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某一天，美国密歇根大学古希腊罗马史教授切斯特·斯塔尔问自己的研究生，1950年以来古代史领域最重要的两本著作是什么？学生纷纷作答。教授自己的答案是，E. R.多兹的《希腊人与非理性》（E.R.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1959）和G.E.M.德·圣·克罗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G.E.M. de Ste. Croix’s,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972）。斯塔尔眼光如炬，时至今日，20世纪已经走完，这两本书依旧闪耀着光芒，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必读书目。或许他不知道的是，这两位来自不列颠的大学者都与万里之外的中国都有不浅的缘分，有着各自的中国故事。
德·圣·克罗瓦：成长于传教士家庭，却选择无神论
德·圣·克罗瓦于1910年出生在中国。严格来说，他出生在当时还是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然后在当时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香港受洗。他的父母也都出生在中国。据其母讲，她之所以能够怀上这位日后的大学者，全赖一位“年长的中国女教徒”（old Chinese bible woman）的虔诚祷告。我们不知道这位女教徒是谁，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向送子观音烧香，但如果真是由于她的祈祷，年逾四十的克罗瓦夫人才怀上了小克罗瓦，那么全世界的古典学家和古希腊罗马史家都应该感谢她。
为什么克罗瓦的父母会出生在中国呢？因为他们都是当时在华传教士和在华官员的子女。并且，他的外祖父约翰·麦嘉温（John Macgowan，一译麦高温，另译作麦嘉湖温）还是传教士中的佼佼者。麦嘉温毕业于伦敦的英国长老教会神学院，加入伦敦宣教会，于1859年启程来华，1860年抵沪。1863年，他转往厦门教区，并在那里服务了很长时间。他语言天赋惊人，1862年便出版了《上海方言习语集》（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正式出版的最早的用西文写的上海话课本”。在厦门服务数年后，他又编写了《厦门方言口语手册》（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后来，他甚至还编写了《厦门方言英汉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此外，他还编写了《中华帝国史》（The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中国民间故事》（Chinese Folk-lore），《中国人的生活方式》（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中国生活掠影》（Sidelights on Chinese life），《基督徒还是孔教徒》（Christ or Confucius, which? or the Story of the Amoy Mission），《英格兰如何拯救中国》（How England Saved China）等书（其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生活掠影》、《基督徒还是孔教徒》已经有相应的中译本，但是中译名与笔者所译有些出入）。
值得一提的是，麦嘉温还是最早在中国公开反对缠足的人。刚刚搬到厦门不久，麦嘉温夫妇便听到隔壁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麦嘉温问妻子这是何故，她回答道，这是妇女在为自己的女儿缠足，因为所受之痛苦太大，所以才哭喊求告。此后，哭喊声断断续续，让人闻之揪心。最终，他的妻子，也就是克罗瓦的外婆，再也无法袖手旁观，她挨家挨户去劝说当地人放弃缠足的习惯。一开始自然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但相关的工作仍旧慢慢展开。在1875年的某天早上，麦嘉温主持了一次教友聚会，并在聚会上成立了“天足协会”（The Heavenly Foot Society）。
“天足”这个名称，非常能体现麦嘉温的智慧，是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的“敬天”和基督教的逻辑相结合的产物。麦嘉温指出：（1）中国古代的圣贤早已指出人是天的子民，这一点无可置疑；（2）如果人是上天的子民，那么女人也是上天这一伟大力量的造物；（3）那么小女孩的脚在出生之时的样子便是上天的精巧设计；（4）因此，中国女人的缠足绝非上天的意旨，而是过去的历史所产生的畸形思想。因此之故，残酷的缠足习俗应该被废除。
1910年，麦嘉温返回英国，小克罗瓦也在同年出生。如果事情顺利发展，我们的小克罗瓦或许会成为他外祖父那样深谙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或者像他父亲那样，在中国海关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在1914年，克罗瓦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他自己患上了痢疾。最终，儿子挺了过来，父亲却殒命上海。其后，克罗瓦夫人便带着小克罗瓦回到了英国。靠着自己不算高的收入，克罗瓦夫人将小克罗瓦送进了布里斯托的克里夫顿学院，让他接受传统的古典教育。
不过，在15岁那年，克罗瓦便由于经济上的压力离开了学校，开始了工作生涯，在1932年，他成为一名初级律师。克罗瓦的母亲由于家庭传统的缘故，对宗教有着近乎极端的虔诚，她相信哈米吉多顿之战即将到来，并曾带着年幼的儿子彻夜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结果第二天早上只能怏怏不快地重新开始平凡的一天。在一些日常的小事上，如乘坐火车，克罗瓦夫人也要带着儿子跪地祷告。可以说，克罗瓦的成长环境非常的保守。但是，在他离开学校、走进社会后，特别是在30年代中后期，他的思想开始急剧的左转。1935年左右，他在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安排下，访问了苏联，并对苏联的统治大加赞赏，甚至一度和斯大林主义者结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之后，克罗瓦投笔从戎。在战争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东北非度过，有机会游历亚历山大里亚和锡兰尼的希腊罗马遗址。这样的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放弃律师工作，进入大学校园重新学习，并立志成为一名学者。恰好英国的工党政府在战后决定为每一位老兵提供大学教育，于是，克罗瓦便来到了伦敦大学学院（UCL），在著名古代史专家A. H. M. 琼斯门下受教。虽然克罗瓦的同窗中有不少也成为大家，他仍旧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本科毕业后不久，经过短暂的研究生学习，他便在伦敦政经找到了一份教职。
在克罗瓦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和琼斯。琼斯传授了他学术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则影响了克罗瓦的理论立场。在古代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得克罗瓦在西方世界的古希腊罗马研究领域中显得独树一帜。虽然其他学者，如芬利，也多少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还没有其他什么人直接将阶级斗争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但克罗瓦在1981年出版的《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从古风时代到阿拉伯的征服》（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不但旗帜鲜明地将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当作研究的对象，并且时间跨度之长，也是罕见的。
那么，克罗瓦的中国经历有没有对他的学术活动产生影响呢？卡特里奇在评价克罗瓦的世系和童年时称，出生在伟大而陌生的帝国边缘的混合型社区的经历，可能对他最后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有所影响的。他还特别提到，克罗瓦有一位出版过《中华帝国史》的外祖父。而卡特里奇没有提到的是，正是出于对这个极度传统的基督教传教士家族的反叛，克罗瓦才坚定地选择了无神论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对他的治学影响更大。因此，他的在华经历以一种非常曲折的方式，使得克罗瓦成为克罗瓦。有意思的是，在他的时代，他的中国同行们所热衷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
E. R.多兹：与李约瑟一起来中国的学者
斯塔尔教授提到的另一位学者E. R.多兹的早年生活和中国八竿子打不着。他于1893年出生在北爱尔兰，父亲是古典系的研究生，生前任某文法学校的校长。但由于酗酒，多兹的父亲在他7岁那年便离世了。即便如此，多兹仍旧接受了系统的古典教育，并成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当时，教他翻译课的老师便是吉尔伯特·穆瑞。多兹在大三的时候，接触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研究。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都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由于他强烈的爱尔兰独立主义思想和偏左翼的政治立场，多兹在牛津的学习未能完满进行。离开牛津之后，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并最终在伯明翰大学谋得了一份稳定的教职。1936年，吉尔伯特·穆瑞退休，他出人意料地推荐这位多年前的学生接自己的班，担任牛津大学钦定希腊语教授。于是，多兹再次回到牛津。
也正是牛津大学钦定希腊语教授的位子，使得他有机会来到中国。在牛津，他一方面继续扩展自己的研究，一方面结交新的朋友。多兹兴趣广泛，结交的朋友不仅限于古典学领域。E. R. 修斯（E. R. Hughes，中文名修中诚），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和哲学高级讲师，便在他新结交的朋友之列。修斯毕业于牛津，1911年来华，在华传教多年，深谙中国语言和文化，1933年返英，出任牛津高级讲师。1941年，他再度回到战火中的中国，帮助加深中国与英国在文化和科学上的交流合作。正是他建议英国派出两位学者——一位人文学者，一位科学家——来华促进中英的文化和学术交流。修斯提议的科学家，是国内家喻户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Joseph Needham），多兹则是他选择的人文学者。
选择李约瑟，原因很简单——他是出色的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史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很早就开始学习中文。为什么选择多兹呢？因为当时世界大战的环境中，谙熟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人文学者，都已经被派往各个岗位。在那些不熟悉中国的人文学者中，多兹已经算是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人了。他不但在修斯的讲座上学习了一些中国历史和哲学的相关知识，还试图学习中文——但最终未能成功，因为他发现声调难以掌握。这些条件，加之他和修斯的私人友谊，使得他成为这项任务的合适人选。
多兹和李约瑟先是乘船到达巴西；然后从巴西出发绕过好望角，继而到达印度的德班；最后他们通过著名的驼峰航线，翻过喜马拉雅山，来到昆明。抗战中，中国大学的硬件是非常差的，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感动了多兹。用他的话说，士气低下并不惊人，惊人的是，这些大学依旧存在，并且能够吸引新鲜的生源。特别是当时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些优秀的教授和学生，将他拥簇在中间，热切地同他讨论埃利奥特、文本批评、维也纳实证主义等话题，即便当时中国几乎与西方世界隔绝，师生仍不放弃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同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也试图为牛津的教授提供特别的优待，将他安排在昆明一座现代化大饭店内，与美国空军同住。但多兹拒绝了，称自己航行15000英里，不是为了来和美国空军为邻的，坚持要和西南联大的教授同住。在昆明期间，他不但发表“英国教育中的传统和实验”这样的公开演讲，还给小圈子的教授和研究生讲授“希腊的剧院”、“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文本的传抄”这样更为专精的题目。这样的学术活动，使得西南联大成为他最喜欢的中国大学。很可能正是在西南联大期间，多兹获得了自己的中文名——陶育礼。
离开昆明之后，多兹来到了重庆。重庆虽然是当时的陪都，但重庆的经历却并没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面对太多的官样文章。其中，最大的官样文章就是陪最高统帅蒋介石吃饭。据多兹回忆，他自己就坐在蒋介石的身边，席上还有两三位政治要员，两三位教授，一对美国人。那两个美国人一个研究山羊，一个研究土豆，并且仿佛离了这两样他们就不会说话了。用多兹的话说，蒋介石看起来很不错，更像是个诗人，而不是独裁者。席间，蒋总裁告诉他，自己的愿望是结合基督教、孔教、道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诸种宗教最好的特征，创制一个新的宗教，让全世界和平相处。多兹答道，这个想法固然美妙，但怎样才能让人们就哪些是“诸种宗教最好的特征”达成共识呢？蒋总裁含混的回答了几句，便不再跟他攀谈了。总体而言，这场晚宴是沉闷的，远不如同教友把酒言欢，或者在街边看舞龙舞狮，来得快活。
在重庆的时候，多兹还访问了中央政治学校，并做了“希腊、德国和英格兰的领袖教育”的演讲。通过这次访问，多兹加深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了解和厌恶，认为当时的国民党与纳粹有诸多相同之处。此外，他还秘密拜访了周恩来，讨论了土地改革、开发矿产、充实军队等问题。之后，他离开了重庆，前往成都和乐山。当时的武汉大学在乐山，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多兹的到来给武大师生带来了极大的兴奋。同时，爬峨眉山的经历也被多兹称为自己在中国最幸福的时光。在这过程中，他登山历险、夜宿寺庙，最终在山顶看到了漫天的佛光。他说，自己这辈子再没见过这样的画面。
离开乐山后，多兹取道贵州，来到桂林。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桂林很有可能会见了当时也在桂林的陈寅恪，并和陈寅恪有过一番探讨。但是，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并没有见到相关的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多兹和《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汤因比以及剑桥大学希伯来语讲师S. A.库克联名向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推荐陈寅恪，使他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另外，即便多兹没有和陈寅恪有直接的交流，但肯定通过修斯听闻过陈寅恪的大名。因为修斯确实是在1943年，也就是多兹在中国游历的那一年，来到陈寅恪的家中，讨论他去牛津工作的事宜。于是，在抗战的烽火中，中英两位大学者，就这么奇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离开贵州，多兹回到了昆明。短暂的停留后，他又飞越了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再由印度飞往开罗。此时，他日后的牛津同事德·圣·克罗瓦正在中东北非为英国皇家空军服务。从开罗，他回到了牛津，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活。二战结束之后，他不断推陈出新，不但出版前面提到的《希腊人与非理性》，还出版了《焦虑时代的异教徒与基督徒》（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1965），《古代的进步观》（The Ancient Concept of Progres，1973），并且笺注了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但是，他的这些成果只是自己之前的研究的延续，与他在中国的经历并无关系。事实上，晚年的他时常怀疑，自己的中国之旅是否有任何意义。此前，自己的过往既无任何的中国背景，其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他所期待的未来也没有真正到来。因此，中国之旅之于他，仿佛真的只是一段插曲。不过，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中国有再度打开国门的迹象。确实，在他离世的前一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政策，向全世界敞开怀抱。
这两位古典学家的中国故事，几乎是世界全球化和中国近代化的缩影。最初的全球化，伴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和掠夺。麦嘉温就是在这个浪潮下来到的中国，并在中国繁育了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当民族独立的浪潮将英帝国的势力削弱乃至推翻，他们的子民也就不约而同地回到了自己的母国，成为了从里到外纯正的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昔日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结为盟友——虽然实力仍有差距，但地位相对平等。其后，冷战的格局便将中国和西方隔绝开来，使得多兹不禁怀疑自己中国之行的意义。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国再一次进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中——这一次是主动选择的。（文/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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