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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老兵口述②｜87岁八路军刘峻：十岁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 [打印本页]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7-7-14 09:45
标题: 老兵口述②｜87岁八路军刘峻：十岁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

口述人：刘峻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庄腊梅（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7日

采访地点：南京军区总医院干休所

整理人：庄腊梅

一、战火下的颠沛流离生活
1930年6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沂南县垛庄镇。垛庄镇离孟良崮只有五里路，大概有500户人家，算是个比较大的村庄。我家里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叔和姑姑。我的父亲叫刘安如，母亲叫王若素，家里兄弟四个，我是老大，三个弟弟全是我带大的，第二个弟弟刘英杰曾当过兵。

我家当时只有4亩地，同时开了一个酱园，对外卖酱菜，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能过日子。

1936年我6岁了，就交学费开始读小学，学校就是沂水县第九区垛庄区国民党政府办的中山小学，校里有一位张老师对我很好，送我小手帕，教我唱歌，其中有一首歌叫《春神入海》，歌词大致是：“春天入海，白云快回来，风也来，蝶也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了。到1938年初，日本军队已经陆续侵占了济南、青岛等大城市，然后派飞机到处轰炸。我们的村庄呢，当时有一条大路，不像现在这么大，要小很多，但是这个路上走的人很多，从济南到青岛和临沂，都从这个地方，因此是鬼子袭击的重要目标，所以就遭到了轰炸。我家的房子、酱菜、酱缸和醋等全部炸光了。我们村有一个大地主叫燕亿堂，他有14个儿子和12个女儿。他的房子也都炸光了。这时候农村都是土坯垒起的房子，一炸就倒，村里三分之二的房子都炸光了。在轰炸期间，日本鬼子还不断地来扫荡，我们全家只得逃难了。

我们逃到孟良崮后面有个叫瓦庄的村子。这个村子比较小，靠山也近，算是山里，相对安全些。我们逃难到瓦庄后主要住在亲戚家。当然，我们不是住在一家啦，也有住在朋友家的，比如我的祖父就住在我父亲的朋友家里。

因为家里的东西都炸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逃难时只能靠亲戚朋友接济帮助勉强度日，但是不能一直住在别人家啊。于是到1939年，我们又搬回来了，临时盖了座小房子住一住。结果这个时候呢，日本人又来啦，我们又不得不逃难。这次逃到孟良崮前面靠近山区的一个叫大崮顶前的村子，住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山外又平静下来，我们开始回村了。然后，我就到民主政府在垛庄北店子办的抗日小学读书。这个小学是利用了大地主燕亿堂的房子八卦楼开办，学校请了一些二三十岁有文化的人教我们读书。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对我们讲一些抗日的事情，比如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唱抗日歌曲《沂蒙小调》啊等等。但是，那时日本鬼子经常来村子扫荡。1940年底到1941年初，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采取“铁壁合围”办法，实行“三光政策”，把村民的粮食、鸡鸭和其它有用的东西全抢去，把房子烧掉，看到逃跑的村民就开枪杀害。我们村里死了不少人，大概有几十个人。

1941年12月，日军继续扫荡，我们百姓家里什么东西都抢光了。在日军扫荡的地方，他们看到中国人就打死。我家里的人为了逃命都跑分散了，叔伯兄弟都分散到别的地方，我表哥钟立本的父亲在逃跑的时候，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了，这是我们亲戚看到的。到了1942年，日本鬼子还在我们村安了个据点，尽管这个据点在一个月后就被民兵拔掉了，但是当时在村子里没法住，就跑到别的村逃难去了。所以，我的读书呢，是读读停停，一直读到1943年。从6岁到13岁，总计只读了共三年左右时间的书。

二、排查奸细和宣传抗日

1940年，八路军来到我们村以后，就组织了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我参加了儿童团，不到一年我就当团长了。我们团里一共31个人，在敌人还没来扫荡的时候，我们的团员就住在自己家里。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我们两三个小朋友一组，像《小兵张嘎》里面的嘎子等小伙伴们一样，扛着木头做的红缨枪，站在村子的主要路口，对来村子里的陌生人进行排查，看到不认识的，包括做生意的人，就上前阻止入村并进行询问，有问题的人就往村长那里带，没有问题的就让他们走了。我积极组织儿童团的小朋友检查来往行人，自己在检查时非常认真仔细，总体上干得很好。

从1941年开始，我们村里成立了抗日剧团。团长年龄在二十七八岁，名字叫王全。全团男女有40多个人，我这个儿童团团长也积极报名参加了剧团。剧团的主要任务是到百姓中宣传抗日。因为白天老百姓忙，晚上才有空闲，所以我们大部分演出活动是利用晚上时间开展，而且是到外面村子里唱戏。演出时所用的照明设备主要是汽灯、煤油灯，有时也用树脂燃烧当灯。演出的内容是抗日打鬼子剧、唱抗日歌曲。1943年底以后，大家在演出宣传时经常会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我们也到山里面进行抗日宣传，但是在山里没办法搭戏台子，就找一块空场地在中间演，百姓围在四周看。无论在儿童团还是在抗日剧团，我还是比较活跃的，再加上当时我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的，且在日军的多次合围扫荡中都没有死掉，所以老百姓都叫我老八路。

1944年6月，因为我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也就离开了儿童团和抗日剧团。

三、代写稿件劝民抗日

在抗战初期，我们垛庄镇上就出了很有名的韩大娘、彭大娘和段大娘三位拥军模范。她们是妇女救国会的带头人，积极组织妇女做军鞋、捐粮米，支援八路军。在抗大文工团创作演出的“垛庄战斗”组歌中，除了《沂蒙小调》外，还有歌唱三位大娘的歌。三位大娘都在50岁左右，我喊她们奶奶。由于我读了几年小学，有点文化，又是儿童团团长，平时与她们接触多些，她们都喜欢我，也很信任我。

韩大娘的名字叫谢德甫，1940年就被选为沂水县九区副区长，后又被选为山东省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的文化程度低，不会写东西。1940年秋的一天，她就让我帮她代写一篇稿子，内容是一位父亲有个20多岁儿子，因被骗参加了伪军。父亲劝儿子悔过自新，向八路军投诚，重新做人。他还用岳母刺字、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来进行开导。在父亲的劝导下，儿子幡然悔悟，后悔莫及，毅然起义投向了八路军。

韩大娘将写好的稿件送到了鲁中解放区办的《沂蒙导报》（后来的《鲁中日报》）编辑部，登载后反映很好，影响很大。我通过代写稿件为宣传抗战做了一点贡献，感到非常高兴。

四、耳闻目睹两次反围歼壮举

1941年11月，日军集中了5万多人的兵力对沂蒙山区开展“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八路军采取的是“反清剿”、“反合围”斗争。到11月底，由于情报不准确，敌情不清楚，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等后方机关总计400多人，还有很大的电台，被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日军赶到离我们村15里路远的大青山去了，并围困在那里，从而发生了空前残酷的大青山战役。日军打死了我们300多人，德国友人希伯、省级领导战工会主任陈明等也牺牲在这里。后来我去看过战场，很残酷，我们的村庄也都被扫荡光了。

1941年12月初，山东纵队第2旅第4团第3营的3个连队中，有1个连队离开到别的地方去了，留下来的两个连队驻扎在离我们村庄有40里路的栗林村。这两个连队不了解当地地形，然而日本人把这两个连队情况搞清楚了后，就在一天夜里把我们的两个连队包围了。这两个连队经过英勇作战，突围到北瓦庄的小北山，日军通过围追，把我们的连队赶向了小北山上。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从南瓦庄难逃，父亲带着我们住在小北山。当地老百姓不敢睡在家里，怕日本人来伏击啊，来突袭啊。他们在小北山附近挖了很多地洞，其实也不叫地洞，应该叫地窖。家家户户都挖地窖，挖一个很大坑，上面搞几块木头撑起来，再用高粱秸盖上，秸秆上面再用土埋上。我父亲就领着我们一家人躲在这样的地窖里。在日军围攻小北山上我们的部队时，不只我一家，有好多人家就藏在山附近的窖子里。地窖的四周都是大的青光石，日军的铁蹄在上面咔咔响，同时还能听到他们哇哇的叫声，我们感到非常害怕啊，但是日军没发现我们。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突然就听到机炮啪啪啪地响起来了，有个年轻人推开盖子一看，说日本人打来了，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两连队被日本人赶上山了。大家一听日军上山了，就赶紧逃跑啊。我爬起来就跟着父亲向山上面跑。这个时候，我们的两个连队被包围了，枪声啪啪啪响，战士们打啊，但是我们的武器都是很土的，不行啊！日军的武器都是机枪、手榴弹啊！我们跑到山上后和部队汇合起来了，敌人也追上来了。只要听到啪啪啪，我知道敌人打枪了，就趴下。后来感觉在山上不行，虽然山上的石头不断往下掉，我还是往山下跳啊，跟着父亲摔啊，一直向山下跑。我们老百姓漫山跑到很远的地方，日军也不追了。我们从早晨一直跑到下午，估计跑出了三十多里路，父亲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分开了，后来我自己是慢慢地跟着大人回来的。当时因为我很小，不知道战争具体情况，只看到战士死了很多，老百姓在逃跑中也死了不少。后来了解的情况是，我们的两个连队几乎被敌人打光了。两个连队当时是172个人，除了4个人突围以外，其他151个人战死了，还有17个战士因为没子弹了，就把枪扔掉砸坏，跳下悬崖牺牲了。

五、参加公山头阻击战

1943年春，在架庄据点的小炮楼里，蜗居着一小队日本鬼子。有一天，由于他们缺粮少肉，就计划到附近山区村庄掠夺粮食，杀鸡宰猪带回去吃。游击队的民兵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准备组织十多个人在半路上阻击。

当时我想跟他们去。尽管我年纪小，但是跑得快，人也灵活，再者还是儿童团长，对打仗消灭日本鬼子有一种好奇心，这些都促使我向他们提出让我参加的请求。民兵们很喜对我，对我很信任，就答应了，而且还说会保护我的安全，于是我就壮起胆子跟他们去了。在临行前，他们还发给我一枝不到一尺高的小马枪，另有两发子弹。

大约上午九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了孟良崮前的公山头上。这是一个小山岗，但是站在上面有居高临下之势。我们在几块大青石后面隐蔽起来。不久，十多个鬼子打着大阳小旗往山上爬来，等离我们还有500米左右时，民兵们一起开枪。刘日功的枪法很好，被县里誉为神枪手，几枪就打倒了3个鬼子。我们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知到子弹从何而来，吓得抬着被打伤的鬼子掉头就跑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打击日本鬼子的战斗。在战斗中我得到了洗礼，大开了眼界，胆子更壮了，消灭日本鬼子的决心更坚定了。

六、投身革命抗击日军

1943年，我刚好13岁，那个时候就很想参加革命打鬼子。第一个原因是家乡经常遭受日军扫荡，对日本鬼子仇恨，想要报仇；再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家里那时候已经很穷，生活很苦，能够吃地瓜和小米就很不错了，有时逃难什么也吃不上，想参加革命也是为了有口饭吃。当然，还有一些革命者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地下党，在日本人没来我们这个地方之前就和地主作斗争。他抗日也很坚决，虽然没有参加过消灭日军的战斗，但是他做过通信员，帮助跑路送信，积极组织老百姓开展抗敌斗争等活动，还做过垛庄村党支部委员，宣传委员，向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啊，但是那时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需要保密，周围人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

1940年初，我曾看见过父亲的革命活动。他们支部在我家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活动，这在我的印象中很深。他是因为身体不好才逐渐退出了活动。父亲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在参加革命活动之余，还教我识字，读古诗，给我讲些抗日故事、革命道理，逐渐培养起了我的抗日热情。由于父亲参加了革命，所以会有延安来的人员和区里的一些政府人员来我家联系工作，垛庄区区委书记李横升经常到我家里和父亲谈话，县青年救国会的会长李子超也经常来我家找父亲。他们常在我家吃饭，那时候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李会长对我很好，有时候把手表拿给我戴戴，看我很聪明，各方面教育很多，对共产党也有一点认识，就对我讲很多革命道理，他甚至有时候下乡也带我去。我认识了很多从事革命活动的人，接触的地下党多，所以对革命向往，自己就想出来参加八路军去打鬼子。1942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的学员到我们村来过。他们到此宣传抗战，派人来做群众工作，帮助发展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我和这些人都很熟悉。他们来了后住在老百姓的破房子里，睡在稻草上，没有被子，我还和他们一起住过。因为那时老百姓生活条件差，没有什么水洗澡，他们身上长着疥疮。我和抗大的人接触多了，思想也开阔了，对日军更加仇恨。此外，从1938年到1940年，我们村子里到延安去参加抗战的有李先候、彭华庵等很多人，他们的抗日行动对我们这些小孩们也有很大鼓励作用。但是，当时家里不同意我参加八路军，说我只有十三、四岁，年纪太小了，不行啊。

到了1944年，我长大一点，也成熟了不少，社会知识更多一些，也接触到了更多抗日战士，就更加想当八路军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父亲对母亲说：“他想出来，就让他出来吧。”1944年6月20日，在父亲的推荐介绍下，我来到垛庄区青年救国联合会上班，就正式脱产参加革命了。那个时候，只要脱产参加革命，就算当八路军，乡干部都算八路军。参加革命后就吃公粮了，一个月发1块钱买买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1945年春，垛庄区并入崖子区，我在崖子区继续做青救会工作。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就是组织发展儿童团；另一个就是完成区里交代的其它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斗地主。那时很多农民租种地主土地。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我们到村里对农民宣传地主如何剥削老百姓、欺压老百姓、强奸妇女等等罪行，我们怎么起来反抗，通过开大会动员群众斗地主，揭发地主的阴谋和罪恶。我参加革命以后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1944年，我还参加了沂南县委在北瓦庄组织的工农群众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主要是工会、农会、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组织的领导成员。在训练班学习三个月，主要听县委书记、县长和抗联主任等领导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三个月结束后，学员们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我回到崖子区做青救会和儿童团工作。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很快由上面一级一级传达下来，还有《大众日报》也在宣传。我们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很高兴，跳秧歌庆祝。

七、继续战斗的共产党员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我继续在崖子区工作，因此就没有想到抗战结束后是否回家的问题，而是已经隐约意识到还有国民党问题要解决，所以非常努力地投入工作。

1946年4月，区里的组织委员陈先梅（音）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审查一下我的家庭成分和工作情况，然后发个表给我，让我填写入党申请书。当月的25日，我就入了党。我的候补期是3个月。候补期的长短要以家庭成分来定，我的家庭成分比较好，家里比较穷，所以3个月即可。如果是富裕人家出身的话，候补期是半年。1946年7月25日，我就转为正式党员了。这时候正好扩军，区里面要扩大区中队，区中队相当于一个连队的规模，扩招了一些新兵，穿灰色军装。就在7月底，区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你到区中队里面当指导员吧”！于是8月初我就到区中队了。1946年8月，我开始担任崖子区中队副指导员，区委书记兼指导员。中队有40个人，工作都由我主持。

到了1946年11月，部队又要扩军了，我们区中队就升调到县大队。到了县大队以后，把我们和其它升调的各区中队组织起来，编成一连、二连和三连。我到一连担任连长兼指导员。到了12月，县大队升级为正规军了，编入鲁中军区炮兵团，我被分到五连。当时我是带着县大队100多人去的，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部队的允许下，去的大部分人又回县大队去了。炮兵团主任高士奇看我年纪轻、很聪明、有文化，就说：“你留下来好不好？”我问他留下来干什么，他说当连副指导员，我说：“可以。”他马上给我发一个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呢子大衣，还配了一个勤务员。当兵苦啊，有人当逃兵了，他派我带一个排把俘虏抓回来，我骑着马去将逃兵追回来了。

在解放战争中，我先后参加过鲁南、孟良崮、莱芜、沙土集、双堆集、郑州、洛阳、开封、豫东、淮海以及解放上海等战役，解放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政治指导员、宣传科长、政治处主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第八六医院政治委员以及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治委员，直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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