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印度对华战争》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文如玉

　　午夜过后不久，有关部队奉命撤离了他们的阵地，本来他们正打起精神准备在拂晓时迎击进攻的——中国部队到那时还未放一枪——这些印度部队穿过另外两个营的阵地回到了山口。这次事前没有发出通知在黑夜里进行的完全出乎意外的调动，就是对士气最高的部队也会产生泄气的作用，更何况这些印度部队的士气本来已经够低的了。指挥官们突然改变坚守的命令所表现出的左右摇摆，使得部队对他们还怀有的一点点信任也烟消云散了。至于说到敌人，印度军队不管在什么地方碰上他们，都要被打垮。就在几天以前，从色拉派出的一支约两百人的强大作战巡逻队，曾遭到伏击并被歼灭。毫不足奇，这次出乎意外的撤退，使留在前沿阵地的一些其他部队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地步。  

　　中国部队仍然一枪不发紧紧地跟着后撤的印度部队，占领了他们已经修筑好的阵地。中国部队一开火，就有一个营的印度部队开始溃退。这时，全旅的阵地已开始瓦解，中国部队已插了进来，霍希尔·辛格一定是认为他这时已没有别的抉择，只好下令立即实行原拟在第二天晚上开始的全面撤退。
  
　　看来，中国部队原来的意图是：十一月十八日在边界的东西两段对印度的残存阵地同时发动进攻。十八日拂晓，中国部队袭击了西段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上最后的印度部队，席卷了楚舒勒以东山上的各阵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瓦弄一端，印度发动的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可能被中国方面看作是不可失去的大好机会，并使中国部队提前两天发动主攻。十八日凌晨，在色拉的印度防御阵地上已空无一人，构筑这些工事的部队那时正沿着公路后撤。他们的重武器、大炮和其他军用物资，丢在原处，其中包括许多尚未开箱的美制自动步枪。中国部队进入了山口周围被丢弃的阵地，并朝着下面正在后退的印度部队开火。  

　　在德让宗，虽然帕塔尼亚在头一天晚上感到有些惊慌，表示担忧，但到了十八日拂晓，情景又完全不同了。那天早晨五时左右，有两名坦克部队的官员到师部去请示，他们发现师部那里非常安静，军官们都在临时兵房里睡大觉，士兵们也裹着毛毯睡在走廊上，连岗哨都没有——如他们后来所描写的那样——是“毫无战争气氛”。当时，德让宗同色拉(第六十二旅旅部位于色拉山口的后面)同邦迪拉还能通电话，在那两位坦克军官到过师部之后不久，帕塔尼亚了解到防守色拉的部队正在向德让宗撤退。但同时又得到报告说，中国部队已出现在色拉后面的公路上，退路有被他们切断的危险。帕塔尼亚不久前曾派出一个连掩护一条通向德让宗的道路；这时，这个连的连长跑来了，看样子吓得魂不附体，他报告说，他的部队遭到猛烈的攻击；他丢下了正在作战的部队一个人跑了回来。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中国部队的小型武器从大约一千码的距离向师部开了火。这一下子，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帕塔尼亚命令同他一起驻在德让宗的第六十五旅向平原撤退；他离开师部，匆匆忙忙地向驻扎在附近的骑兵部队发出口头命令，要他们设法一直向邦迪拉打过去；如果行不通的话，就丢掉坦克，奔向平原。于是，帕塔尼亚就带领随从军官和少数部队，离开德让宗，奔向普汤。他后来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找到他过去派到那里的一连印度部队，一起绕道回邦迪拉；但到了普汤以后，获悉邦迪拉已经失陷，就直接奔向平原。  

　　在德让宗，没有任何人接替帕塔尼亚指挥。十一月十八日晨七时过后不久，驻在该地的部队——大约两个营的步兵，一个轻坦克中队，一个野炮中队，还有几百名师部和旅部的工作人员——都各自争先逃生。当时也有几名少校级和校级以下的军官，曾企图把他们集合成一支杂凑部队，以坦克为中心，一起打到邦迪拉，但是他们在路上一碰到中国部队就给打散了。只有一个营没有散回到平原，其他的部队都分散成小股，七零八落地退了下来。中国部队的伏击，以及险峻的山地和冬季的气候，都给他们造成了伤亡。师部并没有通知任何人就撤出战场，在色拉和邦迪拉的指挥部以及在提斯浦尔的军部，对此都毫无所知。  

　　从色拉后撤的部队，开始还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控制。当他们发现一些中国部队用火力封锁通往后方的公路时，就将其清除掉。但接着，这支密集的、向前运动的队伍的先头部分，遭受到重机枪的猛烈射击。霍希尔·辛格曾几次组织火力，企图打掉这些重机枪，但都失败了。这时，道路已无法通行，退却的部队挤成一团，陷入混乱状态，中国部队的火力给他们造成了重大伤亡，接着全旅就散成了零星小股，分头奔向平原。以后的几天里，很多小股在路上遭到伏击，不是打死就是被俘。霍希尔·辛格准将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普汤被击毙。  

　　到十一月十八日上午，驻在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已成为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唯一的有组织的部队。该旅有六个步枪连，分散防守原来由十二个连据守的半周形阵地，因此，阵地上就出现了许多缺口。但印度部队是据守在已准备好的阵地上等待中国部队的进攻，同时又有野炮、重迫击炮和四辆轻型坦克的炮火支援；两个增援营中的一个营的先头部队，这时已到达并立即进行了布防，堵住了阵地上的一个缺口。其余的增援部队都落在后面，过几个小时才能赶到。中国部队肯定能够拿下邦迪拉——但看来他们还得为此而进行一场恶战。可是，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考尔从提斯浦尔打来电话，命令第四十八旅派出一支机动部队解除德让宗的围困(他当然还不知道，当时除了几名躺在师部医院里的病员外，德让宗已空无一人)。格巴兹·辛格准将再次提出抗议说：他的处境并没有变化；除五十名先头部队外，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再从他的阵地上抽调部队等于把邦迪拉奉送给中国人。考尔怒气冲冲地断然命令他：机动部队必须在半小时内上路，不管这样做对邦迪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就从阵地上抽调出两个连的步兵，外加两辆坦克和两门山炮，组成一支纵队，准备沿着二十多英里长的曲折的山道，向德让宗方向打过去。为了填补阵地上的空隙，把工兵、伙夫、文书编成了几个临时排——纵队启程后十分钟左右，中国部队就发动进攻，这班人首当其冲。中国部队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这时，已上路的纵队中的步兵，奉命返回原阵地，但他们发现自己的阵地已被中国部队占领，因此在中国部队发动第二次——也是主要的一次——进攻时，他们身在旷野毫无掩蔽。接着，由临时排防守的阵地被攻破，中国的火力转向旅部和后勤区。印度方面组织的反攻失败了。进行平射的印度野炮和坦克，堵住了中国部队；但下午四时左右，格巴兹·辛格下令部队向南方八英里左右的鲁巴(Rupa)撤退。他希望能在鲁巴同增援的两个营汇合；但当时一个营距鲁巴还很远，另一个营走的路线不同，开进邦迪拉时第四十八旅已经撤走。中国部队没有向他们开火，黄昏后格巴兹·辛格又返回邦迪拉，才把该营拉出来。  

　　十八日夜间，该旅开始在鲁巴周围组织防御，但又接到第四军的命令，要他们再撤到接近平原的伏特山(Foothills)。部队根据命令后撤的过程中，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在鲁巴固守！这次，考尔又不在军部，而是跑到了伏特山，他是从该村派了一名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的。于是，部队又根据这个命令折回鲁巴——这时中国部队已占领鲁巴周围山上的阵地，居高临下地对回来的印度人进行射击。这就使得鲁巴无法防守。全旅这时还保持为一个单位在战斗着，又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向查库(Chaku)，这是沿公路南下的另一个可能组织抵抗的地方。中国部队从山上跟踪追赶了一阵子，不时地袭击沿山路后撤的印度部队，后来就脱离接触。第四十八旅到这时只剩下了三个营的残部，加在一起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全天，徒步后撤，傍晚过后抵达查库。先头部队事先已对该地作了侦察，并分配好各单位到达后应防守的阵地；这次撤退还算是有控制的。但午夜过后不久，中国部队从三个方面进攻查库，并伏击了一支向该地运送弹药给养的纵队。燃烧着的车辆照亮了防御工事，中国部队很快地就突破了印军阵地。全旅至此已失去控制，终于溃败，残部分散成小股奔向平原。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三时左右，第四十八旅已瓦解。这时，在东北边境特区以及在西段中国方面所主张的领土内，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印度军事力量了。从军事上来说，中国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印度方面遭受到彻底的失败。  

　　但撤退并没有终止。十一月十九日深夜，考尔回到了提斯浦尔军部，确信中国部队将进一步向平原地带推进。第二天早晨，考尔同森将军进行了会商，并当着森的面，下令要军部立即撤至高哈蒂(Gauhati)，该地在提斯浦尔以西约一百英里，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当时K.K.辛格准将和其他几名参谋坚持认为他们应留在提斯浦尔，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经过一番争论，考尔也留下了，当天下午，军部的其他人员，除医院和伤病员等不能搬运的部分外，都前往高哈蒂。第二天，考尔搭乘直升飞机，飞过沿着小路溃向平原的第四师残存人员，并让帕塔尼亚和几名伤员搭上飞机回到提斯浦尔。  

　　新德里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才发布瓦弄失陷的消息；事先还公布了关于瓦弄地区正在进行激战的报道。这个消息比塔格拉山脊溃败的震动更大。一般公众都认为，在塔格拉山脊印度部队是遭到了突然袭击，认为中国部队的进攻象是一次由步兵偷袭的珍珠港事件。但瓦弄却是一个重要据点，控制着通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通道，而印军在这里又足足准备了三个星期——事实上是采取着攻势——现在又败退下来。此外，当天晚上印度政府向报界介绍情况时，还宣布中国部队已进攻色拉，战斗仍在进行。第二天，人民院的议员们在整个提问题的时间里，精神紧张、心烦意乱地坐在那里，到了中午，尼赫鲁站起来，宣布最新消息。  

　　自上次议会休会后，度过了一个周末；在这个期间大家都满怀乐观情绪，期待着印军在瓦弄大捷的消息。现在，总理不但证实了瓦弄已经失陷——当天早上各报已报道这个消息——还说色拉也失陷了。议员们鸦雀无声，屏息听完了尼赫鲁的简短发言。他刚一坐下，从反对党议席上就爆发了愤怒的质问和训斥，并发展成为一片鼓噪。议长要议员们遵守会场秩序，可是他的声音为一片呼喊声所压倒，根本无人理睬。过去碰到这种情况，总理就会站立起来，用他那尖刻而又带讽刺味道的语调压住喧哗。他能比议长更有效地驾驭议会，因为他拥有更大的权威。但是，处于这个全国危机的关头，很明显地需要议会表现镇定和克制的时刻，尼赫鲁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往日对于议会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想必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当天晚上，尼赫鲁对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但这也无助于恢复他的地位。在这已历时三周的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华战争中，他讲话里时常出现的那种丘吉尔式的词藻，现在也消失了。这时，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乏，他讲的尽是泄气的话，而且使听的人也感到泄气。在这部不断扩大的灾难史中，他又增添了新的一项：就是邦迪拉的失陷。他的讲话还特别针对阿萨姆邦的人民，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非常伤心的。我很能理解我们在阿萨姆邦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因为这一切可以说都正在他们的大门口发生。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阿萨姆邦的人民对这番讲话的反映是辛酸的；他们觉得尼赫鲁是在伤心地同他们告别，预料他们不久将处于中国占领之下，并且默认政府对此是无能为力了。尼赫鲁接着说：“在侵略者撤出印度或被赶出印度之前，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我们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多少是被一些挫折所吓倒了……”  

　　关于这一天，就是十一月二十日，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说中国部队正要攻占提斯浦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降落；说考尔将军已经被俘。关于最后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评论说，“这不幸不是事实。”

文如玉

东北边境特区的战斗

　　从十一月初开始，帕塔尼亚又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封锁他认为是中国部队进行迂回运动的可能道路，这更增加了他的师由于布局分散而产生的困难。他派了一个连进驻德让宗以南的普汤(Phutang)，防止中国部队越过不丹，从那个方向迂回色拉；又派了一个排进入贝利小道，增援波辛山口的阿萨姆步枪队(波辛山口大约位于从邦迪拉去麦克马洪线的中途)。这些部队都是从邦迪拉的驻军中抽调的。  

　　十一月中，帕塔尼亚和第四师师部愈来愈重视贝利小道。十一月十二日，从邦迪拉抽调了另一个排，第二天又抽调了两个排，增援波辛山口的第一个排。就这样，从邦迪拉驻军中抽调了一个连(属警卫旅联队第五营)，零零碎碎地派往波辛山口。迟至十一月十五日，收到一份电报证实了中国部队沿贝利小道南下的消息，电报说，印军先头部队与一个营的敌军遭遇，并被消灭。这份电报转给师部，但帕塔尼亚根本不相信中国部队有一营之多的估计。情报局曾经向他保证，在来年夏季以前，这么多的人马不可能在这条道路上运动。因此，他命令派出另一个连循贝利小道北上，以恢复那里的局势。第二天，又派警卫旅联队第五营的其余部分从邦迪拉沿贝利小道北上，以肃清小道上的中国部队。为了防止敌军改道袭击师部，又从德让宗派出一个连北上，封锁一条可能的通路；并从邦迪拉抽调一个连到德让宗代替该连防务。  

　　这样，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晚，邦迪拉的驻军已从三个营(十二个连)减少到六个连，仅达该地进行有效防御所需兵力的三分之一。  

　　在这个时候，警卫旅联队的士兵连夜向贝利小道末端的登班进发。十一月十七日晨，他们到达登班，并立即构筑工事，午后不久就遭到攻击。中国兵力估计约有一千五百人。印军抵挡了约三个小时，使敌方遭受重大伤亡；但后来弹药打尽，他们在取得第四十八旅的批准后，试图向邦迪拉撤退。由于黑夜降临，又要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部队失去了控制，联队溃不成军，没有一个人回到邦迪拉，几个星期后，才有些散兵游勇在平原出现。印军又一次部署失当，在没有后勤支援，只有在强行军中能够携带的少量弹药的情况下，同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部队作战，并付出了代价。警卫旅联队溃散后，中国部队切断了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的公路。  

　　正当警卫旅联队在登班打败仗的时候，另一个印度营却击退了中国部队的多次进攻。警卫旅联队是从邦迪拉构筑好的工事中被拉出去，在半路上迎击敌人的；而色拉的防御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印度有一个营作为掩护部队布防色拉以北数英里的地带；十七日拂晓，中国部队对这个营发动进攻。从黎明到午后中国部队五次企图突破防线，但都被击退。进行这场坚决阻击战的是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第四营，就是三周前在达旺以北曾无故惊惶失措，一度溃散的那个营。  

　　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根据计划，命令高尔瓦尔营及其他掩护部队后撤至山口周围的主防阵地。印军五个营的阵地都能相互支援，而且又有足够的大炮，因此这支力量很强；给养能支持多久，部队就能固守多久。但是，当中国对师部阵地发动钳形攻势的轮廓和压力变得明朗时，帕塔尼亚就开始计划和准备撤退。十七日中午过后不久，他要求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他同军部有电话联系)批准旅部自德让宗南撤。当时，考尔还在坐着直升飞机在瓦弄失利的战场后方巡视，第四军的值班参谋拒绝批准帕塔尼亚的要求。  

　　中国大股部队在登班出现，并切断了返回邦迪拉的公路后，帕塔尼亚开始催促上面批准他把第六十二旅撤出色拉。帕塔尼亚这时已看清形势，中国部队切断了公路就意味着色拉将完全依靠空投给养；如果敌军保持一个星期的压力，阵地上的补给就会耗尽，那时敌军将能席卷色拉，消灭守军。在这个时候，德让宗还完全没有作好防御准备，师、旅两级的指挥部都在那里，非战斗人员占了很大比例，因此很容易被中国人攻占。帕塔尼亚原来一直低估中国部队沿贝利小道南下运动的危险性，现在似乎又转而夸大在他后面的敌军兵力。他当时提出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假使不去考虑建议提出的时机的话。如果第六十二旅从色拉撤出，与德让宗的部队会师，然后打通道路，并在邦迪拉集中近三个旅的部队，印军地位就会大大加强起来。第四军的参谋军官们一开始就极力主张这样作——就是说，必须在邦迪拉坚守，因为在那里能够集结一支强大的部队，并且能够从平原上得到支援。原来发给帕塔尼亚的指示中，也曾规定可以如此调整部署。当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的进攻愈来愈猛烈的时候，他开始要求实行上述调整。然而在战斗愈来愈逼近的压力下，帕塔尼亚没有看到：他的师已经不能再作出这样的抉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在中国部队发动进攻前，这样的作法本来是恰当的；但从进攻发动之时起，它就必然要导致灾难。当时，第四师只有两种抉择：要么在准备好的阵地上坚持战斗，拖延时间，直至补给断绝失败成为定局时为止；要么是为时过晚地赶回邦迪拉，而沿着一条可能受到敌人袭击的山路仓卒撤退，那就要冒溃败的风险。  

　　十七日傍晚，帕塔尼亚再次给第四军打电话，要求批准把部队撤出色拉。那时，考尔还没有回来，但塔帕尔和森已到达提斯浦尔军部，他同他们两人通了话。这两位官员当然是考尔的上司，而且一直都密切参与制订抵抗中国进攻的计划，因此，他们既不能推说没有权力，也不能推说不了解情况。但他们都拒绝给帕塔尼亚下达任何命令，而是要他等考尔回来后再请示。在提斯浦尔这个平静的军部里，陆军参谋长和东部军区司令在责无旁贷的情况下，竟然拒绝负起责任，作出一项紧急的作战行动的决定。对于印度军队来说，真正最糟糕的时刻，正是在这个军部里所度过的一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不是在东北边境特区陡峭的山岭中即将遭到的溃败。  

　　在这个时候，帕塔尼亚一直同霍希尔·辛格旅长进行通话。当时以及当天夜里，他们两人之间究竟讲了些什么，各有各的说法。几天后，霍希尔·辛格就被打死。帕塔尼亚的说法，同第六十二旅旅部幸存的官员们及该旅各营营长所提供的材料，是有矛盾的。本文是根据后者提供的情况写成的。当时，帕塔尼亚提出要撤出色拉。霍希尔·辛格抗议说，他的部队还守得住；此外，高尔瓦尔联队和其他掩护部队正在返回主防工事的途中，在他们返防前，不能把六十二旅撤出。霍希尔·辛格表示，如果命令撤退，也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才撤；如果企图在当晚撤退，那将会造成灾难。帕塔尼亚似乎接受了这个看法，因为他当时下达的唯一要立即行动的命令是从色拉抽出两个连到德让宗以加强那里的防务。这件事，以及从邦迪拉抽调部队增援德让宗的类似调动，帕塔尼亚都没有报告第四军。  

　　考尔于当晚(十七日)七时半左右回到军部，很快就同帕塔尼亚通话。那时，第四师师部已得到消息说，中国部队向色拉周围运动，并有再次切断公路——这次是色拉到德让宗之间的一段——的危险。因此，第六十二旅如不立即撤退，也可能根本撤不出来了。帕塔尼亚紧急要求批准撤回该旅。考尔说明了至少要坚持一夜的道理，但他在电话中并没有下最后命令。然后，考尔、塔帕尔、森和随同塔帕尔来到提斯浦尔的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等人进行了一次讨论——当时第四军所有的参谋军官都奉命离室。约半小时后，考尔手持一份电稿从屋里出来，交给第四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要他立即发给帕塔尼亚，电文是要部队从色拉和德让宗撤到邦迪拉的命令。  

　　正巧在那时，与第四师的直接联系中断，因此辛格就把电报发给驻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要该旅转达德让宗。但没有过几分钟，考尔又告诉他说，电报要停发。当时，那份电报还没有从邦迪拉转发出去，于是就在当地被扣住并撤销了。  

　　看来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帕利特准将极力主张要六十二旅坚守色拉。开始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提醒塔帕尔和考尔说，“如果一万二千人的部队没有打仗就跑掉，那么陆军今后就无脸见全国人民了”，或者讲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这番告诫使他的上司们感觉到，命令部队撤到邦迪拉的决定是做得过于匆促了。于是，考尔同塔帕尔和森又拟出了另一份电文，拍发给第四师。电文内容是：  

　　一、你们必须尽力坚守现有阵地。当阵地守不住时，我授权你们可撤到你们能够防守的任何其他阵地。  

　　二、敌军约四百名已切断邦迪拉到德让宗之间的公路。我已命令第四十八旅旅长今晚迅速坚决攻击这支敌军，并不惜一切代价扫清这条道路。你们可能在申隔宗[色拉背后]、德让宗和邦迪拉各点被敌军截断。你们的唯一途径是尽力打到底。  

　　三、第六十七步兵旅，除一个营外，将于十一月十八日晨开到邦迪拉。要最充分地使用你们的坦克和其他火器扫清交通线。  

　　考虑到前后的情节，这份电报是在军事上推卸责任的杰作。对它可以有两种理解。如果帕塔尼亚认定必须在色拉打到底，电报授权他可以这样做：“你们必须尽力坚守现有阵地。……你们的唯一途径是尽力打到底。”如果他认定，色拉阵地已守不住，因此必须撤退，这份电报也授权他可以后撤。但考尔在发电时既已知道帕塔尼亚已断定色拉守不住并极力要求立即后撤，那么，这份电报实际上并不是命令固守，而是批准后撤。它等于是重复了那份没有发出的电文，只不过它的措词把作出决定——作出任何决定——的责任推给帕塔尼亚。 [ 注：考尔在他写的那本书里引用了这份电报，并认为帕塔尼亚应对溃败负责，他说，后者命令撤出色拉是“违反了我的指示的精神”。 ]  

　　考尔要驻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旅长“迅速坚决”使用坦克和步兵扫清道路的命令，由电话下达给该旅旅长格巴兹·辛格(Gurbax Singh)准将。辛格提出了抗议。他指出：他手下只剩下了六个步兵连防守邦迪拉，中国部队已运动到他现有阵地的周围。在夜间派出一支部队沿着曲折狭窄并已为敌军控制的道路前进，等于是白白断送这支部队。在夜间，这条没有填平的道路上扬起的尘土，同地面上迷蒙的烟尘混合在一起，形成伸手不见五指的厚雾；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在这种地形用处就不大的坦克，将变得毫无用处。结果，考尔同意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暂缓执行他的命令；届时，将有两营增援部队到达邦迪拉。  

　　考尔发给帕塔尼亚那份模棱两可的电报，事实上在第二天凌晨才到达第四师。在此以前，帕塔尼亚接到的只是考尔在电话中下达的命令：即第六十二旅可以准备撤退，但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下最后命令。这句话的含义仍然是模棱两可：准备可以解释为“计划”，也可以解释为“采取预备性的行动”。  

　　霍希尔·辛格早些时候告诉他所辖各营营长说，当晚肯定不撤，旅部正制订第二天夜间或许要撤退的计划。防守在山口周围堑壕阵地里的部队等候着中国部队。中国部队彻夜调动的情况有时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拿着火把沿着小道匆忙赶路；有时则可从居民已撤走的几个部落村庄里突然传来的犬吠声中判断出来。但在午夜以前，霍希尔·辛格和帕塔尼亚之间又通了一次电话，之后，有一营原据守色拉一个关键阵地的部队，奉命立即撤至山口后面下方的一个地点。帕塔尼亚坚持说，这次调动是霍希尔·辛格的主意，这等于在色拉调整部署，而不是开始从色拉撤退。但据报道，霍希尔·辛格当时曾对提出了抗议的营长说，他本人也是接到绝对命令要他把这支部队立即撤退。这次调动不管是由谁提出的(根据前后的情况判断，帕塔尼亚要尽早撤退，而霍希尔·辛格却力图拖延)，结果它是给中国部队打开了色拉的防御阵地。  

文如玉

　　显然，一个时期以来，考尔的头脑中已经考虑过争取盟国派遣远征军开入印度的想法。当考尔还在新德里卧床养病的时候，内阁秘书曾去看望过他。根据这位官员的叙述，当时考尔“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份建议书。其中建议：印度应该寻求某些大国的支援；应该劝说蒋介石和南朝鲜在美国的支持下进攻中国。‘应该敦请某些外国军队开到印度，协助印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发动大规模进攻’。必须在未来的十二个月内建立十个师，并投入战斗。应该设立一个新的指挥部，统一指挥军事和经济工作，指挥部应设一名总指挥官作为最高统帅——总部应设在新德里或阿格拉。”考尔没有说他认为应该由谁来担任这位莫卧儿式的最高统帅。  

　　瓦弄旅的残部已失去控制，分散成若干小股沿洛希特河谷向平原落荒而逃。瓦弄的各阵地间横着洛希特河，河间峡谷高三百英尺，无法徒涉，河上只有一条绳做的索桥(中国人携带了渡河的橡皮艇)，河东岸的印军残部在撤退时吃尽了苦头，又遭到中国部队的伏击，伤亡惨重。第十一旅终于落得一个与第七旅同样的下场：进行了一次没有配合好的毫无希望的进攻，在中国部队坚定果敢和周密部署的攻击下遭到溃败。中国部队没有追击败退的残敌。  

　　考尔没有回到他在提斯浦尔的军部，虽然他的参谋长催他回去。第二天，即十一月十七日，他却乘直升飞机去寻找第十一旅的残部。他在飞机上看到了旅长，就命令飞机着陆。考尔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立即飞快地跑到他面前，看到他[旅长]和他的随从人员都安然无恙，我才松了一口气。我邀请他并挑选几名军官搭我的飞机到哈尤良吃些点心，然后再送他们返回他们的部队。但他说，他宁愿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当然他这样做是很对的。”考尔回哈尤良时，接到一份电报，说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和东部军区的森将军已启程前往提斯浦尔。他直接赶回军部，而他们已先期到达。幕布已揭开，关键性的色拉-邦迪拉地段的高潮就将来临。但在叙述这狂风暴雨的最后一幕以前，还需要先讲一讲西段的情况。  

　　西部军区一直主动地进行大规模的迅速集结，他们集中了一切能搞到手的运输工具，把原在克什米尔停火线上布防的部队撤回，调到拉达克来。十月份的第一周，列城到楚舒勒之间的公路已经修通，到十一月中旬，楚舒勒成为一个旅的阵地。这个村庄和临时修筑的飞机跑道都位于中国的主张线之外。但在它以东某些印度防御阵地却越过这条线，在此时，这些阵地事实上是印度在西段的中国所主张的领土内仅有的几个阵地。所有其他的哨所，不是已被打掉，就是已自行撤掉。不象在边界另一端的东部军区和第四军那样，西部军区对保存部队实力表现了更大的关心，而不是命令孤立的小部队“打到底”，作出毫无意义的牺牲姿态。根据战术上的理由，需要固守一处阵地时，那里的部队也的确打到底，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或打到最后一个人。但不是象东段经常发生的那样，西部军区没有叫部队去固守毫无战术意义和难以守卫的阵地，一直到被对方攻破为止。  

　　西部军区把楚舒勒当作关键地带，因为他们预见到如果中国部队企图攻占列城，那么，在高山之间的斯潘古尔峡谷(楚舒勒即位于峡谷之内)显然会成为他们的通路。因此印军就在楚舒勒以东的山地上建立了阵地——恰好跨过中国的主张线。其中有些阵地高达一万六千英尺(楚舒勒的高度已接近一万四千英尺)，冬天在这样的高度，给部队造成极度艰苦的条件。封冻的土地挖不动，只好炸开；空气十分稀薄，就是已经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的部队也只能进行短促的体力活动。连作燃料和修筑掩体用的木头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要由部队自己装成小包从山谷下搬运上来；骡子也爬不上这样高的地方，楚舒勒虽然有一些牦牛，部队又不会驾驭。但无论如何，到了十一月十七日，总算修建了一些比较牢固的阵地。  

　　在这以前，中国部队唯一的迹象只是进行了一些侦察性的巡逻，对某些印度哨所进行了逼近的公开的观察——这些哨所接到的命令仍是除非受到攻击或威胁，否则不得开枪。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看到有大股的中国步兵向前运动。十八日凌晨，中国部队开始对印度的前哨阵地以及河谷中的旅部阵地和机场进行炮击；拂晓时，步兵攻击了山上的印军阵地。重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和火箭炮把挖得不深的印度工事几乎削平。中国部队的正面进攻被击退，他们迂回包抄印度阵地的侧翼和后方，经过激烈的肉搏战，攻下了这些阵地。在一个叫热赞拉(Rezang La)的山脊上据守工事的库马翁营(第十三库马翁营)的一个连，只有三个受伤的士兵回到了山谷中的营部，还有五个士兵当了俘虏。三个月后，一队印度士兵爬上热赞拉山脊时，该连的其他士兵还留在他们的阵地上——他们都已死后冻僵，手里还拿着武器。中国阵亡的士兵已经抬走，战斗的遗迹表明中国方面阵亡的数字也不小。  

　　在中国人发动进攻后五个小时，印军的山上阵地或被攻破，或因无法防守而撤走。印度军队集中在山谷里旅部周围的高地上。但中国部队没有进行追击，他们在中国主张线上停了下来，没有进攻楚舒勒。  

　　与此同时，在东北边境特区色拉-邦迪拉一段的印军集结速度虽比较缓慢，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第四师已拥有满员的步兵共十个营，和一些支援火力：野战炮，重迫击炮，甚至还有十二辆轻型坦克。如果集中使用于防御，这支兵力也可能是很可观的；但它却分散在三个主要地段，彼此相隔六十英里，山路狭窄、崎岖难行。主要防线设在色拉周围，由新旅长霍希尔·辛格指挥的第六十二旅负责，下辖五个营。邦迪拉由第四十八旅驻守，下辖三个营。大约在两地当中的德让宗， [ 注：“宗”是西藏的行政和宗教中心，一部分是城堡，一部分是寺院。当这一地带受西藏的行政管辖时，达旺宗是主要的中心，德让宗是第二中心。 ] 是师部所在地，驻有第六十五旅和两个步兵营。从平原上的米萨马里到色拉，全程一百四十英里；卡车来回一次，如果路上不出什么事故，需要六天时间。色拉的部队由空投和陆路供应，但他们得到的给养仅够当天的消耗，因此，弹药的储备仍感不足；防御物资，如带刺的铁丝网、挖掘工具、地雷等仍感缺乏。色拉已得到优先供应，邦迪拉的给养情况就更坏了。  

　　第四师所摆的阵势从色拉到邦迪拉这条线铺得很开，它本身存在严重弱点。色拉是整个防御体系的关键。经过侦察，证明这个地方并不象初看那样坚不可摧。色拉山口本身倒是个坚固的防御阵地，但在它的南北两侧都有小路可通。邦迪拉有三个居高临下的山头，组成非常巩固的防御阵地，如有足够的部队防守，会给进攻者造成极大的困难。德让宗地处山谷之中，在防御上有利条件不多，第四师在那里也没有修筑防御工事，师部人员都住在帐篷和临时兵房里，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土方作业。第四师摆的阵势是为了应付中国部队沿着大路进攻；如果中国人只从那个方向打来，一路打到色拉，死板地循着公路的轴线而下，那么，印度军队是可能给进攻者造成重大伤亡。但是，通向整个阵地还有一道旁门——那就是贝利小道。  

　　一九一三年，F.M.贝利上尉徒步进入西藏，进行一次长途勘查，为麦克马洪划出边界线提供地理资料；他回程从雅鲁藏布江出发，大体沿着一条自北向南的直线，经过现在成为东北边境特区的地方。他和勘察员摩斯赫德(Morshead)上尉跨过了图龙山口(Tulung Pass)的主峰线，翻越了高达一万五千六百英尺的错山口(Tse La)， [ 注：不是色拉，在地图上同色拉相距约二十英里。 ] 穿过高约一万四千英尺的波辛山口(Poshing La)，下到登班(Tembang)。登班这个村庄地处一道横岭之上，俯视着色拉和邦迪拉之间的主要河谷，到了一九六二年，就控制着色拉和邦迪拉之间的公路。A.S.帕塔尼亚将军对他的任务作出初步估计时，曾预见到中国军队能够沿着贝利走过的路径，出现在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上。但他又认为中国的大部队不可能通过那条路线过来，新德里的陆军总部和情报局支持他这个假定。贝利曾描述这条路的某些部分很不好走。印方可能是这样估计的：既然在一九一三年五、六个人的小队要通过这条路都很困难，那么，五十年后大部队就无法通过这条路了。即便有一小股中国的偷袭部队从这条路插过来封锁这条公路，也可以——或被认为是可以——从邦迪拉或德让宗派出一些部队把他们清除掉。  

　　给帕塔尼亚和第四师的任务，是要他们坚守色拉，从而封闭穿过东北边境特区通向平原的入口。但一开始第四军给帕塔尼亚的命令中还有一项但书：就是如果他在色拉还没有集结好足够的固守兵力前，中国已发动对色拉的进攻，那么，他就有权把部队撤出色拉，并以邦迪拉为主防阵地。这个但书没有规定失效期限和所说的足够固守兵力的数额。因此，第四师就有可能随时把部队撤到邦迪拉。但印军的各级领导，对战斗一旦打响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如果中国部队切断了色拉的退路，就可以采取“箱形”防御战术固守色拉。这是第二次大战中英军在缅甸战役后期行之有效的那种战略。但要固守一个为敌军包围的阵地，不但需要有高昂的士气，而且还要有绝对可靠的空运给养；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色拉驻军的给养仅够一周作战之用。如果想要采取“箱形”战术固守色拉，把邦迪拉当作后方的另一个坚固据点，那么，在德让宗露宿在帐篷里的第四师师部和第六十五旅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如果中国大部队迂回色拉，他们就能迅速消灭师部。第四师的部署，看来还是反映出印度方面那种潜在的和反复出现的信念，即认为中国不会进攻。  

文如玉

　　不管尼赫鲁对考尔的军事经历如何看法，事实真相正如蒂迈雅将军所讲的那样：“陆军中的每一个官兵都知道，考尔是个从没有进行过实际作战的军人，在陆军中无法把这类事掩盖起来。军官们都不尊敬考尔。”驻防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听到考尔继续担任该军军长的消息后的反应，是同蒂迈雅的看法相吻合的。第四师师部的军官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这条新闻，根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大家公开的评论是：“他又回来了吗？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我在十月二十六日，正好在考尔将军回去指挥部队之前，到他家里去拜会他，他当时已完全恢复健康，而且丝毫没有因克节朗河的溃败感到沮丧的样子。他向我叙述了印度部队的缺陷和弱点，并且说，他所采取的战术是一种有意的“大胆政策”。僧崇战役就是他试探中国人意图所采取的行动。他有信心能在色拉把中国人堵住，然后再把他们打退。  

　　考尔的前途如果要得到挽救，他就必须回到第四军去。如果他在担任了生平第一次作战指挥职务之后没有几天，就以身体不适这个被认为是陈腐的借口，放弃这个职务，回到参谋局去，那么，他虽然在政界有那样强有力的靠山，也不大可能使他再得到提升。从军事上反复考虑，自然是完全不能赞成考尔重新出马。当时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已深入了解当地情况，而考尔却是不熟悉情况的——他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短期逗留，完全局限于塔格拉山脊这一地区，而这一地区现已为敌方控制。但如果不使考尔官复原职，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考尔的个人名誉而已，考尔的失败和丢脸，势必给梅农、而且下一步也将给尼赫鲁，增加政治上的困难。政治上的以及个人的考虑都要求再给考尔一次表现的机会。十月二十九日，他恢复了第四军的指挥；哈巴克希·辛格调往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则明升暗降，调往新德里担任一项参谋工作。  

　　在这个时候，印度部队在东北边境特区正进行集结——但在做法上与陆军方面原来的意图大相径庭。一九五九年十月，当时由托拉特将军指挥的东部军区，曾经建议在东北地区搞三道防御线。根据这个方案，首先要在尽量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带，建立一批哨所，以监视从西藏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主要通道。这些哨所只不过起个绊脚索的作用，一旦中国部队进攻，这些哨所就向后撤。在这条前沿哨所线的后面，要建立第二层据点，这些据点要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阻滞战斗，以迫使入侵者在进一步向前推进之前，必须在这里重新集结，并将自己的后勤基地向前推移。第三层是正式防线；其设想是入侵者如果进攻到这里，它的补给线就会拉得过长，因此就可以在这里击溃对方。邦迪拉将是这道防线的一个支撑点，这道防线的其他据点都不应距离平原过远，以便于能够及时得到给养和进行集结。这种设想的优点是：它可以使东北边境特区的极其恶劣的地形转而为防御服务，使中国部队背上包袱，为他们自己的狭窄并拉得过长的供应线伤脑筋，而印军的主要阵地和平原之间却有距离不长的交通线相联结。这种设想的缺点，在印度人看来，是属于政治性的。一九五九年后人们认为政府对边界防务采取了拖拉的态度，而上述防线战略就可能，而且也的确被说成是这种态度在军事上的体现。一九五九年十月底，美联社自新德里发回的一份报道，准确地反映了这个防线计划的内容及其论据，报道说，“印度陆军已经放弃了保卫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大片地区不被共产党中国侵入的希望……印度的军事战略将是实际上不放一枪就让出大片土地。印度人只准备在深入他们领土内部的地点进行抵抗。”  

　　但无论如何，这个防线的设想还是被接受了，并且成为陆军在东北边境特区的规划的根据。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开始时估计需要一个师(下辖四个旅)的兵力；但一九六一年森将军估计最低限度需要两个师(下辖六个旅)。如前所述，当中国部队跨过麦克马洪线时，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却只有两个旅。那时以后，这个防线设想就被束诸高阁。后来调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分布很散，不是从一个全面的防卫计划出发，而是根据情报局关于中国部队可能向什么地方进军的估计进行部署。部队被分割成营、连或更小的单位，拿着能够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弹药，徒步走进山区，进入新德里总部在地图上选好的阵地，而且要靠已经非常紧张的空运来供应。这样的部署不是出自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自要在麦克马洪线上同中国人打仗的政治需要。这种做法之所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依然是根据中国不会发动强大进攻的信念出发。尼赫鲁十一月份在议会中讲到这些，他解释陆军为什么要在“从军事观点来看非常不利的形势下”，企图在塔格拉山脊下作战，而陆军原来的意图则是把主要防线建立在更南面的地带。尼赫鲁说，之所以要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我们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料到这样大规模的入侵，部分地是由于我们不喜欢……在我们的领土内后退的想法。”在边境战争发生了五年之后，梅农承认，如果“让[中国人]深入印度领土之后，再同他们打仗”，可能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是更好一些。但是，他说，“我们当时不可能说服舆论接受这一点。”这样，梅农就毫不感到羞愧地承认，他和印度总理都自觉地违反了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以图安抚浅陋无知的“舆论”。  

　　依照上述的防线计划，陆军就不需要派大部队开进东北边境特区东端的山区，而是要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提祖(Teju)和山脚下的哈尤良(Hayuliang)等地附近，等候中国人穿过极难通行的地带来到这里。这一带有一条险峻的古时商路，一九五O年发生了一次地震后已不能通行，只有小股突击队才能穿过这条路到达平原。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报局认为洛希特河谷是中国部队的可能的进军路线，印度人就在瓦弄进行了集结，该地距公路终点提祖约一百英里——地形十分险峻，要走两个星期才能到达。瓦弄有一条临时的飞机跑道，但跑道很小，能够使用这条跑道的印度空军飞机只有小型的加拿大制水獭式运输机，而这种飞机每次仅能运载六名武装士兵。十月二十一日，中国部队在那里发动进攻的时候，瓦弄和距瓦弄两日路程的前沿据点基比图(Kibithoo)由两个步兵营和一部分阿萨姆步枪队的士兵布防。基比图无法接济给养，部队在那里住了三天又撤回瓦弄。中国部队跟踪追击，但他们对瓦弄印军阵地首次发动的进攻却被击退，损失很大，于是双方就停下来，进行巡逻和集结，有时中国部队的试探性进攻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组织上编制的不断削减和变动，增加了印军集结的困难。瓦弄地段原由第四师第五步兵旅负责防守。但达旺失陷后，又决定设立一个新师部，负责指挥整个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色拉到邦迪拉一段除外，该段归第四师指挥。新编番号为第二师，由M.S.帕塔尼亚少将(此人是新任第四师师长A.S.帕塔尼亚的堂兄弟)任师长，第一八一旅也划归该师指挥，负责瓦弄地段防务。但这丝毫不合帕塔尼亚的心意，他坚持要把一八一旅全部调开。他的要求被接受了，于是第十一旅终于在十月三十一日接管了瓦弄地带的防务。驻防瓦弄的各营在十天内接连更换了三名旅长及旅部参谋人员。第四师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A.S.帕塔尼亚也同样地要求更换他下属各旅旅长。这种人事调动看来只能以有关军官的私人关系来解释。  

　　指挥官不断调动所引起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印军集结的速度和作用。有一个旅在瓦弄干等了近一个星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因为A.S.帕塔尼亚在搞到他所要的旅长以前，不愿给该旅下达任何命令。有一个廓尔喀营开到瓦弄，随即调回平原，后来又再次把它调往瓦弄。  

　　到了十一月初，第二师才算安定下来。M.S.帕塔尼亚师长搞到了他所要的旅长，这个旅有三个步兵营和几个阿萨姆步枪排驻防瓦弄。M.S.帕塔尼亚相信，并且也说服了考尔接受这个信念：就是如果瓦弄的兵力再增加一个营，他就可以在这一地段把中国部队赶回到麦克马洪线。但第四军参谋部却持有不同看法，他们估计，中国在察隅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兵力有一个师。他们在十一月十一日把这份情况估计意见书送给M.S.帕塔尼亚，但他没有再转达给承担作战任务的旅，而印军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仍照常进行。按计划，要在十一月十三日发动进攻，十一月十四日结束战斗。  

　　增加的那个营，从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才搭乘水獭式运输机陆续到达；但第十一旅并未因等候增援而推迟进攻时间。考尔和M.S.帕塔尼亚都赶到瓦弄，要亲自掌握这次作战行动，但这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原定时间表发动进攻。原定的日期并无军事意义，也不存在同其他地段的作战行动协调配合的问题。但在制订进攻瓦弄计划的人看来，十一月十四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是尼赫鲁的生日。总理七十三岁寿辰快到了，从瓦弄向新德里发回一份如考尔所希望那样的电报，报告“我们对敌军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这岂不是再好不过的一份寿礼？  

　　十一月十四日，第六库马翁营的两个连，在为支持这次进攻而空投来的重迫击炮和几门野战炮的火力支援下，开始进攻中国部队所据守的一个山头制高点。据守山头的中国部队估计是一个连。这批来自喜马拉雅山西麓的健壮的库马翁士兵，曾在基比图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挡住中国部队，接着花了两天的时间撤回到瓦弄，在这以前大约十天光景曾投入一次局部性进攻，而且几乎不断地执行巡逻任务——这次又被用来进行这场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战。他们冒着中国掩体中发出的猛烈炮火，连续战斗了六个小时，冲到离山顶只有五十码时已精疲力尽，不得不停下来。当晚，中国部队进行反攻，把幸存的库马翁士兵全部赶下了山，这支出击部队返回营地的不足半数。十一月十六日，印度各报以印军转入进攻的大标题欢呼这次作战行动，其真相就是这样。  

　　中国部队追击败退的库马翁士兵，并且突破了印军的主要防御阵地，印军阵地因出击而遭到了削弱。印度炮兵为了支援库马翁士兵，早已把炮弹全部打光，因此，当中国部队在十六日拂晓发动主要攻势时，印度炮兵已无法参加战斗。印度部队这一仗打得很顽强：停火后，小股印度部队回到那里，发现有的阵地上全部人员都战死在岗位上。但由于主要防御工事已被攻破，整个旅的阵地已无法守住，早晨十点钟左右，考尔批准该旅旅长下令撤退。但有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继续作战，直到弹药打光或战死。考尔和M.S.帕塔尼亚二人坐上“倒数第二架水獭式运输机”撤离瓦弄。考尔从提祖发回了一份冗长的语无伦次的电报，报告瓦弄战败的经过，电文最后写道：  

　　由于敌人攻势十分凶猛，兵力十分强大，我有义务敦促你请求最高当局争取愿意帮助我们的外国军队的支援。否则，我过去已讲过现在还要重申：我国的武装部队将无力抵挡锐不可挡的中国优势兵力，而且敌人已经集中并且将继续集中其优势兵力来对付我们，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这个意见不是出自惶恐，而是正视严酷的现实。  

文如玉

　　如果这种发展足以证实北京对尼赫鲁政府的本质的分析——同莫斯科争论中这是个关键性论点——这也一定使北京意识到有必要不使这场战争拖下去。十一月初，一名在北京的西方记者报道过一位中国官员“厌恶地”对他说：“只要印度人继续攻击我们，他们从美国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从这几次前哨战，他们就拿到几百万美元。大概他们今后还会要继续搞下去。”  

　　在印度人看来，亚非国家不肯公开出来站在印度一边，是忘恩负义、胆小怕事；但在中国人看来，这可能表明这些国家终于对印度关于边境事件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十一月中旬周恩来致函亚非国家首脑，解释中国的立场，并衷心感谢他们“推动中印双方直接谈判的公正努力”，并宣称中国所要求的就是和平地解决同印度的争端。  

　　与此同时，随着古巴危机的缓和，莫斯科也抛弃了它对于中印争端所采取的昙花一现的客观态度。正如尼赫鲁所预料到的，俄国人迅速地恢复了中国认为是偏袒一方的中立态度。十一月初，莫斯科不顾印度刚刚再一次拒绝了谈判的事实，号召双方实现停火并进行谈判。在北京看来，在古巴问题上赫鲁晓夫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首先他把俄国导弹安置在古巴，从而造成了美苏对抗；接着他又在美国压力下后退，拆除了导弹，从而又犯下了“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反击印度的作战行动获胜，向全世界表明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恐吓威胁置之不理或予以蔑视，不但无害反而有利，这样也就格外显出赫鲁晓夫及其“修正主义集团”的虚弱和无能。  

　　初期军事上的失利，揭开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印度对华战争的序幕。惊骇的情绪逐步消逝，化为断然的决心，又进而产生乐观情绪。人们把战争看成是印度的伟大时刻加以欣赏，并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国家的统一和最后的胜利。  

　　印度对中国进攻的最初反应是毫不掩饰的惊讶和愤慨。它几乎忘记了是印度陆军早就要采取进攻行动，忘记了是印度政府拒绝同中国会谈。尼赫鲁当时诉苦说，如果中国人“有什么领土要求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提出来讨论，拿出来谈谈，并采取各种不同的和平解决方式的”。后来阿索卡·梅达也问道，“在我们的耐心、善意和显然急于求得解决的态度面前，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侵略呢？”印度人民院正式通过决议，重申“印度人民决心把侵略者赶出印度的神圣领土”，“本院深切遗憾地注意到，尽管印度对中国一直多次表示善意和友谊，……中国却辜负了这番善意和友谊，……并实行侵略，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在责备中国使用武力时，倒还没有完全忘记印度也曾打算使用武力。尼赫鲁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们赶走并进攻他们。”  

　　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和某些城市群众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举行公众集会，每个党派包括印共 [ 注：然而，这时印度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于中印边境争端的激化已变为难以掩饰的分裂。现在回顾起来，该党领导集团谴责中国进行边境战斗，保证该党无保留地支持尼赫鲁的行动，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地使该党最后公开分裂为两派。 ] 在内都谴责中国。各募兵站拥挤一时。还有一些消极的行动，如学生们焚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像，还有的用血书签名保证忠于祖国事业；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华侨商店，不管是开鞋铺的还是卖古玩的，都被捣毁一空，华侨店主都挨了打。日本外交官员在小汽车上贴上日本的国徽和印地文的国籍证明，以免被手脚太快的暴徒误认为是中国人。印度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甚至规定把华裔印度公民当作敌国侨民对待，有几千名华侨被关进拉贾斯坦(Rajasthan)的集中营，后来又被驱逐到中国去。印度政府宣布打算建立国民自卫队和全国步枪协会，此外，还打算扩大全国士官团，以便让每个大学生都可以入伍。女学生也参加了军训和操练，议员们拿着步枪摆出瞄准的姿态拍照；在旁遮普邦政府的部长们还决定穿军服出席立法议会。庞大的比尔拉工商业财团向国家献纳了一个小型的步枪靶场，以便新德里市民能够用.22的步枪练习射击。在首都公园里挖了许多狭窄的壕沟，政府办公大楼门口也堆起沙袋。财政部长德赛发起了国防基金运动，要募集现钞、黄金或首饰——“用首饰换军备”成了一个流行口号——并发行国防公债。他号召所有的人都要厉行节约。各军工厂也宣布将日夜加班。  

　　群众支持同中国作斗争的这类表现受到表扬，认为这证明前几年令人担忧的不团结和“一盘散沙”实际上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骨子里却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人民院赞扬“印度人民对这次紧急状态作出令人钦佩的，发自内心的反应……在我国各阶层人民当中兴起了强大的高潮……”尼赫鲁更富有诗意地感谢中国的这次行动，他说这次行动“骤然揭开蒙在印度脸上的面纱，使人瞥见印度的沉着的面貌，刚强、镇定、坚决，虽则是个古老的面貌，但却永葆青春而又充满活力”。反对派的前排议员有些话也可与此相媲美。一名社会党议员乞灵于“我们的殉国士兵的鲜血。鲜血凝成种子，正在印度孕育出一代崭新的、年青力壮的国民。”  

　　人们带着明显的嘉许态度来对待他们自己感到的一场战争的来临，但尼赫鲁却佯作不知，仍然坚持说印度人具有内在的不可动摇的和平主义的思想。他说同印度人相比，中国人所受的陶冶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战争，似乎“认为战争是事物的自然状态”；而印度人则“厌恶战争，极端厌恶战争的念头——不只是厌恶战争的后果，而是从感情上就厌恶战争”。他援引甘地的话，提醒印度议会说，“从根本上看，我们是一个温和的民族”，并且表示他担心战争将改变这一切。“如果因为战争的迫切需要，我们竟会野蛮化，变成一个野蛮的国家，这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想那将意味着印度的整个灵魂和精神的堕落，而那是非常有害的事。我确实希望我们大家将牢记这点。”尼赫鲁的中心信念是相信印度人民具有内在的、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思想，是温良和顺的。他在同中国的争执过程中，不仅在他的国内演讲中，而且在他致周恩来的信件中，以及致北京的外交照会中，都对此大肆宣扬。尼赫鲁之所以相信这番神话，也许渊源于他同甘地的密切关系。但是实际情况既不是象尼赫鲁所讲的那样，说印度人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也不是象尼拉特·乔杜里所讲的那样，说“人类社会中很少有(比印度人)更加好战和更加喜欢流血”， [ 注：乔杜里争辩说，“印度族的军国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和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印度的外交政策”。他特别举例说，“和中国的冲突……几乎完全是由印度族的好战思想鼓动起来的，印度族的占有欲作为第二位的潜在因素，也起了作用。”甘地自己有一次也曾提到印度民族“一直是好战的”。 ] 而是介于这两种看法之间。  

　　然而，在这个时刻，尼赫鲁对“野蛮化”所表现的惴惴不安却有点不合时宜。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评论对公众反应都表示极度满意；《印度时报》刊载的一幅漫画就是这种情绪的一个缩影。漫画的标题是“对中国作战”，画出了尼赫鲁和他的内阁同僚洋洋得意地浏览挂满墙上的图表，各图表上分别写着同仇敌忾，劳资协调，人民信任政府等字样。所有的图表的指示线都是标志着急剧上升。尼赫鲁站在旁边评论说，“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事实上印度总理也曾用更高雅的辞藻说出了这个论点：“这个挑战可以转化为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成长，把笼罩我国边境的乌云转化成为我国的自由和繁荣幸福的灿烂阳光。”  

　　尽管印度民众的反应被那些脑袋发热的印度人夸大了，但人们对所谓对华战争的挑战所引起的反响也的确是比较广泛的。这种反响当然绝不是什么“强大的高潮”，但至少是掠过印度社会这一潭死水上的一阵微波。对于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来说，这种反应是自发的；任何其他国家突然感到自身处于作战状态时也差不多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印度的反应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有的那种痛苦感。对于这类印度人，战争是遥远的、浪漫的、而且是能治百病的。对于城市群众来说，战争好象是一场马戏，是为他们提供了参加游行、高呼口号的机会。对于乡村来说，战争是遥远的事，但有些令人惶恐不安，因为战争与其说是对国家不如说是对农村带来威胁——无论如何，对印度农村群众来说，国家是他们不怎么关心的一种概念。最初，政府呼吁为国防基金献款，人们还是踊跃输将，但不久就怨声载道。人们指责地方官吏强迫村民捐献，连最贫苦的阶层也受到勒索。  

　　印度当时鼓励慷慨激昂的情绪和发誓保证的那些做法。与此相反，中国对这场战斗始终轻描淡写，并不在意。一位驻北京的西方记者报道说，“中国报刊更多是刊登政治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的新闻。甚至中国打胜仗的消息也轻轻一笔带过。报刊没有打算引起读者们强烈的战争感觉。新华通讯社关于局势的措词谨慎的报道，一般很简短，报刊上也不常见。”  

　　而印度政府却发表了许多声明，咬文嚼字，把边境战斗说成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尼赫鲁解释说，从法律上看，“我们也许还没有处于交战状态，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是处于交战状态，虽然我们还没有这样公开宣布过——目前还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将来怎样我就不知道了。”然而，尼赫鲁自始至终顶住了主张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的强大压力。中印战斗爆发后不久，刚巧联合国正考虑每年一度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印度仍继续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只是不再象过去那样带头催促解决这个问题了。  

　　印度宣布了紧急状态，授予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停止公民自由权利，印度议会也提前十天复会(尼赫鲁拒绝了要求议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这时候克节朗河溃败所带来的震惊情绪业已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片升平气象——有人称之为“败北后解围的狂欢”。我在十月底给《泰晤士报》发的报道中写道，“新德里的信心明显增强了，印度认为不论中国部队的意图如何，印度都能挡得住，而且到一定时候能够打败他们。”东北边境特区暂呈沉寂，只是报刊上有时登载一些有关侵略者进行巡逻活动以及印军开炮轰击的报道。印度报纸报道说：“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说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军队在初期失利后，已开始进入有效的防御阵地巩固自己，甚至已开始尝试把中国军队从印度领土上赶走。”信心的恢复，加上梅农已经从前排议席贬黜到后排议席，使得印度议会在十一月八日复会时人们的那种忧心忡忡和愤愤不满的情绪有所缓和。尼赫鲁当然还有许多解释工作要做，但是他很自信，而且毫不感到内疚。  

　　他说印军失利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寡不敌众。第七旅是否应该从克节朗河撤退，曾经有过争论；尼赫鲁只在下面这一段话中隐约提到：“我们唯一的过错……如果说这是个过错的话，就是在军事形势不太有利的地点还要坚守到底。我们并没有命令他们坚守到底——任何政治家这样做都是愚蠢的。但我们的军队自己不那么愿意撤退，他们坚守到底，使他们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人们可能会从这番讲话推断尼赫鲁根本不知道前方指挥官们曾紧急建议迅速撤兵，想必考尔、森和塔帕尔等人给他的印象是印度军队“不那么愿意撤退”。  

　　当时首都已流传在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部队装备不足，供应匮乏。为了应付起见，尼赫鲁冗长地重弹印度议会久已听惯的老调，说要依靠自己制造军火。议会两院 [ 注：根据印度宪法，政府的部长们在议会的联邦院和人民院两院都可以发言。 ] 静静地而且和往日一样肃然起敬地倾听他讲话。对于许多议员来说，尼赫鲁在议会的形象的确由于人们感到他成了印度全国的战时领袖，一时变得更加高大起来。自由党的兰加教授曾对尼赫鲁充当战时领袖是否合适提出疑问，但是没有人支持他。尼赫鲁十分自信，他对一个就军火问题提出疑问的议员抢白说，“这儿有许多人对军火问题一窍不通，居然也大谈军火，岂非咄咄怪事。”他似乎是由于受到克节朗河战斗失利的震动并受到决心备战的那种激动气氛的影响而又重获青春。有些人提到敦刻尔克(Dunkirk)撤退和丘吉尔的先例，也许尼赫鲁从心眼里感到这种联想颇是滋味。尼赫鲁在对待军火问题上，如同他过去对待梅农的问题一样，也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反对派要求的中心主张表示让步，使他们的攻击不能得逞。自从一九五四年巴基斯坦开始接受美国军事援助以来，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同中国开始边境冲突以来，议会一直敦促印度政府仿效巴基斯坦接受凡是可以到手的援助，以加强武装部队。尼赫鲁过去认为这样做等于抛弃独立，抛弃不结盟政策的核心而加以拒绝，因此曾受到尖锐的批评。在印度议会前一届会期内，他曾说过，“接受军事援助是同不结盟政策根本背道而驰的。[它]实际上变成同援助国结盟了。”但是，现在美国的喷气式运输机每天有八个班次在印度着陆，每架飞机运载大约二十吨重的装备——自动化步枪，重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等。英国在这方面甚至比美国的动作更快。在尼赫鲁表示接受肯尼迪提供援助的建议的那一天，英国的第一批军火援助就已到达了新德里。  

　　如果要迅速弥补几十年来弃置不顾的印度的军事部门，显然只有美国才有力量拿得出提供印度所需要的大规模援助。但是也许是为了使得印度转向华盛顿的变化不致过分显眼，印度政府普遍呼吁军事援助，而且强调说印度不但向美国、而且也向苏联提出了要求。印度的要求是马上供应军事装备，付款条件应是非常优厚，或只付名义的代价。英国把最初的几笔援助干脆算作捐赠；美国把偿付条件留待以后再议。法国等其他国家则认为没有理由放弃惯常的商业规定，结果在新德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在那危机的时刻，印度甚至还向以色列求援。印度过去由于担心失掉阿拉伯国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它的支持，一直拒绝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时新德里询问以色列，他们同意提供的武器是否可以由不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运载——这样印度就可以获得以色列的援助而不致于招致阿拉伯国家的不快。但是据说本·古里安(Ben Gurion)的答复是，“不让挂旗，就不给武器”，结果还是用一条以色列的船满载重迫击炮运抵孟买。  

　　当美国武器正在离新德里几英里远的地方卸下来时，印度议员们就再也不能指责政府由于坚持不结盟政策而损害本国的安全了。相反地，有些议员还举出了使英国在一九四O年以后得以支持下去继续作战的租借法案作为印度接受外援的先例。一名“独立的”议员提议，印度应向西方指出它正为民主制度打一场世界大战；他并且重复丘吉尔的名言：“给我们家伙，我们就能完成任务。”尼赫鲁坚持说，因为军火供应是“无条件的也是不附加任何要求的”，所以决不影响印度的不结盟地位。军火供应确实影响了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这一点他不久就看到了，英国和美国果然利用它们的军火供应——并隐约以断绝供应相威胁——迫使尼赫鲁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重新举行谈判。  

　　经过了六天辩论，共有一百六十五名议员发言，反对派议员加上几名随声附和的国大党议员，仍然对印度政府的政策提出了笼统的批评。尽管由于新德里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已促成较多的国家谴责中国， [ 注：十一月七日据新德里计算，共有三十九国支持印度，即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约旦、卢森堡、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英国、玻利维亚、尼加拉瓜、法国、锡兰、塞浦路斯、新西兰、澳大利亚、特立尼达、西德、荷兰、瑞士、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伊朗、挪威、智利、海地、日本、希腊、利比亚、刚果(利)、乌干达、巴拿马、加拿大、菲律宾、冰岛、尼日利亚、阿根廷、意大利、马来亚。一名印度漫画作者画了一些官员一面匆忙地查看地球仪和地图，一面说：“我们最近没有听说过还有哪一个国家支持我们。” ] 但是人们仍然强烈地感到印度被人家拆了台。自由党党魁问道：“我们在世界政治的各方面曾经为这么多的国家干了那末多的事”，而它们对印度却不同情、不支持，“这究竟是怎末回事”？印度对不结盟世界和亚非国家表示愤恨，感到这些国家没有报答印度过去对它们的慷慨协助；另一方面又掀起了一阵对美国和英联邦满腔热情的浪潮。《印度斯坦时报》描写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伙伴情谊，对其中一个成员国的安全与自由突然激发出责任感。”在要求对基本的外交政策态度作重新考虑的一片混乱声中，新德里甚至改变了它对福摩萨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一家报刊评论说：“印度应该策划对中国开辟第二个战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促使福摩萨实施其对华南沿海的入侵威胁。……[而]为此目的就需要与台北保持联系，尤其需要和五角大楼保持联系。”印度政府也确实同福摩萨政权进行了多次接触，次年三月国民党的一名代表来新德里同印度外交部进行了会谈。中国国民党人自然准备联合印度进行敌视北京政府的一切活动，但是他们也小心地指出，当问题涉及到边界争端时，他们自己同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分歧。十月底福摩萨政府发表了一篇正式声明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单方面提出的。中华民国从未接受过这条分界线，并且强烈反对英国的这项主张。”  

　　议员们在议会里发表的批评意见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尼赫鲁反复申述印度人特有的和平性情以及印度人对非暴力的深厚信念等老调，表示很不耐烦。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尼赫鲁显然是利用追怀国大党甘地主义的传统的办法，来搪塞人们对政府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状态的抨击；但是更加深刻的原因也许是议员们的态度表达了这样的感情：现在战争既已来临，对印度说来，纪念那个曾经拿起武器和日本人一道打英国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比怀念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主义更有意义。  

　　从十月底起由于官方有关东北边境特区形势的报道，使得人们认为最险恶的局面已经过去，胜利就在眼前的那种一片乐观的情绪不断增长。报纸也宣布“印军在大炮掩护下发动攻势——东北边境特区振奋人心的进击”。曾到过前线的一名国大党议员向议会报告说，部队的士气旺盛，印军不计一切物质上的困难，“高呼圣雄甘地和总理的名字来振奋自己的热情”。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在十一月十二日对公众集会讲话说，“印度现在已经强大得足以击退中国进攻者，而且正在建立军事力量要把侵略者从印度土地上赶走”。中国军队在十月和十一月初继续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印度在西段的前进哨所，先是集中兵力，然后用猛烈的排炮摧毁印军阵地，最后步兵攻上去加以占领——有一次，据某哨所的无线电报告说，中国军队还使用了坦克。但是在西段印军的节节败退没有使人们的乐观情绪受到影响，他们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将是另一番情景。人们注意力集中在瓦弄前线，热切期待着即将出现一场印军大捷，这种情绪突出地表现于十一月十六日的头条消息——印军转入进攻。  

　　就连陆军总部也相信，中国人在东北边境特区不会发动进一步进攻，相信克节朗河溃败后的最险恶的局面已经度过；这种信念也普遍反映到总部以下的整个指挥系统。有几次，在印军开始遭到痛击时指挥部门仓皇失措，曾下令要部队立即赶赴东北边境特区，而在中国人停止前进时，又把这些命令撤销了。在此后三周内，印军在色拉附近的集结并不显得很紧迫。为了守卫东北边境特区而制定的应付紧急局面的防务计划，历来是以巴基斯坦不会利用中国的进攻这个假定为依据的；但一九六二年十月间情报部门提供了关于阿尤布总统对印度当前所处困境的态度的报告，这使得新德里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不愿意把部队从旁遮普调到印度的东北地区来。美国人对巴基斯坦的游说以及后来对印度所作的保证，解除了印度的焦虑，但从旁遮普抽调部队的计划已遭到拖延，其后果是：最后抽调出来的三个师当中，只有一个旅赶上了这场对中国部队的作战。这三个师中一个师调到锡金，另外两个师在停火以后好久才到达东北边境特区。原先就近在那加驻防的一个师，开始时接到命令准备开进东北边境特区。但当前方沉寂下来的时候，又停止前进。最后真的调动时，又是零零碎碎地调走，各个旅和各个单位被拆得七零八落。  

　　中国部队在做法上却更加专心一意，更显得紧迫。驻防色拉山脊北麓的印度前沿部队自他们的掩体中发回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能够听到，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上的棒山口沿着通向达旺的古时商路赶修公路的爆炸声；中国人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不断向前推进。十一月初，空中侦察发现中国的卡车在达旺奔驰——说明公路已经修通。接着，中国部队又开始修整从达旺到色拉一段的印度公路。同时，他们向印度阵地前方和周围地带搜索前进，而且——虽然当时印度人还不知道——已从几个山口和小路插入东北边境特区色拉的东北。  

　　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第四军并没有呆很长时间。他花了四天时间熟悉战术上存在的问题，视察了瓦弄和其他前沿地带，之后，就向全体官兵发布了一项命令，表示为他们感到自豪，并号召他们“带着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祖国的神圣事业的坚定信念……”进行战斗。但这篇讲话却戏剧性地被当晚全印广播电台发布的一条新闻所压倒：新德里正式宣布，考尔将军不久以前“在前线受寒患严重支气管炎”，现已痊愈，并将重新指挥第四军。  

　　森将军只是从广播里听到这项消息，他当即向塔帕尔将军提出抗议，反对这个新的军在四天内两次更换指挥官。据森讲，当时塔帕尔将军回答说，在政府的坚持下，考尔即将返任，因为他的名誉非得挽回不可。当考尔回到首都的消息传开后，在新德里出现过一些离奇的谣言；有的说因为他擅离职守已被软禁。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老部下恢复名誉出了一臂之力。尼赫鲁说：“我特别要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人们关于他讲了一些非常不公道的话。”他指出，考尔被任命为军长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赶到东北边境特区。他接着说：  

　　 “有人说，他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这是不正确的。他有过在缅甸作战的经验。当克什米尔出了事的时候，他是我们驻华盛顿的武官，但他却请求把他派到克什米尔。我们把他派到了克什米尔，他就到了那里。我认识很多军官和其他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勇气、主动性和勤奋工作方面表现都不错，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人超过他的。”  

文如玉

　　周恩来在同日致尼赫鲁的信中重复了上述建议。这是两国总理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分手后的第一次通信。他劝导说：“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而不要对冲突的起因多费唇舌，并呼吁尼赫鲁作出积极响应。  

　　中国的建议在任何细节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它同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致尼赫鲁信中提出的建议完全一样，只是在某些地方作了些修改，以适应中国部队那时已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情况(十月二十一日，北京宣布在东段作战的中国部队可以不管麦克马洪线——当天中国部队就向中国认为是边界山口的哈东山口以南移动)。事实上，如果接受中国的建议，就可以形成一条沿着“实际控制线”的停火线(北京从一开始就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中印边界争端尖锐化时的局面)；中国部队将撤至麦克马洪线以北，据守西段的一些残存哨所的印度部队将撤至一九六一年前进政策付诸实施前印度所据守的一线。然后双方武装部队——不包括文职人员——都再后撤二十公里，以便沿着上述那条线建立非军事区。这些建议并没有含糊不清之处，虽然建议中没有精确地提出有关地点的细节，例如，建议中没有提到塔格拉山脊，也没有提到麦克马洪线。然而北京一直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情况，那时中国部队还没有到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甚至还没到过塔格拉山脊以南——虽然当时印度已在兼则马尼建立了据点。对印度来说，接受这些建议可能引起的领土变动只是：需要撤出它推行前进政策时越过中国主张线在西段建立的哨所——指那些还没有被消灭的哨所——也不能重建多拉哨所。  

　　中国人说他们自己的建议是平等、互让的，是基于互相尊重而不是“武断专横”的。如果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这些形容词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但印度自然不能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在印度看来，中国部队在西段出现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上本来早已就是侵略，现在又进行了新的、更为粗暴的侵略，中国目前不过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把他们罪恶地夺取到的东西加以确认。  

　　新德里立即拒绝了中国的建议——新德里根本没有等待正式接到上述建议而是根据通讯社所报道的内容就采取了行动。十月二十四日新德里发布了一项声明，作为对中国的答复；在声明中印度政府首先声称它自己是“坚持和平和和平方法，[并]一向谋求通过会谈和讨论来解决分歧”的。但声明接着说，“印度不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军队继续侵入印度领土，占领印度的大块土地，并且利用这些土地作为强行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解决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印度提出反建议前就先把中国建议搞混乱：  

　　中国人提出的从他们所谓“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的。这条“实际控制线”是什么呢？这是他们通过自从九月初以来的侵略造成的那条线吗？通过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前进了四十或六十公里，而建议撤退二十公里，如果双方都这样做的话——这是一种骗局，愚弄不了任何人。  

　　新德里外交部的官员们不会真的不了解中国建议的意思。照北京的习惯用法，“实际控制线”的含义一贯是清楚的。然而中国人没有说得更详细些，就留下一个漏洞，于是印度就利用了这个漏洞，要求对方澄清——这是印度历来用以拖延时间的一种外交手段。印度接着提出了反建议：  

　　如果中国人自称的要和平和和平解决分歧的说法的确是真诚的，那么让他们至少后退到他们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在边界全线所处的地位上去。然后印度将准备在双方同意的任何一级上举行会谈和讨论，以便达成为了和缓紧张局势和为了纠正片面用武力改变印中边界现状所造成的局势所应当采取的双方同意的措施。  

　　声明最后说，如果中国接受上述建议，印度就准备欢迎周恩来去新德里。  

　　如果说中国的立场是前后一贯的，印度的立场也是前后一贯的。事实上，这个反建议就是新德里在十月六日收回了它同意开始会谈时所提出来的建议。 [ 注：见本章第一节 ] 这个反建议是要中国人撤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九月八日是指中国部队最初围攻多拉哨所的日期)，并放弃他们在西段所占领的哨所；印度人就可以重返上述各地以及多拉哨所、克节朗河附近另一些地方和兼则马尼的阵地。中国一旦接受并执行了这个建议，印度就准备会谈——但只谈中国部队撤出阿克赛钦的问题。十月二十七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并将印度政府的声明和建议附在信里。从当时正处于尼赫鲁所说的“中国入侵印度”的局面来看，这封信的语调显得格外温和。  

　　在印度，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遭到批评，说是语调温和，反建议软弱无力。在中国部队进攻之后，印度的心情是把同意谈判与投降等同起来——一名议员说过，谁要是提出印度应该同意会谈，就必须按叛国罪论处。因此，中国的建议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拒绝，中国根据印度的要求所作的澄清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周恩来在十一月四日发出的另一封信里，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他说，中国所指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提出的作为双方后撤起点的那条线。“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一九五九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着重点是作者加的)印度的反建议中规定印度部队得恢复他们在克节朗河地区的进攻态势，并重返西段哨所；周恩来把这些比作是“强迫战败者”接受的条件。“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他呼吁尼赫鲁重新考虑中国的建议。  

　　尼赫鲁第二封信的语调有显著的改变。中国部队进攻后他所写的第一封信，调子是低沉而又彬彬有礼的；现在他态度粗暴了，他把中国部队进攻描绘成是“冷酷的……大规模的侵略”，并宣布如果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那“便意味着向一个侵略的、骄横的、扩张主义的邻国乞怜苟活”。他重申印度部队一定要重返他们在九月八日沿边界全线占领过的阵地，并且说中国可将部队撤至他们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阵地，以表示自己的诚意。这样一来，印度就将重新占有他们的一切前沿哨所，而中国人则将撤至为了对付印度前进政策而设立的阵地的后面很远的地方。  

　　印度立场的核心是坚持要中国部队撤到塔格拉山脊后面，印度部队则回到塔格拉山脚一带(多拉哨所和兼则马尼)，并重新占领印度采取前进政策后在西段设立的各个哨所(当时这些哨所的大部分已被打掉)。这就是坚持恢复九月八日位置的含义。  

　　在中国人占领达旺后那一段沉寂时期里，双方的外交文件来往表明，新德里对于边界争端的态度改变得更加僵硬了。印度象以前一样坚决不肯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他们坚持要回到西段前沿哨所以及克节朗河地带。这就表明前进政策的计划和设想并没有变。北京粉碎了印度对塔格拉山下中国阵地的小小威胁，并打掉了西段印军前沿哨所的半数，而无所得。印度人觉得虽然自己打了一次败仗，但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他们比以往更为自信了。印度当时的政治气氛几乎一致是好战的。中印边界已经成为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印度人又不断扩大袭击的规模与决心。中国如果把部队留驻原地不动，那就会招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又会引起人们的讥笑，他们会说什么中国军队谨慎有余，威武不足，说什么中国军队如不是靠人多势众和突然袭击就不敢同印度交手。不但如此，采取这样的作法，边境争端还是得不到解决。假如北京当初盘算的就是这些，那么，把军事行动与外交手腕结合起来，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印边境争端的那种尝试，也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  

　　然而中国方面的意图并没有全部贯彻，当时只不过是实施的开端。在十月二十日中国进攻前，有人听到北京的一位高级的部长说过，中国将不得不向发生局部性争议的地点以南挺进，然后再撤回来。中国第一次的进攻很象拳击家向对方闪击一拳，表面看来只不过是冲击了对方一下，而实际上是摆好架势准备最后把对手打翻在地。  

　　如果说中国的作战行动在军事上是按照计划进行的，那末在政治上它也是按照计划进行的。由于印度在克节朗河地区遭到惨败，而且尼赫鲁认为印度正开始同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虽则是不宣而战的战争，这就使尼赫鲁完全放弃了过去拒绝接受军事援助的想法。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他曾再次断然拒绝寻求军火援助的建议，说接受这种援助就意味着变成“别人的附庸”；他把接受军事援助与“加入某个军事集团”等同起来，并声称“即使我们在边境上遭到灾难”，也绝不会同意接受军援。但到了十月二十九日，当美国大使拜会尼赫鲁，并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它所需要的军事装备时，他立即表示接受。那天晚上，我在发给《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印度完全改变了立国以来所维护的政策，在今天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正式作出了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决定。尼赫鲁的军事顾问们在此以前已经说服他，只有配备美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所能提供的装备，印度陆军才有可能打败中国部队。”当时印度已准备好它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物品的清单，并已交给了美国人，使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感到惊讶的不仅是印度要求的范围十分庞大，而且从订货单内容之混乱也可以看出印军组织混乱的程度。五角大楼使用了新式计算机登记物资的办法，才能够在五天后很快地把第一批供应品装上喷气式运输机从西德起飞，运往印度。  

　　周恩来提请亚非各国政府首脑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印度政府已公开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人民日报》说，印度长期以来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现在又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标志”：  

　　它表明尼赫鲁政府不结盟政策的外衣已最后脱落下来了。……尼赫鲁越是投靠美帝国主义，就越要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坚持反华；他越是坚持反华，就越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尼赫鲁一步一步地丢掉了“不结盟”政策，正是他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坚持反华的必然结果。

文如玉

　　《真理报》接着说“印度国内的反动集团”正煽起冲突，并且警告说，“甚至某些思想进步的人们”在激动的时刻也可能屈从于沙文主义的影响。  

　　《真理报》这种含蓄的批评和表示支持中国的弦外之音，给印度政府当头一棒。《印度教徒报》的政治记者写道：  

　　过去认为俄国人最多不过是继续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全力支持中国立场的社论后，所有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赫鲁晓夫致尼赫鲁的信和《真理报》的社论唱的完全是同一个调子。  

　　不仅首都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员，而且一部分的印度共产党人都对此感到沮丧。他们认为苏联的态度不仅是不能体贴别人，而且是伤人感情的。  

　　俄国人为了表示他们态度的转变不仅是口头说说而已，而且通知印度驻苏使馆说：他们不能实现继续向印度提供米格式战斗机的诺言。在以后几周里，莫斯科继续喋喋不休地讲这个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在加勒比海的一场胆量比赛，恰巧同喜马拉雅山的危机同时发生并达到高潮。十月十四日，华盛顿开始侦察到俄国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证据。美国政府有一周之久未动声色，在此期间内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并做出决定。十月二十二日，肯尼迪总统宣布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抽查船只。次日，美国驻印度大使把他的一份声明交给印度政府。在俄美对抗中，对赫鲁晓夫来说，尽一切可能弥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裂缝——或者不如说是向全世界表示双方的裂缝业已弥补——显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此就在中印争端中公开站在中国一边。 [ 注：当时以及后来都有人设想，中国发动进攻选择的时间是为了配合导弹危机。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中国能够通过同古巴的重要接触，或者通过它在苏联参谋部的同情者，很容易非正式地得到消息。无论如何，难以相信这完全是巧合。”完全肯定或否定这种设想是不可能的。但我个人认为，中印边境争端的发展以及诸如克节朗河水位等地方性因素，足以说明为什么要选定十月二十日发动进攻。总而言之，更可信的是这一点，而不是什么由于中国预见到美国对在古巴安置导弹会作出那种反应，或获得了有关情报，而精确地选定了进攻的时间。 ] (中国后来说，俄国语调的暂时改变只不过是“出于权宜的考虑，讲几句表面上好听的话”。)  

　　尼赫鲁最初对俄国的立场大失所望，但他很快就懂得了其中的奥妙。十月底，美国电视记者向他提出有关俄国态度的问题，他答道：“我猜想大概是由于古巴事态发展等原因，使得俄国人认为有必要不同中国人闹翻。”他说，导弹问题现在已“不是个障碍了”(赫鲁晓夫已于十月二十八日同意撤回导弹)，他希望苏联将会回到它原先的立场——俄国也果真很快地恢复了原有立场。  

　　对于败退的部队来说，它必须作出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是：在什么地方进行抵抗？这个问题只能根据时间、地形和后勤等军事因素得出答案。如果答案错了，就足以使部队再次遭受失败。  

　　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最初的想法是试图守住达旺。森将军于十月二十二日乘直升飞机来到达旺，并下令要那里的部队——两个步兵营(一个锡克步枪队和四个高尔瓦尔步枪联队)和一些炮兵——不惜任何代价固守达旺，说还有两个旅很快就会调来增援。森将军要在达旺过夜，他的直升飞机就空机飞回提斯浦尔。第二天早晨，他会见了率领战术指挥部人员刚从吉米塘来到达旺的普拉沙德将军。他们两人事后谈到这次会晤时，都说对方已经丧魂落魄——森将军的地位高一些，当然能够使自己的说法为人们所接受——双方对森将军在十月二十三日飞回提斯浦尔时究竟留下什么样的命令也有争论。然而在陆军总部和提斯浦尔的第四军内部，有一些头脑大概要比这两位将军冷静一些的人强烈地争辩说，要想固守达旺，必然会带来一场灾难。  

　　中国部队已展开三路攻势。击溃了印军第七旅的中国部队，兵力估计约三个团，转向东南，经过萨客地(Shakti)，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距达旺不到十英里的卢姆拉(Lumla)；这一支部队已经同经过兼则马尼、沿娘江河(Nyamjang Chu)而下的第二路部队汇合。二十三日，中国部队还开辟了第三条推进线，通过棒山口并沿着古时商路直捣达旺。这样，达旺南北两面腹背受敌。达旺没有天然屏障。任何部队企图在达旺抵抗敌军都显然会象克节朗河地区印军一样易于遭受围歼。在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极力敦促塔帕尔必须撤出达旺。塔帕尔征询尼赫鲁的意见。尼赫鲁说要在什么地方打以及怎么打法，现在必须由军方自行决定。在提斯浦尔，第四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也极力敦促森将军撤出达旺。考尔这时候又不出头露面了；在中国部队进攻的那天早晨，有人说服考尔放下电话筒，放弃对第四军的指挥。  

　　结果，十月二十三日第四军给驻守达旺的部队下命令，要他们撤退到邦迪拉。邦迪拉距达旺约六十英里，位于通往印度平原的公路上。根据第四军的估计：印度部队能够比中国部队集结得更快的最靠北面地点就是邦迪拉。一切有关的部队也都接到在邦迪拉集结的通知。  

　　然而在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却极力主张命令部队据守色拉(达旺后面仅约十五英里处的一座很高的山口)。帕利特在被考尔选拔担任陆军总部作战处长之前，曾指挥过驻东北边境特区的第七旅。他早就认为：如果想不让入侵者进入印度平原，必须守住色拉，因为色拉是个坚不可摧的天然阵地。帕利特讲话有魄力，而且又讲得头头是道，他鼓吹这种观点，一定受到梅农，也许还有塔帕尔的欢迎。尽管印度总理指示过必须完全根据军事上的理由作出决定，这班人决不会看不到：丢失给中国部队的土地越多，克节朗地区的失利看起来一定就越糟。不管怎样，森将军终于在十月二十三日，收回了退到邦迪拉的命令，并下令坚守色拉。K.K.辛格准将要求通知新德里：要在色拉集结足够的防御力量，后勤上根本办不到。可是森将军回答说，内阁已经决定必须固守色拉，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这个决定是关键性的——而且是灾难性的。色拉这个地方确实有诱惑力。山口本身高达一万四千六百英尺，两侧的山峰还要高出一千英尺。从达旺河谷到色拉要攀登五千英尺高山，道路陡峭，并受到山口及其侧翼居高临下的控制。通向印度平原的公路经过色拉，绕过色拉的只有一些小道。色拉是一个牢固的防御阵地——然而它对印度部队又是个圈套。色拉离印度平原太远，因而不能很快地把它建成为主要防御阵地；那条公路至多也只能跑载重一吨的车辆，从山麓地带到色拉要跑好几天，跑一趟很累人。山口附近有几块良好的可供空投的地段，然而在那种地形条件下，空投不但浪费，而且要冒风险，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使得空运根本没有把握。而且色拉太高，守卫色拉就要求部队在一万四千至一万六千英尺之间的地段行动，但守卫部队只能是直接从印度平原抽调来的部队拼凑而成。最后，色拉离达旺太近；中国部队只需稍事重新部署，而不必将后方基地向前移动，就可以向色拉发动进攻。  

　　决定据守色拉，就要保卫邦迪拉和邦迪拉与色拉之间的公路。中国部队可以从几条小路包抄色拉，所以还得保留足够的后备兵力，使公路畅通，不被中国部队切断。决定据守色拉还使印度部队不得不据守从色拉到邦迪拉之间的广大纵深地带；色拉与邦迪拉之间相隔六十英里，连接两地的公路蜿蜒于崎岖不平的高山地带，艰险难行。  

　　对于这个阵地的空中支援只能限于后勤供应任务。印度政府已作出决定，不能使用轰炸机或对地面攻击的飞机进行战术空中支援，怕中国人对印度城市——尤其是加尔各答——进行报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在加尔各答胡乱扔了几颗炸弹，曾引起全城一片惊慌，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这座城市。想到这层，就足以使印度政府下决心不再冒第二次风险。考虑到东北边境特区的地形和印度空军的局限性，印度空军进行战术干预究竟会有什么成效，也是大可怀疑的；然而使印度政府把空中战术支援排除在外的，还不是这些考虑。  

　　十月二十三日，几百名文职人员，包括寺院的喇嘛，跟着部队一起撤出达旺。中国人二十五日占领了达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印度部队在让河(Jang River)地区和让河后面构筑工事；其中从达旺撤出的几营兵力多少还是完整的，加上从克节朗河溃败下来的散兵，还有一些非战斗人员。十月二十四日夜，有一个营，即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突然惊慌失措向后溃走，但在半路上被挡住，给他们打了气后，又把他们送回防线。后来，这个营打退了中国人从侧翼包抄色拉阵地的多次进攻，总算洗刷了自己历史上的污点。  

　　中国部队占领达旺后稍作停留。十月二十日后，他们向沿着麦克马洪线的其他印度哨所进攻；这些哨所都在不同程度的压力下后撤了。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东端，他们于十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到达瓦弄，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从那时以后，东北边境特区暂时处于沉寂状态。  

　　与此同时，在西段，中国部队紧接着第一次进攻之后，向南移动，并集中进攻印度其它前沿哨所。十月二十一日，经过激烈战斗之后，中国部队占领了班公湖北边的所有哨所，廓尔喀守军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二十七日中国部队对碟穆绰克周围的哨所发动进攻，取得了类似的战果。有好几个哨所，包括斗拉特别奥里地哨所在内，在中国部队进攻之前就根据西线指挥部的命令撤退了——中国部队并没有占领斗拉特别奥里地，因为它是在中国主张线以外。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从克什米尔调来部队，有条不紊地，迅速地沿着受到中国部队威胁的前线集结力量。军区的后备运输力量也全部集中起来使用，以增援拉达克前线。于是那里的印军力量迅速增加。到了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已经在列城建立起师部，外加一个旅，下辖四个步兵营。十一月十七日，另一个旅也调到列城。  

　　然而，在东线却缺乏这样的坚决果断和迅速行动。十月二十四日原驻防西姆拉的哈巴克希·辛格中将(Harbaksh Singh)调任第四军的新指挥官。森将军解除普拉沙德将军的第四师师长的职务，另派帕塔尼亚少将(Major-General A.S.Pathania)接替，——帕塔尼亚过去曾立过战功 [ 投笔从戎注：在1947-1948年第一次印巴战争，克什米尔，卡基尔(Kargil)战役，帕塔尼亚时任中校。此外帕塔尼亚在二战中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M.C.)。 ] ，但是这次他是突然调离新德里的“国家士官团”的领导岗位，从一项最舒服的、坐办公室的工作调来指挥一个师作战。东部军区的很多精力是花在这一类的指挥调动上。第六十二旅的指挥官也换了；过去训练过并且指挥过这个旅的旅长被调走，换来的新手是霍希尔·辛格准将(Hosiar Singh)。第六十五旅在邦迪拉等了很久，接不到行动命令，直到新师长要求更换该旅旅长被批准后，才结束了这种状态。负责瓦弄一段的第五旅旅长也更换了。与指挥官频繁调动的同时，各部队也调来调去。最后，在东北边境特区没有哪一个旅还辖有原由它指挥的营。  

　　看来第四军应该能够逐渐安定下来了。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十月二十四日接任军长后，就开始对他所负责的地段积极进行侦察，并对他所面临的军事任务进行了研究。  

　　这一回轮到北京放出文字烟幕，以掩盖地面上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十月二十日，中国国防部发表了一项声明，说那天早晨七时印军不仅在克节朗河地区，而且从他们在西段的奇普恰普河和加勒万河谷的哨所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声明接着说：“我边防部队迫于自卫，也实行了坚决的回击，并且清除了印军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几个侵略据点。”这里，中国把它自己经常——而且不是没有理由地——指控印度使用的“颠倒是非”的战术接了过来。十月二十日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军并未发动进攻；印军正在增援章勒，当然这也是一种侵略行动。但是说“[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在克节朗河全线和兼则马尼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则简直是编造。说西段的印度部队从他们孤立的小据点“发起了全面进攻”，也是无稽之谈。  

　　中国人牺牲真理，显然是为了有利于宣传；他们把事实真相弄模糊了，反而帮了印度的忙。印度军队打算在塔格拉山脊下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这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十月十二日尼赫鲁在机场谈话时又加以证实，这就使那些还没有风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关心中印关系的国家都知道了印度想干些什么。如果北京干脆说中国不愿坐待印度军队发动其大肆宣扬的进攻而先下了手，那末，新德里再叫喊“侵略”就很难再令人相信了。先发制人的理论现在已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所以按照这个理论行事而获胜的人是不会受到一般谴责的。然而事实既如上述，中国指控印度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结果就适得其反，因为人们普遍怀疑印度是否有力量进攻中国，而且，北京自己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其自卫行动中正连续攻克印军阵地，这就马上暴露了中国的指控纯属虚构。  

　　那个虚伪的声明说是印军于十月二十日发动进攻，而周恩来最初并没有这么说，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他在十一月四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只提到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军队“积极部署大规模的进攻”。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按照到那时为止的边境上冲突的规模来衡量，部署一个旅(四个营)的兵力发动进攻，当然可以说是大规模的。然而，周恩来十天后在给各亚非国家政府的信中，也写道：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中国现在采取的行动的核心是军事措施与外交措施相结合。中国的下一步外交行动选择的时机和内容上都是很巧妙的。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发表声明，扼要追溯了中印争端的过程，结束时提醒对方说，在以往的三个月内，中国政府三次建议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先决条件，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尼赫鲁还公开下令要印度军队“解放印度领土”。 [ 译者注：十月二十四日我国政府声明中的原文是“……印度政府竟然在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在十月十二日下令印度军队‘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 ] 声明指出不可能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指出需要重新进行和平谈判，并为此目的提出了三项建议：  

　　 (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状态]；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2)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项建议，中国武装部队就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  

　　 (3)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在北京或新德里再一次举行会谈。 [ 译者注：建议原文如下：(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上述建议第(2)项最后还有一段：“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  

文如玉

二、两个山口之间  

　　十月十八日晚上，当中国部队开始为发动进攻作最后的准备时，在新德里印度总理的官邸外面发生了一场骚乱——示威群众企图冲过警察警戒线，以便向尼赫鲁面交请愿书。结果约二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警察。这次示威同出现在北部边境上的战争并不相干。示威的组织者认为印度政府“对于穷人的疾苦和要求不闻不问”，示威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抗议。由于前面集中地叙述边界争端，也许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边界争端当时已成为印度政界唯一的或最关心的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边境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也不是印度报纸连续报道的主题；边境事态发展有时是头条新闻，有时刊登在次要版面，但报纸往往根本没有提到边境。地方报刊或小型报刊更少登载这类新闻。甚至发行全国的英文报纸有时也不刊登边境事件。《印度教徒报》在十月中旬登过这样一条标题：“对印度的无端攻击”。它并不是指边境事件，而是指在尼泊尔发生的焚烧尼赫鲁的模拟像的事件。反对英语的运动；喀拉拉邦政府的垮台；印度同巴基斯坦边境上的射击事件；旁遮普锡克族政治新动向等——人们对国内政治的兴趣还是象以往一样地广泛。  

　　就边境而论，没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也不存在任何恐惧，直到最后时刻，印度政界还在期待着印度向塔格拉发动的进攻奏捷。十月十九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报道说，梅农曾重申印度政府决心“要把中国人撵走，直到把一切侵略行为从印度领土上清除掉为止”；他还叙述了克节朗河地区战斗的经过。他承认，在那一带中国部队的数量超过了印度，而且他们的补给基地比印度的为近。他说，中国部队企图在克节朗河南面建立桥头堡，但已一再被击退。同日，印度《政治家报》刊登着一条标题：据传印军大举推进，指的是印度国防部泄露出来的消息，说塔格拉山下面的印度部队已经在一条十五英里长的战线上推进了二英里。第二天，印度各报都刊登了官方否认这种消息的声明。数小时后，克节朗河地区印军惨败的新闻开始传到了新德里。  

　　梅农惊惶失措。当记者们问到他认为在哪里可以挡住向前挺进的中国部队时，他说“他们打得那么猛，跑得那么快，要到哪里就能到那里。”过去关于东北边境特区的自然条件对印度有利的种种保证都全盘推翻了，却成为印度失败的辩解。当天晚上，梅农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解释说：印度“还没有使它的后备部队适应作战要求”。印度士兵在高原打仗，给养不得不依靠空运，而中国部队的据点则可以直接从西藏高原得到供应。“我并不是为这件事发牢骚，但是我要你们懂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某些困难。”  

　　印度报界这一次见不到总理了，议会也没有开会。但是第二天尼赫鲁接见了两位反对党议员。据他们讲，总理表现镇定、乐观，而且，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他倾向于贬低中国部队这次进攻。当天早上，有一家报纸宣布印度正在作战中；但尼赫鲁告诉这两位议员说，印度政府不主张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也无意寻求军事援助。议员们问现在是否要“接受友好国家主动提供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军火援助”，他回答说，印度能够在它现行政策的范围内得到所需的军火，而它的政策是反对军事援助的。北部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引起了首次震动，但还没有出现责备尼赫鲁的倾向；尼赫鲁反而被认为是象征着受损害的、坚决的印度，同情和信任本能地转到他身上。梅农再一次成了尼赫鲁的替罪羊。在中国军队进攻后才三天，一些议员就酝酿要采取坚决行动，把梅农赶下台。  

　　十月二十二日，大约三十名国大党议员在新德里开会。他们并不是认为议会和全国是上了政府的当，而是认为尼赫鲁、议会和全国都上了梅农的当。一家报纸这样说：“议会曾经一再听到：拉达克的情况并不是很有利于阻止中国部队的推进，然而有人却在国内制造出一种东北边境特区的形势是万事如意的气氛”；议员们把这些都归咎于梅农。他们向尼赫鲁陈述了他们对梅农的不满和指责，最初尼赫鲁把它岔开了，说现在还不是论列是非功过的时候。接着克里帕拉尼和一些其他反对党议员也参加了对梅农的围攻，要求尼赫鲁亲自接管国防部；可是攻击梅农的主攻力量却来自——也必须来自——国大党。由于越来越多的议员涌到新德里，支持撵走梅农的人数也增多了。各邦的首席部长(他们都是国大党员)参加到他们的行列，终于使反梅农的力量占了上风。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在促使各邦首席部长联合一致、提出把梅农赶下台的要求中，也起了一定作用，这就使对梅农攻击的力量增加到足以罢掉他的官，但是最初也只能罢掉他的国防部长的职务，而且还只是形式上的。  

　　十月三十一日政府宣布由尼赫鲁接管国防部，但梅农仍作为国防生产部部长(一个新职位)留在内阁。事实上几年前就曾酝酿过这项变动，当时梅农把它说作“那些既得利益的代表反对他”的阴谋诡计；然而在一九六二午十月的政局背景下，这就成为尼赫鲁政治作风的典型行动。尼赫鲁在必须罢免梅农的国防部长这个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然而他仍把梅农留在内阁，以图愚弄梅农的——也是尼赫鲁的——批评者。因此，尼赫鲁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喘息时间，而当时他如果完全同意解除梅农职务的要求，就本来可以取得这种喘息时间的。人们怀疑尼赫鲁的让步只不过等于把梅农的官衔改换一下而已——第二天有人引证梅农说过的话：“什么都没有变动”；这种怀疑从而得到证实。政治记者们报道说，事实上国防部的工作程序也没有任何改变。为了消除这种疑虑，政府就发布一项正式通知，说明国防部的大部分工作都由尼赫鲁本人负责，而梅农差不多只管一些军械方面的事务。但既然宣布梅农还将负责“总理可能随时委派他的任何其他事务”，因此，人们就怀疑实际上还是梅农在管国防部。十一月七日，尼赫鲁面对国大党议会党团，抛出了最后一张牌来保梅农。他表示，对梅农的指责其实应该是对整个政府的指责；如果一定要什么人辞职的话，也许只好由他自己提出辞呈。一名国大党重要成员反驳他说：(尽管原话传闻不一，但大意还是一致的)“好嘛，您如果继续追随梅农的政策，我们恐怕也只好不要您了。”于是，第二天政府就宣布梅农辞去内阁的职务。尼赫鲁遭到国大党的公开反抗，这还是第一次。他拿辞职相要挟，看起来象是最后的威慑手段，拆穿了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尼赫鲁为了保全自己，就必须以梅农的下台作为牺牲品。  

　　钻营国防部长位置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奥里萨邦(Orissa)的首席部长比·齐·帕特奈克(B.J.Patnaik)。这个人进入国内政治舞台是为了出人头地。对他来说，如果把国防部长位置搞到手，就可以飞黄腾达。然而尼赫鲁虽然对帕特奈克有好感，却还不想让他进入内阁，而是分配他去完成一项秘密使命——后来弄清楚，这项使命就是网罗一批西藏的——尤其是康巴族的——难民，组织游击队。这个计划的意图是：派遣这批在印度训练和武装的非正规部队越过边境去骚扰中国的交通线。在台拉登(Dehra Dun)附近开办了一个游击训练学校，但不知道它的毕业生是否曾同中国人交过手。一九六二年后，似乎发生过越境进入西藏，进行袭击的事件。一名同西藏方面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乔治·帕特森声称他曾参加过这类袭击。  

　　尼赫鲁选择了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首席部长耶·巴·恰范(Y.B.Chavan)接替梅农。恰范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项任命，边境战争结束的那天他才抵达首都。  

　　印度在边境战争中的失败，使新德里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梅农被撵下台，以及他被撵下台的方式，就是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在这以前，尼赫鲁在道义上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这时候很快地跌落。国大党议会党团开始显露头角；在其背后，各邦的首席部长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第一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印度以外的整个世界，至少在印度看来，也正起着显著的变化。在西方，中国的进攻被认为是对亚洲主要的民主堡垒的打击——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提到的，这是“亚洲大陆上共产党巨人同非共产党巨人争夺亚洲人心的第一个回合。”也有人呼吁联合国象在朝鲜那样的进行干涉。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说，“必须抵制那种对于印度目前所处的困境幸灾乐祸的念头。”伦敦《泰晤士报》表示无可奈何，不加评论地在社论中刊登了尼赫鲁自我解嘲的话：“我们同现代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接触，而生活在一种自己创造的、虚假的气氛中。”然而以英美两国政府为首的西方世界总的反映，是向印度表达迅速和毫不犹豫的同情和支持。肯尼迪总统写信给尼赫鲁说：“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人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肯尼迪在颂扬了印度政策的高尚精神之后，紧接着就建议向印度提供物质援助。感恩不尽的印度舆论在感情上摆向美国一边，这当然使美国驻印度大使约·肯·加尔布雷思教授感到非常满意，而他本人也不遗余力地鼓励这种倾向。于是他就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在这以前，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力求含糊，不愿明确表态的；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加尔布雷思教授还不得不首先克服美国国务院的顾虑，然后国务院才授权他表态赞同麦克马洪线。他一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就立即发表声明，唯恐华盛顿在福摩萨的压力下改变主意。他的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政府果真提出了“疯狂的抗议”。英国政府也同美国一样迅速地、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情印度、谴责中国并建议提供援助。  

　　如果说西方世界是牢牢地站在印度一边，不结盟国家(过去印度曾指望充当它们的领导)的反应，相形之下，就显得有保留和谨慎——一句话，是不结盟的。印度驻中东的一名记者报道说：“即使在入侵一周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党派、报纸以及知名人士表示过同情印度。”另一名记者从非洲发回的报道说，肯雅塔(Kenyatta) [ 投笔从戎注：肯雅塔Jomo Kenyatta(约1894-1978)，肯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1964-1978)。 ] 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也都态度暧昧。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走得更远，他斥责英国迫不及待地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他写信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说，“不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斗争是非如何，我肯定，只要我们大家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就是最好地为和平事业服务。”恩克鲁玛的态度尤其使印度人恼怒，因为尼赫鲁访问过加纳才不久。在参加过一九六一年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塞浦路斯这两个国家从开始就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其它国家都宁愿扮演以往常常是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力劝双方要有克制和耐心，并且自愿出来调停。印度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对那些正试图促进停火的国外的朋友们，对那些“好心肠的国家”表示愤慨。他说，“人们劝我们要学好、不要打，好象我们喜欢战争的样子。其实，本院很清楚，要说起来，我们就是没有好战心理；因此在进行一场战争时我们就有弱点。……所以，人家对我们说，要我们做好孩子，要和解，这些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除非他们亲自研究一下有关问题。”他说，“这些所谓不结盟国家”(这种措词出于尼赫鲁之口，真有点意外)是糊里糊涂的，也有点怕中国，所以如果“[因为]它们不直截了当地站出来替我们辩护，支持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跟它们生气；那是无济于事的”。  

　　同莫斯科在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息事宁人的路线相比，不结盟世界的反应对印度所造成的损害要少些。莫斯科一度明显地倾向于中国一边。十月二十日，在中国发动进攻的几小时以后，尼赫鲁在新德里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这是莫斯科的态度变化的第一个暗示，信内对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同中国边界争端的报道表示关切，并且警告说：“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当然，印度从未隐讳它要在塔格拉山下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意图。当里窝那作战行动正在准备阶段时，俄国大使曾两次见到梅农。梅农无疑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梅农也许希望莫斯科告诉北京，说印度是说话算数的；使中国人能认识到：在这件事上谨慎是外交的主要手段。)赫鲁晓夫在信中劝尼赫鲁接受中国关于会谈的建议。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十月二十四日北京重新提出脱离接触并开始会谈的建议。次日，《真理报》就赞扬中国方面这一行动是诚恳的、建设性的，为举行会谈提供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基础。社论写道：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英殖民主义者多次任意涂改亚洲的地图。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也没有为中国所承认；它是偷偷地塞给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与这条线有关的边境冲突问题上进行投机，竭力想借以挑起一场武装冲突。帝国主义者日夜梦想使中印两个大国火拼，并破坏苏联同兄弟般的中国和友好的印度之间的友谊。

文如玉

塔格拉山脊的战斗

　　十月十九至二十日的那个夜间，中国部队摆开进攻的阵势；他们等待进攻的时候，燃火取暖，他们完全有把握印度军队是不会开枪的。那时水位已经下降，克节朗河已能徒涉，印度最高指挥部关于守住那几座桥的全部计划前功尽弃，那些木头架的桥已不起作用。当晚中国部队在第四号桥的西面过了河——印度各个阵地之间相隔很远，有时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要走上几个钟头，因此一旦克节朗河可以徒涉时，就无法阻止中国部队的这种渗透。中国部队有一路直取通往章多的山脊，其余部分集合在一起，准备拂晓从侧翼进攻沿河的印军阵地。十月二十日清晨五时，中国部队发射了两颗照明弹。中国部队一看到讯号，就不加伪装地把迫击炮和大炮拉到塔格拉山脊的前沿斜坡上，向印军的中央阵地猛烈开炮。达尔维回忆道，“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这种场面与迄今为止的沉寂状态相对照，更令人胆战心惊。双方军队挨得如此之近，以至看来好象是部队发生了一场哗变一样。”  

　　中国部队进攻的重点指向印军沿河的中央阵地，廓尔喀联队和拉加普特联队首当其冲。他们的阵地已被渗透；有些廓尔喀士兵在开往章勒途中为中国的炮火截住；拉加普特士兵则两面受敌。印度部队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猛烈地进行反击，然而他们的阵地一个接着一个被攻克；在中国最后一次进攻时，印度士兵拚了刺刀。到了九点钟，沿河的廓尔喀和拉加普特士兵全部完蛋。中国部队接着进攻章多。当时这个要害阵地上只有属于廓尔喀联队的力量单薄的一个连防守，还有两门伞兵的炮，他们原来是准备开往章勒的。这时他们开炮平射，坚持战斗，直到全部官兵被消灭为止。  

　　第七旅很快就溃不成军了。旅部通向各营的电话线已被排炮打断。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的通讯兵不得不关闭电台，拿起步枪。达尔维的指挥部同部队一起在河谷里，在受到两面包抄的时刻，他请求普拉沙德准许他们撤退。他一直在同第四师保持着联系，这时普拉沙德仍然迫切要求增援章勒，即使再派一个排也好，因为这一增援行动是“最高当局”下的命令！后来普拉沙德批准他们撤退，旅部就撤往章多，打算与廓尔喀士兵汇合，进行整编。  

　　中国的作战计划显然是中央突破，然后占领章多和哈东山口。这两处攻克后，沿河残余印军就会被截住，既不能逃脱，也得不到补给，中国部队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或者在印军撤至山口时把他们打垮。这个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中国军队的火力和兵力都占极大优势，也势必如此。处于印度阵地右侧的旁遮普联队和近卫军联队没有受到强攻，但中国部队隔河向他们猛烈轰击。普拉沙德命令他们经由哈东山口往后撤。可是中国部队已先期到达山口，截住了朝着他们而来的印度军队。于是该旅的残部向西败退，历尽千辛万苦，经由不丹走回到印度。达尔维准将一行人落荒而逃，企图同第四师的残部汇合，但于十月二十二日被俘。另一支中国部队在攻下兼则马尼后，也形成一个钳形攻势。普拉沙德将军和他的作战指挥部受到这支中国部队的威胁，就撤向达旺，在十月二十二日傍晚到达那里。第七旅从此不复存在。  

　　印度军队把章勒看作是政治上、战略上很重要的阵地，防守这个阵地却加速了第七旅的毁灭，而中国部队对之则未予理睬。章勒只是在里窝那作战行动中才有其战术上的重要性；而且中国的地图大概同印度的一样，也是把它画在不丹境内的。  

　　中国部队同时在西段发动了进攻，猛烈攻击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地区以及班公湖地区的印度哨所。从八月份起就被包围的那个加勒万的主要哨所曾报告说，中国部队已开始向它开炮射击，以后就再无下文。其他一些哨所的士兵尽力作战，不过很快就被击溃，小股驻军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按照西部军区的命令，有一些在第一天没有受到攻击的最小的、最孤立的哨所都撤退了。前进政策终于同里窝那作战行动一样，遭到真正军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的那种下场。  

文如玉

　　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认为中国不能再让当时的局面拖下去的那种主张显得更有道理了。难道说舍此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供选择吗？按照印度的条件解决争端，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印度的条件完全无法接受，这样做将意味着低声下气地屈服于压力，而已经在革命中“站起来了”的中国是永远也不会再这样干的。“解放了的新中国决不能再容许被推回到受损害的旧中国的地位上去。”因此，另一个做法就是对印度的挑战进行一次反击，这一反击要很强大、很坚决，足以终止印度的挑战。  

　　军事行动的政治目标在于一劳永逸地证明，印度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以便按照它的条件来解决争端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从而就可以把印度带到谈判桌上来。万一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能使印度在同意进行全面的边界谈判之前承认现状应予以保持，那也就行了。  

　　看来，上述的利害权衡，使北京的决策者转而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不过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大概都是次要的，但这些因素也许可以用来证实采取这种行动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西方有一种看法，这在美国特别流行——中国认为它应当“打击印度气焰，从而攫取亚洲的领导权”，“强使印度进行扩充军备，从而阻挠印度的发展”。这种看法似乎没有抓住要害，事实也未必如此。作为中国人，北京政府领导人似乎从未设想过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可以指望取得亚洲的领导权；作为共产党人，他们一定从未设想过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印度能在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与中国抗衡。即使在一九六二年，当时大跃进已经失败，中国的经济遇到困难，对北京的纯正的共产主义者们来说，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然而印度人，尤其尼赫鲁，却显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同中国平起平坐，甚至要高出中国一头。——尼赫鲁说过印度同中国作战要震撼全世界，印中两国谁也不能“把对方打翻在地”。也许中国觉得，让印度和全世界看到印度这种妄自尊大是谬误的，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看来中国还感到，在边界上对印度进行反击，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得到好处。中印争端已成为中苏之间重大争执的一个因素。对印度进行打击，就可以把中国所认为的尼赫鲁与美国共同反华的隐蔽联盟公开出来，从而揭露莫斯科支持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所犯的错误。这样势必在印度国内削弱了尼赫鲁政府，从而也就支援了印度的被压迫阶级和革命力量。这两种结果，都证明北京在反对莫斯科方面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此外，还有战争本身的问题。莫斯科竭力主张：甚至连局部战争都必须避免，否则就会升级为大国核对峙的局面。中印争端是一个理想的测验。美国把自己与印度拴在一起，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打在奴才的身上，就会痛在主子的心里。对印度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象外科手术那样的精确，为一贯的政治目标服务，不但可以表明战争仍然是贯彻政策的一种必要的手段，而且可以表明，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有理由轻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只要充分重视他们战术上的长处和短处，并且“集中全力作战”。因此，对印度进行有效的军事打击，就能在两盘不同的棋局里将对方的军。  

　　不过要使这种打击奏效，就应该是大规模的行动。对中国说来，仅仅拔除印度按照其前进政策在西段设立的四十个左右的小哨所，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不能指望印度政府改变它对谈判的态度，而且在印度一旦感到有力量再次向前推进时，西段又会遭到骚扰。印度对中国的真正挑衅是在西段。然而，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进行声势浩大的、毁灭性的报复的机会，只存在于东段，在于强有力地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南面的争议地区里去。所以，印度在塔格拉山脊下采取的行动，绝妙地适合中国的需要，因为是印度的行动挑起了中国的报复，而印度寻衅的地点又恰好选择在中国若进行有效的报复就必须来个全线出击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九月八日中国对多拉哨所的包围是不是一个圈套，有意要把印度军队引到他们后来所采取的那条道路上去呢？  

　　按照中国的观点，他们对多拉哨所采取的行动，与他们在西段对他们认为是设在自己境内的印度哨所所采取的行动，并无不同。他们在多拉哨所面前摆开优势兵力——虽然只有大约六十人，而不是印度所说的五、六百人——催促人数不多的哨所驻军撤走，同时就印度“新的入侵”，将会引起的严重后果对新德里发出了警告。多拉哨所无疑地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假如中国军队是在该线以南同印度军队进行这种对峙，那显然是一个圈套；但是当时即使印度方面也没有指控中国越过了该线本身，东段的冲突是印度单方面修改该线，将该线往北移动而引起的。当西段的印度哨所被围困时，印度并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既然如此，中国怎么能估计到他们对多拉哨所施加压力就会引起印度军队在当地大规模的集结以发动进攻呢？印度的这种反应是不合理的，因此，看来并不是中国所能预料到的。  

　　最接近实际的结论是：中国对多拉哨所的包围十之八九并不是圈套。不过还有一点疑问：从印度设立这个哨所到中国作出反应之间，相隔有十个星期之久，这是很奇怪的。中国方面没有马上得悉这个新哨所的设立，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如此。那么，迟迟不作出反应，在九月份里对多拉哨所迟迟不采取行动，是不是有意的？这个问题只能作为悬案。  

　　不管怎样，当印度把在多拉哨所的对峙局面升级为双方的意志与力量的较量时，北京一定看到这种做法给中国提供了大好机会。印度以自己的行动把紧张局势扩大到东段(在此以前东段在表面上还是安静的)，从而给中国提供了越过麦克马洪线采取军事行动的时机。  

　　北京到底在什么时候作出发动进攻的最后决定，不得而知。根据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来判断，中国军队起码从十月初起就在集结。但这不一定说明那时北京已下了攻击令。作出决定的日子看来很可能是在十月中旬，在十月六日到十七日之间：十月六日，新德里突然停止交换关于双方会谈讨论边界形势的照会；十七日，印度方面看到在塔格拉山脊上的中国军队开始为发动进攻积极进行准备。  

　　十月十一日在尼赫鲁官邸举行的会议议而不决，这种状况也反映在对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问题出现了混乱和矛盾。是要为立即重新执行里窝那作战行动继续进行准备呢？还是说可以把第七旅的大部分从克节朗河地区撤回，在他们可以得到给养的阵地上过冬呢？十月十三日考尔回到提斯浦尔的军部时，告诉部下说：他没有能够使政府认识克节朗河地区局势的实际情况，因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仍然有效，必须执行。然而，塔帕尔将军的理解则是里窝那作战行动要推迟，因为几天之后他叫东部军区估计一下：来年春天开始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时需要多少部队和给养。  

　　随后的九天里，争论不休，无所适从。有关的档案记载十分混乱，事实上使人感到，事到如今，人们故意要把纪录搞得含糊费解，以便一旦灾难降临，可以有所推诿。梅农、考尔和参谋局仍然希望能够设法把中国部队赶回去，而且下了决心不从克节朗河撤退。自从中国包围多拉哨所以来，梅农一直坚持采取迅速行动把中国部队赶回到山脊的另一边去。赶走中国部队的行动的真正劲头大部分始终是来自梅农和文职官员，由塔帕尔不算热心地而森比较热心地传达下去，由考尔接过去并予以大力支持。这时，梅农关于及早采取坚决行动赶走中国部队的公开诺言甚至比尼赫鲁的诺言还要明确。十月十四日，他宣称：“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把中国部队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不管是要用一天、一百天、还是一千天的时间”，而且在拉达克要坚持打下去，“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如果让大部分军队从克节朗河撤下来，就会暴露这些诺言原来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当议会复会时，公众的失望必然首先会集中发泄在梅农身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考尔也许诺过把部队留在沿河一线。想当初，他担任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想把中国部队赶回去，大吹大擂，何等威风；而如今，如果政界人士、新闻界和公众听到的不是期待已久的来自塔格拉山脊的凯歌，而是部队撤退时的啜泣，那就会重新掀起一阵要他滚蛋的强烈呼声。至于参谋局，考尔是他们的局长，他们是继续同他合作的。所有有关人员自然很了解，假如从克节朗河撤下来，外界马上就会知道。即使北京不首先宣布这件事，在新德里消息也会泄露出去。  

　　后方的人员大叫“前进！”前方的人员则大叫“后退！”达尔维准将和普拉沙德将军都知道，从后勤支援来看，第七旅留在克节朗河过冬，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还是派了增援部队给第七旅，从而使得给养的问题更加严重。十月十二至十四日间，另一个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抵达克节朗河，他们是从新德里调来的，因此既不能适应当地气候，又疲惫不堪，而且装备也跟别的营一样糟。后来几天里，又来了四百五十名左右脚夫。他们都没有带口粮和冬衣，因此就要给更多的人开饭、发衣服。到那时，印度这边共有约三千人，其中二千五百人是军队的官兵。冬衣和帐篷只够供应二、三百人，其他人依旧穿着夏天的军装，斧子和挖掘工具也很缺乏，只好用树枝或降落伞的材料勉强搭成住处。十月十七日，河谷里下了第一次雪。接着有一些迫击炮从山口那边运到这里来，还用降落伞投下了四门伞兵用的野战炮，不过弄到手后只有两门能用。炮手是从亚格拉的伞兵旅直接调来的，他们行军爬过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嘎坡第一山口，一路上由于不习惯高山地势和挨了冻，死亡不少。  

　　十月九日以后，开始压缩部队的口粮，但尽管如此，口粮也只剩下了两天的储备。糖、盐、火柴都没有。上面派来更多的较大型飞机给部队空投物资，但供应情况并没有显著改善。较大的美制包裹式运输机(Fairchild Packets) [ 投笔从戎注：飞行车厢，美国费尔柴尔德C-119军用运输机。 ] 不能飞得很低很慢，所以物资能投中章多那块狭小的空投场的机会不多。这种飞机每天能够空投的时间也有限制，只是从拂晓到大约九点半为止，九点半以后空投场就被浓云遮住。许多投下的东西找不到，或者由于降落伞未能打开而坠毁了——为了节省外汇，陆军多年来都把用过的降落伞回收修理和重新装置，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投下的物资只能找回百分之三十。当然，第七旅所面临的问题还不止是找回空投的物资。这些物资找到后还要用人力从空投场背下三千英尺的陡坡，运送给沿河的部队，而那时部队的阵地已经大大延长，从一头到另一头，要走七天之久。当脚夫的老百姓不断逃跑；军队本身的工兵如果不发给他们食物和冬衣也拒绝运送物资。  

　　把部队置于这种境地，让他们与在军事力量的各个方面都占优势的敌人对阵，这是荒谬的、有罪的；把他们留在原地渡过大雪纷飞、气候在零度以下的冬季，简直就是叫他们一直受风雪和疾病的严酷的折磨，而不要多久就会挨饿至死。在战争时士兵也能忍受这些而去作战的；但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政治游戏。  

　　十月十二日，第七旅接到考尔的命令，重申部队应留驻原地。同日他们从新闻广播中听到尼赫鲁肯定他们仍应执行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命令；据达尔维讲，十月十六日上面告诉他说，国防部长已向军队交代：十一月一日是内阁可以同意的完成作战行动的最后期限。 [ 注：在陆军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个新的期限。可是，调查委员会并没有要达尔维提供证据，而且第七旅的档案材料也已毁掉，或者是在溃败时丧失了。由于当时命令是口头传下去的，没有用书面形式加以重申，因此关于这一指示没有档案可查，是不足为奇的。拿达尔维写的书《喜马拉雅的失策》中的叙述与陆军的报告里搜集的材料来对照，表明达尔维的纪事是细心的、准确的。 ]  

　　前方的军官认为第七旅的大部人员应当撤回来，这种主张得到了第四军一位举足轻重的参谋官员的大力支持。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在书面意见里有力地指出，把这个旅留在克节朗河地区是办不到的。他极力主张把克节朗河地区的部队减少到一个营，并且集中到在战术上能接应多拉哨所的阵地上。其余三个营应当撤回到伦坡过冬和重新装备。这种意见与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六个星期前的建议几乎完全一样。  

　　在第七旅应当留在克节朗河地区，还是应当撤走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里面，还包含着章勒的问题。这个地方是在克节朗河的河源(一个小湖)，有一个牧羊人的草棚作为标志。军部仅有一份根据不按比例的草图画出来的关于这个地区的详图。在这份地图上，章勒距离多拉哨所约两、三英里，而事实上走路要走两天多。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关于这一地区的地图把章勒画在不丹境内。然而印度陆军奉命不去理睬印度、不丹那一段边界，就如他们早先不去理睬地图上所标的麦克马洪线一样。(不丹统治者的一位代表及时拜访了第四军军部，对印度军队越境表示不满。 [ 注：不丹是一个主权国家，国王一再拒绝印度要在该国驻军以资防御的建议。不丹和印度之间并没有防御条约。关于不-印关系的条约只规定不丹的对外事务受印度指导。 ] )章勒具有战术上的重要性，因为经过那里可以从侧翼迂回到塔格拉下面的中国阵地，达尔维为赶走中国部队的局部作战行动而制订的临时方案中规定，印军出击时应经过章勒开到僧崇。他在乌姆拉欧·辛格的支持下，强调指出在真正开始作战行动之前，暂不要对章勒采取行动，以免失掉出敌不意的效果。可是森将军否定了下级的意见，在十月初他下令派一个连去占领该地。中国方面就很快派出部队控制了这一通道。  

　　当考尔离开克节朗河去向尼赫鲁汇报时，他命令要守住章勒的阵地，除非是中国对该地施加压力，如果那样，普拉沙德将军可以相机行事，把部队撤走。然而几天后考尔变了卦，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章勒。但达尔维、第四军的K.K.辛格准将和普拉沙德却都极力主张从章勒撤退，因为要维持这个阵地，会给总的补给问题增加严重的额外负担。达尔维是这样描写给章勒运送给养的困难情况的：  

　　从第四号桥去章勒，有无法通过的悬崖峭壁，因此没有直达的路。我们被迫经由章多绕道前往。到十月中旬，要在结冰的小道和很滑的斜坡上走，这样往返一次的时间增加到五天，要在这条路线上运送给养是划不来的，因为运送的人自己就要带上十天干粮……大多数脚夫在途中把运去的物品陆续扔掉，而比较刚强的脚夫所运去的物品数量也很少，根本不值得派他们去走这一遭……由于天气奇冷，章勒高达一万五千五百英尺，往返章多与章勒之间的所有脚夫都要发给能在下雪天穿的服装。要设法使那里的部队和脚夫能防御严寒，否则他们就会冻死。唯一的办法是让克节朗河地区的守兵脱下衣服来，送给章勒的守兵，使他们能穿上最低限度的御寒服装。这是最糟糕的解决办法。  

　　但是考尔固执己见。梅农、文官们和陆军总部看来也都认为守住章勒的阵地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十月十七日，梅农、森和考尔在提斯浦尔举行会议，重申必须守住章勒。他们命令达尔维再派一个连去增援已经在那里的一个连。固守章勒并增派驻军的做法，终于使第七旅后来非垮不可，因为这种做法使供应能力负担过度，无法支持下去，并且使沿河的兵力空虚，沿河一线就暴露出致命的弱点，不堪一击。  

　　第七旅的处境就这样越来越坏。与此同时，考尔在克节朗河所得的肺部毛病并无起色。到十月十七日他发烧了，呼吸困难，全身不适。第四军军部的军医诊断是呼吸道感染和操劳过度而加重了支气管过敏症。当晚考尔的病情似乎不断恶化，就通知了陆军总部。印度政府的首席医务顾问立即从新德里前往提斯浦尔为他治疗。这位医官在十八日清晨赶到，经他诊断考尔的病情比所说的还严重，虽然提斯浦尔有一所设备很好的军医院，病人还是要马上乘飞机去新德里治疗。考尔亲自打电话给塔帕尔将军后获准再次返回首都。据考尔说，森将军也准许他离开作战地区，但森却坚持说，当他获悉考尔已到达新德里后，他才知道他的这位军长因病离开了前线——这两人的说法完全相反；这类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考尔在十月十八日到达新德里后并没有进医院，而是直接回到自己家里。他的病并不严重，这可从他没有放弃第四军军长的职务这件事得到证实。他的床上铺满地图，手边有几部电话，继续对克节朗河地区部队发布详细的调动命令。他双管齐下，一面直接给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挂长途电话，一面又通过陆军总部的电讯系统发电报。  

　　十月十八日晚，考尔下令再派两个连去加强章勒，其中一个连部署在第五号桥，另一个连派到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巡逻。当普拉沙德将军向达尔维(口头)传达这个命令时，中国部队对第七旅阵地的全面攻击显然已迫在眉睫。达尔维愤怒地表示反对。普拉沙德本人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不过他还是把达尔维的反对意见转达给躺在新德里约克路五号卧室里的考尔。考尔的答复是，章勒兵力必须加强，同时威胁说，不执行这项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普拉沙德把这一警告传达给达尔维，还说，如果达尔维和他的营长们再对增援章勒的行动表示反对或提出异议，他们将受到军法审判。  

　　十月十八日，印度方面看到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南面的活动加紧了。连日来他们加速储存物资，使用了成百匹小马和民工队伍。十九日起开始调动部队，据计算在僧崇有两千兵力。印度军队可以看到中国军队的测标小组为准备夜间进军而在工作。中国部队并不想隐瞒他们的意图。达尔维把这些明摆着的发动攻击的准备情况报告给在吉米塘(Zimithang)第四师作战指挥部的普拉沙德。达尔维说，按照第七旅目前这样的部署，中国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他们将抵挡不住，并请求准许他把章勒驻军及增援部队撤回来。这样可以抽调出大约一个营的兵力，把他们重新部署在比过去大大缩短的阵线上，使防线有一定的纵深，这样防御也就算加强不少了。然而普拉沙德接到的考尔的命令是绝对的，章勒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普拉沙德拒绝承担不服从命令的责任，他拒绝了达尔维的紧急请求。于是达尔维在多拉哨所附近的旅部里，当着旅参谋长和其他军官的面，在电话里对普拉沙德讲，“与其站在一边，看着部队被屠杀”，不如提出辞职。他说，“这是采取坚决立场的时候了”。达尔维的话被记了下来后由普拉沙德转报给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军部。可是在那里负责的军官K.K.辛格准将不能承担违背军长明确的命令的责任，他答应同在新德里的考尔联系。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在第七旅没有听到下文。第二天拂晓前，廓尔喀联队剩下来的两个连仍按原计划准备开往章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