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

李云龙

十一 巧妙伪装闯五镇

　　1936年春，红二十八军为了摆脱困境，执行“敌进我山区，我进敌平原”的决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分散转入外线作战。高敬亭、方永乐和梁从学分别率部插向敌后方活动，分散作战，引出敌人，摆脱敌人，寻机歼敌。兵分三路，其活动范围达3个省51个县。

　　梁从学，六安县沛联乡(今属裕安区分路口镇)人，由于身材壮实，力气大，被称作“老黄牛”，又由于作战勇敢，被称作“梁老虎”。曾担任红八十二师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在“肃反”中被诬为“第三党”，遭逮捕。怀疑取消后，梁从学担任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团长。不久，他又在继续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中被怀疑为反革命，再遭逮捕。当时，军事干部十分缺乏，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仍由梁从学率二四四团与国民党军队作战。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将八十二师二四四团第三营扩编为第二四五团(下辖二个连和一个手枪队，共230余人)，梁从学受命任该团团长。

　　雷伟和由二四四团三营转入二四五团三营七连，仍是班长。

　　二四五团成立后，梁从学随即率领部队跳出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活动于太湖、怀宁、岳西、潜山地区。

　　这里，重点说一下梁从学率队一天一夜“巧闯五镇”的故事。那是4月初的一天，梁从学带领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五团三营和一个手枪队共200多人，采用伪装战术，出潜山、下平原，一天一夜跑了50多公里，巧闯五个集镇。

　　这天的黄昏，游击队伍化装成“剿匪”部队，沿着潜山山区的羊肠小道向东南方向疾进。团部手枪队全部身着国民党灰色军服，佩戴敌十一路军符号，走在队伍前面。团长梁从学化装成敌长官，随手枪队前进。走在队伍后面的同志，仍穿红军服装。

　　夜，月色皎洁，山风阵阵送来扑鼻的芳香，使人感到分外清新、舒畅。不知不觉走了一夜，第二天拂晓时逼近了黄泥港。黄泥港是安徽省潜山县南部的边陲重镇，也是一个古镇。它临水兴镇，商贸繁盛，有“小上海、二苏州”之称。街镇东西两头，各有一个碉堡，由敌两个民团小队分别驻守，监视、盘查过往行人，经常迫害我红军家属及当地群众。

　　当手枪队来到镇子跟前时，离大路二十余米的街西头碉堡里哨兵高声喝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往哪里去?”手枪队长机警地回答说:“我们是十一路军的，在山里‘剿匪’下来。”他一边答，一边停下脚步，在路边准备应付敌人。

　　不一会儿，碉堡里走出几个人来。为首的大概是个小头头，歪着头，斜着眼，手提着把盒子枪，带着一种怀疑的神情，不停地打量着手枪队的人。见敌如此，手枪队队长不禁火冒三丈，走上前就朝那家伙脸上狠狠打了几个耳光，大声骂道:“老子‘剿匪’下来，还不赶快给我们找个地方休息?误了时间，老子要你的狗命!”那个家伙被打得昏头昏脑，战战兢兢地连说:“是!是!”未等他话说完，团政委朝着手枪队厉声说道:“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手枪队同志早做好准备，一拥而上，把碉堡里十几个团丁的枪支全缴了，打死一个小队长。

　　团长梁从学带着部队顺利进入集镇。镇东头碉堡的敌人，看到我队伍后面赶上来的人头上戴着八角帽，知道红军来了，慌忙逃出碉堡，仅剩两三个人紧闭大门，龟宿在碉堡内。为了继续前进，不在这里耽搁时间过久，游击队伍未予理睬，在镇上休息一阵，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

　　手枪队照例走在队伍前面，和整个队伍保持一段距离，大约走了10公里，便到了王家河镇。这个小镇，由南北走向的两条街道组成，一条小河从两个街道之间穿流而过。在东街的后面，有一座古庙，驻有当地民团40余人。这里处于平原地带，平时红军来的不多，敌人麻痹大意，戒备疏忽。

　　手枪队一到这里，首先派人剪断通往各地的电话线路，然后大摇大摆地迳向东街后面大庙走去。站在大街远远看去，大庙门前交叉竖立着两面青天白日旗，门两边无精打采地站着两个哨兵。还没到大门口，手枪队就边走边喊:“我们是十一路军的，从山上‘剿匪’下来，赶快叫你们队长出来，我们长官有吩咐。”

　　敌哨兵见这支队伍武装整齐，来头不小，根本不敢违抗，连说:“是!是!”其中一个哨兵拿着枪就往里跑，我手枪队乘势跟着快速进入大庙，并控制庙门。

　　这时，敌民团团丁刚刚起床，有的在刷牙，有的在洗脸，有的还在伸懒腰。他们见我手枪队突然来到，慌里慌张，乱作一团。梁从学见此情景，便大声训斥道:“怎么这样松松垮垮的，像你们这个样子，红军来了怎么办?”又以命令的口气对手枪队队长说:“把他们的枪统统给我收掉!”手枪队一哄而上，立即将民团挂在墙上的枪支、子弹全部收下。这时，民团团丁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集合!”手枪队一面吹着哨子，一面大声喝道:“统统到大门口集合，听长官训话!”敌民团团丁一个个都跑到门外排队，站在那里。梁从学当即给他们进行了一番政治教育，讲明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这时，他们才真正醒悟过来，一个个都垂下头来。

　　游击队伍进入王家河，在镇上吃早饭。当地群众得知红军一枪未放，消灭了王家河民团，都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小集镇顿时热闹起来。王家河小街，是一条狭窄的石板铺就的街道，人群挤来挤去。游击队伍在镇上进行了一番宣传，还没收了镇上两家地主商店的东西，分给当地贫苦群众。九点多钟，游击队伍又快速向高河埠进发。

　　高河埠(今为怀宁县城高河镇)是合肥至安庆公路上的一个重镇，也是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大门户。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盛产稻、麦、棉花、油菜，加之交通方便，商业发达，高河埠自然成为客商往来、贸易集散之地，异常热闹、繁华。国民党反动派对这里十分重视，常驻保安团一个中队，约100余人。

　　游击队伍经过3个小时的急行军，中午时刻来到高河埠。当手枪队从镇北头进街时，恰好从街里出来一个身穿黄布大衣、腰挎中正指挥刀的敌保安中队长。他见我一队人马如此装备，非常客气地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从哪里来?”

　　梁从学瞟了这家伙一眼，不快不慢地答道:“我们是十一路军的，从山里‘剿匪’下来，要在这里休息。部队马上就到，我们先来联系住宿、粮草问题。”敌中队长说:“你们辛苦了，请到我们队部休息。”说着，就带领手枪队向敌队部走去。

　　敌保安中队队部设在镇南头的一个祠堂里。团政委和手枪队的同志走进敌队部以后，稍坐片刻，就先以看住处为名，逐一察看了各个营房。见当时敌队部除两个门岗和少数几个执勤人员外，其余的团丁都到外面去了，枪支、子弹袋整齐地挂在营房墙上，大家提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手枪队员们见机行事，非常利索地缴了门岗和值班人员的枪支，下掉了敌挂在营房墙上的所有枪支、子弹。敌保安中队长见此情景，异常惊愕。团政委说:“你们‘通匪’，我们特奉命来收缴你们的武器!”

　　敌团长一听，便大声叫道:“长官，冤枉呀!”

　　我手枪队不客气地给他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狗命。

　　打死敌保安中队长后，手枪队立刻控制了整个祠堂，并对空连放三枪。这时，在集镇上逛街、打麻将、推牌九或到河边上与洗衣服的妇女闲扯、调情的保安队团丁，听到枪声都往回跑。一到队部门口，手枪队即令其一个个排队站好，弄得他们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我们的团政委给他们讲话，说明我党对待俘虏的政策，遣散他们回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

　　在手枪队解决驻高河埠镇保安团100多人时，梁从学团长带二四五团三营集结于镇边公路以西的一片岗头地上，密切注视公路南、北两方的动向。

　　当时，雷伟和所在班的任务是破坏高河埠通向各处的电话线。完成任务后，只见镇子里到处是人，笑逐颜开。有的说:“红军真是天兵天将，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保安团一个中队打垮了。打得好!”雷伟和他们在镇上开展一阵宣传工作，没收几家反动资本家商店的东西，分给镇上贫苦群众。附近的农民，听说红军消灭了保安团，都非常高兴，争先恐后涌向街头。不一会儿，整个镇上被挤得水泄不通，雷伟和与战友们好不容易才一个个挤了出来。

　　下午3时左右，游击队伍撤向高河埠西北方向。没走多远，队伍来到一个名叫育儿村的小集镇。这个镇很小，但有“故事”:东汉末年，曹操亲率83万人马下江南征讨孙权，随军而行的卞夫人在这里生下了曹植。

　　在育儿村，手枪队又顺手牵羊，缴了镇上一个民团小队十余人的枪支，还捉了一个反动地主。队伍在镇上稍作休息后，继续北行。

　　一路顺利，大家异常兴奋，忘记了疲倦，不知不觉已到傍晚。游击队伍进入青草塥。

　　青草塥，是潜山县东部(今属桐城县青草镇)一个较大的集镇。这里是桐城、潜山山区东部通向丘陵平原地带的门户，敌人对其亦很重视，在它的西街南头筑有一个碉堡，常有民团三四十人持枪驻守。红二十八军过去曾进攻过青草塥，所以，这里的敌人也更加警觉。

　　那一天，游击队伍从街南头进去，却发现情况异常:家家关门闭户，街道上空空荡荡，无人行走。大概走了几十家店面，队伍停下，原地休息。雷伟和与战友打开两家店门，也未找到一个人影。这时，团政委已带手枪队向西南街头靠近，准备拿下碉堡。他们在快接近碉堡时，碉堡里突然高声喝道:“哪一部分的?”

　　手枪队答道:“我们是十一路军，从山里‘剿匪’下来。”

　　“派人上来接头!”碉堡里又发出急促的叫声。

　　“你们派人下来接头!”手枪队也高声喝道。

　　“好，你们不上来，我们下来。”碉堡上的一个哨兵一边说，一边端着枪往下走。

　　天快黑了，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团政委感到气氛不对，估计一天的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一定是调来正规军在此把守。他灵机一动，带着手枪队，趁天黑迅速来到东街部队休息的地方。梁从学思考一番之后，命令部队立即从东街中间巷道撤走。

　　撤离中，七连指导员邓平派雷伟和这个班担任掩护，雷伟和当即组织全班战士把打开的那两个店门拆下来，挡在石桥上，又派4支枪封锁桥面，以防敌人从河西街上猛扑过来。

　　游击队伍刚从东街撤走，敌新调来的一个团敌人果然追来了。雷伟和阻击部队正准备转移时，听到敌人在黑暗中叫道:“哪一部分的?”

　　雷伟和还以为自己的队伍未转移完，马上答道:“我们是七连的!”

　　话刚落音，轰隆一声，敌人一个手榴弹向红军扔过来。雷伟和等人打了几枪后，就机警地钻进一个大商店，藏在商店后面的小菜园里。

　　当时，敌人也摸不清镇内到底有多少部队，在街上到处搜索，枪声乱七八糟地打个不停。

　　20分钟后，月亮慢慢升起。借着微弱的月色，雷伟和扒上园墙观望，见四周静悄悄的，无人走动。于是，他带着全班同志快速撤出集镇。

　　在掩护部队撤离中，雷伟和这个班与连部失去了联系，只得向东北方向搜索前进。途中，突然听到前面一阵号音，再侧耳细听，原来是梁团长的号长在吹号联系七连指导员邓平。于是，大家放快脚步，向号音方向跑去，在一个临近山区的河边找到了部队。

　　大家在河边休息一阵之后，又满怀胜利的喜悦，迈着轻快的脚步，顶着柔和的月光，向潜山山区前进。尾随追击的敌人，一直把红军“护送”到潜山县万山地区。这里已是万山便衣队活动的根据地了。

　　一个昼夜，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五团从潜山出山后，在圩畈丘陵地区连克五镇。游击队伍巧闯潜山、怀宁、桐城的黄泥港、王家河、高河埠、育儿村、青草塥这五个集镇，消灭国民党地方民团2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而我军无一伤亡。伪装战术又一次显示了威力，大大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直接威胁了国民党安徽省府安庆。

　　二四五团的外出作战，扩大了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南的影响，震惊了敌人。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乘机质问卫立煌，为什么把红军放到省政府边上来了。当敌人从山区抽调部队回来“围剿”时，红二四五团又悄然返回潜北山区。

　　梁从学这个所谓的二四五团，其实不到一个营的兵力。而梁从学率领这个团不但敢与多于自己数倍的敌军作战，而且打到皖江平原地区，甚至离省会安庆已经很近，不是有胆有识之战将，是很难做到的。这应该说是红二十八军最出色的游击作战范例之一。

李云龙

十二 在无人区的红军伤病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形成。而蒋介石释放回南京后，反共的野心不死。他没有停止“北和南剿”的预定目标，鄂豫皖“清剿”与反“清剿”战斗仍在进行。

　　1937年初，红二十八军有三次产生重大影响的战斗。

　　一是2月上旬的“啄立山战斗”。啄立山位于麻城县西北约15公里。这次战斗，是红二十八军在1937年首次取得歼敌一个营的重大胜利，给刚调入麻城不到两个月的西北军嫡系第三十三师以迎头痛击。

　　二是3月中旬的“王通战斗”。王通，位于黄安、麻城交界处。此战，是高敬亭亲自指挥的兵力最多的一次战斗，红军集中主力，消灭了强敌西北军两个营，击毙其团长一名。这一仗，还从整体上调动了敌手，体现了高敬亭将分散作战与集中歼敌相结合，必要时集中兵力作战，给敌以重创的军事指挥艺术。

　　三是“接天山战斗”。接天山，位于黄冈、麻城、罗田三县交界处。接天山激战，历时一个多星期，共消灭300余名敌人。

　　在啄立山、王通、接天山这三次战斗之后，蒋介石认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已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南京总统府，于是从1937年4月开始，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最后一次秘密大“清剿”，妄想把红二十八军一网打尽。到7月，这“三个月清剿”成为红二十八军成立以来面对的最凶狠的一次“进剿”。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国民党从武汉调来第二师布置在黄冈、浠水、新洲、罗田一带，调来新编第三师去孝感、礼山一带接替一O二、一O三师(这两个师，是云南省、贵州省善于山地作战的部队)，做机动部队。又将东北军五个师调到平汉铁路以西地区，调卫立煌八十四师去潜山县、太湖县接替十一路军，将十一路军调到山区修筑碉堡。除了这些主力部队外，又调十多个保安团，包括原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追击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在内，共有200多个团、30多万人，对我红二十八军采取疯狂的“追、堵、围、剿”。

　　“三个月清剿”开始时，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主力正活动于鄂东北地区。军部位于黄安七里坪西北天台山地区。由于红二十八军处于敌后，又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敌人大规模的“清剿”准备了解得甚少，对情况变化估计不足。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物资上，红军对粉碎敌人“三个月清剿”准备不充分，也难以充分准备。

　　高敬亭获悉敌人“三个月清剿”计划后，见敌军来势汹汹，为避其锋芒，决定分散行动，将刚集中的部队分开:让二四四团一营长杨克志、营政委曹玉福率一营与新二营西进平汉路附近活动，与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接头，将鄂豫皖斗争扩大到桐柏山区，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和了解敌情;令林维先、胡继亭率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再次下平原，到东南方向的黄冈大崎山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筹集钱、粮、子弹、医疗器材和药品;要求各便衣队注意隐蔽，掩护群众，尽可能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进行反击;他自己亲率手枪团一、二分队去鄂东北道委活动的光山、罗山一带检查工作。

　　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副团长林维先率领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共约400余人，于4月间行动到黄安县第三区潘家河地区。

　　林维先，1912年9月8日出生于河南商城县南溪丁家埠(今属安徽金寨县)。他17岁参加红军，先后任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特务营的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二二四团政委。1934年4月，皖西北道委领导的红二十八军主力并入红二十五军，留下红八十二师坚持斗争，年仅22岁的林维先任师长。1934年9月，红八十二师跟随红二十五军到英山县陶家河，红二十五军搞“肃反”，林维先被打成“第三党”，罚他到红二十五军经理处“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后在下骆山打粮的战斗中，率领“苦工队”奇迹般的利用扁担缴获了敌人100多条枪，还击杀了不少敌人，随即担任以“苦工队”为骨干的新编二一八团三营营长。在重建后的红二十八军，林维先担任军部参谋、营长，现在是副团长。他英勇善战，带领部队进行游击作战经验丰富，但这一次，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吃了个败仗。

　　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到达潘家河地区，被敌人一O二师两个团、一O三师两个团、五十四师一部分和五个保安团、县大队等地方反动武装约4万余人的兵力重重包围。特务营苦战一昼夜，终于突围，但损失很大。鄂豫皖三年游击战后期，由于手枪团经常分散活动，特务营成了取代手枪团的“特种部队”，战斗力很强。作为红二十八军三支机动部队之一，进行过许多重要作战行动，从来都是以少胜多，自己损失很小，战绩亦相当出色，可是这次特务营遭受到严重损失。战后，又重建特务营。

　　在潘家河战斗中，雷伟和负伤，被送到老君山茅草尖无人区秘密医院二分所养伤。

　　老君山，属大别山南部支脉，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这座山，范围约6.5平方公里，主峰840.5米，是黄安县境内最高的一座山。老君山东北与天台山对峙，南1公里有小老君山，2公里有大兴寨，南偏西2.5公里有兴寨，四周群山环绕，唯独老君山为冠。其间，树大林深，人烟稀少，道路崎岖，峡谷纵横。历来只有猎人和采药者攀登，别无他人行迹。直到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后，老君山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依托和红色堡垒。后来，经过敌人多次“清剿”，实际已成无人区。

　　说是秘密医院，其实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医药，就用盐水洗伤口，用草药治疗。伤病员在深山老林中，没有房子住，就在山沟里搭草棚子。粮食，主要靠便衣队夜间运送，有时供应不上，就找些野菜充饥。有时怕敌人搜山发现，不能烧火煮饭，只能在山沟里喝点冷水。

　　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调一O二师对老苏区深山“清剿”，因我医院二分所在一个山洞中烧火做饭时冒烟，被敌人发现，结果二分所三名工作人员阮竹清、张映清、兰汉全部被捕。

　　当时，雷伟和在二分所养伤，不仅没有工作人员照顾，而且还要自己赶快逃命。雷伟和首先爬出二分所，再继续往山里爬去。他使出全身力气，在无人区里爬呀爬。没有吃的，就找野草、树叶吃;没有喝的，就爬到山沟边找水喝。他爬了几天几夜，终于爬到潘家河，找到了便衣队。便衣队将其先后安置于杨家洼、周八家一带(今红安县七里坪镇)村庄的群众家中养伤。

　　雷伟和还算是幸运的。秘密医院二分所那些不能动弹的重伤员就更惨了，他们或被敌人打死，或饿死在无人区的深山老林里。当时有一些重伤员，就是1936年在黄冈大崎山战斗中负伤被送到这里养伤的。

　　不料，雷伟和在杨家洼养伤期间，又遇到敌人“摸鱼”。所谓“摸鱼”，是敌人“清剿”的手段之一:对我隐蔽在大村庄里靠群众掩护的便衣队和伤病员，采取严格的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连坐、保长负责，经常利用半夜突然包围村庄查户口，清查有无藏“匪”。如若发现一家“通共”，五家俱杀。这一天夜间，敌人到杨家洼“摸鱼”，雷伟和在一个“双面甲长”的掩护下，才得以脱险。

李云龙

十三 新四军四支队手枪团

　　193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踏上了抗日的新征途。雷伟和由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四连排长，转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手枪团一分队战士。

　　新四军第四支队，由红二十八军、豫南红军游击队、鄂东北独立团编成，司令员高敬亭。第四支队以老红军为骨干，是新四军组建时的4个主力支队之一，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直属大队，共3100余人。第四支队是新四军唯一有3个步兵团、1个手枪团建制的部队，长短枪数占全军38.4%，轻机枪占62.5%，成为新四军4个支队中建制最整齐、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部队。高敬亭是新四军最年轻的支队司令员，年仅31岁。

　　手枪团，则由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及部分便衣队编成，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汪少川。手枪团是高敬亭的“宝贝疙瘩”，它其实就是敢死队，既能打大仗，也能打小仗。手枪团也是培养干部的，手枪团战士都是精心挑选的，一般是排以上、团以下的骨干。雷伟和当时是排级干部，只能是手枪团的战士。

　　3月8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关于东进的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当年红四方面军成立的地址——七里坪镇西河滩上，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全支队于3月中旬会师于立煌县流波，随后继续东进。

　　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后，于4月中旬到达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和巢县一带，开始对日作战。首先，打了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战，打响了新四军华中抗日第一仗。

　　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党政军群机构驻舒城东、西港冲(今舒城县高峰乡东港村、西港村)。高敬亭在这里创建了以舒城为中心，包括桐城、庐江、无为、巢湖、合肥、六安等县的皖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了第四支队东进抗日斗争的新阶段。

　　东、西港冲，位于舒城县西南山区。此地群山环抱，峰峦起伏，中间形成一块开阔的冲地，坐落着几十处村庄，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政治上看，这一带党组织建得早，群众基础好，红军时期有土地革命的传统;从军事上看，东、西港冲东邻庐江、合肥，南界桐城、潜山，西接岳西、霍山，北与六安毗邻。西南部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资源丰富，安庆、合肥公路横贯其中，乃为合肥、安庆交通之要冲，亦为大别山向皖中、皖东行经之要地。第四支队驻进东、西港冲，这里从此成为第四支队在皖西、皖中、皖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第四支队也成为一支对日本人来说极其可怕而且有战斗力的部队。

　　关于手枪团，当时人们传得可神乎了!“手枪团，每一个人长短两大件。还有轻机枪、重机枪。”“人人都是左右开弓、打两架盒子的高手，个个都能百步穿杨。”人们把手枪团描绘成《七侠五义》里的人物。其实，这也好理解。人们苦受严寒，渴望有替他们伸张正义、保护他们的英雄。而在这些生龙活虎般的指战员身上，确实能看到一种英雄的力量。这力量，来自崇高的理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手枪团具有机动、灵活、精干、顽强的特长，经常入虎穴，闯龙潭，当先锋，捍后卫，探敌情，打掩护，穿插敌后，来往自如，出其不意，打击敌人。雷伟和在手枪团，如鱼得水，进步很快。1938年6月，雷伟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军侵占舒城县城后，除新四军第四支队所在的西南山区外，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绝大部分群众亦跑反躲难于西南山区。当时，土匪四起，匪患横生。土匪各霸一方，鱼肉百姓，侵扰乡里。白天敲诈勒索，夜晚打家劫舍，强拉民女，无恶不作。

　　在众股匪中，危害最大的是西乡天龙庵罗大刚股匪。该股匪号称三千兵马，盘踞在范家店、长冲地区，匪巢设于天龙庵(山名，也叫天龙山)。他们鱼肉乡里，侵害百姓，特别是侮辱妇女，当地群众日不能生产、夜不能安寐，对其恨之入骨。

　　天龙庵土匪，还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舒城县政府所在地的安全。舒城县城沦陷后，县政府迁于中梅河镇二区区署内。天龙庵土匪于1938年7月集中300余人枪，企图攻打战时县政府梅河镇，而负有保境安民责任的舒城县常备队对此却束手无策。

　　不久，舒城县政府县长陶若存和二区区长李德保(曾参加岳西国共和谈)到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司令那儿求援，说天龙庵土匪危害很大，群众昼夜不安，严重地影响了抗日运动的开展，要求第四支队把他们消灭掉。舒城县县长陶若存，是个来自桂系皖籍的爱国进步人士，积极主张抗日。广大群众也纷纷请求第四支队为他们消灾弭难，为民除害。高敬亭决定四支队在积极开展对日作战的间隙，给土匪以狠狠打击。

　　高敬亭亲自把手枪团詹化雨、汪少川找去，面授了清剿天龙庵土匪的任务，并指点着地图，详细交代了清剿方案。之后，他说:“他们号称三千人马，实际上有300余人。你们能把他们彻底吃掉吗?”詹化雨、汪少川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回答道:“没有问题，打土匪还不是像抓小鸡一样，保证连锅端掉，一个不剩。”高敬亭用信任的眼光望着他们，笑了。

　　詹化雨和汪少川回来后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任务交给一分队就足够了，不需要更多的人去。一分队战斗力强，100多人，相当于一个连，配有6挺机关枪，战士们除有清一色的驳壳枪外，另配有马步枪，火力很猛。一分队战士们听说要进剿天龙庵，个个兴奋不已，摩拳擦掌，决心打一个痛痛快快的漂亮仗，包个“饺子”过个“瘾”。雷伟和与堂弟雷伟明都参加了这次舒西战斗，兄弟俩血洒天龙庵。

　　雷伟明，1916年生，比雷伟和小两岁。雷伟明的父亲雷英德，是雷伟和父亲雷英杰的弟弟。

　　1930年，14岁的雷伟明参加了红二十五军。1934年冬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留下的少数部队于1935年2月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雷伟明因为留下来掩护伤病员，编入红二十八军一营，后任连政治指导员。那时候，红二十八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党指挥枪，在军、师、团、营都坚持了政治委员制度。连队有党支部，政治指导员兼任支部书记。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雷伟明是第四支队手枪团的战士。

　　在攻打天龙庵之前，一分队在地方党的配合下，进行了近一个星期的战前准备。雷伟明受命化装成叫花子(乞丐)，先到小天堂等地侦察天龙庵地形，了解匪情。

　　天龙庵这座山，原名孟潜山，位于舒城县境西北30公里。天龙庵形势险要，其主峰海拔500米，支脉伸延四方，北至丰乐河岸，南起七门山，西南丘岗连绵。山中有皇家庵和天龙寺，香火鼎盛时，游人如织，名传舒、六、霍三县。天龙庵匪巢，设在山顶的天龙寺大庙里，四周沟壑纵横，洞穴深邃，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可达上面。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守巢的匪兵装备不差，亦较强悍，实为亡命之徒。

　　在掌握其装备、匪首、人数、地形、活动规律等情况后，手枪团在小天堂张坤财的家里设立天龙庵剿匪指挥部，团长詹化雨在这里制订了作战计划。

　　7月9日，手枪团一分队队长伍坤山率领武装整齐的战士，行动敏捷，上半夜出发，星夜赶赴舒城西乡，直插匪敌盘踞的中心点天龙庵。在夜色掩护下，摸到了山顶。

　　10日凌晨3点，手枪团一分队向天龙庵主峰发起攻击。雷伟明打响对土匪的第一枪，并带头冲锋陷阵。匪徒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末日来到了，美梦被枪声、呐喊声惊醒时，战士们已出现在他们面前。抵抗的当即毙命，想活命的举起了双手。在土匪密集冲锋时，战士们两把驳壳枪，在左右手之间来回交换，短发点射，就像走马灯一样。不大会儿工夫，匪巢整个被端掉，土匪全部被歼灭。

　　经激战，手枪团歼灭土匪武装300余人，俘匪首罗大刚，解救了被土匪绑架到天龙庵匪巢的30多名民间妇女。为彻底扫除匪首窝点，手枪团焚烧了天龙庵匪巢，还天龙庵一块净地。此战，不仅为民除害，对于提高新四军声威，发展统一战线，都有重要意义。

　　在天龙庵战斗中，雷伟和负了伤，堂弟雷伟明不幸牺牲。雷伟明腹部中弹时，战友夏云(原名夏云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芜湖弋矶山医院院长)就在他的身后。夏云看到受伤的雷伟明跌落山沟，急忙跑下山沟抢救，但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这次战斗中，手枪团有多人受伤，但牺牲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年仅22岁的正连级手枪团战士雷伟明。

　　到天亮，手枪团全歼罗大刚这支土匪武装以后，夏云才将雷伟明的遗体背上来。当时，天龙寺里有一口红漆棺材，便征用了这口棺材。雷伟和、夏云等战士与当地老乡一起，把雷伟明简单下葬在寺庙旁，就离开了天龙庵。

　　第二天下午，一分队回到东港冲时，队长伍坤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公路局局长)交给雷伟和3块银圆，说是在整理雷伟明遗物时在一个小背包里找到的。雷伟和心里很难过，说:“不要。”伍队长说:“你是雷伟明的哥哥，你不要，给谁呢?”雷伟和接过这3块银元，全都买了黄表纸，对着天龙庵的山烧了半天，祭祀弟弟雷伟明。

　　早在雷伟明参加红军不久，他的姐姐、弟弟都先后离世。雷伟明牺牲时尚未结婚，无儿无女。1973年5月，雷伟和安排小儿子雷学鹏申请追认雷伟明为革命烈士。金寨县果子园公社革委会安排人员调查，至1977年8月，先后取得雷伟和、夏云、伍坤山、黄锦思(开国大校，离休前任芜湖军分区副政委)等老同志的一致证明。1979年，安徽省民政局追认雷伟明为革命烈士。雷学鹏领取了烈士证明的通知。

　　天龙庵，今属舒城县万佛湖镇友谊村。当地群众不知道雷伟明的姓名，只知道他曾给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当过警卫员，为纪念他，在天龙庵雷伟明的墓前立有一块碑，上面写着五个字:“雷警卫之墓。”几十年来，每年都有群众自发上山祭拜这位“雷警卫”。

　　2014年，舒城县民政部门将“雷警卫之墓”迁至新建的县烈士陵园。舒城县烈士陵园，建在离天龙庵不远处的万佛湖镇沃子村境内。雷伟明，与1569名革命先烈一起，在这陵园的苍松翠柏中安息。

　　雷伟明，是天龙山上一棵苍翠的青松，也是大别山上一棵挺拔的青松。

李云龙

十四 看管日本战俘

　　1938年春，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安徽前线抗日，初到皖西和皖中地区时，发现群众还存在恐日心理。支队司令部号召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中不仅要狠狠打击日本强盗，而且要注意活捉一些鬼子，以增强群众抗日信心。

　　要活捉鬼子是比较困难的。史沫特莱曾采访过新四军第四支队教导大队指战员，他们说:日本人装备好、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抓1个日本兵一般需要3个中国兵。当时的日军，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思想长期灌输下，十分顽固，受伤后还拼死到底，不肯缴械投降。日本鬼子不肯投降，还有一个原因:日本军官经常对他们说，“中国军队对日俘官兵一律杀头”，“杀了头，日本人就永远不能转生轮回投入人胎”，因此“在火线上应当是被打死也不能缴枪”。

　　但是，在我新四军战士眼里，日本兵绝不是不可战胜的三头六臂的怪物。5月12日，我新四军第四支队首战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乘船出扰的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一部，缴获步枪手枪11支、敌旗1面，共毙敌32人，伤敌14人，我无一伤亡，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常规战争的序幕。这支巢县守备队，隶属侵华日军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第六师团坂井支队，而第六师团是罪孽深重的首先进攻南京的6个师团之一。所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蒋家河口消灭的，就是曾经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

　　接着，新四军第四支队先后在六(安)合(肥)、安(庆)合(肥)、舒(城)六(安)公路两侧抗击敌人。在数十次战斗中，毙伤敌人940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有效迟滞了敌人对武汉的进攻。

　　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蒋家河口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后，陆续活捉了20多个鬼子。其中，在椿树岗三次伏击捉了2个，在大、小关多次战斗中捉了7个，在棋盘岭捉了1个，在舒六路南段捉了6个，东沙埂游击队在南港街捉了4个……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觉得在战斗部队里不适宜关押战俘，下令将他们送到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东、西港冲集中审讯和教育。

　　负责押送日军俘虏的曹正鸿，是立煌县汤家汇蓟庄(今属金寨县汤家汇镇)人。当时，他在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四连担任排长，亲身参加了蒋家河口战斗。他奉命带一队战士，押送新四军抓获的10个日俘。

　　鬼子虽然成了新四军的“阶下囚”，却仍旧狂妄。在他们心目中，用飞机、大炮、坦克、毒瓦斯等武装起来的“皇军”，是无敌于天下的。当新四军战士准备把日俘押往第四支队司令部驻地时，日俘以为要处死他们，死活不愿上路。没办法，曹正鸿让战士们找来门板，把他们全都捆在上面，一路轮流抬着走!

　　押送途中，恰巧遇到一支国民党部队，对方纷纷涌上来称赞:“你们新四军真厉害!”相互闲聊之间，一个国民党军官指着曹正鸿的手枪子弹袋说:“老兄啊，你的子弹袋里，多半插的都是小棍棒吧!”曹正鸿难堪地默认了。那个国民党军官十分慷慨，掏出几十发锃亮的手枪子弹送给他。

　　沿途抬着10个活鬼子，战士们又疲劳又紧张，生怕日俘半路逃脱，所受之辛苦，不堪言述。战士们硬是将日俘抬到舒城县西港冲，把他们放在华家湾群众腾出的空房里，交给手枪团一分队看管。雷伟和，就是当时看管人之一。

　　对待俘虏，刀剁斧劈古已有之。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自己的章程，那就是:捉到俘虏，一不打，二不骂，三不掏腰包，有伤的还给治伤。对这些日本俘虏，虽然严加看管，但当时既没有上脚镣，又没有戴手铐。

　　“新四军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捉到活的，送到了西港冲!”消息不胫而走，前来看俘虏的老乡像潮水般涌来。有的出于对日军暴行的痛恨，声言要剖开鬼子的肚子，看看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有的妇女想冲上去咬几口，泄泄恨。要不是雷伟和等新四军战士死命拦住，唇焦口燥地做说服工作，这些日俘早就被老乡们剁成肉泥了。

　　一天，舒城县七里河召开抗日宣传大会。为了扩大宣传新四军抗日战果，支队司令部决定把日俘带到会场上“示众”。可是，雷伟和等看管人不懂日语，而这些日俘又误认为要处死他们，死活不走。没办法，只得将几个俘虏抬到会场。当日俘被抬到台上时，一千多人的目光齐刷刷投来，口号声惊天动地，整个会场沸腾了!面对激愤的群众，这些骄横的日俘也禁不住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教育、瓦解日军俘虏的工作，有许多的困难和危险，但是第四支队相信有成功的可能。这些日俘，现在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日本兵往往如此:当抱团成伙时，在极强的从众心理左右下，随大流拼死顽抗;一旦被俘，则听天由命，因为“耻辱”已经缠身，逃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为了教育日俘，动员他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新四军军部专门派来曾在日本留过学的陈辛仁(左翼作家，新四军最早的敌军工作者之一。建国后曾任驻芬兰、伊朗、荷兰、菲律宾大使，文化部顾问)，担任第四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陈辛仁用日语向俘虏进行宣传教育，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完全出于自卫、求得生存，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并没有仇恨。

　　一次，陈辛仁在和日俘交谈时说，“我们都是被军阀资本家压迫的人，大家不要互相残杀，因此我们欢迎你做朋友”，“请想念你们的家庭吧”，“当你离家的时候，你们的家庭已无以为生”，“你们的母亲和妻子正在想念你们”。雷伟和看见有几个日俘低着头，流下了眼泪。他们可能是悔恨自己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反动宣传的蒙蔽，成为侵略中国的罪人。

　　经过一些日子的教育，有几个俘虏兵大有转变，开始反对侵略战争，咒骂他们的长官了。说开了也是，这些日本兵，在家也是凭两只手找饭吃的穷苦人，是被迫来当兵的，所以转变得都很快。他们十分想念家乡。有个年龄较大的，在家是个开照相馆的，有妻子儿女，非常盼望能回国和亲人团聚。

　　开展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自信、博大胸怀的体现。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新军阀的斗争。”这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抓到的日军俘虏，都实行优待政策。俘获一个日本士兵，如果将他感化，他会带动这一批俘虏被感化;这一批俘虏被感化，就会有更多的俘虏被感化。

　　新四军对日俘在生活上尽量优待。日军士兵喜欢洗澡，洗澡对日本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生活享受。看押人员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日俘的洗澡问题，使日俘有了家的感觉。由于经常交流，雷伟和等看押人员也学会了几句日本话，协助陈辛仁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日俘思想感情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对中国士兵的敌意没有了，新四军解除了对他们的严格看管。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家湾一家茅草屋突然着起火来，而且火势很大。有几位日俘发现后，毫不犹豫地爬上房子，冒着烟呛火烤，迅速地切断火路，将大火扑灭。穷凶极恶、杀人放火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渐渐消失。

　　11月下旬，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来到西港冲视察工作，并准备前往战时省会立煌县，代表中原局和新四军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为了驳斥国民党污蔑新四军第四支队对日寇“游而不击”“逃避抗战”的污蔑，决定从第四支队日俘中挑选3人，带到立煌县。那3个日俘得知自己就要离开西港冲时，竟难过得哭了起来。

　　没过几天，雷伟和送走了日俘。后来，有的俘虏还参加新四军，加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调转枪口，走向正义。

　　1989年10月1日，安徽人民出版社《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二部抗日战争时期)》收入雷伟和《看俘记》一文，文章记述了当年看管日本战俘的经历。雷伟和在文末写道:“50年了，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应当友好相处下去，也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是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李云龙

十五 腿断定远严桥

　　1938年底，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庐江东汤池召开会议，决定撤销手枪团，成立教导大队，派汪少川、梁从学组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并尽快开赴淮南铁路下塘集、朱巷一带活动。1939年3月，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与郑抱真领导的皖北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合编，力量进一步壮大。

　　1939年7月，部队整编，组建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雷伟和在十四团担任副连长。十四团是淮南抗日前线的一把尖刀，1940年3月，定远县城第一次解放，担当主力的正是十四团。

　　下面要说的，是定远县城解放之前雷伟和参加拔除日本碉堡的战斗故事。

　　1939年8月29日(农历七月十五日)夜，雷伟和在定远的严桥一带打鬼子，拔除阎楼日军的据点碉堡群。

　　说起定远，这里还得交代几句。1937　年，日军侵占上海、南京后，沿津浦路北犯，与侵占华北的日军南北对进，定远成为日军北上的必经之地。1938年1月31日，定城沦陷。4月份，台儿庄战役结束后，为配合武汉会战，南北日军途经定远准备进军武汉。当时，日军控制了南京、定远、蚌埠等城市，日军机械化部队想通过水、陆路进军武汉。从那时起，日军就在定远各地尤其是重镇和交通要道建立了坚固的碉堡群。

　　严桥(今定远县严桥乡)，距离蚌埠95　公里，位于定远县城南5.5　公里处，地处丘陵地带，被称为“定远的南大门”。阎楼碉堡群，有明堡，也有暗堡。

　　打碉堡难，打碉堡群更难。这次战斗，天没亮就打响。雷伟和所在的连队，直接攻击日军碉堡群。副连长雷伟和冲锋在前，不料想，狡猾的鬼子从旁边的暗堡向他猛烈射击。雷伟和身上连中4发子弹，其中1发打断了左胯骨。

　　这场战斗相当残酷，我部队伤亡不少。连长找到雷伟和，发现他的腿被打断了，马上安排6个士兵，用军毯拖着雷伟和钻进了玉米地。

　　战斗在继续进行。碉堡群拔除后，天就亮了。

　　雷伟和伤势严重，需要转到后方医院医治。三天后，转移到后方医院时，雷伟和胯骨错位的骨头已粘连了。医生怕感染发炎，生命有危险，就提出要给他截肢。

　　雷伟和一听要截肢，如雷轰顶。怎么办?雷伟和心想:截肢，就要离开部队，就要离开战场，我不能离开战场。我才25岁，少了一条腿，就不能上战场了，那不行!雷伟和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战场，他还要抗日杀敌，保家卫国!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截肢。

　　在雷伟和的强烈要求下，医生给他保留了打断的左腿。受当时的医疗条件限制，不能通过手术把骨头拉直，只能打上夹板固定。待伤愈后，雷伟和左腿却短了10厘米，永远成了“瘸腿”(新中国成立后，定为二等甲级残疾)。

　　因负伤，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医院休养期间，雷伟和还担任医院党支部书记。

　　面对伤残，雷伟和没有退却，没有顺势“躺平”，刚刚从战场捡回一条命，伤愈之后又立刻重上战场。

　　此后，雷伟和就带着这条“瘸腿”，又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顽强拼杀十多年，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及建国初的剿灭土匪战斗，从安徽打到山东、江苏、上海、浙江，从新四军的副连长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师级指挥员。

李云龙

十六 任“巢大”特务连长前后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于1941年1月下旬成立。2月，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原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六旅，谭希林任旅长兼政委。雷伟和任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六团团部副官。

　　这一年的11月，针对日伪军和桂系顽军部队四面围攻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的严峻形势，新四军二师六旅旅长谭希林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组织指挥了定远县大桥集战斗。当时，大桥集守军是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桂顽一七一师五一一团一营600余人，外加县常备大队，总兵力1100人。11月7日晨，大桥集战斗打响;晚10时许，新四军全部占领了进攻位置，完成了全面攻击准备;晚11时30分，发起冲锋，南北同时攻击;8日8时许，战斗结束。此战，歼灭桂顽和县常备大队1000余人(其中击毙500余人)，活捉了国民党县长，稳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形势。雷伟和所在的六旅十六团，在大桥集战斗中表现突出。战后，六旅十六团和四旅十一团被授予“铁锤子团”光荣称号。

　　1942年6月，雷伟和任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六团团部副官主任(营级待遇)。

　　1943年秋，皖江根据地反摩擦、反“扫荡”斗争进入空前残酷、紧张的阶段。谭希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第七师代师长兼皖江军区司令员，曾希圣任政委。新四军二师六旅的主力十六团划归皖江七师，加强第七师的力量。

　　9月，谭希林赴任。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六团随谭希林从淮南津浦路西广兴集、得胜集、长山岭一带出发，10月中下旬到达皖中。从此，七师又增加了一个主力团。十六团当时对外番号，叫巢湖大队，简称“巢大”。“巢大”，当年在皖江一带，真可谓闻名遐迩。

　　安徽省无为县，是新四军第七师的诞生地和师部所在地。第七师驻无为，使得新四军连成一片，形成鄂豫边、皖江、淮南三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相互呼应的局面，犹如刺刀，插在华中日军的心脏地带。第七师这支铁军部队，成为一支驰骋皖江、浴血奋战、勇往直前的雄狮劲旅。

　　那时候，处境日趋困难的日本侵略军对我华中、皖中抗日根据地重点“扫荡”被粉碎后，施展“以华制华”阴谋。1943年7月，日军撤出设在我皖中根据地边缘上的皇姑闸、盛家桥两据点，使我巢(湖)无(为)中心根据地暴露在大别山国民党桂系顽军面前。从此，新四军第七师一边抗击日伪军，一边反击国民党顽军。桂顽猖狂地向我巢无中心区进犯，第七师坚决自卫反击，击退两次大规模进犯。特别是磨盘山自卫战，“巢大”战果辉煌。


　　磨盘山位于巢湖以南，是皖江抗日根据地重要的高地之一。它是巢无中心区西大门的一个岗哨:东北靠近银屏山;北面是丁子山，一直绵延到巢湖边;南是黄泥山，与尚礼港以西的群山相连;西边10公里是桂顽经常向新四军抢夺的盛家桥。1943年下半年，新四军七师为了确保抗日民主根据地，将主力大部调到槐林嘴以南磨盘山、试刀石口、狮子皮、周家大山一线，在这几十里长的战线上修筑工事，严密防守。

　　磨盘山战斗，是新四军在皖中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战斗。1943年11月22日，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第八纵队司令龙炎武以“皖中剿匪司令”的头衔，亲率该纵队挺进一、二、三支队和桂顽五一五团、五二八团一部，共4个多团2000余人的兵力，由盛家桥、皇姑闸向槐林嘴、笑泉口、魏家坝一线，分三路向巢县、无为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七师发起猖狂进攻。同时，携带着自上而下一套党政机构人员，企图在搞垮我巢无根据地后，实行长期占领。我新四军第七师独立团和白湖团、“巢大”、桐东大队、沿江支队、皖南支队，在绵延数十里的磨盘山一线进行顽强的阻击。

　　磨盘山由南北走向的四个山头组成，当时由南到北编为1、2、3、4号阵地。11月22日，顽军向我全线发起猛攻，我军各部英勇抗击，打退了顽军数次冲锋。决战一天，顽军伤亡惨重，被阻止在我阵地前沿。

　　23日，“巢大”和皖南支队作为主力，在大孔家、笑泉口等地隐蔽待机。午后，顽军主攻磨盘山，我白湖团打退18次冲锋，并拉响地雷、石雷，给顽军以很大杀伤。敌人攻占我1、2号阵地后，收兵进行整顿。黄昏时分，“铁锤子团”十六团(“巢大”)趁敌军立足未稳、官兵疲惫之际，发起勇猛反击，协同白湖团收复丢失的1、2号阵地。一直隐蔽于笑泉口与师指挥所附近的“巢大”一营，在营长邬兰亭、副营长肖选进的带领下奉命出击，迅速向磨盘山顽军后路抄击，生俘顽军第八游击纵队第二支队长郑其昌。激战数小时，顽军溃退。

　　敌支队长郑其昌被俘后曾感叹说:“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一位军官孤身深入我阵地，出其不意将我擒获。他的智慧和胆识令我佩服。”肖选进，也是安徽金寨人，与雷伟和是老乡。他离休前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24日，顽军调整部署，继续进攻我岱山等阵地，白湖团、独立团阵地一度失守。七师指挥“巢大”和沿江支队、皖南支队发起反击。七师一营在配合独立团反击中，与顽军五一五团展开白刃格斗。当天，从上午打到黄昏，夺回岱山阵地。

　　磨盘山自卫战，是1943年给顽军的最大一次打击。经过三天两夜激战，共歼顽军1100余人(其中生俘400多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6挺、步枪400余支。此次反顽斗争的胜利，对于粉碎敌人东进企图，配合全国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扩大以巢无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进入1944年以后，新四军第七师除积极打击日伪军外，主要任务是继续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对西防御的既定方针，坚持自卫立场，巩固现有阵地，打破桂顽进攻，以保障新四军津浦路东部队的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一年的1月，雷伟和任新四军第七师“巢大”(十六团)特务连连长。

　　1944年8月23日，新四军第七师又取得周家大山自卫战的胜利。

　　8月23日7时，国民党军第八游击纵队司令龙炎武到乌龙山前沿督战，令一七六师五二八团、常备队5个中队及一个迫击炮连共2000余人，分两路向无为县西部周家大山和葫芦山、许家山、天井山、羊山、乌龙山、菩萨山等新四军阵地进犯。

　　在周家大山西侧的天井山阵地，顽军五二八团一营向我阵地右翼迂回，进至葫芦山阵地，我沿江支队独立团三营和白湖团三营奋起抗击，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当顽军冲锋逼近时，各分队立即投掷一排排手榴弹，并响起地雷、石雷等炸药。一时间，火光冲天，巨响如雷，硝烟弥漫，无数弹片如利箭般飞向桀骜不驯的敌军。

　　乘敌被炸得一片混乱之际，新四军指战员跳出战壕，拔出军刀，猛扑敌群，杀得顽军鬼哭狼嚎。战至9时，正面之敌被我火力所阻，进犯葫芦山之敌也被我独立团4个连打退。

　　10时许，我军因弹药消耗将近，主动撤离天井山、关山一带。敌人占领天井山、关山后，全团围攻我三尖山。我独立团四连一排连续打垮敌人整连整营10次冲锋，杀伤顽军数十人。15时，该排弹药打光、石雷耗尽，全排23名勇士提出“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口号，用枪托、刺刀、石块与敌拼杀，与敌肉搏，又杀敌数十人，最后全部壮烈牺牲。15时后，敌以天井山、关山为依托，集中兵力和炮火猛攻周家大山。我独立团三营与敌激战，经数小时反复拼杀，打退了千余敌人数次冲锋，始终坚守阵地。

　　这时，狡猾的顽军开始转移目标，先向龙头山前沿阵地进攻，再向周家山猛扑，直抵碉堡。新四军独立团七连官兵奋勇反击，与顽军激战数小时，击溃了1000多名顽军的进攻。

　　战斗中，副连长黄跃壮烈牺牲。战士张有福两次负伤，仍坚持战斗。特战射手郑德福一发不误，三枪歼灭三个顽敌。“特种轰炸机”陈启山一个人投下了7枚炸弹，每一枚都炸开在敌群里。

　　战至黄昏，我“巢大”增援赶到，顽军因伤亡惨重，弃尸30多具，被迫向乌龙山、皇姑闸方向逃窜。我独立团、白湖团在“巢大”配合下，乘胜分路出击，将天井山一线收复，恢复了被顽军侵占的根据地。

　　此次战斗，击毙国民党顽军营长以下300余人，新四军伤亡副连长以下37人，粉碎了桂顽占领周家大山和进攻巢(湖)无(为)地区的企图。因此，周家大山自卫战在新四军战争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李云龙

十七 皖南武装侦察中的“雷瘸子”


1983年夏雷伟和在当年战斗过的谭家桥红庙前留影。

　　2021年3月1日，《黄山日报》联合中共黄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开设《建党百年·黄山市党史大事记》专栏刊出:“1944年12月初，新四军派雷伟和、江同义率领一支侦察连抵太平樵山，支持皖南山地斗争。”

　　那么，新四军侦察连为什么要到太平樵山?还得从头说起。

　　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后，在皖南又集结一九二师、忠义救国军、川军，还组织特务密探、地方反动武装，对我皖南地区党组织进行疯狂镇压。皖南地方党组织遂转入地下活动。在皖南山地中心县委书记胡明领导下，成立了皖南第一支新四军游击队(后称“黄山游击队”)，刘奎任队长。

　　1944年9月的一天，新四军第七师师长谭希林、政委曾希圣亲自向雷伟和部署任务，要他率领一支精干的侦察部队到江南山区，侦查皖南地形和敌情，打击反动武装，扩大我军影响，协助地方党发展皖南地方游击队。

　　当时，雷伟和在第七师十九旅五十五团任特务连连长(十九旅在沿江支队的基础上成立，五十五团就是以前的“巢大”)。按照谭希林、曾希圣的要求，侦察队(又称侦察连)很快组成。这支侦察队，以五十五团特务连警卫排、团侦察排为基础，从各营抽调战斗英雄，共80多人，组成两个排，雷伟和任队长，江同义任指导员。

　　第七师侦察队从无为县的六洲偷渡长江。六洲(今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地区是抗日老根据地，在长江两岸，地方群众基础好，有我秘密交通站，并控制着帆船。侦察队员分乘两只大帆船，为防止芜湖日伪军在长江上巡逻，穿军服的队员隐蔽在船舱里，穿便衣的在船上放哨。如遇到敌人巡逻艇，侦察队就以机枪火力猛射，使敌人措手不及。幸好，侦察队顺利渡过了长江，迅速经南陵到达繁昌。

　　雷伟和先带3名侦察员到了当时皖南山区游击战争的领导和指挥中心——樵山，与皖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胡明会见后，再回到繁昌把部队带到樵山。胡明很快通知了刘奎、唐辉(另一支游击队负责人)、洪琪(中心县委委员)等同志，与雷伟和共同研究行动计划，决定:首先拔掉谭家桥大红庙敌人据点。

　　谭家桥，是皖南山区的一个战略要地，位于现在黄山市境内的黄山东麓。大红庙，是国民党太平县政府驻谭家桥红庙三乡(南望、三龙、三谭)党政办事处。这里，驻扎着100多人的特务武装行动大队，专门“清剿”刘奎领导的黄山游击队，逮捕与我党有联系的革命群众。拔掉谭家桥大红庙据点，袭击敌人行动大队，解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对开展皖南地方工作有着重大意义。

　　第七师侦察队向地方党组织了解敌人活动的规律。地方党组织同志介绍:因谭家桥附近没有操场，每天天刚亮，敌人就起床跑大路，回驻地刷牙、洗脸、吃早饭后，再上山打柴。但对大红庙周围地形、有些什么工事设施，不大清楚。于是，雷伟和带3名侦察员，由刘奎带路，胡明、洪林(另一支游击队负责人)、洪琪也去了，利用夜晚登上了谭家桥北面石壁山侦察。侦察人员隐蔽在树林子里，到了白天，用望远镜观察到大红庙周围没有铁丝网，庙门前有一集团工事，工事大门向东。

　　根据掌握的情况，第七师侦察队与中心县委及游击队共同研究，决定:在天刚亮敌人起床前，智取大红庙。如智取不成，转为强攻。智取办法是，组织16人突击队，配备10支长枪、6支短枪，突击队冒充国民党一九二师运物资经过此地，接近敌人，抓住哨兵。敌人哨兵如开枪，或打倒我突击队前面的人，我突击队员绝不后退，应大骂为什么发生误会，猛扑上去抓住哨兵，缴哨兵枪，乘机冲入庙内，缴敌人械。指导员江同义亲自参加了突击队。雷伟和率领机枪手、侦察队其他队员以及黄山地方游击队随后。

　　战斗部署以后，开始行动。在天刚亮敌人起床之前，我突击队接近敌驻地大红庙门前时，没有听到敌哨兵喊话。我突击队扑到工事旁一看，工事内烧一盆火，有3个哨兵披着黄军毯，枪放在一边睡着了。从红庙大门缝看到，庙里点了一盏油灯，有一个带班的在那里看案子。游击队猛扑进工事内，抓住这3个哨兵，缴了他们的枪。庙里带班的听到响声，手持长枪，走到大门口问:“是谁?干什么?”我突击队第二班长陈辉武一枪将他打倒在地。这时，庙里敌人混成一团，我突击队乘机冲入庙内，缴了大庙楼下5个班的枪，打死好几名敌军官兵。可是庙楼上还有4个班敌人没有缴枪，企图顽抗。雷伟和当即指挥一挺机枪对准大红庙楼窗口猛射，打死几个敌人后，我七班长胡长山带一班冲上了大楼。上午8时许，全部歼灭谭家桥敌行动大队，缴枪几十支(其中盒子枪1支)，还缴获不少军用物资，活捉敌人指挥员1人，解救了被捕的革命同志。被捉的敌指挥员，原来是新四军的叛徒，第七师侦察队将他交给地方党组织，后来被处决了。

　　谭家桥战斗胜利后，在地方党组织同志带领下，第七师侦察队驰骋皖南十余县，到处打击敌人，天天与国民党特务和乡公所“打交道”。

　　当时的江南，特务真是多如麻，他们佩戴特务证公开活动，我侦察队都是利用夜晚行动，天亮接近敌人。第七师侦察队到国民党一九二师防区，冒充忠义救国军;行动到忠义救国军防区，又冒充一九二师。因侦察队穿的军服和国民党相似，都是灰色的，敌人难以辨别，往往缴了他们的械，他们还莫名其妙。

　　就是这样，第七师侦察队自谭家桥战斗后，接连打下宁国甲路乡公所、绩溪九华乡公所等十多个乡公所(涉及繁昌、南陵、旌德、歙县、贵池、石台、青阳等县以及皖南事变战斗的地区云岭、茂林)，缴获200余支步枪、大批弹药和通信器材等军用物资。

　　第七师侦察队惊动了皖南国民党一九二师、忠义救国军、川军和各县自卫队。他们一起出动，四处追寻，妄图把我侦察队消灭在长江南岸。我侦察队在太平县的樵山又打了两仗，都把敌人打下山去。当时，国民党还张贴告示，以多少多少大洋悬赏，来买“雷瘸子”(指雷伟和)的人头。

　　进入12月，敌人利用大雪天围攻第七师侦察队，并在樵山修筑了碉堡，当时，在敌众我寡、缺款少药、挨饿受冻、不宜继续公开与敌作战的情况下，我侦察队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研究决定:冲破敌人合围，回江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也暂时离开樵山，和第七师侦察队一同北上到江北第七师。侦察队和地方党组织同志共有100多人，利用大雪之夜，离开太平县樵山，经茂林附近九华山东边，向小平坑进发。因有一个病号需要背着走，当天夜晚没有到达小平坑隐蔽地点。天大亮了，侦察队在小平坑山下一个村庄做饭吃的时候，被一个反动分子发现，并向川军报告了。晚上，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包围这个村庄，而侦察队在天黑时就离开了村庄，登上了小平坑。敌人连夜追上小平坑时，我侦察队已占领有利地势，把敌人打下山去。

　　第三天上午，敌人分三路将侦察队和胡明带领的地方党同志都包围在小平坑，我侦察队拼命掩护地方党负责人胡明，使地方党组织不受损失。经过英勇战斗，冲破敌人包围，登上大牛山高峰，进到青阳县境内。附近有个乡公所听到枪声，派了3人带枪前来探听消息，途中与第七师侦察队相遇，把侦察队当成国民党部队。我侦察队及时问清情况，叫这3人带路到一保长家做饭吃。可是，饭还没有吃上，川军一个营已跟踪追击而来，我侦察队上了大山，在树林里隐蔽了一天。

　　追赶的敌人当晚回到营地，我侦察队跟在敌人后面走，也回到小平坑附近九节岭一个村庄。在这里，雷伟和穿便衣，以砍柴作为放哨，监视敌人，隐蔽了一天。天黑后，侦察队又经小平坑、大平坑、石灰岭、青罗山，通过了川军封锁线，进入敌占区。这一夜，走了近50公里路。

　　因山下有日军碉堡，有伪军活动，天亮后，侦察队只好又进入大森林隐蔽一天。这一天，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又是雪天初晴，侦察队员们的脚冻得不能走路，也不能生火，怕冒烟被敌人发觉。雷伟和指示各班拾一些松毛干柴，在天黑时烧火烤热身子再走。就这样熬过一天后，我侦察队通过了日伪封锁线，到达我二十旅的抗日根据地繁昌、南陵地区，次日又越过明山到二十旅旅部住地。准备好向导和船只后，侦察队再渡过长江，终于回到了江北无为地区第七师师部。

　　至此，雷伟和率领的皖南武装侦察队，圆满地完成了第七师党委交给的任务。这支武装侦察队，自1944年9月至12月活跃在皖南，支持皖南山地斗争，帮助皖南党组织开辟了工作局面。雷伟和当时在皖南影响很大，被称为“打不死的雷瘸子”。

　　这次皖南侦查的过程，也是奇袭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其经验有以下几点:一是计划缜密。无论是偷渡长江，还是拔除谭家桥大红庙据点及十多个乡公所，无论是智取还是强攻，都有周全的计划。二是机智灵活。面对强敌，大胆从容，侦察队一会冒充忠义救国军，一会假扮国军一九二师，在皖南多地纵横穿插，来去自如。三是精诚团结。雷伟和注重于皖南地方党组织的协作，尊重并密切联系地方党的同志，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四是身先士卒。作为侦察队的队长，雷伟和战斗在最前沿。攻打大红庙据点，他带领三名侦察兵夜晚潜入石壁山侦察，在山头隐蔽一昼夜，观察河西岸红庙之敌的活动规律;回江北途中，他隐入深山，亲自扮作砍柴人，放哨侦察!皖南奇袭大获全胜，这是雷伟和军事指挥才能的一次集中展示，是雷伟和战斗生涯中精彩的一笔。　

李云龙

十八 从皖江根据地到山东战场

　　说到皖江根据地，不能不介绍一下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

　　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是新四军主力旅之一。第十九旅，1941年4月15日初建，是第七师成立最早并以红军为基础的老部队，是第七师主力旅。1942年4月，皖江地区根据中央决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精兵简政和主力部队地方化，第七师撤销第十九旅，所辖3个团分别编入第七师含和、沿江、皖南支队。

　　1945年6月16日，为适应形势的发展，迎接对日军的大反攻，第七师以沿江支队的主力部队同谭希林代师长从第二师带来的第十六团(“巢大”)合编，重建了第十九旅。旅长林维先，政委黄火星，参谋长熊应堂，政治部主任余明。下辖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及特务营，全旅兵力达5000人。原“巢大”改为五十五团，而雷伟和调到了五十七团，任三营营长。

　　第十九旅重建后，参加了对日伪军的大反攻，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重大的战绩，皖江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皖江抗日根据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万平方公里土地、300万人口的广大解放区，成为华中七省新四军开辟的八大解放区之一。第十九旅在皖江地区抗日反顽斗争中贡献最大，是开辟、坚持、发展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擎天柱。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为进行津浦路战役阻击国民党军队北犯，而组建以陈毅为司令员的津浦前线野战军。雷伟和随新四军第七师撤离皖江地区，开赴山东省。当月，由师长谭希林率领进入山东，成为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七师。

　　新四军第七师经过紧张的北撤行军，于1945年11月11日会师淮阴飞机场，并进行大阅兵。

　　日本天皇虽然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国民党指使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所以津浦铁路沿线的日伪军仍未放下武器，伪军仍在奉国民党之命“维持治安秩序”。奇袭临城沙沟镇(今属枣庄市薛城区)，是新四军第七师进入山东改编为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七师后，与友邻部队配合的第一仗。

　　战前，第七师第十九旅首长和铁道游击大队刘金山大队长一起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决定两支部队共同配合，对沙沟镇采取偷袭的战术手段，攻歼守敌。铁道游击队(又称“飞虎队”)，即鲁南铁道大队，隶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鲁南军区，长期战斗在津浦、陇海铁路鲁南段百里铁道线上，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这次奇袭沙沟镇，副大队长王志胜带领部分队员，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为新四军带路和开展政治攻势。

　　11月23日晚上，第七师第十九旅由游击队带路，冒雨摸进沙沟镇，分割包围伪军各个住所后，突然一起开火，守敌乱作一团，纷纷缴枪投降。仅副团长率20多人，逃进沙沟火车站。次日早上，第十九旅攻击沙沟火车站的日伪军，并派人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命令立即投降缴械!日军被逼交出　武器，以及在其保护下的伪军副团长等全部人枪。战斗胜利结束。这一仗，全歼伪军700余人。这是第十九旅抗日时期的最后一仗。

　　12月1日，困守在临城沙沟车站的　1000　余名日军正规部队向铁道游击大队投降，史称“沙沟受降”。铁道游击队是全国唯一接受日军正式投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

　　1946年1月，津浦前线野战军改为山东野战军，第七师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七师。这一年的11月，雷伟和在山东野战军第七师第十九旅第五十七团任参谋长。同月，以山东野战军第七师第十九旅与淮南北撤的第五旅组建华中野战军第七师。随后，华中野战军第七师参加了1946年12月15日至19日新四军在解放战争初期反击国民党进攻的宿北战役和1947年1月2日发起的鲁南战役。

　　在鲁南战役中，为遏制两淮及涟水方向的敌整编七十四师，华中野战军第七师执行打援任务。雷伟和时任华中野战军第七师五十七团参谋长。第七师在新安镇阻击敌整编七十四师，完成了阻击任务，歼敌一部。战役期间，担负打援任务的部队顽强阻击，保障了主要方向上的作战。

　　在山东战场，无论是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莱阳战役、潍县战役、周张战役，还是兖州战役、济南战役、徐东阻击战、围歼黄维兵团，都有雷伟和的战斗身影。他任团长的华野七纵十九师五十六团，被称为“英雄的雷黄团”(政委姓黄)，受到七纵司令部通令嘉奖。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要求各地所有的解放军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雷伟和是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普通一员，他始终保持着英雄的大别山苍翠挺拔的青松品质。

李云龙

十九   战斗在山东战场的华野七纵十九师

　　(一)莱芜战役

　　鲁南战役后,1947年2月1日,华东部队统一整编,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华中野战军第七师改称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副司令林维先。旅改称师,雷伟和所在的第十九旅改称第十九师,师长熊应堂。整编后,雷伟和随华野七纵十九师转战鲁中山区,参加山东莱芜(今济南市莱芜区)战役。

　　这时,国民党集中23个整编师共31万重兵,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南北对进夹击,妄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华东我军避敌锋芒,主动放弃临沂,诱敌深入后决定发起莱芜战役。华野七纵十九师的任务,是阻击国民党第七十四师北进,保障主攻部队围歼国民党七十三军。2月10日,华野主力分左、中、右三路隐蔽北上。七纵是右路的一部分,每日黄昏后行动,黎明前宿营,冒着严寒,夜行百里,直进青石山以东蔡庄、上温地区。在北上途中察明敌情后,华野调整部署,以四纵、七纵组成中路军,统一归陶勇指挥,歼灭颜庄、蒙阴寨地区的敌人。

　　2月20日,华野在全部完成战役合围之后,向李仙洲集团发起全线进攻。当日下午,李仙州得知从博山归建、增援的七十七师在何庄挨打,急令颜庄的整编四十六军星夜北撤莱城,与兵团指挥所和七十三军会合。华野总部命令四纵、七纵插到莱城、颜庄之间,切断整编四十六军退路,四纵并配合一纵攻击莱芜城。

　　23日上午,李仙洲部在近20架飞机掩护下,沿莱城至口镇的两条公路平行向北突围,进入我预设的袋形阵地,遭华野阻击部队顽强抗击,迫敌陷入前进无门、后退无路、人马车辆拥挤一团的混乱局面。下午1时许,华野司令部发出全线出击的命令。顿时,大炮轰鸣,四个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南北堵截,东西夹击,从四面向逃敌发起大规模攻击。

　　莱芜战役,激战三昼夜,歼敌1个军、1个整编师、一个新编师共56000多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将军长李仙洲。其中十九师歼敌3600余人,缴获山炮2门、战防炮2门、六〇炮22门、轻重机枪62挺、长短枪1900余支。莱芜战役的胜利,扭转了解放战争山东战场的战局,拉开我军在华东战场与蒋军进行正规战的战幕,为夺取全国解放积累了宝贵经验。从此,我华东野战军紧紧掌握了山东战场的战争主动权。

　　(二)磨石沟战斗

　　1947年3月,蒋介石又调集50多万兵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提出“玩龙灯,爬山头”的口号,与敌周旋,待机歼敌。在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第一阶段中,雷伟和所在的十九师任务是全歼大小磨石沟之敌。

　　磨石沟位于山东临沂北39公里处,临蒙公路中段青驼寺以南。东西长三四华里,南北宽两三华里,是一个有100多户人家的大山村。它四周环山,悬崖峭壁,地势险要,在军事上占着重要的位置。

　　磨石沟的守敌是国民党军八十三师四十四旅一团。该团是一个加强团,并经过美国顾问团专门训练,一色美式装备,自吹为“天下第一团”。他们在增援泰安后到达磨石沟,利用四周山头高地构筑工事,山头有大碉堡,山坡有小碉堡群。大碉堡周围还修起了一道一米高的石堤,小碉堡群之间挖了半人深的壕沟,妄图以优良装备、险要地形和牢固工事,阻挡我军的战略行动。

　　磨石沟战斗,从4月30日开始,经过激战,于5月1日17时结束,以极小代价取得了战斗胜利,歼国民党主力八十三师的这个所谓“天下第一团”1300余人,俘获中校副团长陈盛章,缴获包括火箭筒、枪榴弹在内的大批枪支弹药和骡马。

　　(三)孟良崮战役及高胶追击战

　　1947年5月,雷伟和参加了鲁中孟良崮战役。此役是陈毅、粟裕指挥华野在沂蒙山区进行的一次以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大规模重大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国民党中将师长张灵甫。战役中,用于阻援部队占三分之二,七纵担任战场东翼河阳地区阻援任务,与桂系七军和整编八十三师等部激战5天,有力地保障了兄弟部队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重大胜利。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全国性的战略进攻。第七纵队与其他三个纵队一起组成东线兵团,留在山东内线作战。

　　1947年8月,雷伟和任华野七纵十九师五十六团副团长。雷伟和任五十六团副团长之前,我军7月在临朐战役中的朐山战斗中损失惨重,十九师对五十六团作出严厉处罚: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均被撤职,一营长被撤职,一营二连长被枪毙,给三营长记大过。雷伟和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五十六团副团长的。

　　当月,十九师在诸城地区休整,成立师、团党委会,军队工作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接着,十九师参与攻打了高(密)胶(东)追击战,拖住敌整编第九师,切断胶济铁路,使滨海、胶东、鲁中三块解放区再度连成一片。

　　(四)莱阳战役

　　雷伟和所在的十九师五十六团,于11月6日—7日奉命攻打山东高密县附近的塔耳堡山(距胶济铁路仅1公里),连夺敌4个碉堡、1个屯兵坑,全歼敌1个加强连。此战,对我主力展开,攻战朱阳,阻敌西窜,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十六团二营还受到纵队的嘉奖。

　　当时的胶东内地,只剩莱阳一城尚未攻取。莱阳,由敌五十四师和土顽还乡团据守。其中还乡团有5000多人,他们由胶东各县的地主、恶霸、土匪、流氓、杀人犯组成。他们血洗莱阳,有的村庄竟然是:人被杀光,粮食、牲畜被抢光吃光,房屋被烧光,树木被砍光。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七纵队受命主攻莱阳县城。

　　莱阳之战,是七纵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城市攻坚战。前两天,很快突破了城防工事,唯独还剩城隍庙核心工事内1000多名国民党军。此时,尚有敌8个旅的兵力向莱阳增援。

　　七纵司令员成钧下令将排以上干部集合起来,组成一支突击敢死队,他自己担任敢死队队长,带着队员往城隍庙冲。刚冲出去,成钧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肩背。华东战场上,成钧成了唯一临阵受伤的纵队以上的高级将领。

　　莱阳之战,从12月4日开始,经过反复争夺、拼杀、肉搏,至14日攻克全城,共歼敌17000多人。在10昼夜的血战中,七纵和十三纵三十七师共计伤亡7709人。其中七纵十九师歼敌3770人(4个主力营和1000多人的返乡团),缴获野炮4门、六〇炮8门、轻重机枪52挺、长短枪2000多支、汽车7辆、骡马14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莱阳战役,给国民党军增援的8个旅以重大杀伤,打破了敌人占领胶东半岛的计划,有力地配合了外线兵团的战略进攻。

　　莱阳战役,是华野七纵打得最惨烈的战役,经过反复争夺、拼杀、肉搏,仅第十九师就付出2000多人伤亡的代价,元气大伤。莱阳战役中,雷伟和被炮弹片击中腰部。战役结束后,七纵开到掖县休整。

　　(五)潍县战役

　　1948年1月,雷伟和任华野七纵十九师五十六团团长。

　　1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改称山东兵团(亦称华东野战军第二兵团),担负山东战场的作战任务。并于1、2月间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2月下旬,参加了兵团发起的胶济铁路西段战役,即周张战役。4月8日,参加了胶济铁路中心点的潍县战役。

　　当时,潍县(今潍坊市)的守敌是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第四十五师师长陈金成率领的4个团和6个保安团,还有地主武装头目张天佐的人马,共有47000多人。因为军长姓名叫陈金成,因此敌人把潍县称为“金城”,寓意坚不可摧。

　　蒋介石对陈金成寄予厚望:“务望坚守阵地,并须多控制机动部队,以便夹攻,而竟全功。”陈金成不傻,吸取胶济路西段兵力过分分散的教训,主动放弃一些不重要的据点,以便集中兵力作战。

　　敌军的优势和做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看得很清楚,他有针对性地作战前动员:“我们是第一次打这样坚固城防的城市,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战必胜,攻必克,拔掉潍县这个硬钉子。”

　　山东兵团调集4个纵队主力攻城,预计敌人必然会从济南派军来援,所以兵团命令七纵三个师和渤海纵队一个师打济南之敌的东进阻击战。七纵令十九师到章丘阻击敌人。十九师便在章丘西南构筑工事,准备打援。

　　为摸清敌人援军情况,雷伟和的五十六团侦察连派出一个12人的捕俘班,由副排长化装敌连长,一班长化装敌连长的勤务兵,其余侦察员化装成敌伤兵,混入敌伤兵群。4月17日19时,进入济南以东郭店一个大院里,同敌伤兵一起向敌闹着要吃饭、要换药、要治伤,并找一间空房,待机捕俘。忽见院内敌通信兵一辆摩托车要开出,侦察副排长示意侦察员与其纠缠,自己先到郭店村外设伏。侦察员们围住摩托车,要求带他们去炮团,敌通信兵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让他们跟进。21时,侦察班捕获此通信兵,再化装成敌搜索队,押着俘虏通过敌哨卡,于18日晨4时返回团部。五十六团从敌通信兵口供及其所带文件中,获得敌援军的重要情报,立即向师部报告。

　　敌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决心守住潍县,亲率三个整师的援军,紧急向东开来。七纵各师做好工事,节节阻击,拼打硬顶,迟缓敌援军进度。苦战10多天,4月27日胜利解放潍县城,全歼守敌47000余人,生俘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陈金成和6名将官。同日,王耀武还再次动员冲锋,当他获悉潍县已在解放军手中,即率师回缩,我十九师发起追击10余里,才停止追击。

　　潍县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对坚固设防城市的首次攻坚战,也是解放济南乃至整个山东的序幕。

李云龙

二十  周张战役中的“雷黄团”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山东战场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军队被迫转入点线防御,固守青岛至济南铁路线。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普遍整军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战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起来,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收复被占领的交通线和城镇。中央军委和华野总部关于解放山东全境的作战总构想,是先打胶济路西段,然后攻取潍县,得手后再扫清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最后夺取济南,解放山东全省。

　　3月,华野山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的指挥下,组织发动了山东春季第一战役——胶济铁路西段战役(周张战役)。中央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切断济南至青岛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将胶东、鲁中、渤海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力支援陈(毅)粟(裕)主力在中原的作战。

　　周村(今淄博市周村区)位于胶济路济南、潍县之间的中心点上,是胶济线西段的重镇。它不是一个“村”,而是一个当时就有十几万人口的商业城市。它西近济南,东连张店(今淄博市张店区),南毗淄博,北临邹(平)、长(山)、桓(台),是控制方圆百里之内的中心城市,是这一带交通联络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攻取周村,对胶济路西段战役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国民党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部驻防周村,总兵力4万多人布防在张店、博山、明水、齐东范围内。华野山东兵团决定:九纵攻取周村;七纵阻击张店、淄川的国民党军队,并相继攻占张店;渤海纵队攻取邹平、龙山、明水一线;鲁中部队攻占淄博;十三纵位于胶县、高密附近,准备阻击青岛来援的国民党军队。

　　3月1日,华野七纵奉命由掖县出发,向西挺进。在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等指挥下,夜行昼伏,冒雨南下,直逼张店。8日,在预定集结地——广饶县境内的兴福镇分散隐蔽。

　　9日下午,七纵司令部奉山东兵团司令部第三号令,下达了周(村)张(店)战役的作战命令。七纵所辖第十九师在行动中遭大雨,全然不顾湿透的衣服及鞋子,于11日拂晓包围了张店,并立即向张店守敌发起了猛烈攻击。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十九师五十六团,在团长雷伟和、政委黄炳光指挥下,冒倾盆大雨突然由张店东面发起进攻;五十五团从张店西面助攻;五十七团撤至张店以西的马尚一带,担负阻击援敌任务。

　　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驻守张店的国民党军千余人弃城西逃。担负助攻和阻击任务的五十五团、五十七团,奉命截击逃敌。国民党军队腹背受敌,最终在马尚一带被解放军全歼。经过4小时的激战,张店获得解放。

　　张店战斗,歼敌5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各种炮16门,掷弹筒12个,各种枪支1000余支。

　　3月11日张店解放后,随即成立张店市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十九师五十六团受命为张店市的卫戍部队,对张店实行军事管制。张店城内原国民党伪顽所管的仓库、车站、官署、银行等重要部门和设施,完全由解放军接管。3月14日,中共渤海区委、渤海行署重建张店市委、市政府。张店市委、市政府成立后,卫戍部队奉命撤出。张店人民群众称十九师五十六团为“雷黄团”。第七纵队司令部,对十九师五十六团在解放张店的战绩、接管张店期间的成效通令嘉奖。

　　孙长年编著的《周张战役》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样写到:“英雄的五十六团(又称雷黄团),在解放张店的战斗中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奉命接管张店期间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秋毫无犯。为此受到第七纵队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3月12日,周村解放。

　　张店、周村战斗结束,但是,整个胶济路西段战役(周张战役)并没有结束。攻打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也是周张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雷伟和所在的十九师五十六团,参加了攻打淄川的战斗。

　　淄川古城,易守难攻,有“钢打的潍县,铁打的淄川”之称。攻打淄川西关,由华野七纵十九师负责。西关的敌人是交警总队,装备较好,每人有一支冲锋枪或卡宾枪,又一支短枪,能顽强死守,比较难打。十九师以五十五团和五十六团两个团各一个营,在师团炮营支援下发起西关的攻击。经过逐屋争夺的几天苦战,才于17日晨全部占领西关。西关及外围敌人全部扫清之后,准备攻城。

　　3月19日,雨雪交加。二十师以北门为主攻方向,十九师和二十一师以西门为次攻方向发起攻击。20日,在敌人把西门部队调部分到东门时,十九师五十六团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用炸药包多个,把西门边炸开缺口,战士们踏尸而过,追杀残敌。下午3时许,因敌向西南撤退,十九师五十六团三营于西北角突入,一营由西门突入,迅速向东南攻击前进至胡家巷、光明巷歼敌一部。21日凌晨4时,参战各部队和地方武装从北门打入。

　　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淄川守敌,淄川获得解放。俘虏国民党军淄博警备旅旅长兼淄博警备司令吕祥云等9845人,毙伤2200人。其中十九师歼敌49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8挺、八二炮2门、六O炮6门、各种枪支1000余支。淄川攻坚,七纵打了翻身仗,雪了莱阳之耻。

　　1948年3月20日,时任华野七纵副司令员的詹化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下午3时许,敌人企图调整部署,集中主力反击我们。在此时机,东北角之敌已放下武器,接着五十八团侦察队占领西北角,五十八团一个营即占领北门。此时敌人部署混乱,即令二十师、二十一师全力攻击。后十九师五十六团由西门攻进城来,故在6时许我们就控制了东西大街以北及南一部,即占领了三门。结果将敌压缩在东南角及县政府及文化巷一带,后即分别包围解决。”(詹化雨《解放战争时期日记选》)

　　淄川的这次解放,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第5次解放淄川,也是淄川的最后一次解放。

　　周张战役(3月10日-21日),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于新式整军后组织发起的一次重要战役,是山东战场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进而解放山东全境的第一仗。这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3.8万余人,解放张店、周村14座城镇,使渤海、胶东、鲁中解放区连成一片。周张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在胶济线上的防御体系,分割孤立了潍县和济南之敌,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攻坚作战能力,为扫清胶济路敌人打下了基础,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解放区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