现实。将擅自撤走十旅、十一旅的责任或者推到下面或者轻描淡写的表示一下自责。最后一次检讨才稍微提到因“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造成错误。彭德怀曾批评他拉山头，搞宗派，丧失斗志等。

四纵其他领导，有的也认识到自己斗志不强、学习不够，始终停滞在游击战的水平上，缺少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这实际上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顾整体的安危，因而造成很大损失。

与会者对四纵队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特别是擅自撤走狙击部队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要求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份。且不论这些人的品德、胆量、学识如何，仅由于人为的撤退而致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利，就应该将其推上审判台。

会议进行了七天，彭德怀最后作了《春季攻势总结》的报告。关于西府战斗失利，他作了自我检讨：我对敌人的分析、认识不够，他们内部虽有矛盾，但在反共上是一致的，因而在必要时，他们会联合对付我们。而这次战斗中，我们自己却没有做到协同一致。另外，对于四纵，我只看到他们是老红军、战斗力很强的一面，却忽略了对指挥员的具体分析。某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山头主义、作风上不过硬等问题，我也没有及时解决，还把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的指挥员担任。总之，我有用人不妥的责任。

土基会议后，王世泰、高锦纯、黄罗斌等人被撤销了职务，由张达志、孙超群、贺吉祥、郭炳坤、李宗贵等接替。但是事隔不久，被撤职的四纵队个别领导人反而官升一级，成为兵团的领导，其实这种反常现象，答案并不难找。

几十年过去了，彭德怀同志在西府战役中运筹帷幄、英明决断、处乱不惊、力挽危局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失利后所表现的坦荡磊落、忍辱负重的伟大无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却不见经传，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这样重要的军史资料中也被有意或无意的遗漏了。对历史的评价，常因各种原因造成不公正、不客观的结论。我们亲身参加过西府战役的幸存的老战士，愿意把这段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告诉人们，以此告慰彭德怀同志的在天之灵。

彭德怀同志的崇高风范犹如日月经天，永存于世。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新式整军”。3月7日发表了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并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谈话，分析了西北战场我军转入进攻的形势和全国战局，着重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的伟大意义。6月30日中央军委同意并转发了这个决定。8月10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彭德怀作的《春季攻势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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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战役



宜瓦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在蒲城、白水一带休整了一个时期，于1948年4月参加了解放宝鸡的西府战役。

1948年，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兼政委的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发动了春季攻势，转入外线作战。在取得了宜川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彭德怀同志根据敌人兵力的运动和变化，毅然决定改变攻洛打援、收复延安的计划，采取大踏步地向胡宗南的后方进军，相机攻占宝鸡，调敌于运动之中而歼灭之，达到开辟麟游山、陇山新根据地，巩固我军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西府战役。彭德怀同志将此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肯定，毛泽东主席于4月26日复电彭德怀“你们第一步向泾渭之间，第二步向甘肃，甚好。”这一正确的战役决策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我西北野战军在攻打数日后于1948年4月26日22时许攻克宝鸡重镇，守敌整编第78师中将师长徐宝炸伤被俘，于翌日因伤重而亡，我军缴获了这一重要补给基地的全部物资。

西府战役的发动大大震撼了延安及洛川守敌，4月21日凌晨，延安守敌整编第17师弃城南逃，23日退到洛川，25日又会同洛川守敌整编第61旅等部及地方武装并眷属共约三万人，继续沿洛（川）白（水）公路溃逃。

我革命圣地延安在被敌占领一年一个月又三天后，于4月21日被我延属分区收复，洛川亦于25日被我三纵队解放，正如彭德怀同志所料，延安、洛川守敌“不战自退”。

我西北野战军胜利进军西府，摧毁了国民党宝鸡补给基地，收复了延安、解放了洛川，巩固了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

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既定目标：粉碎敌人夹击企图，抢运宝鸡大量军事物资，然后北上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彭德怀决定争取时间，使主力稍加休整，寻机再歼灭胡宗南三、四个旅及青马整编第八十二师一个旅。而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在于：由扶风到凤翔间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彭德怀同志命令王世泰、张仲良指挥的第四纵队去完成这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根据原作战计划，王世泰、张仲良应指挥四纵队以一旅、三旅在陇海路正面即武功一线抗击西安胡宗南部；骑六师部署在西兰公路的乾县、武则天陵，主要任务是保护四纵主力的左侧安全。

战斗打响后我师姚绍文副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张亚雄在乾陵阵地粉碎敌人数次攻击，一直坚持到黄昏。我师部与四纵队进行了无数次空中联系均无效，却只听到炮声由我师右前方逐渐转移到右后方，由密集到无声。我感到情况有异，立即召集杨拯民、张涛、师源研究新情况和对策。他们认为大兵团作战不该有异，我提出前沿部队若发现新情况，有责任随时报告统帅部。我师与纵队联系不上，应报野战军总部请示下一步行动。而我们自己必须做好应急准备，以防真有变化。

大家认为有道理，于是部队凌晨2时吃毕早饭，拂晓过西兰公路，强渡泾河，向小关中转移集结并呼叫总部电台，以期联系。但仍无结果。此时六纵队政委徐立清气喘吁吁来到师部，说敌骑兵马继援部袭击了正在休整的六纵队，敌正由西向东袭来。幸亏我师做了应急准备，能从容占领西兰公路要冲，扼守住了两侧制高点，使敌先头部队受阻，他们疑有伏兵而后撤，从而保证部队的安全撤退。

第二天黄昏我们赶到转角集结地，我们与纵队和总部仍然联系不上，只好根据炮声、枪声来判断情况。当听到甘肃省宁县、正宁方面枪炮声隆隆时，我毫不迟疑的命令李全图营长率领全营指战员跳过早胜附近一条沟，占领对面沟阵地，筑好野战工事，准备抗击任何方面过来的敌军。恰好彭德怀、阎揆要、张文舟、王政柱等指挥部机关人员撤退过来，敌骑兵正尾追他们，不料进到李营长所构筑的阵地附近，被我突然而猛烈的火力迅速击溃，夺路而逃。从而保证了总部的安全。

彭总对骑六师能在危急关头接应总部给了很高的评价。他特别赞赏一个起义部队能据枪炮声判断情况，并能自觉以枪声为令、毫不犹豫冲人险境，实在难能可贵。当我们用馍、土豆丝、炒鸡蛋、稀饭招待彭总等人后，他特别高兴：你们用简单的饭菜招待我们，真是太好了，这样我才吃得饱，睡得好。艰苦朴素的作风可要坚持下去啊。我熟知彭总对奢侈浪费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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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川瓦子街战役



1948年1月骑六师归属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建制。2月29日参加了宜川瓦子街战斗，由彭德怀亲自指挥。他于2月27日在延长县安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我和杨拯民参加了。会上提出三种作战方案：一是到陇东地区作战；二是小关中作战；三是围宜川、调动出洛川之敌刘戡之部伺机歼灭之。经反复讨论，决定实施第三方案。彭总即率领各纵队、各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侦察地形，选择阵地，划分各部队作战分界线与衔接区。最后确定瓦子街为设伏主阵地，若敌军由洛川经茶坊到宜川来解围，此处是必经之路。沿路两侧山脉纵横、森林密布、道路崎岖，路南紧靠小河，是理想之伏击阵地。

作战部署为：一纵负责断敌退路；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将敌压迫到狭窄的川道里；四纵骑六师监视和抗击延安增援之敌；地方独立团担任诱敌深入，只准牵而不准失；尔后全线出击，全部彻底消灭之。

29日天降大雪，敌刘戡果然被彭总牵到瓦子街全歼。接着乘胜解放了陕西省的东府白水、蒲城等城镇和广阔的产粮区。我军在宜、瓦战斗前只能依靠晋西北与其他地区运来的发霉的玉米和西北地区的少量黑豆充饥。这场战斗的胜利，也解决了部队吃粮、兵源及物资供应的紧迫问题。

宜瓦战斗共歼敌5个旅、35000人，毙、伤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九O师师长严明等7000人；俘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振世，二十七师副师长李奇亭，九O师参谋厂曾文思等以下20000多人。

宜瓦战役是西北解放战场外线进攻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国民党军阻止西北野战军外线南下作战的企图，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并给中原战场以影响。3月3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这一伟大胜利。

但令人不解的是，相隔40年后的1987年春，在宜（川）瓦（子街）烈士纪念碑的揭碑仪式上，和我们一起参加过宜瓦之战的原第四纵队司令员却一口咬定骑六师没有参加宜瓦战役。人们把宜瓦战役纪念馆中有关历史资料摆出、又经原骑六师干部胡汉俊叙述当时骑六师如何抗击延长方面敌人的增援以及具体抗击地段后，他才表示记错了。谁知揭碑仪式后仅三天，他在西安又重弹“骑六师没有参加宜瓦战役”的“老调”，实在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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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

(1946 ——1952)

骑六师政委


1947年，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等机关决定撤出延安。当时，我正在赴教导旅去任副政委的途中，又接到改任陇东分区副政委的命令。那时正是实行军队领导一元化的时期。当西北局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时，调我到四纵队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已下。我提出国内战争已全面爆发，到战斗部队工作比较合适。西北局同意并委派我到骑六师任政委。这对我是个新的考验。

骑六师是胡景铎率领一个团起义后组建的部队，不到2000人。该部的起义是由毛泽东亲自策划的。它证明了国民党部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反对内战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起义发生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和国际反共力量形成了统一战线、自以为势力强大、很快就能消灭共产党之际，其政治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

胡起义时，西北局曾派范明任政治部主任，以及师源等少数同志到该部队进行工作。由于各种原因，部队改造受到一定的影响。胡家乃几代军人世家，在省内外有很大影响。组织上派我去与胡共事，我深感责任的份量，这可是毛泽东亲自策划起义的部队，事关重大不允许出现差错，搞不好会损害党的利益。我虽感到难以胜任，可大敌当前，西北局已经决定，组织上这么信任，就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经慎重分析，我向上级提出：由西北局召开小型会议，在会上我与胡景铎师长见面，双方当面明确任务；再派30个军政干部到该师配合我工作。我认为改造一个部队不能操之过急，允许我花时间了解清楚胡师长的意见后再进行工作。

习仲勋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亲自召开小型座谈会。他先介绍了胡与我的简历，然后胡发言，他表示欢迎我到骑六师任政委，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组成党委会和常委制，建议我为书记，领导部队进行政治工作。他的表态使我心中有了数，我提出建立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师长可放手抓部队的训练、作战、后勤、卫生等军队建设。我作为政委，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方面的保证工作，协助师长树立军事上的权威，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把骑六师建设成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会上，胡表示愿意接受30个军政干部到基层工作。第一次的见面会大家都感到满意。

会后，我与胡回到部队，召开了全师军人大会，由胡传达西北局的决定，并介绍了我的简历，全体指战员长时间的鼓掌，表示对我的欢迎。我在讲话中强调：你们在胡师长的领导下，能在蒋介石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之时起义，说明了你们已认清国民党的腐败，已预见到蒋介石的统治不会长久。你们的起义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对胡师长的爱国之举，对你们的正义行为，我深表敬佩。我愿意与胡师长及全体指战员一起，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我们的部队建设成一支真正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而战的坚强之师！

军人大会后，西北局派来的同志分别到各自的岗位上任职。杨拯民任副师长，张涛任参谋长，师源任政治部主任，赵征任一团政委，魏玉金任二团政委，吕正修任三团政委，牛占彪任二团副团长，其他同志任政治指导员。该师缺营编制。

各级领导加强后，立即开展了清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侵略压榨的诉苦运动。经过一周的教育，部队出现了旧军队从未有过的士气高涨、纪律严明、官兵团结一致的崭新局面。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动员了子长县1000多子弟补充骑六师。

这支队伍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队伍，它培养、并输送了大批优秀指挥员到各条战线担任重要工作。如：胡景铎、李振华、姚绍文、范子英、张亚雄、同培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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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七大”



我自小参加革命，十几年来，是党、人民和军队培养、教育了我，使我早就置生死于度外，置个人安乐于不顾。我从不怕苦，不怕死，但个性刚烈，受不了冤屈。我和白志文对警备五团都很有感情，我们并不怕批评，只希望能实事求是。白志文因有些人的过火批评，离开了部队，我也曾想和他一样回家务农，无官一身轻，做个普通农民或许更安定些。直到此时，才有暇想念长年顾不上的家。

我的第一个妻子侯瑞云，自和我结婚起，就没过上安生日子。当我从事地下党工作时，她整日提心吊胆；当我参加红军各处作战时，她仍然夜不成寐；当我担任了部队团长、生活稍好些时，她却自惭形秽，认为当不了团长太太。她终于提出和我分手。1938年我们和和气气的离了婚，她说：女儿林燕由你带着吧，你和爹爹都有文化，能教育好她。

第二个妻子蔡莲峰，是从云南来延安参加抗日的高中生，共产党员。她女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那时我在留守兵团警备五团任职。1940年她生孩子时，难产大出血，又缺医少药，没来得及抢救，病逝在延长县。而我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

现在的妻子翟平，是我到晋察冀征兵时相识的，于1941年经冀中军区批准结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他们了。

但为了大局，经西北局、联防军首长的再三教导，我于1943年1月到中央党校一部第四支部学习。1938年，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陕甘宁边区的“七大”代表，是在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留守兵团通知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七大”正式代表时，我正在两延河防前线同日寇打仗。这次从晋察冀回到延安我才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已陆续到达延安，中央决定，“七大”代表一律进中央党校学习，直至“七大”召开。在我未进中央党校之前，整风运动已经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还要进行资格的审查。我一进党校正逢所谓的“抢救失足青年”运动，我也被“抢救”了10天。幸好西北局了解我的全部情况，向校方提出让我过春节时回瓦窑堡与翟平和孩子们团聚。

1943年3月重返党校后，我被推选为第一组的组长，成员有薛兰斌、白凌云（女）、丁国珏、李兰（北方局的）、温祥初和于占彪。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救失足青年”。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土生土长、从小就参加土地革命斗争的。在小组内部很难开展“抢救”运动。只好请示支部，当时的支部书记是贺晋年。支部指示：你们小组就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党风、文风、学风中所存在的问题。于是小组决定每个同志将“三风”中所存在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逐个检查通过。

此时校务部通知“抢救”运动停止进行，“三风”检查告一段落，对于“抢救”运动中的材料进行甄别工作。我组接受了4份材料，费了一个多月时间，全部否定了经“逼供信”提供的不实之辞，为受冤屈的同志摘掉“叛徒”、“特务”的帽子，康生在整风运动后期所坚持的危害党、危害同志的做法终于结束了。

学习步入正轨后，我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历史及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使大家认清了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当时使白区党的力量丧失100%，苏区丧失90%。大家要求在“七大”召开前，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

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对王明错误路线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纠正错误，坚持真理的目的。

在党校我们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展开了多次批评，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的检查极不彻底。我和大家一样，对此很不满意，尤其是我们曾深受其害。1935年6月，执行其路线的代表人物，一到陕甘宁边区就哇哇乱叫，摆出钦差大臣的臭架子，指手划脚批评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行。把直克六座县城，消灭敌人近万人的辉煌胜利说成是“侥幸”。1935年9、10月间，他们又大搞“肃反”，竞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缔造者刘志丹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多党政军干部。由于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军事危机，由于他们的瞎指挥，陕甘宁苏区几乎被断送。其危害令人触目惊心。而王明等却轻描淡写，实在令人愤慨。

但对这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中央采取的却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英明决策，并争取他们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艺家、戏剧家、理财家等等，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两条路线的学习，我们对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指导今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我有幸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七大”。大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大会21天，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敌后战场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统一战线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报告》。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贯彻落实。

“七大”是我党成熟的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国民党蒋介石从未放弃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抗战刚结束，就调兵遣将，兵分西、中、东三路，在美国支持下，准备进攻解放区。

西路胡宗南部进攻关中的形势紧迫，关中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世泰向西北局提出：关中分区三团需要一个核心领导干部任政委。

1945年10月上旬西北局常委决定派我去三团，征求我意见时，我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到三团后，我首先将“七大”精神传达到连级干部，还多次指导全团指战员学习“七大”精神，并要求大家坚决贯彻落实。经过学习，指战员都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已证明三团是一支钢铁部队。解放战争中立下过伟大的战功，被第一野战司令彭德怀授予“守如泰山”的英雄团。全国解放后，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担任反击部队，坚持6天6夜，迂回包围了印度军队，消灭他们5个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担任西藏公路的修建重任。在新疆形势紧张时，被指定为乌鲁木齐市的机动部队。

12月调我去分区任主任，不到一个月又调我到联防军任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长。不久敌寥昂进攻关中分区，因形势需要组成前敌指挥部，我为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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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备五团整顿



我在延安留守兵团住了3天后，肖劲光、莫文骅和我谈话，介绍了我走后17个月里，警备五团的情况：由于团长白志文调到留守兵团所办军事研究班学习，部队出现军民关系紧张、管理松懈，军阀作风、领导干部不团结、有人开小差等等现象。要我立即回部队搞好整顿，抓好部队的全面建设。

我于6月22日赶回延长县团部驻地，受到了党、政、军、民各界诚挚而又热情的欢迎。

我先用一周的时间进行多方了解。主动找军内外各方面人士促膝谈心，掌握了种种情况。如军民关系之所以紧张，主要由于地方不满军队侵占老百姓耕地、毁坏树林、打伤炼油厂工人、打死老百姓小孩等。军内不团结在于：因团的领导只剩下副职，工作中互相推诿，互相拆台，遇到问题议而不决甚至决而不行，造成部队管理稀松，出了许多违犯纪律现象。有的干部家属之间相互斗殴或插手部队工作，在军内外也造成很坏的影响，致使部队领导威信下降。

我决定先让团领导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消除隔阂，团结一致。然后请县委书记白清江、县长谭生彬等地方有关同志来部队参加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表示对于侵占群众耕地、毁坏树林、打伤、打死人者坚决依法处置，该赔偿的一定赔偿，该退还的坚决退还。接着召开了小型群众大会，公开向受到损害者赔礼道歉。从而使一度紧张的军民关系得到了缓解，部队威信没有降低，当地人从此一提这支红军部队就夸奖：“这支部队真是人民的军队！”

警备五团经整顿后，改编为三旅八团。我和白志文将部队移交给新上任的郭宝珊团长、高维嵩政委，该团就开赴甘泉去开荒生产了。

1942年底，我和白志文参加了西北局和联防军召开的高干会。内容一是1935年10月劳山战役后，由于当时的负责人执行王明路线，对陕甘宁苏区造成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危机，会议对此进行了彻底清算，党中央对此也做出了结论。

二是批判了留守兵团个别部队所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警备五团作为典型受到了批判。肖劲光承担了领导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我虽到敌后征兵，离开部队17个月，也毫不推卸责任作了自我检查。但白志文觉得有些问题批评过分，提出离队回家。

白志文被国民党抓差当兵后，1929年曾率一个连在湖北大冶举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自担任团长以来，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大小战斗使他遍体弹伤，仅重伤就5次。

他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如在延长呼家川曾以1个连兵力，消灭敌人1个营，而我军却无伤亡。在凉水岩两次与日军作战时，他运用半渡出击法，使日军遗尸几百。在围困延安境内旦八寨时，令顽敌丧胆而自动缴械投降等。

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我俩相处5年多，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开诚布公、以批评求团结，使我团曾处于先进行列。他与战士打成一片，情同手足，亲自帮厨、挖工事等，大家一致夸他为：“勤劳勇敢、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团长”。在练兵场上他一丝不苟，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亲自示范，严格要求，威信很高。

他对党忠心耿耿，勇于承担任何艰难危险的任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以人民的利益为行动准则。

他离队后到了延安小砭沟自食其力，靠磨麦、养猪过着艰苦生活。彭德怀曾亲临他家劝说，他都不愿再出来工作。直到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党中央带他转移到河北，经领导多次劝说，才出来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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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师回延安



我们到达的当天，晋西北军区就电告了延安党中央办公厅。6月9日杨尚昆主任亲自带10多名干部赶到岢岚。他们清点了500个黄背包，检查了包裹内的法币。看到每个包上的封条、钢印完好，杨尚昆高兴的笑了，拍着我的肩膀道：你可立了大功，真是了不起!

6月10日，我们告别了热情挽留的友军，踏上了回延安的归途。于12日在罗峪口越过黄河天险回到陕甘宁边区佳县；又经吴堡、绥德、清涧、延川，予17返回延安。当我们进入延安留守兵团驻地时，受到了首长和指战员们的热情欢迎。肖劲光还特地将蒙古旗王送给他的一匹“千里藏针”骏马奖励给我。

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召开祝捷大会。杨尚昆主持并致词：由李宗贵同志率领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冲破日寇13道封锁线，闯过前人没有走过的五台山北侧，以超人的毅力越过天险，渡过沙河、滹沱河、清水河、汾河等急流险滩，巧度平汉、同浦铁路。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千方百计筹集的300万法币，一文不少的交到中央办公厅的金库，解决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这些英勇的行动都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牺牲的危险完成的！让我们向1000多名指战员致以崇高的谢意！

我站起来致答词：我们能完成任务，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靠的是各抗日根据地首长的关怀和各友军全力以赴的支援，更直接靠的是留守兵团选派200多骨干带领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800多子弟兵，大家同心协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人民群众的掩护、支持下，才取得成功。一切胜利和荣誉归功于战无不胜的军队和人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奖励，只能更激励我永远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

借此机会，我应向大家讲清楚，在分配黄背包时我说这是“机密资料，要人包共存亡”。当时没有将实情告诉大家，是为了防范日伪特务发现这300万法币的动向。对外宣扬的一些假情况可能伤了同志们的心，但这样做，也是为了迷惑敌人，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最后，再次感谢杨主任亲自到晋西北去接我们。

会后中央用当时的最高标准招待我们1000多人。会餐是两荤两素一个鸡蛋汤。并奖励每人10元法币，相当于10块银元。有的同志不舍得花，作为终身难忘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6月19日，800多新兵分到留守兵团或中央机关工作。有的担任公务员、警卫员，有的当了秘书、医务人员、技术人员或泽电员。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还挑选了陈凯轩等5人从事文艺工作。警备五团挑中了李民轩为秘书。

这批新兵文化程度高，中学生占了60%；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占50%。对人民、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工作认真、灵活、主动，而且身强力壮个头高，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都是忠诚勇敢的人。

历史证明了这批新兵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其中绝大多数后来成为我军的骨干，如担任师以上干部的就有200多人；担任营、团连干部的400多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历史应永远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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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奇制胜



6月5日下午4时，我们从对窝子村出发，走了10华里狭窄难行的沟渠来到牛道领。此山是五台山分支，绵延40里，山高风洌，经两小时的艰难跋涉才到达山顶。虽说是夏季，但山顶的气温却低于零度。巨风夹着大雪，体轻的人不慎都会被卷走。脚下全是冰，所有人的衣衫都冻成硬壳，山上是丝毫不能停留。体弱者如徐锁、刘秀亮等20多人，走起来都飘飘呼呼。少数女同志东倒西歪举步维艰。带的牲口也费了不少周折。

上山难、下山更难。到晚上8时我们离接应点还有40多华里路。前一段没遭遇到敌人，但不能保证后一段路不会发生意外。如不能按时到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决定将实情告诉大家：“前进则生、后退则死”。幸亏提前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都坚持住了。大家互相照应着、帮扶着，咬紧了牙关振奋起精神，加快了行军速度。3小时内跨过清水河，牧马河和汾河，准时到达了忻口以南、忻州市以北的集合地，与黄新廷、余秋里的团接上头，顺利通过同浦铁路。

过路后指战员们口干舌燥，身子骨就像散了架似的，再也走不动了，唯一的愿望是睡上一觉。但是，必须在拂晓前脱离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否则面临的危险就太大了。接应部队再三警告，我只得动员大家振作精神，再拚搏一下。不愧为英雄部队的指战员，一鼓作气，用5个小时行军60余华里，到达了余秋里所属团部的所在地。这已是6月6日的凌晨，人们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6时，友军早已将水、饭准备好了，大家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我受到余秋里政委的热情款待。我们是抗大一科二队同学，曾经互勉互学，建立了诚挚的友情。战场上相遇更倍感亲切。我将最心爱的坐骑海骝快马赠送给他，他将自己的坐骑骡子回赠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