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隐学书院：传闻最早，诸事难确 - 徽帮棋友会

按照正式的说法，中国的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然而历史的传说，却将书院出现的年代上溯到了西周。这种说法是否确切，至少到如今难以找到确证，然而在宁波地区的历史传说中，确实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书院。戴良维编著的《读着故事游东钱湖》一书中其中一篇的题目为《中国最早的私人书院——隐学书院》，题目代表观点，此文明确地说隐学书院才是中国最早的私人书院。

关于这个书院的来由，戴良维在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西周时候，徐国有个国君，人称徐偃王，仁德播于四方，许多诸侯国都来依附他。当时西周的天子是周穆王，担心徐偃王的势力大起来，对他构成威胁，于是产生了疑心，决定要除掉徐偃王。徐偃王不想跟周天子斗，免得天下生灵涂炭，他避走东南蛮荒之地，来到东钱湖边的一座青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徐偃王建造了一个书院，作为自己读书的地方，并大力传播中原文化，使得一方蛮民得以开化。后人为纪念这位有德行的先人，把他读书的地方叫做‘隐学书院’，把‘隐学书院’所在的青山叫做‘隐学山’，一条山岭叫做‘隐学岭’，岭背后的村庄叫‘岭后’。徐偃王的子孙，一部分住在隐学寺附近的郭家峙村，一部分住在云龙镇的前徐。‘隐学书院’可谓是中国最早的私人书院，徐偃王也可谓是东钱湖和宁波的文化初祖和第一名人。”

看来，徐偃王乃是中国第一家书院的创办人，徐偃王是何人？他为什么要创办隐学书院？方亮在其所著《笔痕》一书中有《徐诞古墓考——东钱湖旅游开发调查之一》一文，该文中说道：“徐偃王名诞，字子儒。生卒于公元前五世纪末和六世纪中叶，与西周周穆王同代人。是周淮水流域大部落徐国的君王，杰出的政治、军事领袖。徐诞鼎盛的政治、军事活动时期，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叶。周穆王三十五年伐徐，徐兵败，遂南下至越（今浙江）。子孙为避‘反叛’之难，散居各方。鄞县栖真山，王葬其所，有隐学书院和墓葬遗迹。后人易栖真山为隐学山，以示纪念。”

原来徐偃王名徐诞，他原本是徐国的君王，后来周穆王伐徐，徐国兵败后，徐诞来到了宁波鄞县的栖真山，而后他在这里建了隐学书院，他去世后也葬在了这里。关于徐国的情况，该文中简述道：“徐国始建于商、周，裔孙相继君位，迨徐三十二世周穆王之代，君诞即位。按宗法氏族血统可溯至黄帝，诞为四十二代（一说四十三代）。诞娶姜氏，子宝宗、宝衡、宝明。”

如此说来，徐国也是个古老的国家，该国传到徐诞这里已经有了四十多代，而徐国的领土所在，该文中又说道：“徐国疆属为五百里，在今江苏之徐州，安徽之凤阳与泗州。斯时徐国渐趋文明，铜的冶炼工业已发展起来。据《后汉书》记载：‘偃王处潢池，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周穆王之伐徐，盖慑于徐之日益强大及为掠夺人口与资源。徐诞本可凭其政治威望与军事才干，与之一决雌雄，然徐为仁义之师，不忍生灵杀戮，曰：‘君子不处危邦，贤者不顾荣禄，吾去之彭城。’民从之者数万人。《后汉书》记述：‘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至于败。’后世人赞其圣德。”

看来徐国面积不大，其位置在今日江苏徐州以及安徽这一带。该国的经济还比较发达，周穆王渐渐感到了徐国的威胁，于是要将其灭掉。然而，以徐国的国力其实完全可以跟周穆王抗衡，但徐诞很仁义，他认为战争无论胜负都会伤人无数，所以他主动采取了避让的姿态，而结果则是令徐国灭亡了。

以上的说法，《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有记载：“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堰王主之。堰王处潢池东，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堰王仁而无权，不忍千其人，故至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对于这段记载，孔令远在《徐偃王的传说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有如下考证：“这段记载将徐堰王与周穆王、楚文王看作是同一时期的人，而周穆王在位期间是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楚文王在位期间是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75年，二者悬殊二百余年，故‘率九夷以伐周’和为楚所败，‘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的两位徐堰王绝非一人。”

孔令远通过时间上的推断，发现周穆王和楚文王二人间差了两百多年，他认为《后汉书》的这段记载出问题的原因，很可能有两个徐偃王。而《韩非子·五蠹》中的所载则称徐偃王处于楚文王时期：“徐堰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堰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但是，《淮南子·人间训》中的所载，又把徐偃王所处的时代与楚庄王相并列：“昔徐堰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堰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如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

这两种说法是否能成立呢？孔令远认为都不太可能：“楚庄王在位期间是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1年，与楚文王相差至少有六、七十年。徐堰王似乎不太可能与楚文王、楚庄王是同一时代的人。”

为什么徐偃王出现在了不同的时代，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有如下分析：“徐堰王在春秋中叶以后或者已经成了徐国的代表人物。秦、赵与徐同祖，可以知道堰王的名字。但普通人对于时间并没有精确的观念，遂把堰王说成当日徐方的代表人。并且此种传说的形成或者已在战国初期，离堰王时已经遥远，讹误比较容易。”而孔令远的文中又引用了顾颉刚在《徐和淮夷的迁留》一文中的结论：“‘徐堰王’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只是他们国族的一个徽帜。”

对于以上的引用，孔令远持什么态度呢？他在文中给出了这样的推断：“我们认为，徐堰王之所以会成为徐国的代表人物或者说徐国的徽帜、象征，很可能是因为徐堰王并非专指某位具体徐王的名字，而是指以鹅（古名舒雁）为图腾的徐人的王，故称舒雁王，即徐堰王。这个观点有江苏邳州春秋晚期城址鹅鸭城遗址的名称和徐堰王卵生的传说故事为证。”

孔令远的推断也有其历史依据在，他在文中引用了《博物志·异闻》中所引的《徐偃王志》中的所言：“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成儿。生时正堰，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堰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见有狗垄。”

按此传说，徐偃王乃是卵生，这倒跟禽类的大雁生育方式相同。但是对于徐偃王的情况，其他的学者也有别的推论。董楚平所作《绍兴306号墓国属问题研究——兼及浙江徐偃王传说》一文是一份科学考古报告，该文从1981年11月在绍兴地区发现的306号古墓讲起：“这是一座有阶梯墓道且带壁龛的土坑墓，为江浙先秦墓葬所未见。随葬品总计1224件。其中铜器17件、玉器6件、玛瑙饰物102件、水晶珠13粒、各种文具51件、陶器3件等，这是太湖、杭州湾地区当时发现的随葬品最丰富的先秦大型墓葬。”

直到今日，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古墓时，最希望从陪葬物品中找到的是文字，以便以此来确认墓主的身份以及相应的历史记载。往往这些出土文献，能够纠正传世文献记载中的错误。绍兴306号墓出土了如此众多的陪葬品，而其中有三件确实有铭文：“铜器中有3件铸有铭文。这3件有铭文的铜器是鼎、炉、罍。罍的铭文因残损过甚，未能释读。炉的铭文仅约9字，内容简单，只说明这是‘徐王’某人之炉。鼎的铭文４４字，说这是‘徐’国某官某人的‘汤鼎’，器主向祖先宣誓，要守祖俗、知恩辱。笔者曾对汤鼎铭文作了释读，提出徐人是涂山氏后裔的新说，此说已被很多论文采纳。”

南方因为气候潮湿，使很多金属器皿锈蚀严重，但这三件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是能够看到“徐王”的字样。但是，徐国距绍兴较远，而葬在此处之人是不是徐国的重要人物呢？显然相应专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而董楚平在文中以“越国尚武，徐国崇文”为主导思想，分析了这些出土文物，他发现：“绍兴306号墓出土物1224件，竟然没有一件兵器，各种文具却有51件，这与徐国的崇文风格正可相视而笑，而与越国的尚武作风格格不人。”

如此说来，按照历史的记载，绍兴306号墓应该不是越国墓，那么如何解释青铜器上的徐王字样呢？这涉及到了徐国和越国的关系问题，董楚平说：“最早提出徐越关系问题的是郭沫若。”而后，他在文中引用了1930年郭沫若所撰写之文，之后又提到郭沫若对该文的修订，经过这番推论，董楚平在文中得出如下结论：“徐人入浙当在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后，是作为徐国遗民进入浙地，散居各地。浙江从嘉兴到衢州，从舟山到温岭，到处有徐堰王的传说与遗迹。过去最著名的是龙游的徐偃王庙与温岭的徐堰王古城。现在有了绍兴306号墓，则徐人入浙更有了科学考古的根据，其意义非同小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董楚平确认绍兴306号墓就是徐国人的墓葬。那么此墓既然出土了这么多的陪葬品，这足以说明所葬之人是徐国的大人物，但他是不是徐偃王呢？董楚平此文写得十分谨严，他只是说：“把上述三件青铜器铭文综合观之，使我们更加相信浙江各地徐偃王传说的史料价值，更加坚实对绍兴306号墓判为徐墓的信心。”

关于徐偃王，董楚平也认为其并非专指一人而是一个通称：“在正史里徐偃王是西周穆王时人，活动区域在淮河中下游。浙江各地传说的‘徐堰王’，年代迟至战国。一个人的寿命怎么可能这么长？原来‘徐堰王’不是个人专名，而是一个通称。那么‘徐堰王’这个通称是什么意思呢？世人都说徐为嬴姓，偃与嬴古音相通，故称徐偃王。此说有诸多不通之处。”

董楚平是从古音相通的角度来对此作出了推论：“（一）偃嬴古音并不相通。在先秦古音里，嬴在耕部，堰在元部，韵母相距甚远；而且嬴属舌音喻母，偃属喉音影母，声母也相差很远。因此，在古文献里，未见嬴偃通假之例。（二）古人尊祖重姓，国名与祖姓并提，祖姓必置国名之上，如‘娰夏’‘姬周’‘嬴秦’，不会把祖姓置于国名之下。因此，文献上未见‘徐嬴王’之称。”但这番推论如何来解释徐偃王中的“偃”字呢？董楚平的结论是：“徐偃王即徐奄王，奄古在谈部，偃古在元部，主元音相同，古可通转。查现有记载周初东征的金文，其东征对象，除泛称的‘东夷’‘东反夷’‘东或’之外，有具体国名的是奄、薄古、丰伯。奄提到最多，而未见‘徐’。近年出土的临沂汉简《孙殡兵法》说‘商奄反，故周公浅（践）之。’也以奄为代表，而未见徐。”

既然偃与奄相通，所以董楚平认为：“周公东征后，山东的夷人大量南迁，投入徐人怀抱该是意料中事。此后徐奄并称，但只见徐人的气焰，未闻奄人作为。徐可能兼并了南迁的奄人。所谓徐偃王可能就是徐奄王；偃奄古通。曲阜，典籍通常皆称为奄地，《帝王世纪》却说：‘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赐姓曰偃。’把奄地称作偃地，并说皋陶的偃姓也因地名偃而来。偃奄古音相通，此其证也。”

如此说来，徐国的重要人物的确来到了绍兴地区，而绍兴又距宁波很近，那么徐偃王去国之后，隐藏在了这一带也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当地的历史文献也多有记载。比如《延祐四明志》称：“隐学山在东钱湖，其下有栖真寺、放生池，徐偃王隐学于此。”而《嘉靖宁波府志》亦称：“隐学山，鄞县东南四十五里东钱湖畔，下有放生池，旧名栖真，徐偃王隐学于学。”

这些史料都说明徐偃王曾经隐居在了宁波鄞县的东钱湖畔，而《北宋徐氏谱》所载则提及：“王既葬隐学山，历秦、汉、晋、唐千八百余年，亭台俱废，旧址仅存，唐时裔孙浩官岭南节度使、吏部侍郎来拜王墓，益增前仪，缭以墙垣，列以翁仲及茗木阜树，建四顾庵，立香火院，名曰隐学。事见《明州郡志》。”

在唐代时，徐偃王的后裔徐浩曾来此处维修了徐偃王之墓，并且他在附近建起了隐学寺，以此来作为徐偃王的香火院。对于这段记载，陈力主编的《中国野史集粹》中收录有清徐时栋所撰《徐偃王志》，徐时栋对于以上的这段引文写了如下的按语：

《唐书·徐浩传》贬庐州刺史，代宗复以中书舍人，召迁工部侍郎、会稽县公，出为岭南节度使，召拜吏部侍郎。《北宋谱》所称官爵，悉与之合，特谓此时即来修墓，非也。浩既为吏部侍郎，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劾，贬明州别驾。（按曰:今徐浩碑虽残缺模糊，而明州字甚显，《金石萃编》明字作方空，非也。）修墓盖在此时。

虽然有这样的差池，但徐时栋还是认为唐代的徐浩曾经修过徐偃王墓：“浩贬后，德宗初召授彭王传，进郡公。而《宝庆四明志》载隐学院为唐建中二年建。建中系德宗即位年号，则修墓建院时，浩已将去，是则修墓在明州别驾任断断无疑。世俗谱牒附会难信，此谱来自台州，而说浩来明州与《唐书》合，说浩在明州建院与《宝庆四明志》合，确凿无妄（误），可幸也。”

可见，早在唐代，徐氏的后人就认定徐偃王葬在了宁波东钱湖畔的山上，此山后为隐学山，也正是因为徐偃王在此建立了隐学寺而得名者。戴光中、张如安所著《诗意东钱湖》一书有《当年隐学知谁氏》一篇，该篇也持这样的观点：“东钱湖的西南有隐学山，这个山因何而名，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周代时徐偃王逃亡浙东，墓葬在此；也有的说是徐偃王在翁山（今舟山）炼丹修道，后迁居于此，开辟田园，筑室其中；也有人认为徐偃王隐学于此，曾立书院，教养生徒。可谓越说越离奇。同治《鄞县志》考证‘隐’古与‘偃’通，认为此山确因徐偃王墓而命名。”

当年徐偃王所建的隐学书院当然早已没有了痕迹，戴良维在《读着故事游东钱湖》中说：“后来，人们又在‘隐学书院’所在地建造了一个隐学寺，书院的陈迹得以保存下来。现在，当人们来到隐学禅寺，还能看到‘隐学书院’的碑记，寺院里还供奉着徐偃王的神位。”这种说法应当是本自元人徐本原的《隐学山寺记补遗》中的所言：“建中初，岭南节度使徐浩祀祖墓，见书院旧址荒芜，遂整治焉，建寺名隐学院。建中二年请额，创佛殿雄丽，设像尊严，立栖真祠于寺之东，每岁以祀祖焉。”

按照这种说法，隐学寺到了北宋祥符元年改名为栖真寺，鲍贤昌、陆良华编著的《探寻古鄞》一书中有《隐学山上访偃王》一文，该文也讲到了隐学寺的递传过程：“据史载：该寺始建于唐建中二年（781），初名隐学寺。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赐额‘栖真寺’。后又改为隐学讲寺。寺屡毁屡建，明万历年间，寺迁建于山侧，殿宇傍山而建，高低错落，雄伟壮观；四周樟松蔽天，修竹掩映，景色清幽。”而这种说法应当是本自清徐兆昺编纂的《四明谈助》中的所言：

隐学讲寺，唐建中二年（781）建，名“隐学”。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赐“栖真”额。元至正间（1341一1368 ）圮。明洪武间（1368～1398）困重建，定名“隐学”。后又圮，重建。万历间（1573一1620），迁寺山旁。本朝康熙间（1622～1722）重建。（《闻志》）

除了这些记载，元代的徐本原曾有长诗歌咏此寺，其中一段为：“山以‘隐学’名，上有栖真祠。翁仲翳草莱，再拜空嘘嘻。辽鹤竟不返，附葬冢累累。子孙繁且衍，谱牒能相贻。零落千载下，恻然起遐思。”而在徐本原之前，北宋诗人舒亶也写过一篇《和游栖真寺见寄》：

2018年4月23日，我开着周慧惠的车，她坐在旁边用手机导航指路，我们从宁波一路开行奔东钱湖而去。虽然这期间仅有几十公里的路途，然因道路纵横交错，导航的所指并不明确，故我们并没驶上正确的高速路，而是在普通公路上东转西绕。总算开到了东钱湖旁，而寻找隐学寺又小费周折，但还是停到了该寺门前的停车场上。

隐学寺停车场面积不小，大约能停下几十辆汽车，然今日孤零零的仅我们一辆。以固有的规律来推论，这个停车场面积不小，那寺院的面积也应当与此成比例，可是走入寺中，眼前所见的情形却颠覆了我原有的经验。

寺院的门开在侧旁，走入院中，左前方乃是天王殿。因为大门口没有匾额，只是导航说这是隐学寺，原本想进寺内找僧人确认，然整个的寺院静悄悄听不到声响，只是在路边听到隐隐的佛乐。顺着声音望过去，原来是电子音乐播放器。而在天王殿的侧墙上，则看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监制的宗教活动场所铭牌，上面写着“宁波东钱湖隐学寺”字样。由此而确认，今日找对了地方。

站在这里四处探望，感觉整个隐学寺都是新近修复者，而所见的唯一旧物则是一块古碑，走上前仔细辨认，碑匾上刻着“隐学栖真教寺净发田记”。碑匾下面的小字已经磨泐不清，不知其内容所谈。转到背面，其所刻乃是关于放生池的建造。这些都说明，此处乃隐学寺旧址。

继续前行，前方就是正殿，而正殿之后已经是山根。如此说来，有着千年历史的隐学寺竟然仅有两进院落，这跟其名声似乎有些不相符。可能是为了安置相关人员的住所，隐学寺的右侧建起了一排古今结合式楼房。我留意到一楼有一间房内有人在办公，于是立即请周慧惠前往了解情况。打发她去做这种小事，当然是因为她能说当地话，二者则是她为人处事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至少不像我那样令人反感。

看来没有问对人，我二人只好继续在寺院内转悠，此时有一位女尼在清理香炉，才联想到刚才办公室内的工作人员均为女性，看来如今的隐学寺已经改成了尼庵。我走到那位女尼前，问她是否了解隐学书院，她点头称是。此尼的回答令我跟慧惠吃了一惊：难道是遇到了隐藏在这里的扫地僧？我马上接着问她，哪里能够看到相应的证物。看来她不习惯使用证物这个词，所以不明白我的所言。周慧惠马上用当地话与之交谈，而此尼用手指着大雄宝殿旁边的侧门，让我二人到那里去探看。

大雄宝殿的右侧有下行的水泥阶梯，顺此向下走，看到了两扇铁门，推门入内，眼前所见是上千平米的空间，这些空间中整齐地排列着一些水泥立柱。如此说来，这应当是大雄宝殿的地下室。但这间空阔的地下室如何跟隐学书院有关系呢？既然走入其中，只能仔细探看。

我注意到地下室顶头的位置有一个平台，走上前细看，原来这是用水泥搭建的一座平整台面，其面积大概有六七平方米大小，而正中则摆放着一尊像是用汉白玉雕造的古人像，只是这尊雕像的高度大概在半米左右，这跟下面的基座有些不成比例，从这位古人的装束看，我猜测这应当是徐偃王。然而围着基座转了一圈，未曾看到介绍文字，也许这里还没有最终建造完成。

根据这样的推测，说不定这间地下室今后的用途乃是做为书院来使用。也许那位女尼听闻到这样的谈论，所以她把我们指挥到了这里，而从地下室走出，我本想找那位女尼证实自己的猜测，可惜未曾见到，不知道她转到哪里去了。

既然找到了隐学寺，接下来当然想去朝拜徐偃王墓。虽然说那座墓葬并不能确指为徐偃王葬在其中，但当地一直有这样的墓在，我当然要有“祭如在”的心态。于是请周慧惠再问工作人员如何找到徐偃王墓，经过对方的指点，我二人走出隐学寺，从该寺右旁的小路向山上走去。

从侧边望过去，隐学寺正在挖左右两侧的山体，看来该寺要进行扩建，但我依然疑惑于历史的记录。既然这里是千年古寺，并且当年的香火很盛，为什么仅有这么小的占地面积呢？崔纪大、崔海波所著《石榴树》一书中有一篇名为《隐学山》，关于隐学山的来由，该文中也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相传西周时期。徐国第三十二代君本徐偃王是一位以仁义著称的王者。有一次，徐偃王在疏导河道的时候，挖出了一副红色的弓箭，以为是上天给他的暗示，要他取代周穆王成为天子，于是就率领周围的三十六个诸侯，一起起兵进攻周朝。眼看一场血战就要发生，徐偃王幡然醒悟，觉得不能为了一己的私利致使生灵涂炭，于是当即改变主意，收兵弃国出走。他几经周折来到了东钱湖边的青山下，建造了一座书院，过起隐居耕读的生活。徐偃王去世后，葬在书院后面的青山上。后人为纪念他，把这座山叫作隐学山。

由此可知，徐偃王墓就在书院后面的青山上，而对于书院改为寺院的情况，该文中又写道：“隐学书院到了唐朝已经很荒芜，后人感念徐偃王的大仁大义，出资在书院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座寺院，这就是隐学寺。隐学寺建于唐代建中二年，即781年，是东钱湖一带最早建立的寺院。据记载，刚建成时的隐学寺‘佛殿雄丽，设像尊严’，估计香客如云。”

这段话仅说是“据记载”，却未给出具体的出处，但至少说明，当年的隐学书院颇为辉煌，只是这样曾经辉煌的寺院为什么是这么小的规模呢？对此我跟周慧惠探讨一番，未能想到合理的解释。然而《石榴树》一书中却称，在隐学寺内看到了这里保存的跟隐学书院有关的证物：

寺院里面非常清静，我没有见到一位僧人和香客。天王殿外墙边有一块石碑，上书“隐学禅寺”，看上去有点历史感。之前曾听一位朋友说过，隐学寺最后一进房子里还保存着部分隐学书院的遗迹，我便留心寻找，终于在正墙的左侧看到了徐偃王的画像，画上的徐偃王略显富态，面相和善，只是这幅画没有落款，所以无从知晓是什么时候由哪位高手所作。画像左右两边挂着一副看上去像是对联的字:“立楼宇光前裕后千秋万古，设书院教授子弟道德传遗”，横批是“书院古迹”。画像上方是一块巨大的牌匾，红纸黑字写着《徐偃王史略》，大概两三百字吧，由于光线昏暗，我没有细细阅读。凭直觉，这些所谓的遗迹，都是后人的凭吊之作，并且年代不远。

遗憾的是，我二人没有这样的运气，在隐学寺内转了一圈，却未能看到文中所说的情况，也没有找到那间小屋子。难道扩建寺院时，将此房拆掉了吗？可惜找不到了解情况之人。

前面的登山之路虽然铺就了一些水泥石块，但道路颇为狭窄，沿此走了一段路后，却始终看不到徐偃王墓，可在山上也无人可打问。今早一出门，天上就下起了小雨，虽然到达隐学寺时雨已停歇，但周慧惠告诉我，根据天气预报的所言，下午将有大雨，她担心我们在山上遇到大雨后不易下山。我想她是担心我的腿遇雨之后会打滑，一旦发生问题，她将无法将我弄下山。我只好站在原地探望一番，却未能看到徐偃王墓究竟在哪里，再望一望天上越发浓厚的黑云，只好转身跟周慧惠向山下走去。看来，只能下次有机会时再来朝拜这位贤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