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老八路

　　选举七届中央委员
　　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到6月11日闭幕，开了整整50天，这些情况创下党的历史之最。
　　七大开幕前两天，举行了预备会议。七大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分八个代表团：中央直属机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大后方代表团不仅有蒋管区，还有敌占区的地下党代表。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向代表报告七大的筹备经过；毛主席讲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我亲眼目睹了中共七大开幕的历史一刻。1945年4月23日傍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主席台后墙上，两面党旗烘托着朱德和毛主席大幅画像。主席台对面墙上写着“同心同德”的标语，礼堂的两侧墙壁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席台上端的红布横幅上，缀着一行黄字：“在毛主席旗帜下胜利前进！”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先唱《国际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正式代表中的陈谭秋、廖承志、马明方还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无法来延安开会。
　　毛主席致大会开幕词：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八年浴血抗战，党和人民已经望见胜利的曙光。抗战之后，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需要统一全党认识，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党的行动纲领。
　　七大期间，毛主席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李富春、彭真等人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和朝鲜革命军政治干部学校的朴一禹在七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祝贺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日本革命和朝鲜抗战的支持。
　　七大开幕后的第二天，毛主席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的讲稿大会代表人手一册，需要翻页时，会场上响起一阵纸张的翻动声。毛主席的讲话，与以往的话题大不一样，他在讲抗战胜利后，如何治理国家，许多说法十分新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毛主席讲，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除了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外，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我一边听，一边就联想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那些美国人，送给我们巧克力、骆驼牌纸烟、午餐罐头。如果能够获得美国的资本援助，中国的老百姓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编印的《毛主席选集》对毛主席的七大讲话作了许多修改，利用外资的主张被删除了。
　　七大期间，不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分组讨论，代表们个个大胆发言，各叙己见。许多代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证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在讨论中，对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也有激烈的争论。
　　邓洁让我们搬一架躺椅，摆在会场的前排，邓洁说王明有病，要躺着开会。王明还仗着苏联的后台，很有些傲气，可是代表们不买账，很少有人与他交谈。
　　在大会分组讨论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时，许多代表对王明、博古作为候选人很有意见，认为他们推行的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一些代表边说边哭，怀念白区地下党和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友。
　　毛主席在解释“中央委员选举方针”时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别到各个小组做解释工作，动员大会代表投王明和博古的票。
　　“七大”公布了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经过分组讨论，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代表们手持红色的选票，分了三拨依次把选票塞入一只白碴木箱子，投完票，代表们都散了。我们几个人把投票箱搬上主席台，有人负责唱票计票。  
　　大会选举出44名七届中央委员，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璋、林枫、滕代远、张鼎承、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王明、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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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护好水碗和水壶  
　　为党的“七大”大会服务的，连我算上一共六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女服务员。会议期间，服务组负责为大会主席团和会议代表送开水，就餐时，送菜送饭；代表们离开会场后，我们清扫会场，擦拭桌椅，关闭门窗；休息时，我们就到代表中间征询意见，饭菜是否可口，有什么特殊要求，然后在晚间碰头会上向邓洁汇报。在饭菜的花色品种方面，我帮邓洁出一些主意，安排杨家岭大灶制作。
　　在讨论“菜谱”时，邓洁说：“代表们来自天南地北，口味不一。小李你看看能不能搞个酸甜苦辣样样俱全。”
　　“那还不好办，酸的——醋溜土豆丝；甜的——糖醋里脊……”
　　七大代表陆续报到，中央办公厅从一些单位抽调炊事员来扬家岭大灶帮厨，天天给代表煮白菜、熬萝卜；烧一个猪肉，汤肉不分，无色无味。邓洁召集炊事员开会：“以后大灶安排饭菜，多听李管理员的意见，让他出些主意，给代表改善伙食。”
　　我让采购员从新市场买来八角、桂皮、小茴、花椒、胡椒，自己碾压五香粉；又指挥炊事员把土豆萝卜擦成丝，兑入白面和五香粉，用手攥成丸子，再入油锅烹炸；调入排骨汤烹出“烩丸子”，博得众口赞誉。
　　我听代表问邓洁：“现在的菜怎么好吃了？有味道了！”
　　邓洁回答：“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专家’，他在菜上提要求，怎么施佐料啦，怎么变换花样啦……”
　　中共中央专门拨出一笔款子，保证代表们的伙食标准，虽说山珍海味吃不起，中餐晚餐保证有一道荤菜，红烧肉、扣肉、清炖牛羊肉、“狮子头”、汆丸子……代表们吃得眉开眼笑，好多人跟邓洁说：“弄肉菜一定得要小李亲自动手哇！”
　　大会代表每天早餐二米稀饭、馒头咸菜；中餐晚餐四菜一汤，一荤三素的标准，白菜萝卜天天吃，一道荤菜也就是猪牛羊肉。代表十个人坐一桌，在礼堂两侧边厅里就餐，毛主席、朱德、陈云等人回自己家的小灶吃饭。中午就餐的时间很短，代表们还没有午睡的习惯。
　　邓洁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会下，还要领导会议服务组的工作。他对搞好代表的饮水很重视，反复强调，专门规定：在烧开水时，至少有一个人看守水壶；水壶使用后，必须拎回礼堂侧厅的小屋，房门要锁好；水碗要清点数目，放进柜厨里锁好，每天两次用“灰锰氧”消毒水碗；大会供水处一刻不能离开人。
　　开会的代表走到侧厅的供水处自己取碗斟水，供水处的长桌上有一百多只瓷碗和几壶开水。大会主席台一旁也有开水壶，主席台上的首长谁想喝水，自己起身去斟，大会服务组只保证供应开水和水质的安全。
　　杨家岭警卫连负责会场外围的警戒，战士们遵守纪律，从不走进礼堂。警卫连指导员寇子忠好羡慕，他说：“老李啊，你们几个美差呀，又有水喝，又能听毛主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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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党的中央委员们签字留念  
　　为会议代表服务时，我碰见许多熟悉的老首长，张琴秋、张秀岩、林伯渠、王德、张苏、徐特立、陈云、李富春等人，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和我亲切打招呼。会后，我的文化启蒙老师张秀岩大姐专门找到我，询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第七届中央委员选出后，大会秘书处洗印了全体委员的黑白照片，邓洁陆续给了我几十张，凑成一套。我拿着照片，找到熟悉的中央委员，让他们签字留念。50天的七大会议选举的44名中央委员，长期在延安居住的就有19名。我最熟悉的当然是陈云、李富春、蔡畅、徐特立、林伯渠、朱德、毛主席等人。陈云一边在他的照片背后签字，一边问我肺病彻底治好了，嘱咐我今后不要吸烟，多注意身体；李富春写了“小李同志留念，李富春”几个字，还不忘了和我开玩笑：“你进城当了官老爷儿，可别忘了我呀。”
　　毛主席正巧没有钢笔，他大声地问：“你们谁有钢笔？我用一用，给这个小李写个名字。”
　　我趁机问他：“我以前那个首长，黄祖炎，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毛主席说：“你想他啦？他还不能来开会，他要来开会选不上中央委员，也要选上候补委员。”
　　我又问：“他现在在哪呢？”毛主席不愿意说，扭脸与别人说话去了。
　　做了50天的大会服务，我又结识了许多首长。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聂荣臻都是四川人，又是搞军事的，会下常常聚在一块聊天。这几位首长中，我和朱德最熟悉，我找他签字，朱德又说：“小娃娃长大啦。”他这样说，是因为长征途中我们这队小娃娃一直跟随朱德的总部行军。我翻出刘伯承的照片：“刘司令员，请签个字吧，留个纪念。”
　　刘伯承很爽快：“好嘛。”
　　朱德在一旁说：“这小娃也是我们老乡哟……你是四川哪里的人嘛？”
　　我回答：“四川巴中的。”
　　陈毅在一旁就喊：“‘通南巴’哟，徐向前的兵啊。”
　　邓小平扬手招呼徐向前：“徐司令员，来来来。”几位军事领袖一边给我签字，一边大发感慨，年轻呀，赶上好时代啦，将来大有前途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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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闭幕了  
　　七大期间，传来欧洲战场反法西斯大战胜利结束的消息。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整个延安一片沸腾，除了开庆祝会外，还给七大代表放映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
　　日本军国主义已经走投无路，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大会代表都说: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 长不了了。七大会场内外，一片欢天喜地。
　　在中央大礼堂，为全体代表举行了一次文艺联欢晚会。舞台上扭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王昆唱陕北民歌；鲁艺演京剧，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大多数代表对京剧不感兴趣，互相之间交头接耳；有个戏剧小品，装扮国民党营长的演员，钻进一只木柜，等追捕的人走了，他才从木柜里出来，满头满脸沾满了面粉，逗得观众哄堂大笑。气功表演掀起晚会的高潮，表演者是彭真的马夫。老汉的腿和脑袋分别担在两条板凳上，身体悬空，有四位壮小伙儿，抬来一块条石放在他的肚皮上，然后抡起大铁锤，反复击打条石，石头碎了，老汉站起身来，平安无事。代表们站起来，齐声喝彩，使劲鼓掌。
　　临近大会闭幕时，邓洁陪同任弼时来服务组慰问，邓洁在一旁介绍每个人的姓名，任弼时逐一握手致谢。邓洁替我们表功：“弼时同志，他们几位的辛苦我还没有对你说呢，你看外面的哨兵辛苦吧，还能两三个小时换一换岗。可是他们几位昼夜守在会场，一个生人都不放进来；大会代表每喝一口水，包括主席喝的水都是他们寸步不离地看守着，绝对保证开水的安全，也就保证了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任弼时就说：“你们这几位小同志辛苦啦！”
　　七大快结束时，毛主席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全党要注意日寇投降后，存在内战爆发的危险。毛主席详细估计了，如果爆发内战，可能引起的种种困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斗争策略。毛主席的预见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证明。
　　1945年6月11日，大会选举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举行闭幕式。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肖劲光、刘澜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代表唱完《国际歌》后，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很久不愿离开会场。
　　大会闭幕的当晚，七大代表聚餐，每张餐桌上了一只整鸡，当时吃鸡就是享用“奢侈品”了。延安新市场有商人卖鱿鱼、海参、干贝，我向邓洁建议，给代表们搞一点来吃。邓洁说，中央没钱呀，买不起呀。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专门把我们服务员招呼到一起，敬我们一杯酒，代表党中央感谢我们的服务。晚宴后，鲁艺剧团在中央礼堂演出京剧，邓洁让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炒花生、炒葵花籽、边区生产的麻糖、一只鸭梨和红枣装入纸兜里，凡是坐在礼堂椅子上的人都得到一份。我在延安十年，经历过各种规格的会议，七大发放“礼品”是头一回。
　　6月11日，七大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离开延安，我也返回美军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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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重返陕北  
　　难觅往日的旧迹  
　　在西安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我终于走上重返陕北的道路。
　　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走过大街小巷，摸到凤凰山下，推开黄土墙上的木门，还认识石崖下的窑洞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居所，黑呼呼的岩石还有毛主席留下的烟垢，门框上没有春联的一丝痕迹。我一声呼唤无人应答，环顾四周，小院里堆满了旧报纸和烂布头。毛主席的这处旧居冷冷清清地无人光顾。
　　当年，黄祖炎珍藏有三只巨大的毛笔，牛角料制做的粗笔杆，乌亮沉重。听黄祖炎讲，草地边边，急忙脱离张国焘，轻装急行军，他把暖水袋、怀表、墨盒、字帖都丢弃了，只有舍不得这三支毛笔，硬是背到陕北。
　　每逢延安开大会或欢迎来宾，书写大幅横标，我研了墨，再替首长撑住纸角，黄志炎双手各握一支大抓笔，蘸上浓墨，左右开弓，一个斗大的字，一挥而就。林伯渠、谢觉哉这两位在一旁称赞不已。
　　1937年元旦，我去百姓家讨来锅底灰，黄祖炎兑水兑皮胶，在黑釉盆里研调墨汁。首长曾经有一块名贵的砚台，经过水草地时，不得不忍痛“轻装”掉。他一边捣鼓墨汁，一边惋惜那只扔掉的砚台。书写对联时，我在一旁按住红纸，黄志炎飞快地书写一幅幅春联。
　　毛主席和贺子珍闻声走出窑洞，从我手中接过春联，连连称赞好字好词……
　　如今，一栋栋陈旧的住宅楼从四面八方逼到凤凰山脚下，狭窄的通道已不便引导游人瞻仰伟人旧居。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的“石窑洞”——座北朝南的三孔石窑洞模样的平房成了凤凰山麓毛主席的旧居标志。历史也就此简化吧！
　　我寻遍了凤凰山，旧时的窑洞、小花园、城隍庙无影无踪。眼前都是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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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塔山变化大了
　　延安市政府正在修建宝塔公园，崖壁石刻整修一新。
　　我手扶青砖边墙，登上宝塔山，环顾宝塔下的土地，水泥砖覆盖了昔日的脚印。
　　九级砖塔整修了，塔端加补了“窝儿头”样的封顶。1938年的宝塔，塔芯木梯都拆光了，塔尖损毁，站在塔里向上望去，露出一块巴掌大小的蓝天。那里是塔呀，一根锅炉房的烟囱！
　　1937年夏，我们随中央医院迁驻宝塔山，成为宝塔山的首批居民，黄祖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是副院长。
　　中央医院时常请马海德和几位医学专家轮流主持医学知识讲座，三十多名医护人员在黄土坡上听课，我隔三差五地赶上了，也混在医护人员堆里听一听。马海德那时的中国话还不很熟练，一些专业术语需要傅连暲在一旁做翻译，在宝塔山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细菌和病毒，肺结核和梅毒，特别对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印象深刻。
　　有一次讲课，一位牙医专门讲有关牙齿方面知识。他说，中国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贫穷和战争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不知道牙齿保健知识也是影响寿命的一个原因。牙齿不好，吃东西就要“囫囵吞枣”，食物太粗糙，增大胃肠负担，营养不能吸收，久而久之必然患病。牙病会成为口腔病灶，可能播散病原菌的感染到附近的组织或器官，也可能引起内脏器官的疾病，如引起肾炎、关节炎、心膜炎、眼疾和皮肤过敏等等等等。这位医生特别叮嘱，你们今天知道了牙齿的重要性，就要爱护牙齿，有条件了要饭后刷牙，一旦牙齿坏了，要随时修补，年纪老了一定要镶牙！他的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还有一位医生讲养生之道。他说，我家几代人，每天清晨空腹喝两杯淡盐水，可以怯病延年，我父亲活到99岁，身体健康，如果他不跌交，能活一百多岁。
　　寻找宝塔山旧居，令我大失所望，往日的窑洞面目全非，黄祖炎的旧居湮灭了。半山腰有一座日本工农学校的纪念碑，日本人有钱能够树碑立传啊！
　　想起了60年前的同伴儿

老八路

　　来到延安，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在桥儿沟，天主教堂前空空荡荡，一块孤零零的石碑。我掂起脚尖向山沟里眺望，就在这面黄土坡上，我们曾经读报学习、为贺龙捐款……
　　我还记得张苏的勤务员郭聪也为贺龙捐了款。郭聪聪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够模仿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
　　那日，北门外的党校礼堂上演京剧，毛主席来了，有人起身给他让座；陈云来了，有人招呼“陈部长坐这里吧”；周恩来走进礼堂，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这时有一个人把我身旁的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调：“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这时周恩来被人拽走了。郭聪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讲话。
　　不久，郭聪离开了北门外的中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聪，也想起了四八死难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3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空难发生后，美军飞机频繁起降，从山西运回遇难者的遗体。博古的随员赵登俊同我一起长征到陕北，他先跟随傅连暲，后跟博古去重庆，成了一名“四八”死难烈士。
　　我站在赵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来你可以象我一样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阳光和空气，你早早的死去，我还活着，倘若当年我不进胜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随博古。那么我就在里面躺着，你现在还会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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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河两岸曾经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延河吗！以前宽阔的河滩被人工填高，构筑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细流，水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油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两岸河堤上的泄水口哗哗地流淌着污水。
　　当然，延河会发脾气，暴发山洪，河谷里轰鸣着惊心动魄的涛声。洪峰流过，房屋那么大小的卵石消失得无影无踪。1940年夏天，胜利食堂的伙伴拽我去玩水，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扔进延河。我喊了声救命，灌进几口浑水，半浮半沉地顺流漂去。史明他们才相信我不会游泳，急忙跳进延河，把我捞了上来。以后，贺龙、王盛荣做教练，我学会了游泳。
　　当年，延河两岸是人们谈情说爱、散步聊天的去处。我听知识分子们聊天，他们抱怨延安穷山恶水，一个人说上不了天了，另一个人说下不了海了，原来他们是制造飞机和舰船的技术人员。如今，中国不但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还有间谍卫星和宇宙飞船；而且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的总产量世界第一，这些都有从延安走出去的知识分子的功劳。
　　在延河大桥上，我实地讲解当年驾驶吉普车三次涉渡延河的原因。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古城延安化作断壁残墙，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弹坑阻绝了行人交通，吉普车离开东关机场，一渡延河绕过清凉山的石崖；二渡延河绕过河岸的卵石滩；再从王家坪三渡延河回到美军观察组。随行者多年的疑惑消除了，分清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
　　我忽然想起在延河滩上的炸弹坑里救人的事儿……
　　延安北门至“边区司令部”之间的延河漫滩地上，散布三块巨大的水塘，那是日本空军重磅炸弹的杰作。秋日的一天，一位农妇在水塘边收割豆子，无意中带起的土坷拉滚落水坑中，从水塘里惊起一条五六斤重的草鱼。草鱼落在农妇的脚下，拼命扑腾。拾豆妇女大惧，一个趔趄，跌入水坑中。我和警卫战士看个满眼，急忙跑去救人，从水塘里把农妇捞了上来。积水弹坑的鱼儿最后被捉得一干二净。
　　如今，在延安吃鱼已不是新鲜事了。沿街的餐厅饭店琳琅满目的海鲜招牌高高悬挂。  
　　杨家岭窑洞依旧  
　　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市的陪同人员又驱车直奔杨家岭。
　　在杨家岭沟口下了汽车，缓步前行。一群游人在导游的引导下，瞥一眼七大礼堂，到毛主席旧居里转转身，如蜻蜓点水。
　　七大礼堂还是旧时模样，门楣上“中央大礼堂”五个字虽说是康生手迹，仍保存完好。
　　导游小姐问我：“当年没有吊车，大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的？”我告诉她，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渐渐填起堆土，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棚顶，互相镶嵌成礼堂的穹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坡，露出中央大礼堂伟岸的身姿。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最豪华的建筑。中央大礼堂侧厅是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康生、陈伯达唇枪舌箭，气势汹汹的在此逼人整人。追查张国焘冒领黄金一事仅仅是一段小插曲，因为涉及到黄金，我还记得清楚。
　　康生询问一个人（姓名忘记了）：“1938年，你和张国焘在一块工作，他逃跑之前从边区银行带走多少黄金？”
　　这人想一想：“可能有四五百两吧。”
　　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张国焘要黄金干什么？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那人辩解：“那谁晓得张国焘准备逃跑啊！”
　　有人提问：“为什么边区银行就给张国焘黄金呢？”
　　这个人解释：“他是边区政府主席呀，银行是政府办的呀，不听他的还听谁的？不要说张国焘要四五百两黄金，就是林（伯渠）老、罗迈他们随便写个条子，到银行提取千八百两黄金，银行也得乖乖给呀。”
　　有人评论：“看来张国焘提前准备好了，弄走几百两黄金做逃跑经费。”
　　此人讲得有道理，康生不好再追问了，只得作罢。
　　中央大礼堂对面山坡一条长长的斜坡路空无一人，坡路尽端是陈云旧居，双扇门一把铁锁，一块中组部捐款竖立的石碑说明延安时代中央组织部的驻地。
　　斜坡路“之”字形折上，中宣部图书馆旁是我和黄爱民的窑洞，探头向里张望，一位壮年汉子迎了出来，热情相邀：“到家了，进家里坐坐。”窑洞内一盘土炕，一些凌乱的家什，确实比延安时代的家富足了许多。
　　延安中宣部旧址无碑无字，其窑洞基本保存完好，从柯柏年、黄华的窑洞前走上去，是凯丰和赵毅敏的窑洞，徐（特立）老的窑洞却无处寻觅……当年开荒种地，欢度中秋，山上山下人来人往，何等的兴旺啊！如今山岭寂静，人迹稀疏。
　　杨家岭上的故人早早离去，撇下我孤身一人缅怀往事，不禁感慨万端。
　　离开杨家岭直奔枣园。
　　走入枣园，甬道左侧一幢别墅式样的平房没有挂说明牌牌，我一眼认出是陈云故居。1943年，我在枣园工作的小灶厨房只保留下一间，那棵我曾经浇灌的枣树被砍伐掉了。北面山坡脚下只剩下周西林和警卫战士居住的一排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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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人不知道美国南瓜的来历  
　　在延安出版的革命旧址示意图上，未予标示美军观察组旧址，琢磨一下，也是，美国军人居住地怎么能算革命旧址？
　　我走出宾馆，沿街北行，一路高楼大厦，北门外的变化翻天覆地，多次向行人问路，无人知晓美军观察组的旧址。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是红色中国走上国际外交舞台的开端，标志这美国官方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直至发展到美国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盛情款待，党的领导人亲临驻地慰问。延安各单位传达文件进行“外事教育”，预防琐碎小事怠慢了美国盟友。我作为一名中方管理员，参与美军观察组的基建施工。随后又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学习驾驶吉普车，替代美国人往返北门外与东关机场，接送飞行员，运输物资。观察组的几辆吉普车是稀罕物，汽车驶过，惹得延安军民驻足观望。
　　此次重返延安，看见农妇出售小南瓜，我想起这是美国的南瓜品种！上前询问，农妇说：“什么瓜哟，陕北南瓜嘛！甜得很。”在桥儿沟农贸市场，小贩们异口同声：“陕北南瓜嘛！”我问：“为什么陕北还有一种大南瓜。为什么大南瓜长相端正，滋味清淡；小南瓜长相丑陋，香甜可口？”众人支支吾吾不能回答。
　　1945年春，一名美国军官来到中方管理员办公室，叽叽咕咕说了一通外国话，将一只信封交给杨管理员。老杨对我说，这是包瑞德上校从美国带来的南瓜籽，嘱咐我们种上。他说延安这个地方没有甘蔗，含糖的食物太少了！人不吃糖，不好。
　　大家想看看美国的南瓜到底是个啥模样，弄些茅厕的粪土，挑来延河的清水，在气象观测楼旁种下南瓜籽。那名美国军官几乎天天在瓜地周围转一转，碰见中国人就竖起大拇指说OK，OK。秋收时节，瓜秧上结出的南瓜只有海碗那么大小，凸起的瓜瓣疙里疙瘩，活脱脱的一副小丑模样。大灶的厨师说，蒸两个试试看吧，不能吃就丢掉。蒸熟的南瓜香甜可口，一下子在北门外引起轰动。同美军观察组一个院子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抱走了许多“小丑南瓜”，延河对面王家坪中央军委有人闻风而至，也来讨要。杨管理员和我们商量，决定给枣园的中央首长每家送一只美国南瓜，仅仅是出于爱戴领袖的朴素感情而已。
　　依照习惯说法，美国人传播了友谊的南瓜种子，可惜延安人不知其来源，只是知道宴席上的“蜜汁南瓜”。
　　在延安市委的同志的引导下，终于在延安中学的校园里找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山坡下，还剩下七孔美国人居住的窑洞。以前美军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逸夫科学楼……  
　　经过大砭沟想起贺龙  
　　今日的延河，左岸拓展出十公里长的枣园路，右岸有延师路接北关街。延师路上的陡坡还是先前的大致轮廓。陕北人称高高的陡坡为“大砭”，西山山麓的一道沟壑故名“大砭沟”。抗战时期，这道陡坡仅能通行一挂马车，路面上磨出两条深深的车辙。我曾经多次驾驶吉普车，翻上“大砭”接送美国人去枣园，也曾送过贺龙将军……
　　1945年9月的一天，贺老总带着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地走进美军观察组的院子，说要借辆吉普车去枣园。翻译跟美军技师讲了几句英语，又对我说：“你去送贺老总，这几辆车你随便开。”我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小吉普，驱车停在贺老总面前。
　　贺老总见是我开车，不太放心，他说：“咳哟，小李，你开车行吗？”
　　我说：“不行？我敢给你开车！”
　　“我还当是美国人开车送我去哪。”
　　“让外国人去，他要捣个鬼怎么办？”
　　贺老总说：“哟，小李呀，你的警惕还够高哇！好，好，快走。”贺老总一边挥手，一边跳上吉普车。
　　我说：“急个啥子，汽车说啥也比你那洋马快。”
　　贺老总说：“我要不急，就不到这儿来要汽车啦！”
　　从北门外去枣园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出门过延河，经王家坪、杨家岭，从马列学院再回涉延河，从兰家坪山脚下经过，直抵枣园，这条路较平坦宽阔，但须两渡延河，虽说河水不深，万一吉普车在河里熄了火，可就耽误贺老总的大事。我选择沿西山山麓，经石佛沟、小砭沟从候家沟过西河到枣园，虽说这条路路况不好，但不用涉渡延河，西河几乎干涸，不足为虑。
　　吉普车驶出观察组的大门，我招呼了一声：“坐好了！”加快了车速。吉普车掉头，转入左侧的山道，山路直直而上。吉普车在土路上猛烈的颠簸起来，陡峭的山坡下延河的流水白花花的一片。
　　贺老总紧张地喊：“咳呀！小李，这还不得摔死我们仨啦！”
　　我说：“怕啥，不拿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贺老总说：“嗨，小伙子，你还真有一套哇！”吉普车翻过山梁，道路平坦了，我脚踩到最大油门，车后卷起冲天的黄色烟尘。
　　贺老总拍一下我的肩膀：“你倒满不在乎的，我都快出汗了！”
　　我说：“天又不热，你出的什么汗呀？”
　　贺老总说：“吓的呀！”
　　我说：“这点事儿你就吓着？你还当司令哪！要来几十万国民党兵，你怎么办？”
　　贺老总说：“那我可不怕。打不了，我还可以跑，在你这车上……我往哪跑呀？”说话间，吉普车驶进枣园的大门。贺老总示意停车，我说：“往前，开到主席的窑洞那坡坡上……”
　　贺老总说：“不啦，汽车声太响了，我们走上去。”
　　我把吉普车掉转车头，去找周西林聊天，让他品尝美国骆驼牌香烟。
　　忽然，吉普车的喇叭嘀嘀的鸣响，原来，贺老总座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声寻呼我呢。他高兴地向我大手一挥：“得啦，我们回家喽！”

老八路

　　奔赴延长县城寻访线索  
　　去延长县必经甘谷驿和黑家堡。
　　“桑塔纳”轻盈地行驶在柏油公路上，市委司机汪成清师傅说，从延安到延长140华里，小车只需一个多小时……
　　我问汪师傅，甘谷驿的教堂还有没有？他说，没看见过甘谷驿的教堂呀！说话间，小车从甘谷驿街中穿行，教堂尖顶和十字架兀立在路基下的高墙后面。熟悉的景象，又使我回忆60年前第一次去延长县的情景……
　　1937年春节前，我和马夫护送朝玉英回娘家生娃娃，走到后半晌时，到了甘谷驿。马夫说话了：“明天，走不了，赶快给牲口治病吧，不治就得死，今天晚上也过不去！”
　　原来这马儿走了一天路，不尿尿也不拉屎蛋蛋，在延河里淌水它也不喝水。
　　我把朝玉英扶下马，她吩咐马夫：“你赶快去找村长，让他给我们找人，给牲畜治病，马好了我们再走。”
　　马夫慌慌张张地走了。我暗暗叫苦，玉英姐快生娃娃啦！我可怎么办呀？
　　马夫领来两位陕北老汉，一位是村长，一位是乡村兽医。
　　兽医从一只方铁桶里掏出牛角、药捣杵、各种中草药。村长安慰朝玉英：“婆姨同志，不急不急，这老汉治牲畜有手段呢，不论百姓、红军、白军，他硬要一块现洋呢……”
　　兽医老汉把一根烟骨杆儿捣碎，混上药汤，灌入马嘴。那牲口知道病了，老实听话。兽医老汉又用牛角舀水，喂了几角清水。他对马夫说：“你把这些牲口牵出去溜一溜。”
　　黄昏时分，马夫喜滋滋地牵马儿回来了：“真绝了！牲口也放屁了，屎蛋蛋也出来了，也尿了。”
　　……
　　汽车驶过甘谷驿，公路旁、延河畔、农田里陆续出现一些抽油机，在电动机的拖动下“磕头虫”缓慢地从地下抽吸石油，遗憾地是单井产量太低，每天产油百八十公斤，一吨原油可卖一千多元，已经是陕北的摇钱树啦！
　　延河滩上还有几个农民用水泵抽水，冲洗一堆堆泥土，他们正在泥里淘沙！千辛万苦地洗出一立方米河沙，换来二十几元人民币，很是可怜。
　　汽车驶进延长县城，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古城墙和城门楼子拆除得干干净净。石油厂只剩下一截“采油树”和一块“华夏第一井”的石碑。延长石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我向延长的同志表示，希望能找到朝玉英母亲一家人，老太太可能不在了，找到她的姐姐和外甥女，问问她们知道不知道朝玉英的下落。
　　延长县同志说，整个延长城关镇没有一家人姓“朝”呀！找找看看吧！
　　众人陪同我爬上延长“西门”左侧的陡坡，迎面的门楼旁边挂个红牌，原来是毛主席率领红军进军山西的东征会议旧址，旧址场院一盘废弃的石碾唤醒了我的记忆，石碾上坎就是朝玉英母亲家！原来，朝玉英家曾经是毛主席的邻居，她一定是这么与黄志炎相识的。我走进小院，窑洞的格局还是先前的样子，只是住户几经转让，新主人对六十年前的往事一概不知。
　　热情的延长同志陪同我开始奔波往返，查询朝玉英家人的下落。
　　延长同志无奈地说，以前搞的政治运动，老百姓害怕死了，他就是知道也不敢说出来。
　　郑家老二，郑忠林先生，正巧从成都来延长探亲，住在延河对岸。小车驶过延河上的石拱桥，碾过泥泞的土路。郑忠林先生和以前拜访过的几位老人一样，说延长县最老的老师马朝君，1936年就在延长完小任教，应该知道朝玉英的情况，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马老师在今年元月去世了。马老师有一个同学，刘秀梅住在北京，如能找到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