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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20 01: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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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埔系”的新人
第1军随军服务团 在1938 年 10 月份解散,但熊向晖 在5 月份就离开了。
因为胡宗南5月份从西安到凤翔,约熊向晖单独谈话时,已不再称呼熊为“先生”。
而且,他对熊表示非常信任,说道:“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一个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
还当场送了熊一只瑞士手表,这是熊第一次拥有手表,同时,让熊翌日清晨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并要亲自送他报到。
第二天一大早,胡宗南就带熊向晖上他的车,叫熊和他一起坐在后座,而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置,坐的是他的侍从副官唐西园,后面还有一辆车,是卫士、厨师一类的侍从人员。
此时,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部也已经开始从凤翔东湖,移至西安永宁门外的荐福寺,即老百姓俗称的小雁塔。
胡本人开始时住在西安建国公园,后来移住东仓门下马陵董子祠,也就是汉代董仲舒墓前的祠屋。
那天,胡宗南把熊直接送到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的所在地王曲镇,分校教育处长是吴允周,他是浙江东阳人,黄埔三期生,也是陆大十期毕业的,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本部第 1 厅参谋。
1936 年,他接受胡宗南的邀请,担任第 1军第1 师参谋处长,不久担任第1 军第 78 师参谋长,长于参谋业务和军事教育,为胡宗南所倚重,第七分校成立后,胡宗南派他任教育处长。
吴允周看到胡宗南亲自送来的熊向晖,就让他到学生第 5 总队报到。
当时,西安第七分校总共成立了 4 个学生总队,王曲是第 4、第 5 两个总队所在地,第 2 总队在凤翔,第 3 总队在兰州。
在西安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学生总队的编制,同部队相仿。总队长相当于师长、少将军阶,一般都是由师长下来当总队长,总队长要是出去,也是直接任命为师长。
总队长一般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生,总队下设两个大队,大队长一般都是黄埔 五、六、七期生,级别是团长、上校军阶。大队下面是中队,中队长一般都是黄埔 七、八、九期生、少校军阶。
中队下面,还有3 个区队,区队长都是上尉、中尉,个别的是少尉,都是中央军校(黄埔)十一、十二期生。
熊向晖被分在 5 总队 9 大队 2 中队 1 区队,区队下面是班,一个班是16 个人,班长、副班长由区队长指定,熊向晖他们这一期属于黄埔十五 期。
中央军校各期学生总队的番号,是由成都校本部统一编列的,第十五 期第 1 学生总队在成都中央军校本部,1938年1月在武昌招考人伍。
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的成立,有一个过程,它的前身,是胡宗南负责筹办的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原先设在甘肃天水。
胡宗南办这个班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干部,储备人才,为以后进据新疆、青海、内蒙、宁夏等地区,作未雨绸缪之准备。
抗战爆发,胡宗南率领第 1 军东调淞沪战场,西北军官训练班遂停办。淞沪一役,战事惨烈,部队损失惨重,尤其是中、下级军官牺牲极大,第1军连排级干部,所剩不及十分之一。
之后,虽经多次拨补,但部队的战斗力已远不如前,因为,原来的那批骨干,都是他从西北带出来的,战斗力很强。
胡宗南对那批老基干在上海战场上丧失殆尽,极为痛心,同时也就想到要重建干部培训机构,加速培养新的力量。所以,胡宗南请示蒋介石同意,奉准在西安成立中央军官学校第7分校。刚开始是借凤翔高等师范为筹备校址,不久,即移驻西安王曲。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为了大量培养军事干部,在成都续办中央军校本部的同时,也在各战区相继设立分校。至 1938 年初,在西安七分校成立之前,全国各战区已经设立了 6 个分校:
由洛阳分校改编成立第一分校,校址设汉中,属第一战区。
由原武昌分校改编成立第二分校,校址先后迁至湖南邵阳、武冈、会同等地,属第九战区。
由原成都分校改编成立第三分校,后并入成都中央军校本部,又于江西瑞金成立第三分校,属第三战区。
由原广州分校改编成立第四分校,校址先后迁至广东燕塘、德庆、广西宜山、贵州独山等地,属第四战区。
由原昆明分校改编成立第五分校,属昆明行营。因昆明当时不属于战区,仍以行营进行指挥。
由原南宁分校改编成立第六分校,后迁至桂林,属桂林行营。
西安第七分校成立后,属第十战区。第十战区撤销后改属第八战区。第7 分校之后,又在湖北成立第八分校,属第六战区。
在新疆迪化成立第九分校,属第八战区。
就这样,熊向晖成了“黄埔大家庭”的一个“革命军人”,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的指示。
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第七分校,在发展他自己势力的同时,还有另一层内幕。
1937 年底,胡宗南到武昌晋蒋,就是他在武昌“传见”熊向晖等人的那一次,他向蒋表示,在西安成立第7分校,既可以大批培养部队基层军官,也可以就近拦截各地赴延安的青年学生,送入军校培训,增强与共产党斗争的力量,达到封锁延安的目的。
蒋一听,当场批准,并允许从中央军校第 15 期的两个学生总队中,拨一个总队的番号给他,为成立第7分校打基础,这就是西安第七分校第 15 期第 2 总队,先于分校成立的原因。
有了蒋介石的手令,胡宗南拿着它去找中央军校教育长陈继承,陈同意把中央军校第 12 期学生总队的一切设备器材及教具等,全部拨归第7 分校使用。
第 12期学生总队总队长罗历戎原是第 1 军的老人,淞沪战役前由第1 军第 78 师副师长调任中央军校第 12 期学生总队长。
胡宗南到武昌后,多次约罗历戎到武昌见面,了解军校情况及学生总队毕业人数,要他争取大量毕业生到第1军工作。
胡对罗历戎说,他已向校长说明,要罗仍回第 1 军带部队,而且明确第 15期第2学生总队总队长,仍由罗担任,以便于向中央军校本部接洽联系,争取更多的军事教官及各种教学器材。
胡还嘱罗不可将此消息向外泄露,后来,第 12 期学生总队毕业后,即发表罗历戎为第 15 期第 2 学生总队总队长。罗随即将第 12 期学生总队所用的教材、器材等,由汉口经铁路运往西安第 7 分校。
这期间,罗向军事教官游说,西北是大后方,比较安全,今后的发展大有前途等,动员了不少军事教官到第7分校工作。
罗历戎是四川渠县人,黄埔二期生。抗战初期,先后担任第七分校第 十五 期第 2学生总队总队长,第七分校办公厅主任等职。
就在第七分校筹建过程中,先期在凤翔成立了第十五期第 2学生总队,陈大勋进的就是这个总队。
第2总队的学生来源,一是胡宗南在江苏沿途招收的一千余名青年学生;二是复兴社特务头子康泽在王曲办的特种训练班;三是顾希平在终南山麓办的江苏抗日青年班。这些学生,都被胡宗南奉命接收。
第2 总队成立后,又在兰州成立了第 3 总队,学生都是从甘肃、宁夏、青海三省招考的。
接着,在河北、山东、河南等沦陷区招考的数千名青年学生,成立了第十五期第4、第5 总队。
第七分校所在地长安县王曲镇,原先是张学良举办“西安军官训练团”的旧址。
1936年6 月,张学良为整训所属部队的军官,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商得杨虎城同意,报经蒋介石批准,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城隍庙,创办“西安军官训练团”,调训东北军、第17 路军的军官,为抗日作准备。
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张学良还接受中共代表刘鼎的建议,吸收中共瓦窑堡红军大学的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教国的道理;以军事为辅,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
西安事变之后,军官训练团停办,胡宗南在筹建第七分校时,看到这里靠近西安,交通方便,地域开阔,房屋较多,便于举办各种军事教学和训练,所以选定这里作为校址。
第七分校不设分校长,只设主任、副主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任命胡宗南兼第七分校主任、顾希平任副主任。
顾希平是顾祝同的弟弟,江苏淮阴人,黄埔 1 期生,西安事变后,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胡宗南入关中,就是他向蒋建议的。
第 七分校成立后,学生依文化程度,分甲乙两级:甲级生学制为一年,乙级生学制为一年半。
按中央军校原先的规定,对入伍学生实行三级教育:
甲级教育,招考大专院校毕业生,修业 6 个月分发部队服务,是为前期教育,然后,再回校接受补习教育,是为后期教育。
乙级教育,招考大专院校肄业生,修业 1 年分发部队服务,然后,再回校接受后期教育。
丙级教育,招考高中毕业生,入伍 6 个月,修业1年半,是为正规教育。
但是,到了抗战期间,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不可能按“三级教育”制度来实施了。不过,在熊向晖入校的时候,还分甲级生、乙级生。文化程度高的,为甲级班;文化程度低一点的,为乙级生。
吴允周把熊向晖作为甲级生,安排进了第 5 总队第 9 大队第 2 中队,学制1年。
中央军校的各期学生,第一期到第 四 期在黄埔校本部,第 五 期到第七期,就比较乱了一点。
第五期共有 6 个学生大队,3 个大队在黄埔校本部,3 个大队在武汉分校,可毕业典礼都是在南京举行。
第六期、第七期,因为从黄埔迁校至南京,所以分两地施教,入学与毕业,略有差异。
从第八期开始,黄埔部分停办,全都在南京接受教育,很正规,高中毕业进军校,要 3 年才能毕业。
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都在南京,第十一期到第十三 期,也还正规,但到毕业的时候,已经开始抗战了,十一期迁到九江毕业,十二期在武昌毕业,十三期在四川铜梁毕业。
从第十四期开始,中央军校迁到成都,一直办到第 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迁至台湾。
西安第七分校从第十五期开始,一直办到第 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回归成都校本部。
从黄埔开始,中央军校校长、各分校校长,都是蒋介石兼任,校本部负实际责任的是教育长,各分校负实际责任的是分校本部主任。
第七分校主任始终是胡宗南,还有一个副主任顾希平主持日常工作。
中央军校校本部与各分校的办学要求,都差不多,但是,比较起来,第七分校的语言培训比较特殊,其他分校没有。
因为,第七分校有外语训练班,英文班、德文班、俄文班、日文班等等都有,还有少数民族语言训练班,设有藏文、蒙语训练班等,很多教官都是留美、留法、留英、留日人员。
熊向晖所在的这个中队,住在青龙岭下的窑洞里,当时,胡宗南选址时感觉这里房子挺多,但是,随着军校规模的不断扩大,房子根本不够用。
所以,它以王曲镇为中心,在周围各村庄形成一个环状训练中心,鼎盛时期,在周围 60 华里范围内,住满了军校学员,计有皇甫村、樊村、子午村、贾里村、香积寺、曲江池、韦曲、杜曲、高家湾、牛东等数十个村镇。
校舍大都是临时利用窑洞、祠堂、庙宇等建筑,也有的借用当地历代望族居住的房屋。
所以,熊向晖入校时,只能住在附近的窑洞里,一个班一个窑洞,睡的是当地特有的大炕,16 个人睡一个,炕边用青砖摆起来,作为炕沿,一个人躺下的宽度,是两块砖。
正式开始训练前,军校学生每人配发一套旧呢子军服,一双翻毛皮鞋和一双麻鞋、一双黑布鞋,一条灰军毯,一个背包,一只水壶。
另外,还发给两枚蓝底白字搪瓷领章,一边是“军校”,一边是“学生”,钉在衣领两边。
平时,熊向晖等分校学生都是穿单军衣,或是穿灰棉军衣,打绑腿,带子绑在膝盖上,以免走路时间一长,腿肚子发胀。
吃饭以一个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有9 个伙夫,用很大的锅烧饭。
早饭是粥、咸菜。中午、晚上是白菜、豆腐大杂烩。吃饭时,5个人一坨,拿脸盆装菜,自己拿碗装饭,然后喊一声“开动”,才可以开始吃,主食一般是稀粥和半斤一个的杠子馍,一个月打几次牙祭时,才有猪肉等荤菜。
早晚集合都点名,以中队为单位,一吹号就要起床洗脸,15 分钟内集合,点名之后,开始跑步,然后再吃早饭。
在第七分校,熊向晖首先开始的军事术科训练,在操场上叫制式教练。当时,采取的是德式,练习立正、稍息,各种步法及队形变换等,主要是养成军人姿态和基本动作。
接着,就开始单兵教练,一个人一个人地教练,一个人一本很厚的《典范令》,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军中勤务令》,都由中队长、区队长讲。
训练中,光是立正就不简单,标准是双目平视,下颚微缩,颈部垂直,双臂自然下垂,中指贴于裤缝,挺胸、收腹、脚跟并拢,两脚分成 45 度。
正步走,齐步走,开始都是分解动作,正步走练的时候,手都别在后面。分解动作时,正步走:一,左腿弯了;二,左腿前迈,右腿跟上去。
单兵教练时,因为队上职官要求严格,腿弯挨脚踢,胸部挨拳打是经常的事。
熊向晖入校时使用的枪,还是老式的汉阳造,皮带上还有刺刀,刺刀与枪是分开的,用的时候,再把刺刀安上去。
没过两个月,就来了新枪了,是蒋介石的“中正式”,由重庆兵工厂制造,这个枪比较轻一点,短一点,刺刀直接就安在枪上。
同时,他们按班发给捷克式机枪一挺。除机枪外,每人各发中正式步枪一支,子弹 200发。
然后,是瞄准、射击,有时候,夜间紧急集合,那就看本领了。
军事术科训练之后,就是野外战斗教练,即掌握单兵战斗要领。然后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同时,还有构筑掩体训练,即构筑散兵坑和交通壕等作业。
这种训练,多在正常天气演习,有时也在雨雪天或夜间进行,目的是锻炼学员吃苦耐劳的体质和意志,以适应实战时的特殊环境。
那个时候,有一句口号,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当时发的装备中,还有 1 只背包,里面装日用物品和军毯,全副武装时,有 1 支枪,1 条子弹袋,1 只水壶,1 条干粮袋,背包的背面再加1 把十字镝,1把圆铲,预备做工事用的。
每周,都由教育处发来训练课目表,上午大都是制式教练,下午是上课或野外教练,间或还进行夜间教练。
上课时,学员每人有 1 只小木凳,1 块木图板,图板后面订有绿布口袋,可以放书和笔记本。进人课堂,大家坐在小凳子上,图板置于腿面,听教官讲课。
第 7分校的课程,分军事课和政治课两项。政治课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国际国内时事”等,一般都不太受学生欢迎。
尤其是政治教官洪轨讲课时,爱吹牛,说大话,说假话,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哄鬼”。遇到他来上课,都说“哄鬼又来卖膏药了”。
但是,大家比较爱听时事课,尤其是战争形势分析。
有时候,总队也搞集合,地点就在王曲城隍庙校本部旁边的操场——那个地方现在是西安通信学院,总队在那儿升旗、唱歌。当时唱的歌,除了《黄埔校歌》外,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在咆哮》《太行山上》等,都是一些救亡歌曲,比较有现实意义和生气。
那个时候,国民党没有什么曲子,都是这样的曲子,学生也比较欢迎。只要整队行进,有一个队唱起来,各队立即响应,歌声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这要算当时军事生活中最富有生气的场景了。
第七分校的校本部,设在王曲的天下总城隍庙内,其他省市地方叫总城隍庙的也有,但都是唐朝的,王曲的这个总城隍庙却是汉朝的,当时有几百间房子,里面的佛像都用纸、木片蒙起来,没有拆。
庙里的大殿很大,可以用作会餐的地方。有的人说,能同时招待一千多人,熊向晖说没有那么大,也可以容纳一百多人吃饭。
王曲这个地方,清代属陕西成宁县,民国时期属陕西长安县。但为什么叫曲呢?
一般,称山脉回折之处叫山曲,河水回折之处叫河曲。王曲位于漓水回折之处,它与湟水回折之处的韦曲、杜曲一样,都是以曲名地。
在西安南郊,王曲、韦曲、杜曲,比邻并立,是有名的“三曲”。唐代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个天指“天子”,意思是指韦、杜出过许多大人物。
据成宁县志载:“有唐一代,韦氏宰相 26 人,杜氏宰相 11 人”。因韦曲、杜曲居樊川之右,景色明丽,大道平坦,距长安也近,京都许多官宦贵贾纷纷在韦曲、杜曲兴建别墅,更促成韦、杜人物之盛。
杜甫曾赋诗歌咏:“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杜曲花光浓似酒,霸陵春色老於人”,都是形容韦曲、杜曲景色之盛。
有人说,在长安城南“三曲”中,王曲是最没有名的,王曲之盛,是在胡宗南创办七分校之后。
其实不然,在汉代,王曲这个地方叫上林苑,是帝王游息之所,也是汉代皇家名苑。当年,汉武帝入山行猎,都要在这里过夜,所以也叫“御宿川”。王曲的南边,就是终南山,也称南山。在汉代,南山是帝王狩猎之地。从长安到南山,王曲是必经之地,也是中途休息的处所。
研究货币史的都知道,历史上有“上林苑造钱”的典故,这是指西汉武帝时期,中央将全国造币大权,由民间收归国有,并将造币厂设在上林苑,由中央集中铸造钱币。
因此,上林苑造钱,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中央造币厂”,这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隋唐之后,南山渐成佛教圣地,著名的南五台,即位于终南山中段北侧的一座山峰,由大台,文殊、清凉、灵应、舍身五座山峰台组成。
南五台佛教鼎盛之时,庙宇汤房号称有 72处之多,是历史上古都长安的观光游览之区。传说隋炀帝的母亲曾在南五台圣教寺修行,唐王李世民亦曾在南五台胜宝泉避难,而释迦牟尼的牙骨就埋藏在南五台圣寿寺隋塔之下。
王曲傍边,青龙岭下,熊向晖他们住的窑洞,除了一部分是七分校的学员住宿外,也有一部分教官住在这里,青龙岭西麓的太师洞,就是 7分校政治教官的宿舍。
太师洞面积很大,建有一排平房,分隔成 20 多个房间,分派各总队教官居住,七分校校刊社的编辑人员,也多居住于此。胡宗南在青龙岭别墅休息的时候,也经常转到太师洞这儿看看。
到王曲不几个月,七分校就调了一小部分没有毕业的学生,到河北民军张荫梧部队任军官,他后来经常与共产党闹摩擦,是有名的反共“摩擦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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