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类型的政府和领袖本质上具有两面性,而且进步的杰克尔可以很快地变成为反动的海德: [ 译者注:这是苏格兰文学家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小说《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奇闻记》(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ell&Mr.Hyde)中的主角,叙述杰克尔原是仪表堂堂的“善良绅士”,因受诱惑服药后,可随时变成凶恶狂暴的侏儒海德。这个两面人的双重性格经常变幻。此处作者指双重人格或两面派。 ]
但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早已失去了客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论点不是合乎逻辑的论点,而是进行不断侵略的威胁。在印度看来,根本不存在边界争执。尼赫鲁在几个月以前对议会解释说:“照我们的想法,边境上的纠纷完全不是一场争执,也许这是用词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争执。当我们为某桩事争论时,这是一场争执。但是我的论点是,由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就不是一场争执。就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不是一场正常的争执,而是对我国的领土提出的一种要求——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我们深信它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对中国关于形势发展的逻辑的见解,可以置若罔闻,对中国多次的警告,可以斥为侵略者的威胁而不予理睬——由于印度深信中国的警告是虚声恫吓,就更可以轻易抹杀中国的警告。印度政府的不谈判政策,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使印度走上了同中国发生对撞的道路。随着前进政策的执行,总要碰到相撞点。但印度仍然深信在这场巨大的“胆量比赛”(Game of Chicken)中,最后扭身逃跑的将是中国。
不管文官们和政客们在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的要求和态度怎样,这些要求还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碰了壁——或者说在拉达克东北部难以通过的高山峻岭面前碰了壁。西部军区要求在一九六一年底以前必须调来五个步兵营到西段,结果只有一个营按期调来。这个营(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于一九六一年夏调来后,印度在西段的兵力只有三个营(其中两个营是民兵),没有支援火力,统一受驻防列城的一个旅部指挥。这几个营所建立的哨所和工事仍然是沿着陆军总部一九六O年二月下达的命令中所规定的一线——除碟穆绰克一地外,都没有跨越中国主张线。政府要求向前推进的压力,遭到有关军区的抵制,他们不愿把部队派往他们无法得到接济和支援的地段去。在维尔马将军指挥负责该地区防务的第十五军期间,只是碟穆绰克周围的某些哨所有所推进。一九六一年春维尔马辞职后,在喀喇昆仑山口下一个叫斗拉特别奥里地(Daulat Beg Oldi)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原来他反对建立的哨所;而这个地方也还是在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之外。直到这时前进政策仍不过是个行动意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