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帮棋友会

标题: 『经典连载』《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打印本页]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17
标题: 『经典连载』《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 下载次数: 1234)

上传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年12月1日-1974年6月18日），苏联著名军事家，战略家，苏联元帅。
1896年12月1日，朱可夫出生。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是苏德战争中继斯大林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苏军统帅，因其在苏德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也因此成为仅有的四次荣膺苏联英雄荣誉称号的两人之一。1974年6月18日，朱可夫因病逝世，享年78岁。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17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很难记清他一生中的一切。许多事情，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所能记住的只是那些不能忘掉的东西。
　　我于1896年11月19日(旧历)出生在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进地面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开着两面窗户。
　　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年人说，那儿原来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弥补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回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位皮匠学手艺。他后来同我们讲起过，他学徒期间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满师”以后便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义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驱逐出莫斯科。从那时候起，直到1921年去世止，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奉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叫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她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
　　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们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乔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坐在地上。
　　由于家里太穷，父亲的皮匠活挣钱又少，母亲不得不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里。运一趟，可得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干的。她们把很小的小孩丢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外出帮人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谢尔普霍夫等地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间劳动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干。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
　　当然，我们村里也有富裕的农民——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住的是宽敞舒适的房屋，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米和面。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进最好的学校。我们村的贫农基本上都是为这些人干活，但报酬极其微薄，有时给点粮食，有时给点饲料，有时只给点种子。
　　我们这些贫农家孩子，都看见过妈妈们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给我们带点小面包圈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玛莎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部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
　　“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
　　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瘦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我们家还遭了另一场灾难：屋顶因年久失修倒塌下来。
　　父亲说：“必须离开这里，不然我们都会被砸死。现在天气暖和，我们住到草棚里去，至于以后，到时再说。说不定，能找到一个澡堂或者茅屋让我们住。”
　　记得母亲当时哭了。她对我们说：
　　“孩子们，没有法呀，搬吧，所有的破烂东西都往草棚里搬。”
　　父亲砌好了一眼小灶。我们想尽办法在草棚子里安好了家。
　　父亲的朋友们都到“新居”来看望他，同他开玩笑说：
　　“康斯坦丁，怎么，你没有把灶王爷供好吧，他怎么撵你了?”
　　父亲说：“怎么没供好?要是供得不好，他早就把我们砸死了。”
　　我们的邻居、父亲的好友纳扎雷奇问道：“打算怎么办?”
　　“还想不出办法来……”
　　母亲插嘴道：“有什么可想的。把母牛牵去卖了，再用这笔钱买木料。一眨眼工夫夏天就过去了，冬天怎么盖房子?”
　　大伙都嚷开了：“乌斯季妮娅说得对呀!”
　　父亲说：“对是对呀，但一头母牛是不够的。除它以外，我们家再就只有一匹老马了。”
　　但是，谁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大伙都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家往后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难了。
　　过了些时候，父亲很便宜地，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一间小房架。邻居们帮忙把它运来，不到11月就把房子盖好了。是用干草盖的顶。
　　妈妈说：“没有什么，就这样住吧。等我们有了钱，再盖好的。”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就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藏身之地了。至于挤，俗话说：宁受挤，不受气呀！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18
　　1902年秋天，我已七岁了。这年冬天来得早，我们家的日子十分困难。年成不好，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12月中旬。父母亲挣来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谢谢邻居们，他们有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粥。农村中这样的互助是常有的，这确实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好团结的传统。
　　开春了，情况有些好转，因为偶尔可以在奥古勃梁卡河和普罗特瓦河里捉到鱼。奥古勃梁卡是条小河，水很浅，水上长满了绿藻。这条河发源于科斯廷卡村上方靠近博罗斯基村的地方，由几条小溪汇合而成。这里有几个地方水很深，藏着大鱼。奥古勃粱卡河流经我们村和相邻的奥古勃村这一段，有很多鳊鱼、鲈鱼和冬穴鱼。我们主要是用篮子兜。碰上好运气，捉的鱼多，我就送些给邻居们，答谢他们的菜汤和粥。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喜欢到米哈列夫山间的普罗特瓦河去捉鱼。到那里去的路，要穿过一段茂密的椴树丛和一片奇异的桦树林。林子里长着不少的草莓和野杨梅，夏末季节，遍地都是蘑菇。附近的农民都到林子里来剥树皮做鞋，我们把这种鞋叫做“出门穿的方格鞋”。
　　现在，这些树林都不见了，被德国占领军砍光了。卫国战争以后，集体农庄把这块地开垦为耕地了。
　　夏季的一天，父亲对我说：
　　“呃，叶戈尔，你快七岁了，该干点活了。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我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我去。但是，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象从前那样只是为了玩。我很自豪，现在我已经参加劳动了，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一路上见到我同年的小伙伴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
　　我干活很卖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就更高兴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两个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我怕说出来丢脸，就一直坚持干下去。最后，血泡破了，我不能再耙了。
　　父亲对我说：“没关系，会好的。”他用破布把我两手包扎好。
　　好几天我都不能用耙子，只能帮姐姐抱草和垛草。孩子们都笑我。但过不了几天以后，我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不比他们差。
　　割麦季节到了。妈妈对我说：
　　“孩子，你要学学割麦子。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
　　割麦开头进展得不坏，但很快我又倒霉了。为了想眩耀一下自己，我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妈妈吓坏了，我也很害怕。我们的邻居普拉斯柯维娅大婶当时正在旁边，她摘了一片车前草的叶子贴在我手指上，并用一条破布紧紧地包扎好。
　　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上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我想起在农业战线上的出师不利。……
　　很快，一个紧张的夏季过去了。我已经学会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1903年的秋季来临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同年的孩子们都在准备上学，我也在准备。我借姐姐的书学认字。这年秋季，我们村还有五个孩子该上学，其中包括我的最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尔内。“科洛特尔内”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姓是朱可夫。我们村共有五家姓朱可夫的。为了便于区别，人们就加上母亲的名字来叫：把我们叫做乌斯季妮娅家朱可夫，把另一家叫做阿夫多季娅家末可夫，把第三家叫做塔季扬娜家朱可夫……
　　我们要进的是一所教会小学，位于维利奇科沃村，距离我们村一公里半。附近四个村——雷科沃村、维利奇科沃村、斯特烈耳科夫卡村和奥古勃村——的孩子都在那里学习。
　　有些孩子洋洋得意地背着父母替他们买的背囊式书包。我和列什卡背的不是那样的书包，而是用粗麻布缝的布袋。我对妈妈说，讨饭的才背这种袋子，我不背它上学。
　　“等我和爸爸挣到钱时，一定给你买个背包，现在你还是背着它上学去。”
　　第一天，是姐姐玛莎领我去上学的。她当时已经上二年级了。我们班一共十五个男生，十三个女生。
　　老师和我们认识一下以后，就给我们安排座位。女生坐在左边一行，男生坐在右边一行。我很想同列什卡坐在一起。但老师说不行，因为列什卡一个字母还不识，而且他长得又矮。结果，他坐在第一排，我则坐在最后一排。列什卡对我说，他将努力很快学会所有的字母，这样我们两人就一定能坐在一起。但是，他却一直做不到这一点。列什卡经常是学得较差的一个。他常常因为功课不好，放学以后还要留下来补课。但列什卡是个很少见的老实孩子，他从不抱怨老师。
　　我们的老师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他教书很有经验，为人又好。他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同学们很尊重他，听他的话。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父亲是个安详而善良的老人。他是个牧师，在我们学校里教《神学》。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兄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医生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上教堂仅仅是为了礼貌。他们哥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我和列什卡的嗓子好，我们两人也都被吸收到学校的合唱队。
　　我们村的孩子们升二年级时，成绩都很好，只有列什卡一人留级，虽然我们大家都帮助过他，但他的《神学》课还是考了两分。
　　我姐姐学习也不好，在二年级留级一年。父亲和母亲决定不再让她上学了，要她留在家里做家务事。玛莎伤心大哭，申辩说她没有过错：她之所以留级，是因为妈妈外出拉脚，让她留在家里照看阿列克谢而缺课太多的缘故。我也帮着姐姐说，人家父母也干活，也外出拉脚，但谁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而且姐姐的友们都继续上学。最后，妈妈终于同意姐姐继续上学。玛莎满意了，我也为她高兴。
　　我们很可怜妈妈。我和姐姐幼小的心灵已能理解到妈妈很苦。父亲当时在莫斯科做工，但寄钱回来的次数很少，每次寄的钱数也很少。以前，他每个月能给母亲寄两、三个卢布，而后来一次只能寄一个卢布，有时甚至还要少。邻居们说，不只我父亲是这样，别的在莫斯科做工的人挣钱也都少了。
　　记得，1904年底，父亲回家了。我和姐姐高兴极了，满心盼着他能从莫斯科给我们带些好吃的回来。
　　但是，父亲说，这次他什么东西也没法带。他是直接从医院回来的，他在那里割了阑尾，手术后又住了二十天医院，钱都花光了，连回家的车票还是向人借钱买的。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19
　　村里人都很尊敬我父亲，都爱听他的意见。通常，村里大小集会上，最后的结论都是由他来做。我很爱我的父亲，他也很喜欢我。但是，父亲有时也会因为某一过错而严厉地惩罚我，甚至用皮带(他做鞋活时用的皮带)打我，要我求饶。可是，我很固执，任他怎么打，也不求饶。
　　有一次，他又抽打我，我就从家里逃跑了，在一个邻居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除姐姐外，谁也不知道我躲在那儿。我和她讲好了，让她不要告诉人，并给我送饭。人们到处找我，但我隐藏得很好。后来，那位邻居无意中发现了我，就把我领回家。父亲还特意对我说，他以后不打我了，原谅我了。
　　记得那天父亲情绪很好，领着我上茶馆。茶馆在邻近的奥古勃村。茶馆老板叫尼基福尔·库拉金，是个土财主，他卖各种食品杂货。农夫们和青年们都爱到茶馆里喝茶，因为可以在那里谈谈新闻，赌赌“罗托”，打打扑克，有事没事喝上两杯。
　　我很喜欢去茶馆喝茶，坐在成年人中间，听听他们谈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种种有趣的掌故。我对父亲说，以后我经常跟他来听听人们的各种谈论。
　　我的教母的一个亲兄弟，叫普罗霍尔，在这家茶馆里当跑堂的，他有一条腿不怎么好，人们就叫他瘸子普罗什卡。普罗霍尔虽然腿瘸，却非常喜爱打猎。夏天，他打野鸭；冬天就打野兔。那时，我们那里野鸭、野兔特别多。
　　普罗霍尔常带我去打猎。打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每当他打着我赶出来的兔子时，我特别高兴。打野鸭都是到奥古勃梁卡河或者湖区去。一般说来，普罗霍尔总是百发百中。我的任务就是下水拾鸭子。
　　我至今还非常喜爱打猎。这可能与普罗霍尔在我童年时就培养我打猎的兴趣有关。
　　父亲很快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行前，他告诉母亲，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经常举行罢工，因为失业和残酷的剥削叫人活不下去。
　　母亲说：“孩子他爹，你不要多管闲事。不然，宪兵会把你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
　　“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
　　父亲走后，我们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全家人都感到不安。
　　很快我们就听说，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举行和平游行，向沙皇请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却遭到沙皇军队和警察的枪杀。
　　就在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专制独裁制度作斗争。
　　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是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们都知道莫斯科发生过许多次政治罢工、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他们也知道，莫斯科和俄国其它城市的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站在工人阶级前列的革命者有的遭到野蛮杀害，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流放服苦役。农民们还听说过列宁，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而布尔什维克党是为了要把劳动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从我们在莫斯科、彼得堡和俄国其它城市工作的乡亲们那儿传来的。
　　1906年，父亲回乡来了。他说，以后再也不去莫斯科了，警察当局禁止他住在城里，只准他回本乡。我很高兴，父亲不再离开我们了。
　　就在这一年，我在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了。我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对我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我自己也很高兴。为祝贺我小学毕业，母亲送给我一件新衬衫，父亲为我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
　　父亲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
　　母亲说：“让他在乡下再住一年，长大一点再进城找工作……”
　　1907年秋天，我满十二岁了。我知道，这是我住在自己家的最后一个秋天。过了冬天，我就要外出谋生了。我承担了许多家务劳动，很劳累。母亲时常出去帮人运货；父亲一天到晚做皮匠活。父亲挣到的钱极少，乡亲们都很穷，大多付不起钱。妈妈常常骂父亲，说他工钱要的太少了。
　　每当父亲多挣得几个钱的时候，他就到乌戈德厂去喝酒，然后带着醉意回家。我和姐姐便跑到大路上去接他，而他也总爱给我们带点好吃的东西，什么小面包圈或糖果之类。
　　冬天，没有什么家务事的时候，我常去捉鱼，穿上自制的冰鞋到奥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滑雪。
　　1908年夏天到了。每当我想到我就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和朋友们去莫斯科的时候，就感到心情紧张。我知道，我的童年实际上就此结束了。过去这些年只能将就说成是我的童年，可是我又能奢望些什么呢！
　　记得有一天晚上，好几位邻居围拢在我家门口的土台子上谈论送孩子去莫斯科的事。有的准备最近几天就送走自己的孩子，有的想再等一、两年。我们这里每年“三一节”后一个星期举行一次集市。母亲说，等集市后再送我走。列什卡已经进木工作坊学徒了，他的老板是我们村的富翁穆拉什金。
　　父亲问我想学什么手艺。我回答说，想学印刷工。父亲说，我们没有熟人可以介绍我进印刷厂。所以，母亲决定去找她的兄弟米哈伊尔收我进他的毛皮作坊。父亲也同意，因为毛皮匠挣钱多。我是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对家里有益就行。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0
　　1908年7月，我舅舅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回到邻村——黑泥庄来了。关于他，有必要说上几句。
　　米哈伊尔·皮利欣，和我妈妈一样，小时很苦。他十一岁时被送进毛皮作坊学徒。四年半后，他成了师傅。米哈伊尔非常省吃俭用，几年内积攒了一笔钱，
　　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他成了一个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货商人。他招揽生意，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皮利欣逐渐地扩大他的作坊，除雇用八名毛皮匠以外，还经常保持四名徒工。他残酷地剥削工人，积攒起五万卢布的资本。
　　母亲就是请求她这位兄弟收我当学徒。她到他避暑的黑泥庄去找了他；回来告诉我们说，她兄弟要看看我本人。父亲问道。皮利欣提出了什么条件。
　　“按老规矩，学四年半的徒，然后当工人，”
　　“有什么法子呢，领叶戈尔卡去见见米哈伊尔吧。”
　　两天以后，父亲带我去黑泥庄。快到皮利欣家时，父亲对我说：
　　“看，坐在门口的就是你未来的老板。你走到他跟前时，要先鞠个躬，说声：‘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我反驳说：“不，我要说‘米沙舅舅，您好!’。”
　　“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
　　米沙舅舅躺在门口台阶上的一张藤椅上。父亲走近台阶向他问好，然后把我推到前面去。皮利欣没有答理我父亲的问候，也没有和他握手，转身看着我。我躬了躬腰说：
　　“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思，你好，小伙子!怎么，你想当毛皮匠吗?”
　　我没有吭声。
　　“是呀，毛皮匠这个行当不错，就是苦些。”
　　父亲说：“他不怕吃苦，从小就劳动惯了”。
　　“识字吗?”
　　父亲把我的奖状递给他看。
　　舅舅说了声：“好样的!”然后回头向门里喊道：“喂，你们这些笨蛋，快到这里来!”
　　屋里走出两个衣着考究的胖乎乎的孩子，这就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最后走出来的是老板娘。
　　舅舅把我的奖状指给他们看，并且说道：“小强盗们，你们看看，应当怎样学习。你们是老三分”。
　　最后，他对我父亲说：
　　“就这样吧，我收你儿子学徒。他很结实，看来也不笨。我在这里住几天就回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带他一道走。我妻弟谢尔盖，过一个星期去莫斯科，让他把你儿子带来好了。”
　　谈到这里，我们就走了。
　　我很高兴，因为我还可以在家再住一个星期。
　　妈妈问道：“我兄弟怎样接待你们的?”
　　“就象阔老板接待我们穷哥们一个样。”
　　“连茶也不倒一杯?”
　　父亲说：“走了老远的道，连坐也不让坐一会。他坐着，我们就象士兵一样地立着。”末了，又鄙夷不屑地加上一句：“谁要喝他的茶！我马上带儿子上茶馆，用我们劳动得来的钱去喝茶。”
　　母亲给我包了几个小面包圈，我们就去茶馆了。……
　　去莫斯科的行李很简单。妈妈给我包了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和一条毛巾。还给了我五个鸡蛋和几块饼，让我在路上吃。全家为我祈祷完以后，又按俄罗斯人的传统在长凳上坐一会。
　　然后，妈妈就对我说：“好吧，儿子，上帝保佑你。”说完，她就忍不住伤心大哭，并把我紧紧地搂抱在怀里。
　　父亲的眼圈也红了，眼泪不住往下淌。我也差点儿哭出声来，但还是忍住了。
　　我是同妈妈一起步行到黑泥庄的。过去我就是从这条路上学，去林子里摘野果，采蘑菇。
　　“妈，你记得吗?就在三棵橡树旁边那块地里，我跟你一起割麦子，把小手指割破了。”
　　“孩子，我记得。当妈妈的对自己孩子的一切，都记得。只是有的孩子不好，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妈妈。”
　　我坚定地说道：“妈妈，我绝不会那样!”
　　当我和谢尔盖叔叔坐上火车时，下起了倾盆大雨。车厢内很暗。三等车厢狭窄的过道里，只有一根蜡烛发出昏黄色的光亮。开车了，车窗外面闪过一排排黑色的树影和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光。
　　以前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所以，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火车驰过巴拉巴诺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
　　我问一位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什么城市?”
　　“年轻人，这不是城市。这是萨瓦·莫罗佐夫开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我在这个厂工作了十五年。”他紧接着又伤心地说：“现在，我不工作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说来话长……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死在这里。”
　　我见他脸色苍白，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又说道：“每次经过这座该死的工厂，见到这个吞吃了我的亲人的怪物，我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他猛然离开窗户，坐到车厢的昏暗的角落里吸起烟来。我继续看着这个“吃人的怪物”，但没有再去打听事情的经过。
　　黎明时，我们到了莫斯科。火车行驶了四个多小时。现在火车行驶这段路只需一小时多一点。车站的一切使我惊奇不已。大家都抢先出站，熙熙攘攘，行李杂物互相碰撞。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那么着急。
　　谢尔盖对我说：“可别多嘴。这里不比你们乡下，要处处小心。”
　　我们终于走出了车站。
　　虽然时间还很早，饭馆门前已经很热闹，卖糖水的，卖甜饼的，卖下水馅包子的，卖杂碎汤和其它各种小吃的，不一而足。刚下车的人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吃点喝点充充饥。到老板家还嫌早，我们就决定先去饭馆吃早饭。饭馆旁边积着污水和垃圾，衣衫褴褛的醉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和人行道上。饭馆里高声奏着音乐，我听出奏的是《莫斯科大火在呼啸，在燃烧!》这支听熟了的曲子。几个有些醉意的顾客在跟着唱，但很不和谐。
　　出了饭馆，我们来到大多罗戈米洛夫街等铁轨马车。那时，这条街上还没有电车。就在全莫斯科电车也不过刚刚出现。在上马车的时候，大家抢着上，有个男人无意中用他的鞋后跟碰着了我的鼻子，把鼻子碰出了血。
　　谢尔盖叔叔很生气地训斥我：“已经对你讲过，要处处小心!”
　　有位大伯给我往鼻子里塞了一小团破布，问道：“从乡下来的吧!”接着又补了一句：“到了莫斯科，要放机灵点儿。”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1
　　车站前的广场和周围的街道给我的印象不特别好。木头房子又矮又破。多罗戈米洛夫街很脏，路面坑坑洼洼，醉汉多，很多人衣衫褴褛。
　　但是，越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市容就愈加壮观：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我象在云雾中一样，头昏目眩，眼花了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大楼和这么平整的街道，马车夫驾着漂亮的鄂尔洛夫马拉的胶轮车一路飞跑。我从来没有见过街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我一声不吭，心不在焉地跟着谢尔盖叔叔走。
　　马车拐向德米特罗夫大街(现称普希金街)，我们在卡美尔格尔巷口(现称艺术剧院胡同)下了车。
　　谢尔盖叔叔对我说：“看，这就是你以后住的房子。院子里是作坊，你就在那里做工。正门从卡美尔格尔巷进；但是，师傅和徒弟只能走后门，从院子里进。”接着又说：“记住啦，那儿是库兹涅茨克桥，莫斯科的最好的商店就在那儿。那儿是吉明剧院，不过工人们都不去那儿看戏。再往前走向右拐，是奥哈德内街，那儿可以买到蔬菜、野味，肉、鱼等。你以后经常要去那儿为女主人买菜。”
　　穿过一个大院，我们来到正在做工的工人跟前，谢尔盖叔叔很客气地向他们打招呼问好。
　　他说：“看，从乡里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新徒弟。”
　　有人说了一句：“太小了。不妨让他再长长。”
　　一个大个子说：“小伙子，多大了?”
　　“十二岁。”
　　大个子微笑着说：“还行，个子虽然小点，肩膀很宽。”
　　一位老师傅和蔼地补充说：“没关系，会成为一个好毛皮匠的。”
　　这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我后来看出，他在所有师傅中最公正、最有经验、最有威信。
　　谢尔盖叔叔把我领到一边，给我介绍每一位师傅和徒工。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米申内哥俩。
　　谢尔盖叔叔说：“哥哥是好师傅，但喝酒厉害。那是弟弟，他很节省。据说，一天三餐只花十个戈比，整天想发财。这个是米哈伊洛，他常常狂饮。领了工钱就一连大喝两、三天。能把最后一条裤子最后一件衬衫卖掉买酒喝。但他是个能干的师傅，有一双巧手。”谢尔盖叔叔指着一个高个的男孩说：“这是徒工头，是你的顶头上司，叫库兹马。明年他就满师了。那边那个卷头发的，叫格里戈里·马特维耶夫，是从特鲁宾诺村来的，还是你的远房亲戚呢。”
　　然后，我们爬上昏暗而肮脏的楼梯，来到二楼，走进作坊办公室。
　　老板娘走了出来，先和我们打了招呼，接着说，老板现在不在家，一会就回来了。
　　她对我说：“走，带你看看房间，然后到厨房里去吃饭。”
　　老板娘详细地讲解了我未采的职责——最小的徒弟的职责——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还告诉我圣像前的灯什么时候点以及怎么点。
　　末了她说：“好吧，别的事情库兹马和女工头玛特廖莎会对你讲的。”
　　徒工头库兹马叫我到厨房吃午饭。我饿极了，吃得很香。可是，我却意外地又碰上一件倒霉的事。这里有个规矩：开始吃饭时，只能从公共菜盆里舀菜汤喝，不能捞肉吃；要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可是，我一下就捞了两块肉，并得意地大口吞吃了。当我正要去捞第三块肉时，脑门上突然挨了一勺子，头上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
　　真不走运，到莫斯科才半天就两次挨打。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1
　　徒工头库兹马是个好青年。
　　吃完午饭，他对我说：“没关系，打了就忍着。一次打，二次乖，下回你就懂了。”
　　那一天，库兹马还领我到附近的小店铺去认认路，因为我以后要常去这些小店为师傅们买烟打酒。女厨师(她兼任女工头)玛特廖莎又教我怎样洗餐具和生茶炉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到作坊的一个角落里，先开始学习缝毛皮。女工头给了我针、线和顶针。她教给我缝皮技术，作了示范，然后对我说：
　　“你如果什么地方不会缝，就来问我，我再告诉你应该怎么缝。”
　　我用心地开始学习我的第一堂劳动课。
　　师傅们早晨7时正开始劳动，晚上7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一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晚上10—11时。那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五个小时了。加班时间他们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
　　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点钟起床。我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作好准备后，要到儿点钟才能睡觉。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
　　起初，我很累。很难习惯晚睡觉。我们在乡下通常睡得很早。但慢慢就习惯了，也能坚强地担当起每天繁重的劳动。
　　一开始，我很想农村、想家。我常常想念我心爱的那些小树林，我最喜欢同普罗霍尔一起到那里打猎，同姐姐一起去那里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一想到这些，我就心里难过，就想哭。我想，我永远也看不到母亲、父亲、姐姐和朋友们了。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看看。而我觉得，这个时间好象永远也不会到来。
　　每个星期六，库兹马领我们去礼拜堂做彻夜祈祷；每个星期日要做晨祷和弥撒。每逢大的节日，老板还领我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有时也去耶稣救世主教堂)做弥撒。我们不喜欢去礼拜堂，并经常找出各种借口从那里逃走。但是，很高兴到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去，——去听美妙动听的教堂大合唱，并且特意去听大辅祭罗佐夫讲道，他的嗓子象个大喇叭。
　　一年过去了。我很顺利地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的手艺，虽然学习中遇到过不少困难。常常为了一点点小过错，老板就狠狠地打我们，他打人时手特别重。我们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当老板不高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他会毫无道理地痛打你一顿，打得你整整一天耳朵嗡嗡叫。
　　老板有时让两个犯了过错的徒弟，用一种抽打皮子的树条互相抽打，自己在一旁喊着：“给我狠狠地打，使劲地抽!”我们也只好忍受着。
　　我们知道，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法规，这是制度。老板也认为，徒弟的一切是完全由他支配的，永远也不会有人因为他打徒弟、因为他对年幼的徒工们的非人道的待遇而责问他。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们是怎样劳动的、吃得怎样、生活条件怎样。对于我们来说，最高审判官就是老板。我们被套上的就是这样沉重的枷锁，这种枷锁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时间过得很快。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在作坊里学会了很多东西。我虽然很忙，但我仍然挤出时间读书。我常以感激的心情怀念我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是他教育我热爱读书的。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曾经帮助我学习。他和我同岁，他对我比对别人要好些。
　　在他的帮助下，我读了长篇小说《护士》、关于纳塔·品克顿的诱人的故事、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笔记》和其它许多廉价的惊险小说。这些书都很有趣，但却没有什么教益。我想认真地学些东西。怎么办?我跑去和亚历山大商量。他同意我的看法，并答应帮助我。
　　以后，我们开始进一步地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阅读一些通俗科学读物。通常是我们两人一起学习，主要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学习。无论我们怎样躲着，老板还是知道我们在学习。我想，他会赶走我或者狠狠地惩罚我。但是，出乎意料，他却夸奖我们干的是好事。
　　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相当成功地进行了自学，并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
　　作坊里，大家对我很满意，老板对我也满意，虽然他偶尔也打我两拳或者给我两个耳光。开始，他不想让我上夜校，但是，他的儿子们说服了他，他同意了。我当然很高兴。我的功课都是夜间爬在高板床上凑近厕所门口去做，厕所里通宵亮着一支廿支光的电灯。
　　夜校毕业考试前个把月光景，一个星期日，老板出去看朋友了，我们就坐在一起打牌。记得玩的是抓“二十一点”。谁也没有注意老板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并走进了厨房。轮着我作庄，赢牌了。突然有人打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回头一看，啊哟，原来是老板!我吓得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孩子们都跑掉了。
　　老板说：“你学文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牌数点点?从今天起，你哪儿也不准去，也不准同亚历山大再在一起!”
　　过了几天，我去特维尔斯卡亚街到夜校讲了事情的经过。我的学习只剩下一个多月了。人们取笑了一番，但准许我参加考试。考的是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成绩很好。
　　1911年，我已经在作坊做了三年工了，也当上了徒工的工头，有三名徒工听我指挥。我对莫斯科很熟悉，因为我到全市各街巷送货的次数比别人多。我继续上学的心一直未死，只是没有找到机会。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地读了一些东西。
　　科列索夫师傅(他在政治上比别的师傅开通)看过的报纸，我就拿过来看。亚历山大借杂志给我看。我还用节省下来的“电车费”买书看。有时老板派我到马里伊诺林场或莫斯科南岸市区送货，就给几个戈比马车费。但我把皮货袋往背上一搭，赶紧走着去，就把钱省下来了。
　　到了学徒期的第四年，老板看我身体很结实，就带我去下诺夫哥罗德参加有名的集市。老板在那里租了一间小门面批发毛皮。老板这时已经发了大财，在商业界的联系也多了，但贪心也更大了。
　　在集市上，我的职责主要是给已售出的货物打捆，到伏尔加河码头、奥卡河码头和铁路货房向指定地点发货。
　　我第一次看到了伏尔加河，她的伟大和瑰丽的确使我倾倒。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普罗特瓦河和莫斯科河更大、更深的河了。这是一个清晨，伏尔加河整个儿浸沉在初升的朝阳里，闪闪发光。我看啊，看啊，久久不愿挪开贪婪的目光。
　　我想：“现在我才懂，伏尔加河为什么被人们尽情讴歌，为什么被人们比做自己的母亲。”
　　全俄罗斯的商人和顾客都来参加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还有“洋商”从外国进口货物到那里出售。集市场设在城外，在尼日涅耶和卡纳文之间的一个地势低洼的河谷里，每当春汛时这一带都要被水淹没。
　　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到集市上来，有的是来找些正当的活千千，有的是来干坏事的。小偷、妓女、骗子、各种行为不正的人，就象乌鸦一样涌来。
　　那年，参加完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以后，我们又去顿河军州乌留皮诺参加另一个集市。老板自己没有去，派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去了。乌留皮诺集市，没有象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和伏尔加河那样，给我留下显明的印象。乌留皮诺是个相当脏的小城市。集市规模也不大。
　　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是个很残忍、很凶狠的人。到现在，我也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残忍狠打一个十四岁的小徒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抓起一根“杠子”(捆包时用的橡木压杠)，使尽全身力气照他的头上打去。一下把他打倒在地，晕过去了。我很害怕，以为把他打死了，就从店里逃走。但是，后来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当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向老板告状。老板不问青红皂白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1912年，我很幸运地得到十天假期回乡探亲。当时，正是割草季节的开始(割草是最有趣的一种田野劳动)。许多男人和青年都从城里回去割草，以便帮助妇女们很快收好青草，准备好过冬的饲料。
　　从乡里出来时，我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而现在已经是个成年的青年人了。我已经十六岁了，已经是个第四年的学徒工了。在这段时间里，乡里会有很多人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学徒去了，有的外出挣钱去了。有的人我也许认不出来了；有的人会不认识我。有的人会被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弯了腰，未老先衰；有的人会在这段时间里长大成人了。
　　我乘的是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郊区火车。从莫斯科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我一直站在一个打开着的车窗旁。四年前我来莫斯科的时候是个夜间，无法看到沿途的风景。这一次，我以极大的兴趣饱览了各车站的设施和莫斯科近郊美丽迷人的大小树林。
　　当火车经过纳罗—福明斯克车站时，有个人对邻座的人说：
　　“四年前，我常到这儿来……看到了吗?多漂亮的砖砌厂房!这就是萨瓦。莫罗佐夫开办的工厂。”
　　第二个人说严听说，他是个民主主义者。”
　　第一个人回答说：“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听说，他对工人还不坏。但是，他的管理人员却是一群恶狗。”
　　第二个人又愤怒地补上一句：“一群恶魔!”
　　他们发现我在注意听他们的谈话(因为我想起了几年前在车厢里听人谈论过这个工厂)，就不再讲下去了。
　　母亲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接我来了。她在这四年中间苍老多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嗓子，我使劲忍住，才没有哭出声来。
　　母亲哭了很久，用她那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搂着我，反反复复说着这么几句话：
　　“亲爱的儿子!我以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
　　“妈妈，怎么啦，你看，我这不是长大了，现在你该高兴了吧。”
　　“感谢上帝呀!”
　　我们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下来。父亲和姐姐在门前土台上接我们。
　　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父亲老多了，背也驼得更厉害了。已是七十开外的年纪。他按自己的习惯吻了我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啊，我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为了使老人和姐姐更高兴，我赶快打开篮子，给每人送了一份礼物。另外还给了妈妈三个卢布、两俄磅糖、半俄磅茶叶和一俄磅糖果。
　　母亲高兴地说：“儿子，谢谢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象样的糖茶了。”
　　我又给了父亲一个卢布，供他上茶馆零花。
　　妈妈说：“给他二十个戈比就够了。”
　　父亲说：“我等儿子等了四年。别提穷的问题了，免得使我们在见面时就扫兴。”
　　隔了一天，我就跟母亲和姐姐去割草。见到很多朋友，特别是见到列什卡·科洛特尔内，真使我高兴。孩子们都长大多了。一开头，割起草来有点不得劲。感到疲倦，满头大汗，这可能是隔了四年没干这种活的关系。过了一会儿，就一切都好了，割得很干净，也没有落在别人后头。就是嘴里干得难受，勉强坚持到休息。
　　纳扎尔大叔搂着我汗湿的肩膀说：“小叶戈尔，怎么样，农活不轻松吧?”
　　我同意地说道：“不轻松。”
　　一个不认识的青年人走到我们跟前说：“现在英国人都用机器割草。”
　　纳扎尔说：产是呀，我们也一直指望着有好犁、大镰刀。唉!笨人呀，一切都是空的……”
　　我问孩子们，刚才说到机器的那个青年是谁。
　　有人告诉我：“他叫尼古拉·朱可夫，是村长的儿子。四年前从莫斯科送回来的。他说话尖刻，连沙皇也敢骂。”
　　列什卡说：“背后骂骂沙皇可以，没有关系，只要不被警察和密探听到就行。”
　　太阳晒得越来越厉害了。人们不再割了，开始晒割下来的草。中午，我和姐姐把干草装上车，并且爬上去坐着，让牲口拉回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油煎土豆和糖茶等着我们。那个时候这些东西真是好吃极了!……
　　晚上，青年们忘记了疲劳，又都聚集到粮仓附近来了。娱乐汗始了。开头是唱歌，唱着一支又一支深情动人的歌子。姑娘们闲优美的嗓音唱起温柔的曲调，小伙子们就用青年人的男中音和未定型的男低音伴唱。然后是跳舞，一直跳到累得要倒下。天快亮时才各自回家，刚睡下不久，大人就来催我们起床了。接着又占割草。晚上再从头玩起。很难说，我们什么时间睡觉。
　　青春的活力真的能使人做到一切。青年人的身体就是好!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2
　　假期过得很快，我要回莫斯科了。离家前两天那个晚上，邻村科斯廷卡村发生火灾。风刮得很大。火是从村中间烧起来的，很快蔓延到了邻近的房屋、草棚和粮仓。当时我们正在玩，科斯廷卡村那面忽然浓烟滚滚。
　　有人叫了一声：“失火了!”
　　大家都奔向消防棚，迅速推出水龙，抬着奔向科斯廷卡村。我们是第一批赶来救火的，连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队到得都比我们晚。
　　火势很大，虽然附近几个村的消防队部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抢救，还是烧掉了半个村庄。
　　当我提着一桶水跑过一家门口时，听到有人喊：
　　“救命啦，我们快烧死了!”
　　我马上跑进有人喊救命的那间屋子，救出几个被吓得要死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火终于被扑灭了。妇女们在废墟上一边数落着，一边大哭；孩子们也跟着哭。许多人家的牛被烧死，全部财产被烧掉；有的人家被烧得一点粮食都不剩。
　　早晨，我发现我的新上衣被烧了两个铜板大的洞。这件上衣还是休假前老板送给我的(这是规矩)。
　　母亲说：“唉，老板反正是不会褒奖你的。”
　　我回答说：“让他评评理，是上衣值钱还是救人要紧。……”
　　我离家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特别是看到火灾场上，看到不幸的人们在那里刨来刨去想找到点烧剩下的东西的时候，内心感到十分沉痛。我同情他们的苦难，因为我了解，没有牛，这意味着什么。
　　清早回到了莫斯科。
　　我问候过老板以后，就向他讲了乡里失火的事，并指给他看上衣烧的两个洞。奇怪的是，他连骂都没有骂一句，为此我感谢了他。
　　后来才知道，也算是我走运，原来老板头天晚上高价卖出了一批皮货，赚了一大笔钱。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对我说：“要不然，又是一顿毒打。”
　　1912年底，学徒期满了。我成了青年师傅(师傅的帮手)。老板问我以后打算怎么住，是留在作坊宿舍里还是到私人住宅去住?
　　“如果住在作坊里，继续在厨房里同学徒一起吃饭，每月工资就是十个卢布；如果住私人住宅，就能拿十八个卢布。”
　　我当时的生活经验还不足，就说想住在作坊里。看来，老板是有意安排的，因为每天师傅们下工后，他总要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叫我干。
　　过了不久，我改变了主意。我想：“这样下去不行。搬到私人住宅去住，晚上可以有更多时间看书。”
　　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又回乡下去了一次。这次回去时，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我已经十七岁了。最主要的是，我已经是一个师傅了，每月工资整整十卢布。这在当时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挣到的。
　　老板很信任我，看来，他已相信我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他常派我去银行为他兑取支票，或者办理活期存款。他很器重我，认为我办事可靠，常带我到他的店里去。在店里，除了让我干毛皮工人的活以外，还叫我负责捆货，到货房办理托运。
　　比起在作坊里干活，我更喜欢干这些活。因为，在作坊里除厂听到师傅们对骂以外，什么也听不到；而在店里则不同，这里常常同多少有点知识的人打交道，可以听到他们对当时各种事件的议论。
　　除了科列索夫以外，我们作坊的师傅们都不看报，所以对政治问题，准也搞不懂。我想，其它的毛皮作坊的情况也会是这样。当时，没有毛皮工人工会，每个人都是自顾自。后来成立了皮革工会，毛皮工人才加入进去。
　　所以，毛皮工人那时都不问政治是不奇怪的。只有个别人例外。毛皮工人师傅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某些人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积攒一笔小小的资本，总想开个小店。毛皮工人、成衣工人和其它小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与产业工人不同，与真正的无产者不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缺乏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
　　产业工人不会想着自己去开办工厂。因为，这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卢布。而他们的收入很少，只够勉勉强强地吃饱肚子。劳动条件和经常性的失业威胁，使产业工人能联合起来同剥削者作斗争。
　　布尔什维克党当时集中地在产业工人中间进行政治工作。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它假革命者则往手工业工人里钻。所以，1905年和伟大十月革命期间，手工业者很少参加起义的无产者行列，这不是偶然的。
　　1910—1914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莫斯科、彼得堡和其它工业区的罢工越来越多。大学生也常举行集会和罢课。由于1911年的大饥荒，农村已极度贫困。
　　不管毛皮匠师傅政治上消息如何闭塞，我们还是知道了勒拿矿工惨遭杀害的消息和全国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有时能搞到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这些报纸简单而通俗地解释了为什么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证明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那时，我在政治问题上还很幼稚；但我已经明白，这些报纸反映了工农的利益，而《俄国言论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则代表沙俄老板和资本家的利益。每次回家时，我已经能向我的朋友们和农民们讲解些东西了。
　　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莫斯科曾发生过捣毁外国商店的事件。侦探局的间谍和黑帮分子们在爱国口号的掩护下，组织捣毁了德国商行和奥地利商行。许多想顺便发点洋财的人也都被引诱去了。但是，这些人因为不识外文招牌，同时还捣毁了法国、英国等其它外国商行。
　　在宣传的影响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的子弟，抱着爱国主义的情绪，志愿上前线去打仗。亚历山大·皮利欣也决定上前线，并一股劲地劝我去。
　　一开始，我倒很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但我还是决定先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商量，他在我眼里是个最有威望的人。他听完我的话以后说：“亚历山大的心愿，我是理解的，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傻瓜，你为什么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是不是因为你母亲被饿得发肿?……你被打残废回来了，就再也没有人要你了。”
　　他这些话说服了我。我告诉亚历山大，我不去打仗。他痛骂了我一顿，晚上就从家里逃走，上前线去了。两个月以后，他负重伤被送回莫斯科了。
　　当时，我仍然在作坊里工作，但是已经住到奥哈得内街(现在的“莫斯科饭店”对面)私人住宅里去了。我以每月三个卢布的租金向寡妇马雷舍瓦娅租了一个床位。她有个女儿叫玛丽亚，我爱过她，我们还决定过要结婚。但是，正象通常可能发生的一样，战争使我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乌有。由于前线伤亡很大，1915年5月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去打仗了。很快要轮到我了。
　　我的热情不高，因为在莫斯科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前线回来的不幸的伤兵，同时又可以看到阔少爷们仍然和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乘着华丽的马车到处游逛，要不然就赛马玩，或者去“雅尔饭店”狂欢暴饮。可是我还是想：如果叫我入伍，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1915年7月底宣布提前征召我这一年出生的青年入伍了。我向老板请假回到乡下同父母亲告别，顺便帮他们收完了庄稼。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3
　　第二章 当兵
　　1915年8月7日，我在本县——卡卢加省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县县城应征入伍。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进行。
　　我被选送到骑兵部队。我为能够当上一名骑兵，感到十分高兴。我一向很喜爱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我的朋友们都被分配当步兵；很多人羡慕我。
　　一个星期以后，所有应征青年都到兵站报到。编队以后，我就与同乡们分手了。周围都是些陌生的、和我一样还没有长胡子的孩子们。
　　晚上，我们被装上货车，开往卡卢加城。起初我一直感到很苦闷和孤单。我的少年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心里问自己：“我吃得了当兵的苦吗?如果要去打仗，我行吗?’俄想，我经受过生活的锻炼，我一定能够光荣地完成士兵的职责。
　　每个车厢装了四十个人。货车车厢没有客运设备，一路上我们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的地板上。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打牌；有的在同邻座的人谈心时哭了；也有人咬紧牙关，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个地方，坐在那里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
　　到达卡卢加已是夜间。在一个货车站台下了车。传来了“集合!”“看齐!”的口令，然后我们列队向城市相反的方向前进。有个人问上等兵：我们开往哪儿。看来这个上等兵是个好人，他和蔼地对我们说：
　　“孩子们，永远不要向长官提出这类问题。当兵的应当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和口令。至于开到哪儿——这是长官才可以了解的事。”
　　好象为了证实他的话，纵队先头传来了队长的宏亮的声音：
　　“队列中不准说话!”
　　我的新朋友科利亚·西夫佐夫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小声说：
　　“这就是士兵生活的开始。”
　　走了三个小时，停下来小休息，我们都已经累得够呛。快天亮了，想睡得要命，屁股刚一着地，鼾声立刻就从四面传来。
　　但很快队长又发出了口令：“集合!”我们继续向前走，一小时以后才到达军营。我们被带进兵舍，按指定床位，睡在什么也没有垫的铺板上。得到通知说，可以休息到早晨七点钟。这里已经住有一百人左右。风从墙缝和被打坏的窗口往里钻。可是连这样的“通风”条件也没有起作用，兵含的“气味”还是很浓。
　　早饭后，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我们现在被编入后备步兵第189营。这里将为后备骑兵第5团组建队伍。离开这里以前，我们要接受步兵队列训练。
　　我们领到了教练步枪。班长、上等兵沙赫沃罗斯托夫宣布了各项内务制度和我们的职责。他严格规定，我们除了“解手”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准去，否则将押送惩戒营……他说起话来一字一顿，斩钉截铁，不断挥舞着拳头。一双小眼珠里进射出一股凶狠的目光，好象我们都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
　　士兵们都说：“嘿，别想这个家伙给你好日子过啦!……”
　　一位上士走到队列跟前。班长发出了“立正!”的口令。
　　上士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排长马利亚夫科。我相信，你们已经很好地懂得了班长所解释的一切，所以，你们将会忠诚地为沙皇和祖国效劳。你们如果擅自行动，‘那我是不能容许的!”
　　第一天的队列教练开始了。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按照口令做好每个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但是，要想使长官满意，特别是得到他们的表扬，那是很不容易的。排长吹毛求疵，因为有一个兵踏错脚步就罚我们全排重做。结果，我们最后去吃晚饭，汤都凉了。
　　第一天的印象，就叫人难受。大家都很想早点躺下睡觉。可是，排长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偏偏命令我们集合，宣布明天要带领我们参加全体晚点名，所以，今天必须学会唱国《上帝啊，保佑沙皇！》信我们一直学到深夜。早晨六点钟就又起床出早操了。
　　每天生活很单调，就象两滴水珠一样的完全相似。第一个星期天到了。大家都想休息一下，洗个澡；可是，又被叫去打扫操场和军营，一直扫到吃午饭。“午睡”后，又是擦枪、补衣服、写家信。班长警告我们，不得在信里对任何事情表示不满，因为这样的信件检查官一概要扣发的。
　　习惯士兵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但是，生活也没有怎么使我们过不去。经过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大多数都已经对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感到习惯了。
　　第二训练周末，我们排接受连长、上尉沃洛金的检查。听说，他很喜欢喝酒，当他喝醉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被他看到。从外表看，我们连长比起其他军官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他对检查我们的军事训练毫无兴趣。检查结束时，他要求我们继续努力，因为“向上帝祈祷和为沙皇效劳，都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在开赴后备骑兵第5团以前，我还看见过我们连长几次，记得有两次是在他喝醉酒的时候。至于第189后备营营长，我们在整个受训期间，一直就没有见到过他。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3
　　1915年9月，我们被派往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5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我们的列车经过巴拉克列亚后，抵达萨文策车站。这里正在准备为前线骑兵第10师运送补充兵员。到月台上来迎接我们的，是穿着新制服、仪表端正的骑兵军士和司务长们。他们有的穿骠骑兵制服，有的穿枪骑兵制服，还有的穿龙骑兵制服。
　　经过分编以后，我们——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人、莫斯科人和几个沃罗涅日省的人，被分配到龙骑兵连。
　　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被分配到骠骑兵连。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骠骑兵制服比较漂亮。我们还听说，那里的军士比较好，主要是他们讲人道。因为，在沙皇军队里，士兵的命运是完全掌握在军士手里的。
　　隔了一天，我们领到了骑兵服装、马的装具，并每人固定一匹马。我骑的是一匹深灰色的烈性牝马，名叫“恰谢奇娜娅”。
　　当骑兵比当步兵有趣，但要艰苦得多。除了一般的课目外，还要学习骑术，掌握冷兵器，和一天刷三次马。起床已经不象步兵是六点钟，而是五点钟；睡觉也比他们晚一个小时。
　　最困难的是乘马训练，即骑乘、特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矛和马刀。学骑乘时，很多人两腿都磨出了血，但也不敢发牢骚。官长们老对我们讲这样一句话：“好汉子，忍着吧，你将成为一名好长官的。”我们一直坚持锻炼，直到能在马鞍上牢牢坐稳。
　　我们的排长是上士杜拉科夫(俄文杜拉科夫的根词是且杜拉克，即“傻瓜”，的意思。—一译者注)。其实，他并不傻。作为长官，他要求下级十分严格，但从来不冤枉一个士兵，处理问题一贯很审慎。可是，另一位指挥官，下士博罗达夫科，却和他完全相反：性情暴躁，大喊大叫，喜欢打人。老兵们说，他曾经打掉过好几个士兵的牙齿。
　　他教练骑乘时，表现得特别残暴。这一点，在排长短期休假期间，我们体会最深。博罗达夫科代理排长时，毫无约束，肆意妄行。随便侮辱当兵的!
　　白天操课时，他搞得大家精疲力尽，他特别爱整那些入伍前在莫斯科住过和工作过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是“有学问的人”，太聪明了。夜间，他几次检查内务值勤情况，遇见值日兵打盹，就狠狠地揍一顿。士兵们都被逼得气愤到极点。
　　有一天，我们事先商议好，悄悄地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他走过时用马披蒙上他的头，狠揍了他一顿，直到他昏死过去才住手。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一来，军事战地法庭是不会轻饶我们的。就在这个时候，排长回来了，他打了一个圆场，把一切都搪塞过去了。后来他还请求上级把博罗达夫科调到别的骑兵连去了。
　　1916年春季，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骑兵了。我们接到通知，即将编成补充骑兵连，但在开赴前线前，基本上仍按野战训练大纲继续训练。下届应征的新兵已开到我们的驻地，我们准备搬往拉格尔村。
　　从训练成绩最好的士兵当中挑选了30人，准备培养当军士。我也被选上了。我不愿意去教导队，但是，排长说服了我。我衷心地钦佩他的才智、正派和爱兵态度。
　　他对我说：“朋友，前线你还是会去的。但是，现在更多地学些军事，这对你很有用处。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好军士的。”
　　他想了一想，又说：“我就不急着再上前线去。我在前方呆了一年，很了解那是怎么回事，而且也懂得了许多事情……遗憾，十分遗憾，我们的人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去，请问，这是为什么?……”
　　他没有再跟我说什么。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他心里在想，而且已经流露出来一个士兵的天职同一个不愿意与沙皇专制暴行妥协的公民的意愿之间的矛盾。我感谢他的忠告，并同意去教导队了。该队驻在哈尔科夫省伊久姆城内。我们是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共计约有240人。
　　我们分别住进了民房，不久就开始了训练。我们运气不佳，没有碰上一个好长官。现在的这个上士比博罗达夫科还坏。我记小得他的姓了，只记得，士兵都叫他“四个半”。他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右手食指短了半截。但是，这个短手指并不妨碍他一拳就能把士兵打翻在地。他对我并不比对别人更喜欢一些，但不知为什么不打我。可是一抓到我一点小小的过错(而且简直是吹毛求疵)，就对我施加各种惩罚。
　　谁都没有象我这样，曾经那么多次地“穿戴全副战斗装备顶着马刀”罚站，从马厩背过那么多袋的沙子到野营帐篷，那么多次地担任过节日值班。我懂得，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非常愚蠢的和凶狠的家伙对我的仇恨。但是，我得意的是，他在操课方面怎么也挑不出我的毛病。
　　他后来也相信怎么也整不倒我，便决定改变策略：由于我在军事训练方面一直走在别人前面，他就想干脆不让我参加训练。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帐篷去，对我说：
　　“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有个性、有文化的青年，学习军事不吃力。你是莫斯科人，是工人，为什么还要你每天去参加操课，跟着去流汗呢?你以后就当我的非编抄写员，负责填写值勤登记表，统计到课缺课人数，和执行其它的任务。”
　　我回答说：“我到教导队来，不是为了要当一名负责承办各种事项的职员，而是为了要认真地学习军事和当一名军士。”
　　他发怒了，并威胁我说：
　　“你等着瞧吧，我叫你永远也当不上军士!……”
　　6月份了，我们的学习就要结束，快要开始考试了。按照当时的规定，教导队里成绩最好的一名，毕业时应授予下士军衔，而其余的人，只作为准军士，即军士衔的候补人员从教导队毕业。我的同学们都不怀疑，我应该是第一名，毕业时一定会获得下士军衔，并且以后会找到班长的空缺的。
　　但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毕业前的两个星期忽然宣布，由于我不守纪律和冒犯直接长官，把我开除出教导队。大家都很清楚，“四个半”已决定跟我算总帐了。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援助也是完全意外的。有一名志愿入伍者斯科里诺也在我们排受训，他是我来教导队前所在的那个骑兵连副连长的兄弟。他学习很差，也不喜欢军事，但是，他是一个叫人喜爱和容易接近的人。就连他，也被我们的“四个半”打过。斯科里诺立即去找教导队长，向他报告了对我的不公正的处理。
　　队长下令叫我去。我相当害怕，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军官们讲过话。我心想：“这一下完蛋了!看来，惩戒营是躲不过去了。”
　　我们很少见过队长。只听说过，他因为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官，得过几乎所有的各级乔治十字勋章。战前，他曾经在某地一个枪骑兵团超期服役，任司务长。我们只是有时晚点名时见过他，听说，他由于重伤，现在还有病。
　　我很惊奇，我所看到的这个人，眼睛很柔和，甚至可以说很热情，脸也很朴实。
　　他问我：“当兵的，怎么啦，兵当得不顾利呀?”并指指凳子让我坐下。我照样站着，不敢坐。他说：“坐下，坐下，不要怕!……你好象是莫斯科人?”
　　我回答说：“是的，阁下!”我尽量大声地说清楚每一个字。
　　他很温和地对我说：“我也是莫斯科人。入伍前在马里伊诺林场工作，是个木匠。以后就来当兵，看来现在只有献身于军事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道：“当兵的，对你的鉴定很不好呀。坦面写着，你在四个月的受训期间共受到十次处分，你叫自己的排长为‘剥皮’，还用各种不好听的话骂排长。是真的吗?”
　　我回答道：“阁下，是真的。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报告的，就赴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都只能够这样做。”
　　然后，我向他报告了全部真实情况。
　　他仔细倾听了我的申诉，最后说：
　　“回排去吧，并且准备考试。”
　　我很满意，事情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但是，毕业时我没有得到第一名，而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准军士衔。
　　现在，如果要评论旧军队的教导队，那末应当说，一般说来那里的训练搞得不错，特别是队列训练。每一个毕业学员都能熟练地掌握骑术、武器和单兵训练法。许多旧军队的军士在十月革命后能成为红军中精通业务的军事首长，这并不是偶然的。
　　至于那里的教育工作，它的基础是强迫纪律。它不教育未来的军士学会用人道的态度对待士兵，也不教育他们深入了解士兵的思想。只追求一个目的，就是把士兵训练成听话的机器。它的纪律，实际上是建筑在惨无人道的基础上的。条令虽然没有规定采用体罚，但是实际上却运用得相当广泛。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4
　　关于俄国军队，已经有人写得很多了，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重复。我只在这里提一下我认为有意义的几点。
　　旧的沙皇军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士兵群众和军官之间有隔膜。
　　战争期间，特别是在1916年和1917年初，由于大批军官伤亡，便有许多劳动知识分子的代表、有文化的工农、以及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士兵和军士充任军官，这种相互隔阂在营以下分队咆括营)就得到某些改善。但是在各兵团和各军团里，仍然完全未变。那些军官和将官们同土兵群众没有任何的接触，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和他们格格不入。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高级军官和将官们相当普遍地不懂战役学和战术，也使这些指挥官们(除少数人外)在士兵中没有威望。相反地，在中级军官中间，到战争末期曾经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同士兵很接近。这样的指挥官就受到士兵的爱戴和信任，士兵们愿意跟随他们去赴汤蹈火。
　　旧军队赖以支持的主要基础是军士，他们负责训练和教育土兵，并且把他们团结到一起。培养担任军士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选中的人再经过专门的教导队的训练。通常这些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都搞得很出色。同时也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在那里只要有点微小的过失，就立即给以纪律处分，施以体罚和侮辱。这样，未来的军士们从教导队毕业时，既受到了良好的军事训练，也学会了根据沙皇军事制度的精神来影响下级的“实际做法”。
　　必须指出，各分队的军官们在训练和教育士兵方面是完全信任军士们的。无疑地这种信任对于培养；军士的主动性、首创精神、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都很有利。军士们，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大多数在战斗中都表现出是很好的指挥官。
　　我多年的实践证明，哪里上级军官对下级指挥人员不信任，哪里上级军官老是监护着下级指挥人员，哪里就永远培养不出真正的下级指挥人员，因而也不会有好的分队。
　　8月上旬，团里下达了关于分配教导队毕业学员去各补充骑兵连的命令。有十五人直接分配去前线——骑兵第10师。我是这十五人名单中的第二名。我对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感到奇怪，我很清楚这是谁干的事。
　　当向全队宣读名单时，“四个半”在一旁阴笑，想叫人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他决定的。队里为我们举行了会餐，然后就命令集合上车。我们背上背包，来到集合地点。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列车向哈尔科夫方向开去。
　　火车走得很慢，在会让站一等几个小时，因为当时正有一个步兵师往前线开。从前线运回很多重伤兵，卫生列车也停下来为廾往前线的列车让路。从伤兵们那里，我们听到了很多消息。首无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太差。高级指挥官们的名声很坏，士兵们广泛流传说，最高统帅部里有被德国人收买过去的叛徒。士兵的伙食很差。前线传来的消息叫人听了难受，我们都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车厢。
　　我们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下车。同时下车的还有骠骑兵英格曼兰德第10团的补充兵员和我们龙骑兵诺夫哥罗德第10团的一百来匹马及其全部装具。卸车快结束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很快隐蔽好，谁能躲在哪里就躲在哪里。敌人一架侦察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一阵，丢下了几个小炸弹以后，向西面飞去。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战斗洗礼。所有补充兵员都成行军队形，由下车地区开往德涅斯特河岸，当时我们师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正驻在该地。
　　我们到达部队后，就知道了罗马尼亚已向德国宣战，并将站在俄国方面对德国人作战。还听到传说，我们师很快就要开赴前线，但是，究竟开到哪个地段，谁也不知道。
　　9月初，我们师到达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集中，在这里直接参加了战斗，但主要是采用徒步队形，因为地形条件不容许乘马冲击。
　　令人不安的消息越来越多。我们军队的损失很大。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战线因而稳定下来。罗军战线的情况也不妙，他们参战前训练较差，装备不足，同德军和奥军头几次交手就遭到沉重的损失。
　　士兵的不满情绪增长了，特别是当他们接到家信?知道家乡闹饥荒和遭到严重的破坏以后。其实我们在乌克兰、布科维纳、摩尔达维亚前线附近的农村里见到的情形，就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们在沙皇压迫下所遭受的灾难是何等严重啊!由于沙皇的轻举妄动，工人农民们已经流了两年多的血!士兵们已经懂得，他们如被打成残废和被打死，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今日世界的列强”，为了那些压迫他们的人。
　　1916年10月，我很不走运。我和几个伙伴一起组成前方侦察群，在赛耶—雷根接近地进行侦察时，踏上了地雷。有两人受重伤，我也被爆炸气浪从马上掀下来。我在医院里躺了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由于严重震伤，被送到哈尔科夫。
　　出院后，我很长时间都感到不舒服，主要是听觉不好。医务委员会把我调到拉格尔村的补充骑兵连，这是我原来所在的骑兵新兵连的朋友们从春天以来驻扎的地方。当然，我对这样的安排很高兴。
　　我从骑兵新兵连调到教导队时还是一名新兵，而现在回来时，已经在肩章上多了几条军士衔的杠杠，有了实战经验，胸前也挂上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一枚是因为俘虏一名德国军官被奖给的，另一枚则是因为受震伤发给的)。
　　我通过同士兵们谈话了解到，他们都缺乏“闻火药味”的热情，都不要战争。他们想的是别的东西——土地、和平。1916年底，士兵中间关于彼得堡、莫斯科和其它城市工人罢工的消息，越来越多。有人在谈论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在为反对沙皇，争取和平、土地和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现在，连士兵也已开始坚决要求停止战争了。当然，这暂时还只能是秘密的交谈。
　　我虽然是军士，士兵们却很信任我，时常找我进行严肃的交谈。当然我那时对政治问题还不很清楚，但是我已经认识到战争只对富人有利，是为统治阶级进行的，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给俄罗斯人民以和平、土地和自由，别人谁也不行。我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士兵灌输这种思想。因为这一点，我常常受到他们的赞扬。
　　一个重大事件终于发生了。
　　1917年2月27日凌晨，驻扎在拉格尔村的骑兵连突然紧急集合。集合地点就在骑兵连长、骑兵大尉、男爵冯·德·戈尔茨宿舍的附近。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排长是基辅斯基中尉。
　　我问他：“中尉先生，我们要开到哪里去?”
　　他反问：“你是怎么想的?”
　　我说：“士兵们应当知道开往哪里，尤其是，还给我们发了子弹。”
　　“那又有什么。子弹会有用的。”
　　骑兵大尉、男爵冯·德·戈尔茨来了，我们就没有继续谈下去。这位骑兵大尉是一个能打仗的人。他得到过金质手枪、士兵级乔治十字勋章和许多其它的战斗勋章。但是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对待士兵很凶。士兵们部不喜欢他，怕他。
　　全连“立正”。大尉向全连问好。
　　男爵冯·德·戈尔茨把全连变成三路纵队后，发出了“快步走!”的口令。骑兵连沿公路向巴拉克列亚城后备骑兵第5团司令部前进。到达团教练场后，我们看到基辅龙骑兵和英格曼兰德骠骑兵都已排成横队等候在那里了。我们连也变换成了连横队。其它部队也快步赶到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快就一切都明白了。操场那边有人举着红旗游行示威。我们连长猛抽一鞭，纵马向团部疾驰而去。其他连长也跟着他去了。这时，从团部走出一群军人和工人。
　　一位高个子军人，大声对士兵们讲起话来。他说，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不承认资本家和地主。俄国人民不愿意继续进行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人民需要和平、土地和自由。这位军人在结束自己的简短演说时，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
　　谁也没有向士兵发口令。但是，他们从心底里明白他们应当怎样做。四处都响起了“乌拉”的欢呼声。士兵们和游行的工人们混合到一起了。
　　隔了不久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骑兵大尉和其他一些军官被士兵委员会逮捕了。这个士兵委员会已走出地下状态，开始合法活动，它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逮捕那些反对革命事业的人。
　　各部队奉命返回驻地，等待士兵委员会的命令。团的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布尔什维克雅科夫列夫(很遗憾，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天早晨，他派来一名军官。这位军官来后就命令我们全连集合，选举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和本连士兵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我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当选出席团苏维埃代表的，有中尉基辅斯基、我和第1排的一名士兵。很遗憾，我忘记他姓什么了。我只记得，他和我一样是卡卢加省人，出生在马萨尔斯克村，人们都叫他彼得。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5
　　3月初，在巴拉克列亚城召开了全团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稚科夫列夫通俗易懂地讲解了苏维埃的任务和巩固士兵、工人、农民的团结为继续进行革命而斗争的必要性。我们都衷心地赞成他的讲话。
　　接着发言的是一个准尉。开头，他讲得很漂亮，好象很拥护革命。但到了后来就吹捧起临时政府来了，并且主张动员军队去抗击敌人。士兵们对他的发言都表示不满。到了选举团苏维埃成员的时候，大家只选那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立场的人。
　　所以，我们团的苏维埃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
　　5月，雅科夫列夫同志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以后，团苏维埃就工作得很差了，不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钻进去掌了权，推行拥护临时政府的方针。结果，1917年初秋时有几个分队叛变，跑到彼得留拉方面去了。
　　我们骑兵连的主要成分是莫斯科人和卡卢加人。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这个连。我们给士兵发了退伍证明书，并建议他们带上骑枪和子弹。后来听说，大部分士兵的武器都被哈尔科夫地区的反革命拦截队搜去了。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到处在搜捕我，我有好几个星期不得不躲在巴拉克列亚城内和拉格尔村里。
　　1917年11月30日，我回到了莫斯科。这里的政权已经在十月间可靠地转到布尔什维克的手里——转到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的手里了。
　　1917年12月和1918年1月，我回到乡间住在父母亲那里。休息一段时期以后，我决定加入赤卫队(1917年，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武装工人的队伍都叫赤卫队。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对赤卫队进行了军事训练；在前线、在后方各大守备区、在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在十月革命进行期间和紧接着稍后的一段期间，赤卫队的活动都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军事组织统—领导的。——编者注)。但是，却在2月初生了重病——得了斑疹伤寒；4月份，又生了回归热。直到半年以后，我才实现了加入红军的愿望，于1918年8月志愿参加了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
　　那时，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已着手进行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复员旧军队和建立新的、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同时，还在军队中广泛地开展民主化。各部队的领导权都交给士兵委员会和苏维埃，一切军人权利平等，团以下(包括团)的指挥人员由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因此，从陆海军士兵中和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军官中，选拔了许多有才干的军事组织者。
　　正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指出的：“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是公正地研究我国军队在革命时期的情况，谁都会明白，正是军队的全面民主化和承认广大士兵群众选举产生的军队组织的权力，以及人民委员会实行的和平政策，使得各战线军队能够坚持到1918年冬季的中期，并且拯救了国家，避免了军队自发的向后方的退却”。(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档案)
　　1918年1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赞成建立我国武装力量。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其中特别写道：“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实行劳动者武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405页。)
　　就在这时，1918年1月，彼得堡开始以几百名赤卫队员和彼得堡卫戍区各后备团的士兵，组建红军的第一个兵团。这就是工农红军第1军。就在这时，从彼得堡向西部战线派出了以赤卫队员组成的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约一千人。
　　列宁在欢送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我向你们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的志愿人员英雄们表示祝贺，你们一定会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军。”(《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第26卷第394页。)
　　接受志愿人员加入红军的制度是这样的：每个志愿人员必须持有士兵委员会、党组织或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其它社会组织的介绍信。如果是整批加入，则要求实行集体保证。工农红军军人享受全面的供给制，此外还发给津贴费。开始每月50个卢布，从1918年年中起，单身的150个卢布，有家眷的250个卢布。1918年春季，红军已有将近20万人，后来志愿人员的来源就慢慢减少了。
　　当然，军队实行志愿兵制度是有它的缺点的。例如：缺乏预备兵员，没有训练补充兵员的制度，缺乏实施大战役需要的兵员保障，训练差。
　　鉴于这一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专门指令，在全国建立对劳动者实施普遍军事训练的制度(普训制)。每个18—40岁的劳动者应当不脱产地、以96小时学完军事训练课程，并作为兵役义务者进行登记，一旦苏维埃政府发出号召，就立即加入红军。
　　俄共(布)中央要求党员们立即开始学习军事。推选指挥员的制度废除了，建立了任命指挥人员的制度，即由军事领导机构从有军事素养的和在战斗中表现较好的人中间任命指挥人员。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红军建设》的决议，表示赞同党和政府为建立正规军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其中特别强调了集中指挥军队的必要性和革命的铁的纪律对于军队的意义。
　　代表大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这个制度还在1917年10月就已经开始实行，当时曾经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旧军队的许多部队和军事机关派出过政治委员。这时，军队中的政治委员依靠党的基层组织，负责教育士兵，监督军事专家们的行动，同时也教育红军士兵信任那些忠诚老实的专家。关于政治委员问题，我们准备以后来谈，我现在先指出一点，就是他们通常都是一些无可责难的人，都是一些纯朴诚挚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共产党员。
　　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把红军建立在军事科学的基础上，既要利用旧军事专家的经验，同时又要广泛地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指挥干部。各级党组织、工会、贫农委员会、有觉悟的工农群众都在贯彻实施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些决议。
　　所以，当我参加红军时，它已有50多万人了。在那困难之年，党关于军事问题的许多决议和大量的实际工作，为苏联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团结了红军陆、海军中的无产阶级的、有政治觉悟的核心，并在尔后的军队建设中继续依靠这一核心。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7
　　第三章 参加国内战争
　　沙皇政府把我国弄到完全破产的地步。形势更为严重的是干涉军和白卫叛军占领了一系列经济上极为重要的地区。
　　在干涉军和白卫军的战火包围中，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所有为伟大十月思想而生活、工作和手拿武器战斗过的人们，都清楚地记得，这是苏联人民生活中一个多么艰苦的时刻。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国际帝国主义企图借德国军队之手扼杀苏维埃共和国的希望破灭了。但是，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仍然企图毁灭我们的国家。1918年春，美、英、法、日的军队在我国北部登陆，随后美、英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5月，干涉军挑动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且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展开了反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在我国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干涉的战火。得到大力援助的俄国白卫军勾结了外国干涉军，并开始了进攻。
　　参与反苏维埃政权的还有德国帝国主义。他们撕毁了布列斯特和约，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侵入了顿河地区，占领了顿河岸罗斯托夫以及我国其他地域。在乌克兰和顿河，他们把政权转交了旧沙皇的将军们。
　　人民反占领军的汹涌怒潮使德国干涉军感到沮丧，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随后在德国爆发的革命使德国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整个征服政策垮台了。苏联军队和游击队把德国占领军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赶了出去。
　　但是，现在，德国失败后，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能充分利用欧洲腾出的力量来收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几万名外国干涉军侵入了苏联领土。
　　列宁写道：“第一阶段(对苏维埃国家的国际干涉——朱可夫注)，是协约国企图用自己的军队打败苏维埃俄国。自然，对协约国来说，这是比较容易的阶段。”(《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第30卷第179页。)
　　但是，干涉军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一件事也对付不了，于是加强了对国内反革命的援助。1918年11月，在西伯利亚，他们派沙皇的上将高尔察克任俄国的“最高执政者”。在南方，他们把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归沙皇将军邓尼金领导。苏维埃国家面临着致命危险的威胁。
　　1918年下半年在俄罗斯共有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和白卫军近100万士兵和军官，他们是经过良好训练和拥有优良装备的军队。
　　党、列宁向人民说明了形势的全部危险性，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加倍努力以巩固我国的防御能力，发动人民同干涉军和白卫军作斗争。1918年9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命令，把共和国变成统一的军营。11月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统一了军事部门、与国防有关的其他部门及红军装备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国防委员会解决了有关组建部队、部队供应保障等极为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采取了措施以清查、收集旧军队留下的武器弹药，动员了工业部门的力量，把前方和后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在国内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政策，也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战胜敌人所必须实行的政策。
　　由于英雄的苏联人民的努力，在极紧张的武装斗争过程中，干涉军和白卫军的计划在1918年未能得逞。帝国主义者被迫放弃了苏联的许多地区。
　　1919年，苏维埃政权的许多敌人向我国开始了新的进攻。战线多达6条，其总长度为8，000公里。敌人企图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铁包围圈内。国内战争达到了最激烈程度。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尽一切力量来实现列宁关于建立一支大规模正规部队的计划。
　　1919年初，红军有42个步兵师，装备有步枪、马克沁重机枪、手枪和手榴弹。骑兵有4万人。作战部队有火炮1，700门。装甲部队也扩大了，编入了旧俄军队的装甲列车(每列列车包括一辆装甲机车、2辆装甲平车及2—3辆探测平车)，以及由150辆装甲汽车组成的装甲汽车支队。军用飞机近450架，作战舰队(不包括江湖区舰队)有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6艘潜水艇、8艘布雷舰、1l艘运输舰以及其他舰船。
　　加强了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改进了部队的后勤组织，整顿了医疗卫生勤务，扩大了训练红军指挥干部的学校网。
　　当然，这暂且还只能算是一支相当弱小的武装力量。但是，红军是一支捍卫自己新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工农部队，它具有列宁党对国家领导的远见性和高效能、崇高的革命精神，具有高昂的士气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它是如何战胜在武器方面远远优越于自己的敌人的。
　　1919年初，在我国东部有高尔察克的白卫军，占领了彼尔姆—奥尔斯克一线。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军盘踞在乌拉尔斯克附近，并占领了古里耶夫。邓尼金白匪军已在捷列克河作好充分准备，它占领了新切尔卡斯克、顿河岸罗斯托夫、尤佐夫卡以及顿巴斯的其他城镇。协约国的军队和乌克兰反革命政府(所谓执政府)的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并固守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日托米尔—科罗斯坚一线。拉脱维亚白匪军盘踞在沙夫利—米塔瓦地区。
　　尤登尼奇的军队和爱沙尼亚白匪军占领了沃尔马尔—纳尔瓦一线，准备向彼得格勒突击。芬兰白匪军、干涉军、白卫军占领了我国北部地域，准备向彼得格勒、沃洛格达、科特拉斯突击。干涉军还在克拉斯诺沃茨克、巴统、新罗西斯克、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等地作威作福。
　　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目标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它们达成了瓜分我国的协议，准备夺去我国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高加索、北方的一部分及其他极为重要的地域。
　　1919年春仅仅高尔察克的军队就有36万人，这支军队装备优良，主要由外贝加尔、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和反革命哥萨克以及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组成。
　　此外，在高尔察克军队的后面，还集中了由美国、英国、日本的军队组成的15万干涉军。
　　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加紧装备邓尼金的军队。邓尼金本人被协约国捧为“最高副统帅”。这一行动就说明了邓尼金军队的军事作用和他本人的作用。
　　红军到1919年春季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数达到了180万，其中40万装备不错的部队直接在前线作战。这些部队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获得了武装斗争经验。红军战士都懂得，他们是为什么样的理想而与干涉军和白匪军作战的，他们也清楚知道，敌人是为什么而战，敌人追求的是什么目的。
　　当然，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白匪军的士兵在装备方面比红军战士优越。他们有很好的服装和武器，他们的后方可以供给充分的粮食，他们可以从协约国获得大量的武器、弹药、装备和其他物资器材。
　　虽然苏维埃共和国的内部已有所巩固，但总的说来，仍然是相当困难的。
　　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了我们这个工业落后的农业国。由于缺乏劳动力和原料，许多工厂还在沙皇时代就关了门。绝大多数的铁矿、煤炭、石油、棉花，大约四分之三的生铁、钢、糖，及大部分谷物，都正好出产在被干涉军和白匪占领的地区。只是由于党和人民作了真正英雄般的努力，才得以组织好红军的供应。在组织供应时，曾不得不始终机动使用这有限的物质技术资源，将它们运往决定着国家命运的地方。一些最为需要的东西，如金属、燃料、衣服、谷物，都极为缺乏。
　　我们的骑兵团向东线推进了。
　　我还记得在叶尔绍夫车站下车时的情景。在莫斯科饿得够呛的红军战士从车厢一下来，就一直拥向市集，买了大圆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样，不少人得了病。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四分之一俄磅质量低劣的面包，加上点马肉汤或够鱼汤。
　　我们了解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劳动人民挨饿的情况，以及红军供应恶劣的情况，因此，我们对富农、反革命哥萨克和干涉军充满了阶级仇恨。这种情况更激发了红军战士对敌人的仇恨，使他们坚定地投入决定性的搏斗。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7
　　1919年3月高尔察克的部队在东线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在东线我军不超过10万人，而且分散在宽广的战线上。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集团军很难克服我第2、第3两集团军的顽强抵抗，未能完成原定任务，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只向前推进了80-130公里，夺占了萨拉普尔和沃特金斯克。
　　在西伯利亚集团军开始突击之后，高尔察克的西集团军也展开了进攻。在乌法方向上的战斗特别激烈，东线我第5集团军步兵第26和第27师在这里进行了英勇战斗。可是到3月14日，乌法仍被高尔察克匪军攻占。在通往该城接近路上的浴血战斗中，我第5集团军遭到重大损失，几乎百分之五十的人员伤亡和失踪。第5集团军当时是由)Ж·К·勃留姆别尔格指挥，到4月上旬，即改由М·Н·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他是旧军队的中尉，1918年4月成为俄共(布)党员。
　　东线的情况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策动富农叛乱而更为恶化了。在萨马拉、塞兹兰、塞吉列伊夫、斯塔夫罗波尔和梅列克斯等县爆发了叛乱。这些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对形势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大大分散了我军的力量。
　　第5集团军尽管遭到严重损失，但在铁路员工和工人的武装支队的支援下，仍继续拖住敌人。直到4月1日，高尔察克的西集团军尚未能获胜并遭到严重损失。
　　4月初，奥伦堡一带杜托夫的哥萨克白匪军占领了阿克纠宾斯克，切断了奥伦堡至塔什干的铁路联系，结果使土耳其斯坦再次同苏维埃俄罗斯失去联系。随着白匪向奥伦堡地域迫近，富农在乌拉尔河一带的哥萨克镇市举行了暴动。
　　4月中旬，白匪距喀山和萨马拉只有85公里，离辛比尔斯克只有100公里。倘若我军进一步退过伏尔加河，就会使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部队会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形成绵密的正面向莫斯科进攻。与此同时，白匪和干涉军的部队在所有其他战略方向也展开积极行动，这就使形势更为严重。
　　在这严峻的时刻，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号召党、苏联人民动员起全部力量以粉碎敌人，首先是粉碎高尔察克的部队。
　　党、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的人们部热烈响应这一号召。
　　4月11日党中央组织局批准了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有关东方战线情况的提纲》。4月13日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以及4月23和29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东线组织支援的问题，并作出了在党内进行新的动员，和把党的队伍中最勇敢并最有锻炼的工作人员派往前线的决定。在5月13日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出席作了关于弹药问题的报告。早一些时候，还曾根据列宁的建议，决定最重要的军事工厂的81，000名工人领取红军战士口粮，国防工厂的工人免征入伍。由于群众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党从事的巨大的组织工作，军工生产逐渐走上了轨道。
　　从全国动员的人力、物力大大加强了遭到很大损失的东线部队，补充到该线部队的共产党员就有15，000名，他们大多是充当作战部队的士兵。这是团结、鼓舞部队与敌人战斗的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现在再来研究一下当时红军总指挥部和东线指挥部采取的措施和制订的计划，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白匪部队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敌人的企图，也不善于对敌人组织有力的打击。
　　东线在М·В·伏龙芝到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伏龙芝当时负责东线南部军队集群的指挥。М·В·伏龙芝正确地指出，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应当尽快从白匪手中夺取战略主动权，摧毁敌军的士气，在我方部队中确立对白匪必胜的信心。
　　М·В·伏龙芝具有统帅的卓越远见，他明白，即使在敌人获胜的情况下，如能给白匪造成某些挫折，并加以适当利用，这些挫折就可能成为高尔察克崩溃的开始。
　　伏龙芝认为，应当从正面拖住高尔察克的军队，同时用土耳其斯坦的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全部以及第4集团军的一部对高尔察克伸得过长的左翼实施迅速、坚决的突击，然后，进一步把这一反突击变成为我东线全线强大的反攻，以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М·В·伏龙芝估计到，高尔察克的左翼是弱点，高尔察克不可能迅速将主力调至左翼，因为其主力正在东线中部的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方向作战，企图前出至伏尔加。
　　伏龙芝的建议受到列宁的称赞。俄共(布)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计划。
　　М·В·伏龙芝在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刻，不畏艰难，不怕承担责任。他在紧迫的期限里，对归他指挥的东线南部军队集群进行了妥善的变更部署、补充和准备。在当时，在铁路线遭到全面破坏，似乎处于全部瘫痪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读一读М·В·伏龙芝后来关于东线情况的记述，是很有意思的。伏龙芝写道：
　　“高尔察克的部队已逼近伏尔加，我们勉强守住了三面被围的奥伦堡；防守的部队老想撤离此地。萨马拉以南的乌拉尔哥萨克白匪突破了我防线并向北推进，威胁着萨马拉和从萨马拉至奥伦堡的铁路。我们到处在退却，但是不能说，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作战中较弱的一方，由于主动权操在白匪手里，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向我们进攻，使我们处于被动，所以我们感到很不愉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要有无限的信念，相信只有转入进攻才能改变形势，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进攻。在此时刻，我们不仅必须去掉部队中的退却情绪，而且必须排除来自上面总指挥部的压力。当时总指挥部掌握在瓦，采基斯同志的手中，他是主张继续退却的……我们不顾一切转入了进攻并开始了出色的战役，这一战役导致高尔察克的全面崩溃。”(《伏龙芝选集》，1957年，俄文版，第2卷第48页。)
　　在白匪于布古利马、别列别伊遭到失败和高尔察克的部队在乌法附近被歼灭以后，白匪部队士兵大批逃走的现象急剧增加，白匪后方的游击运动也高涨起来。下面是高尔察克主管国防部的男爵A·布德别尔格于1919年5月在日记中的记述：
　　“……毫无疑问，在西集团军方面主动权已落入红军手中。我们无力再进攻了，部队连滚带爬向后撤，什么也守不住……从地方动员来的人在撤退中纷纷逃回自己的村庄，他们带走了衣服、装具，甚至武器……红军的一个巨大优越性在于，他们不怕补充老兵，老兵不必再训练，而我们不敢这样干，象见鬼一样的怕，我们被迫只征召十八、九岁不懂事的娃娃……”
　　在后面他写道：“战线被突破了，纷纷后退。现在要考虑的是，能否保住乌拉尔……”(布德别尔格·阿列克谢男爵：《自卫军日记(高尔察克的历史)》，《浪潮》，1929年俄文版。)
　　在东线胜利反攻的时候，乌拉尔斯克的情况却严重，哥萨克白匪围攻乌拉尔斯克城，并切断了它与南部军队集群的联系。被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未放弃乌拉尔斯克，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列宁密切注意着东线的每一情况，于6月16日打电报给М·В·伏龙芝：
　　“请向乌拉尔的同志们转致我对保卫被围的乌拉尔斯克50天的英雄们的热烈敬礼!请他们不要泄气，再坚持几个星期。保卫乌拉尔斯克的英雄事业一定胜利。”(《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第35卷第398页。)
　　М·В·伏龙芝立即下命令把恰帕耶夫的第25师调往被围的乌拉尔斯克地域。于是，由传奇英雄В·И·恰帕耶夫率领的这个光荣的师即出发去支援乌拉尔人。
　　我们的莫斯科骑兵第1师(当时我在该师)归М·В·伏龙芝指挥。我们向希波沃车站地域开进时，得知恰帕耶夫师已进抵乌拉尔斯克。我们的战士情绪高昂，大家深信，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将被打败。
　　我们团在通往希波沃车站的接近路上与敌人第一次交锋。敌人进行顽抗，阵地经过反复争夺。白匪在数量上比我们多。我还深深记得离希波沃站不远的这次激烈的战斗。
　　大约800名哥萨克骑兵向我们冲来。当他们已距离我们很近的时候，隐蔽在路堤后面的我骑兵连携带一门大炮突然冲了出去。炮手们——这些英勇的小伙子，在疾驰中架好了炮并对白匪翼侧进行轰击。哥萨克白匪惊慌失措。炮手们准确的射击继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最后，白匪支持不住了，向后窜逃。对哥萨克的这一仗很成功，鼓舞了我们骑兵战士的士气。
　　6月上旬的战斗特别激烈。我们师打得十分英勇，但向乌拉尔斯克推进的速度很慢。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鼓舞人心的消息：恰帕耶夫师打垮了白匪，进入了乌拉尔斯克城并与该城守军会合了。
　　在保卫乌拉尔斯克的战斗中，我荣幸地见到了М·В·伏龙芝。当时他亲自指挥整个战役。
　　М·В·伏龙芝和В·В·古比雪夫一起到恰帕耶夫的第25师去。他经过我们团，和战士们随便聊天，关心他们的情绪、给养和武器，询问战士村里亲人来信说什么，战士们有什么要求。伏龙芝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战士的心。
　　伏龙芝十分亲切、热情地向我们谈了列宁的情况，还谈到列宁对乌拉尔斯克地区情况的关切。
　　然后М·В·伏龙芝说：“嗯，现在我们的情况不错，已打垮了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很快我们就能打垮其余的反革命。我们将打垮高尔察克，解放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其他被干涉军和白匪盘踞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重建我们的祖国!”
　　后来，我们常常回忆起这一次的会见……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8
　　1919年3月以前，我还属于党的同情者小组，准备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没有确定入党预备期。直到现在我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当时的团党组织书记特罗菲莫夫和政委沃尔科夫(很遗憾，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字却记不得了)，他们曾帮助我深入地理解党章和党纲，培养我加入俄共(布)。
　　骑兵连里党的同情者小组共五人。尽管人数不多，特罗菲莫夫和沃尔科夫同志一个星期到我们这里来不少于两次，和我们谈国内、国际形势，党在前线斗争的措施等。这些谈话时间很长而且很有趣，特别是当谈到布尔什维克与沙皇专制的斗争和在十月的日子里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里的激烈斗争时，十分有趣。
　　当时红军的党政机构刚建立。虽然，在陆军和海军中工作的已有7，000多名政治委员，他们依靠党支部团结了50，000多党员。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确定政治委员的职权，统一军队中领导党和政治工作的党组织，统一军队中一切极为有益的和必要的党政活动。1918年末，俄共(布)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军队中党的工作》的特别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培养对敌斗争中的铁的纪律、勇敢和大无畏精神。根据这一决议，废除了在建军最初期实行的由党组织对军队全部生活进行监督的职责。
　　党通过政治委员，以及海军和陆军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处，在军队中贯彻其政策。这些政治处既是隶属于军事领导人的军事行政机关，也是隶属于党、用以团结军队中党员群众的党的机构。
　　1919年3月1日，我被吸收入党，成为俄共(布)党员。现在，许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但我被吸收入党的这一天，我终生难忘。从此以后，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服从于党员的义务，而当投身于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搏斗的事业中时，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牢记我们党的要求，要成为无条件服务于人民的榜样。
　　不久，我们师调离希波沃车站地域，去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附近的白匪。1919年8月，我们骑兵第4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当时我们师没有卷入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战斗训练。
　　在这里我结识了和我同姓的师政委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清晨，我经过露天练马场时，看见一个人在那儿“调教”马。走近一看，是师政委。虽然我对骑术和调教术都很在行，但仍想看一看，师政委是怎么调教马的。
　　师政委没有注意我，他正满身大汗训练马左跑步。但不管他怎么使劲，马总是乱跑，不迈左脚，而是先踢出右脚。我不禁大声喊道：
　　“把左面缰绳拉紧!”
　　师政委一句话没有说，把马放慢步，向我走来。他跳下马来，问我道：
　　“好吧，你试试!”
　　我二话没说，蹬着马蹬子上了马。我骑着转了几圈，熟习一下马的性子。然后，我扯紧缰绳，让马左跑步。跑了一圈，跑得很好，我又跑了一圈，还是很好。又换成右跑步，也不错，再换成左跑步，马的步子一点不乱。
　　“小腿要夹紧”，我带着训导的口吻说。
　　师政委笑了笑，他说：
　　“你骑马有几年功夫啦?”
　　“四年，怎么啦?”
　　“没什么，骑得不坏。”
　　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政委问我，在哪儿当的兵，哪儿打过仗，什么时候调到这个师来的，什么时候入党。他又谈到他自己，他当骑兵十年了，从1917年就是党员。从旧军队他拉过来一个骑兵团的大部分，加入了红军。一切都很清楚，他是一个真正的政委……
　　顺便提一下，规定政治委员职责的第一批工作细则中，有一本是由М·В·伏龙芝领导的我们南部军队集群的政治处拟订的。这本工作细则指出，军队政治委员是工农政府的代表，应在军队中贯彻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和政策，严防异己分子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注意培养革命纪律，监督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战斗命令。
　　政治委员的工作不仅仅是宣传鼓动，而首先是体现在个人的战斗榜样和身体力行中。政委必须了解一切作战号令，参加命令的拟订工作(在作战问题上指挥员有决定权)，仔细研究军事。通常，政治委员应在战斗以前召集政工人员和党员，向他们说明指挥员规定的任务，并亲自到战斗中最危险和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去。在国内战争时期，军队政委的称呼和形象充满了传奇性的荣誉。
　　我后来还不止一次见到过政治委员Г·В·朱可夫，我同他谈到前线和国内的情况。有一次，他建议我去搞政治工作。我感谢了他的好意，不过我告诉他，我更乐意干军事工作。于是他建议我进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学习，我非常乐意去，但结果未能实现。
　　我们附近的扎普拉夫诺耶村被白匪突然占领了，这股白匪是从黑亚尔和察里津之间某地渡过伏尔加河的。于是战斗开始了，当然就谈不上学习了。
　　在高尔察克被打败及其残余部队退到西伯利亚之后，协约国并未放弃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现在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邓尼金身上。西方给邓尼金部队源源不断地送去武器、装备和粮食。
　　法国和英国政府搜罗逃亡的白匪军官和被关在德国俘虏营里的俄国士兵，编成几个支队。德国当局放回俄国俘虏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需参加志愿部队同红军作战。
　　但是，他们玩弄这些诡计也没有能捞到多大的好处。这类“志愿者”的大多数一遇到适当机会，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死心踏地同我们为敌的，只是那些仇视苏维埃政权并认为同苏维埃政权为敌是他们切身事业的人。而这样的反苏维埃分子是为数不多的。
　　1919年夏天，邓尼金的部队成为一支巨大而危险的力量，其中一些部队全部由军官组成。协约国虽然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邓尼金身上，但对高尔察克的部队仍抱有幻想，企图重新把他们扶植起来，让他们在适当时机从东面进攻红军。在北方，米列尔白匪军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协约国也给他们运去大量军用物资。协约国的船只在返回本国时，装满了毛皮、鱼类、木材及其他我国北方极其丰富的物资。
　　在西北部芬兰白匪和尤登尼奇的部队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协约国企图拉拢我国周围所有的资产阶级小国参加进攻。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富农的反革命组织在我国后方组织了暴动、叛乱、破坏活动和怠工。向前线运送部队的铁路线，以及往前线和后方运送急需的粮食、武器和其他重要物资的工作经常遭到破坏。
　　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工人开赴农村征收粮食。农村贫农根据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联合起来组成了贫农委员会(贫协)，他们援助了工人。
　　列宁写道：“或者是有觉悟的先进工人把贫农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建立铁一般的秩序，建立严厉无情的政权，即真正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获得胜利，强迫富农服从，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的办法；
　　或者是资产阶级依靠富农的帮助，依靠无气节的和昏头昏脑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间接支持，把苏维埃政权推翻，拥立一个亲德的或亲日的科尔尼洛夫，这个科尔尼洛夫就会强迫人民每日工作16小时，每星期领得1/8磅的面包，枪杀工人群众，在审讯室里拷打，象在芬兰和乌克兰那样。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国内状况危急到了极点。”(《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563页。)
　　反苏特务机关利用欺骗和造谣，极力破坏人民对党和政府，对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很遗憾，初期他们的阴谋有时还曾得逞。尤其在那些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律遭到肆意践踏、因而一些不坚定的居民产生动摇的地方，更为猖狂。
　　我愿意在此抄录一封佰，这是我在察里津附近收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朱可夫写给我的。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
　　“亲爱的朋友格奥尔吉!自从你参加红军以后，几乎我们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应征入伍了。我又不走运，没有能到作战部队，而是被派往沃罗涅日省的征粮队，征收富农手中的粮食。当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可是，我是一个兵，我会打仗，我认为一个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人也可以代替我在这儿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不是这件事。
　　你还记得我和你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和分歧吧：我过去曾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是人民的朋友，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农民的利益而与沙皇制度作斗争的。现在，我同意你的意见，他们是下流痞!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他们是富农的朋友，他们是一切反苏活动、土匪活动的组织者。
　　前几天，当地的富农在隐藏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指挥下袭击了我们护送运粮马队的征粮队警卫，他们残暴地杀害了我们的警卫人员。他们杀死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柯利亚·加夫里洛夫。他生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我的另一个好朋友谢苗·伊万尼申被他们戳瞎了眼睛、砍断了右手抛在路旁。现在他的情况很危险，大概快死了。真可惜，他是一个漂亮小伙子，快活的舞蹈家。我们全队决定，一定要报仇，给这般魔鬼以狠狠的打击，让他们记住一辈子。
　　你的朋友帕维尔”
　　收到这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帕维尔·朱可夫的消息。直到1922年我才得知，他在坦波夫省某地死在富农的手里……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29
　　列宁、党中央和政府考虑来自南方的新的严重威胁，作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决定。
　　1919年7月3—4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全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国防问题和南线的形势方面，当时南线是共和国的主要战线。这次全会最为重要的结论反映在列宁起草的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中。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7月4日В·Н·列宁出席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当时重新提出了红军吸收旧军事专家的问题和对他们应采取关切态度的问题。
　　俄共(布)中央的信中写道：“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现在叛变我们，而且将来还会叛变我们。……但我们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在按部就班地和长期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便不能把克服了该死的游击习气而成长起来的并在东部获得辉煌胜利的红军建立起来。领导我们军事机关的富有经验的人们公正地指出，在最严格地执行了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的地方，在纪律最巩固的地方，在最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的地方，……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要好些，胜利也就多些……”(《列宁军事文集》，1981年，战士出版社，第557页。)
　　回忆同旧军队的军官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应当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国人民的诚实、善良并忠于祖国的儿子。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当需要献出生命时，他们总是处之泰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们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不善于对待战士。他们举止有些孤癖，同红军战士群众找不到共同语言。他们之中只有少数能够做到既是指挥员、首长，同时又是士兵年长的同志。
　　我记得在党组织里我们不止一次谈到同旧军官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尽力对他们表示广泛的信任。当然，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有一些空谈家，他们认为“军事反对派”是对的，认为旧军官都是白匪分子，认为这些旧军官是不可能习惯苏维埃制度的，他们会把坚持条令规定和纪律与农奴制混为一谈的。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军事反对派”的观点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遭到压倒多数的反对。
　　军事专家们注意观察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明白了，党是信任、重视和关怀他们的。他们与红军战士群众和党组织更靠近了。由原沙皇军队军官中选拔出来的指挥人员对处理纪律和勤务方面的工作比较积极了，要求更严格了。这一切对军队的战斗准备和作战能力起了很好的作用。那种试图破坏对旧军官的信任的企图被政治委员、党政工作人员、甚至红军战士彻底终止了。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总的说来，对红军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党的军事政策的实质就是如何尽快地完成由志愿兵组成的、半游击队式的军队向正规化的常备军完全、彻底的过渡。这支正规化的常备军应有铁的纪律、统一的征兵制度、统一的编制和指挥。党的这些基本观点都包含在列宁的报告和发言之中，包括在大会所通过的新的党纲和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之中。
　　事实证明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为巩固红军部队而进一步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正确的。他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敌人正在尽一切力量，企图扼杀苏维埃国家。
　　在邓尼金的部队占领察里津、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巴拉绍夫、克拉斯诺格勒及其他极为重要的地方后，协约国开始催促邓尼金赶快向莫斯科进军。当邓尼金从其特务处得知红军准备反攻的情报后，他为了破坏我们的反攻，匆忙先于我们实施了一系列集中突击，以夺取主动权。
　　1919年8月，马蒙托夫的骑兵军在新霍皮尔斯克地域突破了我第8集团军的防线，前出到我南线的后方，向存有大量物资的坦波夫推进。此时，邓尼金又用库切波夫的第1军团向我第13和第14集团军的结合部进攻，开始把我军压向库尔斯克和沃罗日巴。激战后，敌人占领了库尔斯克、奥廖尔和沃罗涅日，从南面向莫斯科逼近。
　　在此复杂的情况下，共产党和列宁的党中央以极大的力量，采取了政治和军事的措施来反击白匪军——红军在奥廖尔和沃罗涅日附近取得了胜利，使同邓尼金的斗争发生了转折；又在彼得格勒附近打败了尤登尼奇。红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各团向南方发起了反攻。在察里津附近、在巴赫齐亚罗夫卡和扎普拉夫诺耶地域同高加索部队作战的还有我骑兵第“团。我们清晰地听见在察里津地区和从卡梅申通往察里津的接近路上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在这些战斗中，敌人遭到巨大损失，而我军的损失也不小。
　　9月上半月充满了激烈战斗，形势发展很快并出现急剧变化。在察里津附近，10月里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我们对于莫斯科方面所发生的大事件只知道大概的轮廓。
　　在扎普拉夫诺耶和阿赫图巴之间的一次战斗中，当与卡尔梅克基白匪部队进行白刃战时，我被手榴弹炸伤。弹片深深地嵌入我的左脚和左肋部。我被送进医院，这个医院我曾有一次因患伤寒病住过。从医院出来时，我身体极为虚弱，给了我一个月假恢复健康。
　　我回到父母所在的村庄。村里人的情况都很困难，但他们并不沮丧。贫农已联合起来，组成贫农委员会(贫协)，积极参加向富农夺回粮食的活动。中农，尽管看到前线很困难，仍越来越倾向于苏维埃政权，其中只有少数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抱抵触情绪。这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接近富农的人。
　　假期很快过去了，我到兵役局请求派我去作战部队。但我身体还很弱，我被送到特维尔的一个后备营，准备以后到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去学习。
　　1920年1月，我被派到梁赞第1骑兵训练班。它位于梁赞省的斯塔罗日洛沃，在一座过去的地主庄园里。
　　训练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训练班让我兼任第1学员骑兵连司务长。这个职务我在旧军队时就很熟习。学员骑兵连连长В·Д·赫拉姆采夫还委托我教学员掌握冷兵器(长矛、马刀)、白刃战，进行队列教练和体育训练。
　　В·Д·赫拉姆采夫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他始终姿态端正，是学员的榜样。负责队列教练的Г·С·杰斯尼茨基也很称职。队列指挥工作主要由旧军事专家——旧军官担任。他们工作很认真，但多少有些‘等因奉此”，官样文章。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由党组织和政治部门负责，文化课由受过军事训练的教员教授。而政治经济学课程由一些短期速成培养的教员担任，他们自己对这类问题往往也很糊涂并不比我们这些一窍不通的人强多少。
　　学员中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因为他们在革命前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和农民。但是，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学习非常努力，他们懂得，学习时间很短，而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红军指挥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7月中旬，学员仓促乘坐列车出发。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可以看出的只是，列车正向莫斯科方向开去。在莫斯科全体学员驻进列弗尔托夫兵营。在这一兵营里已驻有特维尔和莫斯科的学员。别人告诉我们，训练班将编入莫斯科第2学员旅，它是由2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组成的，将开往攻打弗兰格尔的前线。我们得到了一切必需的作战装备和武器。发给我们的装备和马具都是新的，从外表看来我们很神气。
　　在莫斯科我有不少朋友和熟人。真想在开赴前线以前去看看他们，特别是我日夜想念的女友。但是很遗憾，谁我也没有能够拜访。连首长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常外出，我作为司务长照例被留下负责。不得已我只能写信告诉他们。不知是否就因为这件事，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和玛丽亚之间出现了不和；不久我得知，她出嫁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她。
　　8月份，我们学员混成团(团长为Г·П·霍尔穆什科，政委是В·А·克雷洛夫)在莫斯科第2学员旅的编成内集中到克拉斯诺达尔，然后从该地出发去攻打弗兰格尔的军队，也就是粉碎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部队。
　　1920年夏天，形势已很清楚，资产阶级地主老爷的波兰尽管获得暂时胜利，它未必能把反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战争继续下去。当时红军的数量大大超过300万人。因此，协约国的统治者商定再组织一次反苏维埃俄罗斯的进攻。这一次他们除了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武装力量以外，还依靠在克里木组成的弗兰格尔男爵的军队。
　　他们答应给弗兰格尔以无限的援助。而弗兰格尔也公开表示，他一定偿还协约国的一切支付并彻底还清沙皇的一切债务。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0
　　1920年5月，弗兰格尔的军队有约13万步兵和4，500名骑兵。但是，想依靠这样一支力量重新展开反苏维埃国家的大规模行动是不够的。在克里木一带弗兰格尔已不可能获得任何补充，他决定突入北塔夫里亚。但在此地他未能达到目的，他没有能进入顿巴斯和顿河流域。
　　后来，弗兰格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补充军队的唯一来源是哥萨克居住的地带……在邓尼金将军的军队溃败以后，几万名哥萨克带着马匹、武器和装备流散回家。大批的战斗储备品流散在北高加索和顿河流域……这一带的物质资源也很丰富。这一切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斗争转移到哥萨克人的地域。”
　　弗兰格尔认为，在库班一带白匪的活动正在开展，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弗斯基科夫将军指挥的所谓“俄罗斯复兴军”身上。但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这些力量。他把希望当成现实，把期望放在哥萨克身上，更确切地说他把期望放在库班富农的活动上。
　　当时库班哥萨克的大部分人已经明白，白卫军和受协约国补贴的“最高政府”将会带给他们什么。
　　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委员和红军战士尽一切努力使库班人明白我们斗争的真正目的，使他们懂得必须尽快肃清一切反对苏维埃的匪帮。
　　同时，我们对最贫苦的哥萨克人和红军战士家属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帮助。在居民中的这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白匪在红军到来以前榨干了贫苦的哥萨克人，常常夺走他们最后的一块面包，并且千方百计地欺侮他们。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团政委到我们连来，建议我们劳动几天为贫农和红军战士家属修理房舍和农具。我们愉快地同意了。
　　团政委В·А·克雷洛夫担负了最困难的工作——清理公用井，因为白卫军在井里填满了垃圾。井相当深，当他下到井底时，憋得透不过气来。当把政委拉上来时，差一点快憋死了，但是，他休息一会儿以后，命令再把他放下井底。过一段时间，又把他拉上来，就这样一直继续到把井清理干净为止。到晚上，全村都在谈论着政委的英勇行为。
　　当全部工作结束以后，哥萨克人邀请我们全体参加友好的欢宴。吃饭时我们谈了许多知心话，他们非常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当然劳动过程中也出了一些笑话。有一群学员，他们的任务是给一位哥萨克寡妇修理草棚和马具，结果他们却替一个同姓的富农家干了这项活。这件事使大家捧腹大笑，而这些“肇事者”则垂头丧气。
　　8月份，我们学员混成团起初被派去攻打弗兰格尔的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队，后来又去攻打乌鲁普斯卡亚镇、别斯科尔勃纳亚镇和奥特拉德纳亚镇的弗斯基科夫和克雷扎诺夫匪徒。这班匪徒很快就被消灭了。残余酌部分在孟什维克格鲁吉亚政府的掩护下逃跑了，而弗斯基科夫逃往克里木，投奔弗兰格尔了。
　　我们没有能参加在克里木最后歼灭弗兰格尔军队的战役，因为训练最好的学员提前毕业，去补充在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中有大量指挥人员伤亡的骑兵部队。
　　毕业典礼是在阿尔马维尔城举行的，第9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当时设在该城。我们团剩下的学员受命追击逃往高加索山里的匪徒。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得知，我们学员团在达吉斯坦山里的某个地方遭到敌人的伏击，损失很大。许多指挥员和战士受到匪徒非人的折磨。我们大家敬爱的团政委牺牲了。
　　毕业的大部分学员被派往独立骑兵第14旅。当时该旅驻在新热列利耶夫斯卡亚镇附近，负责继续肃清芦苇地带的乌拉卡伊匪徒的和当地匪徒的残部。我被分配到骑兵第1团，这个团当时是由一位顿河哥萨克的老战士、人称勇士和侠客的安德烈耶夫指挥。派到该团的还有我学习时候的朋友戈列洛夫、米哈伊洛夫和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很遗憾，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
　　我们来到司令部，交出证件，然后团长接见了我们。他看了一眼我们的红裤子，不以为然地说：
　　“我的战士可不喜欢穿红裤子的指挥员。”
　　那怎么办呢?这是我们唯一的裤子，给学员没有发其他的裤子。看来对我们有点不放心似的，他又说：
　　“我们的战士多是过去的老兵，我们可不赏识没经受过炮火考验的人。”
　　在这几句，说实话，很不客气的开场白以后，他就问我们下列问题：哪儿人，是否是党员，打过仗没有，什么时候打的，在哪儿，等等。当了解到我们中间不仅有经过炮火考验的，而且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看来才放了心。
　　来到连里，我们晋见连长维什涅夫斯基。第一眼我们就不喜欢他。他给人的印象是不关心他连队的事情。他正在看书，头也不抬，也不问问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都会什么，对于部队人员的情况也只字未提，而这些人将要和我们一起工作，也可能不久就要在我们的带领下去作战。他不怎么耐烦地命令道：
　　“你，朱可夫，去接替阿加波夫的第2排，而你，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去指挥第4排。”
　　我找到第2排，见到了暂时代理排长职务的阿加波夫。他是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过去是旧军队的骑兵战士，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接触，我就很喜欢这个朴实、善良的人。
　　他从口袋里掏出全排花名册，共30人。阿加波夫对我说：
　　“排里的战士，除三、四个人以外，全是老战士。都是好样的，但是，当然也有几个脾气古怪的，要善于掌握他们的特点。”
　　然后，他详细地介绍了每一个人的情况。
　　“戈尔什科夫是个勇士，游击习气很重，但冲锋陷阵跑在前头。对他可不能提高嗓门，他会生气的。要常表扬点，可以同志式地指出他不正确的行为，可是得单个谈”，阿加波夫慢条斯理地向我介绍，“卡西亚诺夫是机枪手，是沃罗涅日一带的乌克兰人，一个好战士。在战斗中不必给他布置任务，他自己知道应首先射击什么样的目标。卡扎克维奇、科瓦廖夫、萨普雷金是形影不离的三个好朋友，都是好战士，但贪玩一些。这几个人可以而且必须在队列前训斥，也可以吓唬他们一下，说把他们送交团政委。团政委很严厉，不喜欢不珍惜红军战士荣誉的人。”
　　阿加波夫就这样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每个战上的情况。对他的这番介绍我非常感激。
　　然后，我命令全排成乘马队形集合，以便彼此认识认识。
　　向全排人员问好后，我说道：
　　“同志们，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我是好排长还是赖排长，你们是好战士还是赖战士，咀们将来走着瞧吧，而现在我想看看你们的马、战斗装具，和每个人认识一下。”
　　在我查看的时候，有几个战士故意盯着我的红裤子看。我发现后，对他们说：
　　“团长安德烈耶夫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说你们不喜欢红裤子。可我呢，你们知道吗，没有其他裤子。苏维埃政权发给我什么，我穿什么，现在我还无以报答。至于一般地谈到红颜色，大家都清楚，这是革命的颜色，它象征劳动人民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天，我把全排召集到我的房子里，请每一个战士谈谈自己的情况。但很长时间谈不起来。机枪手卡西亚诺夫说：
　　“有什么可谈的呀?在全排名册上都写着呢，谁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于是我向他们谈起我所了解的与波兰白匪和在北塔夫里亚与弗兰格尔打仗时的情景，战士们听得很入神，他们特别关心协约国是否会再派自己的部队登陆。我告诉他们：“协约国的统治者倒是想派部队来，可是协约国的人民和士兵不愿意和我们打仗。”
　　几天以后，在肃清滨海地域残匪的战役中，我有机会身先士卒率领全排投入战斗。战斗结果我方获胜。匪徒被歼灭，部分被俘虏，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排在战斗中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这次战斗以后，战士中再也没有人谈论我的红裤子了。
　　不久我被任命为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当时的团长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德罗诺夫，他是个非常勇敢、聪明和善良的人。全团人员都爱戴自己的团长并在他的指挥下英勇作战。
　　1920年12月木，我们拿旅被调往沃罗涅日省肃清富农的暴动和科列斯尼科夫匪徒。这伙匪徒很快被粉碎了，其残匪逃往坦波夫省，与安东诺夫的富农一社会革命党人匪徒汇合在一起。
　　下面简单谈几句社会革命党人—富农暴动的头头安东诺夫的情况。
　　安东诺夫出身于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城小市民阶级。他曾在实科学校念书，后因品行恶劣和流氓行为被学校开除。安东诺夫离开基尔萨诺夫，参加刑事犯集团并从事盗窃，甚至有时参加凶杀活动。1906年他参加社会革命党，后来因犯刑事罪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安东诺夫又重新出现在坦波夫省。不久他混上了基尔萨诺夫县警察局局长职务。他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他主要的追随者有臭名昭著的社会革命党人巴热诺夫、马赫涅维奇、佐耶夫和洛希宁。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1
　　1920年8月安东诺夫已纠集到一大帮匪徒。安东诺夫分子每占领一个重要的居民点，就着手建立新队伍。各地的队伍逐渐汇成近千人的几个团。安东诺夫的主要突击力量是总数为1，500至3，000人的几个骑兵团。
　　1920年末，安东诺夫匪徒组成一个“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作战总司令部里包括几个老社会革命党人：博古斯拉夫斯基、古萨罗夫、托克马科夫和米特罗法诺维奇。托克马科夫被选为司令，而安东诺夫任参谋长。不久又建立了第2个“安东诺夫集团军”。全部军权仍然掌握在安东诺夫手中。部队装备有机枪、步枪、手枪和马刀。
　　社会革命党—富农暴动的政治组织受社会革命党中央领导。社会革命党中央的主要任务是颠覆苏维埃政权。
　　安东诺夫分子的当前任务如下：
　　——破坏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余粮征集制和其他制度的执行；
　　——杀害俄共(布)代表和苏维埃政权代表；
　　——袭击小股红军部队，解除其武装；
　　——破坏铁道，毁坏仓库和基地。
　　根据上述任务，安东诺夫分子采用下列战术：1)不与红军大部队作战；2)在有取胜的充分把握并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才投入战斗；3)必要时，将部队化成小股撤出不利的战斗，分散到不同地方，然后在预定地点集中。
　　1920年12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坦波夫省清匪司令部。到1921年3月1日，司令部下辖的兵力达32，500名步兵，7，948名骑兵，463挺机枪和63门火炮。5月1日这支部队又增加了5，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但是，坦波夫的军事指挥部由于缺乏组织能力和不够果断，未能肃清安东诺夫匪徒。
　　疯狂的安东诺夫亲自率领部队袭击了红军的守备部队。这事发生在1921年4月初，为数5，000人的一支安东诺夫匪军消灭了我拉斯卡佐沃的守备部队。当时我们有一个整营被俘。
　　不久，М·Н·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司令，指挥与安东诺夫匪军作战的军队。
　　关于М·Н·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曾听到过许多赞扬他的话，特别是赞扬他的战役战略才能。战士们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位有才干的统帅来领导他们。
　　我第一次见到М·Н·图哈切夫斯基是在他到我们独立骑兵第14旅来的时候，在坦波夫希纳的热尔迭夫卡车站上。当他与旅长谈话时，我在场。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具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丰富知识和经验。
　　在讨论了我们旅当前的行动后，图哈切夫斯基又和战士、指挥员谈话。他对于谁在哪儿打过仗，部队和居民的情绪如何，我们在当地居民中做过哪些有益的工作等，都很关心。
　　在离开以前，他对我们说：
　　“列宁认为，必须尽快肃清富农的叛乱和他们的叛匪武装。你们肩负重大的任务。应当尽一切可能，尽量快、尽量好地完成任务。”
　　当时我哪能想到，几年以后我会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讨论苏军战术理论原则时见到图哈切夫斯基!……
　　自从任命了М·Н·图哈切夫斯基和В·А·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以后，与匪徒的斗争就有了周密的计划。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副司令是И·П·乌博列维奇，他同时负责指挥混成骑兵群的行动，并亲自参加了与安东诺夫匪徒的战斗，在战斗中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歼灭安东诺夫匪军的最激烈的战斗，是1921年5月底，发生在沃罗纳河地域的下列居民点：谢苗诺夫卡、尼科利斯科耶、普希诺、尼科利斯科耶—佩列沃兹、特里夫吉、克柳奇吉、叶卡捷琳诺夫卡和霍漂尔河。在这一带Г·И·科托夫斯基的骑兵旅、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第7骑兵训练班和我们独立骑兵第14旅都打得不错。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能够全歼叛匪。
　　在谢尔多勃斯克、巴库拉、叶蓝地域，И·П·乌博列维奇所指挥的战斗行动给安东诺夫匪军以重大挫败。被击溃的残匪纷纷向奔萨方向逃窜。在萨拉托夫省的仇恨叛匪的农民的帮助下，这股残匪几乎全部被歼。
　　1921年夏季，И·П·乌博列维奇指挥的部队于新霍皮尔斯克附近，在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援下还肃清了瓦西卡·卡拉西和博古斯拉夫斯基匪徒。
　　同安东诺夫匪军进行了不少次苦战，特别是1921年春天，在距热尔迭夫卡车站不远的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的一次战斗绐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大早，在旅编成内行动的我团接到战斗警报。根据侦察的报告，距村10—15公里发现集中有3，000名安东诺夫骑兵。我们骑兵第1团离开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在左侧成纵队前进，而在右面相距4—5公里行进的是第2团。我受命带领全连配有4挺重机枪和一门火炮作为前队沿大路前进。
　　走了不过5公里，我连就与250名左右安东诺夫骑兵相遇。尽管敌人数量比我们多，我们把全连展开并把火炮、机枪的火力对准敌人，向敌人猛冲过去。安东诺夫匪徒经受不住我们迅猛的突击，向后败退，遭到巨大损失。
　　在白刃格斗时，一个安东诺夫匪徒从侧面射倒了我的马匹。马摔倒时，压在我身上，如果不是政治指导员诺切夫卡及时赶来援救，我肯定会被砍死。诺切夫卡挥动马刀狠狠一下，劈倒了这个匪徒，然后抓住他的马缰绳，帮我骑上马。
　　不久我们发现敌人一队骑兵企图迂回我连翼侧。我们立即展开全部火器射击这股敌人，并派人将此情况报告团长。20—30分钟以后，我团奋力前进并投入火力战斗。
　　我旅第2团遇到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被迫后退。敌人利用这一机会，进攻我团翼侧。团长决定撤回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将敌人诱至对其不利的地形。我受命掩护全团退出战斗。
　　安东诺夫匪军发现我方这一行动后，即尽全力向作为团的后卫的我连猛扑过来。
　　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十分艰苦。敌人看到我们人很少，认为可以消灭我们。但他们要做到这点却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连有4挺重机枪，携有足够的弹药，还有一门76毫米火炮。
　　我们不断地变换机枪和火炮的位置，对向我们冲来的敌人队伍进行了几乎是抵近射击。我们看到敌人的尸体铺满战场，而我自己则一面战斗，一面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却，但我们的人马越来越少了。我亲眼看到我的战友乌哈奇—奥戈罗维奇排长重伤后从马上跌落下来。
　　乌哈奇—奥戈罗维奇是一位能干的指挥员，并且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的父亲是旧军队的上校，从一开始就转到了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他是我们梁赞指挥员训练班的主要教员之一。
　　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在快失去知觉时，喃喃地说：
　　“写信告诉我妈妈。你们别把我留给匪徒。”
　　我们把他和所有伤亡的人一样装在拖机枪的爬犁和炮架上带走了广不让匪徒糟踏我们的同志。
　　我团未能按原计划实施反冲击，因为要实施反冲击就必须渡河，而河面春天的冰薄无法涉渡。于是我们不得不一直退到维亚佐瓦亚。波奇塔。
　　已经到达村里时，为了抢救一挺机枪，我冲向一股匪徒。一发步枪子弹打死了我的马匹。这是当天的第二次了。我只得用手枪击退向我逼近企图活捉我的匪徒。这次又是政治指导员诺切夫卡带着战士勃雷克辛、戈尔什科夫和科瓦廖夫一下冲过来救了我。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连牺牲了10个人，受伤15人。伤员中第二天死亡3人，其中包括我的朋友、战友乌哈奇—奥戈罗维奇。
　　这对我们来说是艰难的日子。我们每个人对许多战友的牺牲强忍着悲痛。只有歼灭这个人数众多的匪帮，才称心。
　　大多数指战员由于作出了卓越贡献而获得政府奖励。我也获得了奖励。1922年8月3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183号命令内容如下：
　　“1921年3月5日，在坦波夫省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附近的战斗中，独立骑兵旅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不顾敌人1，500—2，000名骑兵的冲击，率领全连进行了7小时的战斗，阻止了敌人的猛攻，随后转入反冲击，经6次白刃格斗，击溃了匪徒。为此，授予他红旗勋章。”(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
　　1921年夏末，对逃散在坦波夫希纳的小股残匪进行了最后的清剿。应当尽快地消灭他们。我们连的任务是消灭为数约150名骑兵的兹韦列夫残匪。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他们，于是开始追击。匪徒们逐渐精疲力竭。在靠近森林的地方我们赶上了他们并向他们发起冲击。
　　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匪徒全部被歼，然而以兹韦列夫为首的五名残匪终于逃掉了，他们趁黄昏躲进了森林。但他们已毫无出路，因为坦波夫希纳的安东诺夫匪徒已全部被歼。
　　回忆到这段往事，我不能不提起一件我们经历过的极为有趣的事情。
　　在追赶残匪的路上，我们出乎意外地碰到两辆装甲车，它们从附近的村子突然冲了出来。我们知道，匪徒是没有装甲车的，所以我们没有向他们开火。但是，装甲车在占领有利地形后，却把机枪对准了我们。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们派人去联系。原来确实是自己人，在前面一辆装甲车里还坐着И·П·乌博列维奇本人。原来当乌博列维奇得知残匪向森林方向逃窜时，他决定在半路上拦截他们。幸好，及时弄清了情况，否则，会酿成一场悲剧。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И·П·乌博列维奇的。后来在1932—1937年间我常见到他。那时他是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我是该军区的一个骑兵师的师长。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1
　　……漫长的岁月已经过去。我国人民在国内战争时期所必须克服的困难已被遗忘，但是，有一点我们绝不会忘记，那就是当时我们对列宁的党在十月的口子里宣布的思想的正确性怀有坚定的信念，而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指引着我们每一个人前进。
　　英国的诺克斯将军曾在当时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说到，打垮布尔什维克的百万大军是可能的，但是，当1.5亿俄国人不要白军而欢迎红军时，则对白军的帮助是徒劳的。
　　过去战争的经验，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当时由于一系列原因，还不能完全被红军采用。为了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作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有鲜明阶级性的军事组织，并用关于斗争本质和斗争方法的新观点武装这一组织。
　　列宁曾说过，“任何一个革命，只有当它善于自卫的时候，才有某些价值……”(《列宁军事文集》，1981年，战士出版社，第496页)在国内战争年代里，我们党、党中央和列宁同志本人在组织祖国的防御，团结前后方的一切力量和动员工人、红军战士和农民群众起来与干涉军及反革命作斗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实施了千百条措施以保证战胜敌人。
　　历史学家查明，从1918年12月1日至1920年2月27日，国防委员会召开了101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2，300个有关组织国防及保障红军和海军的技术兵器、武器、装备和给养等问题。所有这些会议，除两次以外，均由列宁主持。
　　从对国内战争时期文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指令、列宁的指示，是红军总指挥部和各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制订军事战役具体计划的基础。一切最重要战局的战略计划都在党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列宁与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亲自进行联系，对许多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他与他们有大量书信来往。在国内战争年代，据很不完全的统计，由列宁签署发出的有关苏维埃国家国防问题的书信和电报约600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1967年，俄文版，第44、69、98页。)
　　但是，列宁和党中央又不包办代替总指挥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各方面军、集团军和部队战斗行动的作战指挥。
　　当列宁得知，某些军事工作人员对总司令С·С·加米涅夫所拟订的与邓尼金作斗争的计划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时，他以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政治局完全承认总司令在作战方面的权威，请你对所有负责人员作适当的解释。”(《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1卷第22页。)总司令С·С·加米涅夫要求列宁将政府关于军事作战问题的一切训令草案事先能让总指挥部看到。在С·С·加米涅夫呈交党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报告上，列宁批道：“我认为，可以同意这一要求并确定：或者请总司令个人来，或者将训令草案交给他，以便迅速得出结论。”(《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1卷第69页。)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完全是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工作的。任命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到负责的岗位，巩固共和国的防御能力，这些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办理的。在俄共(布)中央于1918年底根据列宁提议而通过的《关于军事部门政策》的决议中指出，党应对军事部门的政策负全责，党的影响应扩及苏维埃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和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
　　共产党员是红军中团结的核心力量。俄共(布)中央不止一次地进行党内动员，把共产党员派往前线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1918年10月，红军中有35，000名党员，一年以后增至12万，到1920年8月增至30万。这个数目差不多相当于当时俄共(布)全部党员人数的一半。大家所公认的红军在政治道义方面的优势在国内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能形成这种优势是由于军队中共产党员、政治委员、政治部门和党支部进行了战斗性的爱国主义活动的结果。
　　М·В·伏龙芝在评价军队中的党政机构在国内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时写道：
　　“是谁把秩序和纪律的原则灌输到在炮声隆隆中建立起来的我们年轻的红军团队中去的呢?是谁在遭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刻，使战士们保持勇气和无畏精神并赋予受挫动摇的部队以新的力量呢?是谁巩固了军队的后方，在后方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和确立苏维埃制度，从而保障我军得以迅速、顺利地向前推进呢?是谁通过其坚定、顽强的工作瓦解了敌人的部队，破坏了敌人的后方，以此为我们未来的胜利铺平道路的呢?
　　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做了这一切，而且应该说，他们做得很出色。他们在过去的功绩是无可估量的。”(《伏龙芝选集》，1957年，俄文版，第2卷第121页。)
　　我只能干百次地表示完全赞同这种英明的论断，并再一次证实这种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在国内战争年代里，党和人民不仅战胜了敌人，而且在同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奠定了建立一支大规模的以劳动者的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正规化军队的基础。还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构，制订了第一批条令和教令，统一了部队和兵团的编制。尽管在1918年9月至1920年12月这一期间我军损失了近220万人，其中伤亡和失踪的近80万，由于缺乏粮食、医疗设施和必要的被服而病重死亡的达139．2万人。到1920年末，我们的军队仍拥有550万人。
　　国内战争时期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理论结论多年来一直是苏联武装力量建没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只谈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和人民的团结。国内战争特别突出地显示了前方和后方的团结，显示了成为一个统一军营的国家的巨大军事优势。这种团结的客观基础是苏维埃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主观基础是军队和人民目标的一致。其结果就产生了一种可以大大增强军队威力的力量。列宁同志认为，这种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起一支懂得为什么而战的军队，经受了无边苦难的工农在世界上第一次清楚地懂得，他们是在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卫工人和农民的政权。
　　第二，党对军事本身的领导作用，以及党通过党政机关对军队的影响。
　　从军事观点来看(其他方面不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意义，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共产党是执政党。由于这种原因，可以保障将全部国民经济的人力物力空前地集中于解决最重要的军事问题；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大量的物资和人力资源，贯彻统一的军事政策，使所有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贯彻执行军事方面的指令。
　　至于谈到党政工作，可以说正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工作，陆海军中有觉悟的忠于革命事业的力量才齐心奔向一个统一的目标，这种力量才得以不断扩大并成为群众性英雄主义的源泉。
　　列宁曾说过：“只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戒，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只因为有了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能够发生。只因为有了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列宁军事文集》，1981年，战士出版社，第547页。)
　　第三，我还想谈谈建设我国武装力量的一条原则——高度的集中、单一首长制和铁的纪律。特别因为各式各样的反对派曾不止一次地攻击过这条原则。
　　列宁曾指出，军事中如果没有单一首长制“……往往必然造成灾难、混乱、惊惶失措、权力分散和失败”。(《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第4卷第158—159页。)在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通过的许多文件中，在实际工作中，布尔什维克都是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以肃清那种企图用游击队的组织形式(在初期总是如此的)来抗拒建设正规军队的原则(这应当是主导的)，也就是说抗拒军队中各级的集中统一指挥、对隶属关系和纪律的严格遵守等。
　　当然，必须严格地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考虑到指挥干部的阶级成分，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和军事素养，并且注意到群众对某种指挥方式的接受程度，来贯彻实行单一首长制。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自然是不能实行单一首长制的。
　　但是，列宁的单一首长制原则作为红军中标准的基本领导原则，有机地与政治机关和党组织作用的提高相结合，已逐渐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加上建立在军人深刻理解并自觉执行其保卫祖国职责的基础上的铁的纪律，指挥员的单一首长制就成了联结部队的意志、知识和坚定的目的性的核心。
　　我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增添了新的特点，巩固并培养这支力量以抵抗侵略。在列宁的亲自关怀下，在国内战争的战火中，特别在我提到的那些年月里，经过锤炼而产生的军事经验和原则，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粉碎了法西斯的这支强大军队的组成部分。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2
　　第四章 当团长和旅长
　　苏联人民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后，即着手和平建设，当时他们面临着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的巨大困难。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处于极端衰落的境地。工业、农业、运输业极端困难的状况要求把全国的力量集中于经济战线。必须派出几百万复员兵从事恢复工作，必须减少军队的开支。但同时也必须保持并巩固国家的防御。列宁曾说过：“现在，我们使许多强国放弃了反对我们的战争，但是能不能长久，我们不敢担保。”(《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第31卷第449页。)
　　在1920年和1921年已开始把没有直接参加作战的军队全部地或部分地转入劳动生产。为了这一目的，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建立了一个由М·И·加里宁和Ф·Э·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委员会。从事劳动的军队为了增加燃料、原料开采量，为了提高农业，做了大量工作。
　　军队复员以后，到1924年底，整个武装部队的人数由550万缩减到了56.2万人。
　　当然，复员符合几百万士兵的利益。他们向往土地、车床，想要回家与家人团聚。要想在军队中保持士兵骨干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农民。复员的步伐如跨得太远，可能“冲掉
　　部队的精髓”。1921年2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决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停止复员。(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在此以前，俄共(布)中央曾向所有党组织发出《关于红军》的通知，严厉警告所有党组织绝不允许放松对红军的关怀。总的说来，在军队中基本上保留下那些志向和能力适宜于并有决心献身于军事工作的人。
　　在当时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巩固正规红军，解决组织建设方面的新的复杂问题，妥善安排军政干部的训练。当时已特别注意到，必须加强专业技术部队(机枪、炮兵、装甲、空军及其他部队)，保障其全部必需品的供给。
　　这些问题在俄共(布)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都经过了周详认真的讨论。当然讨论中不是不存在尖锐的争论的。М·В·伏龙芝和С·И·古谢夫受党中央委托起草了《红军的改编》提纲，提纲坚持保留常备军，提出逐渐过渡到民兵制，并鼓励发展苏维埃军事科学。另一些人则强调，军队应当立即过渡到民兵制。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列宁方针。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写道：“有些同志提倡实际上取消现在的红军并立即转为民兵制，这在当前来说是不正确的而且实际上是危险的。”(《苏联共产党决议集……》，俄文版，第一部第570页。)
　　尽管党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军队，但看来仍有必要采取某些较为强硬的措施，而且越快越好。
　　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我担任骑兵第38团的一个连的连长，后来任萨马拉骑兵第7师骑兵第40团的副团长。这些团的领导都是一些有经验的指挥员，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团的指挥人员、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组成为一个很好的很有工作能力的集体。
　　当时在红军大多数部队中，还不具备军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设备良好的兵营、首长住房、食堂、俱乐部和其他设施。我们分散在村子里，住的是农民的小屋，做饭是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我们都认为，这样的生活条件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正经受着巨大的困难。
　　部队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年青力壮、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人。再者，我们大多数是单身汉，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什么牵挂。我们兴高采烈地工作，每昼夜工作15—16小时，但要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仍感到时间不够。
　　1923年春天，接到师司令部的电话通知，要我去见师长。原因不明，应当承认，我多少有点紧张，是不是我出了什么错?
　　师长Н·Д·卡希林热情地接待我，请我喝茶，长时间地询问我们团战斗和战术训练的情况。后来，他又突然问我道：
　　“你看，我们对骑兵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对未来战争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复杂。我脸红了，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很明显，师长看出了我有些慌张，他耐心地等我镇静下来。
　　我回答说：“为了按现代要求来训练部队，我们指挥员还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是按在旧军队所学的来教部属的。为了能很好地训练部队，必须用现代军事知识武装领导干部。”
　　“这是对的”，师长同意地说，“我们尽力做到我们的指挥员能进军事政治院校和训练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我们的学校又很少。所以指挥员首先得自学。”
　　他在房内走了几步，突然向我宣布，已决定任命我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
　　“我对你不十分了解，但和我谈过的一些同志推荐你担任这个职务。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请你去司令部看批件。任命的命令已签署了。”
　　我同师长分手后，心情十分激动。新的职务十分光荣，责任也十分重大。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学术的最重要环节。
　　团是基本战斗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组织陆军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有时还不仅限于陆军的各兵种。团长必须熟悉下属各分队，以及在战斗情况下通常配属给团的加强兵器。团长必须善于在战斗中选择主要方向，并把基本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这一点当敌人在兵力兵器上占有显著优势时特别重要。
　　一个团长，如果能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并能保障团经常保持战斗准备，那么，他在以后的各级指挥岗位上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在国内战争末期，军队中共有200多个训练班和学校，培养各兵种的干部。1920年指挥人员训练班已培养出26，000名红军指挥员。广大的训练班、学陵、学院网逐渐建立起来了，训练和培养无产阶级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统一制度也诞生了。初级指挥人员首先在团属学校训练7到10个月，中级指挥人员在军校和海军学校学习，高级指挥人员在军事学院学习。在各共和国还开办了民族军事学校。后来开办的指挥人员深造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也在这种班上学习过，这方面的情况以后会谈到。
　　现在我想谈的一点是，我认为，直接在野营条件下，也就是说不脱离工作的学习和自学，对于培养熟练称职的指挥人员，特别是培养初级和中级指挥人员，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几万、几十万军人用这种办法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并在演习和行军中加以演练，提高了作战技能。那些因某种原因未能进学校的人曾直接在部队顽强地进行自学。
　　当然，那时也有一些指挥员，在胜利结束国内战争后，觉得自己是军事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他们之中有一些后来认识到自己错了，及时改正了；而另一些仍然背着过去的包袱，自然，不久就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需要，于是不得不转为预备役。
　　1923年5月底，当我接任团长时，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这是国内战争以后骑兵部队第一次拉出去进行野营训练，许多指挥员对于新条件下的工作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我接任团长时，发现部队在战斗准备方面存在缺陷。部队的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特别差，因此我要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6月初，营地基本上准备好了。团得到了一座构筑良好的帐篷营房区，出色的夏季食堂和俱乐部。营地构筑有马棚和系马场。特别是进行各种武器射击训练的射击场简直是团的骄傲。
　　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开始了。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在野营训练中消耗的劳力和器材没有白费。各骑兵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都齐心地积极地工作着。在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的创造力和主动精神。
　　我特别想谈几句我们的政治委员А·М·亚宁。他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体贴战士的心，很懂得如何对待战士、如何要求战士。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都热爱他并尊敬他。但很可惜，这位出色的政治委员未能活到今天，1942年他在高加索前线与法西斯匪徒的搏斗时英勇牺牲了。他是和他的儿子一同牺牲的，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祖国英勇的保卫者。
　　仲夏，国内战争的英雄Г·Д·加伊担任了我们师的师长。
　　我现在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和Г·Д·加伊师长一同工作时的情况。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野营帐篷里，当时他召集各团团长和政治委员开会。进门报告以后，Г·Д·加伊让我们围着他的工作桌坐下来。我发现他是二个漂亮的、军人姿态端正的人。他的眼光里流露出友好的神情，他平和、安静的声音说明他具有沉着的性格且充满自信。我过去听到过许多关于Г·Д·加伊的英雄事迹，这次我十分注意地观察他，真想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指挥员。
　　谈话继续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分手时，同师长的第一次会见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我告别时，他对我说，几天以后他想看看我们团的乘马队列教练和战术教练。我们团受到重视，我十分荣幸，不过我承认团里还有许多缺点。
　　“让我们共同来克服这些缺点”，Г·Д·加伊微笑着说，接着补充了一句，“你很要强，这很好”。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3
　　三天以后，根据师司令部的指示，我们全团带出进行检阅。师长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登上了小山岗，注意地观看团的演习。他那匹马性情暴烈，但是骑手用他有力的手和紧夹马肚的小腿使它乖乖地听从指挥。
　　对演习的指挥起初用口令，后来用马刀(所谓“无声演习”)，再后来用号音。变换队形、行进、转弯、变换方向、立定、看齐等动作，部队做得比我估计的要准确得多。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冲锋进行包围(这是哥萨克人沿用的一种冲击动作)。我在战斗队形的中央，率领全团向师长所在的高地冲去。到达高地后，全团向中央靠拢看齐，我走近师长，准备报告演习结束。还没有等我开始报告，师长高高举起双手并喊道：
　　“我投降，投降，投降!”然后他走近我，热情地说道，“谢谢，非常感谢!”
　　他走到队伍的中央，站在马蹬子上向战士们说道：
　　“我是一个老骑兵，很熟悉骑兵的战斗训练。今天你们的行动说明，你们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尽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作为红军战士，正应该这样。具有优良的战斗训练，正确认识对人民的职责，这是我们英雄红军不可战胜的保证。谢谢你们，今天你们使我非常高兴。”
　　师长转向我，和我握手，微笑地对我说：
　　“演习的第二部分下次再看。让同志们休息吧，我和你去看看野营的设备。”
　　他在野营地转了两个多小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和战士们座谈了很久。Г·Д·加伊谈了许多国内战争中的战斗故事，直到值班号兵吹了吃饭号，他才站起来和战士们告别。
　　我和团政委А·М·亚宁送走师长以后，立即商量，我们应做些什么，以防止由于获得成功和表扬而“头脑发胀”。
　　对部属应做充分的评价，师长的称赞鼓舞了大家，这从野营训练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而对于我们这些指挥员来说，师长对待普通红军战士的那种平易近人的同志式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后来，Г·Д·加伊常到我们团里来，长时间地和战士及指挥员谈心，他始终不仅是一位首长，而且是一位可亲的老同志、共产党员。
　　我们结束了野营训练，获得良好成绩。9月末，我们萨马拉骑兵第7师开赴奥尔沙地域参加军区的演习。这次演习也象野营训练一样，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
　　演习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各部队从野营返回时顺路实施的。但是我们师肩负了相当艰巨的任务，它必须强行军进入奥尔沙地域。师长指定我指挥的团担任师主力的前卫。—这就是说，我们团不仅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长距离行军，而且必须执行行军警戒的任务，经常做好准备，以便能迅速展开与“敌人”“战斗”，并应为师主力投入“战斗”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师进行了30小时的行军。我们走了近100公里，休息两次，每次5小时。这也是对马匹耐力的严重考验。而骑兵战士在休息期间还需要喂马、饮马和整理鞍具、装具。尽管十分疲劳，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因为大家都知道，演习以后，骑兵第7师将进驻明斯克。
　　拂晓时，派往前方的侦察向我报告，在莫斯科一奥尔沙铁路线那面，有“敌人”军队向奥尔沙车站方向运动。在奥尔沙接近路上，掩护铁路枢纽部接近路的部队已投入“战斗”。
　　象在演习中常见的那样，带白袖章的调理员从四面八方驰向我们团。调理员是帮助领导排练演习的指挥员。
　　“关于‘敌人’你了解什么情况?”
　　“你的决心是什么?”他们提出各种问题。
　　我回答说，我马上到前队去，亲自进行现地勘察，在那里定下决心。两腿一夹马刺，几分钟后，我就跑到前队。前队由积极主动的康斯坦丁·秋宾连长指挥。
　　秋宾向我报告，“敌人”近两个团的步兵已展开成临战队形，在铁路线一侧向前面高地方向运动。在高地一带我步兵已投入战斗。“敌人”步兵很显然还不知道我骑兵部队已进入这一地区，因为我们既没有碰到“敌人”的警戒，也没有碰到“敌人”的侦察。
　　前队指挥员还没有报告完，发现一群骑兵向我们跑来。其中一人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我们远远地就认出是师长Г·Д·加伊。我简短地重复了一下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后，向师长报告说，现在是向“敌人”发起突然冲击的最有利时机，我决定全团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翼侧冲击，特别是地形对我们的冲击非常有利。
　　师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然后说道：
　　“罕见的好机会，大胆行动吧!在攻击以前，用全部炮兵机枪火力进行射击。师的主力20—30分钟即可到达。他们将向‘敌人’集团的背后进行突击，以便彻底摧毁‘敌人’。”
　　一个钟头以后，整个“战场”烟雾弥漫，第7师的几个骑兵团展开成战斗队形，高喊“乌拉”向“敌人”冲去。整个景象真是动人壮观，战士的脸通红，眼睛紧紧盯着前方，象在真的战斗中一样。“战斗停止”的信号中断了“战斗”的进一步发展。到此整个演习结束。没有进行总讲评。
　　听说М·Н·图哈切夫斯基观看了“战斗”的全过程，对我们部队做了很好的评价。他还特别赞扬了骑兵第7师的强行军和勇猛的冲击。步兵部队则因在翼侧受骑兵第7师部队的攻击时能迅速展开而受到称赞。
　　我们因受到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赞扬而感到高兴，同时对我们的“敌人”因出色的机动而受到嘉奖也感到高兴。
　　休息几天后我们就进入我们师固定的驻地明斯克。
　　成千上万的明斯克人涌上街头，满街的“乌拉节和欢呼声迎向我们。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能象苏联军队这样受到人民如此的拥护和热爱。
　　现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想起，过去曾在本师的老战士，那些察里津、基兹利亚尔、阿斯特拉罕、普加切夫斯克、布祖卢克等地域著名交战的参加者是怎样欢迎我们的。正是他们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不惜自己的生命同白卫军部队和反革命进行……我们师的许多战士本身就经历过国内战争前线的严峻考验，往日战事的回忆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容易理解，而且十分亲切的。
　　分配给我们团的营房还住着步兵第4师，他们还来不及搬往斯卢茨克。于是我们不得不暂时住在城郊居民的房舍里。每3—4个人住在一处，住的地方一般都不十分方便。
　　使情况变得更为困难的是开始了连绵秋雨，接踵而来的是难以通行的泥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护好马匹，建设马厩，修膳营房和仓库等设备并准备冬季训练用的设备和器材等。
　　我们召集党员开会，然后向全团讲清了当前的情况。
　　回忆起这一段遥远的艰难的岁月时，我想指出，当时人们为了美好的未来，宁愿作出任何牺牲，忍受任何艰苦。当然，也有个别人怨天尤人，但是很快就受到红军战士的舆论抵制。健康的红军战士的集体精神，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哪里有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那里就始终充满了集体团结友谊。这是在战斗准备中发挥创造精神和获得成功的保证。
　　到11月末下雪时，我们搬进了营房，马匹也进入马厩。当然修膳营房设备的工作还是大量的，但是主要的工作已经做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下一项任务是正确地组织新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
　　现在来看，这一切很简单，可是当时，我26岁当骑兵团长，有多少生活经验呢?在旧沙皇军队里我进过军士教导队；在红军进过红军骑兵指挥员训练班。这就是我全部的学历。尽管在国内战争以后，我曾加紧学习所有可能得到的军事书籍，特别是战术方面的书籍。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实际工作方面比在理论问题上强，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受过不错的训练。我很熟习军事训练的方法而且很喜欢这一套。而在理论方面，我知道，我落后于生活本身对我这个团长的要求。经过思考我得出结论：必须抓紧时间顽强学习。可是，团的工作呢?在团里事事都得管，一昼夜必须花上12个小时。出路只有一个：在每天的工作日程上再加上3—4个小时自学，至于睡觉和休息，那没有关系，可以在获得知识后再休息。
　　象这样想的不止我一个人。在国内战争期间，从普通红军战士、旧军队的士兵和过去的军士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指挥员也都是这样想的。
　　到那个时候，军队的骨干核心大大地巩固了。然而，人员的流动性还未能克服，供应很差，军队的动员准备也很差。当时在托洛茨基管辖下的军事机构缺点严重。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3
　　1924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检查军事机构的工作，委托起初以В·В·古比雪夫、后来以С·И·古谢夫为首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检查。М·В·伏龙芝，К·Е·伏罗希洛夫、А·С·布布诺夫、Г·К·奥尔忠尼启则、А·А·安德烈耶夫、И·С·温什利赫特、Н·М·什韦尔尼克和其他人参加了向中央全会报告军队状况的材料的准备工作。对于收集到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很尖锐。
　　很明显，巩固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要求我们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由俄共(布)中央批准的该委员会的建议成为这一军事改革的基础。
　　军事改革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结合常备军制推行就地补充红军的原则。
　　就地补充原则适用于步兵师和骑兵师。这一原则的实质就在于，使尽可能多的劳动人民在尽量少脱离生产的条件下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步兵师和骑兵师中，大约编制人员的16—20％为基干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其他则为非基干人员，他们在五年期限内每年集训一个月(第一次三个月)，其余时间战士从事工农业劳动。
　　当情况需要时，这种制度可以保证各师以原有基于力量为基础，迅速补充足够数量的受过充分训练的人员。再者，地区部队五年内训练一个战士的花费比常备部队两年内训练一个战士的花费要少得多。当然，全是常备军固然更好，但是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不现实的。
　　各项军事改革措施在1925年9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兵役法中固定了下来。这是我国规定全体公民服义务兵役制的第一个全苏兵役法，它还规定了武装力量的组织编制。
　　还改组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关。以М·В·伏龙芝为首(М·Н·图哈切夫斯基和Е·М·沙波什尼科夫为副)的新的工农红军参谋部真正成了红军的主要组织中心。指挥层次简化了，而工作效能和责任心增强了。党自上层巩固了领导武装力量的新的组织系统。1925年1月，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和统帅М·В·伏龙芝担任了陆海军人民委员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天，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英雄В·К·布柳赫尔来到我们团。革命以前，他是梅提施车辆制造厂的工人，后来是沙皇军队的军士。В·К·布柳赫尔从1916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传说，但见到他这还是第一次。会见布柳赫尔这对于我们全团的战士和指挥人员来说是一件大事。是Г·Д·加伊师长邀请他来视察我们团的训练教育工作的，这是我们团的很大荣誉。
　　В·К·布柳赫尔首先仔细地察看了人员的伙食，对做好的饭菜很满意。他走出厨房时，同所有炊事员紧紧握手。他们脸上显出十分激动的神情。然后，他察看了所有的宿舍和文娱设施。在视察的最后，他问道：
　　“你们的战备情况怎么样?要知道你们离国境线不远。”
　　我回答说，全团人员都清楚了解自己的职责，随时准备履行对祖国的义务。
　　“那很不错嘛。现在请你向全团发出‘警报’信号。”
　　说实话，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但我毫不慌张，我向团值班员命令道：
　　“发出‘战斗警报’信号。”
　　一小时以后，全团在驻地集合完毕。В·К·布柳赫尔非常仔细地检查了骑兵的驮载、武器、装备及其一般战斗准备。他特别仔细地检查了机枪连，对一个机枪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没有按规定往机枪内注水，而且毫无水的储备。
　　В·К·布柳赫尔问道：
　　“你们知道这种疏忽在战争中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战士们无言对答，脸胀得腓红。
　　“要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同志们。”
　　В·К·布柳赫尔在检查过战斗准备以后，提出一个补充战术情况：假设敌人正接近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地区，企图很快地夺取它。“敌人”距该地区12公里，而我团距“敌人”约25公里，这就是说，有利的战术地区位于我团和“敌人”的中间。
　　时间紧迫，已不允许向下级指挥员说明情况、解释战斗任务，因为延误时间“敌人”就可能先于我方到达该地区。我定下决心：第1连带4挺重机枪和一门火炮作为前队随我快步前进，战斗任务在途中布置。团的主力在副团长指挥下距前队3公里行进，准备投入遭遇战。
　　在前进中不断变换步法，有时用跑步。最后前队得以先“敌”占领该有利战术地区，组织火力迎击敌人。
　　战斗结束后，В·К·布柳赫尔向全团讲话：
　　“谢谢你们，指战员同志们，你们忠诚地履行了军人职责。你们团今天显示出的一切都是应当受到称赞的。我号召你们忠诚地继承并发扬光荣的萨马拉骑兵师的战斗传统，这个师曾同白卫军和干涉军进行过英勇战斗。希望你们随时准备完成我们伟大祖国的战斗命令。”
　　全团报以欢呼“乌拉”。很显然，В·К·布柳赫尔热情的话语使战士们非常感动。
　　他那热诚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这位同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英勇斗争的无畏战士、传奇英雄В·К·布柳赫尔是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毫不隐瞒，我一直梦想成为象这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坚定的同志和天才的统帅一样的人。
　　1924年7月底， Г·Д·加伊师长召见我，问我在充实自己知识方面做了些什么。我回答说，我读了许多书，并且分析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另外还准备了不少材料给团的指挥干部上课。
　　Г·Д·加伊说：“这一切都不错，都值得赞扬。但是还不够。军事在不断发展，我们的指挥员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军事问题。我认为，今年秋天你应当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大有益处。”
　　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尽一切努力，绝不辜负对我的信任。
　　回到团里后，我抓紧一切时间坐下来学习教材、条令、教令，并着手准备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很容易，可以说是形式，我名列前几名。当时一起入学学习的还有К·К·罗科索夫斯基，М·И·萨韦利耶夫，И·Х·巴格拉米扬，А·И·叶廖缅科和其他许多团长。
　　象其他许多学员一样，我是第一次到列宁格勒。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该城的名胜古迹，走遍了十月革命时作过战的地方。当时我哪能想到，17年后我会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法西斯军队，保卫列宁城!
　　高等骑兵学校的校长是В·М·普里马科夫，他是国内战争的传奇英雄，曾是光荣的契尔沃哥萨克骑兵第8师的师长，这个师在国内战争时期打得白卫军胆颤心惊。他很结实，中等个子，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一双聪明的眼睛，一张讨人喜欢的脸。В·М·普里马科夫不久就赢得了学员的好感。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说话简洁，善于确切表达自己的思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В·М·普里马科夫被调往乌克兰，担任一个哥萨克军的军长。继他之后任校长的是著名的骑兵理论家М·А·巴托尔斯基。我们都很高兴В·М·普里马科夫的提升，而且深信，凭他的才干，他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指挥员。
　　不久我们高等骑兵学校改名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期限从两年缩短为一年。
　　课程相当繁重，上课以后还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自修。现在，当上了年纪的时候，回想当时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韧不拔、狂热的顽强性，真有些吃惊。
　　记得有一次，军事科学学会让我做一个题为《影响军事学术理论的基本因素》的报告。现在这个题目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在当时，我简直不知道如何论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我们党组织的同志给了我帮助。这个报告甚至登载在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员所办的刊物上。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深造班的党组织和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在社会政治工作中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列宁格勒各工厂的老工人——伟大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常来我们这里作客。我们热情地听他们讲述会见列宁和冲击冬宫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到他们工厂去，给工人们讲在国内战争前线上同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斗争的情况。我们中间许多人不久以前也是工人，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很容易了解，有着牢固的友谊。
　　我们经常举行骑马竞赛。在这种场合总有许多列宁格勒人来观看。我们的特技骑乘、障碍跳跃、砍劈，以及夏季赛马，障碍赛跑特别受大家欢迎。这些竞赛每回必到的有К·К·罗科索夫斯基、М·И·萨韦利耶夫、И·Х·巴格拉米扬和我，以及深造班的其他运动员。
　　秋季和冬季主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课。我们常常通过沙盘作业和图上作业学习理论。另外还用不少时间学习骑术和调教术，这在当时是部队指挥员必须熟练掌握的。对于使用马刀和击剑术的练习也很重视，但这个课目是利用课余时间作为文体活动来进行。
　　1925年夏季，大部分时间是在深造班主任М·А·巴托尔斯基直接领导下进行野外战术训练。通过这段训练巴托尔斯基传给我们许多知识和经验。
　　骑兵指挥员深造班结束时进行了一次向沃尔霍夫河的强行军。在沃尔霍夫河我们学习了携马泅渡和强渡江河。
　　携马泅渡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目。因为不仅要能熟练地着装游泳，而且还必须学会控制游泳的马。在骑兵训练中是很重视掌握这套技术的。
　　我还记得在沃尔霍夫河训练时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作、业已经结束了，我们班的学员、骑兵第42团团长米哈伊尔·萨韦利耶夫想显示一下自己高明的骑术。他提议，让他表演一次不湿衣服和装具站在马背上渡河的技术。
　　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命令准备两条急救船以防万一。萨韦利耶夫把马蹬子搭在马鞍上，勇敢地骑上马向河里走去。马越过浅滩，向深水游去，萨韦利耶夫紧握缰绳很有把握地站在马鞍子上。起初一切顺利，大约到了河中间，马显然是疲乏了，开始烦躁起来。萨韦利耶夫竭尽全力也无法保持平衡，一头栽进水里，没入水中。幸好准备了急救的船只，否则就糟了。马单独游上了岸，不久，载着萨韦利耶夫的船也靠了岸，萨韦利耶夫象个落汤鸡一样。自然，大家都哈哈大笑，拿他取笑，可是他一点也笑不出，因为他渡河失败了，而且在水里把靴子弄丢了。靴子他渡河时是挂在脖子上的。这样一来，他不得不穿着袜子走回营房……
　　深造班结业后，М·萨韦利耶夫、阿斯特拉罕第37团的一个连长Н·雷巴尔金和我决定不乘火车而骑马返回明斯克的工作地点。路程为963公里的田野道路。我们计划的行进路线要经过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和鲍里索夫。
　　我们把计划呈送骑兵指挥员深造班领导，获得批准，但是很遗憾，沿途不能为我们组织检查站、保养和膳食。我们坚持不放弃原定决心，尽管我们事先清楚，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寒冷多雨的秋天已经到来。963公里的路程我们计划走七昼夜。这种集体乘马远行无论在我们苏联，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先例。如果情况顺利，我们准备创造一次集体乘马远行的世界纪录。
　　我们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检验一下我们所受的训练是否足以进行远距离的乘骑强行军。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4
　　1925年早秋的一个早上，我们的朋友和深造班领导人的代表聚集在列宁格勒郊区的莫斯科门，欢送我们启程。
　　上路以后我们决定不断变化步度，有时慢步，有时快步，偶尔跑步。第一天我们比计划的行程少走了10公里，因为我们发现马匹都很疲乏，特别是我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它已12岁，就马的岁数说，这已是老年。
　　我们都很累，迫切需要休息。农民热情地欢迎我们，帮我们喂马，也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我的情况仍然不妙，马还是跛的。我在马蹄扎破的洞里滴进蜡，然后用绷带把蹄子缠上，我决定牵着马走。很幸运，不久马就不跛了，我骑上去一试，不错，不跛了。快步走也不跛。为了减轻它受伤的右脚的负担，我决定只用慢步走或左跑步。
　　我的伙伴骑的是健康的马，当然轻松得多，而我常常得下来，牵马走很长距离，自然体力消耗就比较大。不过，我的伙伴在休息的地方负责找饲料、照管马匹。
　　第七天，我们已远远地走过了鲍里索夫，到达明斯克附近。在明斯克郊区，我们发现聚集了许多人，手举红旗和标语。原来这是我们团的一些战友和当地居民赶来欢迎我们。我们两脚一夹，用跑步驰向看台，向卫戍司令和市苏维埃主席报告，我们已顺利完成远距离骑乘。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两天以后，我们进行了考核性的两公里障碍赛马、体检和过秤。结果良好。我们这次乘骑获得良好评价。经过7天乘骑，马匹减重8至12公斤，人员减重5至6公斤。
　　我们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并准许短期休假。我动身回乡里去看望妈妈和姐姐。
　　我发现妈妈在我不在她身边的这些年月里，苍老多了，但她还象从前一样辛勤劳动。姐姐已有两个孩子了，她也老多了。很显然，战后的年代和1921—1922年的饥饿把他们拖苦了。
　　我的两个小外甥很快与我搞熟了。他们毫不客气，打开我的箱子，见什么东西新鲜就往外掏。
　　村子很穷，老百姓衣衫破烂。牲畜数量大为减少，有许多人家在歉收的1921年以后，一头牲口也没有剩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极个别人以外，没有人抱怨。人民都能正确地理解战后的困难。
　　富农和商人并没有死心。很显然，他们还在梦想他们过去的好日子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在宣布了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区的中心——乌戈德厂，饭铺和私人商店又开张了，新生的合作社商业必须同它们艰苦竞争。
　　回师以后，我发现编制有改变，师下辖4个团，而不是以前的6个团。原来我指挥的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已合并到第40团，而原骑兵第41和42团则合编为新的梅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39团。
　　这一改变对于我和骑兵第42团团长М·И·萨韦利耶夫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因为只能由我们中间的一个任新编的第39团的团长，另一个得调到其他师。当然，我们两个人都想留在原来的师，因为这个师就象我们的家一样，已经习惯了。
　　师长让我留下，而М·И·萨韦利耶夫另有任用。我知道萨韦利耶夫心里很难过，我们友好地分了手，我们后来见面时仍然是好朋友。
　　过去的骑兵团编制是4个骑兵连，根据军事改革的需要改编后的骑兵团编制上有6个骑兵连，每两个连编成一个骑兵营。此外，在团的编成内还有1个机枪连(16挺机枪)，1个团属炮兵连，1个独立通信排，1个独立工兵排，1个独立化学兵排和一个团属军士学校。
　　回来后，我和全团人员一起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军事改革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在苏联武装力量中实际贯彻了单一首长制。单一首长制有两种主要形式。如果指挥员是共产党员，那么他通常同时兼政委，把对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工作和党政工作的领导集中在一人手中。给他配有一名管政治工作的助手。
　　这项巩固军队纪律和战备的重要措施在当时已完全能够贯彻了，因为指挥人员的情况已大为改善了。
　　如果指挥员是个非党人士，他只担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而党政工作由政治委员领导，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战备状况负责。
　　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一项命令中曾提到这方面的问题：要牢记，苏维埃政权在建军方面的任务是确立单一首长的领导，政治委员一方面应当尽力使与之共同工作的指挥员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应当本身努力学习军事，以便以后担负指挥职务或行政职务。
　　我还记得，1925年春天，我们接到党中央给所有党组织的指示信《关于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信中说明，由于党和军事机关过去为巩固整个红军、特别是指挥干部而进行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已形成了贯彻单一首长制原则的非常有利的条件。
　　当时有些同志，当然是少数同志认为，贯彻单一首长制可能削弱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但是，要知道，担任单一首长的是共产党员。因此，党的作用不仅不会削弱，相反，会增大。指挥员的责任加重了，他应就军队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党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武装力量的纪律巩固了，战备加强了。
　　在实际工作中，指挥员同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改善。我记得，后来在1928年，革命军事委员会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颁布了关于政治委员、单一首长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副职的条例。该条例规定，政治委员领导党和政治工作，对部队(兵团)的政治思想状况负责，完全解脱了政治委员的监督职责。
　　从骑兵指挥员深造班毕业回来以后，我觉得工作胜任多了。对于处理军政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的问题，我感到很有信心，能应付自如。
　　这段时间我们团的工作搞得不错。1926年冬季，骑兵第3军政治委员А·П·克罗赫马尔和军长С·К·铁木辛哥(1925年2月任军长)召见我。
　　走进办公室后，我发现我们师的师长К·Д·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师政治委员Г·М·什捷尔恩和政治处主任Л·И·博恰罗夫也在那儿。
　　С·К·铁木辛哥说：“我们叫你来是想让你除担任团长职务外同时兼任团政治委员的职务，也就是成为团的单一首长。师的领导和政治处都认为你有条件担任。你有什么意见?”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在师首长和政治处的大力帮助下，我希望能胜任新的职务。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在骑兵第7师这是第一次类似的尝试，责任相当重。党组织书记和政治副团长在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方面，给了我帮助。当需要根据党的原则纠正我的缺点和提出忠告时，他们是毫不客气的。我对于新的工作毫无经验，初期自然不免犯了一些错误，同志们的帮助对工作很有益处。
　　为了能正确地领导政治教育，上级应比自己的部属在这方面有较高的修养。可是，在那些年代里，我们这些指挥干部在军事训练方面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面懂得多些，学得也快些。
　　一个原因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军事训练和自修军事的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些人没有能充))认识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的必要性。当然，政治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修养比我们强得多。
　　不久，从乌克兰调来的Д·А·施密特接替了师的指挥。新的师长在性格、经验和工作作风上都与前任师长К·Д·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大不相同。前任师长瞎忙、话多，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话匣子，而Д·А·施密特是一个聪明人，善于简练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很遗憾，工作不够细心耐心。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5
　　1926年夏季，我们师出去野营。地点是在距明斯克约20公里的风景幽美的日丹诺维奇地区。
　　野营时期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主要着重在分队、指挥人员、司令部和整个部队的野外战术训练。应当承认，在所有军事课目中，我最喜欢战术，常常怀着特别喜爱的心情钻研它。
　　大家知道，军队是战争的工具。之所以需要它，是为了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它首先必须具备充分的战术训练。一支缺乏战术训练的部队就不得不在作战过程中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来补课。
　　为了提高战术素养，我们团进行了许多次示范作业和示教作业，指挥员通过这些作业学习侦察、组织战斗和与其他技术兵器协同的技能。
　　大家知道，部队全部战术训练结束时要进行演习。从1925年开始，白俄罗斯军区每年在野营季节以后都进行演习。
　　骑兵第7师参加了所有这些演习。在战术训练方面我记得我们师还没有得过不及格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指挥员对战术作业认真对待的结果。应当承认，第7师的全部团长都很懂战术并且学习很努力。
　　当时骑兵第37团团长是В·Т·沃尔斯基，他在1942年11月指挥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的机械化军。这个机械化军协同第51集团军向卡拉奇方向实施了突击，并在卡拉奇同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会合。骑兵第38团团长是В·А·加伊杜科夫，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指挥过军和其他兵团。师的其他部队也有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我们也很重视体育和运动。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兵比谁都清楚，只有经过锻炼的体格健壮的战士才能承受战争的艰苦。整个部队的胜利取决于对每个战士的训练。大家知道，在战争中不得不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在昼间和夜间，在有道路或没有道路的条件下，进行紧张快速的行军和强行军，在行进中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实施猛烈冲击，并且常常需要在战斗后对敌人进行追击直至全歼敌人。在战斗结局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撤出战斗并改变部署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一切只有体力经过锻炼的部队才能完成。而体力没有经过锻炼的部队很快就会上气不接下气，不能及时赶到规定地点，还会遭受重大损失，有时甚至可能成为缺乏锻炼的牺牲品。
　　应当说，我们骑兵第39团在各项骑马运动中是白俄罗斯军区优秀骑兵部队得奖名次的主要竞争者。在团里我们组成了一个积极锻炼的运动员组，其中包括不少指挥员。我本身也经常参加各项骑马运动。
　　不过，我们团在各种武器的射击比赛方面稍差一点。骑兵第40团的特等射手队常打败我们，而在骑马运动方面则相反，我们总是把第40团抛在后面，不仅如此，还把军的其他部队抛在后面。
　　我们的对手对此非常恼火，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力图超过我们，甚至耍诡计、采用非法手段。
　　记得在军区的一次骑马比赛中，骑兵第6师的一个指挥员想炫耀自己的骑术和自己马匹的特殊耐力。他在赛马路线中途的树林里事先藏了一匹马，这匹马同他在起跑线上所骑马的毛色很相象。赛跑的前一半路程他用最快的速度飞奔，到树林后，这位巧手把累得半死的马交给自己的传令兵，自己骑上藏在那儿的马，耀武扬威地跑完了全程。在观众的热烈欢呼声中，他获得了全军区的第一名。可惜，好景不长，这个诡计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得到了应得的处罚。可是，骑兵第6师里的这些竞争者们并不甘心，他们有时在赛马时有意拦阻自己的主要对手，有时在比赛砍劈时，给自己的运动员插上新鲜嫩树枝，而给我们插上千树枝，使我们砍起来困难，等等。
　　我记得С·М·布琼尼到我们团里来的情景。过去我没有见过布琼尼，但是我很熟习他在与白卫军和干涉军的斗争中为祖国作出的贡献，并且很想见到这位骑兵第1集团军的杰出的司令员。
　　大约在1927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师长Д·А·施密特打来电话：
　　“С·М·布琼尼可能去你们团，你们准备欢迎。”
　　“什么时候来，我们应当怎样欢迎?”我问道。
　　“我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他先到第37团，然后去38团，再就是你们39团。至于如何欢迎，这由你决定，你是团长嘛!”
　　我懂得，师长不主张举行什么特别隆重的仪式，应按条令规定的迎接上级首长的仪式来迎接。
　　中午，第38团团长В·А·加伊杜科夫给我来电话：
　　“准备迎接客人，他们到你那儿去了。”
　　没有时间再说别的话了。我立即召集政治副团长弗罗尔科夫，团党组织书记А·В·谢拉科夫斯基，团军需主任А·Г·马雷舍夫等几位主要助手，并一起到司令部门口等候。5分钟以后，两辆小汽车开到门口。从第一辆走出С·М·布琼尼和С·К·铁木辛哥。按条令规定，我向布琼尼作了报告并向他介绍了我的助手。布琼尼一一问好。
　　我向布琼尼问道：
　　“首长有什么指示?”
　　“你说呢?”他反问我道。
　　“首长看看我们战士和指挥员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吧。”
　　“好吧，不过我想先看看战士的伙食。”
　　在食堂和厨房，布琼尼仔细地了解了食物的质量和制作，在食堂的留言簿上写下了嘉奖炊事员和团给养主任的话。然后，又检查了部队军事训练的情况。接着他说道：
　　“怎么样，现在看看你们的马匹吧。”
　　我发出全团“接受检查”的信号。十分钟后，各连都站好队，开始检查马匹。全团马匹都保养得很好，马掌也钉得很好。
　　С·М·布琼尼夸奖了战士马匹保养得很好，然后，就到琼加尔第6师去了。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А·И·叶戈罗夫也到我们团里来过。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口中，我了解到，叶戈罗夫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铁匠。他通过努力自学提高了文化，应征入沙皇军队后，住过军校，成为军官。在旧军队末期，他升为中校。1918年7月，А·И·叶戈罗夫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直到死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在国内战争时期，А·И·叶戈罗夫表现出是一个杰出的统帅。他曾指挥南线直至把邓尼金的白卫军彻底歼灭，后来他又指挥西南战线，抗击波兰白军。
　　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杰出的统帅А·И·叶戈罗夫曾连续领导过几个军区，1931年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参谋长。А·И·叶戈罗夫曾荣获四枚红旗勋章和荣誉革命武器。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А·И·叶戈罗夫到我们团来我们事先并未得到通知。这事发生在1927年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以后，叶戈罗夫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得到报告说司令员来了时，我正进行例行战术作业。
　　А·И·叶戈罗夫想看看我们的作业情况。我们作业的题目是《骑兵团隐蔽地前出到敌人翼侧和后方，并猛烈冲击敌人》。
　　一切进行很顺利，分队指挥员定下了大胆主动的决心。司令员很高兴，说了不少有趣的话，这缓和了所有在座的人的紧张情绪。
　　在我进行总结以后，А·И·叶戈罗夫提了几点意见和希望。我特别记得他提出的一点，他认为仅仅让指挥员学习战术是很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学习战役学；必须考虑到，祖国的敌人一旦挑起战争，就要求我们许多指挥员有战役学方面的知识。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7
　　在作业结束后，司令员问我：
　　“你们团的动员计划搞得怎么样?”
　　“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制订团的动员计划，不过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上级还没有回答。”我回答说。
　　А·И·叶戈罗夫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动员计划和你们提出的问题。”
　　我和团参谋长大约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汇报了我们拟制动员计划的情况并回答了司令员提出的问题。然后他说道：
　　“不错，很不错，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我说：“我们离国境线很近，这使我们的处境很复杂。发出警报后，我们不得不在人员缺额很大的情况下开赴战场。此外，团还必须从现有人员中派出骨干去编组第二梯队。在缺额很大的情况下与敌人第一次交战，这可能会影响士气。”
　　“确实如此，”А·И·叶戈罗夫说，“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编组第二梯队部队是必须的。我们绝不能低估敌人。必须认真备战，做好同聪明、能干且强大的敌人作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实际上并不那样强大、聪明，那么，这样做只会使我方处于优势地位。”
　　А·И·叶戈罗夫对许多事都感兴趣，如紧急备用品的状况，士兵的宿舍和军官的住房等。我们报告说，指挥人员基本上住在居民家里，通常一家住一间房。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自动捐献个人财物以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来建设工厂。А·И·叶戈罗夫对这事也很感兴趣。
　　他问道：“团长自己捐了些什么?”
　　“我在骑乘比赛中得奖的四个银烟盒，我妻子的一个金戒指和一对耳环。”
　　说实话，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司令员看了我们大家一眼，然后说道：
　　“很好，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27年有个英国工人代表团来到我们师，希望对他们经常给以指导帮助。他们给我们送了红旗。从此后，骑兵第7师被命名为“英国无产阶级师”。
　　当我们师长Д·А·施密特由骑兵第1集团军的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塞尔维亚人Д·谢尔基奇替换以后，师里的工作很有起色。Д·谢尔基奇立即投入积极工作并赢得了部队指挥员的拥护。我特别喜欢他对部属有严格的要求、对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不断提高深为关心。且．谢尔基奇非常关怀党生活中的各项问题，是一个称职的单一首长。他在生活上非常俭朴。
　　在Д·谢尔基奇的领导下，我们师所进行的一切野外演习和参加军区的各次演习都使我们很受教育，而且每次都给我们萨马拉骑兵第7师带来荣誉。我们都深深感到自己在战役战术方面很有提高，我们知道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师长。一句话，他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一个杰出的教师。
　　1930年1月，К·К·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7师师长。过了一段时间，同年5月，我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7师骑兵第2旅旅长。
　　前面已经说过，我同К·К·罗科索夫斯基于1924—1925年一起在列宁格勒的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彼此非常了解。他对我非常客气，我也高度评价他的渊博的军事知识，他在领导军事训练和人员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我欢迎他来担任师长，并且深信，他能成为有着优良传统的骑兵师的称职的指挥员。我的估计一点也没有错。
　　我指挥骑兵团近七年。
　　这一段时间是我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在此期间，我参加过军区的演习，师和军的演习和军事导演，从中不仅得到实际锻炼，还学到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战役战术知识。作为一个单一首长，我深深理解了我们党在红军部队建设中和日常活动中的领导、组织作用。
　　当然，这一切得来不易，我在工作中也犯过一些错误。谁能不犯错误呢?难道那些呆板地按上级指示办事、而本身毫无创造性、主动性的人就能不犯错误吗?我认为，主要的不在于是否犯错误，而在于是否能迅速地察觉并改正错误。
　　过去有人责备我对部属要求过于严厉，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指挥员必不可少的品质。回顾过去，现在我承认，过去我有时确实要求太严了，对于部属的一些行为有时不能容忍、原谅。部属在工作中或行为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往往使我发火。有些人不能容忍我这一套，而我呢，很显然，对于别人的弱点太不宽容了。
　　当然，现在对这些缺点就看得更清楚了，生活的经验教给我许多东西。但是，现在我仍然认为，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劳动上。认清这一点对军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军人必须上战场，必须不惜自己的生命，奋勇保卫祖国。
　　我领导的第2旅系由骑兵第39团和40团两个团组成。我必须仔细研究骑兵第40团的情况，这个团当时由原沙皇军队的一个旧军官伊夫列夫领导。他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不喜欢骑兵这一套，但是对射击训练很熟习，而且比较注意。所以，第40团在射击训练方面总是名列前茅。
　　可能由于我与骑兵第39团有多年的联系，人员熟悉、亲近，所以我总觉得第39团在军事训练和组织性方面较好。但是，我明白，骑兵第40团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也很珍视该团的荣誉，如果我把第39团作为他们学习的榜样的话，他们会不高兴的，对他们应该一视同仁。
　　我努力发现骑兵第40团的一切优点，即使是很微小的地方，作为其他部队学习的榜样。我们常常组织这两个团的各种示范作业，如战术、射击、骑乘及政治教育方面的作业。这个方法很快就收到良好效果，第2旅成了萨马拉骑兵第7师的先进旅，不止一次受到表扬。这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总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地努力工作。指挥员在工作中能依靠党组织，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不断提高战备水平。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我只列举印象最深的一两个例子。
　　一天，第39团党组织书记找到我，建议在全旅范围内交流两个团的工作经验。
　　在两个团的党组织联席会议上，决定进行训练法指导课，以便示范如何向最后进的红军战士讲解党对待各种复杂问题的路线。
　　第一课由第39团一个政治副连长Б·А·日穆罗夫进行，应该说这一课他讲得很出色。
　　然后，第40团的政治工作人员主动把一群最不守纪律的红军战士召集起来，准备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弄清他们犯错误的原因。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人之所以犯错误并不完全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了解战士的性格和他们个人的特点，有时不能够公正对待他们的行为，结果领导丧失了威信。红军战士往往故意让这类首长为难。
　　应当承认，这样开诚布公的谈话无论对于红军战士还是首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1929年末，我被派往莫斯科，进高干深造班学习。我们住在中央红军之家招待所，在伏龙芝大街国防人民委员部大厦内上课，那里有教室和专修室。高干深造班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小组的主任教员是В·К·布柳赫尔的副职М·В·桑古尔斯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所作的关于军事科学问题的讲演和报告都恰当地引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战例。我们班的其他教员也都是在战术和战役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
　　高干深造班的全体学员都对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寻求每一本新书，收集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军事著作，以便带回部队去。当时苏维埃军事科学已开始形成，伏龙芝的著作在这方面占首位。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8
　　1929年出版的伏龙芝选集，阐述了未来战争中人与技术兵器的关系、未来战争的性质、各军种的协调发展，以及后方与前线的作用。М·В·伏龙芝坚持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以便确定建军的特点、部队军事训练的方法，以及根据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观点来领导部队。М·В·伏龙芝深入地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编写我军条令、教令的基础。没有这些条令和教令苏联红军这支新型的军队就不可能存在。
　　20年代末，出版了Б·М·沙波什尼科夫的巨著《军队的大脑》。在这本书中，沙波什尼科夫分析了大量历史资料，全面阐述了总参谋部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战略原则。另外，他还写了《骑兵》、《在维斯拉河》等著名的著作。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我认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军队大脑”这个书名对红军来说是不确切的。红军的“大脑”从它存在之日起就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因为对任何一个重大军事问题都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参加下作出决定的。这个名称对旧沙皇军队非常合适，那里总参谋部是真正的“大脑”。
　　同时还出版了一些大型战史著作，其中包括А·И·叶戈罗夫的《消灭邓尼金》。
　　在这个时期，我们最有才干的军事理论家之一М·Н·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出版他的著作。М·Н·图哈切夫斯基对于未来战争的性质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他深入研究了新的理论原则和战略、战役、战术的新原则，提出了军队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工农红军副参谋长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的著作《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问世就获得广大读者的赞扬，在我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这本书中，特里安达菲洛夫对当时军队的状况和发展的远景提出了大胆、深刻的见解，指出了用技术装备军队和组织军队的基本途径。关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特里安达菲洛夫写道：
　　“对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战术作用现在已无人怀疑。目前步兵中自动武器的增加，将来自动武器的进一步增加和改进，防御中人工障碍物的广泛运用，以及压制兵器(炮兵)落后于防御兵器，这一切将使坦克成为未来战争中一种威力强大的进攻兵器。”(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1929年，俄文版，第19页)
　　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探讨了战役学问题，师、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进攻和防御能力的数据，研究了向战场开进、战役的持续时间和纵深、进攻正面的宽度、防御战役等问题。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过早地去世了，他是1931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不幸死亡的。很可惜，他没有能完成关于未来战争、关于苏维埃军事战略和战役学的极为重要的原则的论述。
　　每一个职业军人都可以在С·С·加米涅夫、А·И·科尔克、И·П·特里安达菲洛夫、И·Э·亚基尔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著作中发现许多珍贵的值得注意的内容。一句话，对于我们来说，精神粮食已足够了，只是来不及消化……
　　在高干深造班的课堂上充满了有利于发扬创造精神的气氛，常常爆发激烈的争论。我记得同我争论最多的是А·В·戈尔巴托夫。当时他是骑兵第2军的一个旅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渊博学识的指挥员，同他进行讨论是十分有益的。
　　在高干深造班里，学员们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和专题，熟习了红军部队装备的新式技术和兵器。
　　当时红军的技术装备情况如何呢?在1920—1925年，我们基本上只能依靠旧沙皇军队遗留下来的很单薄、很落后的武器装备。当时的工业还不能供给红军以现代化的技术兵器。但是，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改善陆军和海军的武器装备状况。
　　在全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了建立巩固的苏联国防经济基础的问题和保障红军获得新的军事技术装备问题。当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重新审查了旧式的步兵、炮兵和航空兵武器，以便选择其中较好的加以改进。增加了拨款以生产军队的技术装备，恢复了金属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国防企业。
　　党从一开始就把建立苏维埃空军和海军的工作变为全民的事业。早在1921年劳动国防委员会就通过了关于制订建设空军的最低纲领的特别决议。为发展空军投入了几千万金卢布的资金。1923年春季，建立了空军之友志愿协会，两年内募款六百万金卢布。利用这笔资金建造了300余架作战飞机。到1925年，已停止从国外购买飞机。
　　从1922年起共青团就是海军的赞助者。经过三次征召志愿人员，有8，000名共青团员参加海军。进行了恢复和从组织上巩固海军的工作，当时的海军由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巴伦支海分舰队、里海分舰队和白海分舰队，以及某些湖泊和江河区舰队组成。在波罗的海，对战列舰“十月革命”号(过去的“甘古特”号)和7艘驱逐舰进行了改装和大修，建完了巡洋舰“工会国际”号；在黑海，巡洋舰“红色乌克兰”号和近60艘修复的舰只和辅助船只编入现役。到1928年海军舰只的修复和改装基本结束。
　　为了建造本国的军事技术装备和研制现代化的新型武器，必须掀起设计创造活动的高潮。1924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军事发明委员会条例及其组成。С·С·加米涅夫、М·Н·图哈切夫斯基，И·С·温什利赫特等人参加了该委员会。另外，还成立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和设计机构。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如А·П·克雷洛夫和С·А·恰普雷金成为炮兵特别试验委员会的顾问。在著名的中央气体动力研究所，试制了本国新型的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在该研究所，有才干的设计师Н·Н·波利卡尔波夫、А·Н·图波列夫等人设计出了试验型的歼击机和轰炸机，其中的ТБ—1式重轰炸机，从飞行技术诸元来看，优越于国外同类型飞机。
　　К·Э·齐奥尔科夫斯基和Ф·А·灿杰尔以其在喷气发动机和宇宙飞行方面的卓越著作丰富了苏联科学；天才发明家Н·И·季霍米罗夫、Ф·В·托卡列夫和其他人的步兵武器研究工作也获得了大力支持。1927年В·А·杰格佳廖夫同В·Г·费多罗夫共同设计的新型轻机枪在设计和战斗性能上优越于外国轻机枪。当时我们生产了国产团属76毫米火炮，后来又生产了高射炮。
　　但是，就整个而言，二十年代的红军技术装备水平当然是很低的。这是因为我国当时的经济情况还很困难，军事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当时我们深感重机枪，特别是轻机枪不足，我们还没有自动步枪，老式的7.62毫米步枪急需改进。我们的火炮构造陈旧，且已磨损。到二十年代末，我们只有7，000门火炮，而且主要是轻型火炮。高射炮、坦克炮和反坦克炮完全没有。到1928年我们只有1，394架军用飞机，大多是老式的，约有100辆坦克和装甲车。军队的摩托化能力很差。到1928年末，军队只装备有350辆载重汽车，700辆轻型汽车，67辆履带式拖拉机。要知道，在1928年以前我国还没有汽车制造工业和拖拉机制造工业。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帝国主义强国正大力扩张其军事力量。一旦发生战争，例如英国每月可生产2，500辆坦克，法国可生产1，500辆，它们的空军有几万架飞机，它们的部队正迅速实现摩托化。一句话，我们不久以前的(和潜在的)敌人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已远远跑在前面。
　　对比一下这些数字，反复想一想，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竞赛时，历史客观地给我们规定的起点，相差有多大的距离呀!于是，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自豪感，我们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感到自豪，依靠这种制度我们赶上并超过了，而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超过了在军事上最发达的世界列强，我们为我国的人民和军队感到自豪，他们后来打败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敌人。
　　很清楚，只有建立起发达的工业才能供给红军和海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只有工业化才能保障苏联的国防能力。技术应能决定一切。我们当时的军事领导人对这一点都有明确的认识，对未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都有清晰的概念。
　　早在1925年，М·В·伏龙芝在他向俄共(布)中央一月全会所作的关于军事改革总结的报告中曾指出：“我认为，我们许多同志，特别是那些在国内战争前线呆过的同志，大概还持有我们国内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看法。我坚定地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未来的战争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当然，它将带有国内阶级战争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有白卫分子站在敌人一方，而在我们敌人的阵营里又会有我们的同盟者。但是，从技术、从作战方法上看，未来的战争将不同于我们国内战争。我们将同具有最新式技术装备的强大军队作战，如果我们的军队不具备这些新式技术装备，那么，前景对我们会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当我们决定国家对防御的全面准备这一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伏龙芝选集》，1929年，俄文版，第1卷第211页。)
　　……1930年春，我们从高干深造班回到自己的部队。
　　我指挥骑兵第2旅一年多，应当承认，这一段工作使我学到许多新东西，使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增加了不少知识。
　　1930年末，听到消息我可能被任命为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的助理。虽然骑兵监察部的工作当时在骑兵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承认，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我和我们师相处太熟了，我认为我是这个和睦的萨马拉人家庭的不可分离的一员。
　　但是问题已经决定，我必须收拾行李准备去莫斯科。说实话，所谓收拾也就是一件军大衣加上几套换洗衣服。我们全家的东西一只箱子就够装了。我们这些人当时也没有什么家什，这在当时看来是很正常的。
　　一天晚上，К·К·罗科索夫斯基打来电话，告诉我已接到莫斯科的调令。他问我：
　　“你得多少时间可以准备好?”
　　“两小时”，我回答说。
　　“我们不能就这样让你走”，К·К·罗科索夫斯基说
　　：“要知道你是第7师的老兵，我们要好好欢送你一下。这是第2旅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
　　我听了，当然，很受感动。
　　几天以后骑兵第39团和40团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举行宴会，师首长也参加了。同志们对我说了许多热情赞扬的话，这些话都发自内心，使我终生难忘。
　　第二天一早，在我准备启程以前，我再一次到各分队同战士和指挥员告别。
　　我还到明斯克去了一下，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城市。在这里我住了八年，我非常了解热爱劳动、善良的白俄罗斯人民。我眼看着白俄罗斯成功地治好了两次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
　　晚上，我同妻子А·基叶夫娜(已故)和两岁的女儿艾拉动身去莫斯科。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9
　　第五章 在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工作，骑兵第1集团军骑兵第4师
　　当时的骑兵监察部在С·М·布琼尼领导之下。
　　我到新的工作岗位以后，立即去晋见部的首长。但是当时С·М·布琼尼不在部里。他的私人秘书П·А·别洛夫(就是后来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很出名的那个别洛夫)告诉我，现在实际上布琼尼已不管部的事情，而是在军事学院的特别小组学习。部里的一切工作由第一副部长И·Д·科索戈夫(军级)负责。
　　我晋见了И·Д·科索戈夫，然后认识了骑兵监察部的几位助理Б·К·韦尔霍夫斯基、Ф·Р·热马季斯、П·П·索别尼科夫、И·В·秋列涅夫、А·Я·特列伊曼。他们都是很能干的指挥员。
　　在初步认识以后，И·Д·科索戈夫建议我负责骑兵军事训练，因为我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完全熟习了新的工作。三个月以后，当时的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因为在下面常提到苏军领导机关的各级组织。在这里先把情况介绍一下。1925年М·В·伏龙芝去世后(终年40岁)，К·Е·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行使人民委员部的职权)。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以В·М·莫洛托夫为首的常设国防委员会。有关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和加强苏联国防方面的重要原则问题，都先由该委员会研究并制定方案，然后按法定程序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审定批准。经验证明，国防委员会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职责上相互重叠，所以1934年取消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改名为国防人民委员部。在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了军事委员会作为咨议机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需经人民委员批准，并以人民委员的命令颁布生效。1937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取消了劳动国防委员会，把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辖的常设国防委员会改组为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仍然是В·М·莫洛托夫，委员是И·В·斯大林，К·Е·伏罗希洛夫等人。同时还组成了苏联海军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是П·А·斯米尔诺夫。1938年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面组成了工农红军总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中包括：К·Е·伏罗希洛夫(主席)，В·К·布柳赫尔、С·М·布琼尼、Г·И·库利克、Л·З·梅赫利斯、И·В·斯大林、И·Ф·费季科，Б·М·沙波什尼科夫、Е·А·夏坚科。同时还组成了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其成员包括：П·А·斯米尔诺夫(主席)，Л·М·加列尔、А·А·日丹诺夫。И·С·伊萨科夫、Н·Г·库兹涅佐夫、Г·И·列夫琴科和其他人。这两个人民委员部的总军事委员会负责审查有关增强国防力量和陆海军建设的重大问题。各军区、舰队和集团军也建立了军事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直接归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作者注)下辖的各监察部和军训部共同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我被选为党组织书记，副书记是И·В·秋列涅夫。
　　我们党组织的党员，尽管工作繁重，加班加点完成本职工作，仍能找出时间从事社会活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到工厂以及其他民众团体和机关进行宣传。工人和机关职员都非常欢迎军队的党员，很愿意听他们讲话，特别愿意听他们讲国际形势、讲党和政府最近的决定。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国际形势日益紧张。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意图暴露得日益明显；它们的政府，秉承垄断集团的意志，加紧准备用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危机。1931年，
　　日本军队不宣而战侵入中国并占领了满洲。当然在当时日本政府的计划上，这只是开辟进攻苏联的基地。
　　1933年1月，从一开始就以夺取世界霸权为其方针的法西斯掌握了德国的政权。大概英国、美国、法国的人民绝没有想到，他们国内帝国主义势力积极帮助德国恢复重工业，是对他们本身多大的损害。德国垄断集团所获得的长期贷款的70％来自美国。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后，外国资本的“注射剂”仍继续增大。
　　德国、日本、意大利把他们的经济纳入了战争轨道。军事预算扩充到了最大限度。怀有侵略野心的欧洲国家采取的这种步伐，使他们在后来，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实际上已做好了大战的准备。德国武装力量的数目已超过100万人，同时在法西斯军事化组织中有近200万人。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可迅速扩大4—5倍。意大利平时军队数量为40万，到战时可轻而易举地扩充4倍。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而且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数量问题。我国武装力量必须在质量上达到一个新水平。我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发展陆军和海军。关键的问题是技术装备。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来供给、武装我们苏联武装力量这项任务，只有工业化的途径才能解决。
　　1925年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在电气化的基础上全力发展重工业，对工业、运输和农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两年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有关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指出：
　　“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国家军事进攻的可能性，在制订五年计划时必须以极大的注意力尽快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工业中那些在保障国防和在战时保证经济稳定方面起主要作用的部门。”(《苏联共产党决议案……》，俄文版，第2卷第452页。)
　　在这里我想说两句题外的话。总的说来，世界各国人民都承认：将欧洲从法西斯瘟疫下拯救出来的主要是苏联的士兵、苏联的武器；粉碎希特勒德国是苏联人民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我认为，苏联人民根据党的号召着手自己国家的工业化时已为这个历史功绩奠定了基础。
　　我手头没有必要的资料，同时这也不是我的目的，来全面论证工业化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福利、巩固集体农庄制等所起的重大作用。然而可以说，武装力量的命运和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为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是直接取决于工业化的速度和进行工业化的积极程度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大幅度提高重工业的作法推迟五至七年，更早、更多地供给人民日用品、轻工业产品(人民是完全有权利得到这一切的)，这种想法确实很诱惑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天知道，最艰苦的阶段(战争的初期)何日才能结束，天知道，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城市、在哪条河流才能把法西斯军队挡住?!……
　　党的智慧和远见(历史本身对此作了最后最高的评价)、国家发展的正确方针和人民的劳动英雄主义奠定了我们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基础。
　　党的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指出了日益增长的新战争的威胁，坚决要求集中人民的力量以加强红军和海军的威力。并特别发出指示，要求加快工业发展、特别是冶金工业发展的速度，积累国家储备，并从根本上改造运输业。大会还规定了如下任务，即扩大整个国民经济动员能力，重新考虑工业企业的建设和配置问题，以便在爆发战争时能使工业迅速转入战时轨道并立即按动员计划展开。
　　我们这个党组织，除骑兵监察部的党员外，还包括步兵和射击训练监察部、炮兵监察部、通信兵监察部、工程兵监察部、工农红军军训部以及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下辖单位的党员。我们努力动员各部和各监察部全体人员完成党、政府和陆海军人民委员赋予的任务。当时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及其党的领导核心正研究处理许多重大的问题。下面列举其中的几个问题。
　　在红军和海军中，军事改革已经完成，军队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军队训练和教育情况也有改善，纪律也加强了，军队从上至下的指挥已建立在单一首长制的基础上，并为军事干部的提高创建了条件。我们有可能不断前进。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39
　　1929年年中，党中央通过一项《关于我国国防状况》的决议，决议提出了对陆、海、空军进行彻底技术改造的方针。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受命，在改进现有武器装备使之现代化的同时，在最短时间内设制出新式武器装备，然后将新式火炮、防化兵器、坦克和装甲车大量装备部队，并成批生产新型飞机和发动机。
　　这个决议是军队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这个计划还规定建立新的技术兵种，对老的兵种进行改造并使之摩托化，大量培养技术干部并使全体人员掌握新技术。1931年1月，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了1931—1933年工农红军建设的计划，这样就完成了制订军队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过程。(完成这个计划后，陆军和海军受益很大。但全面技术改造的任务有待进一步完成，因为这要求大量的物质资源和更高的生产能力。——作者注)
　　由于新的任务，中央军事机关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比如，设置工农红军军械部长一职就起了重大作用，因为他负责军队技术装备更新的全部问题。在1931年以前，这个职位由И·П·乌博列维奇担任，继他之后由М·Н·图哈切夫斯基担任。1929年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了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部。这个部多年来由И·А·哈列布斯基和К·Б·卡利诺夫斯基这样一些热心于坦克建设的专家担任。在各军区也成立了装甲坦克处。
　　在1929年以前，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坦克制造工业，缺乏必要的坦克设计师和工程师。当时党和政府认识到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向军事部门下达了有关的任务。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专门指示，规定建造下列类型的战斗车辆：超轻型坦克、中型坦克、重型坦克和架桥坦克。并规定了它们的战术技术性能。在极短时间内，设计师设计出我国自己的新型坦克。1931—1935年红军装备了T—27型超轻型坦克、T—24和T—26轻型坦克、快速履带式БТ型坦克、T—28中型坦克，后来是T—35重型坦克和T—37型水陆两用超轻型坦克。第一个五年汁划期间，我国工业生产了近4，000辆坦克、超轻型坦克。
　　苏联军事领导机关积极制定建设工农红军空军的新计划。1930年初，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建造各种陆军和海军飞扎航空气球、航空照相机和仪表的计划，特别强调发展轰炸机和歼击机。两年以后，即着手实现建设工农红军空军组织的计划，计划中从遭到敌人袭击时防御国土的角度考虑了战略和战役、战术问题。远程轰炸机编成了能独立完成战役任务的大兵团。一年以后，重轰炸机航空队编成军。
　　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在工作中与红军军训部有密切联系。在军训部我第一次见到了А·М·华西列夫斯基，我与华西列夫斯基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曾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在前线一起工作。在我初见到他时，他就是第一流的专家，因为在他长期担任团长职务时，曾仔细地研究了军训的特点。在军训部华西列夫斯基很受尊重。当时的军训部长А·Я·拉宾和他的继任者А·И·谢佳金在工作中都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1931年年中，苏共(布)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工农红军的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决议。决议中总结了军事干部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主要优缺点。
　　决议中特别强调扩大技术训练的范围，增大中层以上的工程技术干部的数量，和改善军队中的政治教育。当时培养工农红军指挥干部的体系已基本形成。
　　至于正规军事学校，重点放在航空、装甲坦克、炮兵和技术等学校。1931年同1924年相比，学员的数量(1924年有近25，000人)增加了一倍。为了扩大对职级较高人员的训练，决定在军事技术学院各系的基础上建立机械化摩托化军事学院、炮兵学院、化学兵学院、军事电力工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创立新的军事运输学院，并大大扩大М·В·伏龙芝军事学院和军政学院的招生人数。这样一来，高等军事院校的数量增大近一倍，而学员人数1928年为3，200人，至1932年增至16，500人。
　　军训部在安排自己的工作时，是以党的最新指示为依据，并清楚地认识到：军队战斗力的增强首先取决于对新技术和复杂的现代战斗样式的掌握程度。为此，军训部拟定并采取了大量措施，以加强军事院校和各种深造班培养干部的工作和部队本身紧张的军事训练。
　　到这个时候，差不多百分之百的指挥人员都受过专门军事教育。每月在职干部的学习时间1929年为6—8小时，现在增至42小时。除战术训练和射击训练外，技术训练也开始占有重要地位。要求通过技术训练，掌握每个兵种和各级指挥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术知识。预备役指挥人员集训时，也学习新的技术装备和武器。
　　炮兵监察部在部长Н·М·罗戈夫斯基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工作。罗戈夫斯基是炮兵专家，在部队中享有很高威信。军区司令员、兵团指挥员、军械工程师都很尊重罗戈夫斯基，乐于听取他的意见。
　　当时负责处理炮兵方面问题的人曾不得不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火炮严重磨损，在战术技术性能方面大大地落后了。我们的火炮基本上是从旧军队接收过来的。
　　但是，1929年年中，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制定了准备在五年内改装工农红军炮兵装备的计划，改装后可增大火炮威力、射距、射速和准确性，并决定建立大口径火炮设计局。开始建立军械工厂，以便随后组织生产新型的、现代化的火炮和弹药；并着手培养熟练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1928年到1933年，军械工厂的产量增大了5倍，生产小口径火炮的产量增大了34倍。
　　我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机关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着手拟制1934—1938年工农红军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党对这方面的主要指示是，完成业已开始的军队技术改造和用现代化的兵器武装军队的计划，用具有决定意义的兵器一飞机、坦克和火炮大量武装红军，保证其能抗击任何侵略。为了贯彻党的这一方针，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了《1933—1938年海军建设纲要》、《关于工农红军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武器装备体系》的决议，并批准了空军1935—1937年的发展计划。
　　在谈到三十年代初期国防人民委员部情况的时候，我不能不提到部的党委员会的工作，它创造性地领导着我们各级党组织，享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各部和红军各监察部工作很积极主动，生气勃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和群众性文化教育工作都组织得很好。党的会议都开得生动活泼并富有自我批评精神。
　　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当时在骑兵部队中享有很高威信，因为它除了进行检查工作外，还组织了有教育意义的首长—司令部导演、野外演习以及交流军事训练先进经验的各种集训和作业。
　　总的说来，工农红军骑兵部队在军事训练方面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当编成新兵种的部队，特别是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时，从骑兵部队派去优秀的指挥干部，这绝不是偶然的。
　　根据在监察部我所担负的职务，我参加了制定各兵种的勤务部门的条令和教令的工作。
　　应当承认，工农红军各个条令的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每个条令都反映出军事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现代技术发展的水平，并考虑到了军事行动性质的变化。1924—1925年出版了第一批条令，这些条令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反映了军事改革后军队的变化。它们大多为暂行条令，包括内务条令，海军舰艇条令，红军骑兵、炮兵和装甲兵的战斗条令。
　　这些条令中的一个要点(这一点在1929年出版的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第二部分正师、军)中有最充分的反映)是要求把战斗看成是诸兵种合同战斗，认为战斗的胜利取决于诸兵种的协同行动。条令还规定了使用坦克、组织对坦克防御、对空防御和对化学防御，以及使用航空兵和工程兵的方法。
　　现在又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条令、教令，以代替或补充1924—1925年的条令。这些新的条令、教令包括：工农红军军队伪装暂行教令、工农红军空军战斗条令、电话电报勤务教令、水雷使用教令等。
　　为了以后不再回到这一伺题，我想提前在这里说一下，1926、年的暂行野战条令获得大家很高的评价。这本条令研究并阐述了进行现代战斗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整个说来，三十年代中期，红军已具备了先进合理的军事理论，这些理论在我们优秀的条令、教令中有充分的反映。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40
　　我在前面已说过，А·И·叶戈罗夫于1921年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参谋长。骑兵．监察部在工作上尽管同工农红军参谋部联系不多，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衷心欢迎叶戈罗夫担任这一职务。
　　我们认为，第一副人民委员М·Н·图哈切夫斯基，工农红军参谋长А·И·叶戈罗夫和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天才的军事理论家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都将是人民委员К·Е·伏罗希洛夫在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在骑兵监察部工作期间，我有幸得以亲近地接近М·Н·图哈切夫斯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第一次见到图哈切夫斯基还是在1921年镇压安东诺夫叛乱的时期。他具有匀称的运动员的体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仪表。早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常随身只带少数人出没于暗藏匪徒的地区。
　　现在，М·Н·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国防第一副人民委员，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同他相处时，他对军事科学问题的广泛知识使我感到惊讶。他是一个聪明博学的职业军人，对战术和战略问题有深刻的研究。М·Н·图哈切夫斯基对我国武装力量各个不同军种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十分了解，因此他能创造性地处理各种问题。
　　М·Н·图哈切夫斯基在战略和战术方面得出的一切原则性结论，都是以国内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依据的。他强调指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武装力量的组织和未来的作战方法有决定性影响。
　　早在三十年代，М·Н·图哈切夫斯基就曾提出警告，我们的头号敌人是德国，它正在加紧准备大规模战争，毫无疑问矛头首先是针对苏联。他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一再指出，德国正在建立一支强大的侵略军，包括强大的空军、空降部队和快速部队，主要是机械化部队和装甲坦克部队。他曾指出德国显著增长的军事工业潜力，及其大规模生产作战飞机和坦克的能力。
　　1931年夏季，在骑兵第1军野营中，我在骑兵第l师的骑兵团长Н·И·古谢夫和其他同志参加下，拟制了工农红军骑兵战斗条令草案(第一、二部分)。秋天，该草案在监察部讨论后，提交М·Н·图哈切夫斯基审查。
　　我同副部长И·Д·科索戈夫不止一次曾坚持条令中的某些条文。但我承认，我们常常在М·Н·图哈切夫的有分量的、说眼力很强的反对意见面前，不得不解除武装，并且对他为我们的条令草案所提出的卓越意见表示感谢。
　　经过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修正，条令出版了，为骑兵部队提供了良好的战斗训练教材。
　　我最后一次见到图哈切夫斯基是在1931年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在这次会上，他做了国际形势报告。М·Н·图哈切夫斯基令人信服地谈到我国威力的增长，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科学、技术的宽广前景和文化的繁荣。在谈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对建设新的国家和军队的作用时，他激动地回忆起列宁，过去他曾多次见到过列宁，并和列宁一起工作过。
　　在这次积极分子大会上，图哈切夫斯基提到他正在写作的论述战争新课题的论文集中的一些观点。当时我们在军事科学方面修养很差，听得都入迷了。М·Н·图哈切夫斯基是伟大的军事思想家，是红军优秀军事人员中的一颗灿烂的明星。
　　后来，在1936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М·Н·图哈切夫斯基在发言中再一次强调法西斯德国对我国的严重威胁。他在其生动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发言中，列举了德国军事力量的数字，认真地分析了德国的侵略野心。
　　骑兵监察部进行了大量工作，对骑兵部队和兵团的组织、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重新进行了研究。
　　经过部里长时间的讨论并与各骑兵兵团指挥员仔细商讨后，决定骑兵师编成内应有4个骑兵团、1个机械化团和1个炮兵团。骑兵团应由4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1个团属炮兵连、1个独立防空排、1个独立通信排、1个独立工兵排、1个独立化学排和有关后勤机构组成。炮兵团编成内应有1个122毫米榴弹炮营和1个76毫米加农炮营。机械化团装备有БТ—5式坦克。
　　这样一来，红军的骑兵装备了强大的技术兵器和火器，大大改变了骑兵的编制和作战方法。现在骑兵可以用编成内的火器和用坦克突击的方法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以粉碎当面之敌。
　　骑兵监察部所编写的新的战斗条令和各种守则，都考虑到了实施纵深战役和纵深战斗的基本原则。
　　创立纵深进攻战役的理论是我国军事学术的重要成就。总的说来，纵深进攻战役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坦克、航空兵、炮兵、空降兵，也就是说，使用现代化的、有良好技术装备的军队进行战斗。纵深战役的主要内容：第一项任务是对敌人的整个战术纵深同时实施突击，以突破敌人正面；第二项任务是立即将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该部队在空军协同下应向敌整个战役防御纵深进攻，直至全部消灭敌军集团为止。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整个战争将由数百万军队在广大空间进行，只有使用空军和炮兵摧毁敌整个防御纵深，加之对敌军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坚决的行动以合围并歼灭敌人，才能保证纵深战役的胜利。
　　指导红军指挥干部行动的军事科学随着新式技术装备和新式武器的出现，随着国家条件的改善，当然也随着潜在敌人的战斗力水平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党中央在用现代化兵器装备军队的同时，还帮助军事领导干部深入理解军事科学领域的变化。为此目的，政治局、总军事委员会曾系统地讨论了军事战略、战役学和陆海军技术改装方面的问题。这些会议通常都有各军区司令员、海军和空军司令员参加。会议得出的结论和观点照例通知陆海空军的全体领导干部。
　　我们这些在监察部工作的人认为，骑兵的改装、改编和掌握战斗条令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大多数骑兵部队当时都驻在极为重要的战略方向上并靠近国境线，这种情况要求骑兵具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一天，骑兵监察部第一副部长И·Д·科索戈夫找我去，告诉我。已向К·Е·伏罗希洛夫同志推荐，准备任命我为骑兵第4师师长。
　　И·Д·科索戈夫问我对这项任命有什么看法，是否愿意去白俄罗斯军区。我回答说，任命我担任这一著名的骑兵师的师长职务，我感到非常光荣。我熟悉白俄罗斯军区，我过去在那里工作了十年。我很熟悉骑兵第3军军长Л·Я·瓦伊涅夫，他是个能干的军事首长。
　　谈到这里，我与И·Д·科索戈夫的谈话就结束了。告别时，他告诉我说，С·М·布琼尼要找我谈一次。
　　这次谈话是在几天以后，在人民委员已签署了我的任职命令以后。在谈话结束的时候，С·М·布琼尼激动地对我说：
　　“第4师过去一直是优秀的骑兵师，它将来也应当是优秀的骑兵师!”
　　我高兴地指出，布琼尼同志的这一殷切的期望终于实现了。然而，为了使这个师再度进入优秀者的行列，全师人员，特别是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组织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在С·М·布琼尼的《光辉的路程》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骑兵第4师取得的辉煌胜利。在这里我只想谈一谈在我指挥这个光荣的师时我自己的几段回忆。
　　以К·Е·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命名的骑兵第4师是神奇的骑兵第1集团军的核心。在国内战争年代残酷的战斗中，这个师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41
　　1931年以前，这个师在列宁格勒军区，驻在以前沙皇时期近卫骑兵部队所驻的地方(加契纳、彼得戈夫、杰茨科耶谢洛)。骑兵第4师象在国内战争年代一样，仍然是我们优秀的骑兵师之一。这个师的成员珍惜自己师的光荣战斗传统，他们成功地培养年轻的骑兵战士具有崇高的责任感、忠于自己的职责。
　　1932年，这个师匆匆忙忙被调往白俄罗斯军区，驻在斯卢茨克城。后来我听说，这次变换驻地是因为紧迫的作战原因，但是在那个时期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师仓促凋往一个毫无；基础的地方。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师后来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自己建筑营房、马厩、司令部、住房、仓库和训练设备。因此，训练有素的优秀师变成了一支蹩脚的劳动部队。建筑材料不足、雨季和其他的不利条件使这个师未能及时做好过冬的准备。这对该师的总的状况和战备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纪律松懈了，常出现病马。
　　第3军(骑兵第4师在其编成内)的领导对第4师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因为该军编成内的其他部队也处于同样状态之下，都同样是仓促调到这个军区来的。
　　1933年春季，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И·П·乌博列维奇到部队经过短期视察后发现第4师处于很糟的状态。应当指出，当时司令员在营房建筑方面也没有给该师以应有的帮助，也没有注意部队所处的条件，而现在他把该师处于不良状态的主要责任全部推到第4师师长Г·П·克列特金的身上。
　　当然，作为师的单一首长，师长应对师的问题负责，但是，作为上级首长和老同志应当客观些。И·П·乌博列维奇性情急躁，他把骑兵第4师的情况报告了国防人民委员К·Е·伏罗希洛夫并要求立即撤换Г·П·克列特金师长。当然，该师有缺点，不过乌博列维奇渲染太过分了，他认为，这个师已没有战斗力并失去了优良的战斗传统。
　　接到И·П·乌博列维奇的报告后，К·Е·伏罗希洛夫很不高兴，因为他与这个师多年来有密切的关系，他曾不止一次在这个师的队伍里冲锋陷阵。这个师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有才干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第4师也是骑兵监察部长С·М·布琼尼的宠儿，过去是布琼尼组成了这个师，率领它出生入死。
　　К·Е·伏罗希洛夫把И·П·乌博列维奇报告给他的情况转告了С·М·布琼尼，要他物色一个新的师长。
　　这一天到来了，我和妻子、女儿坐上火车，又回到白俄罗斯我熟悉的地方。我熟悉白俄罗斯，我热爱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有优美的大自然，有奇异的森林，有湖泊、河流。我喜欢打猎、钓鱼，所以，非常高兴又回到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过去在白俄罗斯工作期间，曾研究过白俄罗斯的地形，从北端到南端。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多大的好处啊!但最主要的是，我在白俄罗斯军区有许多朋友，特别是在骑兵部队和兵团中。
　　确实，我对第4师了解很少。这个师我只在1931年去过一次，而且呆的时间很短。师里的人，除了师长Г·П·克列特金、政治副师长Н·А·尤格、师参谋长А·И·韦尔托格拉德斯基、机械化团团长В·В·诺维科夫和其他几个指挥员以外，我几乎都不认识。不了解自己的部属，不了解他们的优缺点，不了解干部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很好地领导部队，特别是领导大部队。
　　到斯卢茨克我们正碰上春季泥泞季节，车站上到处是泥，难以通行，在到达马车前，妻子的套鞋不止一次地陷在泥里。女儿艾拉坐在我肩膀上问道：
　　“这儿怎么没有人行道呢，象在索科利尼克我们家那儿一样?”
　　我回答说：
　　“这里也会有人行道和漂亮广场的，只是要等将来……”
　　我们一家人暂时被安顿在师化学兵主任В·М·德沃尔佐夫的一间八平方米的房间里。德沃尔佐夫非常客气，把这间房让给了我们，自己一家人住在一间小的房间里。我们大家都知道住房的困难，谁也没有要求更好的，更好的房子有待于我们自己来建造。
　　半小时以后，我来到师司令部，它就设在同一个院子里。师长Г·П·克列特金不在司令部，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迎接我。我当然理解他的心情，没有坚持立即见到他。
　　政治副师长Н·А·尤格和师参谋А·И·韦尔托格拉德斯基把师里的情况详细地向我作了介绍。对他们及时而详尽的介绍我非常感激，但对我来说，主要的是必须亲自到部队和分队彻底了解情况，弄清缺点之所在，找出原因，并同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一起确定克服缺点的途径。
　　当天我来到马内奇骑兵第19团，这是师里第一个、也是最老的团，团长是Ф·Я·科斯坚科，是个老骑兵。这个人过去我没有见过，但听说过许多关于这位善良的指挥员的事，他对于骑兵事业非常热心，经常参加当时在骑兵部队中很普遍的各种骑乘竞赛运动。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Ф·Я·科斯坚科被任命为第26集团军司令员，在乌克兰保卫国家边境。在他的指挥下，这个集团军的部队和兵团战斗非常顽强，在战争最初几天法西斯军队付出重大代价也未能突入乌克兰内地。但非常可惜，Ф·Я·科斯坚科没有能活到今天。他在哈尔科夫方向残酷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当时他是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他的长子彼得和他同时牺牲的。彼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我记得，彼得还完全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学习军事，他特别喜欢骑马和劈刺。科斯坚科为他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骑兵指挥员。他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在去过第19团以后，我又仔细地了解了骑兵第20、21、23团，骑炮兵第4团和机械化第4团，以及师的独立骑兵连的情况。驻在距斯卢茨克城20公里科纽赫村的骑兵第20团的情况最为严重。该团的团长是В·В·克留科夫，后来，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指挥一个骑兵军，并且在最高统帅的命令中不止一次受到表扬。这个团驻扎在国境线附近，担任师的前卫。
　　尽管条件很恶劣，但全团人员的情绪却很高。甚至军官的老婆，她们放弃了列宁格勒附近舒适的住房，也毫无怨言，只是对一件事不满，没有学校，孩子没有地方上学。
　　骑兵第21团的团长是И·Н·穆兹琴科。在独立骑兵第14旅时我认识了他，当时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担任团的副政治委员。伟大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在乌克兰指挥第6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利沃夫。由于当时情况的变化，И·Н·穆兹琴科在战争初期的遭遇是不佳的。在优势敌人的强攻下，他被迫向乌克兰腹地退却，途中受重伤被俘，整个战争是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度过的。
　　骑兵第21团在组织性、执勤和一般制度方面，给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可以看出，团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在组织工作方面做得不错。
　　骑兵第23团的团长是Л·Н·萨科维奇。这是一个无可指责的正直且纪律性很强的人，是我们党的忠诚儿子和勇敢的军人。Л·Н·萨科维奇1942年5月27日在哈尔科夫战役中牺牲了，当时他是骑兵第28师师长。
　　机械化第4团的团长是В·В·诺维科夫。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В·В·诺维科夫指挥过机械化军，不止一次在最高统帅的命令中受到表扬。В·В·诺维科夫是骑兵集团军的老兵，长期担任过骑兵第4师作战处长。机械化第4团的政治委员是杰出的布尔什维克А·С·津钦科，也是骑兵第1集团军的老战士，从该集团军成立之初，他就在它的旗帜下英勇战斗。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А·С·津钦科曾担任过几个方面军大医院的政治委员。
　　从机械化第4团中培养出了不少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他们现在在总参谋部、国防部各部和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过去他们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而现在他们成了出色的军事专家、校官和将官。
　　机械化部队，特别是机械化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可是在战前建立机械化军是相当不容易的。在这里我想讲几句机械化军产生的过程，建立机械化军这是我军的首创。
　　1929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的报告)通过决议，决议中指出：
　　“由于装甲武器是一种新式武器，我们对它无论在战术使用上(单独使用或与步兵、骑兵协同使用)或是最有利的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在1929—1930年组成常备试验机械化部队。”
　　根据这个决议，在1929年组成了试验机械化团。这个团当年就参加了在我们白俄罗斯军区举行的集团军演习。演习的领导是К·Е·伏罗希洛夫、Б·М·沙波什尼科夫和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
　　1930年这个团扩编为一个机械化旅，也立即参加了军区的演习。1932年组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化军，每个军编成内包括2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机枪旅和1个独立高炮营。每个军有500多辆坦克和200多辆装甲汽车。到1936年初，已建成4个机械化军，6个独立机械化旅，6个独立坦克团，骑兵师内编有15个机械化团，在步兵师内编有80多个坦克营和坦克连。
　　我们建立了第一批机械化兵团并进行了试验，这为进一步发展我们大规模使用机械化军队的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42
　　在视察机械化第4团时，我们一开始就发出战斗警报。当然，这是团的领导没有估计到的，因为这个团的最后几列车刚刚从列宁格勒军区到达这里。第一次见面就不得不向分队指挥员说明，机械化团的主要任务是能够迅速展开，熟习技术兵器，掌握装甲坦克武器射击的特殊技能。发出战斗警报是在雨夜，当然不出所料，发现了不少缺点，特别是在不熟习的地形上驾驶和射击方面存在着缺点。
　　到部队调查的同时，我也仔细了解了师司令部和分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情况。
　　在司令部和政治处对部队的具体领导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对于部队的军事训练缺乏必要的监督，对执行命令缺乏应有的严格要求。特别是未能及时研究、总结和推广军事训练中的先进经验。每个部队都是“闭门造车”，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某个部队经过巨大的努力“发现了”某项训练的较完整的新办法，可是这个办法在另一个部队早已是老办法了。
　　前面我已经说过，师参谋长是А·И·韦尔托格拉德斯基。他在军事上很有修养，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领导师政治处的是Н·А·尤格，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不久，他被提升为骑兵第3军政治副军长，调往明斯克。
　　同师的领导干部讨论了我视察的结果以后，我们决定，首先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分析师里存在的优缺点。然后，准备召开扩大的全师各级领导干部大会，吸收司务长参加，因为司务长在组织全部内务勤务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开得很成功。在党员的发言中反映出一种要求立即克服现存缺点的决心，并对那种把纪律松懈、军事训练差归罪于客观条件的情绪进行了严厉批评。
　　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出，师之所以走下坡路是因为政治工作薄弱，军事训练没有抓紧。作业学习几乎全停了，因为全部力量投入了营房建设。应当立即按计划组织军事训练，全面展开党政工作，至于营房建设和其他事务性工作，按计划用专门规定的日子来完成。此外，我们希望军区领导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援。
　　党的积极分子大会的意见和师领导的建议受到各级领导干部会议的欢迎和支持。
　　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们准备集中主要力量对各级指挥干部进行教学法训练。我们负责进行战术训练的一系列示范作业。射击训练的示范作业，我们委托第21团实施；骑术示范作业由第19团和骑术专家Ф·Я·科斯坚科负责；队列训练和体育训练示范作业由В·В·克留科夫实施；对训练初级指挥人员的示教作业由第23团准备和实施；而骑炮兵第4团和机械化第4团则实施在进攻战斗中炮兵和坦克同骑兵协同动作的作业。
　　实施作业以前，还必须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教学法研究工作，因为只有作业水平很高才能给观看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的作业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战术训练方面，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亲自对中上级指挥人员进行训练。根据我多年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只有在战术上很有修养的指挥员在平时才能训练出能征善战的部队，在战时才能以最少的牺牲获取胜利。
　　我想再强调——次，我本人始终非常重视战术训练，认为战术训练是全部军事训练的最重要部分。我在长期的军队生活中，从普通士兵到国防部长，始终不倦地努力学习战术。
　　师大部分训练时间在野外，仔细研究在复杂条件下战斗的组织和实施。向出发地位的急行军，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置，对领导干部的锻炼很有益处。我们不断培养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善于在战斗中灵活指挥部队的本领，没有这种本领，在现代战斗情况急剧变化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消灭敌人。
　　骑兵在当时是地面部队中机动力最强的人数众多的兵种。骑兵适于用来迅速迂回：包围或对敌人翼侧和后方进行突击。在遭遇战条件下，它必须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迅速对敌人开火，主力迅速进入冲击出发地域并能不停顿地追击退却的敌人。
　　骑兵有了装甲武器的加强，骑炮团有了榴弹炮，就不但能够摧垮敌人的抵抗，而且还能完成进攻战斗的任务，和实施顽强的防御。
　　当然，掌握新式技术兵器，特别是在作战中使用新式技术兵器不总是那么顺利。许多红军战土和指挥员文化水平不高是一个障碍，技术上常出事故、发生问题，加之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技术知识的必要性，另外技术干部又很缺乏。必须改造旧的兵种，建立新的兵团，把一些步兵和骑兵指挥员训练成飞行员和坦克手，同时要经常保持军队的战斗准备以防遭受侵略。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还要进行军队的改编。
　　然而另一方面，新的技术兵器很有吸引力，开辟了新的天地，在部队指战员中激起了广泛的兴趣。通过印刷品、广播，借助于电影广泛地传播了军事技术知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踊跃参加军事技术小组(当时在陆海军中有近5，000个军事技术小组，仅我们军区1932年在这种小组和训练班中学习的占全体人员的80％)学习，听军事技术问题报告，参加各种技术和武器知识竞赛。
　　在部队里到处可以看见共青团组织的宣传技术知识的壁报、图片展览。部队中还经常组织简短的会议，讨论技术兵器的保管问题，讨论新出版的军事技术书籍，组织技术兵器的参观，开展争当优秀射手的群众运动。
　　在共青团中央和各种志愿国防协会的协助下，组织适龄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在1934—1935年，有150多万男女青年学习发动机技术达到合格标准，有100万男女青年学习防空和防化学达到合格标准。
　　一句话，当时党的号召“掌握技术!”成为军队党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活动中的主要内容。这样一来，指战员不仅掌握了技术，还进一步努力改革技术，仅我们军区1933年就实现4，000多项改进技术的合理化建议。当然，这种活动受到了大力鼓励。
　　我们认为，训练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使他们掌握突然遇到敌人时指挥部队的本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通过通常采用的书面命令、电话或一切有线通信工具进行指挥，只能采用无线电指挥，只能下达简短的战斗命令，象当时骑兵喜欢说的“在马鞍上指挥”。
　　在师团各级指挥人员的战术训练中，我们努力培养他们善于隐蔽部队和分队的行动，以保障对敌人进行突击时的突然性。
　　我直到现在也忘不了我们在1933年所进行的一次极有趣的对抗演习。
　　演习中，防御一方是И·Н·穆兹琴科指挥的加强的骑兵第21团，这个团比进攻一方骑兵第20团早两天进入阵地，利用这两天时间在整个战术纵深内组织防御。骑兵第20团对于即将进行的演习一无所知，对于骑兵第21团已进入阵地组织防御也不知道，只在听到战斗警报后，进行紧急集合。
　　在集合地域给骑兵第20团加强了一个坦克连和一个骑兵榴弹炮兵营。在这里向团的领导介绍了战术情况，要求该团立即行动。骑兵第20团担任师的先遣支队必须立即进行46公里的行军，以便夺取登陆场，该地骑兵第2l团已构筑防御工事。
　　日终时，骑兵第20团的先头分队与骑兵第2l团的战斗警戒发生接触。天已黑了。骑兵第20团没有来得及在天黑以前对“敌人”防御进行侦察，团长В·В·克留科夫定下决心，在夜里对“敌人”进行侦察，拂晓开始进攻。当然，当时也不可能采取其他决心。
　　经验证明，战斗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指挥员及司令部对进攻的准备是否充分，是否有坚定的目的性。在这一复杂的工作中，起首要作用的是侦察。弄清了敌人的部署、兵力和兵器，以及敌人所在地方的地形特点，就可以准确地判断敌人行动的方式。
　　根据经验，我深知仔细侦察的重要性。特别是要在拂晓向敌人防御发起进攻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夜晚，敌人很容易在夜暗掩护下变更战斗队形。在对付有经验的敌人时，仔细侦察显得特别必要。
　　骑兵第20团团长В·В·克留科夫自然在理论上也知道这一切，但在行动上表现出不能容忍的疏忽大意，他没有估计到他的“敌人”也有自己的战斗任务：阻止当面之“敌”突破，当条件有利时，消灭该“敌”。
　　骑兵第21团团长И·Н·穆兹琴科决定：
　　1．天黑之前，以前沿和炮兵的火力粉碎“敌人”突破防御阵地的企图，不使“敌人”楔入第一阵地；
　　2．天黑以后，借战场枪炮声的掩护并采取严格的伪装隐蔽措施，将本团的战斗队形撤至预先构筑好的第二防御阵地；
　　3．为了使“敌人”不致识破自己一方的机动，直至拂晓前才撤出团防御前沿第一道堑壕的部队，留下侦察群观察“敌人”的行动。
　　天黑以后，骑兵第20团团长向21团防御前沿派出加强的侦察群。侦察群遭到防御一方的射击，卧倒在铁丝网前，开始进行观察。这一夜骑兵第20团团长不断收到例行报告，证明“敌人”仍然呆在第一道堑壕内并准备抓俘虏。第20团团长В·В·克留科夫相信，“敌人”在工事内，将利用已占领的阵地进行防御。
　　拂晓，经过炮火准备后，第20团团长感到胜利在望，发出了开始进攻的信号。炮兵火力加强，发起了勇猛的冲击。坦克快速地从行进中通过第一道堑壕，冲向第二道堑壕。第一道堑壕已被占领。可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坦克停止前进了呢?
　　骑兵第20团团长向演习总导演报告说：“师长同志，请允许我亲自到前面去看一看，为什么冲击部队都停下来了。”
　　“那好吧，眼见为实嘛，去看一看，弄清楚一下吧!”
　　В·В·克留科夫在第二道堑壕碰到了第2连连长Э·М·布什。
　　“怎么回事，为什么停止前进?”
　　“团长同志，我正在同坦克连连长商量，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做什么?粉碎‘敌人’呗!”
　　“可是这里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那‘敌人’到哪儿去啦?整个晚上侦察向我报告，‘敌人’在此进行防御。”
　　任调理员的坦克手向团长报告说，“请允许我报告，堑壕里一根棍子上挂着一个纸条，也许它能说明点问题”。
　　团长接过纸条，大声读道：
　　“向你们问好，来找我们吧，我们象风一样无影无踪啦。奉劝你们以后眼睛睁大点!”
　　听到这段话，在场的人茫然若失。骑兵第21团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欺骗性的机动，使进攻一方把弹药倾泻在空地上，这使进攻者处于很窘的境地，何况现在他们也搞不清，“敌人”到哪儿去了呢?
　　骑兵第20团团长的调理员Ф·Я·科斯坚科讽刺地说：“这是И·Н·穆兹琴科有意为你克留科夫安排的一幕喜剧。”
　　В·В·克留科夫看一看手中的地图，再看一看当面的地形，失声喊道：“糟糕的还在后头呢!”就在这时，好象是证实他的话似的，调理员显示骑兵第21团的炮兵对骑兵第20团停止不前的战斗队形进行炮击。
　　第20团搞得狼狈不堪。
　　在演习结束后的讲评中，对双方的行动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特别是对骑兵第20团的错误，也就是在侦察中表现出的不合容忍的消极被动的做法进行了分析。至于第2l团的行动，他们被树为进行欺骗性行动的范例。
　　这次演习长时间给参加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以不同的方案多次进行了这类演习。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44
　　在视察机械化第4团时，我们一开始就发出战斗警报。当然，这是团的领导没有估计到的，因为这个团的最后几列车刚刚从列宁格勒军区到达这里。第一次见面就不得不向分队指挥员说明，机械化团的主要任务是能够迅速展开，熟习技术兵器，掌握装甲坦克武器射击的特殊技能。发出战斗警报是在雨夜，当然不出所料，发现了不少缺点，特别是在不熟习的地形上驾驶和射击方面存在着缺点。
　　到部队调查的同时，我也仔细了解了师司令部和分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情况。
　　在司令部和政治处对部队的具体领导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对于部队的军事训练缺乏必要的监督，对执行命令缺乏应有的严格要求。特别是未能及时研究、总结和推广军事训练中的先进经验。每个部队都是“闭门造车”，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某个部队经过巨大的努力“发现了”某项训练的较完整的新办法，可是这个办法在另一个部队早已是老办法了。
　　前面我已经说过，师参谋长是А·И·韦尔托格拉德斯基。他在军事上很有修养，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领导师政治处的是Н·А·尤格，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不久，他被提升为骑兵第3军政治副军长，调往明斯克。
　　同师的领导干部讨论了我视察的结果以后，我们决定，首先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分析师里存在的优缺点。然后，准备召开扩大的全师各级领导干部大会，吸收司务长参加，因为司务长在组织全部内务勤务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开得很成功。在党员的发言中反映出一种要求立即克服现存缺点的决心，并对那种把纪律松懈、军事训练差归罪于客观条件的情绪进行了严厉批评。
　　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出，师之所以走下坡路是因为政治工作薄弱，军事训练没有抓紧。作业学习几乎全停了，因为全部力量投入了营房建设。应当立即按计划组织军事训练，全面展开党政工作，至于营房建设和其他事务性工作，按计划用专门规定的日子来完成。此外，我们希望军区领导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援。
　　党的积极分子大会的意见和师领导的建议受到各级领导干部会议的欢迎和支持。
　　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们准备集中主要力量对各级指挥干部进行教学法训练。我们负责进行战术训练的一系列示范作业。射击训练的示范作业，我们委托第21团实施；骑术示范作业由第19团和骑术专家Ф·Я·科斯坚科负责；队列训练和体育训练示范作业由В·В·克留科夫实施；对训练初级指挥人员的示教作业由第23团准备和实施；而骑炮兵第4团和机械化第4团则实施在进攻战斗中炮兵和坦克同骑兵协同动作的作业。
　　实施作业以前，还必须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教学法研究工作，因为只有作业水平很高才能给观看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的作业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战术训练方面，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亲自对中上级指挥人员进行训练。根据我多年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只有在战术上很有修养的指挥员在平时才能训练出能征善战的部队，在战时才能以最少的牺牲获取胜利。
　　我想再强调——次，我本人始终非常重视战术训练，认为战术训练是全部军事训练的最重要部分。我在长期的军队生活中，从普通士兵到国防部长，始终不倦地努力学习战术。
　　师大部分训练时间在野外，仔细研究在复杂条件下战斗的组织和实施。向出发地位的急行军，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置，对领导干部的锻炼很有益处。我们不断培养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善于在战斗中灵活指挥部队的本领，没有这种本领，在现代战斗情况急剧变化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消灭敌人。
　　骑兵在当时是地面部队中机动力最强的人数众多的兵种。骑兵适于用来迅速迂回：包围或对敌人翼侧和后方进行突击。在遭遇战条件下，它必须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迅速对敌人开火，主力迅速进入冲击出发地域并能不停顿地追击退却的敌人。
　　骑兵有了装甲武器的加强，骑炮团有了榴弹炮，就不但能够摧垮敌人的抵抗，而且还能完成进攻战斗的任务，和实施顽强的防御。
　　当然，掌握新式技术兵器，特别是在作战中使用新式技术兵器不总是那么顺利。许多红军战土和指挥员文化水平不高是一个障碍，技术上常出事故、发生问题，加之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技术知识的必要性，另外技术干部又很缺乏。必须改造旧的兵种，建立新的兵团，把一些步兵和骑兵指挥员训练成飞行员和坦克手，同时要经常保持军队的战斗准备以防遭受侵略。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还要进行军队的改编。
　　然而另一方面，新的技术兵器很有吸引力，开辟了新的天地，在部队指战员中激起了广泛的兴趣。通过印刷品、广播，借助于电影广泛地传播了军事技术知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踊跃参加军事技术小组(当时在陆海军中有近5，000个军事技术小组，仅我们军区1932年在这种小组和训练班中学习的占全体人员的80％)学习，听军事技术问题报告，参加各种技术和武器知识竞赛。
　　在部队里到处可以看见共青团组织的宣传技术知识的壁报、图片展览。部队中还经常组织简短的会议，讨论技术兵器的保管问题，讨论新出版的军事技术书籍，组织技术兵器的参观，开展争当优秀射手的群众运动。
　　在共青团中央和各种志愿国防协会的协助下，组织适龄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在1934—1935年，有150多万男女青年学习发动机技术达到合格标准，有100万男女青年学习防空和防化学达到合格标准。
　　一句话，当时党的号召“掌握技术!”成为军队党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活动中的主要内容。这样一来，指战员不仅掌握了技术，还进一步努力改革技术，仅我们军区1933年就实现4，000多项改进技术的合理化建议。当然，这种活动受到了大力鼓励。
　　我们认为，训练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使他们掌握突然遇到敌人时指挥部队的本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通过通常采用的书面命令、电话或一切有线通信工具进行指挥，只能采用无线电指挥，只能下达简短的战斗命令，象当时骑兵喜欢说的“在马鞍上指挥”。
　　在师团各级指挥人员的战术训练中，我们努力培养他们善于隐蔽部队和分队的行动，以保障对敌人进行突击时的突然性。
　　我直到现在也忘不了我们在1933年所进行的一次极有趣的对抗演习。
　　演习中，防御一方是И·Н·穆兹琴科指挥的加强的骑兵第21团，这个团比进攻一方骑兵第20团早两天进入阵地，利用这两天时间在整个战术纵深内组织防御。骑兵第20团对于即将进行的演习一无所知，对于骑兵第21团已进入阵地组织防御也不知道，只在听到战斗警报后，进行紧急集合。
　　在集合地域给骑兵第20团加强了一个坦克连和一个骑兵榴弹炮兵营。在这里向团的领导介绍了战术情况，要求该团立即行动。骑兵第20团担任师的先遣支队必须立即进行46公里的行军，以便夺取登陆场，该地骑兵第2l团已构筑防御工事。
　　日终时，骑兵第20团的先头分队与骑兵第2l团的战斗警戒发生接触。天已黑了。骑兵第20团没有来得及在天黑以前对“敌人”防御进行侦察，团长В·В·克留科夫定下决心，在夜里对“敌人”进行侦察，拂晓开始进攻。当然，当时也不可能采取其他决心。
　　经验证明，战斗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指挥员及司令部对进攻的准备是否充分，是否有坚定的目的性。在这一复杂的工作中，起首要作用的是侦察。弄清了敌人的部署、兵力和兵器，以及敌人所在地方的地形特点，就可以准确地判断敌人行动的方式。
　　根据经验，我深知仔细侦察的重要性。特别是要在拂晓向敌人防御发起进攻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夜晚，敌人很容易在夜暗掩护下变更战斗队形。在对付有经验的敌人时，仔细侦察显得特别必要。
　　骑兵第20团团长В·В·克留科夫自然在理论上也知道这一切，但在行动上表现出不能容忍的疏忽大意，他没有估计到他的“敌人”也有自己的战斗任务：阻止当面之“敌”突破，当条件有利时，消灭该“敌”。
　　骑兵第21团团长И·Н·穆兹琴科决定：
　　1．天黑之前，以前沿和炮兵的火力粉碎“敌人”突破防御阵地的企图，不使“敌人”楔入第一阵地；
　　2．天黑以后，借战场枪炮声的掩护并采取严格的伪装隐蔽措施，将本团的战斗队形撤至预先构筑好的第二防御阵地；
　　3．为了使“敌人”不致识破自己一方的机动，直至拂晓前才撤出团防御前沿第一道堑壕的部队，留下侦察群观察“敌人”的行动。
　　天黑以后，骑兵第20团团长向21团防御前沿派出加强的侦察群。侦察群遭到防御一方的射击，卧倒在铁丝网前，开始进行观察。这一夜骑兵第20团团长不断收到例行报告，证明“敌人”仍然呆在第一道堑壕内并准备抓俘虏。第20团团长В·В·克留科夫相信，“敌人”在工事内，将利用已占领的阵地进行防御。
　　拂晓，经过炮火准备后，第20团团长感到胜利在望，发出了开始进攻的信号。炮兵火力加强，发起了勇猛的冲击。坦克快速地从行进中通过第一道堑壕，冲向第二道堑壕。第一道堑壕已被占领。可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坦克停止前进了呢?
　　骑兵第20团团长向演习总导演报告说：“师长同志，请允许我亲自到前面去看一看，为什么冲击部队都停下来了。”
　　“那好吧，眼见为实嘛，去看一看，弄清楚一下吧!”
　　В·В·克留科夫在第二道堑壕碰到了第2连连长Э·М·布什。
　　“怎么回事，为什么停止前进?”
　　“团长同志，我正在同坦克连连长商量，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做什么?粉碎‘敌人’呗!”
　　“可是这里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那‘敌人’到哪儿去啦?整个晚上侦察向我报告，‘敌人’在此进行防御。”
　　任调理员的坦克手向团长报告说，“请允许我报告，堑壕里一根棍子上挂着一个纸条，也许它能说明点问题”。
　　团长接过纸条，大声读道：
　　“向你们问好，来找我们吧，我们象风一样无影无踪啦。奉劝你们以后眼睛睁大点!”
　　听到这段话，在场的人茫然若失。骑兵第21团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欺骗性的机动，使进攻一方把弹药倾泻在空地上，这使进攻者处于很窘的境地，何况现在他们也搞不清，“敌人”到哪儿去了呢?
　　骑兵第20团团长的调理员Ф·Я·科斯坚科讽刺地说：“这是И·Н·穆兹琴科有意为你克留科夫安排的一幕喜剧。”
　　В·В·克留科夫看一看手中的地图，再看一看当面的地形，失声喊道：“糟糕的还在后头呢!”就在这时，好象是证实他的话似的，调理员显示骑兵第21团的炮兵对骑兵第20团停止不前的战斗队形进行炮击。
　　第20团搞得狼狈不堪。
　　在演习结束后的讲评中，对双方的行动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特别是对骑兵第20团的错误，也就是在侦察中表现出的不合容忍的消极被动的做法进行了分析。至于第2l团的行动，他们被树为进行欺骗性行动的范例。
　　这次演习长时间给参加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以不同的方案多次进行了这类演习。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45
　　1935年骑兵第4师调出骑兵第3军，编入骑兵第6军。Е·И·戈里亚切夫被任命为第6军军长。从1936年4月起，骑兵第4师改名为顿河哥萨克第4师并规定厂哥萨克的制服。
　　我曾有机会多次参加军区的演习。但我是通过参加军区的大演习，才获得那些特别宝贵的战役战术经验的。应当感谢司令员И·П·乌博列维奇、军区参谋长Б·И·博布罗夫、军区军训部长Н·А·舒莫维奇及军区司令部，他们组织的演习很有教育意义，出色地推演双方的动作，做了很好的总结。
　　1936年的演习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强渡别列津纳河，这条河就是1812年拿破仑把从俄国撤退的大军的残余部分丧失殆尽的那条河。
　　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次演习，国防人民委员К·Е·伏罗希洛大及其他军事首长要到场。自然，参加演习的每一个部队，每一个兵团都希望能见到К·Е·伏罗希洛夫。而我们顿河哥萨克第4师的指挥员认为，人民委员一定会到我们师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什么时候能来呢?我们希望能碰上一个好天气，那样，我们大家看起来也精神些、好看些。但事与愿违，那一天却是秋天常遇到的天气，雨下个没完。
　　我们把全师集中在渡河地域，妥善地隐蔽在距别列津纳河4—5公里的森林地带后，把指挥员召集到指挥所，准备给他们做关于强渡江河以后同友邻部队进行战术协同的口头指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地图，几辆汽车已开到指挥所前。从第一辆汽车走出К·Е·伏罗希洛夫、А·И·叶戈罗夫和И·П·乌博列维奇。我向人民委员报告了自己的职务和姓名以后，又简要地向他报告说，第4师已做好强渡江河的准备，现在各部队指挥员集合在这里听取最后的指示。
　　“很好，”人民委员说，“我们也听一听你的指示。”
　　К·Е·伏罗希洛夫非常仔细地询问了强渡江河中坦克在超过БТ—5式坦克自身高度的深水中行进的问题。机械化团团长做了仔细的说明，然后，伏罗希洛夫转向部队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他过去在骑兵集团军中认识的人。
　　他说：“我们的骑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在国内战争时期，我同布琼尼在整个骑兵集团军中只有几辆原始的装甲车，而现在呢，每一个骑兵师就有一整团出色的坦克，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复杂的江河障碍。怎么样，我的老朋友，你对坦克怎么看法?”他问Ф·Я·科斯坚科，“坦克不会使我们上当吧?也许马匹更可靠，嗯?”
　　“不，伏罗希洛夫同志，”Ф·Я·科斯坚科说，“马匹、马刀和长矛我们目前还不能抛弃，我认为放弃骑兵现在还为时过早，它还能为祖国服务。但是我们应对坦克给予充分注意，它是新型的快速机动兵种。”
　　“你怎么看呢，政治委员?”他转而问А·С·津钦科，津钦科也是他在骑兵第1集团军的老相识。
　　“我认为科斯坚科的意见是对的，”津钦科回答说，然后他又补充道，“如果我对装甲坦克兵器的前途表示怀疑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可怜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合格的机械化团的政治委员了。我认为，应尽快地发展机械化部队，特别是坦克兵团，而目前我们还太少。”
　　“怎么样，叶戈罗夫同志，”К·Е·伏罗希洛夫转向总参谋长说，“我们不打扰他们啦。祝你们大家一切顺利，我们还要见面的，以后再谈吧。”
　　我们明白，人民委员要亲自观看我们强渡江河，因为这些汽车已开往我们师即将行动的地域。在30分钟的炮火准备以后，本师各部队的先遣支队在宽大正面上接近河岸。一个中队的飞机沿河岸低低飞过，施放烟幕，成功地遮断了“敌人”的视线，掩护登陆兵第—梯队的行动。当烟幕开始消散时，先头分队已在对岸巩固下来。有的地方传来广‘乌拉”声、连续不断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当烟幕完全消散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机械化团的15辆坦克已爬上“敌”岸，在行进中进行射击，迅速接近了在已夺取的登陆场上实施进攻的分队。不久，全师都到达对岸，击退了“敌人”，顺利地向前推进。
　　在讲评时，人民委员对我们师给了很高的评价，他热烈赞扬我们的渡河组织工作做得很好，赞扬坦克手的创新精神，他们敢于渡过象别列津纳河这样深的河流。
　　我们叫各团开会向战士、军士和指挥员传达了这一讲话。他们久久不肯散会，继续畅谈演习中的感想。
　　第二天一早，举行阅兵式。天气非常的好，太阳温暖了我们的心。所有参加军区大演习的部队站好了队，等待下达“立正”口令，欢迎国防人民委员。
　　我以为我们顿河哥萨克第4师各部队的指挥员会比其他人更为激动些。但是，不，士兵的脸上，指挥员的脸上，都很平静并充满了信心，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下达了“立正!”“向右看!”的口令，国防人民委员正向部队走来。
　　听取了军区司令员И·П·乌博列维奇的简短报告以后，人民委员开始检阅。检阅过步兵后，我们师的乐队奏起了欢迎曲。人民委员骑着一匹火红色的马，用伸长跑步向我们师跑来。来到马内奇骑兵第19团旁边时，К·Е·伏罗希洛夫第一次停下来，他曾不止一次同这支部队一起向白卫军和波兰白匪军冲锋陷阵。
　　“同志们，你们好!”他用一种特别亲切的声音向战士们问好，环视了战士一眼。
　　检阅过我们第4师以后，人民委员以同样的步伐驰向琼加尔哥萨克第6师。这个师在国内战争年代同样功勋卓著，这个师伺我们师肩并肩地在骑兵第1集团军的旗帜下共同战斗。
　　然后，К·Е·伏罗希洛夫登上检阅台，发表了讲话，他简要地讲了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分析了国际形势，强调进一步加强国防的必要性，并祝贺大家胜利地完成了秋季演习。讲话完毕后，在乐队响亮的乐曲声中，步兵踏步前进，在步兵后面行进的是骑兵。
　　在阅兵中成分列式行进时，骑兵通常采用快步，而这一次我们得到司令员的允许，采用马场跑步。可是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快接近人民委员站立的检阅台时，马场跑步变成了伸长跑步，而当机枪车的行列到来时，他们的步伐加快成了袭步。С·К·铁木辛哥开始不安了，他向我这边望了一眼，而我这时已无能为力了。机枪车象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向前冲。当时我只担心一件事：机枪车的车轮可别脱落下来。在莫斯科的阅兵式就曾发生过这种事。我偷看了一眼人民委员，松了一口气，他在微笑，正向师的勇敢的机枪手们挥手致意。
　　在往后的几年里，我们师每年都参加军区的演习。每次去以前我们都有充分的准备，而且每次都获得上级的嘉奖。
　　我在这里想叙述一次在军区大演习以前我们进行的演习。这次演习是在军区司令员И·П·乌博列维奇和副司令员С·К·铁木辛哥亲自领导下在斯卢茨克附近举行的。
　　演习题目是《步兵师与骑兵师的遭遇战》。
　　当时的步兵师已是装备良好的战斗兵团。在十年以前，步兵师编制上是12，800人，装备有54门火炮，189挺重机枪和81挺轻机枪，完全没有坦克和高射兵器，而1935年的步兵师，编制人员与过去大致相同，可是装备有57辆坦克、近100门火炮、180挺重机枪、350多挺轻机枪和18挺高射机枪。
　　演习是在九月的一个清晨开始的。那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战士们精神振奋，情绪饱满。我们在头天晚上向全体人员介绍了战术想定，整个一个晚上，全师做好了演习准备。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任务是夺取并通过隘路。
　　这个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先头部队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越过大片沼泽地以后，是一片在战术上有重要意义的高地，那里有开阔的视界。地形本身就能保证本师部队沿宽大正面展开，而这一点在遭遇战条件下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决定派遣机械化第4闭的部分兵力作为师的先遣支队，其中包括轻型坦克、装甲车、摩托化步兵和炮兵分队。这样一支机动力很强的先造支队可以保障迅速夺取和通过隘路，下一步前出至极为重要的地区，可以使我们尽快地与“敌人”接触。
　　我们沿最近的距离，向前进方向上视界不好的地方派出了独立骑兵侦察群。根据刚收到的先遣支队发来的无线电信号，先头分队已通过隘路并前出至第一号地区，我们向师的主力发出无线电信号，命令他们立即开始按梯队通过隘路，以便前出至夺取主要地区的出发地域。
　　两小时以后，全部主力通过沼泽地，到达规定的方向。此时，师司令部和师的领导人位于师主力的中间。根据先遣支队及其侦察组的报告，我们得知，“敌人”分两路向我们开来：主要方向上的一路，有两个团和支援炮兵；另一路有一个团和加强炮兵。“敌人”的侦察群在其前卫前6—8公里。根据没有发现任何侦察飞机这一点来判断，我们深信，“敌人”目前还没有发现我们师的行动。
　　象往常一样，突然И·П·乌博列维奇(正集团军级)在С·К·铁木辛哥的陪同下，来到我们师司令部。
　　他问道：“关于‘敌人’你们得到一些什么情报?你师部队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我在自己的图上向他指出“敌人”的位置、我们师成什么队形、到了什么地方，并报告了自己的决心。И·П·乌博列维奇让我在他的图上指明并标出我准备从什么地方攻击“敌人”，以及各团的突击方向。
　　我告诉他说：“这是初步的决心，如果情况不发生大的变化的话。”
　　从С·К·铁木辛哥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们很满意。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И·П·乌博列维奇又问道：“你如何指挥各团?当接近敌人并发生战斗时，你在哪个部队?”
　　我回答说：
　　“师作战处长阿尔希波夫到右翼骑兵第20团，该团的任务是牵制‘敌人’一个步兵团。加强有师炮兵和坦克连的骑兵第19团将从正面进攻‘敌人’的主力。这里由副师长Н·М·德列叶尔(旅级)指挥。我师的主力应从‘敌人’翼侧迂回过去，从背后攻击‘敌人’。这里由我亲自指挥。我一直随主力行动到战斗结束。我们现在就准备到部队去，同时用无线电向部队发出简短命令。”
　　“祝你们胜利，”И·П·乌博列维奇说，然后同С·К·铁木辛哥一起坐上汽车往“敌人”方面去了。
　　正如我们所估计的那样，我骑兵第19、20团从正面与接近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大大地有利于我师主力判明情况。
　　我们的“敌人”呔疏忽大意了!我师主力迂回过去并在其背后展开，而他们毫无察觉。我们站在一个高地上，清楚地看到，“敌人”的一个步兵团正面向西正在与我骑兵第19团进行战斗，我19团占领的射击地区很好。“敌人”的另一个团正跨过耕地进行迂回，显然是企图攻击我骑兵第19团的翼侧。“敌人”把第19团当成我们的主力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坦克从小树林中层开成战斗队形，向前推进，师的主力跟随在坦克后面，成临战队形前进。坦克和炮兵开始猛烈射击。接着是震耳欲聋的“乌拉’声。象在遭遇战中常见的那样，后面的情况就难以弄清了。
　　究竟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呢?究竟哪一方动作较好、展开迅速、突击有力呢?我们只是在讲评中才知道的。讲评就在野外，由司令员И·П·乌博列维奇亲自进行。
　　И·П·乌博列维奇在指出步兵第4师的一系列严重缺点后，强调骑兵第4师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们骑兵师当然很高兴听到司令员对我们的赞扬，但同时对步兵第4师的失利内心感到不安。我们师和他们师同驻在一个卫戍区，是很亲密的朋友。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47
　　在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中，步兵第4师的领导又不走运。在特罗斯佳涅茨地域(距明斯克不远)，步兵第4师同其他几个师陷入了合围。而且不仅如此，它根本无法突出重围。这一次它主要的“敌人”，就象在斯卢茨克地域的演习一样，恰恰又是我们骑兵第4师。
　　应当说，突围是一种最困难、最复杂的战斗行动。要想迅速突破敌人的正面，领导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本领、坚强的毅力、严密的组织性，特别是卓越的指挥能力。
　　如果能做到：在突破地段隐蔽地重新部署部队，对敌战斗队形进行强大的炮兵和航空兵袭击、实施猛烈的突击，施放烟幕遮断敌炮兵的观察，这样才能保障突围的胜利。但很遗憾，该师的领导没有能做到这些。
　　И·П·乌博列维奇最后一次视察我们师是在1936年。
　　由于全师人员的共同努力，我师的情况非常好。师的政治教育、纪律性、组织性、经常的战备，都被评为“良好”、“优秀”。И·П·乌博列维奇是不轻易赞扬人的，这次他热烈地嘉奖全体人员并奖给许多人珍贵的礼品。
　　1937年6月，И·П·别洛夫(正集团军级)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他对战役方面的问题深有研究。参谋长是А·М·佩列梅托夫，集团军政委А·И·梅齐斯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今天我回顾过去，应当承认，И·П·乌博列维奇是一个杰出的军区司令员。И·П·乌博列维奇和他所领导的军区司令部在提高兵团指挥员及其司令部的战役战术水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是任何一个军区司令员所无法比拟的。
　　我担任师长四年多，这些年里我只有一个信念：使我所指挥的师成为红军部队中最好的师、最先进的师。我对师的训练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精力和心血，使它摆脱落后状态，教会指挥干部和司令部掌握现代战术，掌握组织和指挥分队、部队和师的方法。
　　我并不是说，我们当时一切都做好了。我们有错误、有漏洞、有失算的地方，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师的训练方面，我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当时已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全部贡献了出来。
　　军队在1929—1936年这段时间里，主要是贯彻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在我国经济繁荣、科学技术获得很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的陆海空军装备了新的兵器，健全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开展了干部的技术训练。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极大地巩固了的我国人民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统一，这对于培养军队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这一章以及以前一些章节里，我有意不止一次地谈到各种演习。这是因为掌握新式技术兵器，掌握各种极为复杂的军事知识，在这几年是军队中的主要问题。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国防人民委员部在中央和军区的各级组织、高中初级指挥干部、政治工作机关、党团组织、各兵种的战士，大家都顽强地、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地、热情地完成苏共(布)中央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规定的掌握新技术和由此而产生的新战术的任务。许多飞行员相当出色地掌握了飞行技术，在地面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中涌现出几千名成绩优秀者。
　　当然，并不是到处都百事如意。许多地方对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训练较差，不少部队指挥很不得力，司令部还没有学会迅速而准确地组织各兵种在战斗中的协同动作。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大家顽强地工作，最近几年来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在掌握军事学术方面有了很大的好转。
　　1936年，我们白俄罗斯军区为检查部队的军事训练情况而举行的秋季大演习就是这种好转的显著标志。这次大演习有装备着新式技术兵器的大兵团参加。指挥员和部队总的来说都表现出已善于在情况迅速变化的条件下指挥各兵种的协同作战。我们这次演习以及其他的各种演习都显示出红军不断增长的威力，红军已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
　　我调任骑兵第3军军长以后，骑兵第21团团长И·Н·穆兹琴科被提升为师长。
　　三十七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当时同我在顿河哥萨克第4师一起工作过的指挥员、战士仍在我脑子里保留着最美好的回忆。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48
　　第六章 白俄罗斯军区骑兵第3军和第6军
　　1937年到来了。苏维埃政权存在了20年，这20年是艰苦斗争、辉煌胜利的20年，经济和文化有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都取得成就，这一切证明十月革命思想的伟大。
　　在这短短的历史时期里，做了非常多的、空前多的事情。在我国工业化开始以前，我国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英国水平的四分之一，相当于德国的五分之一，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2)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期间，涌现出许多新的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7年苏联全部工业的总产值几乎为1929年的4倍。如果拿1913年同战争发生前一年1940年相比，那么1940年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的总产值为1913年的35倍。在战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了近9，000个大型工业企业，在我国的东部建立了新的强大的工业基地，这个工业基地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起了很大作用。总的来说，苏联在工业生产的数量方面，重新建立的企业的技术装备方面，一跃而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当今天同青年人谈起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对这些数字他们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时代变了，有了新的标准，人们所关心的、感兴趣的也随之变了。许多事情已经做过了，已经是现成的了，我们攀登的梯子的最初几级已看不见了。但是，对今天已50岁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在革命前的年月里生活过的人来说，这些数字里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些数字我们研究过，背得出来，并为之自豪。这可能因为，首先它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我们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我们是奋不顾身的，而且始终充满了这样一种朴素的信念：
　　自己的劳动将造福于集体……
　　我绝不是想向今天的青年人说教，也不抱怨他们，即使这在今天是很时髦的。我只想说一句，既然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啦，但愿我们青年一代只要能在道理上懂得(不要求象我们一样从心窝里体会到)，战前我国发展的高速度是我们社会制度先进性的最生动的说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政论家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过去的那段岁月，去描写并探索促使这种新的社会制度迅速发展的秘密和原因。
　　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国防基础。我们的军队经过战前几个五年计划的技术改装以后成了什么样子呢?
　　整个来看，它已从技术落后的军队变为进步的现代化的军队。从军种和兵种的比例，从组织编制和技术装备看，它已达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水平。
　　几十个、几百个国防企业兴建起来。我们知道，在国内战争以后，我国还没有能生产坦克、飞机、飞机发动机、重型火炮、无线电通信器材及其他现代化技术装备的专门工厂，几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可能性，党规定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防工业应以比其他工业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面临的任务是建造出新型的不仅可以赶上外国而且在战斗性能方面可以超过外国的技术装备和武器。实际上每个军种、兵种都成立了庞大的设计局、实验室和科学研究机构。涌现出几十个有才能的富有工作热情的设计集体。
　　步兵武器发展的主要方向是结构简单、重量轻和射速快。俄国军队莫辛大尉设计的著名的7.62毫米步枪已得到改进。С·Г·西蒙诺夫1936式自动步枪、1938式骑枪、В·А·杰格佳廖夫轻机，枪及根据同样原理设计的各种机枪(坦克、高射和航空机枪)已开始成批生产。
　　1938年装备了第一批国产的杰格佳廖夫—什帕金大口径机枪，它的战斗性能很好。1939年装备了新的В·А·杰格佳廖夫重机枪。使用手枪子弹的В·А·杰格佳廖夫冲锋枪，特别是Г·С·帕金设计的新型冲锋枪很受部队的欢迎。从1930—1931至1938年，步枪和骑枪的产量从17.4万支增长至117.5万支，机枪的产量大概从4.1万挺增长至7.7万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从装备轻重机枪的数量来看，从每个战士每分钟所发射的子弹数量来看，红军已超过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
　　坦克的产量增长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5，000辆，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军队已装备了大小坦克15，000辆。这些坦克火力强，速度快。当时在这两种性能方面，比我们预想的敌人同类型坦克要强得多。当然，它们的机动性能较差，易受炮火损伤，它们的技术战斗性能还处于较低水平，常常损坏。再者它们使用汽油，因而易着火，装甲厚度也不够。
　　坦克每年的产量1930—1931年为740辆，到1938年达到2，271辆。
　　我们对坦克发展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炮兵的忽视。有些军事领导人甚至想把加农炮改为通用或半通用的火炮。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这种错误倾向，规定了加农炮和榴弹炮的正确比例。从1937年末，某些大型机器制造工厂转为生产新式火炮，而且现有工厂的生产能力也有很大提高。1930—1931年每年生产2，000门火炮，而1938年则在12，500门以上。1937年制成了152毫米榴弹加农炮，改进了122毫米加农炮，1938年出现了122毫米榴弹炮。
　　所有这些都是优良的武器。比如，1937式45毫米反坦克炮，它可以穿透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装备的各种类型坦克的装甲。
　　1939年初，军队中火炮的数量从1934年的17，000门增长至近56，000门。当然，军队装备中还长时间地保留了某种过时的火炮，军队中火炮装备的一系列问题当时还无法解决。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步兵部队装备了50毫米迫击炮。一位很有才能的设计师E．H．沙维林在战争发生前很久就已制成了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但直到很晚我们才能把这种武器装备给部队。
　　我们的空军也进行了技术改装。我们的航空工业已能大量生产各种类型的国产飞机。空军飞行员获得了斯勃式双引擎快速轰炸机、特勃—3式重轰炸机、远程轰炸机、速度快机动能力高的伊—15和伊—16歼击机。
　　大家都还记得М·格罗莫夫、В·奇卡洛夫、В·科基纳基惊人的飞行，而他们完成这些飞行时所驾驶的都是国产飞机。1937年我们的飞行员在飞行距离、高度和速度方面创造了近30项世界纪录。看来当时我国航空业的技术水平不低于外国。但很遗憾，我国当时的经济能力还不允许我们大量生产上述各种优良的飞机。
　　我国现代化的航空工厂在1938年生产了近5，500架飞机，而在1930年只能生产860架。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大大地提高了我们海军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1929至1937年建成了各种类型的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艇共500艘。1932年根据党中央的建议，建立了太平洋舰队，1933年建立了北方区舰队；并加强了里海、第聂伯河区舰队。建造了供海洋航行的大型舰只，大批生产К、Л、Щ、С型潜艇、鱼雷艇、驱逐舰、“基洛夫”号轻巡洋舰和“恰巴耶夫”号重巡洋舰，建立了若干个海岸炮兵连，加强了海军航空兵。1937年末，组成了造船工业人民委员部，制定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建立大型舰队的汁划。
　　随着陆军、海军技术兵器的改装，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必须由地区制和常备军制并存的局面过渡为单一的常备军制。新的技术兵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作战方法，对各军兵种的战斗使用和在战斗中的协同动作提出了独特的复杂的任务。因此，短期集训是很不够的，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连贯的、系统的军事训练。我国的经济能力已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这种过渡(保持一支常备军必须有大得多的开支)。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政府同意并批准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大大增加常备军师的数目和增强保留下来的地区师中的骨干力量的建议。执行这个建议必然大大增加红军的数量。1933年红军为88.5万人，到1937年末增加为150多万人。常备军师的数量增大9倍，到1939年军队经过补充改编最后完成了向常备军制的过渡。1938年末，边境各军区的步兵师几乎全部转为常备军制。
　　军队转为常备军制还有其他原因。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战斗准备，地区制的军队不可能作到这一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已开始大量扩充常备军，日益用更多的资金准备新的战争。日本军事拨款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1934年为43％，1938年则为70％；意大利1934年为20％，1938年则为52％；德国1934年为21％，1938年为6l％，几乎增大两倍。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49
　　1935年法西斯意大利占领了阿比西尼亚，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共和国。我们认为，已经开始的战争不完全是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的战争，而是反动的法西斯力量反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世界大战。
　　今天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用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武器、粮食、药品——来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和人民。具有崇高理想和革命热情的志愿人员——飞行员、坦克手、炮兵、普通士兵和有名望的军事将领被派往西班牙。
　　当时我们国家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就全国来说，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几千名积极分子在工作中创造了劳动纪录。
　　部队里充满了浓厚的要求学习、希望掌握本行业务的气氛。部队的政治思想状况很好。这是党为了提高红军士兵群众的文化水平而进行了大量工作的结果，也是训练制度有了很大的改进、部队干部成分更新的结果。
　　1937年红军已成为一支有文化的军队。部队里吸收了大量的有各种专长的青年人，如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手、司机，等等。每年花费两亿多卢布的资金，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军队图书馆藏书近2，500万册，军人个人订阅了大量期刊，军队中的“红军之家”、无线电中心、电影放映组、流动电影队、俱乐部等大量增加。军队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在75所军事院校中学习的均为受过七年以上教育的青年人。共青团现在已成为空军的赞助者，把几千名优秀的青年送进空军，他们被培养成优秀的飞行员、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方法不断得到改善，训练计划中列入了有关在战斗中使用新式技术兵器的理论科目和实际作业。对于培养迅速成长的新的军种、兵种的干部给予了特别注意，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曾作出专门决议。高等军事教育也有进一步发展。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已建成十三所军事学院，一所军事专科学校并在地方院校中设立五个军事系。
　　军队的阶级成分有了很大变化。旧的军事专家中只有那些经过考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保留了下来，而新的专业干部都来自工农，经过国内战争的锻炼，或者在军校中受过技术训练和政治教育。到1937年，军队的指挥人员中工农出身的占70％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一半以上。
　　总之，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当然，苏联暂时还是单独一国建设新的社会，受到怀有敌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外国间谍不惜人力和金钱企图扰乱我国人民的生活。但是，国家和军队一年比一年巩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十分明确，为大家所欢迎和支持。群众中表现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但是在1937年发生了一件反常的、完全不符合我们社会制度实质的、也不符合当时我国具体情况的事情，那就是进行了毫无道理的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军内大逮捕。
　　一些著名的军事领袖被捕，这自然不能不影响我们武装力量的发展及其战斗力。
　　1937年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我担任了白俄罗斯军区骑兵第3军军长的职务。
　　不久，骑兵第6军军长Е·И·戈里亚切夫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副司令员，我被推荐担任第6军军长。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职务，因为第6军的训练水平和部队总的状况比第3军强，最主要的是，顿河哥萨克第4师在第6军编成内。我指挥这个师有四年多，很自然我对这个师特别有感情。
　　继我之后任骑兵第3军军长的是有经验的老骑兵指挥员Я·Т·切列维琴科。
　　在骑兵第6军中我必须进行重大的战役研究工作。我们研究得最多的是骑兵机械化集团军中骑兵的战斗使用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由3至4个骑兵师、2至3个坦克旅、1个摩托步兵师所编成的骑兵机械化集团军在轰炸航空兵、歼击航空兵和空降部队的密切协同下，可以在方面军编成内完成极为重要的战役任务，促使战略企图的顺利实现。
　　显然，在未来战争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坦克和机械化兵团，所以我们非常注意骑兵同坦克部队的协同问题及战斗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
　　在第3军和第6军的各种野外演习中，实际上骑兵部队都是同独立坦克第21旅(旅长М·И·波塔波夫)或独立坦克第3旅(旅长В·В·诺维科夫)配合行动的。这两位旅长过去都是我的同事，我们在“战斗情况”中彼此非常容易理解。
　　骑兵第6军在战斗准备方面比其他部队要好得多。在这个军内除顿河哥萨克第4师外，琼格尔库班—捷列克哥萨克第6师也不错，它在训练方面，特别是战术、骑术和射击训练方面都很出色。这应感谢该师过去的师长Л·Я·瓦伊涅尔，他为了提高该师的战备水平耗费了不少心血。就是这些战斗力强的师组成了骑兵第1集团军的核心。
　　驻在奥西波维奇城的骑兵第29师较差。该师的师长是К·В·巴甫洛夫斯基(旅级)，这个人从他的气质和性格来看都不适合于当骑兵，再则他各方面的修养也比其他指挥员差。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49
　　1937年秋季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了军区规模的大演习，德国总参谋部的将官和军官作为客人被邀请参观了此次演习。国防人民委员К·Е·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也观看了演习。
　　军区来了一些新的干部，他们还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指挥经验。他们还必须努力学习，才能成为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和合格的教育者。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起步兵军军长И·С·库佳科夫，我同他是多年的好友。我认识他有20多年了，始终钦佩他这样一位出色的指挥员和意志坚强的人。И·С·库佳科夫过去是沙皇军队中的一名士兵。在他所在的团里，他享有很高的威信，在革命最初的几天被士兵推举为团长。被前线的士兵推选出来，这是巨大的荣誉。得到这种荣誉必须具备优秀的品质：处处事事成为同志们的表率，有清醒的头脑，有同情心，了解并热爱其他人，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和需要。
　　在国内战争年代，И·С·库佳科夫指挥恰帕耶夫第25师的步兵旅。在В·И·恰巴耶夫去世后，И·С·库佳科夫被任命为师长。由于他在同白卫军的战斗中指挥出色，荣获了三枚红旗勋章、一枚花拉子模共和国红旗勋章，以及荣誉武器。1937年И·С·库佳科夫被提升为伏尔加军区副司令员。
　　在我担任第6军军长时，我下功夫研究战役战略问题，因为我知道，对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很欠缺。我很清楚，一个现代化军队的军长必须知道许多东西，必须顽强地钻研军事科学。
　　我阅读战史材料、军事学术经典著作和各种回忆录，我努力对现代战争、战役和战斗的特点做出结论。在进行师军指挥员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我亲自制定战役战术想定，这使我得益最大。
　　通过每一次这类演习，我都觉得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这不仅对我自己的成长，而且对培养所属的青年干部，都是完全必要的。当参加作业或演习的部队、司令部或军官感到有明显收获时，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认为，这就是对所付劳动的最大奖励。如果参加者通过作业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下级从上级那里学不到什么知识，那么，我认为这样的作业是对指挥员良心的直接责备，是说明他很不称职。我不想掩盖这样的事实，我们确有不少指挥员，他们的知识水平并不比自己的部属高。
　　当时，我对于军事，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实际方面，都是循序渐进地、仔细地、按部就班地学，可是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很遗憾，我没有做到系统地学习。
　　这在当时，不仅我是如此，许多指挥员都如此。确实，党尽一切可能来提高红军指挥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在每一所高等院校中都设立了有丰富内容的马列主义课程，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努力很不够。我们中间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幸运地进入托尔马切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
　　我懂得，作为一个军长我必须认真地学习党政问题，我有时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直至深夜。应当承认，阅读这些著作对我来说是很吃力的，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但是顽强学习就能收效。后来我很高兴，在困难面前我没有退缩，可以说是勇往直前继续学习。这对我很有好处，使我对我们武装力量的组织问题、我们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有较深的理解。
　　我自己学习，也要求部属经常学习列宁的策略，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领导、训练和教育部队，也不可能在需要时率领部队为保卫祖国而战斗。
　　1938年，И·П·别洛夫和А·М·佩列梅托夫应召赴莫斯科。М·П·科瓦廖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М·П·科瓦廖夫我在国内战争时就认识。他好象是由军区副司令员晋升为军区司令员的。他是个非常热诚的人，他对战略、战役问题颇有研究，但对战术的理论和实践有更高的造诣。
　　М·А·普尔卡耶夫(军级)被任命为参谋长，他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很突出。
　　1938年末，军区召开各兵团指挥员会议，总结过去的军事训练、讨论以后的军事训练任务。
　　在会上，军区司令员М·П·科瓦廖夫和军区军事委员И·З·苏赛科夫作了报告。М·П·科瓦廖夫的报告很受欢迎。他讲得有内容，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科瓦廖夫赶不上乌博列维奇。我们感到，他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才能成为象白俄罗斯军区这样一个大军区的当之无愧的司令员。
　　会议结束时，军区军事委员会作了一般指示。这同以前И·П·乌博列维奇任司令员时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召开各种会议时，都要参观新式技术兵器，实施试验示范性的陆空军演习、战役导演，等等。
　　1938年，我们骑兵第6军的军事训练基本上进行得很正常，年终我们军达到了很好的指标。
　　1938年底，我被推荐担任新的职务——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主管骑兵)。Ф·И·库兹涅佐夫(军级)那时担任第一副司令员。战争初期，我指挥过西北方面军。我是接替И·Р·阿帕纳先科任副司令员，后者被调到基辅军区任副司令员。
　　作为副司令员，在平时我的任务是领导军区骑兵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按作战计划规定与骑兵部队共同行动的独立坦克旅的军事训练。战争爆发后，我应指挥由4—5个骑兵师、3—4个独立坦克旅和其他加强部队组成的骑兵机械化集群。
　　我不愿意离开我所熟悉的军，但是指挥一个大战役军团的前景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我同意担任新的职务。А·И·叶廖缅科继我之后被任命为骑兵第6军军长。
　　向军的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告别后，我去到当时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斯摩棱斯克，在那里我受到军区司令员М·П·科瓦廖夫的热情欢迎。
　　在骑兵第3军和第6军工作期间我学到很多知识和经验，对那些在工作中给我以帮助的人们、为了我国伟大的国防事业而辛勤劳动的人们，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0
　　第七章 不宣而战的哈勒哈河之役
　　1939年5月末，我作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正与几个助手在明斯克地域实施首长—司令部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军区的骑兵兵团和几个坦克兵团的指挥员、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人员。
　　演习已结束，6月1日我们在位于明斯克的骑兵第3军司令部进行讲评。突然，军区军事委员И·З·苏赛科夫(师政委级)通知我，刚才莫斯科电话通知，令我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
　　我乘上受命后通过此地的第一趟列车前往莫斯科。6月2日清晨，我走进К·Е·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在人民委员手下工作的Р·П·赫梅利尼茨基奉命接待了我，他告诉我，К·Е·伏罗希洛夫已在等我。他说：
　　“你进去吧，我马上去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什么远行?”
　　“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一切的。”
　　进门后，我向人民委员报告我已奉命来到。К·Е·伏罗希洛夫向我问好后，对我说：
　　“日军突然侵犯我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这是入侵地区5月30日的情况图。”
　　我走近地图。
　　“在这一带，”人民委员指给我看，“日军长时间的对蒙古边防人员进行小规模的挑衅性袭击，而在这一带，日军的海拉尔警卫部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并袭击防卫哈勒哈河以东地区的蒙古边防部队。”
　　“我认为，”人民委员接着说，“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边去，而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马上可以起飞。”
　　“非常好，”人民委员说，“你乘坐的飞机16点可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在他那里你可以拿到必要的材料，同时商量一下今后同总参谋部的联系问题。派给你几个专业军官，在飞机上等你。再见，祝你成功!”
　　和人民委员分手后，我去到总参谋部，会见了代副总参谋长И·В·斯莫罗基诺夫，我以前见过他。在他的桌子上也摊着一张与人民委员那里同样的图。斯莫罗基诺夫说，人民委员已经向我介绍了情况，他没有可补充的，因此我们只安排了一下今后的联系问题。
　　И·В·斯莫罗基诺夫说：“我请你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弄清当地的情况，然后，坦率地告诉我们你的意见。”
　　说完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不久我们的飞机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在离开国境以前，在国内停留的最后一站是赤塔。军区军事委员会邀请我们去军区向我们介绍情况。在军区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区司令В·Ф·雅科夫列夫和军事委员Д·А·加帕诺维奇。他们告诉了我们最近的情况，新的情况就是日军飞机深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追逐我们的汽车，从空中对它们进行扫射。

　　6月5日晨，我们到达塔木察格布拉克。在第57特别军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长Н·В·费克连科、军政委М·С·尼基舍夫(团政委级)、参谋长А·М·库谢夫(旅级)及其他人。
　　在汇报情况的时候，А·М·库谢夫急忙说明，对情况还没有进行充分地研究。
　　从汇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的领导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我问Н·В·费克连科，他是否认为可以从距战场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
　　他回答说：“我们坐在这里，当然，是远了一点。可是，在发生冲突的地域我们在作战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前面电话电报线路连一公里也没有敷设，也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场。”
　　“面对这种情况，准备怎么办呢?”
　　“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料，然后着手构筑指挥所。”
　　很明显，军的领导人中，除了政委М·С·尼基舍夫以外，没有人到过发生冲突的地域。我建议军长立即到前边去，在那里仔细地研究一下情况。但是，他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他让М·С·尼基舍夫同志和我同去。
　　一路上，政委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军里的情况、军的战斗力、司令部，以及一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情况。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很称职，了解自己的部属，对他们的优缺点很清楚。
　　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的观察，与我军和蒙军的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参谋人员的谈话，使我们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概念。另外，也发现了我军和蒙军行动中的缺点，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对日军缺之周密侦察。
　　各种情况说明，这不是边境冲突， 日军并未放弃其侵略我远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疆土的企图，必须估计到，不久会发生大规模的行动。
　　考虑了全面的情况，我们得出结论：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57特别军的兵力无力阻止日军的军事冒险，特别是如果敌人同时在其他地域和从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话，该军就更无能为力了。
　　返回指挥所，与军领导商讨之后，我们发出呈送国防人民委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简略地报告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哈河东岸的登陆场，同时准备从纵深进行反突击。第二天收到回答。人民委员完全同意我们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同一天收到人民委员的命令，解除Н·В·费克连科第57特别军军长的职务并任命我为该军军长。
　　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我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加强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增调不少于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战地域，并要求大大加强我们炮兵的力量。我们认为，不加强这些力量，无法取得胜利。
　　又过了一天，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同意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增派了空军力量，还派来了二十一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领队的是我在白俄罗斯军区已很熟悉的著名飞行员Я·В·斯穆什克维奇。同时送来了新型飞机——现代化的伊—16和“鸥”型飞机。
　　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在我们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训练教育工作，他们把作战经验传授给新来的青年飞行员。不久这一工作即收到了显著效果。
　　6月22日，我们95架歼击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王上空与日军120架飞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有不少苏联英雄参加了此次空战，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飞行员一顿。6月24日，日本空军再次进行密集袭击，也再次遭到痛击。失败后，日军指挥部极度混乱地将日机撤出战斗。
　　6月26日，近60架日机出现在“蒙古鱼”地域贝尔湖上空，与我方歼击机进行了激烈、残酷的空战。从各种迹象看，日军参加此次空战的已是较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仍然未能取胜。后来证实，日军指挥部把在中国作战的所有部队中最优秀的空军力量调来参战。
　　从6月22日至26日的空战中，日军共损失64架飞机。
　　直至7月1日，空战虽然没有以前激烈，但几乎每天都有。通过这一系列的空战，我军飞行员提高了技能，锻炼了必胜的意志。
　　我常常怀着对士兵的感激心情怀念这些卓越的飞行员同志，如С·И·格里采韦茨、Г·П·克拉夫琴科、В·М·扎巴卢耶夫、С·П·杰尼索夫、В·Г·拉霍夫、В·Ф·斯科巴里欣、Л·А·奥尔洛夫、В·П·库斯托夫、Н·С·格拉西莫夫和其他许许多多的飞行员同志。他们的指挥员Я·В·斯穆什克维奇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他是个飞机专家，具有精湛的飞行技能。他极为谦逊，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共产党员。所有的飞行员都真诚地热爱他。
　　日军飞机的活动日益加强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很明显他们在追求这样一种目的：严重挫伤我空军力量并夺取制空权，以保障其部队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
　　后来证实，日军6月份确实在哈勒哈河地域集中部队并正在进行准备以实施根据军事侵略计划制订的称之为“诺门罕事件第二阶段”的战役。战役的当前目标是：
　　——围歼哈勒哈河东岸全部苏蒙部队；
　　——镀过哈勒哈河，前出至河的西岸，以便消灭我方预备队；
　　——夺取并扩大哈勒哈河西岸之登陆场，以保障尔后的行动。
　　为了实施这一战役，敌人把原定在已展开的第6集团军编成内行动的部队从海拉尔调来。
　　日军指挥部打算，于7月上半月应完成这一进攻战役，以便在秋季到来之前结束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军事行动。日军指挥部对日军的胜利十分有把握，他们甚至把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和武官邀清到作战地区，观看他们的胜利进军。在被邀请的客人中间有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
　　7月3日拂晓前，蒙军的苏联总顾问И·М·阿福宁上校到巴英查岗山视察蒙军骑兵第6师的防御，但完全出乎意外，他发现那里有日军，日军乘夜暗偷渡了哈勒哈河，正向蒙军骑兵第6师进攻。日军由于数量上的优势，在7月3日拂晓前占领了巴英查岗山及其邻接地区。蒙军骑兵第6师退至巴英查岗山西北地区。
　　考虑到新形势的危险性，И·М·阿福宁上校立即来到苏军(不久以后，到7月15日第57军即扩编为第1集团军群)司令员的指挥所，报告了巴英查岗山的情况。很明显，在这个地域日军可以毫不受阻拦地对我军基本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突击。
　　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所有的预备队在接到战斗警报后立即出动，受命毫不迟延地向巴英查岗山方向前进并向敌人进攻。在М·П·雅科夫列夫旅长指挥下的坦克第1l旅受命从行进间向敌人进攻。在И·И·费久宁斯基上校指挥下的摩托化步兵第24团加强了一个炮兵营，受命协同坦克第11旅向敌人进攻。在А·Л·列索维伊上校指挥下的摩托化装甲第7旅受命从南面向敌人突击。同时蒙军骑兵第8师的装甲营也向这一方向开进。
　　7月3日清晨，苏军领导人来到巴英查岗山地域。命令炮兵第185团的重炮营向巴英查岗山派出观察所并对日军集团进行炮击。同时命令位于哈勒哈河东岸用以支援摩托化装甲第9旅的炮兵也向巴英查岗山上的日军进行射击。我方飞机在接到战斗警报后全部起飞。
　　上午7时，我方第一批轰炸机和歼击机飞抵巴英查岗山，开始对敌人进行轰炸和强击。在我方实施反突击的预备队到达以前，用航空兵的袭击和炮兵的火力把敌人箝制并阻止在巴英查岗山，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阻止敌人继续渡河和在巴英查岗山地域集中兵力，命令加强对哈勒哈河渡口的轰炸和炮击。
　　上午9时左右，坦克第11旅前卫营的先头分队进抵巴英查岗山地域。
　　双方直接在巴英查岗山地域的兵力对比如下：
　　敌人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一万余人，而苏军只有一千多人。日军拥有近100门火炮和60门反坦克炮，而我们只有50几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从哈勒哈河东岸进行支援的火炮。
　　但是，我方投入战斗的有英雄的坦克第11旅(近150辆坦克)，有摩托化装甲第7旅(154辆装甲车辆)，还有装备有45毫米加农炮的蒙军装甲第8营。
　　因此，我们的王牌是装甲坦克兵团，我们决定，立即使用它们从行进间歼灭刚渡河的日军，不允许敌人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防御。对敌人的反突击绝不能拖延，因为敌人在发现我坦克部队到达后，已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并开始对我坦克纵队进行轰炸。可是敌人无处隐蔽，因为周围几百里，完全是开阔地，甚至连灌木丛也没有。
　　9时15分，我们见到了坦克第11旅旅长М·П·雅科夫列夫，他随前卫营的主力前进，指挥该营的行动。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召唤全部航空兵，加速坦克和炮兵的运动，不迟于10时45分向敌人发起进攻。10时45分，坦克第11旅的主力展开，从行进间向日军发起进攻。
　　下面是一个日本士兵中村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关于7月3日的情况：
　　“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
　　7月4日，白天晚上战斗都继续着，直至5日凌晨3时，敌人的抵抗最后被粉碎，日军开始仓惶向渡口退去。但是，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我坦克的突破，已把渡口炸毁。日军军官全副武装跳入水中，我坦克兵亲眼看见他们溺死水中。
　　侵占巴英查岗山的日军残余部分全部被歼灭在哈勒哈河边巴英查岗山的东面斜坡上。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英查岗山。在这几天的空战中，日军损失飞机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冲飞机。
　　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小松原道太郎(据查，当时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是荻洲立兵，小松原道太郎是第23师团司令官。——译者注)将军(曾任日本驻苏武官)看到战争的发展不妙，于7月3日夜里即率领作战组退至河对岸。关于日军司令官及其随从人员撤离战场的情景，其司令部的小谷上士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小松原道太郎将军的汽车缓慢地、谨慎地向前开。月亮把平原照得如白昼一般。夜是静悄悄的、紧张的，象我们这伙人一样。月光映照在河面上，河水反映着敌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多么可怕的夜景。我们终于找到了桥，顺利地渡过河。据说，我们的部队被敌人大量坦克围住，面临覆灭的危险。真要特别警惕。”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2
　　7月5日晨，巴英查岗山和哈勒哈河西岸已无枪声。这一带的战斗以日军主要集团被粉碎而结束。这一仗是红军积极防御行动的典范。这一仗以后，日军再也不敢冒险跨过哈勒哈河。
　　此时，在哈勒哈河东岸战斗仍然紧张地进行着。在巴英查岗山被击溃的敌人把残余部队调到河东岸，企图支援担任箝制任务的安冈部队，这支部队也遭到惨重损失，没有获得任何进展。
　　我军粉碎了日军在巴英查岗山的重兵集团并守住了哈勒哈河东岸的防御阵地，这两个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和蒙军的斗志。部队的指战员真诚、热情地祝贺友邻和朋友的胜利。
　　在巴英查岗山这一仗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坦克第11旅、摩托化装甲第7旅、蒙军装甲第8营及同上述部队协同作战的炮兵和空军。巴英查岗山的作战经验表明，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带坚决目的的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
　　现在，敌人只限于采取战斗侦察行动；但8月12日，一个加强有炮兵、装甲车和部分坦克的步兵团，在22架轰炸机的支援下，向蒙军骑兵第22团进攻并占领了战线南端的大沙高地。
　　敌人沿全线积极建立防御：运来木材，挖堑壕，构筑掩蔽部，进行工程作业加固阵地等。敌人空军在遭到严重损失后(从7月23日到8月4日被击落116架飞机)，只限于对我方中央渡口，炮兵阵地和预备队进行侦察飞行和小规模轰炸。
　　苏蒙军指挥部仔细地进行总攻的准备工作。总攻预计不迟于8月20日，目的在于最后粉碎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
　　为了进行总攻，根据第1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的要求，从苏联调来新的兵力兵器及物质技术器材。另增派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2个炮兵团和其他部队到这一线，并加强了轰炸航空兵和歼击航空兵。
　　为了进行这一极为复杂的战役，我们还必须从供应站沿长达650公里的土路把下列物资运到哈勒哈河：
　　——炮兵弹药 18，000
　　——航空兵弹药 6，500
　　——各种燃滑油料 15，000
　　——各种食物 4，000
　　——燃料 7，500
　　——其他物质 4，000吨
　　要在战役开始以前把上述物资运来，需要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槽车，而当时集团军群只有1，724辆卡车和912辆油槽车。直到8月14日以后，才从苏联调来1，250辆卡车和375辆油槽车，但这两种车辆还缺少几百辆。
　　运输的主要重担由部队的汽车和队列车辆(包括火炮牵引车)承担。我们之所以决定采取这种不得已的措施是因为，第一，没有别的出路，第二，我们深信我军的防御是相当坚固的。
　　我们的勇士——汽车司机做到了实际上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在热风灼人的条件下，往来一趟1，200—1，300公里要费5天的时间!
　　在组织运输、后勤工作方面，外贝加尔军区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肯定，我们无法在极短期限内建立起战役所需要的物资技术器材储备。
　　我们认为，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决定这次战役胜败的决定因素。我们将以突然的行动使敌人既无法抵挡我方歼灭性的突击，也无法进行反击。当时我们特别注意到，日军没有良好的坦克兵团和摩托机械化部队，无法迅速从次要地段和从纵深调来部队抗击我方的突击集群(我突击集群的行动是突击敌防御阵地的两翼以达合围政第6集团军的目的)。
　　为了隐蔽我方行动，使行动绝对保密，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在制订战役计划的同时，还拟制了在战役战术方面欺骗敌人的计划。该计划中包括：
　　——媳蔽运输和集中为加强集团军群从苏联调来的部队；
　　——伪蔽调动在哈勒哈河东岸进行防御的兵力兵器；
　　——部队和物资储备隐蔽地渡过哈勒哈河；
　　——对出发地域，部队的行动地段和方向进行现地勘察；
　　——加此次战役的各兵种特别隐蔽地演练各种科目；
　　——各军种兵种隐蔽地实施补充侦察；
　　——发布假情报，欺骗敌人，使敌人弄不清我方的真实意图。
　　我们通过上述措施极力给敌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没有任何进攻性质的准备措施，使敌人认为，我们进行的大量工作是为了组织防御，也仅仅是为了组织防御。为了欺骗敌人，决定一切运动、集中、变更部署只在夜间进行，因为夜间敌人的航空侦察和目视观察都受到极大限制。
　　在8月17-18日以前，严禁部队进入出发地域(从该地发起突击，旨在使部队前出至敌军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现地勘察的指挥人员必须穿着红军战士服装，只能乘坐货运卡车。
　　我们知道敌人会进行无线电侦察和窃听电话，为了制造假情报，我们拟制了全套无线电和电话通话计划。通话只涉及建立防御和秋冬战役的防御准备。无线电通话主要使用易于被破译的密码。
　　我方印制了几千张传单和一批战士防御须知，把它们投到敌方阵地，使敌人看到，苏蒙军队政治教育的重点是什么。
　　我方军队的集中(翼侧突击集群的集中)及进入进攻出发地域的时间预定于8月19日夜间。20日拂晓前，全部军队应隐蔽地进入沿岸树丛中预先构筑的隐蔽工事内。火炮、迫击炮、牵引工具及各种技术器材应小心地用就便器材制作的伪装网遮盖起来。坦克部队应在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开始之前以小群为单位从不同方向进入出发地域。坦克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因而容许他们这样做。
　　部队的夜间调动皆以各种嘈杂音响(飞机飞行，火炮、迫击炮、机枪及各种枪支的射击)掩护。各部队严格按照根据调动计划制定的时间表制造各种嘈杂声音。
　　为了伪装部队的运动，我们还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这些器材能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飞行、坦克运动等声音。在突击集团开始调动以前12-15天，我们就开始模拟各种音响，使敌人对之习以为常。起初日军把这种模拟的音响当成部队真正运动的声音，于是向发出音响的地方进行射击；可是后来，他们也许是习以为常，也许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便对任何声音都不再注意。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集中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使我方进行进攻战役的消息不至泄露出去，在集团军群司令部内，总攻计划由司令员、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和作战部长亲自拟制。各兵种司令员和首长、后勤部长只根据司令员批准的计划分别制定有关计划。战役计划、命令、战斗号令及其他作战文书的打印只由一名打字员负责。
　　随着进攻开始日期的迫近，从战斗行动开始前四天至前一天，逐次向各级指挥人员传达战役计划。在进攻前三小时向战士和军士下达战斗任务。
　　随后的情况及我们进攻战役的全过程都表明，我们所采取的各种专门的反情报和伪装措施，以及其他造成战役突然性的措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敌人确实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8月战役的准备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对敌人进行仔细的侦察。许多指挥员、司令部和侦察机关在战斗行动开始时，表现出经验不足。侦察担负了过多的任务，有些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有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结果，侦察机关的力量分散了，有损于对重要侦察任务的完成。侦察人员由于仅根据某种征兆和推论得出一些假定的结论，往往自己把领导人员引入歧途。
　　当然，在过去的战斗、交战和战役中，也确有类似的推论被证实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应把严肃的作战建立在可疑的情报上。在当前这一旨在合围并歼灭敌军的战役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敌军确切的配置和数字。
　　由于作战地域内没有居民，这就更增加了获取敌人情报的困难(从居民口中多少能了解一些情况)。日军方面没有逃兵，而跑到我方来的呼伦贝尔人通常对日军部队及兵团的配置和数目一无所知。用火力侦察得来的情报算是最好的情报，但这些情报只能提供前沿和浅近的炮兵和迫击炮阵地的情况。
　　我们的侦察机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有关敌人防御纵深情况的照片，但是，由于敌人通常广泛地布置模型并采取其他欺骗措施，所以我们在得出结论时，必须十分慎重，并须反复核对，以分辨真伪。
　　由于日军对其军队配置地域进行严密的观察，我方难以采取用小股侦察群潜入敌人防御纵深的办法。
　　可是，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利情况，我们还是成功地组织了侦察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情报。
　　摩托化步兵第149团在侦察方面搞得很好。团长И·М·列米佐夫少校对侦察业务十分熟习，他亲自组织团的侦察。我见过И·М·列米佐夫少校上课的情况。他给侦察人员示范，如何灵活机智地设伏抓俘虏，如何利用夜暗通过敌人的战斗警戒。列米佐夫在侦察方面有杰出的才能。侦察兵都非常高兴他们敬爱的团长能和他们一起操练。И·М·列米佐夫由于在哈勒哈河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而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我们认为，日军部署最薄弱的地方是其防御翼侧，同时他们缺乏快速预备队。至于地形，对于进攻部队来说，到处都难以通行。
　　我们还根据具体任务，拟制了战役的党政保障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阶段，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
　　在准备阶段主要规定：保障执行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为实施当前战役集中兵力兵器而采取的措施，对国内调来的军队进行工作，向他们传授战斗经验。为了完成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和指挥员直接在班、排、连中积极工作。要特别重视后勤机关的工作，因为在战役中物资技术器材能否及时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机构。
　　苏联军队懂得，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就在于在严竣的考验时刻援助兄弟的蒙古人民。
　　《英雄红军战士》报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每一期上都宣传集团军群的战士和指挥员的战功及红军的战斗传统。战役一开始，编辑部全体人员主要从事印制并迅速散发传单，以供战士、指挥员阅读。
　　作家В·Л·斯塔弗斯基，К·西蒙诺夫，Л·斯拉温，Б·拉宾，З·哈茨列温，还有无处不去的摄影记者М·贝恩施泰因和В·捷明等都积极地为该报撰稿。我特别想提一下В·Л·斯塔弗斯基。他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宣传工作者，一生都和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战地记者。我同他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末。在1941年8月初，他来到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集团军，当时我正在那里准备实施反突击，以歼灭叶利尼亚的敌军集团及铲除敌人在此地的桥头堡。
　　我们见面后，相互拥抱，回忆起在哈勒哈河渡过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日子。他没有在司令部逗留，立刻去到前沿，在那里部队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第二天一早，他给战地报送去一篇通讯，向时给我一个便条，告诉我部队克服种种困难的情况。非常可惜，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战地画家牺牲了，于1943年在涅韦尔附近的战斗中象一名战士一样牺牲了。
　　《英雄红军战士》报主编是Д·О·奥尔坚别尔格，是一位很有能力，有才干的人。他善于团结编辑和撰稿者，并能吸引大量的战士、指挥人员、党政工作人员积极参加报纸工作。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Д·О·奥尔坚别尔格是《红星
　　报》编辑，在作战部队中我不止一次见到他……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哈勒哈河战斗。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3
　　1939年8月20日，苏蒙军队发起合围并歼灭日军的总攻战役。
　　这是一个星期日，天气暖和、平静。日军指挥部深信苏蒙军队不想进攻，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因而允许其将官和校官星期日休假。其中不少人在这一天远离自己的部队，有人到海拉尔等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决定就在星期日开始进攻。
　　5时45分，我方炮兵对敌人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开始进行突然猛烈的射击。部分火炮则对我航空兵要轰炸的目标发射烟幕弹。
　　在哈勒哈河地域，飞机由远而近，马达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在空中出现150架轰炸机和近100架歼击机。飞机的突击非常猛烈，战士和指挥员的情绪极为高涨。
　　8时15分，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对敌人目标开始急袭射击，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威力。8时30分，我航空兵再一次飞临上空。通过各条电话线和无线电台发出预定的密码命令——15分钟以后，开始总攻。
　　8时45分整，当我航空兵对敌人进行突击，轰炸其炮兵时，空中升起红色信号弹，表示部队开始冲击。冲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奋力向前猛冲。
　　我航空兵和炮兵的突击非常猛烈，非常成功，敌人在精神、体力方面都被压制住了，在一个半小时内敌人炮火无力进行还击。敌人的观察所、通信联系及炮兵阵地均被摧毁。
　　部队的冲击是准确地按照战役战斗计划进行的，只有坦克第6旅未能全部渡过哈勒哈河，它只有部分兵力参加了8月20日的战斗。该旅的渡河和集中到20日日终才全部结束。
　　21和22日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大沙地域尤其激烈，敌人在这一带进行了比我们估计的要顽强得多的抵抗。为了弥补估计的错误，不得不从预备队中抽出摩托化装甲第9旅投入战斗，并加强以炮兵。
　　在粉碎了敌人的翼侧集团后，我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于8月26日日终前，完成了对日军全部第6集团军的合围。26日以后，开始分割歼灭被围的敌军集团。
　　由于流沙、沙坑、沙丘，使战斗行动极为困难。
　　日军极为顽固，战至最后一人。但是士兵们逐渐识破了官方的所谓皇军是不可战胜的谎言，因为日军作战四个月遭到极大损失，可是没有胜过一仗。
　　某些日军士兵和军官所写的日记反映出他们当时的心情，读起来很有趣。
　　这是福田的日记：
　　“1939年8月20日。
　　从早天气就很好。敌人的歼击机和轰炸机50架，一群一群地出现在天空。6时30分，敌人的炮兵全力进行射击。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
　　炮弹遮天盖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队使用一切力、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办法，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7时45分。
　　可怕。人们怨声载道，炮弹隆隆爆炸，简直象在地狱一般。形势十分困难，情况很糟，我们被围了。如果黑夜即将到来，全体人员应呆在交通壕里，排成一行……士兵的心灵是悲哀的……我们的处境不好，很糟，乱七八糟。
　　8时30分。
　　敌人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射击。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14时40分。
　　残酷的战斗在继续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射击一直不停。
　　8月21日。
　　苏蒙空军大批飞机轰炸我们的阵地，火炮也不停地射击。在轰炸和炮击以后，敌人步兵投入冲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大。晚上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方。
　　8月22日9时30分。
　　敌人步兵开始冲击，敌人机枪猛烈开火。我们处境极为危险，我们胆颤心惊。士兵情绪糟透了。所有军官死光了，我被任命为连长。这事使我非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福田的日记中断了。
　　当时日军大力在士兵中灌输反对苏联红军的思想。我们的军队被说成是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04—1905年俄日战争时的旧沙皇军队的水平。因此，日军士兵看到在哈勒哈河战斗中，遭到我军坦克、飞机、炮兵和组织良好的步兵部队的突击时，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日军当局告诉士兵，他们当了俘虏也得被枪毙，而且在枪毙以前还得折磨个半死。应当承认，这类宣传在当时对士兵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事实粉碎了这些谎言。我记得8月里的一天，天刚亮，我在观察所，带来了一名已被蚊子咬得不象样子的日本俘虏兵。他是被И·И·费久宁斯基团的侦察兵在芦苇丛里抓到的。
　　我问他，是谁在什么地方把他搞成这个样子的。他回答说，他和另一个士兵昨天黄昏受命躲藏在芦苇里，暗中监视俄军的行动，但没有给他们防蚊用具。连长命令他们在芦苇中不许乱动，以免被发现。夜间蚊子袭来，他们咬紧牙关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动不动地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生怕被发现。这个俘虏兵说：
　　“可是俄国人一喊话，端起了枪，我就举手投降，因为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折磨了。”
　　我们非常需要了解他被俘的那个地区的日军情况。为了使他开口，我命令给他半杯伏特加酒。使我吃惊的是，他看了看这杯酒，然后说：
　　“请您先喝一口，我害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父亲开一个百货店，当然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我们的翻译说，根据日军当局发给士兵的“手册”，士兵应当口喊“万岁”英勇死去。俘虏笑了笑说：
　　“父亲嘱咐我，要活着回去，而不是死了回去。”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3
　　1939年8月30日，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日军第6集团军被全部歼灭。Х·乔巴山同志来到我们部队表示衷心感谢，他感谢苏联战士以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们对所承担义务的忠诚。苏蒙军队的毁灭性反击，日军一个集团军精锐部队遭到前所未见的全军覆没，迫使当时日本执政当局重新考虑对苏联武装力量威力，战斗力的估价，特别是对苏联军人政治上坚定性的估价。
　　国防人民委员К·Е·伏罗希洛夫在1939年11月7日的命令中写道：“哈勒哈河战斗的参加昔——战士和指挥人员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参加哈勒哈河作战的军队，表现出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卓越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应受到嘉奖。”
　　我们军人英勇行为的灵魂是共产党及其前线机街——军队党组织。共产党员以其英勇的表率作用鼓舞军人建立战斗功勋。
　　必须指出，有些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他们以其卓越的组织活动、党政措施、灵活的指挥，加速了对日军的粉碎，使苏联军队获得荣誉。
　　对М·С·尼基舍夫(师级政委)我怀着亲切的怀念。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原则性很高的共产党员，他善于妥善处理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无论情况多么复杂、紧张，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分歧。所有我们这些参加过哈勒哈河作战的人，听到他在卫国战争初期阵亡的消息时，都万分悲痛。他死于乌克兰，当时担任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军事委员的职务。
　　我们也绝不能忘记Я·В·斯穆什克维奇、С·И·格里采韦茨、В·М·扎巴卢耶夫、Г·П·克拉夫琴科、В·Ф·斯科巴里欣、В·Г·拉霍夫及其他飞行员的功绩，他们树立了英勇、无畏的典范。
　　一次在追击日军机群的时候，歼击机飞行员苏联英雄С·И·格里采韦茨发现自己指挥员В·М·扎巴卢耶夫的飞机掉队了。С·И·格里采韦茨在向逃窜的敌机打了几个点射以后，暂停追击，开始寻找不知下落的飞机。他在最后一次进行攻击的地域的上空打圈子，他发现那架飞机坠落在日军范围内的草原上。
　　С·И·格里采韦茨向下飞，进行超低空飞行，他看见В·М·扎巴卢耶夫躺在飞机旁边。很明显，是飞机出事了。怎么办呢?С·И·格里采韦茨不顾在敌人后方降落的极大危险，毅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救出自己的指挥员。正如我们在苏沃洛夫时代已确立的信条：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同伴。
　　这位勇敢并始终十分沉着的飞行员，熟练地将飞机降落在满是弹坑的场地上。他很快地滑行到В·М·扎巴卢耶夫的身旁，他把扎巴卢耶夫硬塞进单坐飞机的坐舱里。然后，С·И·格里采韦茨在惊慌失措的敌军士兵面前，把带着双倍负载的飞机迎风飞上天空，并顺利地飞回机场。
　　在一次对日军的侦察性战斗中，И·Л·卡斯佩罗维奇少校的支队里一辆嘎斯汽车被打坏。司机季莫欣列兵没有抛弃汽车，而是留在战场上，在中间地带，努力修车。日军发现我们这位战士大胆的行动，决定要活捉他。季莫欣象真正的苏联战士那样进行抵抗。他虽然身受重伤，仍然继续抵抗。
　　在这个时候，支队长И·Л·卡斯佩罗维奇，不顾当时严重的情况，定下了一个冒险的决心，抢救自己的战士。他命令直接瞄准火炮对敌人的火力点集中射击，他将全连展开，向敌人进攻，而他乘坐的装甲车全速向季莫欣的汽车靠拢，将损坏的汽车挂在装甲车后面拖回；当把季莫欣拖回驻地后，季莫欣含着热泪感谢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死亡中救回来的指挥员和同志。
　　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前，他说：“我毫不怀疑，你们是不会忘记我的，不会让我一个人遭受不幸。我亲爱的朋友，只要我稍加治疗，我就回来和你们在一起。”
　　飞行员、苏联英雄В·Ф·斯科巴里欣上尉在敌我悬殊的战斗中，援救了自己的战友В·Н·武萨上尉，他大胆地冲撞日军歼击机并在击落该机后，又与另两架敌机作战。当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看出他们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战斗时，他们转向自己的机场方向逃窜。В·Ф·斯科巴里欣，尽管飞机受重创，仍顺利地飞回机场。着陆后，在他飞机的机翼上发现有日军歼击机掉落的碎片。
　　在空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是苏联英雄В·Г·拉霍夫上尉。7月29日，他单个遇见了一个极有作战经验的日军空军飞行员——竹尾。旋转几次以后，В·Г·拉霍夫迫使敌人卷入战斗。在战斗过程中，日本飞行员竹尾使出其全副本领，但其飞机仍然被В·Г·拉霍夫击毁了。这个日本人跳伞了，当他发现降落在蒙古领土上时，企图自杀，但被俘虏了。
　　当日本飞行员竹尾从惊慌中恢复过来，受到红军军官良好的待遇后，他要求见一见能如此巧妙地作战并击毁了他的飞机的那位飞行员。当Б·Г·拉霍夫走近他时，这个日本人向他深深地一鞠躬，向胜利者致敬。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许多指挥员。在哈勒哈河地域战斗行动开始时，И·И·费久宁斯基是主管行政事务的副团长。当摩托化第24团需要指挥员时，第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就是И·И·费久宁斯基。我们没有看错。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定下正确的决心，当我军发起总攻时，该团在他的指挥下，仗打得很漂亮。
　　在哈勒哈河战斗行动近结束时，И·И·费久宁斯基被任命为第82师师长。这个师在卫国战争第一阶段在莫扎伊斯克方向进行了极为顽强的防御战。少将И·И·费久宁斯基曾成功地指挥过西南方面军的一个步兵军，后来又指挥过列宁格勒附近的第42集团军。
　　М·И·波塔波夫(旅级)是我的副司令。他肩负着组织各兵团和各兵种协同动作的重担。当我们开始总攻时，波塔波夫受命指挥集团军群翼侧的主要集团。М·И·波塔波夫异常沉着，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惊慌失措。甚至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也能保持绝对镇定，这一点很受部队欢迎。他在卫国战争中，指挥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时，也是如此。
　　通信联络在战斗和战役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想谈一谈А·И·列昂诺夫上校的功绩。他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保障对部队指挥所必需的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党组织在完成战斗任务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集团军群政治部主任П·И·戈罗霍夫(师政委级)：Р·П·巴比丘克(团政委级)、特别军党委书记А·М·波莫盖洛和政委И·В·扎科沃罗特内都始终站在政治工作的最前列。
　　在兵团一级的政治工作人员中间，摩托化装甲第9旅的政委В·А·瑟切夫(团政委级)表现特别突出，过去他是乌拉尔的一个冶金工人。瑟切夫能很好地帮助旅长，往往能在困难的情况下掌握住自己的部队并能以本身的英勇行为激励部属建立战功。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作为集团军的军事委员能以同样大无畏的精神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医务工作人员在困难的野战条件下，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他们救死扶伤，而且不仅对我们的指战员如此，他们还以极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被俘日军的伤病员。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与М·Н·阿胡京教授一起工作的情况。有一次人们向我报告，М·Н·阿胡京教授在连续完成几个手术已累得几乎站立不住的情况下，命令在他身上抽血输给一个受伤的指挥员。我打电话给他，劝他从较年轻的医生身上抽血。可是，阿胡京教授简短地回答说：
　　“我没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的血型”，他请求我不要阻拦他。他立即把自己的血献给了伤员。
　　М·Н·阿胡京教授对后方医务体系的统一化考虑得很周到并组织得很好。他还对我们兄弟的蒙军医务工作人员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每昼夜工作15—18小时，但他对外科医生的训练和提高仍然非常注意。我认为，如果我说，凡是和М·Н·阿胡京教授一起工作并向他学习过的人，都在外科手术方面有很高成就，这一点也不过分。当今著名的外科医生、科学院士А·А·维什涅夫斯基就是在他的指导下顺利开始工作的。
　　在哈勒哈河地域行动的蒙军与苏军配合得很好。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4
　　我们在前线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到蒙军给苏军战士的动人的信：
　　“亲爱的兄弟们，红军战士们!
　　我们，在哈勒哈河地域作战的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我们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全体蒙古劳动人民，向你们，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我们祖国的战士们，致以热烈的敬意，并祝贺你们成功地围歼了践踏我国土地的侵略者。
　　我国人民将把你们在哈勒哈河与日本匪徒英勇斗争的事迹用金字记入我国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史册。如果没有你们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就不可能存在独立、革命的蒙古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就会面临满洲人民所遭遇的命运，日本侵略者就会粉碎并夺去我们的国土和劳动果实。但这一切没有实现，也绝不可能实现，因为苏联正帮助我们，把我们从日本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感谢你们，感谢苏联人民!”
　　蒙军战士为苏军的战功而欢欣鼓舞，我们，苏联军人也为蒙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而兴高采烈。
　　我有机会亲眼看到蒙军战士、指挥员树立的大量战功。我愿意举出有卓越表现的一些人的名字：战士奥尔沃，装甲车驾驶员哈扬希尔瓦，高射炮瞄准手丘尔捷马，甘鲍苏列纳，骑兵赫尔洛。以蒙古人民革命军副总司令)Ж·勒霍格瓦苏伦(军政委级)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
　　在为纪念哈勒哈河牺牲的英雄而树立的纪念碑上，刻有如下公正的词句：
　　“为捍卫热爱和平的蒙古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保卫各国人民的和
　　平和安全，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哈勒哈河地域与日寇作战中献身的苏军英雄战士和蒙古人民革命军英勇的战士，永垂不朽!”
　　苏联政府为了表彰苏联军人反日本侵略的卓越功勋，授予其中70人以苏联英雄称号。飞行员С·И·格里采韦茨、Я·В·斯穆什克维奇、Г·П·克拉夫琴科二次荣获苏联英雄金星奖章。我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72年我因参加粉碎哈勒哈河地域日军的战役，按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的命令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哈勒哈河战斗行动结束后，于1939年10月底，集团军群领导人和司令部回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过去我对蒙古的了解只限于书本上和报纸上，现在我有机会亲自看看这个国家。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蒙古人民的纯朴、善良和对苏联的信任。无论我走到哪里，在帐篷里或是房子里，在机关里或是部队里，到处都可看到他们把列宁像挂在最庄严的地方，每一个蒙古人在谈到列宁时，都满怀崇敬的心情。
　　我们的战士常常拜访蒙古朋友，而蒙古同志也常参观我们的演习和作业，在这些场合我们总是努力把战斗经验传给他们。
　　蒙古人民十分尊敬和热爱Х·乔巴山。八月份当他来到我们在哈马尔—达巴山土的指挥所时，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杰出的非常热情的人，是苏联忠实的朋友。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毕生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作斗争。最后一次我见到他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当时他给前线红军战士送来了蒙古人民赠送的礼物。
　　我们看到，Ю·泽登巴尔是一个有教养、很聪明的人，他与Х·乔巴山和其他中央委员合作多年。在1952年X·乔巴山去世后，Ю·泽登巴尔任总理，现在他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兼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他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知识和精力，为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而奋斗。
　　在尚未谈到卫国战争以前，我愿意先在这里说一说蒙古人民在我国进行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时期给予苏联的援助。
　　仅在1941年，苏联军人就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得到价值6，500万图格里克(蒙古人民共和国货币单位。——译者注)的140节车厢各种礼物。蒙古还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捐赠了250万图格里克，10万美元及300公斤黄金。利用上述资金特别购制了53辆坦克(其中有32辆T—34型)。在这些坦克的侧面均写上了苏赫巴托及其他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名字。这批坦克中的许多辆曾成功地与德军进行了战斗，并在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坦克第112旅的编成中一直打到柏林。
　　除了坦克以外，一个“蒙古牧民”航空兵大队交给了苏联空军。这一大队编入奥尔沙近卫航空兵第2团的编成内。这个大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
　　1941—1942年蒙古送给苏联红军3.5万匹马，这一批马补充了苏军的骑兵部队。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Х·乔巴山、Ю·泽登巴尔和其他国务活动家常常率领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访问我们光荣的军队。他们每一次的到来都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和蒙古人民之间的兄弟友情。
　　在哈勒哈河作战期间，Ю·泽登巴尔和苏联驻蒙古大使И·А·伊万诺夫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们的关心，我们部队从来没有碰到过供应方面的困难。从那时起，Ю·泽登巴尔同苏联人民真诚地亲密合作，苏联人民通过他看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友爱的蒙古人民。И·А·伊万诺夫在蒙古人民中间，在蒙古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尽力用言语和行动帮助蒙古朋友。
　　我们的部队回到冬季营房后，进行战斗总结。我们高兴地看到，战士和指挥员的军事知识大大提高了。作战部队向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部队派出了优秀的战士和指挥员，以传授与日军作战的经验。部队军事训练的政治保障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所有这一切措施在部队的训练和战备方面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1939—1940年在蒙古呆过的兵团于1941年调至莫斯科附近与德军作战，博得极高的评价，这绝不是偶然的。
　　1945年，苏联政府同反希特勒同盟国达成协议，为了消除来自军国主义日本的军事危险，它掌有针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远东地区的百万关东军，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的兄弟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日本宣战了。
　　蒙古人民革命党、Х·乔巴山和Ю·泽登巴尔领导的蒙古军队加入И·А·普利耶夫将军指挥的苏蒙骑兵机械化兵集群的编成，在苏军的右翼作战。据我军战士、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反映，蒙军部队作战勇敢、机智并能很好地同苏军协同行动。
　　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Х·乔巴山因战斗指挥出色，被苏联政府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副总司令员——蒙古人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Ю·泽登巴尔因出色地指挥蒙古人民革命军作战并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被授予库图佐夫一级勋章。26人被授予红旗勋章，13人被授予光荣三级勋章，82人被授予“勇敢”奖章。194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总共奖励302人。
　　蒙古人民对苏联人民怀有真诚的友情。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给自己的孩子起俄国人名字的习惯，如奥罗斯(俄罗斯)、赛赛尔(苏联)、沃洛佳(表示对列宁的尊敬)、尤拉(表示对Ю·加加林的尊敬)等等，这就是证明。
　　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工业、农业、科学和先进技术在迅速发展。苏联及其他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对蒙古人民给予了大力援助。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同外国侵略者作战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及其中央委员会。
　　……1940年5月初，我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去人民委员部另行分配工作。
　　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政府颁布决定，授予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将级军衔。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5
　　几天以后，我被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
　　我以前没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在被接见时，我非常激动。
　　除斯大林以外，房间里还有М·И·加里宁、В·М·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同我问好以后，抽着烟斗，立即向我问道：
　　“你认为日军怎么样?”
　　“与我们在哈勒哈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我回答说，“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人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
　　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改装的‘鸥’型和伊—16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优越。在以Я·В·斯穆什克维奇为首的一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到来以后，制空权就很牢靠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是所谓的皇军。”
　　斯大林很注意地听我说的一切，然后他问道：
　　“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彼得罗夫指挥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和来自外贝加尔由加拉宁指挥的步兵第57师都打得很出色。由乌拉尔调来的步兵第82师开始打得不好。该师的战士和指挥员训练时间都很短。这个师在开赴蒙古以前不久才加以扩充，补充了刚应征入伍的新兵。
　　我们的坦克部队打得很出色，特别是由苏联英雄雅科夫列夫旅长率领的第11旅表现突出，但БТ—5和БТ—7式坦克太容易起火。如果我没有这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
　　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的优越，特别是在射击方面。我们的部队整个地说比日军强得多。
　　蒙古部队从红军方面获得了经验，受到锻炼，得到支援，也打得很好，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营在巴英查岗山打得很好。应当承认，蒙古的骑兵易于遭受飞机袭击和炮火的杀伤，他们受到很大损失。”
　　斯大林又问：“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是怎么帮助你的?”
　　“沃罗诺夫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库利克，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巴甫洛夫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在西班牙获得的经验，对他们很有帮助。”
　　我聚精会神地望着斯大林，可以看出，他在很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讲述。于是我继续说：
　　“对于我们所有的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哈河的战斗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如今对于红军的力量和作战能力也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你谈一谈，我们的部队在哈勒哈河遇到些什么困难?”М·И·加里宁参加了谈话。
　　我回答说：“主要的困难是物资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从650—700公里以外运来作战和生活必需品。离我们最近的供应站在外贝加尔军区。甚至烧饭用的劈柴也得从600公里以外运来。车辆来往一趟是1，300—1，400公里，这要消耗大量汽油，而汽油也得从苏联运来。
　　在克服这类困难方面，外贝加尔军区军事委员会和什捷尔恩上将及其部属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哈勒哈河蚊子非常之多，这使我们部队非常伤脑筋。一到晚上蚊子就毫不客气地咬我们。日本人有专门的防蚊设备，可是我们没有，一直到很晚才装备了这类用品。”
　　М·И·加里宁又问：“你认为，日本政府组织入侵，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最近的目标是夺取哈勒哈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然后沿哈勒哈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贝加尔边界。”
　　斯大林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
　　当我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仔细研究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战斗行动的过程。利用这个机会，我问道：
　　“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
　　“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然希望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我回到“莫斯科”旅馆后，久久不能入睡，这次谈话时的情景萦绕在我的脑际。
　　斯大林的外表，他那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和具体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听取报告时那样聚精会神，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5
　　第八章 指挥基辅特别军区
　　任命我担任我国最大军区的司令员职务，我感到十分光荣，我要贡献自己的一切，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政府对我的高度信任。
　　基辅特别军区是一个先进军区。当我1922—1939年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时，我们非常尊重基辅军区的部队，高度评价该军区部队的战斗训练、其司令部及领导人的战役战术修养。
　　还有，在军区能和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一起工作，也使我非常高兴。他们中间不少人我是认识的，有许多人是从其他军官和将官口里听说过的，而有些同志则是同我一起工作过多年的。
　　当时基辅特别军区的参谋长是М·А·普尔卡耶夫中将。我和М·А·普尔卡耶夫在白俄罗斯军区一起工作过，当时他是军区参谋长。他是一个有经验、精通本职工作的将军，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熟练的参谋人员。
　　军区炮兵司令员是Н·Д·雅科夫列夫将军，他在炮兵技术和战斗运用方面是个第一流的专家。分别指挥两个集团军的是И·Н·穆兹琴科将军和Ф·Я·科斯坚科将军，我和他们在顿河哥萨克第4师里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是П·Н·鲁布卓夫上校，他是我在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里工作时认识的。П·Н·鲁布卓夫的职务不久就由И·Х·巴格拉米扬上校接替了。И·Х·巴格拉米扬是一个深思熟虑、安静、勤勉、精通本行业务的干部。军区的供给主任是我的老朋友В·Е·别洛科斯科夫。
　　另外，我还想说两句赞美军区空军司令员Е·С·普图欣将军的好话。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和指挥员，是我们党的忠实的儿子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
　　短期内我熟悉了军区的其他领导干部。军区拥有一批能干、有教养的指挥人员。每次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均能熟练、准确并富有创造精神地完成。
　　熟悉了军区的情况以后，我认为我有责任去拜访一次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我向他们谈了我军在哈勒哈河粉碎日军第6集团军的情况及我对基辅军区的初步印象以后，请求他们在军区的物质生活保障方面给以帮助。我受到了热情的关怀，并且十分高兴，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在1940年6月份，我走遍了军区几乎所有的部队和兵团。然后我同军区司令部在捷尔诺波尔、利沃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杜布诺地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带通信工具的首长—司令部野外作业。就在这一带，一年以后即1941年，德国人根揩“巴巴罗萨计划”对乌克兰实施了主要突击。
　　作业表明，担任集团军、兵团及其司令部的领导职务的是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和将官。当然，他们还需要认真的战役战术训练，因为他们只是在不久前才从较低的职务提升上来的。领导上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40年夏秋两季，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斗训练。部队学习了红军与芬兰军队作战和与日军在哈勒哈河作战所取得的战术经验。在训练中也考虑了法西斯德军进攻一系列欧洲国家时的作战经验。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紧张地进行。早在1936年底德国与意大利已签订协定，结成臭名昭著的“柏林—罗马轴心”，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一协定表面是针对共产国际的，但实际上是侵略势力相互勾结以争夺世界霸权。1937年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一协定。同时日本也再次发动战争，妄图吞并中国。1938年独立的奥地利被吞并了。与此同时，武装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已迫在眉睫。苏联政府向爱好和平的国家建议：“如果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强国，对于集体拯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立场，现在还为时不晚，再拖延恐怕就来不及了。”
　　苏联的提议没有被采纳。
　　在1938年9月29—30日西方强国举行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让给德国，以便“拯救和平于最后一分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紧闭的大门外等待着自己国家命运的决定。苏联则完全被排除在会谈之外。
　　我们已准备好支援捷克斯洛伐克。飞机和坦克已做好战斗准备。在苏联西部边界附近集中了近40个师。但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集团拒绝我们的帮助，宁愿屈辱地投降。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了布拉格。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获得了自然的结果。
　　这样的转变(苏联不止一次地预言过这种转变)在英国和法国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受他们唆使矛头指向东方的希特勒突然转向了西方呢?于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了又一轮谈判、会见、会议，以达到用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来吓唬希特勒。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达拉第和张伯伦要求苏联在他们的国家受到德国侵略时给予帮助，但他们却不愿意承担任何严肃的义务。谈判，其中包括英、法、苏三国军事代表团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如果说到欧洲，一句话，就是希特勒不断施加压力，而英国和法国则不断退让。苏联为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提出的许多措施和建议，在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中间没有得到支持。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事。形势中出现的各种困难、矛盾和不幸，都来源于英法统治集团总希望德国和苏联之间直接发生冲突。
　　当炸弹还没有在他们自己家里爆炸以前，昔日在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勾结在一起的同盟者；，他们的阶级利益把他们引到这样一步——在希特勒的面前步步退让。达拉第和张伯伦以为，他们可以玩弄阴谋诡计，及时地躲开已经准备就绪的德国法西斯的军事行动，并且在最后时刻把军事行动的矛头引向苏联。葚至到9月1日，德国已进攻波兰，波兰的同盟者英国和法国虽对德国宣了战，实际上仍然按兵不动。
　　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指挥部参谋长约德尔在纽伦堡审讯中承认：“如果说在1939年我们没有遭到失败，这仅仅是因为，在我们对波兰作战时，呆在西方的约110个法军和英军师面对着德军23个师，无所作为。”
　　地主老爷的波兰政府拒绝苏联的帮助。波兰政府‘英明地”在东面设防线、筑工事，准备同苏联作战，但希特勒军队就在那个时候，从西面，北面、南面侵入波兰并迅速占领了武器库。尽管波兰的爱国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德军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把波兰军队围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更大的规模展开了。
　　在这紧张的时刻，我们红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1939年3月)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К·Е·伏罗希洛夫在其报告中指出，我们军队的数量与1934年相比增长了一倍，军队的摩托化装备为1934年的260％。他列举了我步兵军火力的总数，该数字不低于德国或法国一个军的火力。我骑兵增长50％，大大加强了骑兵中的火炮、轻重机枪和坦克(平均加强35％)。坦克的总数增长近1倍，坦克的火力增长近3倍。火炮的射程增大了，火炮的射速，特别是反坦克火炮和坦克火炮的射速增大了。如果说1934年全部空军一次出动可携带2，OOO吨航空炸弹，而现在其携带量增加了208％。不仅是歼击机，甚至轰炸机也提高了速度，每小时超过500公里。
　　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指出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性，他说，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捍卫和平的政策，但与此同时，应极为认真地展开加强红军和海军的战备工作。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历史研究著作中不再引用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结果，一些从间接材料和参考材料中得来的关于战前问题观点和见解，有时竟被当成十足的新发现，其实包含这类观点和事实的书籍可以很容易地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
　　特别是战前各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反映出党和人民在各个领域所从事的巨大工作。再则，这些文件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几百名几千名熟练的专家认真准备的，他们为了决定严肃的报告中的一个数字，往往要翻阅大量的事实材料。
　　当然，国防人民委员不可能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说明我军力量的绝对数字。但是，在1939年8月举行的苏联、英国和法国军事代表团的会谈中(当然这些会谈是秘密进行的)，列举了具体数字。
　　这些会谈很有意义。它们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政府企图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的严肃负责精神，反映出我国为达此目的准备做出现实努力的决心。苏联政府直接委托自己派出的军事代表团‘签订关于英国、法国和苏联在欧洲组织反侵略军事防御的协定”。
　　但是，英国和法国派来会谈的，坦率地说，是次要人物，而且是来试探和摸底的，并不真正关心军事合作的成功。英国政府在对英国军事代表团的秘密指示中，直截了当地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这些义务会“束缚英国的手脚”。该军事代表团受命“慢慢地”进行谈判，对俄国人要“留有余地”，对于军事协定要“力图限于尽可能一般的表达”。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6
　　下面是当时会议记录的一些摘录，这些摘录一方面说明我国当时准备在西部边界展开的军队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明显地反映出西方强国对我国的敌意，他们想示意希特勒，当他向东进军时，英国和法国将不干涉。
　　1939年8月15日苏联、英国和法国军事代表团会议记录
　　会议于10时零7分开始，
　　13时20分结束
　　……Б·М·沙波什尼科夫(集团军级)：在前几次军事代表团会议上，我们听取了法国军队在西部展开的计划。根据英法军事代表团的要求，苏联军事代表团委托我谈一谈苏联武装力量在苏联西部边界展开的计划。
　　为了反对对欧洲的侵略，红军在苏联欧洲部分展开的兵力有：
　　120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5，000门重炮(包括加农炮和榴弹炮)，9，000—10，000辆坦克，5，000至5，500架作战飞机，即轰炸机和歼击机(辅助飞机不计算在内)。
　　上列军队数字中，不包括筑垒地域内的部队、防空部队、海防部队、训练补充兵员的后备部队及后勤部队。
　　关于红军的编制不准备详述，我只简单说明一下：1个步兵师由3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团组成。师的战时编制人数为19，000人。
　　一个军由3个师组成，另有军属炮兵2个团。(德拉克海军上将问海伍德将军有没有人记录Б·М·沙波什尼科夫所讲的内容，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各种编成的集团军(5至8个军)有自己的炮兵、航空兵和坦克。
　　筑垒地域的部队接到战斗警报后，4至6小时完成战斗准备。
　　苏联从北冰洋至黑海沿西部边界全线均有筑垒地域。
　　军队可于8至20天内集中完毕。铁道网的分布不仅允许按期把部队调往边界，而且可以进行横方向的机动。我们沿西部边界在300公里纵深内，有3至5条横向铁路。
　　现在我们有足够数量的大型机车，有比过去的车厢大一倍的货运车厢。我们列车的载运量比过去增加一倍，列车运行速度也大大增加。
　　我们有大量汽车运输工具和横向公路，可以实施汽车输送工具的横方向集中……
　　……我现在谈一谈，苏联军事代表团同意的，当欧洲受到侵略时，英、法、苏三国武装力量共同行动的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这是当侵略集团向英国和法国进攻时采取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所提供的武装力量将是英国和法国直接用于对付主要侵略者德国所使用之武装力量的70％。我解释一下。比如，英国和法国提供90个步兵师直接对付德国，苏联则提供63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及相应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总数近200万人……
　　……苏联北海舰队可协同英法分舰队沿芬兰和挪威海岸，在其领海以外，进行巡逻……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可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沿岸进行巡逻、派出潜艇及设置水雷。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潜艇可阻挠从瑞典往主要侵略国家运送工业原料。
　　(随着Б·М·沙波什尼科夫[集团军级]对行动计划的说明，德拉克海军上将和海伍德将军在其略图上标上情况。)
　　发生军事行动的第二个方案——这是当侵略指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时采取的方案。
　　……只有当法国和英国已与波兰并尽可能与立陶宛及罗马尼亚谈妥，我们的部队可以通过维连斯基走廊，加利西亚及罗马尼亚并在那一带行动时，苏联才可能(才能实现)参战。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所提供的武装力量将是英国和法国直接用以对付德国的武装力量的100％。例如，法国和英国提供90个步兵师对付德国，苏联则提供90个步兵师、12个骑兵师及相应的炮兵、航空兵和坦克。
　　英国和法国舰队的任务，与第一方案中提出的相同……
　　……在南面苏联黑海舰队封锁多瑙河口，阻止侵略者的潜艇及其他可能的海上力量进入河口，封锁博斯普鲁斯，阻止敌人的水面分舰队及其潜水艇进入黑海。
　　第三个方案。这个方案所考虑的情况是主要侵略者利用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领土向苏联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英国应立即加入对侵略者或侵略集团的战争。
　　与英国和法国有条约协定的波兰亦应反对德国并允许我国军队根据英国、法国政府同波兰政府的协定通过维连斯基走廊和加利西亚。
　　前面已提到，苏联展开120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5，000门重炮、9，000至10，000辆坦克、5，000至5，500架飞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英国所提供的武装力量应是上面刚列出的苏联武装力量的70％，并立即开始积极行动以反对主要侵略者。
　　英法海军的行动应如第一方案所列……
　　1939年8月17日苏联、英国和法国军事代表团会议记录
　　会议于10时零7分开始，
　　13时43分结束
　　К·Е·伏罗希洛夫元帅(担任会议主席)：军事代表团会议现在开会。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将听到苏联空军情况的报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就请工农红军空军司令员洛克季奥诺夫(副集团军级)讲话。
　　А·Д·洛克季奥诺夫(副集团军级)：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在这里的报告中提到，在西欧战场红军将展开5，000—5，500架战斗飞机。这是指第一线的飞机，不包括预备力量。
　　上述数量飞机中，现代化飞机占80％。它们的飞行速度是：歼击机——465至575公里/小时以上，轰炸机——460至550公里/小时。轰炸机的飞行距离为1，800至4，000公里。载弹量为600公斤(老式飞机)至2，500公斤……
　　……轰炸航空兵、歼击航空兵和军队航空兵的比例是：轰炸航空兵占55％，歼击航空兵占40％，军队航空兵占5％。
　　苏联的飞机工厂目前一般每日工作一班，只有少数工厂工作两班；平均每月生产900—950架战斗飞机，民用飞机和教练机除外。
　　由于欧洲和东方侵略势力的增长，我们的航空工业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扩大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战争需要……
　　……空军基本兵团接到战斗警报后1至4小时做好准备。值班部队经常保持战斗准备。
　　战争开始阶段，空军将根据总参谋部拟订的汁划行动。空军行动的总原则的依据是：必须把各种兵器，包括地面兵器和空中兵器，集中于主要突击方向。因此，空军的行动应与战场上和战役纵深内的地面部队密切协同。
　　轰炸航空兵的目标将是：敌人的有生力量和一系列重要的军事目标。此外，轰炸航空兵还担负轰炸敌深远后方的军事目标的任务。苏联空军不但负轰炸和平居民的任务。
　　歼击航空兵的任务除保护重要军事目标、铁路和公路，掩护地面部队和空军的集中，与其他防空兵器(高射炮等)密切协同保护大城市外，应与敌空军作斗争，并同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密切协同，保障它们在战场上的战斗行动……
　　К·Е·伏罗希洛夫元帅：别尔涅特元帅发言。
　　别尔涅特元帅：我代表法国和英国代表团向洛克季奥诺夫将军对其确切的讲述表示我们的感谢。苏联在建立其空军方面借以达到如此辉煌成就的那种力量和组织能力绐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国际生活》杂志，1959年，第3期。)
　　历史家和回忆录作家爱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将会如何呢，如果说……?”实际上，如果说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于1939年愿意将其军事力量与苏联联合反对侵略者，如我们所建议的那样，那么，欧洲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6
　　1940年3月联共(布)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有着重大的意义。在会议上讨论了与芬兰作战的总结。会议中讨论非常激烈，尖锐地批评了军队的军事训练和教育问题，提出了大大提高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能力问题。
　　四月中旬，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召开了总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邀请了苏芬战争的参加者、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各军区和集团军的领导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从当前需要出发，组织军队军事训练的极为重要的原则。根据联共(布)中央和政府的决定，组成以А·А·日丹诺夫和Н·А·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委员会要求中央军事机关全体人员，为巩固陆军、空军和海军而积极工作。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和总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国防人民委员颁布了“关于1940年夏季军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命令。
　　党和政府1940年年中对我们武装力量提出的要求的要点是什么呢?
　　考虑到苏芬战争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考虑到已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行动的性质，摆在军队面前的尖锐而繁重的任务是：今天要学会明天在战争中需要的东西。开始了改编各军种兵种的工作，并采取了重大措施，以巩固军队中的单一首长制、制度和纪律。
　　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要求各级指挥员、首长及各级司令部，根据战争的要求来改进军队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应在接近实战条件下训练部队，应训练官兵承受长时间的体力辛劳，应在白昼和夜间、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进行战术作业，也就是说考虑到突然性的因素，应当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经常保持战斗准备。
　　命令要求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深入研究其他兵种的作战能力和特点，以便能在各种类型的高速度的现代战斗中与它们保持协同动作。
　　整个夏天我和军区军事委员В·Н·鲍里索夫、训练部长和作战部长都是在部队中度过的。我们主要注意指挥人员、司令部和各兵种部队的野外训练。
　　1940年9月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来到军区，检查军区部队。(С·К·铁木辛哥1940年5月8日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
　　9月22日至24日，在俄罗斯拉瓦地域对步兵第4l师进行了战术训练检阅。军区的航空兵也参加了这一对抗演习。步兵第41师的炮兵在演习中表现很好。
　　9月25日至27日，第99师进行了校阅演习。该师取得卓越成绩并获得红旗奖。师的炮兵被奖给红军炮兵流动红旗。
　　9月27日至10月4日，步兵第37军司令部、步兵第6军司令部、坦克第36旅司令部和步兵第97师司令部进行了校阅野外演习。各司令部表现出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创造精神，保证首长能够在复杂和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对部队实施不间断的指挥。步兵第37军司令部由于表现突出被授予红军总参谋部的流动红旗，而军长С·М·孔德鲁谢夫和参谋长缅德罗夫被奖给金表。许多指挥员都得到珍贵礼品。
　　在这些演习以后不到一年，步兵第37军及步兵第41、99和97师就投入了同法西斯精锐部队的战斗。这些兵团的指战员在战争最初的也是最困难的日子里，表现得十分英勇。
　　应当承认，在有高级军事将领在场的情况下实施校阅演习是极有教育意义和动员力量的。С·К·铁木辛哥很熟习且热心于战士、分队和部队的军事训练。他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以后，正如党所要求的那样，部队的军事训练开始遵循着正确的方针——用战争中需要的东西训练部队。特别是，我们特别重视进攻和防御中的侦察和利用地形的训练。
　　我们不断教育战士、军士和指挥员，使他们懂得，只有当分队和部队的全体人员经过良好训练，分队和部队才能成为使敌人畏惧的力量。这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军区政治宣传部主任Е·Т·波日达耶夫(师政委级)，他在军队教育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我在这里提到的只是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在军区实施的一次校阅。实际上这类演习军区领导在1940年曾实施了多次，因此在战争最初的日子里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作战很出色、很英勇，给敌人以巨大的打击，这决不是偶然的。
　　1940年9月底，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2月于莫斯科召开高级指挥员会议。指定我在会上作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此外，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指定我为演习中的“蓝”方。国防人民委员要求11月1日前交出报告草稿。
　　由于作报告的题目很复杂，会议的水平很高，我不得不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昼夜工作很多小时，来起草这一报告。军区司令部的作战部长И·Х·巴格拉米扬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
　　按规定时间，报告草稿送交国防人民委员。两星期后，总参谋长К·А·梅列茨科夫打电话通知我，我的报告草稿领导上已经批准，要我做好发言的准备。
　　1940年12月底会议开始。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军事委员和参谋长，各军事院校校长，教授和军事科学博土，各兵种监察部部长，各总部部长和总参谋部领导干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了许多重要报告。И·В·秋列涅夫大将准备了论据充足的报《告现代防御战役的特点》。信根据规定的课题他没有超出集团军防御的范围，没有论及战略防御的特点。
　　题目为《进攻战役中和夺取制空权斗争中的空军》的报告，是由红军空军司令员П·В·雷恰戈夫中将做的。雷恰戈夫在西班牙作战中表现很突出。这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报告。
　　А·К·斯米尔诺夫中将做了题为《步兵师的攻防战斗》的报告：
　　总参谋长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做了关于红军部队战斗和战役训练的一般问题的报告。他特别指出了高级指挥人员和各级司令部缺乏训练的问题。在当时出现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把年轻的、在战役战术方面及司令部工作方面还缺乏足够训练的干部大量提升到高级负责岗位上的结果。
　　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上将的报告《关于机械化兵团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使用》引起了普遍注意。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在其论证充足的报告中，Д·Г·巴甫洛夫出色地说明了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具有巨大的机动力和突破力，而受炮兵和航空兵火力杀伤的机会却较其他兵种要小。
　　我的报告《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也获得好评。参加会议的人还做了一系列宝贵的补充和批评。
　　所有讨论时发言的人和国防人民委员致闭幕词时都一致表示，如果法西斯德国把战争强加在苏联身上，我们就得同西方最强大的军队作战。在会上还强调指出，这支军队装备有大量装甲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及强大的空军，并且这支部队还具有组织和实施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
　　所有的发言均认为，今后必须继续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兵团(师、军)，以便在兵力对比上与德军相等。许多人都谈到空军、防空和防坦克部队的改编和改装问题，提出炮兵必须采用机械牵引，以提高其机动力和越野通行能力(А·И·叶廖缅科在其《战争初期》一书中谈到斯大林在高级指挥干部会议的最后-次会议上所做的冗长发言的内容。А·И·叶廖缅科的回忆是错误的，实际上斯大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整个说，这次会议的工作表明，苏联军事理论思想基本上正确地决定了现代军事学术发展的主要方向。需要尽快把这一切变成事实。根据会议的结论，过了不久，就采取了进一步提高边境军区部队战斗准备、提高参谋业务水平的措施。各军区掀起了进行大规模战役战略演习的新高潮，制订了边境防御计划，并加强了部队的组织性。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原定进行一次大型演习，但出乎意外地被召集去见斯大林。
　　斯大林接见我们时相当冷淡。略微点头打了一个招呼，就让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
　　斯大林批评С·К·铁木辛哥，没有征求他关于国防人民委员闭幕词的意见，就让会议闭幕了。对这个批评，С·К·铁木辛哥解释说，他把发言草稿送给了他，以为他已了解发言的内容，没有什么意见。
　　斯大林问道：“你们的演习什么时候开始?”
　　С·К·铁木辛哥回答说：“明天早晨。”
　　“那好，你们进行吧。但是司令员们先不要走。谁充当‘蓝’方，谁充当‘红’方?”
　　“朱可夫大将充当‘蓝’方(西方)，巴甫洛夫上将充当‘红’方(东方)。”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7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作为战略情况基础而假设的事件是在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
　　演习由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К·А·梅列茨科夫领导。同时他们又“代表”西南战略方向。“蓝”方(德军)假设是进攻一方；“红”方(红军)假设是防御一方。
　　这一战略演习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目的——检查战争初期军队的掩护和行动计划中的主要措施是否可行、是否合适。
　　感谢总参谋部，他们为演习准备的全部文件材料反映了法西斯德军最近在欧洲的行动。
　　在西部战略方向的演习包括了从东普鲁士至波列西耶一线。双方兵力：西方(“蓝’方)60多个师，东方(“红’方)50多个师。地面部队的行动有强大空军的支援。
　　对东方来说，演习中充满了戏剧性情节。而这些情节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多方面很相象。
　　演习结束后，国防人民委员命令Д·Г·巴甫洛夫和我进行局部讲评，指出演习参加者行动中的缺点和优点。
　　斯大林建议总讲评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均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除斯大林外，出席讲评的还有政治局其他成员。
　　总参谋长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报告了演习的经过。当他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柑‘蓝”方在演习开始阶段的优势，特别是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听到“红’方的失利感到气忿)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忘记，在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
　　斯大林接着又提了几点意见，然后问道：
　　“谁还想谈谈?”
　　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发言。他强调了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在战役战术素养方面的提高，强调了此次高级指挥干部会议和军事战略演习毫无疑问的好处。
　　С·К·铁木辛哥说：“194l训练年度，军队将有可能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组织的训练。因为到那时，军队应当已在新的驻地配置就绪了。”
　　后来Д·Г·巴甫洛夫上将发言，他从评价此次会议谈起。
　　斯大林问道：“‘红’方部队行动失利的原因在哪儿呢?”
　　Д·Г·巴甫洛夫想用一句俏皮话支吾过去，他说演习中这是常有的事。斯大林显然很不爱听这句俏皮话。他说：
　　“军区司令员应掌握军事学术，应善于在任何情况下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你在这次演习中没有做到这点。谁还想发言?”
　　我请求发言。
　　我谈到，这类演习对于提高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战略水平是很有价值的。我建议，尽管演习组织起来很复杂，还是应当常常举行这类演习。为了提高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及参谋人员的军事素养，必须在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下开始演练大规模的带通信器材的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
　　然后，我还谈到了白俄罗斯的筑垒地域的构筑问题：
　　“我认为，白俄罗斯现有的筑垒地区距离边界太近，并且它们的布局，特别是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在作战中非常不利。敌人可以从布列斯特和苏瓦乌基地域突击我比亚韦斯托克军队的后方。同时，筑垒地区的纵深很小，不可能坚持很久，因为敌人的炮火可以达到全部纵深。我认为，必须在离边界较深远的地方构筑筑垒地区。”
　　Д·Г·巴甫洛夫问我道：“在乌克兰构筑筑垒地区的位置是否合适呢?”很显然，我批评了他的军区，他不满意。
　　“在乌克兰选择构筑筑垒地区位置的不是我。但是我认为，在乌克兰也应在距边界较远的地方构筑筑垒地区。”
　　К·Е·伏罗希洛夫对此强烈不满，他说：“筑垒地域应根据总军事委员会批准的计划构筑，这个工作的具体领导则由副国防人民委员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负责。”
　　因为引起了争论，我中止了发言，坐了下来。
　　接着还有几位将军针对一些问题做了发言。
　　红军空军司令员雷恰戈夫讲得很有条理。他坚持我们的空军必须加速装备最新型飞机，他认为必须改进飞行人员的军事训练。
　　负责武器装备事务的副国防人民委员Г·И·库利克元帅的发言使人感到奇怪。他建议把步兵师的编制人数增加到16，000—18，000人，并赞成炮兵用马匹牵引。他从西班牙的作战经验中得出结论说，坦克部队应主要用以直接支援步兵，并应以连、营为单位使用。
　　Г·И·库利克说：“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军，目前还不宜开始”。
　　这时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插了一句话：
　　“部队的领导干部都懂得部队尽快机械化的必要性，而只有库利克对这些问题还弄不清楚。”
　　斯大林打断了讨论，批评了库利克的落后观点。
　　斯大林说：“战争的胜利将属于握有更多的坦克和部队摩托化程度较高的一方。”
　　演习讲评后的第二天，斯大林叫我到他那里。
　　问过好以后，斯大林说：
　　“政治局决定解除梅列茨科夫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你接替他。”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我说：
　　“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一直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斯大林说，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
　　当我明白了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我表示感谢对我的信任，然后说：
　　“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好吧，我们谈妥了，明天中央颁布命令，”斯大林说。
　　一刻钟以后，我到国防人民委员那里。他微笑地对我说：
　　“我听说了，你拒绝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电话了。现在你回军区去，尽快到莫斯科来。基尔波诺斯上将受命接替你当军区司令员，但你不必等他，暂时让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员职务。”
　　我和М·П·基尔波诺斯没有一起工作过，但是，他过去的同事告诉我，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诸兵种合成军队指挥员，在旧军队工作过。他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被推选为团的士兵委员会主席。他于1918年5月入党。从1934至1939年任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喀山步兵学校校长。由于出色地指挥了步兵第70师的战斗，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0年6月，М·П·基尔波诺斯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
　　我很高兴，基辅特别军区委托这样一位能干的指挥员来领导。当然，他也象其他许多指挥员一样，还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来领导这样一个大的边境军区，不过，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勤奋及天赋的机智可以使他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军区司令员。
　　当天晚上我动身去基辅，以便尽快回到莫斯科。说实话，一路上我心情很沉重。我一直很喜爱乌克兰和古老美丽的基辅。乌克兰人民对我很尊重、很信任，推选我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乌克兰党中央对军区部队的演习、教育和生活供应给了很大的帮助。
　　在我任军区司令员的这很短一段时间里，我对军区的领导干部，特别是И·Х·巴格拉米扬，Е·С·普图欣、Н·Д·雅科夫列夫、军区集团军司令员和兵团指挥员所表现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十分钦佩。我对他们十分信任，我相信在战争考验的严竣时刻，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他们的评价没有错。
　　国防人民委员从莫斯科几次打来电话，要我尽快结束军区的工作。
　　我在基辅没有呆多久，1月31日就到了莫斯科。第二天，我接替了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的工作，担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8
　　第九章 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夜
　　整个二月份都忙于仔细研究与总参谋部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档案材料。每昼夜工作15到16个小时，常常在办公室过夜。不能说我立刻就熟悉了总参谋部的多方面的活动。这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Н·Ф·瓦杜丁、Р·К·马兰金、А·М·华西列夫斯基、В·Д·伊万诺夫、А·И·希莫纳耶夫、Н·И·切特韦里科夫和总参谋部其他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大帮助。
　　战争开始前我们做了些什么?国家有没有准备?军队有没有抵抗敌人的能力?
　　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要作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各个方面的、考虑到全部主客观因素的详尽的回答，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我深信，我们的学者、历史学家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我打算首先从军事方面谈谈自己的意见，尽可能地回忆事情的全貌，并且详细谈谈1941年上半年那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的一些事件。
　　先从最主要的问题，即作为国防基础的我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谈起。
　　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是第二个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自然而然的继续。大家知道，前两个五年计划都超额完成了。工业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年中增长了一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增长1.1倍，实际增长了1.2倍。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批准，工业产品的产量五年内应增长0.9倍、有没有根据认为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和完不成的呢?毫无根据。事情适得其反。
　　截至1941年6月，工业总产量已达1942年底计划指标的86％，铁路货运量达1942年底计划指标的90％。投产的新建工厂、电站、矿场和其它工业企业有2，900个。
　　就投资额而言，计划用于新建和改建工业企业的投资是1，820亿卢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此项投资是1，030亿卢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是390亿卢布。由此可见，正是由于近年来建设事业的发展，投产的生产设备比前两个五年计划加在一起还要多。
　　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情况怎样呢?向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下一个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在执行前两个五年计划过程中，鉴于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而不得不对重工业的发展计划作出重大修改，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进度。按照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要求，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然得到了特别迅的发展。
　　整个工业年产量虽然平均增加13％，但是国防：工业的年产量则增加了39％。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大工厂转为牛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始建设。
　　党中央通过供应稀缺原料和最新式的生产没备，帮助生产新式军事技术装备的企业。为使国防大厂得到所需的——切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派去了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派去了著名的专家：应当指出，斯大林亲自为国防企业作了大量的工作，他认识几十个工厂经理、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常会见他们，以他固有的坚定不移精神要求他们完成预定计划。
　　因此，从经济观点来看，国防工业取得了不间断的、迅速的、甚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事实。
　　这里不应忘记，第一、这样巨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群众极其紧张的劳动取得的，第二、这主要是靠削减直接为居民生产产品和商品的轻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而取得的。还应指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增长是在和平经济的条件下取得的，是在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黩武的国家中取得的。
　　所以再增加这方面的比重，实际上就是使国家从和平发展的轨道转到战时轨道，这就会改变国民经济的结构，造成国民经济军事化，直接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
　　自然，从战后年代的角度来看，况对呆种武器应当强调得多一点，而对另一种应当强调得少一点，那是容易的。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要求对战前经济做出根本的涉及整个经济的改变。
　　我还想说上几句。回想起我们军人在和平时期最后几个月里对工业提出的那些要求，可以看出我们有时并不完全了解国家现实的经济能力，尽管从本部门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是正确的。例如，国防人民委员关于大量增加最新式飞机、坦克、火炮牵引车、放重汽车、通信器材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的建议，就受到
　　了客观条件的限制。
　　当然，在工业和国防方面存在过不少缺点和困准，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由于建设事业规模巨大，熟练劳动力感到不足，制造和成批生产新式武器的经验不足、而对车事技术装备和武器的需水则急剐地提高再提高。
　　决定成批生产新式武器的过程是这样的。
　　新式武器首先要通过军事代表参加下的工厂试验，接着是部队试验，然后才由国防人民委员部作出结论。政府在国防人民委员、军事工业人民委员和总设计师参加下，审查所建议的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并作出是否生产的最后决定。
　　这个过程要花费很长时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一种新式技术装备还处在试制和试验阶段，而设计师又已经设汁出新的更加完善的型号来了，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采用这种新式技术装备的问题，只有等到更新的型号完成试验以后才能决定。
　　整个说来，战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是临战前的三年中所建立的大量生产设备，保证了国防力量的基础。
　　从军事观点来看，党关于加速发展东部地区工业，建立机器制造、石油加工和化学等部门的第二套企业的方针，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这里建设的高炉占全部新建高炉的四分之三，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之间建立了第二个巨大的石油基地，在外贝加尔、乌拉尔建立了冶金工厂，在中亚细亚建立了大型有色金属厂，在远东建立了重工业，建立了汽车装配厂、制铝联合厂、轧管厂和水电站。战争期间，这些企业加上迁来的企业，把我国东部变成为保证抵抗和粉碎敌人的工业基地。
　　我想简略地讲一讲关于战争前夕的物资储备问题。物资储备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和在经济还不能充分满足战争需要以前保证军队的供给。从1940年到1941年6月，国家物资储备总值由40亿增加到76亿卢布。(Н·А·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军事经济》，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7年版，第154页。)
　　物资储备包括生产设备、燃料、原料、动力装备、黑色和有色金属，以及粮食储备。战争前夕积存起来的这批储备物资尽管数量很有限，却帮助国民经济在困难的1941年迅速获得必要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进行。
　　就这样，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脉搏跳动得更快了，在临战前的年月里达到了最紧张最充分的程度。整个国家的生活也变得更严格，更集中了。
　　1939年9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新兵役法，应征年龄为19岁，中学毕业生的服役年龄为18岁。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延长了服役期：陆空军的初级指挥人员由两年改为三年，空军士兵、边防部队的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延长到四年，海军部队和舰艇人员延长到五年。
　　为了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是为了完成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方面的任务，同时由于苏联受到军事进攻的威胁，这就要求增加国民经济部丫刁的工作时间。为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改行每天工作八小时、实行七日工作周和禁止企业、机关职工任意旷工的命令》。建立了在职业学校、铁路学校和工厂附设学校培训熟练劳动力的新制度，平均每年可以培训80万到100万人。
　　与此同时，1940年年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工业企业应对生产劣质产品和不遵守标准规格负责的命令》。采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以改进企业领导，巩固纪律，加强责任心和维护秩序。
　　国家机关和工业领导部门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变得更加灵活，消除了重叠和过分集中的现象。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划分为四个新的人民委员部，即：航空工业、造船工业、弹药、军械人民委员部；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分为重型机器制造、中型机器制造和通用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
　　增设了同巩固国防有直接关系的新的人民委员部(汽车运输、建筑工程等)。改组了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的经济委员会，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防工业、冶金、燃料、机器制造等经济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Н·А·沃兹涅先斯基、А·Н·柯西金、В·А·马雷舍夫等国家高级领导人，被任命担任这几个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实行所有这些变革的原因，都是由于工作范围的急剧扩大，由于要在与日俱增的侵略威胁下作好积极防御的准备。
　　根据形势的需要，根据实行新的《普遍义务兵役法》的需要，中央军事机关和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也进行了改组。在各自治共和国、各州和各边区设立了军事人民委员部，颁布了新的军事人民委员部工作条例。
　　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重大问题都交由红军总军事委员会讨论。国防人民委员担任总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人民委员和一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总军事委员会委员。而特别重大的问题则常常要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参与下决定。
　　党中央和苏联政府1941年3月8日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分工。
　　国防人民委员，通过总参谋部、副人民委员和各总部，实施对红军的领导。国防人民委员还直接领导装甲兵司令部、办公厅、财务部、干部部和制造发明局。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3 23:58
　　战争爆发前，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内部分工如下：
　　副人民委员、总参谋长Г·К·朱可夫大将负责领导通信部、油料部、防空总部、总参军事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
　　第一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С·М·布琼尼负责领导总军需部、红军卫生和兽医部、物资储备处。
　　负责军械的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Р·И·库利克领导军械部、防化部和炮兵学院。
　　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Б·М·沙波什尼科夫负责领导工程兵司令部和国防工程建筑部。
　　负责军事训练的副人民委员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领导诸兵种监察部、军校和军训部。
　　副人民委员空军中将П·В·雷恰戈夫领导红军空军司令部。
　　副人民委员А·И·扎波罗热茨(正集团军政委级)领导红军总政治宣传部、红军出版和文化机关、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军法学院和军事政治学校。
　　我想提一下，红军总参谋长从1931年起由А·И·叶戈罗夫担任，从1937年起由苏联元帅Б·М·沙波什尼科夫担任，从1940年8月到1941年2月由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担任。
　　现在就来谈谈战争爆发前我们军队的情形。为了便于读者得出结论，最好分别谈谈哪些事是人民、党和政府已经做了的，哪些事是我们打算马上要做的，哪些事是来不及做或者做不到的。当然，所有的问题都只能用少量材料大概地说一说。
　　步兵步兵部队于1941年4月实行战时编制。步兵师——红军基本的诸兵种合成兵团——编有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反坦克炮营、一个高炮营、一个侦察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信营以及后勤部队和机关。按战时编制，一个师应有14，500人、78门野炮、54门45毫米反坦克炮、12门高炮、66门82—120毫米迫击炮、16辆轻坦克、13辆装甲车、3，000多匹马。满员师可以成为有足够机动能力的强大的作战兵团。
　　1939年、1940年和1941年上半年，部队得到10．5万多支轻重机枪和大口径机枪，约10万多支自动枪。这是因为这个时期步兵武器和炮兵武器产量有所下降，因为旧式武器已停止生产，而新式武器由于比较复杂和结构上的特点，不那么容易组织大量生产。
　　1941年3月中旬，С·К·铁木辛哥和我请求И·В·斯大林批准征召预备役人员补充步兵师，以便根据现代要求加以重新训练。起初我们的请求遭到拒绝。他告诉我们说，这样大规模地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可能成为德国人挑起战争的口实。但是到3月底就获准征集50万士兵和军士，将其派往边境军区补充部队，使每个步兵师的人数至少达到8，000人。
　　为了不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再说几句。就在几天以后，又获准征召30万名预备役专业人员补充筑垒地域、各军兵种、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防空部队和空军后勤部队。这样，红军在战争前夕得到了约80万名补充兵员。征集工作计划在1941年5—10月进行。结果在战争前夕，各边境军区170个师零2个旅中有19个师达到每师5，000—6，000人，有17个骑兵师平均每师6，000人，144个师每师各有8，000—9，000人。内地军区大多数师仍保持简编师的编制，而许多步兵师还刚刚在开始编组和训练。
　　装甲坦克兵我在前面谈到苏联坦克工业时，已经强调指出过它的发展速度很高和国产坦克构造优良。1938年同30年代初比较，坦克生产增加两倍。根据国防的新要求，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向坦克设计和制造人员提出了新任务，即制造装甲防护力更强、武器更有威力、机动性更高而又结实可靠的坦克。
　　有才能的设计人员，在Ж·Я·科京领导下设计出KB重型坦克，М·И·科什金、А·А·莫罗佐夫和Н·А·库切连科的设计局设计出优良的T—34中型坦克。发动机设计制造人员创造出大功率的B—2型柴油坦克发动机。KB和T—34坦克是战争前夕制成的坦克中最好的两种。在战争过程中，它们也保持着对敌军同类坦克的稳定优势。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更快地组织这两种坦克的大量生产。
　　国防委员会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研究了新式坦克的生产情况以后，于1940年12月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指出有些工厂没有完成计划，在掌握工艺过程方面存在很大困难，部队装备KB和T—34坦克的工作进展极其缓慢。政府采取了必要措施。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时作出决定，要求在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大量生产坦克，这—决定对国防事业具有极大的意义。
　　从1939年1月到1941年6月22日，红军得到了7，000多辆坦克，1941年工业部门提供了约5，500辆各型坦克。至于KB和T—34坦克，各工厂在战争开始前总共只生产了1，861辆。这当然很少。实际上坦克学校和边境军区部队从1940年下半年起才开始得到新式坦克。
　　除数量不足以外，组织方面也有困难。读者可能记得，我军在建立大的机械化兵团(旅和军)方面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在西班牙的特定条件下使用这种兵团的经验，却得到不正确的估价。我军的机械化军被取消了。其实我们早在哈勒哈河作战中就由于使用坦克兵团而得到卓越的战果。德国在侵略欧洲各国的作战中广泛使用了坦克兵团。
　　必须立即重新着手组建大的装甲坦克兵团。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00
　　1940年开始组建新机械化军、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建立了9个机械化军。1941年2月，总参谋部提出了一个组建装甲坦克兵团的计划，这个计划比1940年政府决定中提出的计划还要大。
　　考虑到德军拥有大量装甲坦克部队，我和人民委员请求利用现有的坦克旅，甚至利用就其“机动性”而言最接近坦克兵的骑兵兵团，来组建机械化军。
　　斯大林当时对这个问题好象还没有肯定的意见，摇摇摆摆。时间在流逝，直到1941年3月才决定组建我们所要求的20个机械化军。
　　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我国坦克工业的客观可能性。要装备齐新建的机械化军，仅新式坦克就需要16，600辆，总共需坦克32，000辆左右。一年之内要生产这么多坦克，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同时，技术人员和指挥干部也不够。
　　因此，战争开始前我们所能装备起来的还不到计划编组的机械化军的一半。正好就是这些军，成了抗击敌人最初突击的主要力量。而那些刚刚开始组建的机械化军，只是到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前才装备起来，并在陔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炮兵据可靠的档案材料，从1939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工业为红军提供了29，637门野炮，52，407门迫击炮，火炮和迫击炮(连同坦克炮在内)总共92，578门。其中绝大多数拨归属于部队和兵团编制的军队炮兵。各边境军区军队炮兵的火炮基本上达到了齐装。
　　战争爆发前夕，我们有统帅部预备队炮兵60个榴弹炮团和14个加农炮团。鉴于对德战争性质，我们所拥有的统帅部预备队炮兵是不够的。
　　1941年春天我们着手组建10个反坦克炮兵旅，但未能在6月份以前全部装备起来。加之，牵引工具通行能力不高，使其无法越野机动，而在秋季和冬季尤其如此。不过，反坦克炮兵旅在消灭敌坦克方面还是起了极大的作用。有时它是抗击敌人大量坦克冲击的唯一可靠的手段。
　　Р·И·库利克元帅作为斯大林在军械方面的主要助手，却未能使斯大林正确了解某些火炮和迫击炮的效能。
　　战争开始前，他与总军械部对于BM—13(喀秋莎)这种强大的火箭武器估计不足。这种火箭炮1941年7月初试锋芒，便打得敌军狼狈逃窜。国防委员会直到6月才决定立即成批生产这种火箭炮。
　　我们军械部门职工的能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劳动热忱，是令人钦佩的。他们全力以赴，在战争开始以后10—15天就把第一批这种强大武器送到军队。
　　在迫击炮方面本来也来得及做更多的事情。要求很明确，这就是194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扩大迫击炮和迫击炮弹生产的决定》所提的要求。但是军队直到战争爆发前才开始获得足够的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1941年6月我们的迫击炮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德军。
　　斯大林认为火炮是最重要的作战工具，极其重视火炮的改进。那时，担任军械人民委员的是Д·Ф·乌斯季诺夫，担任弹药人民委员的是Б·Л·万尼科夫。主要的火炮设计师是И·И·伊万诺夫将军和В·Г·格拉宾将军。
　　所有这些人斯大林都很熟悉，常常接见他们，深信他们。
　　通信兵、工程兵。铁路、公路 1940年年中成立的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组正确指出，工程兵平时的数量，不能保证战时的正常需要。
　　在战争前夕，工程兵的常备部队实行了扩编，建立了新的部队；工程兵的一般训练和通信部队的组织机构和作战编组都得到了改进；兵团通信主任开始更多地学习组织战时通信联络；部队开始获得新的工程技术装备和通信器材。然而，我们来不及在战争开始以前把工程兵和通信兵中的所有缺点都克服掉。
　　2月底我和国防人民委员一起，对于国境沿线筑垒地域建设工作的进程，对于铁路、公路、土路和通信器材的状况，作了仔细的研究。
　　Н·Ф·瓦杜丁将军、К·К·马兰金将军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详细地报告了情况。基本结论如下。
　　白俄罗斯西部和西乌克兰的公路网情况很糟。许多桥梁承受不住中型坦克和火炮的重量，乡间道路需要彻底翻修。
　　第一副总长Н·Ф·瓦杜丁向国防人民委员详细报告了各边境军区铁路的状况。
　　Н·Ф·瓦杜丁报告说，“各边境铁路区很难适应卸载大量部队的要求。这一点可以从下列数字中得到证明。德国人通往立陶宛边境的铁路，其通行能力为每昼夜220列火车，而我们通往东普鲁士边境的立陶宛铁路，每昼夜只能通行84列火车。白俄罗斯西部和西乌克兰的情形也并不好些，这里我们的铁路线要比敌人的铁路线少一半。铁道兵和建筑部门在1941年内显然不可能完成需要做的工作。”
　　人民委员回答说，1940年交通人民委员部根据联共(布)中央交给的任务，制定了西部铁路技术改造的七年计划。但是，目前除了改铺铁轨，和根据装卸军队和武器装备的要求对铁路设施进行起码的改造工作外，什么也没有作。
　　西部军区司令Д·Г·帕夫洛夫，于1941年2月18日给И·В·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和С·К·铁木辛哥呈送了一份第867号报告。他要求拨出大量器材，供修筑公路和土路之用，报告着重提到：
　　“我认为，西部战场务必在1941年内准备完毕，要使建设工作拖延几年之久是完全不可能的。”
　　红军通信兵主任Н·И·加皮奇少将向我们报告，现代化通信器材不够，通信器材的动员储备品和应急储备品也感不足。
　　的确，总参谋部的无线电通信网只有39％的PAT型电台，而РАФ型电台及其代用品儿—AK型电台等占了60％，只有45％的充电装置。西部边境军区拥有的电台只有标准数的27％，基辅军区仅有30％，波罗的海沿岸军区仅有52％。其他无线和有线通信器材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战前认为，一旦发生战争，对于各方面军、内地军区和统帅部预备队的领导，将主要依靠邮电人民委员部的通信工具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频电话实施。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的通信枢纽部将从邮电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构得到所需的一切，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些机构并没有做好在战争条件下工作的准备。
　　关于地方邮电部门的状况，我通过部队演习和首长司令部野外作业是有所了解的，那时借用过他们的通信工具。还在那时，我对于地方邮电部门有能力保证军队战时有可靠的通信联络这一点，就有过怀疑。
　　所有这些情况，导致了兵团和军团指挥员和司令部训练方面的一个主要缺陷，即缺乏在复杂的、变化迅速的战斗情况下善于指挥军队的能力。指挥员和司令部避免使用无线电通信，而宁愿使用有线通信。在战争最初日子里，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根本不能使用有线通信的航空兵分队、机场网以及坦克分队和部队中，内部无线电通信也组织得不好。
　　供战役和战略机关使用的地下电缆网，根本就没有。
　　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整顿电话电报网、无线和有线广播网。
　　同邮电人民委员部谈过这些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倒不是有谁认为这是多余的事，因为需要改善通信联络的组织，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人民委员部实际上无力满足军队的要求。1940年底到1941年初为改进地方通信和某些城市同莫斯科的通信所做的工作，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С·К·铁木辛哥听完我们的报告以后说：“我同意你们对情况的估计。但是我想未必能采取什么重大步骤来马上消除所有这些缺陷。昨天我到过斯大林那里。他接到帕夫洛夫的电报后，命令转告他，虽然他的要求完全合理，但我们目前却不可能满足这些要求。”
　　空军　　我已经说过，党和政府对于苏联空军的发展，经常给予很大重视。1939年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建立9个新的飞机制造厂和7个航空发动机厂，第二年再建7个，已经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企业中转过来一部分生产航空工业产品，各企业装备着第一流的设备。1940年底航空工业比1939年增长了70％以上。在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转归航空工业的企业里，同时兴建起新的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器厂。
　　根据准确的档案材料，从1939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工业部门为红军提供了17，745架作战飞机，其中有3，719架新式飞机。
　　空军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茹科夫斯基中央气体动力学研究所实际上进行了彻底改组，新设立了军事航空设计局。有才干的设计师С·В·伊柳辛、А·И·米高扬、CA．拉沃奇金、В·М·佩特利亚科夫、А·С·雅科夫列夫，和他们年轻的助手们一起，为空军提供了雅克—1、米格—3和拉格—3歼击机、伊尔—2强击机、佩—2俯冲轰炸机和其他许多飞机——共约20种型号的飞机。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00
　　1940年底到1941年初，展开了加速成批生产新式飞机的斗争。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本人在飞机设计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可以说，空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斯大林的偏爱。
　　然而，工业还是来不及满足时代的要求。战争前夕空军中数量上占优势的还是旧式飞机。约占总数75—80％的飞机，就其飞行技术性能而言，不如法西斯德国的同类飞机。新式飞机刚刚在生产，只有不到2l％的空军部队改装了新式飞机。
　　诚然，空军兵团的数目本身有显著增长。到1941年6月，航空团的总数较1939年大大增加。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的最高战术兵团是师，师大多是混合编成，辖4—5个团。每个团编有4—5个大队。
　　空军采取这种组织系统，就能保证各种航空兵以及航空兵同地面部队在战斗中更好地实现协同动作。战争前夕空军各主要兵种所占的比重是：轰炸航空兵团占45％，歼击航空兵团占42％，强击、侦察及其他航空兵团占13％。
　　1940年底，国防人民委员、总参同空军司令部一起制定并向联共(布)中央呈交了空军改编改装的建议。我们的建议很快得到审查和批准。
　　《关于改编红军空军的决定》要求组建新的部队(106个团)，扩大和巩固空军学校，用新式飞机改装作战兵团。到1941年5月底，只来得及组建19个齐装满员的团。
　　不久还采取了另一个巩固空军的步骤。1941年4月10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丫改组空军后勤系统的决定。决定按地区原则建立空军后勤，取消空军部队和兵团中的后勤机构，建立空军基地区和机场勤务营。
　　空军基地区是集团军空军、军区空军和方面军空军的后勤机构。基地区的编成包括若干基地(每个师一个基地)，每个基地包括若干个机场勤务营(每个团一个机场勤务营)。侦察航空兵和军队航空兵仍保持本身的后勤机构。空军向新的更灵活的后勤过渡，预定在1941年7月进行。实际上一切都不得不在战争过程中完成。
　　未来作战的特点要求大力扩充空降兵。1941年4月着手组建5个空降军。到6月1日人员配齐了，但技术兵器不足。所以战争初期空降兵的任务只能由编入新建空降军中的原来的空降旅来担负，而各新建兵团的大部分人员被当作步兵部队使用。
　　1941年2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修建机场的补充计划。在西部地区要求修建190个新机场。到战争爆发的时候，修建机场的工程虽然已全面展开，但绝大部分没有竣工。
　　整个说来，爆发战争时我们的空军正处在一个大规模改编、开始使用新式飞机和对飞行人员和技术人员实行重新训练的阶段。只有个别的兵团受过复杂条件下的飞行训练，而受过夜间飞行训练的飞行人员不超过15％。空军领导机关大力抓了训练飞行人员掌握新式飞机的工作，而对于旧式飞机的战备工作则稍有放松。
　　直到一年至一年半以后，我们的空军才真正成为一支焕然一新的强大的战斗力量。
　　防空军战前几年内苏联受到的空袭威胁显著增加。因此联共(布)中央提高了对防空的要求，制定了大力加强对空防御的具体措施。首先实行了重大的改组工作，因为建立于1932年的防空系统过于陈旧了。
　　全国按照当时各军区的界线，划分为若干防空区。
　　防空区编成内包括负责掩护该区城市和目标的兵团和部队。
　　各军区司令员对防空的责任加强了，而从军区空军拨出来担负防空任务的航空兵部队仍隶属于军区空军。当然，对全国防空实行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也许更好些。这一点直到战争过程中，1941年11月才做到。
　　防空部队的装备情形怎样呢?到1941年6月，防空部队装备的中口径火炮约达85％，小口径火炮达?0％。歼击机的缺额为40％，高射机枪的补充率为70％，阻塞汽球和探照灯仅及一半。
　　西部边境地区、以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防空部队装备较好一些。西部各军区得到的新式装备，数量上比其他军区多，它们的高射炮补充到90—95％，同时它们拥有新式对空侦察和观察器材。负责掩护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巴库的部队，占全部中口径高炮营的40％以上。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防空区，部署了30个PyC—2雷达站。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报告，决定组建歼击航空兵军以加强首都和列宁格勒的对空防御。大家知道，这些军在抗击法西斯空军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空袭时，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到战争开始时，新的防空作战体系没有最后完成，新式技术兵器的装备和训练工作刚刚开始。运输工作组织得不好。
　　海军 战前，海军有独立的人民委员部。海军人民委员部根据总参谋部制定的作战和动员总计划决定海军的战役使用问题。
　　我担任总参谋长以来，由于时间短促，由于直接有关红军的工作极其繁忙，未能充分熟悉海军的情况。但是我知道，海军人员训练良好，舰队、分舰队的司令员及其司令部作好了战争准备。当时领导海军司令部的是富有才能和创造性的、意志坚强的И·С·伊萨科夫将军。
　　给海军提供装备的工作加快了。仅在1940年的11个月内，就有100艘性能优良的驱逐舰、潜艇、扫雷舰和鱼雷艇下水。1940年，建造了将近270艘各级舰艇。修建了新的海军基地，进一步控制了波罗的海、巴伦支海和黑海的海域。
　　建设现代化海军是一件花钱很多的事。大型舰艇尤其是这样，同时大型舰艇又是空中攻击和鱼雷攻击的好靶子。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于1939年通过一项决定，缩减并于随后停止建造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建造这类舰艇花费巨大，要消耗大量金属，又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和造船工人。
　　另一方面，对于海岸防御和对空防御，对于水雷和鱼雷武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对于肯定将要在战争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北方舰队重视不足，是海军人民委员部的严重缺点。
　　整个地说，战争前夕苏联海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完全足以迎击敌人。
　　Н·Т·库兹涅佐夫将军在他那本题名《前夜》的书中，谈到我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写道：“起初我想，只是我同Г·К·朱可夫的关系处得不好，而他的同行海军参谋长И·С·伊萨科夫会同他谈得来。但是，伊萨科夫也毫无结果”。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是这些同志找我“毫无结果”，还是我找他们“毫无结果”，这一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在许多回忆录，书籍和文章中，有着对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活动的不同评价。对于说我好话的作者，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关于我的缺点和过错，这些在我和每个人一样都是存在的，我将在这本书中说到。至于批评，特别是一般性的感情用事的批评，如果不涉及那些讲得不对就会歪曲真相的大问题，我决定不加争辩。——作者注)是为了历史的真实性，我应当说?在斯大林那里讨论海军问题时，无论是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还是总参谋长，根本就未被邀请参加。
　　1939—1941年期间，党和政府在巩固国防方面采取了何等重大的措施，也可用我军数量的增加来说明。这个期间我军数量增长了1.8倍，新建了125个师，到1941年1月1日，陆军、空军、海军和防空军总共在420万人以上。
　　在本书的一章中，我已经提到过普遍军训的意义。公民首先是青年在入伍前接受保卫祖国的训练，这个传统在人民中间受到普遍的欢迎。从事群众性国防活动的是苏联支援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到1941年1月1日，这个协会的成员在1，300万人以上。每年有好几万飞行爱好者、跳伞员、射手和航空机械员，在300所以上的航空和汽车摩托俱乐部、航空学校和滑翔俱乐部学习专业知识。青年入伍前学到的这些技能后来在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在各级指挥员的专业训练方面，有200所以上的军事学校、19所学院、10个附设于普通大学的军事系，7所高等海军学校，几十万人在这些院校中受过良好的教育。
　　根据我多次到我负责的总参军事学院所见到的情况，我更加相信，战争前夕在各军事教研室为学员们提供的现代军事理论，相当充分地吸取了已经开始的二次世界大战战的经验。强调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坚决性、残酷性和可能出现的长期性，以及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的必要性。
　　军事战略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正确的论断的基础上，即只有进攻才能粉碎侵略者。与此同时，其他的作战方法，诸如遭遇战、不得已的退却行动、被合围时的战斗、夜间作战等，则没有作认真的研究。
　　整个说来，那个时期的军事理论可以说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理论……
　　我研究过战役战略问题以后得出结论，在象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防御方面，存在许多严重的缺点。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人员也有着同样的意见，据他们讲，我的几位前任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意见。
　　大量德军集结在东普鲁士、波兰和巴尔干，引起了我们的极大不安。同时使我们不安的是，西部各军区的我军缺乏足够的战斗准备。
　　全面考虑过这些问题以后，我和Н·Ф·瓦杜丁一起向国防人民委员详细报告了我军组织编制和战斗准备方面的缺点，以及动员储备品的情况，特别是炮弹和航空炸弹的情况。此外，还指出工业来不及完成我们的技术兵器的订货。
　　“所有这些问题领导上都很清楚。我想，目前国家无法给我们史多的东西。”С·К·铁木辛岢冉次这样说。
　　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说：“昨天我为厂火箭炮的问题到过斯大林同志那里。他问及你接替厂梅列茨科夫的工作没有，对新的工作感觉怎样，并且命令你去向他报告情况。”
　　我问：“要准备些什么问题呢?”
　　“所有问题都要准备。但要注意，他不会听长篇报告。你向我讲几个钟头的东西，向他报告时要在十分钟内讲完”，人民委员回答说。
　　“十分钟我能报告什么呢?问题都很大，都端要严肃对待。须知要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你打算告诉他的东西，他基本上都知道”，国防人民委员说，“所以，你只要谈谈其中带关键性的问题。”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随身带了一份准备汇报的问题清单，来到斯大林的别墅。С·К·铁木辛哥元帅和Р·И·库利克元帅早已在那里。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同我打过招呼以后，间我见过火箭炮(喀秋莎)没有。
　　我回答说：“只听说过，但没有见到。”
　　“哦，那末最近你应当同铁木辛哥、库利克和阿博连科夫去靶场看一看火箭炮射击。现在就请你向我们谈谈总参谋部的工作吧。”
　　我把向人民委员报告过的东西简要地重复了一遍。我说，鉴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眼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В·М·莫洛托夫打断我的话说：
　　“怎么，你认为我们很快要同德国人打仗吗?”
　　“等一等……，”斯大林阻止他。
　　斯大林听完报告以后，请所有的人进餐。中断了的谈话又继续下去。斯大林问我对德国空军有什么看法。我讲了我的想法：“德国人有一支不错的空军。他们的飞行人员在同陆军协同作战方面受过很好的实际锻炼。至于飞机，我们的新式歼击机和轰炸机丝毫不比德国人的差，甚至还要好一些。可惜的是这种飞机太少。”
　　“歼击机尤其少”，С·К·铁木辛哥补充说。
　　有人插话说：“铁木辛哥同志考虑得更多的是防御飞机吧。”
　　人民委员没有回答。我想，他的听力不佳，根本就没有完全听明白。
　　晚餐很简单。第一道是乌克兰浓汤，第二道是烧得很考究的荞麦米饭和很多熟肉，第三道是煮水果和新鲜水果。斯大林兴致很高，有说有笑，喝着一种格鲁吉亚淡酒，并用这种酒招待客人，但多数人却宁愿喝白兰地。
　　未了，斯大林说，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那些最急迫的问题，提交政府作出决定。但是应当依据我们的现实可能性，而不要去空想那些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允许的东西。
　　当夜回到总参谋部以后，我记下了斯大林所讲的一切，并且写出了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这些建议交给了政府。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01
　　1941年2月15—20日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我有机会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会议号召党组织认真注意工业、交通，特别是国防企业的需要。要求提高了。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航空工业、化学工业、弹药工业、电子工业和国民经济中其他许多有国防意义的部门的领导人，应当从代表会议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大力改进工作。否则就要被撤销领导职务。
　　代表会议通过的最后一个和平时期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国防工业在1941年有很大发展。
　　这次会议上，И·В·秋列涅夫、М·П·基尔波诺斯、И·С·尤马舍夫、В·Ф·特里布茨、奥克佳布里斯基等许多军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我受到了极大的信任，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战争开始前在总参谋部工作的是一个由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将军和军官组成的团结友爱的集体。我只把其中的几位介绍一下。
　　担任第一副总长的是全国知名的Н·Ф·瓦杜丁中将。他工作非常勤奋，很有战役战略头脑。负责组织编制的副总长В·Д·索科洛夫斯基中将，于1941年初春由莫斯科军区参谋长调任此职。战争时期，索科洛夫斯基表现出有很高的天赋和作为一个高级军事首长的才能。领导作战部的是Г·К·马兰金少将。他是一位很有教养、很有才能的领导人。
　　在那里工作的还有А·М·华西列夫斯基少将。战争时期华西列夫斯基成为我军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长。许多巨大的、出色的战役都是在他的指挥之下进行的。战争前夕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负责西北和西部方向的作战计划。
　　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在总参谋部还有其他许多有才干的果断的军事首长，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提高了总参谋部这个集体的工作效能。
　　总参谋部执行着繁重的作战、组织和动员工作，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要工作机关。
　　但是，总参谋部本身的工作中是有缺点的。例如，1941年春天研究工作情况时发现，没有为总参谋部，以及国防人民委员、各军兵种司令员构筑战时指挥所，作为指挥军队，迅速传达大本营指令，接受和研究军队报告之用。
　　战争爆发前几年中，构筑指挥所的时间错过了。当战争爆发以后，统帅部、总参谋部、各兵种司令部和各总部，不得不在和平时期的办公室实施领导，使工作大大复杂化。
　　战争开始前，有关统帅部大本营的机构问题，如大本营的组织结构、人选、位置、保障机关及物质技术器材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战前五年里，换了四个总参谋长。这样频繁地更换总参的领导，便不可能完全掌握国防情况，也不可能深入地全面考虑未来战争的一切方面。
　　总参谋部在战前几个月对哪些基本问题做过准备呢?
　　现在一些战争回忆录的作者说，战前我们没有军队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
　　实际上，关于军队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在总参谋部当然都是有的。这些汁划的制订和修改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计划修订以后立即上报国家领导人，批准以后马上下达各军区。战前在制订和修改作战汁划和动员计划方面，作战部Г·К·马兰金将军、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А·Ф·阿尼索夫将军等人，作了大量工作。我到总参以前，制订计划总的领导由苏联元帅Б·М·沙波什尼科夫，后来由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和Н·Ф·瓦杜丁中将负责。
　　还在1940年秋天，就对原来的作战计划作过一次重大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一旦遭到袭击时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计划存在有战略上的错误，这是由一个不正确的论点造成的。
　　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而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正是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正是白俄罗斯方向距离我国首都莫斯科最近。
　　由于这一错误，不得不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就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19集团军全部和第16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转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军的编成内从行进间进入交战。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对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是有影响的。
　　1941年春天(2—4月)修订作战计划时，我们没有完全纠正这个错误，没有在西部方向部署更多的兵力。
　　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匪徒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
　　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犯了错误。
　　1941年2月批准了军队动员计划(组织问题和物质问题)的最后一个方案，称为“М·П·—41号计划”。这个计划下发各军区，并指示在1941年5月1日以前完成原动员计划的修改。
　　1940年通过了一个决定，立即将西部各军区的部队部署到重；新合并到苏联的西部领土的新地区。这些地区虽然还没有防御工事，但在那里部署了西部各军区部队的第一梯队。
　　这里我想说一说新老筑垒地域的命运。西部国境新的筑垒地域，是从1940年初开始构筑的。构筑筑垒地域的方案，是斯大林根据К·Е·伏罗希洛夫和Е·М·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批准的。
　　筑垒地域的构筑工程到1941年6月没有完成。
　　战争开始前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约有2，500个，其中1，000个装备有要塞炮，其余的1，500个只装备有机枪。
　　在乌克兰，俄罗斯拉瓦和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在1941年6月间保持着最高度的战斗准备。这两个筑垒地域在战争初期起过极其有益的作用，这一点下面还要说到。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01
　　现在我想澄清一下从老的筑垒地域拆除火炮的问题。
　　1941年2—3月红军总军事委员会，就如何加速完成新筑垒地域的构筑和武装问题，进行过两次讨论。我对会上发生的激烈争论记得很清楚。但是争来争去，却找不到加快生产要塞炮和保障必需的要塞设备的实际办法。
　　这时负责军械的副人民委员Г·И·库利克元帅和负责筑垒地域的副人民委员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还有总军事委员会委员А·А·日丹诺夫，建议从某些旧筑垒地域拆下一部分要塞炮，来装备新建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元帅和我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指出旧筑垒地域还有用。而且旧筑垒地域的火炮，在炮的构造上也不适于新的永备发射点。
　　由于在总军事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便把问题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和日丹诺夫的意见，下令从次要地段拆下部分火炮，送往西部方向和西南方向，使这种老式构造的火炮临时用于新的工事。
　　老的筑垒地域是在1929—1935年这个期间筑成的。永备发射点装备的基本上是机枪。1938—1939年许多永备发射点得到了火炮的加强。根据红军总军事委员会1939年11月15日的决定，老筑垒地域部队的编制人数缩减了三分之一以上。而现在又要从某些地段拆除火炮。
　　但是，在再次报告斯大林之后，我们获准在被拆除武器的地段保留部分火炮。
　　1941年4月8日，总参谋部就1938—1939年开始构筑的筑垒地域问题，给西部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发出如下内容的训令：
　　“在得到特别指示以前，斯卢茨克、谢别日，舍佩托夫卡、伊贾斯拉夫、旧康斯坦丁诺夫、奥斯特罗波尔筑垒地域予以保存。
　　为了在战时使用上述筑垒地域，应准备和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各筑垒地域指挥部的骨干；
　　2．为了完成每个防御枢纽部和支撑点的火炮机枪火力配系，应在土木工事或混凝土工事内构筑发射座。此种发射座应于战争开始后10天内使用野战部队的力量筑成；
　　3．根据红军国防工程建筑部的设计和技术指示，计算出武器和简单内部设备的需要量；
　　4．计算兵力兵器和制定作业计划时，应将1938—1939年在列季切夫、莫吉廖夫、扬波尔、沃伦斯基新城、明斯克、波洛茨克和莫济里筑垒地域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计算在内。
　　国防工程建筑部部长应拟定在1938—1939年防御工事中安装武器和简单内部设备的技术指示，并在1941年5月1日前将其下达到军区。
　　旧国境线上筑垒地域永备发射点和土木发射点内武器作好战斗准备的时间搞错了。总参谋部的训令要求这些武器于战争开始后10天内作好战斗准备。而实际上许多筑垒地区早在这个期限之前就已被敌人占领。
　　旧国境线上的筑垒地域，并不象某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说的那样，被平毁和全部拆除了武器。所有重要地段和方向上的筑垒地域基本上都被保存下来，并考虑另外予以加强。但是战争初期军事行动的进程不允许完全实现预先考虑好的措施，不允许适当地利用旧的筑垒地域。
　　关于新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曾多次指示各军区加速构筑。每年有将近14万人在新国境线上构筑工事。
　　现将总参谋部194i年4月14日就这个问题的一个训令摘录于下：
　　“红军总参谋部虽三令五申，但永备工事安装武器和作好战斗准备的进度，仍迟缓得令人不能容忍。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1．军区所有用于筑垒地域的武器，应立即安装到工事中，并使工事作好战斗准备。
　　2．如缺乏专用武器，应暂时(经过简单改造)在射孔内安装带野战枪架的机枪，可能时安装火炮。
　　3．在对工事作战斗准备时，即使缺乏其他制式的设备，也必须安装装甲的金属栅门。
　　4．对工事内武器应妥善保养，保持完好无损。
　　5．红军国防工程建筑部部长应立即将在钢筋混凝土工事内安装暂用武器的技术指示下达到各军区。
　　各军区应于1941年4月25日前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红军总参谋部。
　　红军总参谋长大将 Г·朱可夫(签名)
　　红军总参谋部筑垒地域处处长少将 С·希利亚耶夫(签名)”
　　1941年3月总参谋部完成了工业转为战时军事生产的动员计划的拟制。这个计划由我和副总参谋长В·Д·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主席作了报告。
　　总参谋部向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写了一个关于弹药问题的特别报告。报告完全是关于炮兵弹药保障问题。我们谈了炮弹和追击炮弹方面极其严重的情况。榴弹、高射炮弹和反坦克炮弹均感缺乏。新式火炮的弹药情况更糟。
　　斯大林委托我审查这个报告，并会同弹药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向他报告确定需要和可能采取的措施。
　　Н·А·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同志认为我们的要求太高，并报告斯大林说，1941年的申请量最多只应满足20％。这个建议得到批准。
　　但是再次报告过斯大林以后，斯大林责成作出专门决定，大大增加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初的弹药生产量。
　　1941年春天，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供应部门，在用国家储备的燃料、粮食和被服扩大西部边境军区的应急储备品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军区所属军械仓库从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基地补充了大量弹药。
　　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和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必须使物质技术器材更加靠近部队。乍看起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是最初几周战争的进程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战争爆发后，敌人迅速突破了我军防线，很快夺取了军区的物质储备品，给军队供应和组建预备部队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1941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对于现代战争初期的作战特点，实际上并没有加以充分考虑。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认为，象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还象从前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以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认为法西斯德国在集中和展开的时间方面将和我们二样。事实上，无论是兵力还是条件相差都很悬殊。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02
　　德国在进攻苏联时经济力量如何呢?
　　大家知道，德国在夺取了欧洲几乎所有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之后，很好地装备了自己的军队，使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武器、技术兵器和充足的器材。由于当时在西欧没有积极抵抗的力量，希特勒匪徒得以集中全力对付苏联。
　　战争前夕，德国同被它占领的国家一起生产钢3，180万吨。它本身采煤25，740万吨，连同仆从国一起采煤43，900万吨。苏联钢产量为1，830万吨，煤产量16，590万吨。德国的弱点在石油开采方面，但这方面由于从罗马尼亚输入石油，依靠已建立的储备品和合成油料的生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希特勒当局毫不留情地推翻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种种限制以后，为了保证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使全部经济政策从属于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的利益。德国工业已全部转入战时经济的轨道。其他一切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经济潜力，在较短时间内建成300个以上的大军事工厂，军事生产1940年比1939年增加三分之二，比1932年增加21倍。1941年德国工业生产了1l，000多架飞机，5，200辆坦克和装甲车，7，000多门7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约170万支骑枪、步枪和自动枪。此外还有掠夺来的大量武器，以及仆从国和被占领国的生产能力。
　　1941年3月底，苏联政府已知道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柏林与法西斯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和军界首脑进行极为秘密的谈判。
　　他们谈判的内容是不难猜到的。希特勒试图建立德、日联盟，形成对苏联的军事包围(后来才知道，在这些谈判中双方对一切问题都已商定。而且，里宾特洛甫曾意味深长地向洋右宣称，德国已经赢得这场战争。他说：“到年底，全世界就会明白这一点”。《苏联对外政策史》，第1部，1966年，俄文版，第380—381页。——作者注)。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两线作战。
　　保卫苏联远东的安全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其理由就在这里。
　　1941年4月，我不记得是几号了，斯大林给我打电话说：
　　“日本外务大臣洋右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这里，你要亲切地接待他(“亲切”二字说得特别重)。”
　　“有什么指示?”
　　“洋右只是想同你认识认识。”
　　我不由得猜想，显然，洋右对哈勒哈河事件记忆犹新。
　　过了几天，国防人民委员部外事处主任告诉我，2小时后洋右带着翻译将来会我。
　　在预定的时间，门准时地开了，松冈洋右进来，深深地一鞠躬。
　　我亲切地欢迎他，问候他健康，旅途是否劳累。他含糊地回答说：
　　“我喜欢长途旅行。我是第一次到欧洲。您去过欧洲各国吗?”他反过来问我。
　　我回答说：“很遗憾，没有去过。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设法去。我读了很多有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书，但是，即使一本最好的书也不能使人了解一个国家的全貌。只有亲身访问和接触一个国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它的人民、风俗习惯。”
　　谈话一直在这种气氛中进行。我们不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洋右给我的印象是友好的，不愿开诚布公的交谈。可以看出，他宁愿多听，而不愿多说。
　　会见后，我立即给斯大林打电话，报告会见的情况和我对洋右的印象。我感到，斯大林对这次会见很满意。最后，他说：“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中立条约了。”
　　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条约为期5年。条约规定，“双方应维持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的专门一条指出，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或第三国家集团的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应守中立。
　　苏联政府知道，苏日中立条约能减少日本进攻我国、迫使我国两线作战的危险，但不能完全保证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军国主义遵守所签订的条约。因此，在卫国战争期间，我们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大量的兵力。由于国际形势尖锐，这个条约使我们赢得了一些喘息的时间。
　　当时关于德国用于进攻苏联的军队，我们知道些什么呢?
　　根据Ф·И·戈利科夫将军领导的总参情报部的情报，从1941年1月底起德军开始向东普鲁士、波兰和罗马尼亚增调部队。侦察部门认为，2、3两个月内敌军兵力增加到9个师：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当面有3个步兵师；西部军区当面有2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基辅军区当面有1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团。
　　我们将情报部长戈利科夫将军提供的情报，立即报告了斯大林。我不知道，戈利科夫将军本人根据情报材料向斯大林报告了什么。他没有向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报告。他不只一次地作这种报告。这自然会影响到对情况的全面分析。到1941年4月4日，根据戈利科夫将军的情报，从波罗的海到斯洛伐克，德军共增加5个步兵师和6个坦克师。准备对苏作战的部队共有72—73个师。此外还应加上驻罗马尼亚的9个步兵师和1个摩托化师的德军。
　　到1941年5月5日，根据戈利科夫将军的报告，准备进攻苏联的德军总数已达103—107个师，包括部署在但泽和波兹南地区的6个步兵师和芬兰的5个步兵师。这些师的分布是：东普鲁士有23—24个师；西部军区当面的波兰领土有29个师；基辅军区当面的波兰领土有31—34个师；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有14—15个师。
　　敌人作了大量战场准备工作：在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铺设第二条铁路线；扩大机场和降落场网，加紧建筑军用仓库。在城市和工业区组织防空演习，构筑防空工事，进行动员演习。
　　匈牙利军队有4个军部署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罗马尼亚军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部署在喀尔巴阡山一带。
　　在芬兰，德军在奥布(图尔库)港登陆，从4月10日到29日登陆的有22，000人，然后前往罗瓦涅米和希尔克内斯。戈利科夫将军认为，德军由于从南斯拉夫抽出军队，不久可能继续得到加强。
　　1941年春天，希特勒匪徒由于不但心西面敌人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就集中德军主力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
　　到1941年6月1日，根据情报部的情报，准备进攻苏联的德军已有120个师。
　　截至1941年6月，德国军队比1940年增加355万人，总数达850万人，即214个师。我们到6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500多万人。
　　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有利时刻来到了。
　　希特勒统帅部向东部大量运兵，是从1941年5月25日开始的。这个时期德国人在铁路部门实行了最大限度运行计划。从5月25日到6月中旬，向靠近苏联的边界总共运送47个德军师，其中包括28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
　　我们则做了下面这些事。1941年的整个3月份和4月份，总参谋部为了进一步确定西部国境掩护计划和战时动员计划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在确定掩护计划时，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根据计算，波罗的海沿岸军区、西部军区、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现有部队，不足以抵抗德军的突击。必须从内地军区紧急动员若干个集团军，并且无论如何应于5月初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
　　经过数次报告，我们最终得到批准用野营集训的名义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增调两个简编的合成集团军。特别要求我们极其谨慎，并采取战役伪装措施。
　　与此同时，斯大林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加强主要机场和野战机场网的修建工作。但只许在春播结束后调用劳动力。
　　有一次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斯大林问到征召预备人员的工作进展情况。
　　国防人民委员回答他，征召预备人员的工作进展正常。四月底，被征召的人员将到达边境军区。五月初开始在部队里对他们加以训练。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02
　　5月13日总参谋部下令，从内地军区向西部调派部队。第22集团军从乌拉尔调往大卢基地区。第21集团军从伏尔加河沿岸军区调往戈梅利地区。第19集团军从北高加索军区调往白采尔科维地区。步兵第25军从哈尔科夫军区调往西德维纳一线。第16集团军从外贝加尔调往乌克兰的舍佩托夫卡地区。
　　5月份从内地军区调往西部边境的军队，共计有28个步兵师和4个集团军指挥机关。遗憾的是，这些师只编有8，000—9，000人，而且没有完全配备编制规定的技术兵器。
　　5月底总参指示各边境军区司令员立即着手准备指挥所，而于6月中旬下令方面军指挥机关进入指挥所：西北方面军在帕涅韦日斯地区，西方方面军在奥布兹列斯内地区，西南方面军在捷尔诺波尔地区。敖德萨军区改为集团军，其指挥部设在蒂拉斯波尔地区。各方面军和集团军野战指挥部，应于6月21—22日进入上述各地区。
　　在国境线上有47个陆军边防总队、6个海军边防总队、9个独立边防大队，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的11个团，以及靠近边境但未展开成战斗队形的各军区担任掩护的集团军第一梯队步兵师。
　　在西部边境军区和舰队中，共有290万人，1，500架新式飞机和大量旧式飞机，将近38，000门火炮和迫击炮，1，475辆KB型和T—34型新式坦克，以及相当一部分旧式的发动机寿命较短的轻型坦克，其中部分坦克需要修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1981年，中文版，第4卷第36页。)。
　　各边境军区部队的战斗素养是各不相同的，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现在很难详细描述这些军区所发生的一切，很难描绘战争发生时它们所处的环境。
　　我还记得，刚到总参工作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刚刚离开的基辅特别军区。那里的情况如何，在做些什么?
　　因此，我想在这里引几段当时的基辅特别军区上校作战处长И·Х·巴格拉米扬元帅的回忆录。我认为，他的话如实地反映了部队战前最后几个月的困难情况。下面就是他的回忆。
　　“我们刚刚把前去参加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的司令员送走，随即接到总参谋部的指示：由军区参谋长率领参与制订国境掩护计划的人员立即赶赴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才明白，是要我们参加审查军区的作战方案。
　　……我们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忽然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基辅执行本身的职务。回到这里首先要审查集团军的国境掩护计划，这些计划是各集团军司令部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制定的。令人高兴的是，集团军的计划不需要作重大变动，而只要略加修改。
　　但是在法西斯开始侵占南斯拉夫后不久，总参谋部指示要对国境掩护计划作许多重要的修改。军区首长接到命令要大大扩大直接担负国境掩护的部队的编成……
　　基尔波诺斯将军对于在他看来明显地削弱他的预备兵力而用过多的部队担任消极防御，感到忧虑。但是命令终归是命令。4月18日我们给各集团军下达了相应的指示，要求他们对计划进行如上修改……
　　各集团军参谋长和参与制订计划的人员，再次被召集到军区司令部。全部从头来过一遍。影响工作进度的最大困难是，制订计划的将军和军官们，不得不从头到尾亲自动手来写……
　　修订计划的工作应于5月10日前完成。幸而这是最后一次的重大补充，不然的话到法西斯强盗入侵开始以前，计划始终完成不了。
　　4月下半月，红军领导机关明显地加紧采取措施加强各边境军区的力量。记得4月26日，我们军区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求在6月1日前组建5个快速反坦克炮兵旅和1个空降军。4个步兵师改编成山地步兵师。军区首长得到通知，到5月25日前，步兵第3l军的指挥机关将从远东调来归他指挥。
　　春季的最后一个月，决没有给国际关系的气氛带来温暖。斯大林突然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军区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把它看成是国际形势复杂化的证据。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还是第一次把党的最高领导和国家最高领导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还有其他的征候说明威胁正在迅速增长。
　　5月下半月，我们接到总参谋部的训令，要求军区首长接收和配置从北高加索军区调来的步兵第34军的指挥机关及其直属部队，4个编制人数为12，000人的步兵师和1个山地步兵师。
　　为了指挥这部分部队，将由北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М·А·列伊捷尔率一个作战组到这里来……。从训令中还了解到，部队于5月20日开始到达。这个训令对军区首长虽然看来不那么突然，但还是使他感到担心，因为要在很短的期间配置几乎整整一个集团军。由于忙于这些突如其来的新的紧急措施，我们就不得不把原定5月下半月举行的各集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推迟了。
　　5月底，一列接着一列的火车开始到达军区。作战处好象成了调度所，关于来自北高加索军区的部队的移动和状况的消息一齐涌向这里。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派往这些部队的指挥员，报告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时强调指出，所有兵团都是平时编制，因此不但指战员缺额很大，而且缺少技术装备，首先是缺少运输工具和通信器材，而这些是各师自宣布动员之日起就应当得到的。
　　看来，严守同法西斯德国的条约这个意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应当指出，后来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师匆忙地转移到了西部战略方向，并被迫从行进间投入战斗。
　　北高加索军区的5个师还没有来得及在我们军区境内集结完毕，6月初总参谋部又通知，国防人民委员命令建立第19集团军指挥机关，并于6月10日前派往切尔卡瑟。北高加索军区步兵第34军的5个师全部和步兵第25军的3个师都包括在这个集团军的编成之内……新的集团军由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И·С·科涅夫中将指挥。
　　一天以后总参谋部通知军区首长，准备再接受和配置一个集团军，即从外贝加尔调来的М·Ф·卢金中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计划规定，卢金将军的部队从6月15日到7月10日在基辅特别军区境内集结完毕。
　　就这样，我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把第二个集团军接受下来并配置在我们军区。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关于一旦发生战争时我们纵深缺少部队的那种担心，自然而然地消除了。现在很清楚，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下令军区所有部队准备前移到国境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И·Х·巴格拉米扬：《作战处长的日记》。见《军事历史杂志》，1967年，第1期第60页。)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当时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自然地导致了其他许多错误，这就是在判断德国法西斯军队可能发起对苏进攻的时间上的错误。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03
　　1940年作战计划经过修改后于1941年付诸实施，其中规定，一旦遭到军事威胁时必须：
　　——使全部武装力量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立即在全国进行军队动员；
　　——根据动员计划按战时编制扩充军队；
　　——根据边境军区和统帅部计划，将完成动员的军队集中和展开在西部边境地区。
　　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规定的措施，只有根据政府的特别决定，才能付诸实施。而这个特别决定，直到1941年6月21日夜间才作出，而且没有完全实现。战前最后几个月里，领导机关没有规定军事威胁特别严重时期采取所应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这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机关没有完成由他批准的作战计划所规定的措施呢?
　　对于这些错误和失算，人们经常责怪斯大林。当然，斯大林无疑是有错误的。但不能离开客观历史进程和现象，不能离开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因素孤立地去看待错误的原因。
　　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容易的了，那就是当一切结果都很清楚时，再来对事件发生以前的作法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也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困难的了，那就是在事件发生的那个历史时刻，立即就对所有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斗争，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意见、消息和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经过对照和分析斯大林当我在场时对他身边的人的谈话，我坚信：斯大林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贯串着一个愿望，即避免战争或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并且相信他会成功。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同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有经验的敌人作战，将给苏联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所以他和我们全党、政府一样，竭尽全力以争取时间。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关于警告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军队正在我国国境线上集结等方面的事实。但是正如在法西斯德国被粉碎后发现的文件表明，当时斯大林接到的许多报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下面就是例证之一。
　　根据希特勒在1941年2月3日会议上发出的指示，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于1941年2月15日下达了《制造假情报欺骗敌人的命令》。为了隐蔽按照《巴巴罗萨》计划实施的战役的准备工作，德军总参谋部情报处和反间谍处，策划并进行了许多散布谣言和假情报的活动。军队的东移，被说成是“为了隐蔽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而采取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佯动”。
　　大量出版了英国地图。军队配备了英语翻译。在英吉利海峡、加来海峡的海岸和挪威“圈定”若干地区，到处流传着那个不存在的空降军的消息。海岸上配置假火箭炮连。军队流传一种说法是，他们正在进行入侵英国以前的休整，另一种说法是军队将经过苏联进攻印度。为了使人相信登陆英国之说，制定了暗号为“鲨鱼”和“鱼叉”的特别作战计划。宣传完全是针对英国的，中止了往常那种对苏联的攻击。外交等部门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此类情报，加上军队战备方面的缺点，使得斯大林在采取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反侵略准备的基本措施时，表现得格外谨慎小心。
　　如前所述，斯大林还考虑一个情况，即由于军队由地区制改为常备军制，部队、兵团和军团年轻的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还没有具备与其职务相称的战役战术素养。
　　遵照第十八次党代会的决议及后来党中央关于选拔、训练和教育领导干部的指示，各集团军首长、党政机关，在1941年夏季以前进行了很大规模的训练教育工作，以提高军队各类干部的一般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但是，军队指挥干部问题，在1941年仍然是一个尖锐问题。大量提升年轻干部担任高级职务，在一定时间内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战争前夕在釆取重大组织措施时，就曾感到熟练的指挥干部、坦克和炮兵专业人员、飞行技术人员数量不足，这是由于我军数量大量增加的结果。所有这些问题，本来指望在1941年底基本上得到解决。
　　斯大林希望保持和平这一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所以他认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正竭尽全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认为他们正处于严重军事形势之下，为了避免本身的覆灭，非常希望德国进攻苏联。这就是他对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深表怀疑的原因所在。
　　这里只讲一个足以使斯大林大大增加对上述消息的怀疑的事实。这就是在英法同苏联进行军事谈判(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1939年这同一年，他们在伦敦同法西斯德国也举行了秘密谈判。
　　英国外交部门提议同希特勒达成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协议。英国贸易大臣哈桑同戈林的密友、德国高级文官沃尔塔谈判时说，两国面前有便于经济活动的三个广阔的领域，这就是大英帝国、中国和俄国。他们讨论了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及德国掠夺原料等问题。参加谈判的还有其他人士。德国驻伦敦大使狄克逊报告柏林说，“此间政府人士中建设性政策的倾向”正在加强。
　　我想顺便指出，当希特勒打算提议和苏联共同考虑划分世界势力范围时，遭到苏联方面断然的、毫不含糊的拒绝。苏联甚至连这个题目也不愿谈论。这个事实可以从莫洛托夫1940年11月访问柏林的文件和参加者那里得到证明。
　　大家知道，丘吉尔于1941年4月底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从可靠方面获得确实消息，当德国人断定南斯拉夫已落入他们掌心以后，即2月20日，便开始将驻罗马尼亚5个装甲坦克师中的3个师调往波兰南方。而当他们获悉塞尔维亚发生革命时，又取消了这一调动。阁下会很容易积这些事实的意义”。
　　斯大林是不相信这封信的。1940年世界报刊上传说，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准备进攻北高加索，轰炸巴库、格罗兹尼和迈科普。随后又出现了证明这个传说的文件。总之，不但丘吉尔的从来不加掩饰的反苏反共的言论和行动，而且当时外交方面许多具体事实，都提醒斯大林小心谨慎地对待来自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消息。
　　1941年春天，西方国家盛传苏联对德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准备的挑拨性消息。德国报刊大肆渲染这类消息，并且抱怨说，这些消息使苏德关系受到损害。
　　“你看”，斯大林说，“用德国人吓唬我们，用苏联吓唬德国人，有人就唆使我们互相敌对。”
　　关于对1939年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看法问题，当我国可能受到德国和日本两面进攻的时期，说斯大林指靠这个条约是毫无根据的。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认为，条约不能使苏联避免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但能够赢得时间巩固国防，阻碍反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论如何，我没有听斯大林说过有了互不侵犯条约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话。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03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毕业招待会上，向该院学生发表了演说。
　　斯大林首先祝贺毕业生结束学业，接着谈到军队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他说，同志们，你们在3—4年前离开部队，现在回去将认不出军队的面目了。红军远不是几年前那个样子。我们建成了一支新的军队，装备了现代的军事技术。我们的坦克、飞机、火炮已经改观了。你们回到军队时，将会看到许多新的东西。
　　斯大林接着介绍了各军种兵种的变化。
　　斯大林继续说，你们从首都回到部队。红军指战员会问你们：现在情况怎样?法国为什么失败?英国为什么打败仗，而德国却取得了胜利?德国军队真的不可战胜吗?
　　德军的军事思想在前进。军队装备了最新技术兵器，掌握了新的作战方法，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德国有一支技术上、编制上都很好的军队，这是事实。但是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军队是一支理想的、不可战胜的军队，这却是没有根据的。不可战胜的军队是没有的。德国在进行侵略和掠夺战争的口号下，在征服其他国家，奴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口号下，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谈到德国在欧洲取得军事胜利的原因时，斯大林提到某些国家对军队的态度问题，那里对军队缺乏应有的关心，对军队缺乏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腐蚀着军队的新风气。军人被人瞧不起。而军队是应当受到人民和政府极大的关心和热爱的，这就是军队最大的精神力量所在。对军队应当爱护备至。
　　军事学校必须而且只能广泛运用现代战争的经验，以新式技术来训练指挥干部。斯大林扼要叙述了炮兵、坦克兵、航空兵、骑兵、通信兵和步兵在战争中的任务以后，强调指出必须改造我们的宣传鼓动和出版工作。为了做好战备，不但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还要做好政治方面的准备。
　　那么，从上面列举的事实中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对于在巩固国防方面在战前已经做了的，即将要做的，以及来不及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应当怎样估价呢?尤其是在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之后的今天，怎样批判地、同时又是设身处地置身于伟大卫国战争前夕来对以往的一切加以估价呢?
　　我想，国防事业从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来看是进行得很正确的。多年以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或几乎是一切。至于从1939年到1941年年中这个时期，那么党和人民为巩固国防做出了特殊的努力，付出了全部人力和物力。
　　发达的工业，集体农庄制度，文化的普及，各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人民无比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前线和后方连成一体的列宁党的领导，这是我们这个伟大国家防御能力的雄厚基础，是我们在同法西斯作斗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首要原因。
　　苏联工业尽管遇到了巨大困难，遭到了巨大损失，自1941年7月1日至1945年9月1日仍然生产了大量武器：82.5万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将近10.3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3.7万架以上作战飞机。这就说明，从军事和国防观点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适时地奠定了一个良好而牢固的基础(见《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伟大卫国战争”。)。
　　回顾从国内战争时期以来的苏军建军过程，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所走的道路也是正确的。苏联军事学说，训练教育军队的原则，陆海军的武器装备，指挥干部的培养，军队的编制结构，都在不断地趋于完善。经常保持着极高的士气和政治觉悟。
　　当然，如果能够把走过的道路从头再走一遍，那么某些事是应当不做的，某些事应当修正。但我说不出，我们在军队建设中有哪一条重大的原则方针要加以勾销、弃置和取消。整个说来，从1939年到1941年年中这个时期实行的种种改革，给苏维埃国家提供了一支极其优良的军队，使其做好了防御准备。
　　我为这一点进行辩护，并不是为了推卸我在这个时期内由于疏忽而应负的责任。老实说，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懂得，即使是处在总参谋长这样高的岗位上，也不可能在4个半月内什么都做到。我所犯的错误有的已经讲过，有的下面要讲。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另外一点，那就是帮助读者，尤其青年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历史给予我们的和平时期的确太短，不能把一切都安排好。许多事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开端，许多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估计法西斯德国进攻时间方面的错误，是有影响的。抗击敌人最初突击的准备工作中的不足是和这个错误有关的。
　　我提到的那些积极因素，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经常在起作用，其作用越来越广，越来越大。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胜利。对时间判断错误这个消极因素，其作用逐渐减弱，但极大地增强了敌人客观上的优势，加强厂他们暂时的优势，造成了我们在战争初期的严重情况。
　　1940年，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强国防的措施，但是经济力量不允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给军队规定的组织措施和其他措施全部实现。战争爆发时，国家正处在改组改装军队，重新训练军队，建立必要的动员储备晶和国家后备力量的阶段。苏联人民不想进行战争并力求避免战争，把基本人力物力用来完成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
　　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事将领，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因此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早一点付诸实施。
　　当然，这些措施也许不能保证在抗击敌人进攻中获得完全胜利，因为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但我军可以更行组织地进入战斗，从而使敌人遭到大得多的损失。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俄罗斯拉瓦、佩列梅什利地区以及西南方向各地段的部队和兵团实施的胜利的防御战斗，就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我们是否知道战争开始的具体日期和战争计划的问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不能肯定，斯大林有没有获得正确的情报，确实向他报告过战争开始的日子没有。这一类重要情报，可能交给斯大林本人，他没有告诉过我和国防人民委员。
　　的确有一次，他对我说：“有个人给我们送来一份关于希特勒政府的意图的非常重要的情报，但是我们有些怀疑……
　　他讲的可能是在德国驻日使馆工作的左尔格，这个人我是在战后知道的。
　　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军事侦察领导机关能不能及时地发现，敌军向苏联边境开进——直接向出发地域开进以便从那里开始6月22日的入侵呢?在当时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
　　加之，后来从缴获的地图和文件中知道，德军统帅部是在最后时刻才在边境线上实施集中的，它的坦克部队配置在很远的地方，直到6月21日夜间才进入出发地域。
　　遗憾的是，甚至从已有的情报中也往往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帮助高级领导机关准确而可靠地判断情况。下面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而从档案材料中找出来的几份文件。
　　1941年3月20日，情报部长Ф·И·戈利科夫将军送卜了一个报告，包括有很重要的情报。
　　这个文件讲到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寸可能的突击方向的几个方案。后来查明，这些方案依次反映了德军统帅部“巴巴罗萨”计划的制订过程，其中之一实际上反映了这个计划的基本内容。
　　报告写道，“从可能的对苏作战行动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各点：
　　第三方案，根据1941年2月……的情报：‘……为了进攻苏联，将建立3个集团军群：第1集团军群由博克元帅指挥，向彼得格勒方向实施突击；第2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向莫斯科方向实施突击；第3集团军群由莱布元帅指挥，向基辅方向实施突击。开始进攻苏联的时间，大约在5月20日。’”
　　报告接着写道，“据我国武官3月14日报告，德军一少校称：‘我们全部改变了我们的计划。我们要东进，到苏联去。我们要从苏联夺取面包、煤炭和石油。那时我们就将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就能继续同英、美进行战争……’”
　　这个文件最后援引一位武官从柏林报告说，“对苏战争将在1941年5月15日到6月15日这个期间开始。”
　　但是，从报告列举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否定了这些材料的全部意义，使斯大林产生错误认识。戈利科夫将军在报告末尾写道：
　　“1．根据上述言论和今春可能的作战方案，我认为发动对苏战争最可能的时间，是在战胜英国以后，或在德国缔结光荣的对英和约以后。
　　2．关于今春对苏战争不可避免的传说和文件，必须看做是英国甚至可能是德国情报机关散布的假情报。”
　　1941年5月6日，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夫海军上将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驻柏林海军武官沃龙佐夫上校报告：……据希特勒统帅部一个德国军官说，德军准备在5月14日从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罗马尼亚进攻苏联。与此同时，将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实行猛烈空袭，并派伞兵在边境城市实施空降……”
　　这个文件中的情报，同样有重大价值。但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得出的结论，却与他列举的事实不符，以虚假情报迷惑斯大林。
　　他写道：“我认为这个情况是不真实的，是专门用来试探苏联对此作出的反映的。”
　　苏联驻德大使杰卡诺佐夫也报送了这种性质的情报。他不仅通过有关机关把没有进攻威胁的情报呈报了斯大林，而且在战争的前夕允许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许多工作人员的家属来柏林(他们于6月21日夜被逮捕)。斯大林相信了有关机关呈送的假情报。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是否知道斯大林从这个渠道得到的情报呢?铁木辛哥元帅战后对我说，他本人一点也不知道。我是总参谋长，也不知道这方面的情报。
　　从战后的最初几年直到现在，在一些报刊上常有一种说法，好象战争前夕我们已经知道《巴巴罗萨》计划、德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展开正面宽度、兵力和装备。并引用著名的苏联谍报人员佐尔格，以及瑞士、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其他很多人员，他们事先已报告了这些情报。但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不仅没有深入研究这些情报的实质，而且把它们否定了。
　　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这纯系臆造。据我所知，苏联政府、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都没有这样详细的情报。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37
　　……紧张形势一天天加剧。而战争威胁越迫近，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员的工作也越紧张。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特别是铁木辛哥元帅，那个时期一昼夜工作18—19小时，常常通宵达旦呆在办公室里。
　　6月13日铁木辛哥当我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
　　斯大林回答说：“让我们再考虑一下。”
　　第二天我们到斯大林那里，向他报告不安心情，请求必须使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斯大林说，“你们要进行全国动员，立即把部队调往西部边境吗?这就是战争!你们懂不懂?”
　　后来，斯大林到底还是提问说：“我们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西部军区、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部署了多少个师?”
　　我们向他报告，截至6月1日，西部边境4个军区总共有149个师零1个独立步兵旅。其中：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有19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1个独立旅；西部军区有24个步兵师，12个坦克师，6个摩托化师，2个骑兵师；基辅军区有32个步兵师，16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2个骑兵师；敖德萨军区有13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3个骑兵师。
　　“你看，难道还少吗?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人还没有这么多的部队，”斯大林说。
　　我说，根据情报，德国师是按战时编制齐装满员的。一个师编有14，000到16，000人。而我们的师，还是8，000人的师，人数实际上比德国师少一半。
　　斯大林说：“不能完全相信侦察……”
　　当我们同斯大林谈话的时候，他的秘书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办公室向他报告：Н·С·赫鲁晓夫从基辅打来电话。斯大林拿过话筒讲话。我们从他的回答中听出，谈的是农业问题。
　　“很好，”斯大林微笑着说。
　　看来，赫鲁晓夫在愉快地向他报告今年丰收在望……
　　我们心情沉重地离开克里姆林宫。
　　我决定步行一会。我的心情很不舒畅。一群孩子在克里姆林宫旁亚历山德罗夫花园里无拘无束地嬉闹着。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特别深切地感到，我们对所有的孩子，对他们的未来，对整个国家，肩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啊。
　　每个和平时期都有它的特点、特色和魅力。但是我愿赞美临战前那个时期。那个时期的特点是，它充满了特殊的奔放的感情、乐观主义和某种崇高的精神，同时在人们交往中又充满了精明实干和谦恭朴实的态度。我们正在开始的生活多么美好啊!
　　有哪一位经济学家，哲学家或作家能够完美地描绘出我国今的繁荣昌盛，描绘出我们前进了多远，如果战前年代那股宏大而和平的巨流不被战争打断的话……
　　我已经讲过，为了不给德国以挑动战争的借口而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和各边境军区司令员得到警告，要亲自对我军行动不慎可能引起的后果负责。不经斯大林亲自批准，绝对不能将军队按掩护计划向前线作任何移动。
　　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向各军区司令员建议，向边境方向举行兵团战术演习，使军队向掩护计划规定的展开地域靠近。这个建议各个军区都实行了，但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大部分炮兵都未参加此次演习。
　　原因是1941年初，师属和军属炮兵、高射炮兵还没有完成射击训练，还没有做好完成战斗任务的准备。因此，各军区司令员决定将部分炮兵派往靶场打靶。结果，掩护部队中有些师和军，在法西斯德国进攻时，处在大部分炮兵都不在的情况之下。
　　6月21日晚上，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用电话向我报告，有一个德军司务长向我边防部队投诚，据他供称，德军正在进入出发地域，将在22日晨发动进攻。
　　我立即把普尔卡耶夫讲的内容向国防人民委员和斯大林作了报告。斯大林说：“你同国防人民委员到克里姆林宫来吧。”我带上给部队的命令草稿，同国防人民委员和瓦杜丁中将一起前往克里姆林宫。我们在路上商定，无论如何也要做出使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决定。
　　斯大林一个人接见我们。他显然很忧虑。
　　他问道：“这个投诚者不会是德国将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吧!”
　　铁木辛哥回答说：“不是。我认为投诚者说的是实话。”
　　这时，政治局委员们走进斯大林办公室里。斯大林简要地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斯大林问：“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有人回答他。
　　“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国防人民委员说。
　　斯大林说：“把命令读一下!”
　　我把命令草稿读了一遍。斯大林说：“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命令要简短，指出袭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军区部队不要受任何挑衅的影响，以免问题复杂化。”
　　为了抓紧时间，我和瓦杜丁到另一个房间，迅速起草了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草稿。然后回到办公室请求报告。
　　斯大林听完报告草稿后，又亲自读过一遍，作了某些改动，然后交给国防人民委员签字。
　　由于这个命令特别重要，现将命令全文抄录于下。
　　“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军事委员会：
　　抄送：海军人民委员
　　1．1941年6月22日到23日德军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正面实施突然袭击。袭击可能从挑衅行动开始。
　　2．我军的任务是：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以免使问题复杂化。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基辅、敖德萨各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以防德军或其盟军可能的突然袭击。
　　3．兹命令：
　　(1) 1941年6月2l·日夜间，隐蔽占领国境筑垒地域各发射点；
　　(2) 1941年6月22日拂晓前，将全部飞机、包括陆军航空兵的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并加以周密伪装；
　　(3) 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军队应分散、伪装；
　　(4) 防空部队不待补充兵员到达，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城市和目标地区应采取灯火管制的一切措施；
　　(5) 在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铁木辛哥、朱可夫
　　1941年6月21日”
　　瓦杜丁随即带上这份命令回总参谋部，马上向各军区转发。1941年6月22日零时30分命令下达完毕。命令还抄送给了海军人民委员。
　　我和铁木辛哥怀着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情，从斯大林那里回来。
　　一方面，似乎做到了我们应作的一切，以便用最充分的准备迎接迫近的战争威胁：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动员和作战方面的组织措施；尽可能地巩固那些必将最先投入战斗的西部各军区；终于在今天批准了各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
　　但另一方面，德军明天早上就可能转入进攻，而我们还有许多最重要的措施没有完成。这就可能使这场与有经验的强大的敌人的战争极端复杂化。总参谋部刚才给各军区下达的命令，可能为时过晚。
　　天老早就黑了。6月21日这一天即将过去。我和铁木辛哥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门口。谁也没有作声，但我感到国防人民委员也有着同样一些不安的心情。走下汽车后，我们商定十分钟以后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4 00:48
　　第十章 战争开始
　　1941年6月21日夜间，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全体工作人员奉命留在工作岗位上。必须尽快给各军区下达使边境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这时我和国防人民委员，不断同各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通话，他们报告说国境外面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些消息是他们从边防部队和掩护部队的先头部队得来的。
　　大约在6月21日24时，基辅军区司令员М·П·基尔波诺斯从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指挥所通过高频电话报告，除了М·А·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过的那个投诚者外，又有一个德国兵投向我军，他是步兵第74师步兵第222团的士兵。这个德军士兵渡河向我边防部队报告，德军将于4时开始进攻。我命令基尔波诺斯尽快把作好战斗准备的命令转发各部队。
　　一切都说明，德军正在向边境逼近。我们于夜间零点30分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件事。斯大林询问命令是否向各军区下达了。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去世以后出现一些说法，说6月21日夜间有些司令员和司令部毫无戒备，在睡大觉，或者在无忧无虑地玩乐。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个夜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正象我前面说的，我和国防人民委员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不止一次地通过高频电话同军区司令Ф·И·库兹涅佐夫、Д·Г·帕夫洛夫和М·П·基尔波诺斯，以及他们的参谋长进行了交谈，他们都在自己的指挥所内。
　　6月22日凌晨，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Н·Ф·瓦杜丁和我都在国防人民委员的办公室里。
　　3时零7分，黑海舰队司令Ф·С·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通过高频电话向我报告：“据舰队对空情报部门报告，大量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向我岸接近；舰队已作好充分战斗准备。请给予指示。”
　　我问他：“你的决心是什么?”
　　“决心只有一个：用舰队防空火力截击来犯机群。”
　　我同铁木辛哥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答复他说：“执行吧，并请向海军人民委员报告一下。”
　　3时30分，西部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报告，德国飞机空袭白俄罗斯的城市。3分钟以后，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时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报告，敌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我给斯大林打电话。电话要通了，但没有人接。我不断地要，终于听到了一位保卫部值班将军的带着睡意的声音。
　　“你是哪里?”
　　“总参谋长朱可夫。请你立即去请斯大林同志来接电话。”
　　“什么?现在?!斯大林同志在睡觉。”警卫长惊异地说。
　　“请立即去，德国人轰炸我们的城市了!”
　　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耳机里听到：
　　“请等一等。”
　　3分钟以后，斯大林来到电话机旁。
　　我向他报告了情况，请求允许开始还击。斯大林沉默不语。我只听到他的呼吸声。
　　“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吗?”
　　仍然是沉默。
　　最后，斯大林才问道：“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
　　“在同基辅军区通电话”。
　　“你和铁木辛哥到克里姆林官来一趟。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一声，让他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
　　4时，我再一次同Ф·С·奥克佳布里斯基通了电话。他镇静地向我报告：“敌机已击退。攻击我舰艇的企图被粉碎，但城市受到了破坏。”
　　应当指出，Ф·С·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领导的黑海舰队，是第一批实行了有组织的抵抗的军团之一。
　　4时10分，西部特别军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报告，敌人开始在各该军区的地段内采取地面行动。
　　晨4时30分，我和С·К·铁木辛哥来到克里姆林宫。全体政治局委员已到齐。我和国卧民委员被邀请去办公室。
　　斯大林脸色苍白，坐在桌旁，手里握着装满了烟草的烟斗。他说：“应当立刻给德国使馆打个电话。”
　　使馆答复说，大使冯·舒伦布格勋爵要求接见，他带来紧急通知。
　　接见大使的事，指定由В·М·莫洛托夫负责。
　　这时，第一副总长Н·Ф·瓦杜丁将军转告我们，经过猛烈的炮击以后，德国陆军已在西部和西北方向许多地段向我进攻。
　　过了不久，莫洛托夫匆匆走进办公室说：“德国政府已向我国宣战。”
　　斯大林默默地坐到椅子上并且沉思起来。
　　一阵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沉寂。
　　我打破沉默，建议立即用各边境军区所有兵力猛烈还击突入的敌军，制止其继续前进。
　　“不是制止，而是歼灭”，铁木辛哥补充说。
　　“下命令吧，”斯大林说。
　　6月22日7时15分，给各军区发布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2号命令。但是根据力量对比和已经出现的情况，这个命令是不现实的，因此未被执行。
　　我同铁木辛哥回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之后，我们得知，6月22日拂晓所有西部边境军区同部队的有线通信都遭到了破坏，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部无法迅速传达命令。德国人预先投撒在我国领土上的破坏小组在多处破坏有线通信，杀害联络人员，袭击我军指挥人员。至于无线通信，我在前面说过，边境军区的大部分部队还没有这种装备。因此，与部队的通信使用空中和有线通信器材实施。
　　各军区司令部开始从各种来源得到极其矛盾的、往往还带有挑拨性的情报。
　　总参谋部也就不可能从各军区司令部和部队获得正确的情报，当然这不能不在一定时期使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处于困难境地。
　　6月22日晨8时，总参谋部查明了以下情况：
　　——敌轰炸机猛烈袭击了西部、基辅和波罗的海沿岸三个特别军区的许多机场，首先是来不及起飞和分散在各个野战机场的飞机受到了严重损失；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和铁路枢纽，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军基地，遭到了轰炸；
　　——在我国西部边境全线，同德国地面部队展开了激烈战斗。在许多地段，德军已开始同红军先头部队交战；
　　——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各步兵部队，接到战斗警报后，来不及占领预先构筑的阵地，从行进间加入战斗；
　　——列宁格勒军区管辖地段暂时是平静的，敌人毫无动作。
　　大约9时，С·К·铁木辛哥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去克里姆林宫向他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实行全国动员和成立统帅部的命令草稿，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到克里姆林宫的短短路程，国防人民委员的汽车和我的汽车以最大车速行驶。第一副总长Н·Ф·瓦杜丁带着战略情况图同我一同前往。我按照事必自己检查的习惯，逐个思考了所带的几份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成立统帅部——领导军队作战的最高机构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是由总参谋部预先拟定，国防人民委员赞同的。
　　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迎接我们，并立即把我们带到斯大林办公室。政治局委员已在那里。形势紧急。大家默不作声。
　　斯大林手里拿着未吸完的烟斗，默默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
　　“好，请吧!你们有什么事要报告?”他说。
　　С·К·铁木辛哥报告了关于成立统帅部的草案。斯大林看了草案，但不作决定，而是把草案放到桌上，简单地说：“政治局讨论一下。”
　　询问了情况以后，他说：“12点钟莫洛托夫要发表广播讲话。”
　　斯大林把实行动员的命令草稿渎了一遍，对总参提出的动员范围作了某些压缩，然后把命令交给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命令宣布，从6月23日起，在14个军区，即除中亚、外贝加尔和远东军区以外的几乎所有军区，对1905—1918年出生的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实行动员，并在我国欧洲部分实行军事管制。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内，国家政权机关在国防、保持社会秩序、保证国家安全方面的全部职能，都交军事当局掌握。军事当局有权调派居民及一切交通工具，去完成国防工程和保卫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目标。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0
　　6月22日，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相应地改组为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
　　大约在13时，斯大林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派你到西南方面军担任统帅部代表。还准备派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西方方面军。他二人已到我这里接受指示。你必须马上飞往基辅，会同赫鲁晓夫到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司令部去。”
　　我问他：“在目前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由谁来领导总参谋部呢?”
　　斯大林答道：“把瓦杜丁留下吧。”
　　然后稍微带点怒气地补充说：“请你抓紧时间。我们这里好歹可以对付。”
　　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叫他们不要等我。40分钟以后飞机就起飞了。这时才想起来，从昨天起没有吃任何东西。飞行员帮了大忙，他们招待我喝浓茶、吃面包。
　　日终前，我到了基辅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Н·С·赫鲁晓夫在这里等我。他说，再往前飞有危险。德国飞行员追逐运输机。应当坐车去。我们用电话向瓦杜丁询问了最新情况，然后乘车到捷尔诺波尔去，当时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
　　到达指挥所时已是深夜，我立刻就同瓦杜丁通了电话。
　　瓦杜丁告诉我：“到今日日终，尽管采取了有力措施，总参谋部仍无法从各方面军、集团军和空军司令部获得关于我军和敌人的准确情报。关于敌人突入我国领土的深度的消息，矛盾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受到的损失，没有准确的报告。只知道西方方面军航空兵受到极大的损失。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无法同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和帕夫洛夫取得联系，他们也没有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一声，就跑到某个部队去了。这两个方面军司令部也不知道他们的司令员目前在什么地方。
　　据空中侦察获得的情报，战斗在我国境线筑垒地域进行，局部地区敌军已深入我国土15—20公里。各方面军司令部企图直接与部队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因为同大多数集团军和独立军之间，既没有有线通信联络，也没有无线电通信联络。”
　　然后瓦杜丁将军说，斯大林同意了国防人民委员第3号命令草稿，并叫签上我的名字。
　　我问道：“是个什么命令?”
　　“这个命令要求我军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领土挺进。”
　　“可是，我们还不确切地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以多少兵力实施突击”，我不以为然地说，“天亮以前先把前线发生的情况弄清楚，然后再定下必要的决心，是不是更好一些。”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问题已经决定下来。”
　　“好吧，签上我的名吧，”我回答他。
　　这个命令大约于24时到达西南方面军司令员手里。不出所料，这个命令引起了方面军参谋长М·А·普尔卡耶夫的激烈反对，他认为方面军缺乏执行这个命令所需的兵力兵器。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当前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我建议基尔波诺斯立即下达预先号令，集中机械化军对突入索卡利地区的敌人“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集团，实施反突击。反突击应有全部方面军航空兵和部分统帅部远程轰炸航空兵参加。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很快编写出预先号令，并将其下达给各集团军和各军。
　　应当指出，方面军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和作战处长И·Х·巴格拉米扬，在第一天这种复杂情况下表现了高度的精力和非凡的组织能力。
　　6月23日晨9时，我们来到机械化第8军军长Д·И·里亚贝舍夫中将的指挥所。早在基辅特别军区工作时我就很熟悉他。从这位军长及其参谋人员的外表就不难看出，他们经过了艰难的跋涉。他们很快就从德罗戈贝奇地区到达布罗德地区，情绪高涨。看到里亚贝舍夫及其参谋人员，使我想起了光荣的坦克第11旅和它的勇敢的旅长М·П·雅科夫列夫，想起了这个旅的战士1939年在哈勒哈河巴英查岗山英勇地粉碎敌人的情形。
　　“是的，这些人将来和现在打起仗来不会比他们差”，我想，“要紧的是，反突击不要发动过晚……”
　　里亚贝舍夫在图上指明了他的军的位置和部署方法，扼要地报告了部队的状况。他说：“我们军需要一昼夜的时间，用来进行全部集中、维修武器和补充储备品。同时还要在这段时间内进行战斗侦察，组织指挥。因此，我们军要到6月24日晨才能全部投入战斗。”
　　“好吧”，我回答说，“当然，这次反突击最好是和机械化第9、第19、第22军共同实施，可惜这三个军进入出发地区迟了。情况不允许我们把几个军全部集中起来。机械化第8军实施的反突击，可能遇到敌人猛烈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火的抗击。考虑到这种情况，必须对地形和敌情进行周密的侦察。”
　　里亚贝舍夫刚想对我说什么，外面就传来了“空袭!”口令。
　　“真他妈倒霉”，里亚贝舍夫若无其事地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挖防空壕哩。这样吧，大将同志，就当我们已经躲在防空壕里好啦。”
　　“里亚贝舍夫同志，你刚才想说什么吧?”
　　“我想提议，现在我们也许该吃点东西了吧?”
　　“你这个意见很好。我的汽车里好象还有点吃的东西。”
　　军参谋长和参谋人员走进帐篷。他们刚想自我介绍，就立即传来一阵德国俯冲轰炸机特有的尖叫声和随之而来的炸弹爆炸声。我看了看里亚贝舍夫和在场的军官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就象在野外演习时一样。
　　“真是好样的”，我想，“有了这些人，我们是不会打输的……”
　　我们就一些原则性问题同军长谈妥以后；傍晚回到了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指挥所。
　　方面军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和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报告说，战斗在所有的地段进行，而以布罗德、杜布诺、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区战事最激烈。机械化第9军和第19军将干6月25日到达罗夫诺地区森林中。方面军司令员说：“我们的决心是：不等所有的军全部集中，即于6月24日向克列瓦尼和杜布诺开始反突击。第5集团军司令员除了协调机械化第22军的行动以外，还应协调机械化第9军和第19军的行动，给这两个军以必要的帮助。”
　　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是合理的；我表示同意，但建议他检查一下各个军同方面军航空兵之间协同动作的保障。
　　6月24日，里亚贝舍夫指挥的机械化第8军在别列斯捷奇科方向转入进攻。我们对这个军寄予很大希望。这个军装备有比其他各军都要好的最新式坦克，而且训练有素。И·И·卡尔佩佐将军指挥的机械化第15军，在拉杰霍夫以东进攻。这两个军给予德军的打击，特别是机械化第8军的顺利行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重视。特别是当负责掩护克莱斯特集群第48摩托化军右翼的敌步兵第57师被歼之后，尤其是这样。
　　德军第48摩托化军，这天陷入了非常危急的境地，希特勒匪徒不得不用全部空军来抗击我军的反突击，这样才使这个军仅免于被粉碎。敌人不得不增派第44军及其他部队，以对抗苏军部队的反突击。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写下了下面一段话：“敌人不断地从纵深增调生力军来对付我们的坦克楔子……不出所料，敌人以大量坦克兵力在第1坦克集群的南翼转入进攻。个别地段发现有部队移动。”
　　就这样，西南方面军胜利地实施了对法西斯德军最初的一次反突击。要是方面军司令员手里有更多的航空兵用来与机械化军协同动作，要是再多1—2个步兵军，那末反突击可能会更加强大有力。
　　我们位于方面军指挥所内，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杜布诺方向，乌克兰境内的主要战事在那里进行。
　　我从第6集团军司令员И·Н·穆济琴科将军、第26集团军司令员Ф·Я·科斯坚科将军的电话谈话中了解到，实施进攻的敌第17集团军将其主要突击指向利沃夫方向。
　　现将1941年6月25日10时30分到10时55分我与Ф·Я·科斯坚科中将电话谈话的记录抄录如下。
　　“我是科斯坚科
　　朱可夫：我有几个问题问你。你与左翼步兵第97师还保持着联系吗?
　　科斯坚科：昨天晚上我派遣一个小队，在亚沃鲁夫地区与该师联系上了。第6军司令部也在那里。
　　朱可夫：右翼步兵第99师现在哪里?
　　科斯坚科：右翼现在退缩至古萨库以东。
　　朱可夫：你们的预备队在哪里?有多少兵力?
　　科斯坚科：有2个团。1个团是从前线撤回的，将于6月25日11时开到多布罗米尔；第2个团也是从前线撤回的，正在向桑博尔地区运动，将开进到黑罗夫。
　　我的1个预备营和12辆坦克正向桑博尔开进，其任务是从北方掩护桑博尔和在莫斯齐斯卡方向实施侦察……
　　朱可夫：佩列梅什利现在谁手里?
　　科斯坚科：在我们手里……
　　朱可夫：你认为，在你当面的敌军有多少了
　　科斯坚科：第99师的当面约有敌2个步兵师和1个什么摩托车部队，约有200辆摩托车。在其余正面上约有敌2个师，其中有山地部队。
　　朱可夫：好，全明白了。我现在在基尔波诺斯同志的指挥所。同你握手!祝你成功。你还有什么问题?
　　科斯坚科：请求方面军司令员能给我加强1个坦克团。急需!
　　朱可夫：知道了。坦克的问题我们想办法。
　　科斯坚科：集团军司令部连1架通信飞机也没有。
　　朱可夫：好。我们想办法解决。你了解情况吗?
　　科斯坚科：了解。我同第6集团军保持着有线通信联络。
　　朱可夫：很好。再见!”
　　可以看出，科斯坚科始终是信心十足地完成他所肩负的事业，并为此付出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才干，如有需要，直至生命。
　　德军俘虏供称，德军指挥部打算占领俄罗斯拉瓦以后，将摩托化第14军投入战斗。俄罗斯拉瓦筑垒地域，从战争爆发时起，就由第35和第140独立机枪营、Г·Н·米库舍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4l师以及Я·Д·马雷少校指挥的边防总队负责防守。
　　德军第17集团军指挥部，在这一地段使用了5个步兵师。敌军尽管实施了猛烈的炮击、空袭和不断的攻击，仍未能夺取俄罗斯拉瓦筑垒地域和摧垮步兵第41师的抵抗。6月22日下午，原来就有两个炮兵团的第41师，又得到了军属炮兵第209团的加强，这个团装备有152毫米火炮。敌军在这一天中遭受了严重损失，没有得逞。
　　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由第52和第150独立机枪营以及第92边防总队防守。筑垒地域的部队到6月22日晨6时占领工事，同边防部队和职工武装队伍一起，第一批迎击了敌人的火力和攻击。
　　英勇的城市保卫者，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抵抗了几个小时，然后根据第92边防总队队长的命令撤往城外，继续阻截敌人。这就为Н·И·杰缅季耶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99师赶到佩列梅什利创造了条件。6月23日，该师同混编的边防营一起发动反冲击，将德军逐出城外。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1
　　6月23日德军重新开始进攻，在俄罗斯拉瓦方向攻势更为激烈。有的地方敌军成功地锲入了第41师的防御，但依靠米库舍夫将军的坚强领导，敌军再次被我军的反冲击赶回到出发地位。
　　但是到这一天的日终，德军找到了薄弱环节。他们对步兵第97师和第159师防守的俄罗斯拉瓦和佩列梅什利的接合部，实施猛烈突击。步兵第159师尚处在扩编阶段，有大量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这个师因抵挡不住敌人的攻击而开始退却，使友邻部队陷入了严重境地。第6集团军司令员穆济琴科将军采取的补救措施未能挽回局势，到24日日终防御在这里出现了宽达40公里的缺口。
　　俄罗斯拉瓦和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继续在胜利地抵抗敌人的进攻。第99师没有丢失一寸阵地，却给敌人以重创。这个师由于英勇作战而获得了红旗勋章。
　　步兵第41师的作战行动也很顺利。仅仅由于在159师地段上楔入了大量敌军，由于筑垒地域在6月26日夜间有被迂回的威胁，方面军首长才将其撤往后方地域。
　　步兵第99师从6月23日到28日期间一直控制着佩列梅什利，直到29日晨才根据上级命令放弃城市。
　　6月25至26日，战斗行动不断扩大。敌人投入了大量作战飞机。空中和地面都展开了残酷的战斗。双方损失严重。德国航空兵往往抵挡不住我国飞行员的勇敢攻击，逃回自己的机场。
　　由于敌先头部队到达杜布诺地区，里亚贝舍夫将军奉命率第8军转向这里。机械化第15军的主力以别列斯捷奇科为总方向，然后也指向杜布诺。正在向杜布诺前进的还有步兵第36军和机械化第19军。杜布诺地区从6月27日起开始了残酷的战斗。
　　德军很快得到了第55军的加强，使它的杜布诺集团避免了被全部歼灭。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不得不从其他方向把部队调到杜布诺方面。
　　我军虽未能全歼敌军并停止其进攻，但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将指向乌克兰首府的敌突击集团阻止在布罗德—杜布诺地区并加以削弱。
　　6月24日17时，我同第5集团军司令员M．H．波塔波夫将军通过“博多”式电报机作了交谈。
　　在叙述这次谈话内容以前，我想指出，波塔波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在哈勒哈河作战中得到过很好的实际锻炼。他是一个勇敢而又精明的集团军司令员，无怪乎德军统帅部很熟悉第5集团军，他们多次遭到过它的沉重打击。
　　这次谈话是战争最初几天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次谈话，现在简述如下。
　　“我是波塔波夫。
　　朱可夫：请你报告一下情况。
　　波塔波夫：在弗拉多瓦—乌斯季卢格一线约有5个步兵师和将近2，000辆坦克(坦克数字被过分夸大了。——朱可夫)。敌主要坦克集团在杜宾卡—戈罗德洛一线。从乌斯季卢格到索卡利有将近6个步兵师，此外还有第14装甲坦克师。该装甲坦克师的主要突击方向，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卢茨克。第5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的接合部有兵力不详的机械化部队。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卢茨克，辅助方向是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指向科韦利。
　　现在报告本集团军各部队1941年6月124日14时20分的态势：
　　费久宁斯基占领普列梅茨—库斯尼希—维什涅夫—尼基季奇一线。所属步兵第87师以两个团占领乌斯季卢格筑垒地域，已被包围，正在进行战斗；该师感到弹药不足。
　　124师从昨天起没有消息。
　　坦克第41师在马采尤夫—旧科沙雷地区已结束战斗，正在维修武器。
　　135师从14时起，在坦克第19师和步兵第87师一个团的协同下，在反坦克炮兵第1旅和整个军属炮兵的支援下，向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方向攻击。
　　卢茨克构筑了环形防御，但防御薄弱。我担心的重要问题是，敌坦克部队从南面向卢茨克方向实施突击，这将给我们造成两面作战的危险。
　　要在南面实施突击来顶住敌人，我完全没有这个力量……
　　我请求用轰炸航空兵加强我们，制止坦克部队在杜宾卡—戈罗德洛一线渡河，阻止坦克部队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方向前进，用强击航空兵和歼击航空兵协助消灭敌军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集团。
　　我已完全没有预备队。机械化第9军要在两昼夜以后才能在奥累卡地区集中，它有将近200辆旧坦克。
　　电话通信到处遭到破坏，刚刚恢复起来，敌人又用空军加以破坏。同各步兵军保持着稳定的无线电通信……
　　请对下一步的行动给予指示。
　　朱可夫：第一、右邻在鲁鲁扎内—戈罗杰茨地区进行战斗。
　　部分敌军从布列斯特向科韦利突进，是科罗布科夫对作战行动组织不周的结果。
　　你应使翼侧部队转向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方向，并堵塞通往科韦利的道路。
　　第二、穆济琴科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夫斯卡亚、俄罗斯拉瓦以北直到国境，顺利作战。敌人投入强大坦克集团，割裂了第5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并力图夺取布罗德。
　　第三、卡尔佩佐和里亚贝舍夫正向下列方向实施反突击：卡尔佩佐经布罗德向西北方向实施反突击，目前主要战斗在布罗德西北约15公里处进行；里亚贝舍夫在他的左面向正北方向实施反突击。上述机动将给你以援助。
　　反突击的目的是，粉碎布罗德—克雷斯特诺波尔地区的敌军，并继续向北前进，使你有可能整顿部队和组织稳定的正面……我们将把机械化第19军、第9军和两个步兵军，派往卢茨克以北和以南地区，以加强你的部署。
　　在航空兵方面我们将采取措施。
　　同你们的无线电通信，什么也接收不到，密码无法翻译。
　　你应派一名专家乘飞机出发，负责查明收发报方面的技术故障和译电方面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要牢牢堵住从北面通往科韦利的道路，没有坦克的配合不要把步兵师投入反冲击，因为这样做将一无所获。应设法给步兵第87师运去炮弹和其他弹药。请你考虑一下，能不能在夜间把这个师撤出合围圈。
　　你那里的KB式和其他坦克情况如何?能不能打穿德国坦克的装甲?在你们那里敌人大约损失了多少坦克?
　　波塔波夫：航空兵第14师归我指挥，到今天早晨该师有41架飞机。方面军的命令说，轰炸航空兵第62和第18师负责掩护我们。但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我无法同他们联系。
　　大型KB式坦克有30辆，但全都没有152毫米炮弹。
　　我有T—26和БТ式坦克，主要是旧的，有的还是双炮塔的。
　　敌坦克被消灭约一百辆。
　　你的命令我明白了。我担心来不及把费久宁斯基的右翼掉转过来，从北面牢牢堵住接近路。因为敌人的坦克现在已到达拉特诺地区。但无论如何我马上采取一切措施，来执行你的命令。
　　朱可夫：KB坦克的152火炮可以发射09—30年式炮弹，请你下令立即将09—30年式混凝上破坏弹发给他们使用。你们要尽全力狠揍敌人的坦克。其他方面我们将给予帮助。我坚信你和尼基舍夫一定成功。今晚或者明天早晨我要到你那里去。再见!……”
　　为了继续基辅方向的进攻，德军统帅部被迫从战略预备队中抽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和成百辆坦克以加强冯·克莱斯特的部队。
　　如果西南方面军的地面和空中侦察组织得更好一些，如果军队的协同动作和指挥组织得更好一些，反突击的效果也许更大一些。
　　此次作战中表现得最为出色的有：С·М·孔德鲁谢夫少将指挥的机械化第22军，第5集团军所属步兵第27军(由П·Д·阿尔乔缅科少将指挥)，以及Д·И·里亚贝舍夫指挥的机械化第8军。
　　而如果不是机械化第8军军长把这个军分成两部分，并把一部分交给缺乏指挥大规模作战能力的Н·К·波佩尔(旅政委级)的话，这个军本来是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
　　И·И·卡尔佩佐将军的机械化第15军虽然完成了本身的任务，可惜没有充分发挥出它当时拥有的相当大的作战能力。
　　我国的历史文献谈到对德战争初期这一最伟大的边境会战时，只是笼统地一笔带过。而对于在这里使用几个机械化军对突入的敌主要集团实施反突击在战役上的必要性，以及反突击本身的组织，本来是应当详加研究的。因为正是由于我军在乌克兰的这一行动，使敌人迅速突进到基辅的计划，一开始就遭到破产。敌人遭到严重损失，认识到准备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苏军战士是顽强不屈的。
　　颇为有趣的是，前德军第3坦克集群司令霍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次会战所作的估价。他写道：“‘南方’集群处境最为困难。在我左翼兵团当面防御之敌，虽被从国境击退，但很快就从遭受突然袭击中恢复过来，用预备队和配置在纵深的坦克部队实施反冲击，阻止了德军前进。配属于第6集团军的第1坦克集群的战役突破，到6月28日为止迄未奏效。敌人强大的反突击是德国部队进攻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我从这几天同瓦杜丁将军的电话谈话中了解到，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司令员、司令部至今仍没有同各集团军司令员建立稳定的通信联络。各师和各军不得不彼此孤立地同敌人作战，缺乏同友邻部队、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缺乏上级的适当领导。我从瓦杜丁所谈的情况中知道，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的情况极为严重。
　　瓦杜丁说，斯大林焦急不安，认为一切都怨西方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责怪Р·И·库利克元帅毫无作为。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从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报告说，库利克6月23日在第3集团军司令部，但同他的联络中断了。
　　过了一些时候以后，总参谋部依靠各种来源的情报终于查明，敌军大量装甲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已在这两个方面军的许多地段上完成了突破，并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迅速推进……。
　　苏联人民开始经受严酷的考验。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3
　　近年来人们常常责怪统帅部，说它没有下令从纵深调派我军主力还击敌人。我不打算断言如果这样作了的话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好一些还是更糟。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军由于反坦克和防空武器不足，机动能力较敌人差，因而抵挡不住敌装甲部队强大的分割突击，陷入边境军区一些集团军已陷入过的那种困难境地。而且还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南方的形势后来将如何发展。这里需要指出，希特勒德国统帅部极其期学我们前线的主力靠近国境线，以便在这里予以围歼。这是战争初期“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目的。
　　6月26日晨，瓦杜丁将军往塔尔诺波尔指挥所给我打电话报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的情况很糟。西北方面军所属第8集团军正在向里加退却，第11集团军向波洛茨克方向退却；已经把莫斯科军区的机械化第21军派去加强该方面军。
　　斯大林同志命令组成预备队方面军，并在苏谢沃、涅韦利、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日洛宾、戈梅利、切尔尼戈夫、杰斯纳河、第聂伯河一线展开。预备队方面军编有第19、第20、第21和第22集团军。”
　　这基本上就是本年5月我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率领部分总参人员勘察过的那条线，曾计划在此进行首长司令部演习，以检验我们对组织战役规模军队指挥的设想。
　　那几天里，方面军首长、统帅部和总参，始终没有得到关于各方面军当面之敌的完整的情报。总参从各方面军得到的关于坦克、飞机和摩托化部队的情报，显然是夸大了的。现在当我们掌握了关于双方部署的较详细的材料的时候，为了对战争最初几天的情况有个完整的了解，应当谈谈边境军区我军的配置，然后再谈谈当时侵入我国的德军的部署。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写过不少的文章和书，但很多情况下都有某种偏见，并且不了解情况。
　　在这些书刊里说，战争前夕我军在北起巴伦支海南至黑海，宽达4，500公里，纵深400公里的广大地区，配置了170个师，在各个主要方向上没有建立抗击敌人所需的密度。
　　这种说法不完全对。从巴伦支海到黑海全长4，500公里，是把5个边境军区的陆地边境线和全部海岸线都计算在内的，而所有的海岸线都只是靠海岸防御和海军负责掩护。从塔林到列宁格勒的芬兰湾海岸上根本就没有军队。所以我们170个师实际上只占领3，375公里防线，而不是4，500公里。在整个陆地边界线上的苏军的部署密度，根据地形条件和各个地段战役战术的重要性是极不相同的。
　　例如，在宽达1，275公里的北线(列宁格勒军区)，共部署了21个师和1个步兵旅，平均每个师的正面宽达61公里。
　　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陆地边境线长达2，100公里，部署了149个师和1个旅。在这个最重要的地段上，平均每个师的正面仅14公里多一点。这是实际情况。
　　战争前夕这些部队的部署如下：
　　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员Ф·И·库兹涅佐夫上将，军事委员П·А·季布罗瓦亡军政委级)，参谋长П·С·克列诺夫少将)有25个师(其中包括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和1个步兵旅。
　　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Д·Г·帕夫洛夫大将，军事委员А·Ф·弗米内赫[军政委级]，参谋长В·Е·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有24个步兵师、12个坦克师、6个摩托化师和2个骑兵师。
　　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М·П·基尔波诺斯上将，军事委员Е·П·雷科夫[师政委级)，参谋长М·А·普尔卡耶夫中将)有32个步兵师、16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和2个骑兵师。
　　敖德萨军区(司令员Я·Т·切列维琴科中将，军事委员А·Ф·科洛比亚科夫[军政委级]，参谋长М·В·扎哈罗夫少将)有13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和3个骑兵师。
　　由此可见，我军最强大的集团，配置在西南方向(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共计有45个步兵师、20个坦克师、10个摩托化师和5个骑兵师。
　　4个西部边境军区总共149个师零1个旅的兵力中，有48个师编在担任掩护的集团军的第一梯队，配置在离国境线10—50公里的距离上(步兵师较近，坦克师较远)。各边境军区的主力，配置在离国境80—300公里处。
　　濒海军区的翼侧，由海军和岸防部队负责掩护。海岸防御主要由炮兵组成。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边防部队，直接配置在国境线上。
　　前面我已经谈到过造成战争初期我军失利的一些原因，以后还要谈到这方面的另一些事实。但现在我想指出，领导所犯的错误，不能抵消各级军事首长对其错误和失算应负的责任。
　　每个犯了错误的军事首长，都无权逃避责任而把责任推给上级。军队及其指挥员在任何情况下，按照条令规定都应随时准备完成战斗任务。但是战争前夕，甚至在6月21日晚上，有些负责掩护边境的兵团和军团指挥员，尽管已经听到边境外面摩托和履带的响声，但直到最后时刻仍在等待上级的指示，而不让部队作好应有的战斗准备。
　　德军统帅部一举投入作战的有153个战编师。其中：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当面有29个师，西部特别军区当面有50个师(其中15个坦克师)，基辅特别军区当面有33个师(其中9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敖德萨军区当面有12个师，芬兰有5个师。24个师组成预备队，并在主要战略方向上推进。
　　这些情报我们是在战争初期主要靠审问战俘和从缴获的文件中获得的。战争前夕，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根据侦察情报认为，希特勒统帅部将要在西方和被占领的国家保持50％的陆军和空军。
　　事实上对苏战争开始时，希特勒统帅部在那里只留下不到三分之一的兵力，而且还是一些次等的师，不久又进一步减少了。
　　敌“北方”、“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拥有坦克和强击火炮近4，300辆(门)。陆军得到4，980架作战飞机的支援。入侵部队在炮兵方面比我军多一倍，火炮牵引已基本机械化。
　　我不止一次地思索过战争最初几天的情况，力求弄明白我们军人，即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和各军区首长本身，在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所犯的战略战役性错误。
　　对于敌人一下子就把它预先展开在各重要战略方向上的全部兵力，投入这样大规模的突然进攻，也就是对于此次进攻的性质，我们是没有完全预料到的。不论是国防人民委员和我，还是我的前任沙波什尼科夫和梅列茨科夫，还是总参的领导人员，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集中这么多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第一天就以强大而密集的部署把它们投到所有战略方向上，以实施毁灭性的分割突击。
　　其次，战争前夕西部军区第10集团军和其他许多部队配置在伸向敌方的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第10集团军的部署非常不利。该集团军作这样的部署，就有使两翼受到突击而被从格罗德诺和布列斯特两个方面迂回和包围的危险。加之方面军在格罗德诺—苏伐乌基方向和布列斯特方向的部署没有足够的纵深和强大的力量，不足以制止敌人在这里突破并包围比亚韦斯托克的军队。
　　这种错误部署是1940年作出的，但直到战争开始并未得到纠正。当敌军主力击溃掩护部队两翼并在格罗德诺和布列斯特完成突破时，本来应当将受到合围威胁的第10集团军、第3集团军左翼和第4集团军右翼撤往后方地区受威胁的地段。他们能大大加强那里作战的部队的抵抗力。但当时没有这样做。
　　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也犯过类似性质的错误，他们也是受到合围威胁时撤出太晚。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那时全都缺乏足够的经验，缺乏在广大地区实施大规模作战的复杂情况下指挥军队的经验。
　　应当指出，统帅部和总参还犯有一个错误，关于这个错误我已经部分地谈到过。这就是根据第3号命令进行反攻的问题。
　　统帅部规定反攻任务时，并不了解6月22日日终时的实际情况。各方面军首长也不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统帅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不是依据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和可靠的计算，而是从一种不问军队能力但求积极行动的直感和愿望出发的。这种作法在武装斗争的重要时刻，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允许的。
　　根据当时的情况，唯一正确的作法只能是使用机械化军对敌人装甲坦克部队形成的楔子实施反突击。反突击虽已实施，但大多组织得不好，缺乏应有的协同动作，因而没有达到目的。
　　还有一个情况也在最初几天的作战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有些集团军司令员不在自己的指挥所组织坚强的指挥，并保持同友邻、方面军司令部和空军的联系，而是跑到部队去，在不了解方面军各集团军其他地段情况的条件下下达指示。这样就使部队和兵团的指挥员处于困难的境地。他们由于缺少同上级首长的可靠联系，而不得不自行其是，结果往往使友邻受到损害。
　　例如，第3集团军由格罗德诺地区和第4集团军由布列斯特地区无组织的退却，使К·Д·戈卢别夫少将指挥的第10集团军处境急剧恶化。那时第10集团军还没有感受到敌人的强大压力，仍然以奥萨韦茨筑垒地域为依托继续战斗。
　　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И·В·博尔金中将来到这里，负责指挥由第6和第儿两个机械化军和骑兵第6军各兵团组成的骑兵机械化群。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4
　　6月23日从苏伐乌基突出部向突入之敌的翼侧实施了反突击，但未取得胜利，因为И·В·博尔金未能在需要的地域把所有兵团集中起来实施反突击。其原因是各兵团相隔太远，通信联络投有组织好。
　　这一天，这里实际上只有Д·К·莫斯托文科少将指挥的机械牝第11军积极行动。М·Г·哈茨基列维奇少将指挥的机械化第6军，在第10集团军编成内依托纳雷夫河进行防御，不可能适时集中用于反突击。当它还在撤出战斗和集中时，时机已经丧失。И·С·尼基京少将指挥的骑兵第6军不断遭到敌机的袭击，损失惨重，被阻于行军途中。
　　6月24日，激战在格罗德诺地区展开。
　　敌人虽然拥有空中优势，在格罗德诺地区处境仍很困难。“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不得不给这里再增加两个军，并使第3坦克群的一些部队掉过头来。
　　25日血战仍在继续，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资供应，反突击集团无法进行有效的进攻作战。他们在战斗过程中损失惨重并开始退却。坦克手由于油料不够而未能把坦克全部撤出战斗。
　　М·Г·哈茨基列维奇也在此次作战中牺牲了。他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一个无畏的人。从30年代初在骑兵监察部工作时期起，就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多年的友谊。И·С·尼基京也在此次战斗中牺牲，他是一位聪明、坚毅、勇敢的骑兵军长。
　　我国西部战略方向上最强大的德国陆军和空军集团的矛头是直指莫斯科的。我西方方面军当面之敌为“中央”集团军群，它的编成内包括两个野战集团军(第4和第9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群(第2、第3坦克集群)。“中央”集团军群得到第2航空队的支援，第2航空队编有一个俯冲轰炸机军。“中央”集团军群配备有统帅部炮兵、摩托化部队、工程建筑部队和强大的辅助机械。
　　这里，德军在所有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都拥有5—6倍的优势。主力的作战行动，不断得到空中支援。
　　布列斯特地区的形势严重。但敌人想摧毁布列斯特堡垒守军抵抗的企图未能得逞，被围困的英雄们进行了顽强抗击。布列斯特的英雄业绩，完全不是德国人所能预料到的。德军古德里安集群的坦克部队和第4野战集团军，不得不绕过该城和堡垒。
　　敌人对我第4集团军(司令员为А·А·科罗布科夫少将)实施突击的兵力，并不少于在格罗德诺地区进攻第3集团军(司令员为В·И·库兹涅佐夫中将)的兵力。但第4集团军首长掌握有英雄的布列斯特城及其附近的坦克第22师、步兵第6、第42、第49和第75师部队，因此能够更加有组织地进行防御。可惜的是，集团军首长甚至在得到了机械化第14军的加强以后，也没有这样做。
　　这几天中在明斯克的远接近地情况如何呢?
　　方面军司令员Д·Г·帕夫洛夫大将，既不确切知道第3、第10和第4集团军的情况，又不完全了解突入的敌坦克集团的情况，往往定下不符合情况的决心。
　　第3、第10和第4集团军，在边境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后，一面英勇抗击逼近的敌人，一面向东退却。英勇地抵抗敌人进攻的还有第13集团军的4个师，6月26日和27日他们在明斯克筑垒地域进行战斗。
　　Д·Г·帕夫洛夫大将根据统帅部指示，命令第3和第10集团军向东退却，并在利达—斯洛尼姆—平斯克一线占领防御阵地。但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这两个集团军处于半被合围状态，精疲力竭，是在德国空军和装甲坦克部队的不断袭击之下苦战后撤。
　　6月26日，敌第39摩托化军抵近明斯克筑垒地域，同派往这里的В·А·尤什克维奇将军指挥的步兵第44军部队发生冲突。
　　为了从莫洛杰奇诺方面加强明斯克的防御，А·Н·叶尔马科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2军被紧急派往该城西北面的接近地。步兵第2军编成内包括步兵第100师和步兵第161师。
　　但是当占德里安坦克集群所属第47摩托化军到达明斯克西南接近地时，守军的态势便急刚恶化。
　　敌人对明斯克进行狂轰滥炸，城市一片火海。有成千的和平居民被炸死。无辜被炸死的人们，临死前都在咒骂那些残暴的法西斯飞行员……
　　在明斯克近接近地上进行着顽强的战斗。步兵第64师、第100师、第161师的部队打得尤其出色。他们消灭了一百多辆坦克和几千个法西斯匪徒。
　　6月26日斯大林往捷尔诺波尔西南方面军指挥所给我打电话说：“西方方面军形势严重。敌人逼近了明斯克。我不明白帕夫洛夫是怎么啦。库利克元帅不知道在哪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生病了。你能不能马上飞到莫斯科来?”
　　我回答况：“我马上就去同基尔波诺斯和普尔卡耶夫谈谈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动身去机场。”
　　6月26日深夜我飞抵莫斯科，从飞机场直接去见斯大林。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笔直站着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第一副总长瓦杜丁中将。他们两人苍白而瘦削，眼睛由于失眠充满了血丝。斯大林也并不比他们好些。
　　斯大林同我点头问好以后，说：
　　“请你一起来考虑一下，并且清你谈谈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随手把一张西方方面军的地图撂到桌上。
　　“我们需要40分钟，把情况研究一下，”我说。
　　“好吧，40分钟以后再向我报告。”
　　我们走进隔壁一个房间，开始讨论西方方面军的形势和我军的能力。
　　那里的形势的确非常严重。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余郎被合围于明斯克以西，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牵制住敌人很大部分兵力。第4集团军的某些部队已退入普里皮亚特森林中。一些在前几天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的散乱的兵团，从多克希齐—斯莫列维奇—斯卢茨克—平斯克一线向别列津纳河撤退。这支疲弱的部队，受到强大敌军集团的追击。
　　我们讨论过形势以后，除了建议使用第13、第19、第20、第21和第22集团军，立即在西德维纳—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莫济里一线占领防御以外，拿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另外，应当使用统帅部预备队的第24和第28集团军，立即着手在后方地域沿谢利扎罗沃—斯莫棱斯克—罗斯拉夫利—戈梅利一线构筑防御。除此以外，我们建议立即由莫斯科民兵师再组建2—3个集团军。
　　所有这些建议都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并立即发出了相应的命令。
　　我们的这些建议都从一个总任务出发，即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建立纵深梯次防御，以疲惫敌人，将其阻止在某一防御地区，然后集中必需的兵力(一部分从远东抽调，主要靠组建新郎队)，组织反攻。
　　将敌人阻止在哪里?哪里是合适的反攻出发地区?有多少部队用于反攻?这些我们当时还是不知道的。暂时这只不过是一种设想。
　　6月27日10时零5分，我通过“博多”式电报机向西方方面军参谋长В·Е·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传达了统帅部如下内容的命令。
　　朱可夫：请接受统帅部命令。
　　你的任务是：
　　第一、迅速找到所有的部队，同指挥员取得联系，向他们说明情况和敌我态势，应特别详细说明敌先头机械化部队进抵的地点。给部队指示我军油料、弹药和粮秣的基地，使部队从这些基地取得一切作战必需品。
　　给各部队规定任务，是进行战斗还是集结在森林地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应规定道路和部署。
　　第二、查明需要给哪些部队空运油料和弹药，以免他们丢掉贵重技术兵器，特别是重坦克和重炮。
　　第三、将留在敌人后方的部队集中到以下三个方向：
　　——经多克希齐和波洛茨克，集中到列佩利筑垒地域和波洛茨克筑垒地域；
　　——明斯克方向，将部队集中到明斯克筑垒地域；
　　——第三个方向是格卢沙森林和博布鲁伊斯克。
　　第四、请注意，敌机械化第一梯队已经脱离自己的步兵很远，这在目前是敌人的弱点，不管对机械化梯队还是没有坦克掩护的步兵都是如此。你部下指挥员只要能掌握到部队，特别是坦克部队，就可实施歼灭性的突击，以粉碎敌第一梯队及没有坦克的步兵。如能成功，应首先对指向明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的敌机械化第一梯队的后方实施强大突击，然后乘胜掉头打击敌步兵。
　　这种大胆行动将给西部军区的部队增光。如能对敌机械化部队实行夜间进攻，必将取得特别重大的胜利。
　　第五、将骑兵撤进平斯克森林，以平斯克和卢尼涅茨为依托，对敌军及其后方机关展开大胆广泛的袭击。应组成独立的小群骑兵，由忠诚勇敢的中级指挥员负责指挥，派往所有的道路上。
　　6月27日夜间两点，我同В·Е·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通过直通电话作了进一步的交谈。下面是谈话内容的一部分。
　　我是朱可夫，请你报告有关第3、第10和第4集团军的消息，明斯克在谁手里?敌人到了哪里?
　　克里莫夫斯基赫：明斯克仍然是我们的。据报告，敌人在明斯克和斯莫列维奇地区实施了空降。步兵第44军消灭了明斯克地区的空降部队。
　　敌机对从鲍里索夫到奥尔沙的铁路几乎轰炸了一整天。车站和区间受到破坏。同第3集团军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仍未沟通。
　　据最新报告，敌人已出现在筑垒地域的前面。
　　巴拉诺维奇、博布鲁伊斯克和普霍维奇，到昨天为止还在我们手里。
　　朱可夫：库利克、波尔金和科罗布科夫在哪里?机械化军和骑兵军在哪里?
　　克里莫夫斯基赫：库利克和波尔金没有消息。同科罗布科夫取过联系，他在博布鲁伊斯克以东的指挥所。
　　哈茨基列维奇的兵团开始向巴拉诺维奇集中，阿赫柳斯京的兵团开始向斯托尔布齐集中。
　　朱可夫：哈茨基列维奇和阿赫柳斯京的兵团什么时候开始集中的?
　　克里莫夫斯基赫：26日日终开始向以上两地集中。昨天19时左右副军长斯韦特利岑前往该地。明天打算派伞兵给库兹涅佐夫和戈卢别夫传达命令。
　　朱可夫：步兵第21军已安全到达莫洛杰奇诺—维列依卡地区，你知道不知道?
　　克里莫夫斯基赫：我们得到过关于步兵第21军打算退往莫洛杰奇诺方向的消息，但这个消息未经证实。
　　朱可夫：重炮兵在哪儿?
　　克里莫夫斯基赫：大部分重炮兵在我们手里。关于375毫米榴炮团和120毫米榴炮团没有消息。
　　朱可夫：骑兵在哪儿?机械化第13、第14和第17军在哪儿?
　　克里莫夫斯基赫：机械化第13军在斯托尔布齐。机械化第14军的坦克所剩无几，已合并到位于巴拉诺维奇的机械化第17军。关于骑兵所在地点迄无消息。
　　科罗布科夫已将第42师、第6师和第75师的残余部队撤出。我们有理由认为步兵第49师在比亚沃维札森林中。为了核实这一点并将其撤出，拂晓将派出专门的伞兵。库兹涅佐夫将沿涅曼河两岸退却。
　　朱可夫：今天在明斯克筑垒地域前同敌机械化军作战的是哪个部队?昨天在斯卢茨克和在明斯克筑垒地域前的敌军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克里莫夫斯基赫：在明斯克筑垒地域同敌机械化军作战的是步兵第64师。斯卢茨克的敌人已向博布鲁伊斯克前进，但傍晚时博布鲁伊斯克还未被占领。
　　朱可夫：“还未被占领”是什么意思?
　　克里莫夫斯基赫：我们认为，敌军企图紧跟着退却部队突入博布鲁伊斯克。这件事没有做到。
　　朱可夫：要注意不让敌人从北面绕过明斯克筑垒地域。要堵住洛戈伊斯克—津宾—普列谢尼齐等方向，否则敌人将绕过筑垒地域在你们之前到达鲍里索夫。我的话完了。再见。
　　虽然指战员表现了集体英雄主义，虽然各级首长表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西方方面军所有地段的形势仍继续恶化。6月28日傍晚，我军撤离了明斯克。
　　敌军进入明斯克以后，开始野蛮屠杀居民，焚毁和破坏我国的文化古迹。
　　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收到了关于我军放弃白俄罗斯首都的消息。我们全都明白，来不及撤往东部的居民将有多么悲惨的命运。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5
　　6月29日，斯大林两次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和统帅部，两次都对西部战略方向的形势表示强烈不满。
　　6月30日6时45分，我根据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的指示，通过“博多”式电报机同方面军司令员Д·Г·帕夫洛夫大将进行了交谈。从谈话中看出，司令员本人对情况也了解得很差。
　　现将我们的谈话摘引如下：
　　朱可夫：我们不了解明斯克、博布鲁伊斯克和斯卢茨克发生的情况，因此作不出任何有关西线的决定。
　　请你报告一下实质性问题。
　　帕夫洛夫：明斯克地区，步兵第44军在莫吉廖夫公路以南退却；指定的防线是斯塔霍夫—切尔文。
　　斯卢茨克地区，根据空中侦察，摩托化步兵第210师昨天在希舍齐地区进行战斗。
　　博布鲁伊斯克地区，今天4时敌人架了一座桥，通过了12辆坦克。
　　朱可夫：德国人广播说，他们在比亚韦斯托克以东包围了我军两个集团军。看来这则广播有一定的真实性。为什么你的司令部不派联络员去寻找部队?库利克、波尔金和库兹涅佐夫在哪里?骑兵军在哪里?飞机不可能看不见骑兵。
　　帕夫洛夫：是的，真实性很大。我们知道，6月25和26日，部队在夏拉河进行战斗，同占领夏拉河东岸的敌人争夺渡口。第3集团军力图沿夏拉河两岸撤退。步兵第21军在利达地区。我们同这个军保持有无线电联系，但从昨天起联系中断。这个军正在向指定的方向突围。飞机无法找到骑兵和机械化部队，因为他们为了不被敌机发现，都严密地隐蔽在森林中。我们派出了一个小组，并携有电台，任务是寻找库利克和我军部队。这个小组暂时还没有音信。波尔金和库兹涅佐夫，还有戈卢别夫，6月26日以前都在部队里。
　　朱可夫：你的基本任务是，尽快找到部队并将其撤退到别列津纳河以东。这件事你必须亲自抓，并应挑选能干的指挥员完成此项任务。
　　统帅部要求你在最短期间把方面军所有部队集中起来加以整顿恢复。
　　无论如何不得允许敌军在博布鲁伊斯克地区和鲍里索夫地区突破。无论如何不得让敌人破坏我军在奥尔沙—莫吉廖夫—日洛宾—罗加切夫地区完成集结。
　　为了便于指挥战斗，为了使你知道博布鲁伊斯克发生的情况，应派你的副司令员率一个指挥小组，带上电台到那里去。仓库要马上后撤，以免落入敌人手里。等情况一弄清楚，立即向我们报告所有的问题。
　　帕夫洛夫：我将使用所有的部队，甚至使用军校学员去扼守博布鲁伊斯克和鲍里索夫。
　　但是形势仍未好转。6月30日斯大林给总参谋部打电话，命令我召回西方方面军司令员Д·Г·帕夫洛夫大将。
　　第二天帕夫洛夫将军就回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他在8天战争中改变很大。他当天就被解除了方面军指挥职务，不久即被送交法庭。根据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建议，与他同时送交法庭审判的有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通信兵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炮兵主任克利奇将军以及方面军司令部的另外几位将军。
　　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А·И·叶廖缅科中将为副司令。为了加强西方方面军，又编入了预备队方面军的几个集团军。
　　西北方面军的情况继续在急剧恶化。
　　由于方面军领导未加以应有的组织，摆脱了合围的第8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向不同方向退却，受到很大损失。
　　为了掩护普斯科夫—列宁格勒方向，统帅部命令机械化第21军军长Д·Д·列柳申科将军由奥波奇卡—伊德里察地区前出到陶格夫匹尔斯地区，阻止敌人强渡西德维纳河。
　　但是这一任务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因为敌人在6月26日就以大批兵力强渡了西德维纳河并占领了陶格夫匹尔斯。而机械化第21军还是大胆地转入进攻，对德军摩托化第56军实施突击，制止了它的前进。
　　当时指挥摩托化第56军的冯·曼斯泰因元帅，在他的《失去的胜利》一书中回忆此次战役时写道：
　　“……很快我们就不得不在德维纳河北岸转入防御，抗击得到1个坦克师支援的敌军的攻击。有些地段上形势急转直下。”
　　但是机械化第21军在敌人优势兵力和空袭的压迫下，不得不退却并转入防御，抗击敌人的冲击，一直坚持到7月2日。此后，机械化第21军被编入Н·Э·别尔扎林少将指挥的第27集团军。别尔扎林在战争结束时曾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编成内英雄的第5突击集团军勇敢地突入柏林，并担任了柏林首任卫戍司令。
　　我也很高兴指出机械化第21军所属坦克第46师的辉煌战绩，这个师是由哈勒哈河的英雄B·A·科普佐夫上校指挥的。
　　6月底，斯大林又一次改组军事领导。6月30日任命Н·Ф·瓦杜丁中将为西北方面军参谋长。
　　7月2日，第27集团军在敌军压力下开始退却。整个这一时期，该集团军都在宽大正面上作战，没有建立纵深梯次防御所需的兵力兵器。
　　由于我们的预备队到达韦利卡亚河为时太晚，敌人从行进间占领了普斯科夫城。西北方面军所属第8集团军丧失了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往北退却，
　　这样，在战争头18天内，西北方面军就丧失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俄罗斯联邦的部分领土。从而造成敌人经卢加进逼列宁格勒的威胁，而在通往列宁格勒的接近地上尚无足够的防御工事和掩护部队。
　　整个这一时期，总参谋部没有从西北方面军司令部得到过关于我军态势、敌军部署及其坦克和摩托化兵团的位置的明确而详细的报告。有时不得不凭猜想来判定事态的发展，而大家知道，这种做法是难以避免错误的。
　　在西线(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方向)，7月头几天的战斗，是在启装甲坦克部队和空军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军由于连续战斗而疲惫不堪，向东退却，但仍一直竭力给放人以最大杀伤并尽可能长寸间地阻滞敌人前进，
　　在别列津纳河，我军在炮里索夫城地区的战斗特别顽强。在这里作战的是И·З·苏赛科夫(军政委级)领导的鲍里索夫坦克学佼，Я·Г·克列伊泽尔少将指挥的莫斯科摩托化步兵第1师也在此时到达这里。这个师人员达到战寸编制，训练良好，装备着TT—34式坦克，Я·Г·克列伊泽尔将军同时指挥着鲍里索夫坦克学校，把孜加强的坦克第18师阻滞了两昼夜以上。这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此次战斗中Я·Г·克列伊泽尔将军表现得十分出色：
　　在南线，德国和罗马尼亚合队从罗马尼亚开始进攻，将主要突击指向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日梅林卡方向，威胁着西南方面军所属第12、第26、第6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
　　孜人经过头6昼夜紧张战斗，突破了南方方面军部队的防御，推进了大约60公里，西南方面军的态势大为恶化，因为这时德军经过几次努力以后终f在罗夫诺—杜布诺—克列梅涅茨地区击破我方防御，并向突破口疾进。
　　7月4日德军部队进抵沃伦斯基新城筑垒地域，在这里敌军的攻击多次被击退，且损失惨重。敌装甲坦克部队被阻于此将近3昼夜之久、孜人欲进不能，便转向沃伦斯基新城以南，7月7日攻占别尔季切夫，7月9日夺取日托米尔。
　　别尔季切夫和日托米尔的失陷，德军和罗军部队继续向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方向的进攻，增加了西南方面军第12、第26、第6集团军破包围的危险，这几个集团军一面抗击着进逼的敌人，一面缓缓向东退却：
　　当时为；了解除破包旧的实际威胁，西南方面军首长于7月9日组织了对别尔季切夫的反突击。参加反突击的有机械化第15、第4和第16军。第5集团军则在日托米尔地区从北面继续进行反冲击。
　　与此同时，西南方面军从科罗斯坚筑垒地域对敌第1坦克集群的翼侧，实施了强大的反突击。
　　从7月9日开始的别尔季切夫—日托米尔地区的战斗，持续到7月16日为止。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由于受到严重损失，又担心它的主要集团的翼侧遭到来自北面的突击，暂时停止了在日托米尔地区的进攻。
　　这个情况，使西南方面军首长得以把第6和第12集团军的主要兵力从被包闱的威胁下最后撤出，并大大加强了基辅的防御。
　　就这样，敌人包旧西南方面军部队的企图又一次失败了。德军被迫一直进行着伤亡惨重的正面作战。克列斯特集群的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团始终未能完成突破和进到宽广的作战地区。
　　在北线，进攻行动开始于6月29日，战斗带有地区性，对于总的战略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我们的海军在战争初期也没有同德国海军进行过重大战斗，主要是抗击着敌机的空袭。但波罗的海舰队陷入了严重处境。主要海军基地情况尤其严重，在那里集中了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主要舰艇和物资储备品。
　　由于西北方面军第8集团军战斗失利，塔林基地和塔林城失去了陆地屏障。波罗的海红旗舰队的所有兵力以及城市工人武装队伍，投入了保卫爱沙尼亚首都的战斗。在塔林的接近地上匆忙构筑防御地域，设置工程障碍，市区目标构筑防御工事。
　　敌人想从行进间夺取城市和海军基地的企图，由于第8集团军步兵第10军、海军步兵部队、舰队的舰艇炮兵和塔林民兵武装队伍的英勇抵抗而被粉碎。
　　7月底和几乎整个8月份，都在继续进行争夺塔林和主要海军基地的战斗。8月底，鉴于我军受到严重削弱而敌军有了加强，统帅部决定将基地的舰艇撤往喀琅施塔得和列宁格勒港，并放弃塔林。
　　舰队航空兵积极地直接地参加了坚守塔林登陆场的战斗，对进攻之敌实施突击。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在陆地在舰上作战都非常英勇。
　　北方舰队这一期间同北方方面军部队协同作战，并以潜艇部队攻击由佩特萨莫载运镍矿石的德国运输舰。黑海舰队主要为濒海集团军运送人员和弹药，并在敌人交通线上进行战斗，破坏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港口的运输。
　　黑海舰队舰群协同航空兵，对康斯坦察的罗马尼亚海军基地实施了突击。黑海舰队航空兵对罗马尼亚的油田和铁路枢纽进行了不间断的轰炸。
　　对于海军的战斗行动，我有意识地不做详细介绍，因为这件事由海军将军和军官做起来会比我更好，更加饶有趣味。但是应当指出，如果在战争爆发前几年中对于海岸防御和海军基地防御的问题解决得更好些，那末各濒海方面军同海军的协同作战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效果。可惜的是，海军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对这方面的问题抓得太晚。
　　自从法西斯德国撕毁互不侵犯条约，派兵入侵我国以来，差不多过去三周了。在这一期间，希特勒军队已经丧失将近10万人，1，000多架飞机，近一半参战的坦克。
　　苏联武装力量，特别是西方方面军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这对以后的战事有严重影响。苏德战场上的兵力兵器对比，变得更加对敌人有利。敌人深入我国腹地500到600公里，夺取了重要的经济地区和战略要地。
　　所有这一切对于苏联人民及其军队部是极其突然的。但是在那些严重的日子里，苏联人民更显示了思想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从最初一刻起，党就开展并日益加强了巨大的组织和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完全为着一个目的——动员人民以全部力量抵抗敌人。
　　预先制订的动员计划，特别是弹药生产计划，早在6月23日，就已开始生效。各人民委员部得到增加坦克、火炮、飞机和其他各种技术兵器的生产的指示。一周以后，政府撤销了已开始执行的1941年第三季度计划，并批准了第三季度国民经济动员计划，规定使技术兵器生产增加四分之一以上。
　　但是，事实表明，这还不够。这时，一个以Н·А·沃兹涅先斯基为主席的委员会，制订了新的，要求更高的1941年第四季度军事经济计划。根据战前建立的预备生产力，政府制订了1942年加速发展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等地区的计划。在使全部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工作中，这些地区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
　　党依据列宁的指示，要认真地进行战争，就必须有巩固的有组织的后方，必须不间断地、充分地供给前线有训练的预备兵力、装备和给养，要为了战争的需要改组国民经济。
　　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开始了工业和运输的改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农业的动员。成千家工厂，昨天还在生产平时需要的产品，今天就转而生产弹药和技术兵器了。
　　机器制造工厂和机床厂立即转而生产飞机和坦克，冶金工厂设法大量生产装甲用钢板、炮弹毛坯和优质钢。坦克发动机和发电机、扫雷器、测音器、雷达装备现在由无线电和电子工业企业制造。航空汽油、坦克和舰艇油料成为炼油厂的主要产品。生产钟表仪器的工厂改制炮弹引信。铁路工厂修理被打坏的装甲列车。
　　敌人夺取了最重要的经济地区，使不少军区的动员工作陷入瘫痪：千百万苏联人和大量贵重物资遗弃在敌人后方。生铁、钢、钢材、电力等战略物资的生产急剧下降。新的工业中心受到了威胁。
　　必须采取某种非常措施，拆下尚存的工厂。迁往东部，同那里的企业合并，然后以这部分国土为依托，猛烈进攻敌人，阻止并打败他们。
　　一项就其规模和性质而沦都是史无前例的工作开始了。6月24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疏散委员会，任命Н·М·书尔尼克为该委员会主席，А·Н·柯西金和М·Р·别尔乌辛为副主席。各人民委员部都建立疏散局或委员会。1，500多个企业，主要是大型的军事企业，在最短期间(从1941年7月到11月)被迁走，并迅速恢复了生产。与此同时，昼夜不停地往西部和西南部运送军队和武器。
　　甚至30多年后的今天，也很难想象，为了打败敌人，国家的全部生活转为战时轨道曾使我国人民付出多少力量，经历多少艰难，表现出多大的英雄气概。
　　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们不能理解，我国政府怎么会成功地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搬迁和大型经济设施的重建任务。建立在社会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对“俄国奇迹”之谜的答案。直至现在，我们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者，还在努力解决这个谜。
　　发展我国东部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扎沃尔日耶等东部地区的军事经济，采用了两种办法：全力加速建成那些战前已开工但未完工的工厂企业；加速安装搬迁来的工厂企业。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库尔干、彼尔姆、车里雅宾斯克等州的大型企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在2—3个月内就建立了大量企业。工厂还未建成，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炮弹及很多其他技术装备的军工产品就从工厂直运前线。人们全力以赴，使生产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不断提高。这里反映了战前党的教育工作的成效，特别是企业里党组织创造性的巨大工作。难怪戈培尔1943年1月说：“看来有点神奇，从俄国广阔的荒原涌出一批又一批人群和技术装备，好象有个大魔术师能够用乌拉尔的粘土塑造任何数量的布尔什维克人员和技术装备”。
　　例如，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州委在第一书记Н·С·帕托利切夫领导下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帕托利切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有很高的组织能力的领导人，为该州工业的改组及其密切协作的组织工作，贡献了很多力量和创造性劳动。他在完成党所赋予的任务时不知疲倦的精神，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政府的表扬，被斯大林树为其他州领导人的典型。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由列宁格勒迁来的普季洛沃厂分厂并到该厂)创造了高水平的指标。坦克设计师Т·Л·科京和Н·Я·杜霍夫，能够在列宁格勒运来的设备安装后一个月就向前线提供第一批T—34，尔后又设计出HC重型坦克。这种重型坦克比德国的“虎”式坦克有很大的优越性。
　　国防委员会特别重视坦克部队的作用，决定高尔基的索尔莫沃造船厂也进行坦克的生产。我记得，战争爆发第一周的周末，国防委员会就派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Б·А·马雷舍夫去高尔基，其任务是立即组织‘红索尔莫沃”造船厂生产T—34型坦克。在高尔基州委、市委的大力支援下，依靠造船厂的集体，这一任务在最短时间内就解决了。
　　1941年10月，当我受命组织保卫莫斯科的战役时，我们就开始接到索尔莫沃工厂最初生产的丁—34坦克。这一援助很及肘，在莫斯科会战中起了重大作用。以后，“红索尔莫沃”工厂提高了坦克生产速度，改进了坦克质量。
　　1944年11月初，工厂改进坦克构造，采用了整形铸造炮塔和设计师Б·Г·格拉宾设计的坦克炮。这种新设计的坦克，在索尔莫沃工厂生产之后，其他工厂也开始生产了。
　　这种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6
　　我想，我党和苏联人民生活中这一英勇的片断，还没有充分地阐述。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在经济方面所作的一切那样，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及其巨大的能力，正是在那个困难时期从如此伟大的事件中才最明显地表现出来。
　　人民在战时拆迁和恢复生产中建立的劳动功勋，党在这一工作中进行的伟大组织工作，就其规模及对祖国命运所具有的意义而言，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最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战争头几天内就有50多名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00多名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党的边区委员会和州委会的书记，以及一些有名望有经验的国务活动家，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被派去直接担负军事工作。党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以加强国家生活和军队作战行动的各个方面的集中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机关进行了改组，中央委员进行了分工，分别领导着军事工作、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
　　我们党已具有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军营的经验。这一点我在本书开头部分已经讲过。这个经验从战争第一天起，就被根据全部新的条件加以运用。当国家受到致命威胁的时候，这个经验所依据的列宁主义原则，列宁主义的办事原则，成为共产党员在前线和后方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人民相信，党将从目前困难处境中找到出路，它能够组织人民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事业。需要的只是时间。
　　战争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和失利，使斗争过程更加复杂化。军队向内地且战且退。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国防委员会采取了必要措施，向全国人民解释被迫暂时退却的情况。
　　尽管情况极端复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进行了有效的工作来动员苏联人民积极同敌人作斗争。为此目的在暂时放弃的地区建立了大量地下党团组织，成立了基干游击队，其中有突围出来的部队的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参加。
　　德国法西斯匪徒踏上我国土地以后，不久就不但感觉到了苏联人民对他们的仇恨，而且遭到了地下斗争的沉重打击。
　　那个时期，苏联统帅部除了实行战略防御外，别无良策。既没有兵力，也没有兵器来组织进攻战役，特别是大规模的战役。需要组建大量战略预备部队，给它提供优良的武器装备，以便以优势兵力从敌人手中夺回主动权，然后转入进攻，开始把敌人逐出苏联国土。
　　所有这一切都做了，但是是在以后做的。
　　我军是在被迫退却的过程中转入战略防御的。我军不得不在不利的战役战术部署下作战，并且由于缺乏兵力兵器，不能建立纵深防御，特别是建立防御骨干——对坦克防御。
　　不能不指出我国对空防御中高射武器不足，以及缺少应有的空中掩护的情况。战争初期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里，这就大大损害了我军的战斗稳定性。
　　我们虽然有不少错误，有时军队本身抵抗不力，但是战略防御基本上还是组织了，并产生了良好结果。
　　我们知道，在战争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中，当希特勒匪徒尝到在整个苏联战场败退的苦头时，他们没有能建立起这种防御，从而导致惨败。
　　当时我们实行战略防御最主要的目的是：
　　——把敌人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滞在各个防御地区内，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便从内地调集兵力和建立新的预备队，派往前方，在最重要的方向上展开；
　　——伎敌人遭到最大限度的损失，疲惫和削弱敌人，借以造成敌我力量的某种平衡；
　　——保证党和政府内迁居民和工业措施的执行，争取时间，使工业转入生产战时所需的物资；
　　——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转入反攻，不仅粉碎希特勒的战争计划，而且打败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国。
　　我军实施防御战斗，不仅击退了陆地、空中和海上的敌人，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场合对敌人实施了强大的反突击。红军和游击队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英勇作战，使法西斯侵略者受到极大的损失。
　　从战争第五天起，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开始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上前线，其中有些起着政治战士的作用。他们是军队党组织的支柱。
　　战争前夜，红军和海军中共有56.3万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占全军人数三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卷第739页、第4卷第87页。)而仅在战争头6个月内，就有110万以上共产党员奔赴前线。
　　我不止一次地同派往军队的政治战士谈过话。这些人具有某种特殊的、毫不动摇的取胜信念。他们说“顶得住”!而我感到这不是普通的一句话，这是一种精神面貌，这是真正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他们以其坚定的乐观主义，使开始丧失信心的人们重新振作起来。
　　7月3日，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发表广播演说，说明前线的情况，号召全国人民立即重新安排全部生活和国家经济，以适应同强大，狡猾而残酷的敌人作战的要求。斯大林号召党和人民起来同敌人进行神圣的斗争，抛弃无忧无虑的思想，百倍提高警惕。
　　作为斯大林这篇值得纪念的讲话的基础的，是1941年6月2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向靠近前线各州所有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发布的命令。在这个号召书中谈到了苏联人民及其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基本任务：
　　斯大林的讲活， 以及党和政府向苏联人民发布的命令，象一声洪亮的警钟，从中叮以听到列宁的一个著名号召：“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使人感到，直到法西斯侵略者被打垮，这个愤怒的呼声都不会沉寂。
　　在任何一个国家生活中的危难时期，在遭到内部或外部敌人进攻的时候，一个能反映共同努力的目的、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号召，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党，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它，应当善于立即把所有的阶级和阶层动员起来，明确指出他们的目标和敌人。我们列宁的党出色地掌握着这种艺术。
　　当时，党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个口号，使每个苏联人看到危险。具有各种不同观点和习惯的人们，军人和非军人，男人和女人，不同年龄和出身的人们，都在这个口号下团结起来。
　　我国各民族，都为着一个最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目标——保卫自己的祖国站起来了。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极大地加强了物质的力量和武器的威力。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巩固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根据党中央的决定，7月间改组了军队中的政治宣传机关，重新实行了军事委员制度。
　　从战争第一天起，所有群众团体的活动都为前线的利益服务。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建议采取了实际措施：全力支援前线，巩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慰劳伤兵优待军属，训练预备士兵，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地方防空组织。
　　不论前线和后方，我国男女青年都树立了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典范，随时准备为祖国而献身。
　　我同一些被派往敌后执行侦察和破坏任务的共青团员在他们出发以前谈过话。可惜我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但同他们的见面却未能忘怀。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7
　　现在我来讲一个片断。
　　七月上旬，正是敌人占领了明斯克并进逼别列津纳河的时候，决定向敌后明斯克地区空投一个侦察破坏小组。小组由两个姑娘和两个小伙子组成，都是共青团员，操着很好的德语。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两个姑娘是外语学院的学生。从谈话中知道，他们是莫斯科人。我问他们飞往敌后怕不怕，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微笑着回答说：“当然有点害怕。如果我们在着陆时被抓住，那就糟糕了。而如果那个时候不被抓住，那就一切都会好的”。
　　他们都非常年轻漂亮。祖国召唤他们，他们从事着危险而困难的工作。他们的命运怎样，我不得而知。如果这个小组有谁还活着，他可能会记得我们1941年7月在莫斯科伏龙芝大街总参谋部那次见面……
　　由于军队和武器方面遭到巨大损失，必须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以加强军队的指挥，提高兵团和部队的战斗力。暂时解散了军级指挥机构，编余的干部和通信器材用以加强集团军级和师级指挥。每个集团军由原来的9—12个师改编为6个师。师代替军成为高级战术兵团。空军师、团的飞机，数量减少一半。广泛展开了组建统帅部预备队的工作。
　　国防委员会和党中央要求军事首长和政治部门，采取一切措施巩固军队的纪律。为此目的，政治部主任和国防人民委员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7月份各个方向上的形势都更加恶化。我们虽然把大量来自内地军区的兵团投入战斗，但仍无法建立稳定的抗击敌人的正面。敌人虽然遭到重大损失，仍然在决定性方向上拥有3—4倍于我的兵力优势，更不必说他们的坦克优势了。
　　由于种种原因，我军的铁路输送时断时续。运到前线的军队往往无法全部集中就投入战斗，这对部队的士气和稳定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我军的弱点还在于，由于缺乏快速越野牵引车，炮兵不能广泛实施机动，以便在必要时协助击退敌人坦克的冲击。方面军和集团军内只剩下很少的坦克部队和兵团。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展开了争夺斯摩棱斯克的激战。
　　Ф·А·叶尔沙科夫中将指挥的第22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方向的西北面实施防御。在该集团军左翼稍后处，由И·С·科涅夫中将指挥第19集团军防守。从维捷布斯克到奥尔沙这一地段，由П·А·库罗奇金中将指挥第20集团军占领防御。往南沿第聂伯河左岸到罗加乔夫，由Ф·И·列梅佐夫中将指挥第13集团军防守。
　　М·Ф·卢金中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集结在斯摩棱斯克地区担任方面军预备队。在西方方面军左翼行动的，是В·Ф·格拉西缅科中将(后来是Ф·И·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的第21集团军。
　　敌人的企图是，以强大的突击集团分割我西方方面军，将其主要兵力合围于斯摩棱斯克地区，打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
　　在这个曾经成为拿破仑军队通往莫斯科道路上的可怕障碍的俄罗斯古城之下，展开了残酷的战斗。
　　在西方方面军当面，担任第一梯队实施进攻的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和第3坦克集群。第2坦克集群由什克洛夫地区实施主要突击，从西南面迂回斯摩棱斯克，它所属的摩托化第24军则从贝霍夫向克里切夫和叶利尼亚前进。第3坦克集群在第5军和第6军协同下实施突击，从西北面迂回斯摩棱斯克。敌人拥有很大的兵力优势。
　　进攻开始不久，敌人就在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以北和以南地区深深楔入了防御。西方方面军右翼部队被迫向涅韦耳退却。
　　德军4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大日耳曼”团及其他部队进攻莫吉廖夫。顽强防守莫吉廖夫的第13集团军的兵团陷入合围。
　　Ф·А·巴库宁将军指挥的第61军，在该城建立了环形防御。在保卫莫吉廖夫战斗中，表现得最为出色的是М·Т·罗曼诺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172师。莫吉廖夫居民有将近45，000人参加修建防御工事。英勇的城市保卫者不断击退敌人的攻击，坚持了两周之久。他们同在莫吉廖夫南面实施反冲击的第2l集团军的右翼师一起，钳制了德军第2坦克集群的摩托化第46军和第24军的部分兵力，并使其遭受很大损失。
　　正当敌人自第聂伯河向东进攻的时候，第21集团军(司令员是Ф·И·库兹涅佐夫将军)的部队于7月13日强渡第聂伯河，解放了罗加乔夫和日洛宾，并向西北方向博布鲁伊斯克且战且进。担任主要突击的是Л·Г·彼得罗夫斯基将军指挥的步兵第63军。几天以后他英勇牺牲了。我很熟悉彼得罗夫斯基，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优秀指挥员。我想他如果不是死得太早，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高级指挥人材。
　　第21集团军这次反突击，牵制了德军8个师。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意义。
　　第13集团军在莫吉廖夫地区的顽强防御，以及第21集团军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的进攻，大大阻滞了敌人在罗斯拉夫利方向的前进。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不得不从其他地段抽调几个师投入第21集团军行动的地区。
　　在防线中央，同急欲攻占斯摩棱斯克的敌主要集团继续进行着顽强战斗。第20集团军的部队不断向敌人发起冲击，在宽大正面上实施防御，终于抵抗不住德军第9集团军的攻击，该集团军绕过我军，突入斯摩棱斯克的南部。
　　1941年7月16日，斯摩棱斯克几乎全部被敌军占领。第16和第20集团军在城市的北部陷入合围，但是他们没有缴械，仍继续抵抗达10天之久，从而阻止了德军在莫斯科方向的进攻。
　　国防委员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以沉重的心情得知了斯摩棱斯克的丧失。他怒不可遏、斯大林的怒气都发泄在我们这些军事指挥人员身上。然而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战斗不但没有停止下来，相反更加激烈。统帅部迅速在西方方面军后方，建立了新的防御正面。
　　在斯摩棱斯克接近地战斗期间，7月14日由预备队集团军组成了
　　一个新的方面军，编成内包括第29、30、24、28、31和32集团军、这个方面军由И·А·波格丹诺夫中将指挥，它的大部分部队后来都转隶给了西方方面军、这个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展开在旧鲁萨—奥斯塔什科夫—别雷—叶利尼亚—布良斯克一线、为了掩护莫斯科，7月18日作出新的决定在莫斯科远接近地建立一个新的方面军防守莫扎伊斯克防线，准备编入该方面军的有正在建立的第32、33，34集团军，
　　在保卫斯摩棱斯克的交战中，为了摆脱已经出现的危险处境，统帅部决定把该方面军中预备队集团军的20个步兵师拨归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这些师编为5个军队集群，分别由К·К·罗科索夫斯基少将、В·А·霍缅科少将、С·А·加里宁中将、В·Я·卡恰洛夫中将和И·И·马斯连尼科夫中将指挥。
　　铁木辛哥元帅根据统帅部的指示。给上述各军队集群规定的任务是：从别雷—亚尔采沃—罗斯拉夫利地区向斯摩棱斯克总方向实施反突击，肃清突入的敌军，同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合围圈内顽强战斗的方面军主力会合。
　　7月下半月，斯摩棱斯克及其以东地区的战斗极其激烈。敌人遇到了红军部队全线的积极抵抗。
　　7月23日，第28军队集群从罗斯拉夫利地区开始进攻。7月24日和25日，第30和第24军队集群在К·К·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从别雷—亚尔采沃地区开始进攻。第16和第20集团军开始从南北两面迂回斯摩棱斯克。敌人立即向斯摩棱斯克地区派出了增援部队，并企图消灭已被合围的第1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的部队。会战具有极其残酷的性质。7月26日，第1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由于К·К·罗科索夫斯基部队(其编成内包括有坦克部队)的支援，得以在亚尔采沃以南突围，到达第聂伯河东岸，在那里同方面军的主力会合并转入防御。
　　В·Я·卡恰洛夫指挥的军队集群由3个师组成，从罗斯拉夫利向斯摩棱斯克前进。敌人有9个师来迎击他们，其中有1个摩托化军，敌人一举夺取了罗斯拉夫利并合围了卡恰洛夫集团军。
　　这里的兵力对比也是很悬殊的。В·Я·卡恰洛夫军队集群处境困难，没有多少部队突围出来与自己部队会合，司令员В·Я·卡恰洛夫将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敌摩托化第46军夺取了叶利尼亚，并企图向多罗戈布日进攻。但为我预备队方面军所属第24集团军所阻。
　　为了在戈梅利方向实施防御，统帅部建立了中央方面军，其中包括在谢夏、普罗波伊斯克、往南沿第聂伯河一线作战的西方方面军第4、第13和第21等集团军。
　　斯摩棱斯克会战在1941年夏季各次战役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军虽未能象统帅部要求那样粉碎敌人，但却使敌人的突击集团受到了严重削弱和疲惫，据德国将军承认，德军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损失官兵25万人。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8
　　7月30日，希特勒统帅部下令“中央”集团军群转入防御。苏军在大卢基—亚尔采沃—克里切夫—日洛宾一线巩固下来。
　　斯摩棱斯克会战过程中，红军部队、城市及其郊区的居民。表现了无与伦比的英勇顽强。每一所房屋，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居民点，都经过残酷的争夺战，制止敌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进攻，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胜利。由于这一胜利，我们赢得了准备战略预备队和在莫斯科方向采取防御措施昕需的时间。1941年7月14日在这里的奥尔沙战斗中，И·А·弗廖罗夫大尉指挥的炮兵连第户次使用了“喀秋莎”火箭炮。
　　С·К·铁木辛哥元帅是值得称赞的。在战争最初那几个月的艰难日子里，他作了大工作，坚定地领导着部队，动员所有力量抗击敌人的进攻和组织防御。
　　希特勒军事政治领导当局，指挥机关和军队本身，对于苏军士兵的英勇无畏和集体英雄主义都感到信服。现在他们懂得：战争愈向苏联腹地推进，对他们的困难就愈大。
　　7月底，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问我：“铁木辛哥在哪儿?”
　　“铁木辛哥元帅在总参谋部里，我们正在讨论前线的形势。”
　　“斯大林同志命令你和铁木辛哥马上到他的别墅去见他，”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我们以为，斯大林是想同我们研究下一步韵行动。结果召见却是为着另外的目的。
　　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几乎全部政治局委员都坐在那里。斯大林穿着一件旧上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拿着已经熄灭的烟斗——这是他心情不好的可靠征候。
　　“是这样的，”斯大林说：“政治局讨论了铁木辛哥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期间的工作，决定解除他的职务。有人提议由朱可夫担任这一职务。你们有什么意见?”斯大林转身朝着我和铁木辛哥询问。
　　铁木辛哥默不作声。
　　“斯大林伺志，”我说：“我认为更换方面军司令员会严重影响剧战役的进程。司令员还没有来得及熟悉情况，就不得不指挥困难的战役。铁木辛哥元帅指挥方面军还不到4个星期。在斯摩棱撕克会战过程中他熟悉了部队，了解他们的能力。他做了处在他的地位所能做的一切，使敌人被阻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将近一个月。我想，任何别人也无法做更多的事。部队信任铁木辛哥，而这是主要的一条。我认为，现在解除他的方面军指挥职务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适当的。”
　　М·И·加里宁仔细听了我的话以后说：“是的，说得对呀。”
　　斯大林缓慢地吸着烟斗，看了看其他的政治局委员，然后说：“也许，我们可以同意朱可夫的意见?”
　　“你说得对，斯大林同志，”好几个声音说：“铁木辛哥还可以胜任。”
　　铁木辛哥接受了立即返回前线的指示以后，我们就回来了。
　　自然，这些指责使铁木辛哥感到很难过。但是战争中什么事情都会有的。在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并非经常能照顾到个人情绪的。
　　斯摩棱斯克激战以后，西线暂趋沉寂。双方都在休整部队，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只有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仍未停止。被德军夺占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是进攻莫斯科的非常有利的桥头堡。德军不惜一切想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列宁格勒方向上，敌人继续实施进攻，敌人虽然取得了胜利，却未能一举突破苏军的防御，到达列宁格勒的近接近地。
　　在斯摩棱斯克会战期间，德军“北方”集团军群试图经卢加进趋列宁格勒。7月12日，敌摩托化第41军沿列宁格勒公路向卢加前进，随即受阻。但是当敌人侦知金吉谢普—伊万诺夫斯科耶地区防御薄弱，就把它的第4坦克集群由卢加地区迅速调到这里并突破了我军防御，但为赶来的预备队所阻。
　　另一部敌军试图进至诺夫哥罗德，然后到达丘多沃，但遇到了顽强抵抗，未取得胜利。在索利齐地区，敌进攻的一个摩托化军，遭到了第11集团军所部的攻击。第11集团军的反突击组织良好，并得到航空兵的支援。敌军由于受到意外的攻击，掉头仓惶退却。第11集团军部队乘胜追击，重创逃敌。如果不是德第16集团军赶来增援，曼施泰因的机械化第56军早已被歼。由于敌增援部队的到达，西北方面军所层第11和第27集团军被迫退到旧鲁萨—霍尔姆一线。
　　以2个集团军和1个坦克集群的兵力实施进攻的敌“北方”集团军群，在卢加筑垒地域，在德诺地区，在旧鲁萨—霍尔姆一线，以及在金吉谢普—锡韦尔斯基地区，遇到顽强抵抗，受到很大损失，没有进一步的加强已无力进攻列宁格勒。
　　斯摩棱斯克会战的结果，以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和航空兵抵抗的加强，表明“巴巴罗萨”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正在乌克兰地区进行着残酷的防御战的西南方面军部队，这个时期的情况如何呢?
　　夺取乌克兰对于德国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希特勒匪徒力图尽快地夺取乌克兰，以便使苏联失去最大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同时使德国获得克里沃罗日耶的矿产，顿涅茨克的煤，尼科波尔的锰和乌克兰的粮食，以加强自己的经济。
　　从战略观点来看，占领乌克兰就能保证从南面支援德军的中央集团，以完成夺取莫斯科这个最主要的任务。
　　从战争第一天起，乌克兰的战事就不是象希特勒闪击战计划规定的那样发展。在德军打击下撤退的红军部队，仍然英勇抵抗。
　　表现得非常顽强、机智和勇敢的有：М·И·波塔波夫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Ф·Я·科斯坚科将军指挥的第26集团军，和И·Н·穆济琴科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
　　我特别愿意提到这几位杰出的指挥员，还因为他们都曾经是神话般的骑兵第1集团军第4顿河哥萨克师的团长。
　　德军由于在基辅筑垒地域遇到顽强抵抗，便急剧转向南面，目的在于进至我自别尔季切夫—旧康斯坦丁诺夫—普罗斯库罗夫一线退却的第6、第12集团军的后方。部分敌军到达基辅以南第26集团军的地段。但这一行动并无很大意义，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集团正继续南下。我第6和第12集团军，面临一场同进到他们后方的敌军的极严重战斗。
　　德军第11集团军突破南方方面军防御以后，经由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实施突击，并到达这3个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这就使形势更加严重起来。
　　西南方面军部队在南方方面军协同下，试图以反突击阻止敌军前进。他们虽然重创了敌人，却未能阻止其前进。德军调整部署以后，重新对正在退却的第6和第12集团军发动进攻。这—饮这两个集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由于距离太远造成指挥困难，西南方面军请求把这两个集团军交给南方方面军首长指挥。统帅部同意了这个要求，第6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就被转隶给当时И·В·秋列涅夫大将指挥的南方方面军。
　　正在退却的这两个集团军所属各兵团的大部分，当转交给南方方面军时已经被围。第6集团军司令员И·Н·穆济琴科将军受重伤被俘。第12集团军司令员П·Г·波涅杰林将军也没有逃脱被俘的命运。这个时期，南方方面军的形势也非常严重。这个方面军的第9集团军一面退却；一面在半被合围的状态下进行战斗；该集团军酌部分兵力退到了因古列茨河。
　　敌军进抵第聂伯河，向扎波罗日耶、第聂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和敖德萨突破，使整个西南方向上的苏军的处境严重恶化。但是德军为这一胜利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精疲力竭，受到重大损失。
　　上面这些事件是我从西南方面军返回莫斯科以后发生的，是我从总参谋长的岗位上看到的，同时我正是以这种身分参与了这些事件，分担作为统帅部成员应负的责任，分担我军失利的痛苦，也分享我军偶然获胜的喜悦。因此，我想首先专门谈谈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说明它的作用、组织机构和战争期间指挥军队方面的特点。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将不涉及那些有损于国防的问题。除了下面专门的一章，最高统帅部组织与实施战役、战局的工作，以及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活动，在本书的其他章节里也不只一次地谈到。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9
　　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部
　　最高统帅部建立于1941年6月23日。它的组成同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方案有一些不同。它包括的成员有：С·К·铁木辛哥(主席)、总参谋长Г·К·朱可夫、И·В·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С·М·布琼尼、Н·Г·库兹涅佐夫。
　　按理说，应当采纳我们提出的任命斯大林为最高统帅的方案。因为根据惯例，离开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单独做出任何重大决定的。结果出现了两个最高统帅：一个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这是法定的，是根据决议任命的；另一个是斯大林，他是实际上的最高统帅。这就给军队指挥造成了困难，而且势必会在准备决心和下达命令方面浪费时间。
　　我们还曾建议吸收第一副总参谋长Н·Ф·瓦杜丁参加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但斯大林没有同意。
　　最高统帅部曾设立过一个研究各种问题的顾问组。实际上这个组是有名无实的，因为所有的顾问很快都接受了其他的任命，同时又没有另外的人来接替他们的职务。
　　整个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一直在莫斯科，这有着巨大的精神作用。7月初，鉴于敌空袭的威胁，最高统帅部自克里姆林宫转移到了基洛夫门街区一家不大的院子里。那里有安全的工作场所和通信联络设施。一个月之后，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人员，也迁到了离这个院子不远的地铁基洛夫车站站台工作。
　　1941年6月30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外国军事干涉和内战时期列宁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大体形式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这一非常机关。
　　国防委员会成了集中全部权力的有权威的国防领导机关。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都必须执行它的一切决定和命令。为了检查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情况，在各边区、各州、各军事工业人民委员部、各主要企业和基建工程单位，国防委员会都派有自己的代表。
　　国防委员会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或斯大林的别墅里随时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各种最重要的问题。各次军事行动计划是由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共同审议的，开会时并邀请负责战役保障的人民委员参加。这使我们一有机会就能在最重要的方向上集中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战略领导上执行统一的方针，同时通过有组织的后方支援，把军队的战斗活动同全国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争论，而且意见又往往提得很肯定，很尖锐。如果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则马上由争论的双方派出代表组成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经过协商一致的建议。
　　整个战争期间，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将近一万项有关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决定和决议。这些决议和命令得到了严格而坚决的执行。围绕着这些决议和命令，人们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以保证党领导国家生活的统一方针能在这一艰难的时期得到贯彻执行。
　　1941年7月10日，为了改善对军队的领导，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统帅部改组为总统帅部，而8月8日，总统帅部又改组为最高统帅部(战争期间参加过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总参谋长依次有：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最后一次变动发生于1945年2月17日，当时国防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最高统帅部由И·В·斯大林，Г·К·朱可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Н·А·布尔加宁，Н·Г·库兹涅佐夫组成。——作者注)。从那时开始到战争结束，斯大林一直担任最高统帅。
　　由于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的领导都是同一个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因而随着国防委员会的组成和最高统帅部的建立，也就完成了国家系统和军事系统战争领导机构的组建。党中央委员会则负责保证党、国家、军事和经济机构的统一行动。
　　这时，我开始直接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过去我没有同他这样接近过，因此，开始阶段，当他在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拘束。加上我在战略问题上又缺乏足够的经验，对自己提出的一些估计是否准确也没有把握。
　　最初，斯大林很少跟我谈话。可以感觉得出，他正在仔细地观察我，当时他对我这个总参谋长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看法。
　　可是后来，随着我逐步积累了经验并变得比较大胆而自信地谈论自己的见解时，我发现，斯大林也就开始越来越注意听取我所发表的意见了。
　　1941年7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发布命令，任命斯大林为国防人民委员。
　　应当说，自从斯大林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和国防人民委员之后，在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中央各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政府和国民经济的其他机关便立即感觉到了他那坚强而有力的领导。
　　国防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受领有具体任务，并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严格负责。有的负责坦克生产，有的负责炮兵装备生产，有的负责飞机生产，有的负责弹药、给养和服装的供给等等。斯大林亲自责成各兵种司令员直接同国防委员会的各委员联系，以帮助他们保质按时地完成一定的军工生产计划。
　　由于党的政治工作发挥了作用，军队指挥的艺术有了提高，同时又积累了一定的武装斗争经验，因此，对敌人的抵抗得到了加强。各军兵种的指战员在战斗中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军队的纪律有了明显的加强。
　　可是，不管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指挥部采取多么坚决的措施，各条战线的情况却仍在继续恶化。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逼迫下，我军退入了本国腹地。前面我已经说过，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的情况最为严重。苏军的战略防御是在战况发展不利于我国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防御的特点是积极防御的形式和顽强斗争。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对我国国土防空的状况极为关心，因为德国法西斯的空军活动得很疯狂。敌人对其空军曾寄予了极大希望。他们指望用大量飞机的突击来破坏我国西部地区的动员，打乱我浅近后方、运输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摧毁我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希特勒对这批空中强盗及其首领戈林倍加宠信，大肆奖赏。
　　最高统帅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并考虑到国家要地防空状况的不利前景便精力充沛地着手加强对空防御。他请来了一批防空部门的领导干部，限他们在两天之内提出关于加强防空兵力兵器、改进防空系统的组织结构和指挥的原则性意见。红军炮兵主任Н·Н·沃罗诺夫将军，以及М·С·格罗马金将军、Д·А·茹拉夫廖夫将军、П·Ф·日加列夫将军、Н·Д·雅科夫列夫将军等人曾给斯大林提出了大量有用的意见。
　　当时对空防御最主要的任务是：掩护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那些生产坦克、飞机、炮兵装备，开采石油，有重要铁路交通干线通过，以及拥有动力和通信设施的大工业中心。
　　防空兵力兵器配备得最强的是莫斯科。7月份，莫斯科就已经拥有585架歼击机、964门高射炮、166挺大口径高射机枪、近一千具探照灯和大量的拦阻气球。
　　莫斯科的这样一种防空体系是十分有效的。实施密集空袭的法西斯空军遭受了极大损失，但仍然没有能成批地突入莫斯科。他们参加空袭的轰炸机加在一起有好几千架，但能够窜入城市上空的飞机却是屈指可数的(约占百分之二、三)，而且就是这些少数的飞机也都不得不把它们携带的杀人武器盲目地到处乱扔。
　　在敌航空兵袭击莫斯科的时候，最高统帅不止一次地来到了首都防空指挥所的地下工事，亲自观察抗击敌空军的工作。茹拉夫廖夫将军在这里冷静沉着而有条不紊地指挥作战。空袭以后，斯大林通常还要再呆一会儿，并同指挥所的军官谈话，询问他们，要使对空防御能完成本身的任务，首先是能掩护好莫斯科，大本营还应该做些什么。
　　在战争的后几年，对空防御一直在继续不断改进，并在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到现在还是怀着十分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列宁格勒城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防空人员；这些部队的战士和军官英勇巧妙地抗击了敌航空兵对城市和舰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大规模空袭。
　　当然，建立苏联战略领导机构曾花费了一定的时间，经历了一系列大的变动，这些变动是由战争进程和当时军事战略形势的特点所造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军事科学根据早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就已积累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军队指挥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和政工干部以及参谋人员基本上都是挑选得好的，而且都是从年轻的、精力充沛、能力强的军官和将军中挑选的。他们工作热情高，经常注意提高自己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的知识。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机关、各方面军、海军舰队、各军区的司令员和他们的司令部，在使军队保持最大战斗力和赢得胜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可是，由于我们在法西斯德国发动进攻的时刻缺乏象最高统帅部这样一种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因而在一开始就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指挥，不能不影响到初期战役的结果和总的战役战略态势。何况敌人已经在欧洲取得了不少关于组织战争、以突击兵力突然入侵他国的经验。应当承认，各方向总指挥部和各方面军首长在战争初期的军队指挥方面是有重大缺点的。这也对武装斗争的结果产生了不良影响。
　　人们有时候问我，为什么与法西斯德国开战前，我们实际上没有完全准备好对战争的领导和对各方面军军队的指挥呢?
　　首先我想公正地指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许多领导人过于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大部分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人员，其中包括总参谋部的领导干部，理论上都已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战特点和作战方法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他们却按老框框准备战争。他们错误地认为，大的战争与过去一样从边境交战开始，然后敌人的主要兵力才开始进攻。但是这次战争却出乎预料，希特勒德国的所有陆军和空军从一开始就立即采取了进攻行动。
　　同样应当承认的是，国防人民委员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对于军队战前准备工作中的缺点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而我，作为当时的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最亲密的助手，对这些缺点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最后，还有一个起重要作用的情况是，斯大林直到最后时刻，即直到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之前，还没有放弃推迟战争的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使他直到1941年春都没有能向斯大林提出建立统帅部的方案。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49
　　在这一年的春末，我只得又一次而且是坚决地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向斯大林报告，说明有必要研究一下总参谋部起草的有关组建统帅部的计划方案，同时请求批准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首长司令部演习来实际检验这一设想。这一次，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而且斯大林同意进行这样一次演习，只是距国境线要远一些，提出要在瓦尔代—奥尔沙—戈梅利—普肖尔河一线进行，然后再向他呈报关于统帅部的编制、职权范围和工作机构的设想方案。
　　1941年5月，对演习地区进行了勘察，但演习却没有能进行。由于没有时间，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实际筹备统帅部及其机关的措施也没有得到研究。
　　在我这本书的许多章节中还将谈到军队指挥方面的错误，特别是战争第一阶段(直到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开始)的错误。当然，在我们这一最艰苦的阶段中，也不全都是错误。就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准备并实施了一些大型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还打破了敌人夺占列宁格勒的计划，并在莫斯科城下粉碎了法西斯德军。这一些和另一些战斗和交战使指挥人员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的军队在成长，军队的领导工作在改进。克服了第一阶段的困难之后，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首长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就大为改进了。
　　从最高统帅部这个高度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在战争中，错误同错误不尽相同：一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而另一些错误则很难改正。一切都决定于错误的性质及其涉及的范围大小。战术范围的错误，从以往的经验看，上级领导可以很快纠正。但战役范围的错误，改起来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当领导上不掌握必要的兵力兵器或时间以便在需要的地点和时刻投入战场时，更是这样。
　　为了纠正最高统帅部和某些方面军在1942年夏季所造成的战役战略性错误(这一错误使希特勒的军队得以前出到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需要全国作出极大的努力。
　　回顾以往，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别国的军事政治领导能经得起类似的考验，能从当时所面临的极端不利的处境中找到出路。
　　众所周知，战略完全取决于政治，全国范围的军事政治性错误是很难纠正的。这样的错误只有那些进行正义战争并拥有必要的军事力量和物质条件的国家才有可能纠正。相反，如果战争的目的不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那末，这样的错误通常就会导致彻底垮台的后果。
　　但也有根本无法纠正的错误。如象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当局决定冒险进攻苏联的错误。这一错误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他们离奇地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对苏联这样一个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军队、人民、党和政府一致的国家的潜在能力却估计不足。
　　希特勒及其周围的军政官员们，由于被以往那些轻易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认为他们的军队将势如破竹地踏遍苏维埃国家，就象他们过去在西欧所经历过的那样。但没有出现这种结果。按冒险主义、民族主义的法西斯思想行事的希特勒分子，没有能力搞清楚决定战争结局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准备战争时就需要懂得，就需要根据研究社会和战争的科学冷静地加以解决的。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清醒地分析了1942年我方战役失利的原因，依靠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出色地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奋起抗击敌寇。由于人民忘我的支援，苏联最高统帅部找到了最适合于当时情况的斗争方式和方法，终于从敌人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然后使战争进程发生了有利于我的转变。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军各级指挥机构，直到最高统帅部在领导军事行动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大部分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在这方面的表现都很好。希特勒统帅部，由于丧失了主动权，无法克服在组织和实施战役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这就大大加速了他们的彻底失败。这也是法西斯德国总崩溃的开端。
　　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十分重视领导武装力量的问题。战争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和书记处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政策、经济和战略等问题的决定则分别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负责贯彻执行。
　　最高统帅部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列宁关于集中指挥军队的原则。最高统帅部领导了武装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作战活动，并通过使用预备队和游击队的力量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增强战略力量。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机关，前面已经说过，是总参谋部。
　　当然，新的作战样式和方法要求军队指挥系统作某些组织上的调整。通过采取一定措施，总参谋部把一部分职能交给了其他部。总参谋部本身的工作涉及到所有军兵种，即陆军、海军、空军等。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战役和战略问题上，集中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情况，集中在分析最高统帅部所定下的决心，并从组织上保障其贯彻执行。
　　由于进行了改组，总参谋部变成了一个更为得力、更加精干的机关，从而能够在整个战争期间更有成效地完成所受领的任务。当然，在改组之后，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缺点，但这只是一些个别情况，而且是由于碰到了某些复杂的问题。
　　为了改进对各方面军的指挥，1941年7月10日，国防委员会建立了三个方向总指挥部，即：
　　西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К·Е·伏罗希洛夫元帅，军事委员为А·А·日丹诺夫，参谋长为М·В·扎哈罗夫)；
　　西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К·铁木辛哥元帅，军事委员为Н·А·布尔加宁，参谋长为Г·К·马兰金)；
　　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М·布琼尼元帅，军事委员为Н·С·赫鲁晓夫，参谋长为А·П·波克罗夫斯基)。
　　国防委员会原打算通过建立方向总指挥部来协助最高统帅部更好地指挥部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军以及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原先设想，方向军事委员会应比方面军首长更善于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武装斗争。
　　可是，方向总指挥部建立以后不几个月，就表明它起不了这种作用。最高统帅部仍象过去一样直接领导各方面军。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方向总司令并不掌握用于影响军事行动进程的预备兵力和物质器材。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他们就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样，方向总指挥部便成了一级单纯的转达机构，终于在1942年撤销了。
　　最高统帅部只得重新指挥在广阔地区展开的众多方面军的作战。这当然困难很多，特别是在协调比邻作战的几个方面军时，更是如此。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指挥方法，并且终于找到了一种能使战略领导机构直接影响各方面军活动的有效方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战略领导制度，即向最重要地段派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
　　军事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统帅机构也曾把自己的代表直接派往前线，给予战役进程以重大影响。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鉴于当时的情况，一些苏军将军也曾受最高统帅部委托，到作战部队去工作，他们运用上级赋予的权力，促成了战场形势的好转。而在经历了一年战争的现在，在前线特定地段工作的最高统帅部代表，他的活动的目的更加明确。从这时开始，最高统帅部开始只向当时负有主要任务(如决定最重要战役或战局的进程)的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派出代表。
　　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都是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首长。他们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直接参与制定当前战役的企图和计划。最高统帅部始终要求自己的代表对战役实施领导，要求他们对战役的实施情况负起全部责任，并且为此授给他们以全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援引1942年5月斯大林拍给派往克里木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的一份电报。
　　当斯大林从Л·З·梅赫利斯的电报中发现他企图推脱他对苏军在刻赤半岛招致重大失利所应负的责任时，向他指出：
　　“你所采取的是一种对克里木方面军的行动不负责任的、旁观者的奇怪立场。采取这样的立场十分方便，但却是极其恶劣的。你在克里木方面军不是—个旁观者，而是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对方面军的一切成败负有责任，你有义务纠正方面军领导的错误。你应当和方面军领导共同对方面军左翼不堪一击的状况负责。如果整个‘情况表明，敌人一早将要进攻!’你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组织抗击，只是消极地进行批评，那对你就更糟。这就是说，你还没有懂得，派你到克里木方面军去，不是当监察员，而是当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
　　对于这样一份把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规定得极其清楚的文件，未必还需要作什么解释了。
　　随着苏军进攻战役规模的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也有所改变。例如，在1944年的夏季战局中，我军在西部战略方向执行“巴格拉季昂”计划。根据这个由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共同制定的计划，我四个方面军、远程航空兵和游击队同时对敌人实施突击，任务是粉碎法西斯德国主要军队集团即“中央”集团军群。
　　客观形势当时要求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职权。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赋予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权力是直接领导数个方面军作战。我个人当时就受领了领导白俄罗斯第2、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而同我们协同作战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领导波罗的海沿岸第2、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进攻。
　　我认为，最高统帅部采取的这种措施，在当时使它的代表得到了广泛的主动权，因此能够灵活自如地指挥军队。各部队受领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红军解放了苏联的白俄罗斯全境、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大部、乌克兰的西部各州和波兰的东南部地区。
　　最高统帅部派出过哪些人到作战部队去充当自己的主要代表呢?
　　首先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其中包括：К·Е·伏罗希洛夫、Г·К·朱可夫和С·К·铁木辛哥。最高统帅部在部队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
　　除去这些主要代表外，最高统帅部还向部队派出过Н·Н·沃罗诺夫将军、А·И·安东诺夫将军、С·М·什捷缅科将军、Л·З·梅赫利斯将军等。
　　除了负责直接在现地贯彻最高统帅部某个战役的决心的全权代表之外，最高统帅部还派出过军兵种代表。他们到部队去的任务是帮助部队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主要代表组织不同军兵种作战。
　　战争期间，我个人以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分去作战部队工作不少于15次。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样多次到过各方面军。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一同出发去作战地区参加象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进攻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和解放白俄罗斯等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实施。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谈到他渊博的知识和精确而清晰的思维能力。А·М·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容忍工作上的敷衍塞责现象和“碰运气，想当然”的作风，而总是要求准备战役的参谋人员提供高度准确的情报资料和说理充分的分析意见。我经常总是十分满意地回忆我们在组织和实施各次战役中·融洽友好的工作经历。
　　最高统帅部代表不直接指挥各方面军。这一权力仍掌握在各方面军司令员手里。但最高统帅部代表却可利用上级赋予的巨大职权去影响所在地区激烈战事的进程，及时纠正方面军领导和集团军领导的错误，并具体帮助他们向中央索取物质技术器材。在我的记忆中，拒绝执行最高统帅部代表建议的情况是没有的。
　　当然，应当说，远不是所有的最高统帅部代表都具备同样的工作条件。许多最高统帅部代表不掌握象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所拥有的那种权力。他们同最高统帅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必要的参谋机构和通信器材等等。这使得他们只得去利用方面军和集团军里那些本身已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谋人员和通信器材。
　　最高统帅要求最高统帅部代表每天向他口头报告或书面汇报战役的准备情况和实施进程。一些特别重要的情况判断和有关组织新战役的建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要手抄一份，由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转送给他。如果最高统帅部代表因某种原因未能在24小时内把报告送到，那最高统帅就会亲自用载波电话机问你：“你怎么啦，今天没有可报告的情况吗?”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50
　　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在1942年的9月底，最高统帅把我和Г·М·马林科夫从斯大林格勒地区叫到了最高统帅部。在我汇报完情况之后，斯大林严厉地问马林科夫：
　　“为什么你，马林科夫同志，三个星期来不向我们报告有关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情况呢?”
　　“斯大林同志，我每天都在朱可夫呈送给您的报告上签了字。”马林科夫回答。
　　“我们派你去不是当朱可夫的政委，而是当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你必须向我们报告情况。”斯大林严厉地说。
　　指派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几乎一直沿用到战争结束。只是在进行最后一次战局时，这种做法才失去了意义。单单这一事实已足以雄辩地证明，在战略领导体系中保持这样一级指挥机构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无疑是有用的。
　　只是在整个战略战线已缩短一半以上，方面军一级的军团数量已有所减少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代表才变得再无必要。这时，各方面军司令员均已成长为出色的统帅，而他们的司令部也已取得了组织领导大规模战役的经验。
　　因此，1945年最后战局中各次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就再没有最高统帅部代表参加了。在东普鲁士、维斯瓦河—奥得河等战役中，各方面军的行动是直接由最高统帅部从莫斯科指挥的。而整个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柏林战役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次会战中，最高统帅亲自承担了对各方面军的指挥。只有С·К·铁木辛哥元帅一直留在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工作到欧洲战争结束。
　　最高统帅部是一个对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的合理结合构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基础。最后决定权在一切情况下均属于最高统帅。
　　各次战略性战役和战局的企图和计划通常是在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准备，并有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参加。在此之前，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要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参战国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军事能力。只是在对所有共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之后，人们才做出有关的政治和军事判断。最高统帅部所遵循的政略和战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复杂工作产生出来的。
　　每当组织准备一次新战役时，斯大林总是把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叫到身边，同他们一起仔细地研究整个苏德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各方面军部队的状况、各种情报资料以及各兵种预备队的准备情况。
　　然后，斯大林又把红军总后勤部长、各兵种司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保障当前战役的各主要部的首长叫到最高统帅部来。
　　接着，最高统帅、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讨论我军的战役—战略能力。总参谋长和副最高统帅还负责考虑和计算我军在即将实施的这一或那一战役中的作战能力。通常，最高统帅给我们考虑和计算的时间为四至五天。经过四五天的考虑和计算即可定下预先决心。然后最高统帅让总参谋长征求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当前战役的意见。
　　当方面军的首长和司令部进行工作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也十分繁重而又带有创造性，它要拟制战役计划和组织各方面军之间协同动作。总参谋部还要给各侦察机关、远程航空兵、敌后游击队以及负责调运补充兵员、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各种储备物资的军事交通部门明确任务。
　　最后，要规定各方面军司令员来最高统帅部汇报方面军战役划的日期。通常最高统帅听取他们汇报时，有总参谋长、副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参加。
　　在对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斯大林批准战役计划和实施时间，并指出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然后确定专人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以协调各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规定具体人选；以检查部队的物质技术保障和督促各部队以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及时地变更部署。
　　当然，所有这些在战役或战局准备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远不是最高统帅部的全部活动。最高统帅部活动的内容及其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战役的地点、时间、作战对象及使用的兵力兵器。
　　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以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签署训令的方式下达到各执行人。有时，训令也由斯大林和他的副手签署。自1943年开始，最高统帅部的训令由斯大林和А·И·安东诺夫共同签发，因为这一阶段，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经常在部队活动。在准备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时，通常各方面军司令员不到最高统帅部来，而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要求书面汇报各自对组织实施战役的意见。
　　关于物质技术保障的总计划，通常是先在总参谋部、在红军总后勤部长А·В·赫鲁廖夫、总军械部长Н·Д·雅科夫列夫以及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主要总部首长参加下拟制，然后呈报最高统帅部或国防人民委员会。准备参加当前战役的各方面军在受领作战训令的同时得到有关物质技术供给的指示。
　　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莫斯科。当德军逼近首都时，总参谋部曾一分为二。一部分由第一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留在莫斯科同最高统帅部在一起；另一部分由Б·М·沙波什尼科夫(当时的总参谋长。——译者注)率领，临时转移到设有预备指挥部的地区，可是后来这一部分很快又回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一人身兼五职。除最高统帅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又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他经常紧张地工作，每昼夜达十五、六小时。斯大林高度评价总参谋部的工作，并且给予完全信任。通常在事先没有听取总参对情况的分析意见和没有研究总参提出的建议前，他是不会作出重要决定的。
　　在一般情况下，分析从研究敌情开始。战争的经验表明，领导机关善于组织对敌侦察、迅速分析所获得的资料并做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应当说，最高统帅部在整个战争期间，除初期的某些时候外，一直正确地领导了各种侦察活动。我们的侦察机关及时而又高质量地执行着自己受领的任务，并学会了很好地分析情况。
　　最高统帅部对各方面军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一有变化，马上就能做出反应。它通过总参谋部细心地注视着战役进程，不断对部队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改变，并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给部队明确或提出新的任务。必要时，最高统帅部为达成战役目的和完成下达的任务，也变更原兵力兵器部署，而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中断战役进程。
　　最高统帅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要求总参谋部每昼夜向他呈报两次标有各方面军情况变化的地图，图上并附有总参谋长的简短说明。
　　在总参谋部机关系统，除作战部的一些主要工作人员，即所谓方向参谋外，还有个特殊的总参谋部军官团，他们是总参谋部机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直接在部队、包括在进行战斗的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总参谋部这个军官团的数量相当庞大，从而保证了每个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都有总参的常驻代表。
　　总参谋部这些参谋的忘我而有益的劳动在我们的军事历史文献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都是一些熟悉本行业务、坚定勇敢的军官。其中有许多人为了胜利而献出了生命。这些在战争中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值得我们永远感激和深切怀念。
　　总参谋部派到部队工作的参谋以及在总参谋部机关工作的方向参谋，都是最高统帅部尊敬而又得力的助手。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领导部队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实施每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事先都有周密的计划。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就我军最高统帅部所定企图和决心的效果谈点看法。大家都知道，任何一项计划，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战役可能进程、对部队赖以达成作战目的的武装斗争方式方法的科学预见的基础之上，那末，这一计划就是空中楼阁。苏军最高统帅部比希特勒的战略领导机构看得更远、更准。苏军最高统帅部首先懂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战争总规律；其次，它比敌人更了解前线决定战事进程的具体情况。因此，通常我军最高统帅部对德国法西斯头目们的可能行动总是十分清楚，并经常采取各种措施粉碎他们的企图，达成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一切就保证了我军作战计划的高度效能。
　　当然，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只领导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役。战争要求最高统帅部能够坚强地领导整个战略战线，即能照顾到陆上、水上和空中。而实施各宅要战役的兵力又需要次要方向上协同作战部队的支援。例如，在进行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时，苏军就曾在其他战线准备和组织了一系列进攻战役。组织这些战役的目的在于牵制或消灭希特勒统帅部可能用以增援决定性战役地段的兵力兵器，因为敌人在那里连遭失利，急需预备队。在我国南方，1942年底和1943年初，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情况就是这样；1943年1月，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也是这种情况。
　　通常，次要方向的战役不是按照事先拟订好的战局计划，而是根据整个形势的发展、临时按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进行的。这些战役的准备时间有限，规模较小。它们同主要战役合在一起构成整个战局。
　　要对预定战役作出计划并做好准备，这是一件非常复杂、涉及面很广的事情，它不仅要求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要求有大批干部——首先是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以及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去紧张地认真准备和组织力量。担负这项工作的人，对人民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例如，为了进行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并发展这一战役，我们在1943年春天就花了3个月时间进行计划准备工作。后来的每次战局也部是在进攻开始前的两三个月就动手进行计划准备。
　　在战局准备阶段，最高统帅部虽对战局的核心内容保密，但它必须给各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从属于当前总作战企图的具体任务。各方面军司令员则根据接到的指示进行准备，然后将本人对制订方面军战役计划的意见报告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对提出的计划还要进行研究，分析和修改，然后同方面军领导一起向最高统帅部汇报。
　　在许多情况下，最高统帅部在考虑当前战役的武装斗争的进程时，不只是研究解决战役—战略问题，而且还研究解决重要的战术问题，如各兵团战斗队形的编成、炮兵和坦克的使用方法等。有时甚至还要解决某些直接与方面军、集团军、军、师关键地点上战斗行动有关的战术问题，例如，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以及尔后的反攻作战中都曾有过这种情况。
　　战前的计划工作是建立在及时充分占有侦察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最高统帅部能够准确掌握敌人的意图和情况。
　　正确地分析总的军事态势和我军本身的力量及可能也十分重要。作战军队、人力资源和物质器材的后备情况是最高军事领导经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此外，苏联进行的是联盟战争，因此，对反希特勒联盟中各同盟国的企图和行动也要考虑。
　　苏联军事领导对战争进程深刻的科学预见是正确制订各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计划的根本条件。根据这种预见，最高统帅部正确地规定了必要的兵力兵器，做到既保证能在战役中迅速歼敌，又能为尔后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6:52
　　关于苏军事先周密组织计划战役的情况，可通过1943年的战事予以说明。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辉煌胜利后，从北高加索赶走了敌军，接着又成功地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沃罗涅日附近进行了另两次战役，前出到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这样，就使莫斯科方向上的战线全线拉平，而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我们在希特勒统帅部寄予很大希望的库尔斯克会战中粉碎了法西斯德军的突击集团，我们在1943年尔后的各次夏秋战役中就在整个苏德战线为自己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德军在人员、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上都遭到了极其巨大而又无法补偿的损失，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法西斯德军的士气大为下降。
　　尽管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但苏军却使法西斯德国面临着彻底崩溃。为了使德寇的彻底崩溃成为事实，需要组织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毁灭性的打击。大家都知道，最高统帅部组织了这些打击，并出色地实施了这些打击。
　　苏军的行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场的军事态势影响甚大。正是由于苏军取得了胜利，反希特勒联盟中苏联的盟国才得以在这一时期顺利地实施了西西里岛战役和南意大利战役。
　　德军在1943年夏秋战局中遭受的失败彻底动摇了法西斯德国各仆从国对希特勒制度的信任。于是法西斯集团开始瓦解。这就为苏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战略形势。最高统帅部巧妙地利用这一形势为1944年的战役进行了准备。
　　这一时期，已经没有一个法西斯德国的盟国和中立国相信希特勒制度能够避免彻底崩溃。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甚至连德国那些曾经把希特勒捧上了台，并在以后多年千方百计给予支持的人物，都对希特勒的统治丧失了信心。德国许多被战争初期轻易的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现在已经懂得：他们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时期犯了致命错误，德国是不能够同得到反希特勒联盟加强的苏联武装力量相抗衡的。
　　最高统帅参加德黑兰会议回来后说：
　　“罗斯福已明确表示将于1944年在法国广泛采取行动。我想，他是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同往常一样，斯大林在心情好的时候，总是不慌不忙用“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叶装满烟斗，巴哒巴哒地抽将起来，吐出一团又一团的烟云，同时在办公室的长条地毯上踱来踱去。
　　“如果他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斯大林大声接着说，“那我们靠自身的力量也足够彻底打垮希特勒德国。”
　　在斯大林这次谈话之后，1943年12月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部分成员的联席会议。会上全面研究了我国的军事政治形势。为此，把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叫了回来，当时我们在部队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最高统帅确定由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做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取得对敌的军事经济优势。我方的优势现在决定着尔后的战争进程。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利用这一优势的最有效方法。
　　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计算了我军的全部能力，深刻地分析了从巴伦支海到黑海一线整个战略纵深敌军的状况。通过分析表明，战争进程的转折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兵力兵器方面的对敌优势，苏军手中的主动权，军队的有利配置，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后备以及其他有利因素使我们有可能在现在按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苏德战线的战略任务。苏联后方顽强而不间断的工作，保障了对作战部队一切必需物资的计划供应。现在我们已能够不仅在一两个方向上，而且在整个战略战线连续准备和实施大规模的战役。与此同时，敌人抗击我军这些突击的能力却大大减少了。
　　后来，斯大林又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少数几个人，提出了有关实施1944年战局新样式的问题。事先他已分别征求了这些同志的意见。
　　这次会议，象往常一样，是不做什么记录的。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为了进一步摧毁敌基本力量和彻底粉碎法西斯集团，究竟应当把兵力兵器集中到哪里。结果，这样的地区在整个战略战线共有十处。讨论结束后，最高统帅命令总参谋部作出有关在这十个地区实施突击的初步设想。
　　只要每次战役的基本企图一经确定以及初步计算出所需的兵力兵器，最高统帅部象往常一样，就逐个征求那些准备参加1943—1944年冬季战局有关战役的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总参谋部在搜集到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后，立即大力展开各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预备队的组建、训练和装备工作也在全力进行。为此，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总部首长和红军总后勤部长曾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高统帅不断在检查1944年各次战役的准备情况。他精力充沛，经常注视所作决议的全面贯彻执行情况，而且特别重视坦克部队、空军、炮兵和前后方的党政工作。
　　战争的每一阶段和每次大规模战役都有其明显特点。1944年战役的明显特点是，我军在战略战线各个不同地区实施的突击，既威力巨大又出敌不意。我们的作战行动所力求达到的是：尽管敌人机动兵力兵器，但它却到处赶不上需要；敌人减少兵力的地方，正是我们下次突击的目标。应当说，最高统帅部的预见经常是十分准确的。
　　在1944年战局的准备工作中，各类侦察机关担负着特别复杂的任务。它们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敌情的介绍是相当全面的。
　　对希特勒德军的第一次突击是1944年1月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地区进行的。由于我军在这次突击中取得了胜利，法西斯德军对列宁格勒地区的封锁便随之彻底解除。苏军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的一部分，并进入了爱沙尼亚领上。
　　第二次突击是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进行的。这次突击很复杂，包括许多作战行动，主要是1944年2—3月在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和南布格河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进攻战役。结果德军遭到了粉碎，并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由于进行了这次突击，整个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获得了解放。苏军前出到一片有利的地区，从而可以进一步向东南欧和巴尔干发动深远的进攻，以解放当时尚由安东尼斯库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的罗马尼亚和霍尔蒂掌权的匈牙利，并消灭其他敌对力量。
　　1944年的4—5月间，红军在敖德萨和克里木地区进行了第三次突击。通过这次突击，苏军从希特勒的占领下解放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整个克里木半岛。
　　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与奥涅加湖地区进行的第四次突击导致了苏联卡累利阿大部地区的解放，并促成了芬兰退出追随德国的战争。这就使得位于北极圈内的法西斯德军处于极其不利的态势之中。
　　第五次突击于1944年6—8月在白俄罗斯地区进行。突击对象是德军负责掩护通往德国各主要的和最短道路的“中央”集团军群。我军先在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德军，然后在明斯克以东围歼了德军20多个师。苏军在追击过程中解放了白俄罗斯、波兰东部的大片地区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部分。德军把这些遭遇看作是他们在白俄罗斯地区“巴格拉季昂”战役中的彻底失败。
　　第六次突击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于利沃夫地区进行。红军部队强渡了维斯瓦河，并在该河的对岸桑多梅日以西建立了大片桥头堡。与此同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华沙以南也建立了两个桥头堡：一个在莫马努谢夫地区，另一个在普瓦维地区。这时，苏军各方面军已具备发起决定性突击——进攻柏林的有利条件。
　　第七次突击导致了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在基什尼奥夫—雅西地区遭到围歼。这次突击的结果是，消灭了敌军约22个师，我军前出到罗马尼亚中部地区。这次突击解放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导致了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并转向法西斯德国宣战。接着，我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兵力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在1944年9月9日发生了人民革命，从而站到了反希特勒联盟一边对德作战。
　　第八次突击是1944年秋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行的。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部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部分得到解放。溃败的德军残部被压缩到波罗的海岸边的库尔兰。9月19日，芬兰签署了停战协定。
　　1944年10—12月，苏军在匈牙利境内的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展开了第九次突击的进攻战役。这次突击使德国实际上失去了它最后的一个盟国——匈牙利。红军直接帮助南斯拉夫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
　　第十次突击发生于1944年10月苏德战线最北部的地段上。这次突击使苏联北极地区和挪威东北部的法西斯德军遭到粉碎和驱逐。
　　苏军在1944年取得的巨大胜利，充分说明那一阶段最高统帅部在计划战略行动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也雄辩地证明了我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敌人的主力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苏军则前出到有利于实施欧洲最终战局的出发地区。
　　在整个战争期间，作战的方法不断得到改进，最高统帅部用以影响战事进程的手段不断增多。兵力兵器部署的变更越来越巧妙，各方面军之间、陆军同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也组织得越来越好。我军作战指挥干部学会了给部队规定目标，确定合理的分界线和在必要时改变这些分界线。
　　在整个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始终是出敌意外地从根本上改变战役战略形势的主要手段。读者可以在本书有关介绍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白俄罗斯“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各章中和其他的一些章节中读到关于使用战略预备队具体情节的描述，读者还将发现预备队通常都是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地投入交战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取得巨大的战果。
　　要知道，不管标在图上的企图和计划多么好，如果没有相应的兵力兵器保证，那仍然是一纸空文。战局和战役的胜利直接取决于部队在预备队、武器装备、弹药、燃料以及其他物质器材方面的保障程度，取决于医治伤员和归队工作的好坏。
　　预备队的组建和训练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领导和检查督促组建预备队、及后备部队和教导部队的工作，为了训练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1941年成立了以正集团军政委级的Е·А·夏坚科为部长的红军编练总部。在内战时期，夏坚科是骑兵第1和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一位要求很严格的人和能干的组织者。
　　编练总部负责解决的问题有：补充和建立经过训练的各兵种预备队以及检查督促为各方面军作战部队从后备部队和教导部队提供补充兵员的工作。
　　给部队保障物质器材的工作由总后勤部负责。红军总后勤部长是安德烈·瓦西利耶维奇·赫鲁廖夫大将。后勤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活动值得广泛宣传。这些活动既是艰巨的，而又不是经常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后勤在苏联武装力量取得胜利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并赢得了苏联人民的深切感谢。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了广播演说，1941年7月中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在德军后方开展斗争》的特别决定，在此之后，凡是法西斯军队侵入的地方到处都有由地方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游击队积极展开活动。早在1941年，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就有18个地下州委，260多个地委、市委、区委和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机构，以及300多个共青团的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1981年，中文版，第4卷第221页。)。人民复仇者的战斗活动和地下工作的秘密战线成了具有巨大军事政治意义的因素，应当善于运用这些因素来削弱和消灭敌人。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7:51
　　如果说战争头一年在游击运动的领导方面还缺乏应有的组织计划性和集中统一指挥的话，那末，在以后的几年，最高统帅部指挥敌后的军事行动时就显得既自信又坚定。这是因为1942年5月30日最高统帅部建立了以白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П·К·波诺马连科为首的游击运动总司令部。
　　我很早就认识波诺马连科。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成了一位组织人民复仇者活动的真正领导者。
　　除了总司令部，一些共和国和州都建立有游击运动司令部，而在各方面军司令部则设有游击武装联络处。这样，我们就真正有可能去使整个游击队积极地配合军队活动，并协调好游击队同各方面军战役之间的关系。
　　游击队的总任务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赋予。这些总任务再由各党组织和游击运动的领导机关在现地根据情况加以具体执行。
　　游击运动的任务基本上可归结为：给希特勒军队造成无法忍受的处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技术兵器和物质器材，打乱其后方工作，破坏法西斯占领军军事政权和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游击队的行动增强了那些暂时处于被占领土上的苏联人的信心，从而使他们也能在我国最后战胜敌人的事业中积极展开对侵略者的斗争。
　　游击队的作战行动给敌人带来了巨大损失，挫伤了他们的士气，破坏了敌军的运输和机动，这一切给德国法西斯统帅部组织的战役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虽然，为了消灭游击队，德军采取了种种凶残的手段，但人民复仇者的力量却在日益壮大和巩固，苏联人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尽快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意志却在不断增长。
　　游击队的上述任务及其重要性，说明游击队只能有组织地、整个兵团、整个支队地进行活动。所有的游击队和人民复仇者的地下组织都曾参加执行过这些任务。
　　各地平常对游击武装的领导由我党的地下组织负责。这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地下共青团组织是党的积极助手。我们的年青一代必须了解过去那些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所从事过的英勇活动，他们组织和鼓舞了暂时处于希特勒分子统治下的苏联人起来同敌人作斗争。
　　游击运动总司令部一直存在到1943年底。1944年初，苏联大部分领土获得解放，游击运动总司令部随之撤销，游击武装的领导全部转由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负责。
　　在研究对战争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战略领导时，应当特别谈一谈象红军总政治部、海军总政治部、各方面军和各舰队的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这样一类重要的党的集体领导机关。这些机关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保证战胜德国法西斯方面所起的作用跟所有的党政机关一样，是巨大的。值得专门详细地加以分析研究。
　　最近，这一任务在一系列的军事历史著述中正在获得解决。可是，编写一些有重大价值的科学著作的必要性早已成熟，这些著作要能够对战争时期政治机关多方面的活动做一些全面的探索。总政的工作，自1942年年中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政治局候补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担任主任职务以来，成绩特别显著。
　　斯大林很尊敬和信任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直到1945年，А·С·谢尔巴科夫还同时兼任苏联情报局局长。在1941年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时期，А·С·谢尔巴科夫属于那种善于在首都保卫者的心中燃起对法西斯匪徒炽烈的仇恨之火的人，法西斯匪徒曾不惜任何代价力图攻占莫斯科。
　　军队的整个政治工作、党对广大战士的领导和影响是通过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直接在部队和分队实现的。部队的司令员和各级指挥员广泛地依靠这一普遍的党政工作系统来进行工作。各政治机关、党团组织对每一部队的状况及其战斗力负有特殊的责任。它们力求做到，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带领广大战士前进，并坚决同惊慌失措和无组织的现象进行斗争。党政机关经常推广战斗经验，推广英勇、主动、机智以及在战斗中互相支援的先进事例。部队的政治工作不断地改进，曾起到较好效果，这对取得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最高统帅部的活动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战争时期，我经常同他见面。在大多数场合，同他见面都是为解决战争指导问题而安排的正式会见。可是，甚至简单地请去吃一顿午饭，我们也总是用来谈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使我深感满意的是，斯大林的工作中没有一点形式主义。凡是按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由他安排的工作，他总是要求这两个高级机关作出的决定马上得到贯彻执行，决定执行情况则由他本人认真地亲自检查，或由他指定另一些领导干部或机关检查。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是在战争期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而建立的两个独立的非常机关。但是，由于斯大林既领导国防委员会，又领导最高统帅部，因此，通常不讲究形式上的那套东西。国防委员会开会时经常请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参加，同样，最高统帅部在研究某些重要问题时也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两个单位经常在一起工作，好处很多：不会在研究贯彻执行各项任务时浪费时间，而且还可使这两个国家机构中的人经常掌握情况。
　　当然，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的这样一种工作方法对于这两个机构的成员来讲，实际是负担很重的。但是，当战争正在进行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地在进行工作。大家都在看着斯大林，而斯大林尽管上了年纪，但却总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当战争结束和出现了比较平静的劳动生活时，斯大林却不知怎么地一下子老了起来，他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活跃，更不爱讲话，老是在思考问题。过去的这场战争和所有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因素，对斯大林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很明显的。
　　我这本书第一版的读者不止一次地问我，最高统帅部和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工作中是否有过错误?
　　在本书分析战争具体情节的那些章节中，我谈了关于领导武装力量工作中发生过的某些错误和失策。前面我已经说过，随着作战经验的日益增多，错误和失策都得到了成功的纠正和弥补，并变得越来越少。
　　斯大林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他的威望是极高的。因此，任命斯大林为最高统帅是得到人民和军队热烈拥护的。
　　诚然，在战争初期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前，最高统帅也有过错误。这些错误正象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他深深地思考过这些错误，不仅深感痛心，而且极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以后重犯。
　　依靠党中央的全力支持、地方党的组织工作以及同法西斯奋战的苏联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最高统帅成功地履行了他在这个最高职位上所担负的职责。
　　米哈伊尔·萧洛霍夫在战胜法西斯德国25周年的日子里对来访的《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说得好：“不能把那一时期斯大林的活动说得一塌糊涂，并加以贬低。第一，这样做不正派，第二，这对国家，对苏联人都是不好的。之所以不好，倒不是因为人们对胜利者不应该指责，而首先是因为‘打倒’就不符合实际情况。”
　　对萧洛霍夫的这些话未必能再做任何补充。这些话是真实而又公正的。最高统帅为使最高统帅部及其工作机构——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为党在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事业中真正杰出而能干的军事助手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斯大林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这是一间宽敞而又光线充足的房子，四壁镶有染色的柞木板。室内陈放着一张覆盖着绿色呢绒的长桌。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战争期间，还增挂了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像。再就是几张黄色的椅子。此外，就没有任何多余的陈设了。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放着一个大地球仪，旁边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各色各样的世界地图。
　　在办公室最里边靠着关闭着的窗边放着斯大林的写字台。上面经常堆满文件、纸张和地图。这里还放着载波电话机和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机，以及一筒削尖的各色铅笔。斯大林通常用蓝色铅笔写字，字写得很快，笔划清晰易辨。
　　在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之前需要先通过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工作的外间和最高统帅私人卫士长的一间小房。办公室后面是一间不大的休息室。在电话间里备有同各方面军司令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通话的电话机。
　　总参的工作人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常常就是把地图摊在那张大桌上，站着向最高统帅汇报各方面军的情况，偶尔看看笔记。斯大林通常是一面听着，一面迈着大步在办公室里缓慢地来回走着。他不时地走近那张大桌子，弯下身子，凝视着打开的地图。有时，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拿起“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盒，抽出几支烟卷，捏得粉碎，并把烟丝慢慢地装进烟斗。
　　斯大林的工作作风一般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感情用事，准许大家把自己的意见全都讲出来。最高统帅对谁都一样严格而又非常严肃。他善于听取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报告。他自己讲话不多，也不爱别人多讲，他经常用“讲短点!”、“讲清楚点!”一类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他主持开会时，从不讲开场白一类的话。他的发言，声音轻，口齿好，能抓住问题实质，言简意赅，表达思想清晰。
　　根据在战争时期的长期观察，我深信斯大林完全不是那种不允许别人提出尖锐问题，不允许别人同他争论以至坚持己见的人。如果有谁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斯大林要求每天向他报告各方面军的情况。在去向最高统帅汇报之前，必须很好进行准备。如果说，带去的地图上留有某些“空白点”，汇报的都是些笼统。甚至夸大的情况，那是通不过的。他不允许想当然的回答，他要求详尽而又明确。
　　最高统帅对报告和文件中的弱点特别敏感，他很快就能发现这些弱点，并严厉批评当事人。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讲过的东西记得很牢，他不放过机会严厉申斥那些丢三落四的人。因此，我们在拟制司令部文书时总是根据战时条件尽可能作得认真仔细些。
　　正当前线形势极其严重(特别是战争初期)，战时条件下的生活秩序尚未最后建立的时候，感谢总参的领导成员，他们很快便在整个总参谋部里建立了一种实事求是和富有创造性的气氛，尽管当时的工作紧张到了极点。
　　整个战争期间，我既没有失去过同总参谋部的个人联系，也没有失去同它的工作联系，它对我在前线准备和实施各次战役有过很大帮助。总参谋部通常总是熟练而迅速地起草最高统帅部的各种训令，严格注视着最高统帅部指示的执行情况，它还领导着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工作，说理充分地向最高统帅部报告重大问题。
　　斯大林在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很大程度是根据派往部队的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报告得出的，是根据总参谋部的结沦、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建议和专门报告得出的。
　　我同斯大林的直接接触开始于1941年2月，当时我刚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关于斯大林的外表，人们已经描写过不止一次了。斯大林身材不高，外貌平常，但谈起话来却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从不装腔作势，而是使交谈者感到平易近人。斯大林那种无拘无束的谈吐，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善于分析的头脑，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记忆力，使得甚至一些有经验的知名的人物同他谈起话来也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02
　　斯大林不喜欢坐着，谈话时他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不时停下来，走近交谈者，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目光明亮而锐利。他说话声音很低，一句一顿分得非常清楚，几乎不借助手势。手里经常捏着烟斗，甚至捏着已经熄灭的烟斗，并喜欢以烟斗压理短须。他讲话时格鲁吉亚口音很重，但他精通俄语，并喜欢运用各种生动的对比、文学典故和隐喻。
　　斯大林不常发笑，而笑起来也很轻，几乎听不见声音。可是，他说话幽默，爱开玩笑、说笑话。他的视力很好，在任何时间看东西从不戴眼镜。写东西常常亲自动手。他书读得很多，知识十分渊博。他有惊人的工作能力和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所以能在一天中阅读和掌握大量各方面的材料，而这是平常人做不到的。
　　很难说出他具有哪一种性格特征。斯大林是一个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的人，但他不够平稳。他具有坚强的意志，性情深沉而又容易冲动。他在一般情况下是冷静而理智的，但有时就激动起来。出现那种情况时，他就会丧失客观态度，眼看着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脸色更加苍白，目光也变得迟钝而严峻。能够经受得住斯大林的怒斥并给予回敬的大胆人物我是知道得不多的。
　　斯大林的作息时间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他主要是在晚上和夜间工作。他起床的时间不早于中午12点：为了适应斯大林的作息时间，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和各主要国家机关及计划部门都要工作到深夜。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疲劳。
　　在战前时期，我很难对斯大林在军事科学领域、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掌握知识的深度和能力做出评价。我已经说过，当时我到政治局或斯大林个人那里去，主要是研究一些关于组织方面、动员方面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
　　我只能重复一点，即使在战前，斯大林也曾十分关心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的问题。他经常把飞机、火炮和坦克总设计师请去，详细询问他们国内外有关上述各种技术兵器的构造情况。应该承认，他在各类主要武器装备的质量上懂得不少。
　　斯大林要求总设计师和军工厂厂长(他认识其中许多人)在规定期限内生产出各式飞机、坦克、火炮和其他重要技术装备，并且在质量上不仅要达到，而且要超过外国的水平。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斯大林的批准同意，任何型号的武器装备都不可能列入部队装备或从部队装备中取消。这种做法，一方面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及主管红军武器装备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动性，但另一方面应当承认，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却促进了新设计的各种技术兵器的尽快投产。
　　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
　　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
　　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当然，斯大林不去研究那些需要由部队和各级首长在周密准备集团军、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战役时必须仔细研究的全部问题，这对最高统帅来说，也不一定就有必要。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要同最高统帅部成员、总参谋部以及炮兵、坦克兵、空军、海军、后勤供应问题专家商量。
　　有人把军事科学方面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制订，包括炮兵进攻的方法、夺取制空权的方法、合围敌人的方法、分割被围敌军集团并加以各个歼灭的方法，都归功于斯大林个人。
　　事情不是这样，所有这些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同敌人作战过程中，部队广大军事指挥员深思熟虑和总结经验的成果。
　　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
　　此外，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说，最高统帅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衷心感谢苏联人民，他们为了完成党所提出的战胜敌人的任务，什么也可以放弃，他们废寝忘食，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结合叙述自己经历的各次战局和战役，我还将多次地在本书谈到最高统帅部及其各工作机关的活动情况。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指出一点，即：每一具体战役都有其本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作战目的、部队任务和敌人的特征(它的意图、编成、战斗力、兵力兵器配置、机动性以及突袭我军的能力)有关。
　　各次战役都有其本身的规模，如进攻战役中军队行动地带的宽度、突击的纵深和进攻的速度等，因而各不相同。
　　我们的每一次战局或战役都要求作到深思熟虑，这包括周密地制定战役企图，准确地规定参战部队的总目标和各阶段目标、他们的任务以及与目标及任务相适应的战役布势和战斗队形。
　　在组织战役时，最高统帅部特别重视搞好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之间以及各军兵种之间的密切协同动作。一切有关协同动作的规定事项，包括兵力兵器数量，首先均标示在总参谋部和各参战方面军的地图上。但这还不够。
　　在最重要的时刻，最高统帅部代表亲临作战地域，不仅在图上，而且还到现地去就各项任务、具体时间和地区、兵力兵器以及各军兵种的行动方法进行协调，以便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做到万无一失。最高统帅部根据其代表每天关于执行任务情况的报告可以准确地判断战役准备的程度。
　　需要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的主要问题还有：夺取制空权的方法，组织各种侦察，准备情况资料。
　　军队的指挥受到丫重视。显然，斯大林已认识到战争初期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在派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去前线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时，不止一次地要我们细心观察各司令员指挥军队的情况。
　　应当说，我军务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有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他们经常牢记自己对祖国、对党应尽的天职，不断顽强地学习复杂的统帅艺术，并逐渐成为精通这门艺术的专家。
　　我从来没有见到最高统帅部召开过全会。甚至在讨论有三四个方面军参加的极重要的战役和战局时，参加最高统帅部工作的也只有最高统帅约请过的那几名委员或某些在当前战役中负有特殊任务的人。
　　最高统帅对待最高统帅部的各个委员远不是—-样的。例如，他对苏联元帅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就十分尊重：他称呼沙波什尼科夫只用其名字和父名(这是尊敬对方的一种称呼方式。——译者注)，而且在跟沙谈话时从不提高嗓门，即使不同意沙所做的汇报，也是这样。Б·М·沙波什尼科夫是斯大林准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烟的唯一的一个人。
　　这样对待沙波什尼科夫是完全应该的。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是我国军事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他既有军事科学的理论知识，又在战略战役问题方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展开的情况下，解除Б·М·沙波什尼科夫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他为负责修建筑垒地域的副国防人民委员，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
　　1941年7月30日，当我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时，Б·М·沙波什尼科夫又重新当上了总参谋长。他十分熟悉总参业务，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从而改进了最高统帅部下属的这一主要工作机关的工作。Б·М·沙波什尼科夫本人热爱劳动，善于和群众一起工作，这大大促进了作战军队指挥艺术的提高。特别是促进了总参谋部指挥军队艺术的提高。
　　遗憾的是，年龄、工作重担，特别是疾病使得他未能做到整个战争期间部在总参谋部工作。1942年5月，他把职务交给了他的非常称职的第一副手А·М·华西列夫斯基，他对华西列夫斯基的评价是很高的。1943年6月，Б·М·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К·Е·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斯大林对А·М·华西列夫斯基特别尊重，华西列夫斯基对战略战役情况的判断总是准确无误。正足因为这一点，斯大林常派他到苏德战线的重要地段上去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战争期间，他作为高级军事首长和深湛的军事思想家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斯大林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情况下，华西列夫斯基能够以有力的论据使最高统帅确信，在当时情况下，除了采纳他的建议，就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В·М·莫洛托夫也曾受到斯大林很大的信任。当最高统帅部研究战略战役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时，他几乎总是出席的。在他们之间经常出现分歧意见和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最后才得出正确的决定。
　　最高统帅十分重视А·И·安东诺夫的意见，甚至在他还不是最高统帅部成员、只临时代理总参谋长职务时，就已是如此。在最高统帅部颁发的一些训令上，经常在斯大林的签名之后也有安东诺夫的签名。
　　我想不妨在这里再谈一谈最高统帅对各方面军司令员和参谋长的看法。据我观察，斯大林最看得中的方面军司令员有苏联元帅К·К·罗科索夫斯基、Л·А·戈沃罗夫、И·С·科涅夫和Н·Ф·瓦杜丁大将。最高统帅最注意的集团军司令员有А·А·格列奇科和К·С·莫斯卡连科(现均为苏联元帅)，坦克兵元帅П·С·雷巴尔科、П·А·罗特米斯特罗夫、Д·Д·列柳申科大将、И·И·费久宁斯基大将。
　　在方面军参谋长中，最高统帅特别欣赏的有战后成了苏联元帅的Б·Д·索科洛夫斯基和М·В·扎哈罗夫，以及М·С·马利宁大将。
　　得到斯大林好评的还有远程航空兵司令А·Е·戈洛瓦诺夫空军主帅，红军炮兵司令Н·Н·沃罗诺夫炮兵主帅。一些重要任务，他都是亲自赋予他们的。
　　在海军将领中，斯大林对苏联海军上将И·С·伊萨科夫的评价是很高的。
　　这里我还不能不说几句关于А·В·赫鲁廖夫的好话。最高统帅很重视赫鲁廖夫的意见，经常就部队广泛的供应问题同他商量。
　　不可能把所有得到斯大林信任的人全都列举出来。我想说明的只有一点，即他对这些人都有直接深刻的了解，并且很珍惜这些人的知识和对党事业的忠诚，因此，每当出现特别重要的任务时，首先总是交给这些人去完成。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到战争结束的最后几天为止，我曾经有机会参加最高统帅部的工作，看到了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且同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有过直接接触。可以肯定地说，苏联的军事战略领导是具有极高水平的。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的最高统帅部以较短的时间克服了战争初期出现的巨大困难，苏联的武装力量保卫了列宁格勒，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并从敌人那里夺取了战略主动权，以便尔后以毁灭性的打击使战争胜利结束。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基础之上的苏联军事学术比德国法西斯的战略、战役和战术优越。我最高统帅部深刻分析当前的战略战役形势，准备和采取克服困难的有效措施，并把前后方的力量，整个人民的力量组织在一起，以便最后战胜敌人。希特勒及其同伙们背信弃义地对苏联发起了进攻，他们所碰到的是一支新型的军队，是一支以苏联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出来的，具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苏联士兵的特征在于他们对本身负有的解放使命具有高度的觉悟，他们随时准备为了自由和祖国的独立，为了社会主义作出自我牺牲。
　　说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也来谈一谈自己对于法西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看法。正象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希特勒军政领导集团在夺占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后，自以为是地认为，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学术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极端盲目的自信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立在人种优越这一法西斯思想体系之上的，是建立在已不止一次把德国拉向了灾难边缘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基础之上的。希特勒及其将军们动员的不只是德国而且实际是整个欧洲的全部军事工业，他们把自己的赌注全都压在通过闪击打垮苏联这张王牌之上。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过低地估计了苏维埃国家的人力、物力和潜在能力。
　　希特勒把“巴巴罗萨”计划破产和其他各次战役朱败的全部过错全都推到了他手下的那些元帅和将军的身上。他说，他们这样平庸无能，实际上无法实现他的“天才的”计划。
　　希特勒死后，整个情况全都倒转了过来：被指责的人成了指责者。现在他们公开宣称：造成这次战争中德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希特勒，他们对自己积极参与对苏战争的行径却“谦虚地”一字不提，而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却是苏联土地上法西斯德军暴行的直接参与者。
　　但不管是希特勒制度也好，希特勒的将军们也罢，鉴于他们所犯的罪行，人民的法庭将永远把他们判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希特勒统帅部在为实现第三帝国的战略企图而制订对苏战争和战役计划时，非常关心这些措施的严格保密。应当承认，这项任务德军统帅部是完成得不错的。由凯特尔和约德尔领导制订的‘恒情报计划”的实现对德国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造成一种似乎德军正准备入侵英国的假象。在战争开始时，德军的这种做法使得我们当面的整个情况变得十分复杂。
　　但是，人们很快就已看清，从整个来说，“巴巴罗萨”计划是难以实现的。这一计划的基本思想，据我们所知，在于包围和歼灭配置在边境军区的红军主力。敌人原指望，只要消灭上述兵力，苏军最高统帅部就再也没有力量来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和高加索了。但是，这些任务，法西斯德军统帅部未能实现。
　　法西斯德国政府和纳粹军事领导原来错误地指望苏联不堪一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苏联人民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奋起抵抗。这一点，他们很快就在听有的战略方向上感觉到了。
　　希特勒领导集团竟毫无根据地认为，红军是抵挡不住法西斯德军的，因为领导红军的都是一些现代战争阅历不足的年轻将领。
　　使希特勒匪军完全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在苏联国上上碰到了一场可以说是在两条战线展开的战争：一方面要同红军的正规部队作战，另一方面还得对付后方有组织的游击队武装。
　　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的法西斯德军遭到粉碎之后，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已无力应付前线出现的情况。由于主动权业已丧失，德军最高统帅部采取的一些愚蠢的决心，只能加速第三帝国的最后崩溃。
　　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基础之上的苏联军事科学是保障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住卫国战争期间，军事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并为战术，战役学和战略范畴的极宝贵经验所丰富。；迄今为止，它一直忠实地服务于并将服务于苏军的训练工作和我们伟大祖国国防的巩固。
　　列宁曾经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战争危险：我们的党牢记列宁这一教导，特别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武装斗争方式方法的研究，以便经常使陆海军处于高度战备状态。与此同时，也运用以往战争的经验。我们这些苏军的老战士，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即使在火箭、无线电和原子时代，对于社会主义祖国也是需要的和有用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谈论伟大卫国战争的严峻事态。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05
　　第十二章 肃清叶利尼亚突出部的敌人
　　……战争进入了第二个月，被大肆宣扬的希特勒要在最短期间消灭红军、夺取莫斯科和进抵伏尔加的诺言，成了泡影。
　　但这绝不说明国家面临的危险有任何缓和。不，敌人还在长驱直入，节节胜利。整个苏德战场的斗争很激烈。
　　斯摩棱斯克会战的结局，对战争的尔后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斯摩棱斯克城市已于7月16日沦入敌手，但是西方方面军的防御阵地并没有崩溃，仍屹立在通往首都的道路上。希特勒的那些惯于在西欧轻易取胜的军官、将军乃至士兵，这时开始产生疑虑和失望的情绪。
　　而我军的士气则日益高涨。红军总政治部在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于7月中旬向部队下达的两项重要训令中，分析了三周以来的战争形势，要求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作战中，在执行命令中发挥先锋作用。
　　敌军虽然在莫斯科和基辅方向遭受挫折，但这暂时还不能证明它的虚弱。它的装甲坦克兵团、航空兵以及步兵，还完全能够实施密集突击，使我军遭受严重损失。但敌人此时已不得不谨慎从事，而且已无力在所有的战略方向上实施突击：苏军最高统帅部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密切注视敌人重要突击的准备和方向，并以我之机动对付敌人的机动。
　　我同总参作战部长В·М·兹洛宾将军、他的副手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以及其他负责人一起讨论了当时前线的形势以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认为敌人未必敢冒险在近期内进攻莫斯科。敌人没有作好这一进攻战役的准备，因为他们没有具备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突击兵力。
　　此外，敌“中央”集团军群两翼所处的危险的战役态势也不能不影响战事进程。因为敌军占领的地区成一条长长的斜线，从叶利尼亚一直延伸到罗加乔夫和日洛宾，而这正是我新近组建的中央方面军部署的地带。诚然，如前所述，该方面军还比较薄弱，总共只有2个集团军(第13和21集团军)，但是，它的南翼与防守基辅及其接近地的西南方面军相毗连。
　　我中央方面军因处于对“中央”集团军群威胁甚大的这种态势，所以可用来对该敌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敌人在基辅以南多处进逼第聂伯河，但暂时未能渡过该河。敌主要集团正力图占领克列缅丘格地区。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敌人在该地段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得出了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结论，即：希特勒当局看来不能也不敢置“中央”集团军群的危险地段右翼于不顾，他们将力图在短期内消灭我中央方面军。
　　如果敌人得逞，他们就会进至我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粉碎该方面军，然后占领基辅，取得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作战的主动权。因此，敌人只有在消除西南方向对其中央集团翼侧的威胁之后，才可能开始对莫斯科进攻。
　　至于西北方向，我们认为，敌人将大力加强“北方”集团军群，以便在短期内夺取列宁格勒，同芬军会合，然后也挥师指向莫斯科，从东北方向实施迂回。希特勒当局将力图通过此战役消除我对其莫斯科方向突击集团左翼的威胁。
　　通过对战场总形势的分析，我们得出了有关法西斯德军当前作战趋势的上述结论。
　　我经过对所有情况和我军兵力兵器的再三衡量和计算，深信我们的预见是正确的，于是决定立即报告最高统帅。行动一定要快。我们一致认为，准备和实行反措施方面的任何一点延误，都会被握有战役战略主动权的敌人所利用。
　　7月29日，我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接见，有紧急事情向他报告。最高统帅说：“你来吧。”
　　我带着一张战略形势图、一张德军部署图，以及关于我军状况、各方面军的和中央的物质技术储备的材料，来到接待室。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在那里，我请他通报一声。他说：“请坐，叫等一等梅赫利斯。”
　　10分钟以后，我见到了斯大林。梅赫利斯已经在那里。
　　“来吧，报告你的想法吧，”斯大林说。
　　我把带来的地图摊在桌上，详细地报告情况，从西北方向一直讲到西南方向。我列举了各个方面军基本损失的数字，报告了编组预备队的进程，详细指明了敌军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敌人近期可能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仔细听着。他停止踱步，来到桌前微微俯身仔细察看地图和图上的各种细小注记。
　　“你从哪里知道德军将如何行动的?”Л·З·梅赫利斯突然生硬地插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知道德军的行动计划，”我回答说，“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作法。我们的推测是根据对敌重兵集团首先是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状况和部署的分析作出的。”
　　“继续讲下去吧，”斯大林说。
　　“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看来，最近期间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少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左右两翼。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缅丘格地区某地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到达该地区。
　　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13和第21集团军人员很少，装备也不足。德军可能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警觉起来。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3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向抽调1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1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1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地说，我建议Н·Ф·瓦杜丁担任。”
　　“怎么啦，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12—15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8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1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Л·З·梅赫利斯挖苦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讲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不少于5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成为我们的拳头，好伺机打出去。”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我问道。
　　我明白，“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对于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我本人看来当前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我断然回答。
　　一阵难堪的沉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继续汇报：
　　“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以夺回敌方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
　　“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我忍耐不住，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末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寂。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没有打断我的话，但已经息怒了，他十分平静地说：“你去工作吧，我们
　　一会儿叫你来。”
　　我收起地图，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办公室。大约半小时以后，我詖叫到最高统帅那里。
　　“是这样，”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
　　我们想叫你去担任实际工作。你有在实战条件下指挥部队的丰富经验。在作战部队你肯定会发挥作用。当然，你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命令我到什么地方去?”
　　“你愿意到哪里?”
　　“我可以作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
　　“冷静些，冷静些!你刚才汇报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一次战役，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
　　停顿了一下，斯大林又说：
　　“必须把勒热夫—维亚济马防线上各预备队集团军的行动统一起来。我们任命你担任
　　预备队方面军
　　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一个小时以后。”
　　“沙波什尼科夫很快就去总参谋部，你把工作交给他以后就可以动身。”
　　“我可以走了吗?”
　　“再坐一会，我们一起喝会儿茶，我们还可以谈谈别的，”斯大林说，脸上已经露出笑容。
　　我们坐下来喝茶，但是再也没有谈到别的。
　　第二天，发布了最高统帅部命令。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0
　　上前线的准备时间不长，不久沙波什尼科夫就来到总参谋部。我把总参谋长的工作交给他后，就动身到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格扎茨克。各集团军补充人员和装备的工作刚刚结束，方面军补充器材计算表已调制出来。
　　我早就认识并且熟悉预备队方面军参谋长
　　П·И·利亚平少将和方面军炮兵司令员Л·А·戈沃罗夫少将。他们都是精通军事的行家。能同他们一起共事，我感到高兴。
　　在方面军司令部停留的时间不长。П·И·利亚平和他的助手们汇报了方面军的作战情况和敌情。我们特别仔细地研究了影响准备和实施旨在消灭敌集团的当前这个战役的各种条件。当天，我同Д·А·戈沃罗夫和其他军官一起动身去第24集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的部队正在和敌人进行对射。一路上，亚尔采沃、叶利尼亚附近和维亚济马以西等地的大火映得夜空一片通红。
　　不知道是什么着了火，但大火使人心情沉重。大火吞噬着人民的财富，吞噬着苏联人民长期劳动的果实。我不禁自问：法西斯匪徒欠下的血债，苏联人民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回答呢?用剑，只有用剑来无情地消灭凶恶的敌人——这就是唯一的回答……
　　我们很晚才来到第24集团军司令部。迎接我们的有集团军司令员К·И·拉库京和所属各兵种司令员。我过去不认识拉库京。他在报告本集团军的情况和部署时，给我的印象很好。但是我感到，他的战役战术素养显然较差，他同以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工作过的许多军官和将军一样，有共同的缺陷，几乎没有机会在战役学方面得到深造。
　　第二天清早，我同К·И·拉库京一起前往叶利尼亚地区进行现地勘察。那里正在同敌人进行火力战。我们来到阵地前沿，同部队和兵团指挥员研究了情况。最后我们确信，德军的防御构筑得很好，看来有一场硬仗要打。德军在防御前沿和纵深把坦克、强击火炮和其他火炮都配置在掩体内，叶利尼亚突出部成了一个独特的筑垒地域。
　　通过现地的情况研究，我们还发现，德军防御的火力配系还远远没有查清。因此，我们的部队主要不是对准已查明的敌真实的火力点，而是对准自己推测的火力点实施炮兵和迫击炮射击。这样的射击，效果通常很小，非但不能消灭敌人的火器，反倒消耗大量弹药。至于实施反突击的兵力兵器，第24集团军显然也不够。
　　情况逐渐明朗了，需要坐下来进行计算。
　　我们同集团军司令员和各兵种司令员交换意见之后得出结论，对这次战役的准备来说，还有大量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必须增调2—3个师和炮兵部队，更深入地研究敌整个防御配系，前送物质技术保障器材。为此至少需要10—12天的时间。因此，进攻不会早于8月下半月。
　　为了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意图和破坏我们的战役，必须对这次突击的准备工作严守秘密。这就是说，在进攻开始前不应改变我们防御行动的方式。还要继续用过去的方式给敌人造成损失，主要是用火炮、迫击炮和步机枪的不间断射击疲惫敌人。同时，秘密地为坚决的行动变更兵力兵器的部署。
　　8月12日，我审问了俘虏米特曼。他19岁，父亲是纳粹党徒，本人加入了《少年队》(法西斯德国的纳粹少年组织。——译者注)。他随他所在的师到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南斯拉夫打过仗。
　　在审问时他供认：“我们师的大多数士兵都在19—20岁之间。加入本师的人要经过特别挑选。我们师是随坦克第10师之后来到叶利尼亚地区的。”
　　米特曼把叶利尼亚地区看成是继续向苏联内地进攻的前进阵地。他认为德军在叶利尼亚地区受阻3周之久并转入防御，是因为德军统帅部想要赢得时间，向前线调集预备队和增援兵力。
　　俘虏说：“坦克集群司令古德里安将军的特别命令解释说：‘我们前进得太远，应当等预备队靠近以后再继续前进。’”
　　这是他们向德军士兵解释前进受阻和转入防御的一种奇妙的办法。真是所谓打肿了脸充胖子……
　　“我们‘德意志’团在叶利尼亚地区进行防御，”俘虏接着说。“我团曾经被撤出进行休整，后来由于其他部队遭到损失和防御战斗失利便又被调到前进阵地。各团的损失都很大，以至步兵分队补充的尽是后勤人员。苏军炮兵给德军造成的损失最大。俄国大炮打得很厉害，使德国士兵十分沮丧。”
　　米特曼从上级关于占领地区游击活动的通报中得知，森林里有不少苏联部队和平民，他们搞伏击，对德军猛烈开火，破坏其后方的交通线。在审讯结束时米特曼说，他们师的领导和各团团长，由于最近在叶利尼亚的失败和挫折，已被撤换……
　　最高统帅部催促我们加速进攻的准备。预备队方面军在8月中旬以部分兵力转入进攻，夺取了一些地区，重创了敌人。敌人被迫把两个打得七零八落的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摩托化旅诡走，换上步兵兵团。
　　后来得知，“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曾因损失惨重请求希特勒准许放弃叶利尼亚突出部，但遭到拒绝，因为在希特勒当局看来，叶利尼亚地区是下一步向莫斯科进攻时实施突击的有利的桥头堡。
　　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对于我军正确认识敌人的防御战术很有教益。现已清楚，德国法西斯部队首先在居民点周围构筑防御，把居民点变成强有力的支撑点。支撑点体系主要设置在防御的前沿，但德军在纵深内的防御却不够完善。每个支撑点均可实施多方向的射击，因此适合于环形防御。这种支撑点体系能使单个目标的防御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据德国人看来，因而也就能提高整个防御的稳定性。一个这样的支撑点失守，可以用附近目标和地段的火器顶替。
　　因此，我们在进攻支撑点时，必须可靠地保障自己的两翼，并压制其相邻支撑点的火器。否则，进攻的部队就有钻进火袋的危险。
　　我记得，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军一个步兵团(可惜番号忘了)在进攻叶利尼亚接近地的一个地区时，占领了敌支撑点维德里诺村。由于友邻部队前进迟缓，该团两翼村子附近地区的敌人没有肃清。这种情况迅速影响到团的态势。敌人利用这个机会，向该村集中附近各支撑点的所有迫击炮火力。结果进攻受阻。
　　但是，团长没有惊慌失措。他与支援炮兵联系，交给他们一项任务——压制阻碍部队前进的敌支撑点。只是在这项任务完成之后，该团才得以继续进攻。
　　我们还发现了敌人的弱点。我军的反冲击，暴露了法西斯德军步兵的动摇性。德军士兵在我军炮火的重创下，往往不进行瞄准射击。他们在慌乱之中钻进掩体，从那里漫无目标地射击，力图以此震憾进攻者。他们给进攻者造成的损失当然不大。我军战士很快就不再理睬这种人为的喧闹，顺利地消灭敌人。
　　我指示方面军司令部总结8月份叶利尼亚附近战斗的经验，并迅速向各级指挥员传达。我们要求部队和兵团指挥员深入研究德军的防御兵力和防御配系，要求他们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进行侦察，要查明敌支撑点的火器和工程构筑的性质。
　　由于采取了加强侦察的措施，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很快就掌握了有关敌人及其火力和工程配系的完整情报。
　　这些情报和许多俘虏的口供，使我们有可能周密地、详尽地制定炮兵射击计划和航空兵突击计划，给各部队和兵团规定了全歼敌人的具体任务。
　　精通炮兵业务的П·А·戈沃罗夫少将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不仅仅精通炮兵业务，对战役战术问题也很熟悉。
　　虽然叶利尼亚地区的战事非常激烈，当前进攻战役的准备工作也十分繁忙，我还是时常回想起7月29日在统帅部同斯大林的那次谈话。我们在总参谋部所作的战略预测对不对呢?
　　现在，关于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西南方向指挥部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基辅防御和将部队从合围威胁下撤往普肖尔河问题所持的立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所以我认为，应该在这里摘引一段1941年8月8日斯大林同西南方面军司令员М·П·基尔波诺斯的谈话。它证明，最高统帅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把苏军撤出基辅。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1
　　“斯大林：我们得到消息说，由于防守基辅的兵力不足，方面军决定轻易地放弃基辅。这个消息确实吗?
　　基尔波诺斯：你好，斯大林同志!你得的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无论如何不放弃基辅。敌军以3个步兵师的兵力向筑垒地域南面展开进攻，在空军支援下突破了筑垒地域，楔入纵深达4公里。敌人昨天一天伤亡达4，000人。我方昨天一天伤亡1，200人。战斗很激烈，个别的居民点已反复争夺了好几次。昨天和今天已派出两个空降旅，去加强筑垒地域部队。此外，今天还派出了30辆坦克，任务是消灭突入筑垒地域的敌军，并恢复原来态势。还给航空兵规定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斯大林：你能不能有把握地说，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肯定能恢复筑垒地域南段的态势?
　　基尔波诺斯：我想，我所掌握的现有兵力兵器可以保证完成交给筑垒地域的任务。同时也要向你报告，我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再也没有预备队了。
　　斯大林：可以从其他方向抽调兵力加强基辅的防御嘛。我想，等穆济琴科突围以后，你在那个方向上的进攻，意义就不大了……那末，你在那个方向上也就能腾出一些部队。也许能够用腾出来的部队去加强基辅以北或基辅以西的地区……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强烈要求你采取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措施保卫基辅。两周以后情况将要好转，因为那时我们能派精锐兵力支援你，而在这两周之内你必须不惜一切守住基辅……
　　基尔波诺斯：斯大林同志，我和军事委员会将全力以赴，不让基辅落到敌人手里。我们将把我们所掌握的一切用来保卫基辅，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
　　斯大林：那很好。热烈地和你握手。祝你成功!我讲完了，
　　基尔波诺斯：我讲完了。再见，感谢你的祝愿。”
　　8月下半月，根据对整个战略形势和西部方向上敌人行动特点的反复分析，我再一次断定，我在7月29日向斯大林作的报告中关于希特勒统帅部最近可能采取的行动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我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员，有责任再次向最高统帅提出关于德军必然向中央方面军尔后向西南方面军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的看法。
　　我们抓到的俘虏关于敌“中央”集团军群在莫斯科方向暂时转入防御的供词，更坚定了我的看法。敌人在这里放弃进攻，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我所知，这是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被迫在主要战略方向上转入防御。所有这一切，再一次证明我们以前所做的(读者已经知道的)预测是正确的。
　　因此，我于8月19日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
　　“敌人确信我军已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集结大批兵力，并把中央方面军和大基卢基集团部署在两翼，所以暂时放弃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转入对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积极防御，而把所有的快速突击力量和坦克部队用来对中央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作战。
　　敌人的企图可能是：粉碎中央方面军，进抵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普里卢基地区，从后方实施突击以粉碎西南方面军。然后绕过布良斯克森林向莫斯科实施主要突击，并向顿巴斯突击……”
　　为了粉碎希特勒统帅部这个险恶的企图，我建议斯大林最好能尽快在格卢霍夫—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突击集团，用以在敌人一旦想实现他的企图时，对敌人的翼侧实施突击。突击集团必须包括10个步兵师，3—4个骑兵师，不少于1，000辆坦克和400—500架飞机。这部分兵力可从远东方面军、莫斯科防区和防空区，以及内地军区抽调。
　　就在8月19日当天，我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复电：
　　“你关于德军可能向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普里卢基方向挺进的意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德军的挺进……意味着从第聂伯河东岸对我基辅集团的迂回，和对我第3及第21集团军的包围。为了预防和制止这种复杂情况的发生，已组成以叶廖缅科为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并正在采取其他措施(另行通知)。我们相信能够阻止德军的前进。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
　　遗憾的是，关于新方面军的战斗力和“其他措施”，电报中未作任何说明。
　　对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命运的担忧，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两天以后，我决定给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打个电话。想问明白最高统帅部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免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陷入困境。
　　沙波什尼科夫向我谈了这几个地段的情况，以及最高统帅部为了对付古德里安坦克集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右翼部队的机动所采取的措施。
　　他告诉我说，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把西南方面军右翼一部分军队撤到第聂伯河东岸。我基辅集团仍留在原地防守基辅接近地，对基辅决定竭尽全力加以防守。
　　沙波什尼科夫接着说，“我个人认为，新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无力阻止敌中央集团可能发动的进攻。虽然叶廖缅科中将同斯大林谈话时保证过要粉碎中央方面军当面之敌，不让敌人到达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
　　对于匆忙建立起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具有什么样的战斗力这一点，我是了解的。所以我感到很有必要通过载波电话再一次向最高统帅坚决要求尽快把西南方面军整个右翼部队撤到第聂伯河东岸。
　　我这一次的建议还是毫无作用。斯大林说，他刚刚又同Н·С·赫鲁晓夫和М·П·基尔波诺斯商量过，他们两人使他相信，无论如何不应放弃基辅。他本人也相信，布良斯克方面军即便不能粉碎敌人，无论如何也可以阻止敌人前进。
　　大家知道，由于没有认真分析形势而定下的这些决心，使西南方面军后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敌人没有被阻住。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带上的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科诺托普地段出现了十分危险的突破口。不得不从西南方面军火速调来骑兵，而该方面军本身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我在这里摘引一段此后不久，即1941年9月10日6时45分，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同西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元帅的谈话：
　　接谈者：布琼尼。
　　谈话者：沙波什尼科夫。
　　沙波什尼科夫：你好，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最高统帅要我向你传达下述命令：火速派遣骑兵第2军到普季夫利地区，到那里归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指挥。它的任务是必须封闭西南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之间在科诺托普—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地段的突破口。执行情况请上报。
　　布琼尼：你好，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骑兵第2军是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方向上的唯一力量。你知道，敌人正力图向我战役地区推进。而我在佩列沃洛奇纳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段60公里的地区内仅有一个步兵第273师。敌人正从北面包围西南方面军的右翼。如果把第2军派到那里，那为什么又要转隶给叶廖缅科呢?我认为第2军面临的将是同第21集团军一样的遭遇。
　　我请你注意叶廖缅科的行动。他本来应该把这股敌人消灭掉，可是实际上他却一事无成。如果你们准确地了解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处境，并且不顾哪一个方面军也没有预备队这一情况，仍然决定把第2军调归布良斯克方面军，那么，我也只好下达让该军行动的命令。
　　我想简略地报告一下形势。
　　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步兵第4师在切尔尼戈夫附近陷入合围。敌人在切尔尼戈夫以东以及奥库尼诺沃方向渡过了杰斯纳河。在克列缅丘格及其东南地区渡过了第聂伯河。西南方面军右翼的态势你已经知道了。基尔波诺斯一点预备队也没有。
　　南方方面军。我已经报告过，8月25日起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附近的我岸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卡霍夫卡地区的局势仍然很糟：敌人至少投入了3个师，而我方没有绵亘的正面。
　　沙波什尼科夫：这些情况我都清楚，谢苗·米哈伊洛维奇。但是，为了使西南方面军能够继续战斗，必须封闭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科诺托普地段的突破口。骑兵第2军必须行动。最高统帅已经责成叶廖缅科负责这次战役。请你立即把第2军派到普季夫利去。
　　布琼尼：好吧：我已给南方方面军参谋长挂电话，马上就给他下达骑兵军行动的命令。清把我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布良斯克方面军行动的意见报告最高统帅。再见!
　　沙波什尼科夫：我一定报告。祝你一切顺利!
　　从那以后，多少岁月过去了，可是每当想起这件往事，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我认为，最高统帅当时要求西南方面军竭尽全力扼守第聂伯河以西和基辅以西的防御正面，是不正确的。至于它的后果，我上面已讲过了。
　　当然，在当时哪怕是想一想基辅可能丢失，也会深深地刺痛每个苏联人的心。但是在决定乌克兰首府的命运时，需要的是从军事政治的全局出发考虑问题。战争毕竟是战争嘛，如果是出于必要，如果我重兵集团面临着被合围和覆灭的威胁，那么就应当尽快地把它从敌人的突击下撤出，以避免重大的失败和无谓的损失。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2
　　我一谈到叶利尼亚的战事，就不由得回想起我在那艰难岁月里的亲身感受。叶利尼亚战役，是我独立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对我在对德大规模战争中战役战略能力的第一次检验。每个人都会体会到，我是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如何慎重而又细致地着手组织和实施这次战役的。
　　我们很快就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训令。训令的第二点是：
　　“预备队方面军在以主力继续扼守奥斯塔什科夫—谢利扎罗沃—奥列尼诺—第聂伯河(维亚济马以西)—斯帕斯杰缅斯克—基洛夫一线的同时，应于8月30日以其左翼的第24和第43集团军转入进攻，任务是粉碎敌叶利尼亚集团，夺取叶利尼亚，然后在波奇诺克和罗斯拉夫利方向上实施突击，于1941年9月8日前进至多尔吉尼维—希斯拉维奇—彼得罗维奇一线……”
　　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与我们向莫斯科上报的建议一致。由于敌人的阵地是一个面向我方的大突出部，我们就决定对敌突出部两边的根部，同时实施两个指向叶利尼亚以西的向心突击，拔掉这个钉子。另外我们获悉，由于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群的主力已向南运动，敌防御纵深内没有大量的快速预备队。为了使德军统帅部无法在我决定性的方向上集中力量，我们决定以次要兵力在其他一些地段上对整个叶利尼亚突出部发起进攻。
　　8月30日拂晓，经过短时间的炮火准备，预备队方面军转入坚决的进攻。К·И·拉库京少将率领的第24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该集团军的部队从东北方向对叶利尼亚发起进攻。第43集团军的几个兵团从东南方向进攻与第24集团军的部队会师。
　　正当叶利尼亚战役进行的时候，不出所料，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群的主力果然掉头指向科诺托普。希特勒统帅部正在遂行合围并消灭我基辅集团的计划。因此，对希特勒统帅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坚守叶利尼亚附近的防御，不让我预备队方面军前出到“中央”集团军群防御的翼侧和后方。
　　整个战线的战斗十分激烈残酷。敌人用组织得很好的密集炮火阻止我军前进。我们也使用了全部飞机、坦克、火炮和火箭炮。
　　我军使用了所有的战斗技术装备，并把火力与巧妙的机动结合起来。步兵、炮兵、航空兵和坦克兵密切协同，对敌实施猛烈的突击，打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敌坦克第10师、摩托化第17师和步兵第15师均被我军彻底粉碎。
　　希特勒统帅部对匆匆调到叶利尼亚的精锐的摩托化“帝国”党卫师(其编成内脊“德意志”“元首”“埃尔弗”三个精锐团)寄以很大的希望。在这个师的防御地段，我们拣到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许多传单，传单吹嘘德国士兵的所谓勇敢精神，表示相信他们能稳操胜券。
　　希特勒的奢望是注定要落空的。在我军的毁灭性打击下，党卫师和防守突出部的其他部队同样一败涂地。
　　1941年9月1日，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找我。
　　接谈者：朱可夫大将。
　　谈话者：波斯克列贝舍夫。
　　波斯克列贝舍夫：你好!我向你传达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你能否马上到莫斯科来?如果能来的话，请你把工作暂时交给拉库京或波格丹诺夫，然后动身。
　　朱可夫：刚刚接到在罗斯拉夫利地区作战的第211师的坏消息。该师后退了5—6公里，使步兵第149师陷入了不利的境地。由于情况复杂，我想在夜间去21l师地段收拾局面。所以我请求，如果可能的话把行期推迟，要是不行，我马上动身。
　　叶利尼亚一带的情况不错……我军现已推进到叶利尼亚至斯摩棱斯克的铁路。如果命令我走的话，我就把工作交给副手波格丹诺夫，让波格丹诺夫把罗斯拉夫利方向的军队交给索宾尼科夫指挥。我等候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你好，朱可夫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推迟来莫斯科的行期，到阵地上去。
　　朱可夫：你好，斯大林同志!我是作好准备在近两天内到统帅部呢，还是按我的计划行事?
　　斯大林：你可以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朱可夫：明白了。再见!
　　但是敌人不甘心投降，他们利用每一个高地，每一个有利的地形作垂死挣扎。敌军统帅部又投入了新锐的步兵第157、178、268和292师。但是这些增援部队也敌挡不住苏军的进攻锐气。我军不给敌人以固守的机会，从两翼包围敌人，切断敌人的退路。叶利尼亚突出部的咽喉被我军的铁钳越夹越紧，敌军在咽喉部的情况越来越糟。
　　在同希特勒匪军激烈的战斗中，苏军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作出了英勇战斗的榜样。И·Н·鲁西亚诺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100师表现英勇顽强和富有组织性。该师受领的任务是从北面实施突击，在6公里宽的地段突破防御，粉碎当面之敌，切断敌集团从叶利尼亚地区向西逃窜的退路。
　　我很了解鲁西亚诺夫将军。1933年我们曾在白俄罗斯的斯卢茨克卫戍区共过事，当时他指挥一个步兵团。这是个精明能干的指挥员，他的团总是名列前茅。
　　第100师于8月22—29日进行了进攻准备。侦察了预定作战地带的敌情和地形。8月23日，鲁西亚诺夫将军同各团长、营长和连长一起进行了现地勘察，明确了战斗任务，组织了步兵与炮兵的协同。进攻开始前和战斗中部队和分队的政治工作贯彻始终，保障了所担负战斗任务的完成。
　　我在进攻准备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到过这些部队，因此我完全相信胜利在握。
　　8月30日晨，第100师同第24集团军其他部队一起转入进攻。敌人拼命顽抗。步兵第85团打得很顺利，经过夜战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为了达到主要方向上的目的，师长于9月2日夜间把左邻的步兵第335团全部投入第85团的地带。
　　第100师于9月5日日终前克服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深深地楔入敌人的防御，并前出到敌军集团的后方路上，从而配合集团军其他兵团占领了城市。
　　为了表彰该第100师在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战斗中建立的战斗功勋和表现出的组织性和军事技能，步兵第100师改名为近卫步兵第1师。
　　在夺取叶利尼亚的战斗中作战英勇的，还有А·З·阿基缅科上校的步兵第127师，Н·А·加根少将的步兵第153师，П·Ф·莫斯克维京上校的步兵第161师。这些师也随之依次改名为近卫步兵第2、3和4师。
　　国防人民委员1941年9月18日在有关这次改名的第308号命令中说：
　　“步兵第100、127、153和161师在捍卫苏维埃祖国，抗击法西斯匪帮的多次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和富有组织性。在艰难的战斗条件下，这几个师不止一次地重创法西斯德军，打得敌人胆战心惊，狼狈而逃。
　　我们的这些步兵师为什么能成功地打击敌人，并迫使嚣张一时的德军节节败退呢?其原因是：
　　第一，它们在进攻中不是盲目地莽撞地向前推进，而是在每次推进前都周密地侦察，认真地准备，摸清敌人的薄弱点，加强两翼侧的警戒。
　　第二，它们在突破敌人的正面后不是只照直前进，而是向敌人的浅近后方和突破口的左右两侧突击，努力扩大突破口。
　　第三，它们在夺取敌人占领的地区后，立即巩固既得地区，在新的地点构筑工事，同时加强夜间警戒，并向前方派出有力的侦察，再次摸清退却之敌的情况。
　　第四，它们在占领防御阵地后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它们不是坐等敌人来突击和进逼，而是主动转入反冲击，以摸清敌人的薄弱点，改善自己的阵地，同时也使各团在反冲击的过程中受到锻炼，做好进攻的准备。
　　第五，当敌人的进攻压力很大时。它们就有组织地以突击来回敬敌人的突击。
　　最后，这几个师的师长和政委都是勇敢、严格要求的首长，善于督促下级执行命令，并能大胆惩戒违抗命令和违反纪律的人。”
　　随着“第一批近卫军人”的诞生，红军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苏联近卫军。这是新型的真正的人民近卫军。它继承了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的传统。在苏联近卫军的旗帜下战斗的还有许多国际主义战士，如西班牙人鲁宾，伊巴鲁里(多洛雷斯·伊巴鲁里之子)、捷克人奥塔卡尔·稚罗什，等等。
　　П·В·米罗诺夫上校的步兵第107师在叶利尼亚打得很英勇。早在和平时期，该师就曾因军政训练成绩卓著得过流动红旗。战士们在战场上没有辜负这一崇高的奖励。他们消灭了敌人步兵近5个团，包括“帝国”党卫师的“元首”团。
　　我曾从师长的观察所目睹了Н·М·涅克拉索夫中校指挥的该师步兵第586团的激烈战斗。
　　该团以迅速的突击占领了沃洛斯科沃村，但不料陷入包围。涅克拉索夫中校尽管受了震伤，仍继续指挥战斗。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在第107师其他部队以及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这个团不但突破了包围，而且击溃了当面敌军，夺占了火车站这个重要支撑点。该团Н·Д·科津(现为少将)指挥的营，打得特别机智。我后来在别尔哥罗德和柏林的战斗中，也曾看到过他的高度的战术素养和个人勇敢。
　　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出这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敌军残部利用夜暗从尚未被堵死的咽喉部撤出了叶利尼亚地区，丢下大量尸体、伤员、打坏的坦克和重武器。敌人在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中共计损失了近5个师，死伤4.5—4.7万人。敌人为了守住叶利尼亚突出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军于9月6日晨进入叶利尼亚。躲避德军的居民很快就拥上了大街小巷。
　　我把叶利尼亚战役的进程和结果扼要地报告了斯大林。我汇报了表现英勇的兵团、部队及其指挥员，汇报了德军的损失。据俘虏供称，有些部队已根本没有迫击炮和火炮了。后一阶段敌人把坦克和飞机编成独立群使用，而且只用来在最重要的地段抗击我军冲击。看来敌人把坦克和飞机调到其他方向上去了。
　　我们的炮兵，甚至新编师的炮兵部打得很好。火箭炮弹能轰平大片地区。我察看了射击地区，看到那里的防御工事被完全摧毁。敌人的主要防御枢纽——乌沙科沃遭到火箭炮的齐射后被完全摧毁，掩蔽部被炸毁和夷平。
　　我军追击敌人，于9月7日进抵斯特里亚纳河，渡过了该河并奉命协同П·П·索宾尼科夫将军的西方方面军军队集群继续发展进攻。
　　由于粉碎敌叶利尼亚集团的战役获胜，军队的士气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增强了。各部队更有信心地抗击敌人的冲击，以火力杀伤敌人，并协同一致地转入反冲击。尽管我军未能合围和俘虏敌叶利尼亚集团(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力量，特别是坦克)，但是9月8日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在第24集团军左翼的对我们威胁很大的敌叶利尼亚突出部被铲除了。
　　当然并不是一切都顺利。我想谈一件令人懊丧的事情。第43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受领了在斯特里亚纳河西岸夺取登陆场的任务。该师渡河后没有采取措施保障自己的左翼，没有进行必要的侦察，就匆忙前进了。经验不足的年轻师长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战斗保障措施而铸成了大错。敌人立即利用这一错误。他们以坦克的反冲击打乱了该师的战斗队形。苏军士兵们顽强战斗，勇敢地击退了敌人的突击，使敌遭到很大损失。我军的反坦克炮兵和师属炮兵使敌人坦克部队遭到了尤其重大的损失。
　　现在很难评断究竟哪一方损失大。敌人的反冲击被击退了，但我们在这个地段上也被迫停止了进攻：这就是由于这个师的师长考虑不周而付出的代价。我不得不和师长在观察所一直忙到9月9日傍晚，以纠正所犯的错误，
　　白天，忽然接到沙波什尼科夫的电报，最高统帅要我在当天20点以前赶到最高统帅部。
　　电报没有谈到更多的内容，召我回去的原因令人莫测。应当动身。但是形势却需要我留下，把集团军左翼整顿好。而且我还要对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一系列其他的战斗号令。再说，到莫斯科的路程也不近。算了算时间，我可能迟到。
　　斯大林对应召迟到是从来不容许的。可是怎么办呢丫战场局势是不会迁就司令员的脾气的。需要的是正确地判定，哪个更重要——是把自己在战场上的任务彻底完成呢，还是不顾客观情况，在指定时间应召来到上级身边。
　　我认为，谁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他就不能担任司令员。我略微考虑了一下，给总参谋长发丁如下一份电报：“请报告最高统帅：由于这里的形势，我将迟到一个小时，”
　　坦率地说，我在去莫斯科的途中一直在考虑，怎样向斯大林确切说明第24集团军左翼的情况，使他正确理解我迟到的原因。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2
　　我在黑暗中驱车来到克里姆林宫。突然，一道剌眼的手电筒光束照到我的脸上，汽车停下了。我认出定来的军人是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我们互相问了好。
　　“最高统帅命令我接你并送你到他的宿舍。”
　　我下了汽车，跟在他的后面。
　　我没有向他打听情况，因为我知道反正也不会从他那儿得到我想知道的消息。
　　我上楼来到二层楼斯大林的宿舍寸，还没有想好怎样解释我迟到的原因。
　　我走进餐厅，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А·С·谢尔巴科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座。我说：“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个小时。”
　　斯大林看看自己的表说：
　　“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又说，“请坐，如果饿的话，请吃点东西。”
　　最高统帅全神贯注地看着列宁格勒形势图。人们默不作声地坐着。我没有吃东西，也默默地坐着。斯大林终于离开地图，对我说：
　　“我们再次研究了列宁格勒的局势。敌人占领了施吕瑟尔堡，而且在9月8日轰炸了巴达耶夫食品库，毁坏了大量食品储备。我们同列宁格勒的陆上联系已被切断。居民的处境很困难。芬军正从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峡，得到坦克第4集群加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正从南面向城市进攻。”
　　最高统帅说完，又转向地图。
　　一位国防委员会委员说：
　　“我们刚才报告了斯大林同志，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首长恐怕不能扭转那里的局势。”
　　斯大林不满意地看了说话人一眼，但仍然沉默着，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他突然问道：
　　“朱可夫同志，你对莫斯科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通盘考虑各方面军的形势。但我没有马上回答。
　　“我认为，德国人目前肯定要大力补充自己的军队。据从‘中央’集团军群捉来的俘虏供称，敌人伤亡很大。有些部队，损失达50％。此外，德国人如果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不与芬军会合，未必能够在莫斯科方向上展开进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希特勒当局可能会有另外的打算和计划。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莫斯科方向上必须随时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
　　斯大林满意地点点头，紧接着又问：
　　“那么，第24集团军打得怎么样?”
　　“打得很好，斯大林同志，”我回答说。“特别是步兵第100、127、153和161师。”
　　“而你，朱可夫同志，对这几个师的胜利和集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才能有什么看法呢?”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留神地听我讲了15分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然后说：
　　“好样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接着，他突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你到列宁格勒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斯大林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我还是回答说，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很好。”斯大林说。
　　“不过请你注意”，斯大林继续说。“你要飞过战线或者德国空军控制的拉多加湖才能到达列宁格勒。”
　　说完，最高统帅默默地拿起放在桌上的便条本，用奔放有力的笔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折起便条，交给我说：
　　“你把这个便条亲手交给伏罗希洛夫同志。”
　　便条上写着：“请将方面军交给朱可夫指挥，然后立即飞回莫斯科。”斯大林又补充说：
　　“最高统帅部关于你任职的命令，等你到了列宁格勒之后再下达。”
　　我明白，在这句话里包含着对我的旅途的担心。
　　临行前，我请求最高统帅允许我带两三位将军一起去，到那里任用。
　　“你愿意带谁就带谁去吧。”斯大林说。
　　稍稍停顿了一会以后，他又说：
　　“西南方向的情况很糟糕。我们决定改组那里的总指挥部。你认为应当派谁去那里?”
　　“铁木辛哥元帅最近一个时期在组织作战方面受到了很大锻炼，而且他对乌克兰又很熟悉，我建议派他去。”我回答道。
　　“看来你是对的。那末让谁接替铁木辛哥指挥西方方面军呢?”
　　“第19集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中将。”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立即电话指示沙波什尼科夫召回铁木辛哥元帅，任命И·С·科涅夫接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当我正要告别的时候，斯大林问道：
　　“关于敌人下一步的计划和可能性，你有什么看法?”
　　于是，我又一次有机会提清最高统帅部重视乌克兰的危险局势。
　　“当前，除列宁格勒以外，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地段是西南方面军。”我说。“我认为，不久那里可能出现严重的形势。‘中央’集团军群进抵切尔尼戈夫—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地区以后，可能击溃第21集团军而突进到西南方面军的后方。我相信在克列缅丘格地区占领了桥头堡的‘南方’集团军群，将同古德里安所部协同作战。西南方面军面临严重的威胁，我再次建议立刻把全部基辅集团撤回到第聂伯河东岸，用以在科诺托普地区某处建立预备队?”
　　“基辅怎么办?”
　　“斯大林同志，无论多么令人痛心，基辅也必须放弃。我们别无其他出路，”
　　斯大林摘下听筒给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
　　“我们对基辅集团怎么办?”他问道。“朱可夫坚持建议要他们立即撤退?”
　　我没有听见沙波什尼科夫的回答，但斯大林最后说：
　　“铁木辛哥明天回来，你同他研究研究这个问题，晚上我们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商量一下。”
　　两天以后，9月11日，最高统帅部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进行了这次谈话，内容如下：
　　接谈者：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图皮科夫。
　　谈话人：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铁木辛哥。
　　斯大林：你们关于把军队撤到你们知道的那条河一线的建议，我看是危险的……
　　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目前情况下，你们建议我军撤退，将意味着我军被合围，因为敌人不但将从科诺托普方面，即从北面向你们进攻，而且将从南面，即从克列缅丘格方面，和从西面进攻。因为一俟我军撤离第聂伯河，敌军将立即占领第聂伯河东岸并开始进攻。如果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同克列缅丘格集团会合，你们就将被包围。
　　看来，你们关于立即撤退军队的建议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你们应预先在普肖尔河构筑防御地区；第二，协同布良斯克方面军对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实行猛烈进攻。我重复一遍，如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撤退军队的建议就是危险的，并可能招致惨败。出路何在呢?可能的出路是：
　　第一，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哪怕是从基辅筑垒地域和其他部队中抽调也行)，在叶廖缅科协同下，并集中十分之九的航空兵，对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发动猛烈攻击。我们已向叶廖缅科下达了相应的指示。我们今天也已命令彼得罗夫航空兵群转场到哈尔科夫，并接受西南方面军的指挥。
　　第二，立即在普肖尔河或这一线的其他地点建立防御地区，面向北和面向西配置大量炮兵，拨出5—6个师防守这一地区。
　　第三，在组成了对付敌科诺托普集团的突击集团之后，在普肖尔河建立了防御地区以后，一句话，即完成了这一切之后，再开始从基辅撤退。应仔细做好炸毁桥梁的准备。
　　第聂伯河上不得留下任何渡河器材，一律予以破坏。撤出基辅后应固守第聂伯河东岸，不许敌人突入东岸。
　　最后，应停止寻找退却地区，而要找出抵抗的办法，只能是抵抗的办法。
　　基尔波诺斯：我们在得到就军队东撤提出意见并指明撤退地区的建议以前，甚至没有撤退军队的想法，而只有一个要求，由于我们的正面已加宽到800余公里，请派预备队加强我方面军。
　　根据9月10日夜间收到的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正从科斯坚科集团军抽出2个步兵师和炮兵，由铁路运往科诺托普方向，任务是同波德拉斯集团军和库兹涅佐夫集团军一起，歼灭在罗姆内方向突入的敌摩托机械化群。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再从基辅筑垒地域抽调部队，因为已经从那里抽调了两个半步兵师给切尔尼戈夫方向。从基辅筑垒地域只能抽调一部分炮兵。
　　最高统帅部刚才给我们的指示，我们立即执行。我的话完了。
　　斯大林：第一，关于从西南方面军撤退军队的建议是你和西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提出的。这里引一段布琼尼的报告：
　　“沙波什尼科夫指出，最高统帅部认为，目前东撤西南方面军的部队还为时过早……如果最高统帅部不能在目前集中这样强大的军队集群，那么西南方面军的撤退就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了。”
　　很明显，沙波什尼科夫反对撤退，而总司令赞成撤退，西南方面军也赞成立即撤退。
　　第二，关于组成对付敌科诺托普集团的突击集团，以及在那个地区准备肪线的措施，请经常向我们报告。
　　第三，未经最高统帅部许可，不得放弃基辅和炸桥。再见。”
　　……在我飞往列宁格勒之前告别时，最高统帅对我说：
　　“我们是信任你的。”
　　我去看望了华西列夫斯基，他这时已担任第一副总长。华西列夫斯基负责西南方向的问题。我问他对西南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他答道：
　　“我想，我们把军队撤过德涅伯河，为时已经太晚了……”
　　我来到沙波什尼科夫处，同他讲好用现有的电话线路和无线电保持个人联系。我问他对当前战局和近期形势有什么看法。他很乐意地同我交换了意见。
　　我至今还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着沙波什尼科夫，就是他常向我提出很有见地的主意。
　　沙波什尼科夫对列宁格勒的形势持乐观态度。
　　这里我想打断一下叙述。战争最严重的头两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损失巨大。仅在战争第一天，各边境军区的空军就损失了约1，200架飞机。敌人的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在强大空军的支援下，继续前进，突入我军的接合部，对我军集团翼侧实施突击，破坏通信枢纽和通信线路。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人和平民丧失了生命……
　　与此同时，从一开始，一切就不是按照德军统帅部的计划发展的。历史学家们还需要研究，在似乎是对德国法西斯有利的总的胜利形势下，希特勒当局的企图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破产的。所有这一切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德国法西斯军队刚一踏上我国领土就遇到了什么呢?妨碍他们以惯常的速度前进的首先是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主要是我军的集体英雄主义，是他们猛烈的抵抗和顽强不屈，是军队和人民的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3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军队一旦丧失精良的武器，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简单地说，就会逃跑。谁也无法把武器装备本身的作用同军队士气的意义确切地区别开来。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赢得大规模会战乃至整个战争胜利的是这样的军队，他们具有不屈不挠的夺取胜利的意志，了解作战的目的。意志坚定，忠于指引他们战斗的旗帜。
　　在这方面听听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敌人说些什么，看来是适宜的。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战争初期的，而不是后几年的，后几年里它们的作者可能受到政治的、宣传的以及个人的利益的影响。同时还要指出，在进攻苏联以前几年里，法西斯报纸、广播和文件所使用的语言，自然而然充满着胜利的调子。在这些资料中提到的军队在哪个战场作战或由谁指挥等，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正当我们遭到失败和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的时候，在估计形势和战事发展，谈到士兵和军官的行为时表现出的总的倾向。
　　当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苏联人民懂得，他们面临着旷日持久的战争，法西斯德国将把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到东线，直到它们消耗殆尽。但是，读者将会看到，德国人在东线遭到初次战役战术失利后，他们那种胜利的调子是如何慢慢沉寂下去，而代之以惊异和失望的。
　　请看我们的敌人是怎么说的吧。
　　德军少将冯·希特拉尔在其《俄罗斯战争》(摘自《1939—1945年的世界大战》一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7年版)一文中写道：
　　“第6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在科韦利以南地区突破俄军的边防工事，以保证坦克第1集群能进抵宽战役地区……
　　‘中央’集团军群各部队在取得某些初步胜利以后，便遇上了在既设阵地上进行防御的大量敌军。这些阵地有些地方并筑有混凝土发射点。敌人在扼守这些阵地的战斗中，投入了大量的坦克兵力，并对进攻的德军实施了一系列的反突击。
　　经过持续数日的激烈战斗以后，我们才得以在利沃夫、俄罗斯拉瓦一线以西突破敌军坚固的防线，强渡斯特里河，迫使进行顽抗和不时转入反冲击的敌军东撤……
　　由于俄军的顽强抵抗，德军在战斗的头几天内在人员和武器方面的损失，就已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在波兰和在西线作战时的损失。现已十分明白，敌人的作战方法和士气，以及该国的地理条件，与德国人在过去的威震全球的‘闪击战’中所遇到的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再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哈尔德上将的工作日记中摘引几段(见《作战日记》第3卷第l册，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1年版)：
　　“1941年6月26日(战争的第5天)
　　由6月25日晚总结报告和6月26日晨报告得知：
　　‘南方’集团军群正在缓慢地前进，遗撼的是损失较大。‘南方’集团军群当面之敌，指挥坚强有力。敌人不断地从纵深调遣新锐力量，前来阻止我坦克楔入。不仅在该集团军群正面中央地段有敌预备队开来(这个以前已经说过)，就是在其右翼也有敌预备队开来……
　　1941年6月29日(星期日，战争的第8天)
　　……前线消息证实，俄国人到处硬拚，哪怕只剩下一个人……
　　步兵少将奥特报告自己对格罗德诺地区战斗的感想说，俄军的顽强抵抗迫使我们完全按照我军战斗条令的规则作战。而在波兰和在西线，我们却掌握着一定的自由，可以不拘泥于条令规定的原则。现在这就不许可了。
　　看来，敌空军对我军的影响很小……
　　晚间情况：……利沃夫地区的敌人一边顽强战斗，一边缓慢地向东退却。这里首次发现敌人大规模地破坏桥梁……
　　1941年7月4日(战争的第13天)
　　……在我各集团军前进过程中，敌人的所有抵抗企图，显然都要被迅速粉碎。那时，接踵而来的就是占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问题。我们将要看看，斯大林动员全国劳动者对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号召，是否能成功。这一点将决定我们用什么手段和力量去扫荡将要占领的广大的工业区……
　　1941年7月7日(战争的第16日)
　　‘南方’集团军群情况：第11集团军司令官的情绪已由乐观变成了失望。第1l军的进攻又受阻。其原因不明。第17集团军进展顺利，并已集中其先遣支队，准备在普罗斯库罗夫方向上实施突击。
　　1941年7月8日(战争的第17天)
　　‘中央’集团军群情况：坦克第2集群正在同向第聂伯方向不断实施反冲击的敌人进行战斗。敌人以其步兵和坦克在奥尔沙方向上对我坦克第2集群左翼实施了特别猛烈的反冲击。坦克第3集群前卫已在几个地方强渡了西德维纳河，并企图击退敌军北面的反冲击，以便在维捷布斯克方向上发展突破……
　　……敌人甚至在最重要的方向上也已无力构成绵密的正面。看来，红军统帅部现在将对自己提出如下的任务：将全部现有的预备队投入战斗，实施反冲击，以便尽量疲惫德军，并尽可能在较西的地方阻止德军的进攻……
　　敌人组建新的兵团(尤其是大规模地组建)的计划，由于缺少军官、专业人员、火炮等，肯定是要失败的。
　　12点30分，元首听取汇报(在其大本营)。
　　首先是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报告前线的最近战况。然后由我报告敌情，并对我军态势作出战役判断……
　　最后讨论了所涉及的问题。
　　结论：
　　1．元首认为最合乎愿望的‘理想的决心是：
　　‘中央’集团军群应以两面钳击，合围并歼灭当面的敌军集团，从而粉碎敌人在其漫长的战线上的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打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当两个坦克集群到达在战略展开指令中规定的地区以后，可暂时留下霍特坦克集群(目的在于用它来支援‘北方’集团军群或用以向东继续进攻，但将不是用来直接进攻莫斯科本身，而是用来包围它)。古德里安坦克集群到达指定地区后，应在第聂伯河以东向南或东南方向前进，以支援‘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
　　2．元首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是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以彻底摆脱这两城市居民的麻烦，否则我们以后将不得不在整个冬季负责喂养他们。
　　1941年7月11日(战争的第20天)
　　‘北方’集团军群情况：赫普诺尔坦克集群击退了敌人的冲击，并集中主力于右翼，继续准备向列宁格勒东南地区发展进攻。
　　……奥克斯涅尔上校报告他去古德里安和霍特两个坦克集群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三点：
　　1．俄军航空兵对维捷布斯克西南西德维纳河上的渡口进行袭击；
　　2．敌军统帅部指挥坚决而巧妙。敌人打得非常激烈而疯狂；
　　3．我坦克兵团的人员和武器损失很大。部队很疲劳……
　　1941年7月…山在辽阔的苏德战场上，战斗的规模和紧张激烈程度与日俱增。”
　　哈尔德也不得不承认，苏军意外强大的抵抗已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不能完成“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目的——以速决战在第聂伯河一线以西合围并歼灭红军主力，使之不能退向本国内地。
　　1941年7月26日，哈尔德写道：“向元首报告各集团军群的作战企图。从18点至20点15分，就丧失包围敌人的战机的问题辩论很久，争论得很激烈。”
　　7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在日记中写到，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就东线下一步的作战定下了新的决心，即：“……应在战场中部转入防御……”
　　这样，由于受到红军顽强抵抗的影响，许多德国法西斯的军事领导人甚至高级领导人，露出了信心不足的征候和明显的不安。
　　在战争的第29天，哈尔德写道：“我各独立行动的快速兵团进行的战斗十分激烈……加之，部队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断进行长途行军和顽强的流血战斗，感到极度疲劳——所有这一切，使我各级指挥官的士气变得比较低落。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情绪十分低沉的陆军总司令的身上。”
　　直到7月底，德国法西斯军队仍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还在1941年7月18日哈尔德就在日记中写道：
　　“‘南方’集团军群进行的战役，越来越不象原来的样子了。科罗斯坚正面地段仍需以大量兵力加以扼守。敌人大批新锐兵力自北面开到基辅地区，迫使我们把几个步兵师调到那里，以改善摩托化第3军各坦克兵团的态势，然后替换它们。结果，‘南方，集团军群的北段被牵制的兵力比我们希望的要多得多。”
　　哈尔德对于“北方”集团军群的战果更为不满。
　　他在7月22日写道：“统帅部又在为‘北方’集团军群担忧。它已经再没有突击力量了，并且老犯错误。确实，‘北方’集团军群正面，与东线其他地段相比，并不是一切都搞得很好的。”
　　德军高级将领在关于尔后的各次战役的目的和主要突击方向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在给部队下达的任务上，也可看出前后矛盾。例如7月26日，希特勒要求“以新建的冯·克卢格集群实施进攻，消灭敌戈梅利集团。”7月30日约德尔却通知哈尔德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决定：“战线南段暂不进攻戈梅利。”
　　敌人战略领导上的这种朝令夕改，是红军进行空前顽强的抵抗的结果。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4
　　从哈尔德日记中可以看出，德军早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几个星期内，即已遭到很大的损失。试举数例说明：
　　1941年7月20日，陆军总参谋部向最高当局报告：“……各坦克兵团的战斗实力如下：坦克第16师不到编制额的40％；坦克第11师约40％；坦克第13、第14师的情况稍好些。”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类似情况的部队。
　　还可以从英国著名军事作家约翰·弗·富勒的著作中摘引几段。他在其《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引用了法西斯德国报刊的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同样能说明问题。
　　“早在6月29日《国民观察报》就有篇文章指出：
　　‘俄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超过了我们西线的敌人。他们沉着镇定，听天由命，只要他们不战死在战壕里，不丧生在刺刀下，他们就一直打到底!’
　　7月6日《法兰克福报》也刊有类似的文章，其中写道：‘德军的闪击战通常在西线造成的精神上的瘫痪，在东线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不仅没有丧失作战能力，反而企图包围实施钳形攻势的德军。’
　　这是一种新的战术和战法，对德军来说，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和伤脑筋的。
　　就象文章作者所说的那样，‘德军士兵遇上了这样的敌人，他们以疯狂的顽强精神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战，并对德国的闪电攻势进行全面抵抗。’
　　原来，俄国人并没有象德国人所想象的那样把全部军队部署在国境线上。而且很快还发现德军自己在判断俄军预备队兵力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在对俄战争开始前，德国情报工作主要是依靠‘第五纵队’来做的。但在俄国，虽然也有不满分子，却无‘第五纵队’……”(约翰·弗·查·富勒：《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6年版。)
　　这是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一个来月所遇到的真实情况。确实，这完全不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原先指望的那种情况!以上各段引语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看法。现在再补充若干事例。
　　仅仅在对苏战争的头两个月中，德国陆军已损失约40万人。顺便指出，从1941年6月至12月，法西斯德国侵略军在苏德战场以外的其它地方，总共只损失了约9，000人。当夏季秋季战局结束时，敌军精锐部队和兵团在苏德战场上共伤亡近80万人。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战争初期对我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要知道，敌人的作战经验比我们丰富，因为它已作战多年。主动权也在它手里。敌人在主要方向上的军队和技术兵器的数量超过我们，因为它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准备，几年前就对侵略军加速进行现代化和机械化。用以进行首次突击的经济和资源也很丰富，因为欧洲的几乎全部军事潜力均已落入它的手中。
　　还必须看到另一个情况，就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在全速开动它的战争机器时，还远远没有用完原先为侵占欧洲所准备的一切。于是，这些巨大的潜在力量就被用来投入对苏作战。
　　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已经谈过了——我们还面临着艰苦的斗争，我们还需要进行几十倍的努力，以击退敌人的进攻，夺取主动权，摧毁其暂时的优势，并在各个方面超过它，把它赶出我们祖国的领土，然后帮助欧洲各国人民砸碎法西斯主义的桎梏。
　　但是，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苏军在战争头几个月给予优势敌人的英勇抵抗(首先是佩列梅什利、斯摩棱斯克和叶利尼亚地区的激烈会战，以及在基辅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的会战)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在这些会战中，希特勒德国的与战争进程直接有关的各项计划和打算未能实现。更重要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宣传和政策，它的整个万恶的社会制度面前，出现了许多希特勒德国在这场对苏战争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1941年9月10日，我遵照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启程去列宁格勒。行前，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铲除叶利尼亚突出部的进攻战役的组织和成功实施，战争头5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异常复杂的工作，对于我提高战役战略指挥能力和掌握各种实施战役的方法，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司令员，要顺利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究竟需要掌握哪些东西。我深刻体会到，谁能对所属部队进行良好的政治教育，善于向部队讲明战争和当前战役的目的，善于提高军队的士气，英勇作战，不畏艰险，信任部属，谁就能打胜仗。
　　及时地掌握敌军及其指挥官的弱点，看来也是获得战斗或战役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德军指挥官和军队特别墨守成规，缺乏主动性，只知道盲目服从命令。因此，一旦情况变了，它们就束手无策，表现得十分消极，坐等上级指示，而在战斗条件下，并不总是能及时得到上级指示的。
　　通过对战斗过程和我军行动的亲眼观察，我确信，凡是不单纯防守，一有可能就在昼间和夜间对敌人发动反冲击的军队，几乎都能取胜，特别是在夜间。因为德国人在夜暗条件下动作非常迟疑，应该说，打得很糟。
　　我通过实施初期战役的实践得出结论，不亲临部队即将作战的现场，只凭地图研究地形和下达书面命令的司令员，往往要打败仗。指挥员在完成战斗任务前，一定要熟知地形和敌人的战斗队形，这样才能利用敌人部署上的弱点并对其实施主要突击。
　　军事首长不对所获得的情报进行详细核查，不考虑提供情况人员的素质(军事知识、经验、自制力和冷静程度)就仓卒定下决心，这样做对战役和战斗的进程危害甚大。
　　不论在战役军团，还是在战术兵团，各军兵种在现地(或至少在沙盘上)认真研练协同动作，对于获得任何规模的胜利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三章 列宁格勒保卫战
　　1941年9月10日晨，天气阴沉、凉爽。我来到首都中央机场，准备飞往被围的列宁格勒。停在跑道上的飞机旁站着3个人，高个的是М·С·霍津中将，稍矮一些的是费久宁斯基少将，以及飞机机长。我和斯大林已经说好，让这两位将军和我同行。
　　机长报告说，全体机组人员已做好飞行准备。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天空，心中暗自预测着航线上的天气。天空乌云密布，云层很低。
　　机长微笑着说：“我们能钻过去!在敌军上空飞行，这样的天气最合适。”
　　飞机立即起飞。前面是列宁格勒，我们的心早已飞到那里。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我们所去的城市，将是一个同敌人和饥饿进行九百天无比英勇斗争的城市。
　　列宁格勒!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每个苏联人都特别珍视它。在这里，列宁领导我党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日子起，就幅员和人口来说是苏联第二大城市的列宁格勒，在我们祖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列宁格勒!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城市的建筑物。色彩画、雕塑品、名胜古迹、美丽的花园、公园和博物馆，都是我国的骄傲。
　　希特勒统帅部认为，夺取苏联这一重工业中心和海港具有特殊意义。占领涅瓦河上的这座城市，能使法西斯德国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
　　从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看，占领列宁格勒并同芬兰军队会合，可使法西斯同盟更加巩固，迫使其他一些仍在动摇的国家加入反苏战争。
　　迅速夺取列宁格勒，希特勒就能把在那里作战的德军，包括为顺利实施“台风”战役(进攻莫斯科的战役代号。——作者注)所必需的第4坦克集群编成内的所有坦克和机械化兵团解脱出来。
　　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法西斯首脑为了提高本国及其盟国军民的士气，保持他们对实现反苏战争计划的信心，也需要夺取涅瓦河上的这座城市。因为希特勒吹嘘的“闪击战’遭到了惨败，德国统帅部的计划被打乱了，东线遭受了严重损失，这就引起人们十分怀疑能否顺利而迅速地结束对苏战争。
　　对于我们来说，失掉列宁格勒，在各方面部会使战争形势严重复杂化。如果敌人攻占该城，并且德、芬军队在此会合，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北面建立保卫莫斯科的新战线，并消耗掉最高统帅部准备用于保卫首都的战略预备队。此外，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失掉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
　　对于敌人来说，占领列宁格勒就意味着，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的“北方”集团军群和芬军能轻而易举地同在斯维里河地域的德、芬军队会合，并切断我方通向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的交通线。总之，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争夺列宁格勒斗争的极端残酷性和紧张性。
　　希特勒统帅部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和列宁格勒，将其大量军队——冯·莱布陆军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投入进攻，在1941年7月至8月的西北方向作战中，敌人占领了列宁格勒州的大部分地区。
　　1941年9月8日，敌人攻占施吕瑟尔堡后，切断了我们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并封锁了列宁格勒。在这里，我们的防线是沿涅瓦河西岸设置的。宽阔而水深的河流成了阻挡法西斯军队的巨大障碍。然而，由于德国精锐部队已进至施吕瑟尔堡和拉多加湖，所以还应组织涅瓦河防御。
　　敌人切断了我第54集团军与列宁格勒方面军主力的联系，但该集团军未让法西斯军队向东推进，将敌阻止在利普卡—8号工人村—盖托洛沃一线。从这时起，该集团军就不隶属于方面军，而直接隶属于最高统帅部。
　　原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作战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第8集团军，经过激战退守彼得戈夫——乌斯季鲁季齐以南——克尔诺沃地区芬兰湾沿岸一线。从此时起，该集团军只能从水上和空中同列宁格勒保持联系。
　　在卡累利阿地峡，芬军已前出到我国原来的国境线，企图继续向前推进，但在那里受阻。此刻，他们等待着从北面猛攻列宁格勒的有利时机。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5
　　自9月8日起，列宁格勒的局势变得极端危急。它与外界的联系只能在我空军掩护下，通过拉多加湖或从空中进行。对城市的轰炸和野蛮的炮击开始了。希特勒军队从四面八方逼近，其中，有大群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集中到了通向乌里茨克、普尔科沃高地、斯卢茨克的接近地上。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正准备进行一次决定性进攻。
　　局势变得一天比一天紧张。
　　我们向列宁格勒的飞行，从莫斯科到拉多加湖是在下雨、云层低的“良好’气象条件下完成的。这样的天气不便于敌人歼击机起飞，我们也就可以安心地无须掩护地飞行。但在飞抵拉多加湖附近时，天气转好了，因而不得不用一个歼击机中队掩护飞行。在湖的上空，我们遭到两架“美塞什密特”式飞机的追击，因而采用超低空飞行。不久，我们在市内要塞机场安全着陆。当时没有时间去打听，为什么我们的掩护中队没有把敌机赶跑。我们急着赶往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
　　在斯莫尔尼宫进口处，门卫挡住我们，索取通行证，可我们谁也没有。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但也无用，公事公办嘛。
　　“将军同志，您只好等一下。”卫兵说后去找卫队长。等了约一刻钟，司令部卫队长才允许我们进入斯莫尔尼宫。
　　在门口，司令员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哪里?”我问。
　　“大将同志，他正在举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
　　“都有谁参加?”
　　“几个集团军司令员和兵种主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以及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负责人。”
　　我们走进二楼司令员办公室。在一间大屋里，10来个人坐在一张铺有红呢绒的桌旁。同К·Е·伏罗希洛夫，А·А·日丹诺夫相互问候后，我们经允许列席会议。过了一会，我将斯大林的短信交给К·Е·伏罗希洛夫。必须承认，我是带着焦急的心情交出这封信的。元帅默默地读完了信，轻轻点点头，将信递给А·А·日丹诺夫，继续开会。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讨论的问题是：一旦扼守不住列宁格勒，应采取哪些措施。大家简短而冷静地发表了意见。提出的措施，包括破坏一些重要的军事、工业及其他目标。现在，从30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这些计划是难以置信的。而当时呢?当时局势危急。但是还有一些未被使用的力量。讨论的结果是，决心保卫列宁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刻，大概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特别强烈地感到，要胜利完成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赋予我们的任务，责任十分重大。
　　介绍过指挥人员以后，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同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的许多指挥员、党政工作人员过去都共过事，了解应该派准去干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是，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主持列宁格勒党的工作，并担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是一位深受列宁格勒人、方面军和舰队敬重的卓越组织家，一个可敬而热诚的人。
　　9月10日日终，在没有公布正式命令以前，遵照最高统帅的亲笔信，我就任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最高统帅部关于任命我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在我向斯大林报告到达列宁格勒后，于1941年9月11白签发、命令的第三点指出：“伏罗希洛夫同志交出方面军的工作，朱可夫同志于到达列宁格勒之后24小时内接管列宁格勒方面军……”。——作者注)。
　　9月10日晚至11日晨，我同А·А·日丹诺夫、К·Е·伏罗希洛夫、海军上将И·С·伊萨科夫、方面军参谋长和方面军务兵种司令员彻夜讨论了局势和保卫列宁格勒的补充措施。
　　我曾在这里学习过，进过骑兵指挥员进修班，因此，对列宁格勒及其近郊非常熟悉。当然，从那时到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战地域还完全保留着原状。
　　在我到达的那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希特勒军队向第42集团军防御地段进行极其猛烈的攻击。敌坦克曾突入乌里茨克，又被我反坦克炮兵击退到原来的位置。在坦克、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敌步兵不顾极大伤亡，向普尔科沃高地、普希金城、科尔皮诺连续攻击。在这些激烈的交战中，第42集团军司令员用尽了自己的预备队。
　　在列宁格勒东南接近地进行防御的是И·Г·拉托列夫将军指挥的编成很小的第55集团军，其兵力显然不足。科尔皮诺城郊战线已接近伊若拉工厂，该厂正在为前线完成军工生产任务。在党组织号召下，工厂党、团员带头参军。德国法西斯军队要在该地域突破列宁格勒城的整个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伊若拉人死守着阵地。
　　经查明，在方面军各个地段上都感到反坦克炮严重缺乏。于是，我们决定用能穿透坦克装甲的高射炮代替反坦克炮。为此需要立即从城市防空部队中抽调部分高射炮，并将其配置到最危险的地段。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一致认为，必须在各个易受攻击的方向上立即组织纵深梯次配置的、健全的防御，在通向城市的要道上密集布雷，敷设部分带电网的障碍物，并特别注意普尔科沃高地。
　　但是，需要火速予以加强的，首先是普尔科沃高地——乌里茨克地区的防御。为此，从卡累利阿地峡(芬军在这里受阻)抽调第23集团军的部分兵力给第42集团军。除方面军火器外，决定将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舰炮火力集中支援这里。
　　同时以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列宁格勒各院校人员组建5至6个独立步兵旅，限6至8天内完成。
　　上述措施，从9月11日清晨开始执行。
　　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除А·А·日丹诺夫，А·А·库兹涅佐夫和我外，还有列宁格勒州委书记Т·Ф·什特科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Н·В·索洛维约夫，市执行委员会主席П·Е·波普科夫。大家在工作中都很齐心协力，有创造性，干劲十足，从不计较时间和不顾疲劳。这些同志现在都已去世。但我应当说，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为了保卫面临致命危险的列宁城，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列宁格勒人很了解他们，对他们的英勇行为和夺取胜利的不屈不挠意志都很敬重。
　　每个市民部奋不顾身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当务之急是给军队供应武器、弹药和军事技术装备。所有这些工作部是由他们在敌人不断地炮击和轰炸情况下完成的。
　　生产KB重型坦克的基洛夫工厂(厂长И·М·扎尔茨曼)变成了城市防御的大型支撑点。许多工人参加了民兵。少年、妇女和退休工人顶替他们生产。大部分工人被安排住在市政和其他工厂建筑物里，这些地方都成了工人的营房。车间面向前线的窗户，由于离前线较近，不得不用铁板和沙袋挡上。在空袭和炮击时，工作也没有停止。休班工人扑灭燃烧弹，医务工作者救护伤员。
　　法西斯分子按其精心制订的计划，对重要目标——工厂、大专院校、车站、医院、中小学校、商业中心进行炮击和轰炸。 遭到炮击的，主要是那些繁华的街道和地区。
　　步兵第170师炮兵第240团9连的俘虏洛夫诺·鲁道夫后来供述：
　　“对列宁格勒的炮击是早晨8—9时，中午11—12时，晚上17—18时，随后是20—22时。炮击的基本任务是，杀伤市民，破坏工厂和重要建筑物，震撼列宁格勒人的精神。”
　　法西斯匪徒不顾一切地进攻。在С·И·顿斯科伊上校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步兵第21师防守的施吕瑟尔堡地域内，法西斯部队企图在波罗什—涅瓦杜布罗夫卡—英斯科杜布罗夫卡地段渡过涅瓦河。他们按照希特勒统帅部的命令，驱赶附近居民地的苏联妇女、儿童和老人走在德国部队的前面。为了不伤害自己人，苏军必须特别准确地对战斗队形深处的敌人进行迫击炮和炮兵射击。
　　敌人逼近到了列宁格勒城市附近。9月11日拂晓，敌人重新开始进攻，并且不断加强着自己的突击集团，终于在日终前占领了杜杰尔戈弗。
　　次日，迫于敌人的兵力优势，我军不得不放弃红谢洛。防守普希金城和斯卢茨克的我军也处境危急。
　　希特勒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哈尔德将军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机械化第41军和步兵第38军向列宁格勒的进攻，发展十分顺利，战果巨大……”
　　进行了约一周残酷的流血战斗。哈尔德又一次在日记中写道：
　　“在‘北方’集团军群正面上已显示出进攻列宁格勒的重大胜利，赖因哈特军(即机械化第41军——作者)地带内的敌人抵抗已开始减弱”。
　　形势要求采取有效而坚决的行动。哪怕有最小的可能性，也要日夜连续反击敌人，疲惫敌人，消耗其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破坏其进攻措施。必须在部队中建立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大大改进军队指挥。9月11日，М·С·霍津将军被任命为方面军参谋长，9月14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命И·И·费久宁斯基将军为第42集团军司令员。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5
　　在坚守普希金城和斯卢茨克的战斗中，А·Л·邦达列夫上校的步兵第168师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个红军基干师曾在芬兰边界、卡累利阿森林、拉多加湖西北英勇作战45天。该师为完成统帅部命令，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后卫掩护战，然后撤向瓦拉姆岛，再从那里调往列宁格勒。战士们几乎把师的全部技术兵器都保存下来了，其中包括一个榴弹炮团和一个加农炮团。该师得到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员、政治工作者的补充后，又象在边界那样，在新利辛、斯卢茨克、普希金城附近同敌人顽强作战。该师的军人们在科尔皮诺地区以极其顽强的精神同敌人进行战斗。
　　稳定列宁格勒局势的措施，要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实施。敌人不断加强自己的压力，特别是在普尔科沃方向的第42集团军防御地带。不应当忽略其他方向——施吕瑟尔堡和奥拉宁包姆，尽管敌人在那里实施次要突击，也不应当忽视，因为这样会使情况更加复杂。
　　应当特别感谢空军司令员А·А·诺维科夫上将，他指挥舰队和方面军的航空兵有效地支援地面部队击退敌军猛烈的攻击。
　　И·С·伊萨科夫海军上将是我在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代理人。我深信，И·С·伊萨科夫是一位最有能力和才干的苏联海军舰队指挥员。在他领导下，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和炮兵，短期内组建了6个海军陆战队独立旅，将其转交给了列宁格勒方面军。他同方面军炮兵司令员В·П·斯维里多夫一起，很快就组织好了舰队和方面军的协同动作，建立了强大的与敌炮兵作斗争的远战炮兵群。
　　希特勒催促“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莱布陆军元帅加速夺取列宁格勒，尽快把第4坦克集群的机动兵团解脱出来，调给莫斯科方向的“中央”集团军群。
　　9月13日清晨，敌人以2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和1个机械化师的兵力，开始向乌里茨克总方向进攻。敌人突破了防御，占领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索斯诺夫卡、芬兰科伊洛沃，并向乌里茨克推进。
　　哈尔德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从西面进攻列宁格勒，打开了一个很深的缺口。”晚上又写道：“在列宁格勒附近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向‘城堡内防线’的突进，可以说是完成了。”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清楚地认识到，列宁格勒的防御形势非常危急。为了消除严重威胁，决心将方面军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步兵第10师投入战斗。这是最后一个了!决心本身含有巨大的冒险性，但当时，舍此别无他法。
　　9月14日晨，在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步兵第10师与友邻兵团协同，在航空兵支援下，对敌人实施迅猛的突击。紧张战斗的结果，使防御恢复了原态势，敌人遭到重大损失，放弃了索斯诺夫卡和芬兰科伊洛沃。
　　我们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情况，力求首先查明敌人的可能动向，摸清其统帅部的意图，判明包围列宁格勒的敌军的强点和弱点。必须确定用多大兵力、兵器和何种作战方法抗击突向列宁格勒的敌人，粉碎其企图。
　　在考虑保卫列宁格勒的计划时，首先应注意到敌人在进攻中已处于被动，部队在宽大正面上分成3个集团。主要兵力——坦克和步兵从南面指向列宁城。显然，冯·莱布深信，正是在这里他可以从战线中央一举突入列宁格勒。然而，由于郊区建筑物密集并有大片森林，敌人只能沿道路进攻。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情况，用炮兵和迫击炮火力严密封锁所有道路；以航空兵的轰炸破坏道路；用工程障碍物加强防御。
　　作战经验表明，敌人对我防御中表现出的每一种主动性都非常敏感。反突击和反冲击都迫使敌人减缓了进攻速度。德国统帅部不是最大限度地把突击力量用在主要方向上，而常常是局限于采取应付措施。这就为我们组织积极的反机动措施赢得了必要的时间。
　　苏军在形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部署，也有助于我军在防御中发挥积极性。第8集团军坚守在奥拉宁包姆登陆场上。由于得到舰队和第42集团军的适时支援，该集团军能够对敌军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因此，吸引了进攻列宁格勒的部分兵力。
　　Г·И·库利克元帅指挥的第54集团军也有许多作为。该集团军位于施吕瑟尔堡—姆加这一狭窄走廊的东侧，可以组织对敌兵团的突击，这样，就保证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前进道路。这实质上是援助了列宁格勒的防御，并把“北方”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从主要的普尔科沃地段吸引开了。
　　显然，斗争的成效将取决于方面军在主要地段上行动的积极性。我们一来到列宁格勒就认识到这点了，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最高统帅部。
　　强城市防御所制定的补充措施如下：
　　——在部队和居民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加强纪律性和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
　　——继续以陆、空、海军的所有兵力、兵器最大限度地杀伤敌突击集团，使其无力突破我防御；
　　——9月18日前，再组建并装备5个步兵旅，2个步兵师。这些军队的主要部分加强给第42集团军，以建立集团军第四道防御地区；
　　——为了把敌人兵力从列宁格勒城下调开，第8集团军继续向敌人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方面军部队的行动应同第54集团军的行动相互配合，收复姆加—施吕瑟尔堡地域；
　　——给活动在列宁格勒以南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下达更积极的任务。
　　由此可见，注意了两个极重要的问题：坚定军民的必胜信念，以及建立预备队，以增大方面军防御纵深。以第8集团军的兵力对敌实施的突然突击应立见成效。
　　我们清楚，应特别重视处于最危险方向的第42集团军。规定在这里组织的防御要能粉碎敌人以正面突击夺取列宁格勒的一切企图。我们认为舰队和海岸炮兵的行动具有很大作用，战线愈靠近海，它们的行动就愈加重要。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一计划是行之有效的。
　　从9月14日起，我可以通过电报同Б·М·沙波什尼科夫交谈当时列宁格勒的概况和商讨组织防御所采取的措施。
　　沙波什尼科夫：你好，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请报告一下你们方面军的情况，你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恢复局势。
　　朱可夫：你好，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方面军南段的情况，要比总参谋部预计的复杂得多。今天日终前，敌人以3至4个步兵师发展突破，大约2个坦克师投入战斗，已前出到新苏济(普尔科沃以南2公里)—芬兰科伊罗沃(北郊)—康斯坦丁诺夫卡—戈列洛沃—阿尼诺—科波尔斯科耶—罗普沙—格列季诺一线，并向北发展进攻……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嘶克及其通往普尔科沃的公路，也被敌占领。
　　这样一来，方面军这—地段的情况就十分复杂了。更严重的是，方面军在列宁格勒地域已没有任何预备队。现在我们不得不用偶尔得到的支队、独立团和新组建的工人师去阻止敌人的进攻和扩大突破口。
　　沙波什尼科夫：采取了什么措施?
　　朱可夫：今日日终前，我们在敌人前进道路上组织了炮兵(其中包括海军炮、高射炮及其他种类炮兵)的火力配系。我们正在集中迫击炮，我想，拂晓时我们能够在主要方向上准备密集的拦阻火力，以便同日终前已部署在上述地区的步兵协同行动。我们将动用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全部航空兵。此外，还收集上百辆坦克。
　　我们把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的一个师直接展开在列宁格勒南郊的米亚索科姆比纳特—雷巴茨科耶—莫尔斯克港一线。先给该师加强100门火炮，我们计算过，能够紧接着集中的就是100多门火炮。关于列宁城的情况目前我能报告的就这些。
　　在第8集团军正面上，我们将组织一次突击，目的是前出到金吉谢普公路，以便对敌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将敌军集团的部分兵力从列宁格勒城下吸引开和以后同第55、42集团军协同歼灭敌红谢洛集群。我们计划第55、42集团军转入进攻的时间不早于9月17日。过早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还没有这种兵力。我想让阿斯塔宁的集群突围(А·Н·阿斯塔宁少将是卢加战役集群司令员。1941年8月底，他的部队在锡韦尔斯卡亚—姆申斯卡亚车站和诺温卡地域被合围。——作者注)，用以加强这部分兵力。如果阿斯塔宁近两天内能顺利突围，我可以集中5个师，如果他突围不成功，哪怕集中3个师也是好的。
　　我准备同库利克协同实施突击，但也只能在我们肃清敌红谢洛集团之后实施。
　　……我在列宁格勒方面军控制的飞机共有268架，其中完好的只有163架，轰炸机、强击机很差。现有佩—2飞机6架，伊尔—2飞机2架，炮侦-2飞机2架，СБ飞机11架。这个数量不能保障完成任务。恳清最高统帅部至少调给一个团的佩—2飞机和1个团的伊尔—2飞机。
　　沙波什尼科夫：我认为你首先组织炮兵弹幕射击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有那么多炮兵，建立这样的弹幕射击是完全可能的。
　　朱可夫：完全明白。只是请你注意，从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克到伊诺拉河这一地区，以及通过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克北去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占领了，这一点我已向你报告过。……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并在部队中建立应有的秩序。……我想，我们近日内就能整顿好……如有必要，将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清你给库利克加强2至3个师，让他能够实施强大突击。这是当前对我方面军最大的支援。我用“博多”式电报机同库利克保持联系。
　　沙波什尼科夫：我认为，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克封锁着北去的道路，虽然敌人已从西面迂回过去了……现在注意的中心仍然是封闭红谢洛突破口，尔后再与库利克配合行动……我想，在方面军后方和各院校还能找到一些人员和武器。最高统帅部要求你经常用有线或无线电通信工具向我们报告前线的情况。你有关加强轰炸机的请求，我将立即报告斯大林同志。完了(见苏联国防部档案馆档案。)。
　　应当选择突围地域。我们认为选在敌人占领的姆加突出部最适宜。该突出部正面宽15至20公里。这里是森林沼泽地，有大片的泥炭开采区。不大的高地控制着周围的平原，便于实施坚固而有效的防御。我们认为这里是最有利的突围地段。
　　我到列宁格勒后不久，Б·М·沙波什尼科夫就通报了最高统帅部试图以第54集团军从东面突击，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他要求我指派部队进行接应。遗憾的是，方面军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已把所有的部队用到主要方向，要从这里调走任何一支部队，都意味着将城市让给敌人。因此，决定以1个师和涅瓦河战役集群一个旅的兵力同第54集团军相向进攻。
　　这些部队要在涅瓦杜布罗夫卡附近，在敌人连续不断的火力下，强渡水势汹涌、宽达800米的涅瓦河，尔后穿过沼泽地和森林向敌人冲击。这一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可以说足难以胜任的。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6
　　1941年9月，为了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形势要求第54集团军更坚决地行动，并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密切协同。但我们没有按形势的要求解决共同行动问题。于是我于1941年9月14日夜间同Г·И·库利克元帅通了电报。电报原文略有删减。
　　库利克和朱可夫都守在自己电台旁。
　　朱可夫：你好，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我已到达这里接替伏罗希洛夫的职务。你知道吗?我很想尽快和你一起为收复失地而紧张工作，希望在收复的国土上相见，并在那里组织列宁格勒战线的后方。请你简单报告一下情况。我现在通报一下列宁格勒的情况：
　　一、敌人占领红谢洛后，正在利戈沃方向上对普尔科沃进行猛烈攻击。斯芦茨克东南的另一个要点是费多罗夫斯科耶地域，敌人以8个团的兵力从该地域向普希金城总方向进攻，力求在普希金—普尔科沃地域会合。
　　二、方面军其他地段情况照旧……编有4个师的阿斯塔宁南方集群正在采取突围措施。
　　三、我们正在方面军各个地段上组织积极行动。我们对你寄予很大希望。现在我要讲的话完了。请简要报告一下你地段的情况。
　　库利克：你好，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非常高兴能同你一起完成列宁格勒解围的光荣任务，同样急切地盼望着相见的时刻。我将这里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最近2、3天，我正在自己的左翼沃罗诺沃地域，也就是将与你会合的集团左翼组织战斗。敌人最近2、3天在我主要集团当面集中了如下几个师。因为我想了解在你当面还有没有其余的团，所以我准备一个团一个团地向你汇报，从右起：1号工人村地域发现原不在我正面上的步兵第126师第424团。该师的其他团均未发现。它们可能在施吕瑟尔堡，也可能沿涅瓦河向西对你行动，也可能在施吕瑟尔堡地域担任预备队。
　　二、机械化第20师在锡尼亚维诺及其以南地域行动，同该师一起行动的还发现有坦克第12师的坦克。
　　三、步兵第21师已在锡戈洛沃—图雷什基诺正面上展开，坦克第15师也在该地域同它一起向斯拉维扬卡—沃罗诺沃方向进犯。近3天来，敌人从柳班地域向沙普基—图雷什基诺—索洛古博夫卡频繁调动机械化部队和坦克。今天16时30分在索洛古博夫卡地域发现50余辆坦克向锡戈洛沃运动，在锡戈洛沃以东和图雷什基诺东北的森林里有大量军队集结。此外，在该地域还发现有重型炮兵。今天我这儿进行了沃罗诺沃争夺战，这是为行将开始的进攻进行的一次局部战役，未能完成任务。的确，当时只有少量兵团参战。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我不想让大量的兵力参加这次战役；现在我这儿正给部队补充人员。
　　第54集团军占领的战线是利普卡—8号工人村—7号工人村—爱沙尼亚村—托尔托洛沃—梅什基诺二波列奇耶—米哈列沃。
　　敌人在我右翼集中了一个相当强大的集团……我正等它明天转入进攻。我已采取粉碎敌进攻的措施，打算击退敌人的进攻后立即转入反攻。近3、4天来，我们至少击毁70辆坦克……。9月13日下午，在戈尔诺沃汉德罗沃地域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击毁敌坦克28辆，歼灭一个步兵营，但敌人始终是，尤其是从今天起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完了。
　　从Г·И·库利克的通报中可以看出，他的集团军不打算近几天内实施进攻。这对我们很不利，因为列宁格勒的情况已十分危急。我打算，除了第54集团军的直接行动外，还要求该集团军的航空兵参加对列宁格勒接近地上重要地域的突击。
　　这一点要向我的友邻讲清楚。
　　朱可夫：谢谢你的通报，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我对你有个坚决的请求——不要等待敌人进攻，而要立即组织炮火准备，并向姆加总方向转入进攻。
　　库利克：明白。我想，在16至l?日开始。
　　朱可夫：16至17日，太晚了!敌人是有机动力的，应先敌进攻。我深信，如果你展开进攻，就是重大胜利的标志。如果你明天还不能进攻，就请集中你所有的航空兵歼灭波多洛沃—科尔杰列沃—黑列奇卡—安诺洛沃地域之敌，所有这些地点都在斯卢茨克东南4—5公里的伊若拉河沿岸。必须用一整天时间向这里突击，为了不让敌人抬起头来，哪怕是小批次突击也是好的。但这是作为非常措施。请你务必向敌人进攻，并尽快向敌后派遣骑兵部队。我要讲的完了。
　　库利克：明天我不能转入进攻，因为还没有调来炮兵，还没有到现地组织协同，也不是所有部队都到达了出发地位。我刚接到报告，敌人已于23时在施吕瑟尔堡—利普卡—锡尼亚维诺—贡托瓦亚利普卡地域转入进攻。进攻已被击退。如果敌人明天不转入总攻，我将按你指定的地点完成你对航空兵行动的要求……
　　我也掌握了施吕瑟尔堡的这些情报。然而库利克搞错了，敌人的行动不过是试图以威力侦察查明我防御情况。库利克显然是不清楚，或者是不想去弄清列宁格勒的极端紧张局势。
　　我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说：
　　“敌人不是转入进攻，而是进行夜间战斗侦察!遗憾的是，有些人竟把敌人的每次侦察或小规模行动，都当成了进攻……
　　显然，你首先关心的是第54集团军的安全，对列宁格勒出现的情况，看来是不怎么关心的。你应该明白，不等到去现地组织协同动作，我就得从工厂直接抽调人员去迎击敌人。我清楚，我不能寄希望于你的积极行动。我自己能完成任务。应当指出，你的集团军缺乏同方面军的协同，使我感到吃惊。我看，如果苏沃洛夫处于你的地位，绝不会这么做。原谅我直言，但我已顾不得外交词令了。祝你一切顺利!”(见苏联国防部档案馆档案。)
　　尽管采取了措施，列宁格勒的形势还是继续恶化。敌人变得更加积极了。冯·莱布元帅如此卖命，看来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希特勒的命令——在德军开始进攻莫斯科之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
　　9月15日清晨，敌人在第42集团军地带内再度发起进攻。敌人加强有坦克的4个师，在空中密集突击的支援下连续向前突进，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将我步兵第10、第11师击退到沃洛达尔斯科耶和乌里茨克镇南郊。在其他防御地段，该集团军击退了敌人的冲击。
　　为了防止敌人通过乌里茨克突入列宁格勒，我们将重新组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步兵第21师、民兵第6师和由水兵及各防空部队人员组成的两个步兵旅加强给第42集团军。这些兵团奉命占领从芬兰湾海岸起经利戈沃、米亚索科姆比纳特、雷巴茨科耶到涅瓦河一线城市筑垒地区的外廓。
　　由于采取这一措施，第42集团军建立了强大的第二梯队，构成了防御的战术纵深。这一点特别有利于提高防御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性。
　　必须指出，当敌人进抵沃洛达尔斯科耶镇和乌里茨克后，其突击集团的左翼拉得过长。我们决心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以第8集团军的兵力对敌实施反突击。
　　第8集团军司令员奉命放弃在克尔诺沃—捷连季耶沃地段上的掩护任务，将海军陆战队第5旅调至预有工程准备的科瓦西河沿岸防御地区，而将步兵第191、281师和民兵第2师集中于自己的左翼，在利比齐—沃洛达尔斯科耶镇地段向红谢洛方向实施反突击。根据这一命令，将第42集团军应参加反突击的步兵第10、11师和民兵第3师转隶给第8集团军。同时，第8集团军的步兵第125、268师调作方面军预备队。
　　这一决定使我们建立了第8集团军突击集团，用于对敌人实施反突击，同时重新组建方面军预备队，用以应付各种突然情况。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一决定是及时而正确的。
　　在我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自己的决心时，没有隐瞒同Г·И·库利克的交谈情况。斯大林同意采取的措施。9月16日晚，最高统帅给库利克打了电报，提出“……不要拖延进攻准备，要实施坚决的进攻，以便同朱可夫建立联系”。
　　斯大林提醒说：“朱可夫在9月15日同你交谈中已述说了方面军的情况，你们的战役再也不能拖延了。”
　　然而这一次，第54集团军的进攻还是拖延了几天。
　　9月17日列宁格勒城下的战斗已达到高度紧张状态。这天，敌人的6个师在“北方”集团军群大批航空兵支援下，企图从南面突入列宁格勒。城市保卫者顽强捍卫着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反击敌人。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炮兵对敌进攻部队进行了猛烈炮击，航空兵适时地给予防御部队以有力的支援。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当前局势极为危险，于9月17日向第42、5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极其严厉的命令。命令说：
　　“利戈沃—基斯基诺—上科伊罗沃—普尔科沃高地—莫斯科斯拉维扬卡地域—舒沙雷和科尔皮诺地区，对于保卫列宁格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放弃。”
　　我们英雄的军队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准确地理解并极其认真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方面军军队以强大的火力和不间断的反冲击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在击退敌人通过利戈沃突向列宁格勒的战斗中，И·Д·潘琴科上校的步兵第21师，Д·А·西诺奇金上校的海军陆战队第6旅和Н·Д·安东诺夫上校的歼击航空兵军表现尤其突出。第42集团军的炮兵表现得特别英勇。常常是整个炮兵营，有时甚至整个炮兵团推进到暴露的发射阵地，以直接瞄准射击消灭近逼之敌。仅在利戈沃—普尔科沃地段用于直接瞄准射击的火炮就有500余门。
　　在粉碎敌人由乌里茨克突向列宁格勒的计划中，第8集团军的反突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集团军以4个步兵师组成的突击集群，于9月19日凌晨转入向红谢洛总方向的进攻。虽然这一进攻未能恢复这里的防御态势，但却迫使敌人将部分兵力从对我威胁最大的乌里茨克—列宁格勒方向调往彼得戈夫方向，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敌人在继续猛烈攻击普尔科沃高地的同时，企图在我防御的其他地段寻找薄弱部位。从9月18日晨开始，敌人向第42集团军与第55集团军接合部实施突击，攻占普希金城后企图从左面迂回普尔科沃高地，从右面迂回科尔皮诺，从而突入列宁格勒。然而，希特勒军队在这里却未能粉碎人数虽少但作战英勇的苏军抵抗。
　　在争夺普尔科沃和普希金城的激烈战斗中，敌人对列宁格勒进行了一次最猛烈的炮兵和航空兵突击，企图以此摧毁列宁格勒人和城市保卫者的意志。9月19日城市遭到18个小时的炮击(从1时5分至19时)，同时德国航空兵对城市进行6次空袭。敌人276架轰炸机突入列宁格勒。
　　为了压制或消灭我强大的海军炮兵，阻止他们对“北方”集团军群进攻军队进行歼灭性炮击，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于9月21日至23日对我军舰和喀琅施塔得连续实施密集空袭。同时有几百架轰炸机参加这些空袭。苏联高射炮兵的强大火力和歼击机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舰队没有遭到严重损失。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7
　　9月23白至26日，敌人不只一次地试图向普尔科沃高地、彼得戈夫和奥拉宁包姆进攻。但敌人的每次攻击都被炮兵、迫击炮和机枪的火力，以及航空兵的突击击退了。同时，我们以步兵部队和兵团对敌实施了有力的反突击。
　　为了加强乌里茨克和普尔科沃高地的防御，从位于卡累利阿地峡的第23集团军调来了预备队。因为这一地域的局势比较平静。芬军有时射击一阵，我军也进行还击。这就使方面军首长能够调出整个集团军预备队，甚至一些步兵师的一部分团。
　　在彼得戈夫地区，为了配合濒海战役集群的作战，向敌军后方派遣了一支海军登陆队。水兵们的行动不仅勇猛，而且极为果敢。不知敌人怎么发现了登陆队从海上的接近，便对水上的登陆队进行射击。敌人的火力并未使水兵们惊慌失措，他们仍然上了岸÷德军逃跑了。在这以前，他们已经很好地领教过这些“水鬼”(他们这样称呼我海军陆战队)是些什么人。
　　水兵们为初步胜利所吸引，追击逃跑的敌人，但拂晓时，他们同海上的联系被切断了。他们大部分英勇牺牲。英雄的登陆队队长安德烈·特罗菲莫维奇·沃罗日罗夫上校也没有回来。
　　由А·П·伊万诺夫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第20师的边防军人和水兵组成的登陆队，曾不止一次被派往敌人后方。他们到处都创造出英勇顽强的奇迹。在9月作战中，由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编成的步兵旅也打得很出色。
　　月20日，最高统帅部再次催促第54集团军司令员Г·И·库利克元帅组织决定性进攻。最高统帅在电报中，坚决要求Г·И·库利克立即行动：
　　“21日和22日这两天，必须在敌人正面上打开一个缺口，并同列宁格勒方面军会合，再推迟就晚了。你太拖延了。必须弥补失去的时间。如果你再拖延，德国人就会把每个村庄都变成要塞，而你也就永远不能同列宁格勒人会合了”。
　　然而这一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
　　9月29日最高统帅部将第54集团军拨归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Г·И·库利克元帅被免职。我不得不指派方面军参谋长М·С·霍津将军任第54集团军司令员。
　　现已清楚，希特勒分子曾同样地催促自己的军队前进。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冯·莱布急切要求能尽快粉碎列宁格勒保卫者的抵抗，以便同芬军卡累利阿集团会合。然而，无论采取何种威胁、利诱手段，法西斯德军都不能打垮苏军列宁格勒集团。由于列宁格勒方面军极其主动而顽强的防守，及其群众性的英勇精神，德军企图由红谢洛—乌里茨克—斯卢茨克—普希金城向列宁格勒实施的突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希特勒气得发疯。他懂得，时间不利于德国，而有利于苏联，苏联可以利用它克服巨大的困难，成功地动员人民力量，组建新的武装部队和制造强大的武器。夏秋季战局已结束，在战略目的方面没有取得明显成果。冬季临近了，希特勒军队根本没有过冬准备。
　　10月初，前线侦察报告，德国人在挖地窖掩体，给掩蔽部增设防塞设备，用地雷和其他工程器材加强前沿。侦察兵作出了正确判断：敌人在准备过冬。俘虏也证实了这一推断。几天来，我们第一次真正认识到，方面军完成了自己防守城市接近地的任务；阻止住了希特勒军队的进攻。列宁格勒南方接近地上的防线已趋于稳定，而且一直到1943年1月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在这之前，双方在斯维尔河畔的阵地也稳定了。
　　1941年秋列宁格勒会战防守阶段的特点和基本结论是什么呢?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列宁格勒防御战最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就在于，粉碎了希特勒统帅部庞大的阴谋计划。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以自己英勇顽强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削弱、疲惫和牢牢牵制住德国法西斯重兵集团于列宁格勒方向，使希特勒统帅部不能把第4坦克集群的快速兵团适时调往莫斯科方向。第4坦克集群来不及在“台风”战役开始前修复损坏的装备，就投入了莫斯科方向的交战。这一情况有利于胜利地保卫莫斯科和歼灭我们祖国首都接近地上的敌军。
　　1941年9月列宁格勒会战是在极其复杂而多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敌人使用了大量坦克、机械化部队和航空兵，这就要求苏联统帅部对形势的变化迅速而果断地做出反映，不断改进作战的样式和方法。
　　在9月会战中，列宁格勒附近的战斗特别紧张而激烈，敌人的力量已严重削弱，而苏军的抵抗力量却不断增强。敌人进攻速度的降低就是证明。如果说7月份敌人前进的速度是每昼夜5公里，那么到了9月份每昼夜只前进1至2公里，而且也只能是在个别方向上。
　　由于方面军首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到9月底，在列宁格勒南、北接近地和东南接近地已建立巩固的、纵深梯次配置的、牢不可破的防御。事实表明，在列宁格勒附近的态势稳定时，最主要方向上的防御已由两个地带组成。装备有良好反坦克兵器的步兵师，在这里，其防御地带正面宽度通常不超过10至12公里。
　　此外，我军防御所以牢不可破，还由于建立了健全的工事网和组织良好的集团军、方面军和舰队的炮兵火力配系。地面部队和航空兵之间周密的协同动作，组织良好的、严密的军队防空和城市防空，也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格勒接近地防御战的胜利，是各军、兵种在列宁格勒人英勇的支援下经过共同努力取得的。这些共同努力的基础是，苏军高昂的士气，坚定的胜利信念，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仇恨。
　　列宁格勒保卫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集体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劳动和战斗中的忘我精神，是前所未有的范例。这里有列宁格勒州、市党组织的巨大功绩，他们巧妙、高效率的组织工作，在市民和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战争的最初3个月内，这里就组建了10个民兵师，16个独立机炮营，数十个用以补充民兵部队的后备分队，大量的地方防空队。培训了几万名医务工作者，开设了大量医院，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军队作战和市民的其他重要措施。
　　在组建民兵部队和作战部队的同时，列宁格勒州、市党委遵照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于1941年组建了近400支游击队，总计14，000多人。这些游击队分别被派往普斯科夫、格多夫、纳尔瓦、卢加等地区。按照党的动员，向列宁格勒方面军输送了1.2万多名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党的最优秀分子。1万人成了政治战士。他们以党的号召和个人模范作用激励军人们去英勇地履行对祖国应尽的义务。
　　无论是大量的牺牲，还是长期过度紧张的战斗，都没有摧毁列宁格勒保卫者的士气和英雄气概。列宁格勒人、方面军和舰队的军人们宁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死去；也决不把城市交给敌人。
　　列宁城工人阶级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很难用笔墨来表述。人们以极大的热忱冒着炮击和轰炸，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基洛夫工厂、伊若尔斯基工厂、“俄罗斯内燃机”工厂、“布尔什维克”工厂、肉品联合厂、杜布罗夫电站、阿德米拉尔捷伊斯基工厂、“五一”工厂和其他许多重要企业和设施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损失。
　　但是，无论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行为多么野蛮，列宁格勒工厂的劳动者还是英勇地完成了所受领的任务。例如，1941年7月至年底，他们制造了713辆坦克，480辆装甲车，58辆装甲列车，3，000余门团属加农炮和反坦克炮，约l万门迫击炮，300多万发炮弹和迫击炮弹，8万余发火箭炮弹和炸弹。弹药的产量，1941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增长9倍。
　　应当指出，1941年10至12月，列宁格勒生产的很大一部分重要军工产品，用飞机运送给保卫莫斯科的我军了。仅1941年第四季度，也就是莫斯科防御战最紧张的时候，列宁格勒人给保卫我们祖国首都的英雄们送去了一千多门团属加农炮和迫击炮。
　　这时我已调任在莫斯科接近地作战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记得，当知道处于饥饿和贫困之中仍意志刚强、士气高昂的列宁格勒人给予我们这种援助的消息寸，我万分激动。
　　战前列宁格勒有310.3万人，另有郊区人口338.5万人。按照人民委员会决定，从1941年6月29日至1943年3月31日共疏散了1，743，029人，其中包括儿童414，148人。
　　А·Н·康斯坦丁负责监察政府关于向新的地区疏散和安置人员、工厂设备的决议执行情况。虽然疏散条件极其艰难，把所有疏散的人员、设备安置到扎沃尔日耶、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区非常困难，政府下达的任务还是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由联共(布)中央委派执行这一极为重要工作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和其他一些同志，显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
　　党中央密切注视着列宁格勒的局势，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城市居民。用越野汽车、马车以及一切能用的工具，将食品、弹药、服装和药品通过拉多加湖冰道，运到列宁格勒。
　　Д·В·帕夫洛夫很值得赞扬。他作为国防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在为列宁格勒饥饿的市民和列宁格勒方面军部队运送必要的粮食方面，贡献出极大的精力，甚至可以说创造力。
　　我感到无上光荣的是，在最危难的时刻，委任我指挥保卫列宁城的所有军队。在被封锁的条件下，组织同兵力兵器占极大优势之敌的斗争，这对于我后来作为方面军司令员和副最高统帅的整个工作，都是非常有益的。1941年9月是我永生难忘的。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18
　　1942年底，各战线的形势都变得对我们比较有利了。由于苏联人民忘我的劳动和党的巨大组织工作，苏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最好的技术兵器，在国家的后方建立了强大的统帅部预备队。相反，敌人却越来越丧失了他在战争初期所拥有的技术装备和军队数量上的优势。
　　武装斗争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失败后，丧失了主动权，被迫转入战略防御。红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最高统帅部在几个最重要的战役战略方向上层开进攻。在1942—1943年冬季战局中的主要战役都发生在苏德战场的南翼。
　　苏军在粉碎斯大林格勒地域、科捷利尼科夫附近和北高加索的德军之后，向顿巴斯和哈尔科夫总方向发展进攻，德军统帅部不得不把自己大部分预备队调到这里。
　　同时我西北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分别在杰米扬斯克、大卢基和勒热夫转入进攻。为了应付这些战役和增援在杰米扬斯克陷入包围的第16集团军，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不得不用上自己所有预备队并从列宁格勒地区抽调约7个师的兵力。
　　苏联最高统帅部鉴于列宁格勒方向上的有利形势，决心在拉多加湖地域实施进攻战役，以突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这一战役代号“火花”。
　　突破封锁的位置还是选择在施吕瑟尔堡—锡尼亚维诺地域的姆加—施吕瑟尔堡突出部。
　　参加突击的有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加强第67集团军(司令员М·Н·杜哈诺夫中将，军事委员П·А·秋尔金)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加强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员В·З·罗曼诺夫斯基中将，军事委员А·А·库兹涅佐夫将军)。第13、14空军集团军1的基本兵力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和拉多加湖区舰队的大部分炮兵都用来保障突击集团的作战行动。
　　最高统帅部1942年12月8日的命令规定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具体任务。
　　“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应合力歼灭利普卡—盖托洛沃—莫斯科杜布罗夫卡—施吕瑟尔堡地域的敌军集团，以粉碎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包围。1943年1月底以前结束战役。
　　在莫伊卡河—米哈伊洛夫斯基镇—托尔托洛沃一线建立稳定可靠的防御，保障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交通线。尔后，军队进行10天休整。
　　准备于1943年2月上半月实施歼灭姆加地域之敌的战役，肃清基洛夫铁路沿线之敌，前出到沃罗诺沃—西戈洛沃—沃伊托洛沃—沃斯克列先斯克一线。
　　姆加战役一结束，军队就转移到冬季营地。
　　此命令传达到团长。
　　清查收并报告执行情况。
　　最高统帅部
　　И·斯大林
　　Г·朱可夫
　　1942年12月8日22时15分
　　第170703号”
　　必须强调指出，我军是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火花”战役的。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的数月内，已将其占领的阵地，变成了强大的筑垒地域，构筑有纵横交错的混凝土野战工事体系和大量防坦克、防步兵障碍物。而且，敌人的防御是依托8个有利高地和其他自然地区组织的。
　　敌人在涅瓦河左岸的防御尤其强大。德军固守这里，前面有宽达800米的开阔水区。河水即使冰封，也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因为冰上没有任何遮蔽物。在我突破地段上，敌人占领的陡峭河岸高达5至12米，便于对河面进行观察和射击。德军还用密集的铁丝网、地雷场加强了这一天然屏障。
　　突破如此坚固的天然屏障是一项艰巨的战斗任务，需要全体人员付出巨大的努力，具有高超的军事技能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因此，尽管总参谋部已适时研究，最高统帅部也审批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首长上报的作战计划，但由于考虑到以往的教训，最高统帅对战役的结局还是不止一次地表示不安。
　　1942年12月，各方面军都对面临的进攻进行了周密准备。在最高统帅部规定的日期——1943年1月1日，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然而，由于气候条件极其不利(已开始解冻，涅瓦河上的冰层已不够坚固，沼泽地已难以通行)，开始进攻是极其不利的。两个方面军首长于12月底报请最高统帅部将战役开始时间推迟到1月10至12日。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
　　1943年1月初，由于要进行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进攻战役的准备工作，我来到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说：
　　“伏罗希洛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现正在列宁格勒。国防委员会认为，你也必须赶到那里。需要现地看一看，‘火花’战役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全都进行得顺利。你还有时间，请你来莫斯科一趟，我们需要商讨一个问题。”
　　“既然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罗索什附近的战役也是最高统帅部战略计划中极重要的一环，请问，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进攻准备工作怎么办?”
　　“你有什么建议吗?”斯大林反问道。
　　“华西列夫斯基熟悉情况，让他来这儿完成已开始的工作，在斯大林格勒地域有沃罗诺夫就行了。”
　　“我同意，请你立即飞回莫斯科。”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我遇见了航空工业人民委员А·И·沙胡林和几位飞机设计师。可想而知，他们的谈话大部分是有关进一步改进一些飞机设计和增产轰炸机的问题。显然，这方面的情况十分令人满意，斯大林的情绪很好。
　　讨论结束后，他对大家说：“好，可以走了。开始吧。”
　　当走在最后面的人关上门的时候，最高统帅赞许地说：“这就是党培养的人材。”
　　“谈谈吧，”斯大林转向我。接着说：“‘火花’战役开始前，你还有点时间，所以我想让你用两天功夫去一趟第3突击集团军。该集团军现正在大卢基—新索科利尼基—波列奇耶地域同被包围的敌军集团进行激烈战斗。你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好，我今天就去。”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大卢基及其附近地域进行的战役，对于突破列宁格勒封锁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里进攻的军队牵制住了很多列宁格勒附近的敌人兵力，从而有助于“火花”战役的胜利。我作为副最高统帅，不断收到总参谋部关于各战线最详细情况的通报。我十分了解这一战役的实施计划。
　　到达第3突击集团军后，我到现地了解了爱沙尼亚第8军的行动情况。当时指挥该军的是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Л·А·佩尔恩少将，一位爱沙尼亚人。尔后，我来到近卫第5军，该军是由当今荣获两次苏联英雄称号、我们著名的活动家、军事首长——人几别洛博罗多夫大将所指挥的。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克罗尼克指挥步兵第357师。1922年他是我所指挥的骑兵连的司务长。老战友相逢自然十分高兴。而且，当我详细了解到该师卓有成效的作战行动和制定得极其周密的计划后，倍加欣慰。
　　第3突击集团军的工作搞得挺好。司令员К·Н·加利茨基将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А·И·利特维诺夫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我把这一切报告给斯大林，并在得到了他的“允许“后，于1月8日夜间乘火车去沃尔霍夫方面军。
　　……对于我们这些最高统帅部在各方面军的代表来说，乘坐火车的机会是极少的。一般都是在紧急情况下乘飞机去作战地区。一走进舒适而暖和的车厢，我就吩咐不要叫醒我，躺下睡觉。为了到达目的地后能立即开始工作，我需要适当地休息。
　　由于列车突然减速，我醒了。窗外是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光亮……看看表，已经是夜间两点了。
　　我迅速起来，穿上衣服。火车停了，门口出现了值班将军的身影。 他报告说：“日丹诺夫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已经从列宁格勒赶来了，他们正在自己的车厢里等您。”
　　我立刻就去了。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们已在К·Е·伏罗希洛夫的车厢里等着。
　　К·Е·伏罗希洛夫和丸A．日丹诺夫热情地同我打招呼。
　　“斯大林打来了电话，”伏罗希洛夫说，“事先通知说你要来。”
　　“我们马上开始工作吧。”
　　我们立即开始讨论“火花’饿役的问题。
　　象往常一样，我们是从确定各方面军任务和研究当前行动计划着手的。早在1942年12月8日最高统帅部就给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下达命令：消灭利普卡—盖托洛沃—莫斯科杜布罗夫卡—施吕瑟尔堡地域的德军集团，并在上述地区突破封锁。
　　突破封锁的企图很单纯，就是以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两个突击集团在5号工人村(锡尼亚维诺以北5公里)方向上实施强大的相向突击，突破敌人在施吕瑟尔堡—姆加突出部的防御。同时，为了不让敌人机动兵力兵器，计划在主要方向以南和以北的其他地段实施辅助突击。
　　当那些我在1941年9月就熟悉了的居民地地名出现在我面前的前线作战地图上时，必须承认，我是十分激动的。
　　莫斯科杜布罗夫卡!……这个在封锁的第一个月攻占的“五个戈比”登陆场，直到现在还被英勇地扼守着。现在，这个“五个戈比”登陆场已是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一个辅助突击方向。
　　当然，在战线的其他地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从列宁格勒方向进攻的已不是象1941年那样1个师，而是М·П·杜哈诺夫将军指挥的整个第67集团军。在该集团军的编成内有几个著名的师——当年守卫汉科半岛的Н·П·西蒙年科将军的第136师，А·А·克拉斯诺夫将军的近卫第45师和a人特鲁巴乔夫上校的第86师。参加战役的还有波罗的海舰队的炮兵和航空兵，С·Д·雷巴利琴科的第13空军集团军和拉多加湖区舰队的部分炮兵。
　　В·З·罗曼诺夫斯基将军的第2突击集团军担任沃尔霍夫方面军的主攻任务，而在从盖托洛沃以南的辅助方向上，则由Ф·Н·斯塔里科夫将军的第8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实施进攻。由于К·Е·伏罗希洛夫返回列宁格勒协调列宁格勒方面军部队的行动，在战役发起前我曾同他一起工作了两天。И·П·茹拉夫廖夫将军的第14空军集团军负责沃尔霍夫方面军战役的空中保障。
　　在审查战役计划时决定对计划做一些修改，特别是炮兵进攻的组织。
　　会议结束后，К·Е·伏罗希洛夫，Л·А·戈沃罗夫和А·А·日丹诺夫就去列宁格勒了，我则留下继续工作。我同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К·А·梅列茨科夫、军事委员Л·З·梅赫利斯、参谋长М·Н·沙罗欣将军和方面军炮兵司令员Г·Е·杰格佳廖夫将军交换了意见。尔后，会见各集团军司令员，审查他们定下的决心和制定的战役计划。之后，详细了解军队的物资技术保障情况，与主攻方向右翼行动的步兵第128师师长Ф·Н·帕尔霍缅科将军一起仔细研究当前战斗的决心。
　　在沃尔霍夫方面军停留的每一天，都向最高统帅部详细汇报工作。在汇报中，我报告了为弥补暴露的缺陷而采取了哪些措施，同时，就一些必须由总参谋部和其他中央指挥机关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这里，仅列举我到达方面军后第一天向最高统帅呈送的一份报告。
　　“瓦西里耶夫同志(斯大林的化名)。
　　今天我在罗曼诺夫斯基和斯塔里科夫的指挥所。同他们详细研究了情况和定下的决心。还同步兵第128师师长进一步判明情况，审查了他的突破决心。
　　我认为他们的决心和战役保障上的主要缺点是：
　　1．向8号工人村总方向进攻以迂回锡尼亚维诺抵抗枢纽的各师，没有坦克；对8号工人村支撑点没有集中足够的火器。缺少坦克，火器数量不足，不能保证突破的成功。
　　2．各集团军、兵团和部队接合部上的协同动作研究得不够。
　　3．各师预备队在战斗队形中的位置太靠前了，实质上变成了第二梯队。它们距离第一梯队才1—1.5公里，这会造成重大损失。
　　此外，还有一些战术、技术方面的小问题。
　　对发现的各种缺点，已向阿法纳西耶夫(К·А·梅列茨科夫的化名)和各集团军司令员们详尽指出。
　　阿法纳西耶夫那里，由于地形条件所限，炮兵观测条件很差，而且随着我军在多林地区向前推进，条件将更差。为了不致白白浪费炮弹，必须尽快给方面军调配一个航空气球队和1—2个校射机中队。
　　在战役第二阶段，需要给沃尔霍夫方面军补充以下数量的弹药：122毫米榴弹炮炮弹2万发；152毫米加榴炮炮弹1.5万发；120毫米迫击炮炮弹6万发；M—30火箭炮弹15万发，M—20火箭炮弹3，000发；M—13火箭炮弹3，500发。这些弹药必须于1943年1月18日至20日期间送到。
　　自1月11日晨起，我将在各师。
　　叶夫列莫夫(К·Е·伏罗希洛夫的化名)现在列昂尼多夫(Л·А·戈沃罗夫的化名)那里。
　　康斯坦丁诺夫(朱可夫的化名)
　　43年1月11日2时”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1
　　最后，一切战役准备工作都完成了。1943年1月12日晨到来了。天气晴朗、寒冷。我和В·З·罗曼诺夫斯基将军一起来到第二突击集团军观察所。观察所离前沿很近，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防御的浅近纵深。在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阵地上高高升起许多烟雾。正如通常所见，这是夜间执勤的士兵准备休息而在取暖。
　　此刻，整个前沿一片寂静。这是不寻常的寂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进攻前的寂静。
　　我们在这次战役中成功地达成了战术突然性，尽管敌人已知道我们在准备突破封锁，甚至还可能猜到苏军将在哪里实施突击，因为方面军的部署已表明了这一点。德国人天天在预想的突破地段上加修越来越多的防御工事，调来精锐部队，向16个月宋修筑的抵抗枢纽不断增加火器。但究竟在什么时候，何日何时，我们将以多大兵力发起战役，德国统帅部是不知道的。
　　正如俘虏们后来证实的那样，虽然希特勒匪徒们整整等了一年，但苏军那天的突击仍使他们感到意外，尤其是对突击的兵力和技能感到意外。
　　9时30分整，炮火准备的第一次齐射打破了清晨寒冷天气的寂静。
　　两个方面军的几千门火炮和追击炮在敌人防御的施吕瑟尔堡—姆加走廊的东西两面同时开火。
　　猛烈的炮火在苏军主要和辅助突击方向的敌人阵地上持续了两个小时。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炮声汇集成一个强大的轰鸣，以致于很难分清是谁，从哪里开的炮。前方高高涌起炮弹爆炸掀起的黑烟，树木被炸得东倒西歪，敌人掩蔽部的圆木飞上了天。大地到处是灰色的、在严寒中迅速凝结的烟云，这是沼泽地受到炮轰后蒸发出的气体。在突破地段的每一平方米土地上落有2—3发炮弹。
　　经过良好准备的进攻取得了预期的战果。两个方面军的突击集团粉碎了敌人的抵抗，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尽管遇到一些困难，仍然顽强地相向突进。
　　在敌防御纵深内，昼夜不停地激战了7昼夜。希特勒部队在每一个高地，每一片丛林和每一个居民地进行顽抗，但他们的防御还是在密切协同的苏军各兵种部队的共同努力下被摧毁了。
　　进攻的结果，我军占领了施吕瑟尔堡和其他一系列被敌人构筑成坚强抵抗枢纽的居民地。1月18日，两个方面军的进攻部队在5号工人村和1号工人村地区会师了。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被打破了!
　　在战役过程中，我所在的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员观察所转移到了1号工人村地区。我看到突破了封锁的两个方面军战士们会师时是多么高兴。战士们不顾敌人从锡尼亚维诺高地方向的炮击，兄弟般地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真正是饱经忧患后的欢乐啊!
　　突破列宁格勒封锁是二个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希特勒妄图用饥饿扼杀列宁格勒人的计划破产了。
　　1月18日，在完成了突破封锁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我苏联元帅军衔。1月20日，我与К·Е·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会面。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是，在交谈时，没有一个人抱怨封锁造成的艰难。大家所谈论的是如何尽快组织向列宁格勒运送物资技术器材，以便生产和修复我军作战所需要的技术兵器……这表现了由列宁的党所培育的苏联人民是如何坚强有力，这是任何敌人都不能战胜的人民。
　　列宁格勒人所经受的苦难，除了苏联人民外，是其他任何人也承受不了的。列宁城的居民们表现出了最伟大的英勇顽强精神。一回忆起这些，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就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怀念起那些为了列宁城的生存，为了苏维埃祖国，为了我们孩子们的未来而献身的人们……
　　在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许多事件中，一件有趣的事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
　　那是在1943年1月14日，我们得到报告，我们的炮兵在5号和6号工人村之间击毁了一辆坦克，从这辆坦克的外形看，与我们所熟习的坦克型号都不大一样。而且，希特勒匪徒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从“中立地带’拖走。
　　我们对这一报告很感兴趣，命令由一个步兵排和4辆坦克组成一个专门小分队，负责缴获敌人坦克，把它拖到我军阵地，以便尔后进行详细研究。小分队由强大的炮兵火力掩护。
　　1月16日夜间，小分队在科萨列夫大尉率领下开始执行这一战斗任务。敌人不断向被击毁的坦克所在地射击。然而，坦克还是被拖回来了。就连坦克履历簿也从雪地上捡回来了。
　　坦克的构造确实不寻常。经查明它是“虎—Ⅰ”型新式重型坦克的试验样品，是希特勒统帅部送到沃尔霍夫前线进行试验的。
　　对缴获的坦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专家们用试验的办法查明了它的易损部位。研究结果很快传达到苏军所有部队。因此，以后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中使用“虎—Ⅰ”型坦克时，我们的坦克手和炮手已敢于同它进行单独斗争了。
　　1943年1月突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列宁格勒战役的转折点。
　　城市同内地的陆路运输线修复了，这大大改善了城市居民、方面军和舰队的状况。我们的胜利彻底消除了德军和芬军在列宁格勒地区会合的危险性。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妄图以饥饿扼杀城市保卫者的计划彻底破产了。法西斯德国的威信遭到无可挽回的打击。
　　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两个方面军进行的战役，显示了苏军及其统帅部掌握了成熟的军事学术。在现代战争史上，这是第一次采用外部突击与被围地区有力的突击相结合的方法，粉碎了长期围困大城市的敌人。根据这一计划实施的进攻，是由最高统帅部经过全面周密的准备并胜利完成的。
　　苏军1943年1月在列宁格勒取得的胜利充分证实了我国军事经济的增长。在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突击集团编成内(第2突击集团军和第67集团军)共有4，000余门水炮和迫击炮。1943年1—3月，仅列宁格勒方面军就消耗了约3，000车皮的弹药。被敌人封锁一年多的列宁格勒人能为方面军提供这么多弹药这一事实，就证明敌人未能摧毁城市英雄儿女们的战斗意志，也未能使工业瘫痪。
　　突破封锁显示了苏联政治上一致和各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在列宁格勒战斗的有苏联各民族的代表，他们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和集体英雄主义。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和列宁格勒防空集团军约有23，000余名军人，因在突破封锁作战中英勇顽强，而被授予战斗勋章和奖章，特别突出的被授予崇高的苏联英雄称号。
　　在提到苏联军人在防御交战和突破封锁战役中所表现出的集体英雄主义时，我作为一个亲身参加者，不能回避下面这件事。
　　1969年英国出版了加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巨著《围困列宁格勒》(该书在美国出版时名《900天》。)。
　　该书表面上具有许多科学性的特征：事实和数字引自历史文献，仅索引目录就有小字密排14页。在该书引用的约500本书刊中，有230本是苏联作家的著作，还有192本是我们出版的期刊。
　　但是，只要对索尔兹伯里的书稍加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不客观、存有偏见的典型。它的反苏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
　　作者精心挑选并有意描绘了一些最阴暗的困苦的反面事例。最终是要给人们一种印象：列宁格勒居民和列宁格勒方面军为胜利所承受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没有必要的。该书实质上没有介绍这一胜利，也没有说明列宁格勒英勇防御的900天对整个战争的意义。
　　索尔兹伯里先生从公开发表的苏联历史文献中摘引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西方读者面前装作他是首先发现者。这样一来，不了解情况的人就可能会认为，是该书第一次公布了封锁给列宁格勒居民带来的苦难、死亡人数，等等。
　　索尔兹伯里以极不诚实的态度阐述了有关损失的报道。他断言，似乎是“苏联领导故意缩小了饿死的人数。”
　　这里，索尔兹伯里显然企图欺骗读者。我们根本不打算掩盖德国法西斯罪行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要想在战争结束后立即确定围困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41年那个可怕的被围困的冬季，谁也没有详尽统计过饿死的人数。后来，查证德国法西斯强盗暴行的国家特别委员会查明，在列宁格勒被封锁期间约有64.2万人死于饥饿，2.1万人死于法西斯的空袭和炮击。
　　索尔兹伯里先生的“发现”是什么呢?很明显，他那个关于列宁格勒居民的伪造的真实损失的“深刻”论断是一文不值的。
　　这类书籍的作者们是无法改变历史事实的。列宁格勒人的伟大功绩象镜子一样反映了苏维埃精神的崇高、苏联人民的英勇和顽强、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和苏联军事学术比希特勒德国军事学术优越。不承认这个论断，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以及象列宁格勒保卫战这样主要的历史性战役的进程。
　　关于列宁格勒英勇保卫战已有人写得很多了。但我总觉得，关于列宁格勒，同样地，关于我国所有的其他英雄城市，还应该写得更多，应当出版一套专门的长篇著作，要有较多的插图，精致的印刷，要引用大量事实和准确的文献材料，要写得真实而又公正。
　　我想，在每一个苏联人的家里都会找到一个地方来存放这样的书籍的。让我们的青年人能透过现代城市的新建街区、广场和大道看到当年战争中洒遍鲜血的街巷、倒塌和烧黑的墙壁、被炸翻的土地，而残暴的敌人就是从这样的土地上被苏联人民、青年人的祖辈和父母用自己的双手扫除掉的。当这段伟大历史时期的英雄业绩的目睹者和参加者还活着的时候，编撰一册这样的书是很值得做的。
　　如果认为应尽快地从地面上消除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以免它们在活着的人的生活上投下阴影是正确的话，那就同样必须将我们英雄年代的面貌和精神传给子孙后代。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2
　　第十四章 莫斯科会战
　　1941年10月5日，最高统帅部转告：“斯大林同志将同方面军司令员直接通话。”
　　我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电话室用“博多’机通知最高统帅部：“朱可夫在听电话。”
　　最高统帅部回答：“请等一下。”
　　过了还不到两分钟，最高统帅部守机员说：“斯大林同志在这里。”
　　斯大林：“你好!”
　　朱可夫：“您好!”
　　斯大林：“朱可夫同志，你能不能立即乘飞机来莫斯科?鉴于尤赫诺夫地区的预备队方面军左翼情况复杂，最高统帅部想和你商谈一下。让谁代替你呢!让霍津代替你吧。”
　　朱可夫：“请允许我10月6日早晨起飞。”
　　斯大林：“好。明天我们在莫斯科等你。”
　　但是，由于第54集团军地段上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情况，10月6日我未能起飞，并报告了最高统帅。
　　傍晚，斯大林又向列宁格勒打电话问：“你们那里情况怎样?敌人有些什么新的行动?”
　　我报告说：“德寇的攻击减弱了。据俘虏的供词，德军在9月的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后，在列宁格勒附近转入防御。现在敌人用炮兵和飞机对城市进行射击和轰炸。我航空侦察查明，敌人摩托化纵队和坦克纵队正在从列宁格勒地区向南大规模运动。看来，可能调往莫斯科方向。”
　　报告情况后，我问最高统帅，关于飞往莫斯科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
　　斯大林回答说：“有效!留下霍津或费久宁斯基将军代替你，你自己明天迅速乘飞机来莫斯科一趟。”
　　告别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我飞往莫斯科。因为必须紧急把М·С·霍津将军派往第54集团军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临时指挥就转交给了И·И·费久宁斯基将军。
　　到了莫斯科，卫队长迎接我并通知我说，最高统帅病了，在他住所里工作。于是，我们立即到那里去。
　　斯大林感冒了，面色不好，冷淡地接待我，点头表示回答我的问候，然后走到地图跟前指着维亚济马地区说：
　　“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由于不了解敌人进攻的地点和部署以及我军的状况，我们不能定下任何决心。现在请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一趟，详细弄清那里的情况，并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将等着。”
　　告别前，斯大林问：“你认为德国人最近期间会再次进攻列宁格勒吗?”
　　“我想不会。敌人损失惨重，又把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到了中央方向某地。敌人无力以列宁格勒地区现有的部队实施一次新的进攻战役。”
　　“你认为希特勒将把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用在哪里?"
　　“显然，用在莫斯科方向。自然是在补充人员和维修兵器之后。”
　　谈话时，斯大林站在桌旁。桌上放着标有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情况的地图。他看着西方方面军的地图说：“看来，他们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行动了。”
　　告别了最高统帅，我到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那里去，向他详细报告了列宁格勒地区12月6日的情况。
　　他说：“最高统帅刚打电话来，命令给你准备好西部方向的地图。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方面军首长就在8月份叶利尼亚战役时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驻过的那个地方。”
　　沙波什尼科夫向我详细介绍了莫斯科方向的情况。他向我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兹派朱可夫大将到预备队方面军作战地区为最高统帅部代表。
　　最高统帅部希望你们向朱可夫同志介绍情况。今后，朱可夫同志有关各方面军部队使用和指挥问题的一切决定，必须执行。
　　受最高统帅部的委托
　　总参谋长 沙波什尼科夫
　　1941午10月6日19时30分
　　编号2684”
　　在我们等待地图时，Б·М·沙波什尼科夫用浓茶招待我。他说，疲倦了。真的，他显得很疲倦。离开Б·М·沙波什尼科夫那里，我直接乘车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途中在手电筒光下，我研究了前线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行动。想睡觉，但为了不打瞌睡，我不得不时常将车子停下来，进行短距离的跑步。
　　我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时已是夜间。值班员报告说，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在司令员那里开会。司令员屋子点着蜡烛，有点昏暗。桌子旁边坐着И·С·科涅夫、В·Д·索科洛夫斯基、Н·А·布尔加宁、Г·К·马兰金。每一个人都是极疲劳的样子。我说，我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而且要直接从这里用电话向他汇报。
　　方面军作战部长Г·К·马兰金中将所谈的一些最新情况，使现有的材料更加充实和明确了。
　　西部方向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开始进攻的时候，担任首都远接近地防御的有三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是И·С·科涅夫上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是С·М·布琼尼元帅)，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是А·И·叶廖缅科中将)。截至9月底，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队总共约有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其中以西方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为最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上册，中文1981年版，第158页。)。
　　敌人调整了莫斯科方向上的兵力部署后，其兵力超过了我三个方面军的总和，军队超过0.4倍，坦克超过0.7倍，各种火炮和迫击炮超过0.8倍，飞机超过1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上册，中文1981年版，第158页。)。
　　9月30日，德军根据代号为“台风”的战役计划，以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和第2集团军向茹科夫卡至绍斯特卡地段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实施突击而开始了进攻。10月2日，敌人向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实施猛烈突击。接着，敌人又从杜霍夫希纳以北和罗斯拉夫利以东地区实施了特别有力的突击。敌人突破了我军防线。敌人的突击集团急速地向前推进，从南北两面包围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在维亚济马的所有部队。
　　布良斯克以南的情况也极其严重，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和第13集团军面临被合围的危险。古德里安的部队未遇到严重抵抗而向奥廖尔突进，这里我们没有力量来击退敌人的进攻。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10月2日建立了Д·Д·列柳申科少将指挥的加强的近卫步兵第1军。军的任务是滞止敌军前进，保障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后撤。
　　古德里安的部队继续进攻，于10月3日占领了预有防御准备的奥廖尔，摩托化第24军前出到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后方。近卫步兵第1军在姆岑斯克地区展开后，进入与敌摩托化和坦克集团的战斗。敌军在此被阻达数日之久，兵力兵器遭受重大损失。第4和第11旅的坦克兵首次使用设伏的方法击毁敌坦克。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利用近卫步兵第1军的胜利，退到了指定地区。
　　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将军在回忆这里的战斗时写道：“10月2日……在坦克第24军的作战地区姆岑斯克附近、奥廖尔东北同时展开了激烈战斗。坦克第4师投入了战斗……俄国的大量T—34坦克参战，使我军坦克遭受巨大损失。我坦克部队以前享有的兵器上的优越性，从此丧失了，现在敌人占优势了。因此，迅速的不断取胜的前景消失了。”
　　他进而说：“预定迅速向图拉的进攻不得不暂时拖延。”
　　事实正是如此!古德里安不仅推迟了迅速对图拉的进攻，而且总的讲未能占领它。然而布良斯克方面军被分割了。方面军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边战边向东撤退。图拉方向也出现了危险情况。
　　按照西方方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上将的命令，在维亚济马以北对迂回我军的敌北部集团进行了反突击。可惜，这次反突击未能成功。10月6日日终时，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相当一部分部队在维亚济马以西地区被合围。
　　通过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座谈和对情况的分析，我的印象是，维亚济马地区的惨重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敌人在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上占优势，但是我军还是可以避免被合围的。为此需要及时而正确地判定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并从次要地段抽调兵力，集中我主力对付敌人的突击。但当时没有这样做，致使我军的防御未能抵挡住敌人的集中突击。当出现了缺口时，因指挥员没有控制预备队而无法予以封闭。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3
　　10月8日2点30分钟，我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他当时还在工作。我向他汇报了西部战线情况。我说：
　　“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线的掩护兵力薄弱。因而敌人的装甲坦克兵有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尽快设法从别处抽调部队增强莫扎伊斯克防线。”
　　斯大林问我：
　　“西方方面军的第19和第20集团军以及博尔金指挥的集群在什么地方?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和第32集团军又在哪里?”
　　我回答说：“被合围在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南地区。”
　　“你打算做些什么?”
　　“现在我要去找布琼尼。”
　　“你知道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
　　“我到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某个地方去找。”
　　“好，你去找布琼尼，并从他那里立即打电话给我。”
　　下着小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10月8日早晨，来到奥博连斯科耶车站，我们看见两个从普罗特瓦河桥的一侧拉着电线的通信兵。我问他们：
　　“同志们，你们给哪里拉线?”
　　一个大个子战士毫不在意地回答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并讲我们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还是那个拉电线的战士回答我说：
　　“大将同志请原谅，我们不认识您，因此那样回答了您。您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它在两小时前从这里已经转移到森林的小屋子里去了，你看就在那里山上。在那里警卫人员会告诉您往那里走。”
　　汽车向后调了头。我很快来到了最高统帅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正集团军政委级)的屋子里，方面军参谋长А·Ф·阿尼索夫少将也在那里。Л·З·梅赫利斯在电话上严厉地申斥某个人。
　　我问司令员在哪里。参谋长回答说：
　　“不清楚。白天他到第43集团军去过。我担心С·М·布琼尼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你没有设法去找他吗?”
　　“是的，已派出联络军官去找，他们还没有回来。”
　　Л·З·梅赫利斯转向我问道：
　　“你来我们这里有哪些任务?”
　　“我是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的。”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现在，我正在收拢无组织地退却的人员。我们将在集合地点给他们补充武器并编成新的部队。”
　　从同Л·З·梅赫利斯和А·Ф·阿尼索夫的谈话中，我对于预备队方面军和敌人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很少。于是，我乘车去尤赫诺夫方向，希望在现地迅速察明部队情况。
　　在经过普罗特瓦河时，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我对这个地区的全部地形都非常熟悉，因为在青年时代这一带我纵横都走遍了。在距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奥布宁斯克10公里远的地方，是我的故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现在我的母亲、姐姐和她的四个孩子还留在那里。他们怎样?能否乘车去一趟?不，不能去，时间不允许。如果法西斯来了，他们会怎样呢?如果法西斯知道他们是红军将军的亲属，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大概会枪毙他们。一有可能，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莫斯科。
　　两星期后，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和整个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都被德军占领。幸而我已把母亲、姐姐和她的孩子送到莫斯科。
　　我的同乡们对敌人进行了坚决抵抗。在该地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队长是边防军人共青团员维克多·卡拉谢夫。他是一位保卫祖国的英勇战士和聪明的组织者。游击队的政委是联共(布)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委书记亚历山大·库尔巴托夫。英勇无畏的人民复仇者——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执行委员会主席М·А·古里亚诺夫也在这支游击队里。
　　乌戈德斯科—扎沃德游击队对德军的司令部、后勤机关和独立分队进行了多次大胆的袭击。
　　1941年11月，共产党员М·А·古里亚诺夫被俘，德寇野兽般地拷打他并对他处以绞刑。我的同乡们永远怀念着无畏的英雄。德寇退却时烧了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和许多其他村庄，我母亲的房子也被烧掉了。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另一支强大的游击队，是В·В·扎博指挥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对德军准备进攻莫斯科的第12军部队的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11月29日，苏联新闻局对其中的一次作战报道说：
　　“据悉，某地区的游击队取得了重大战果。11月24日，数支游击队袭击了一个大居民点(是指乌戈德斯科—扎沃德——朱可夫注)。摧毁德军的军司令部。缴获了一些重要文件”。
　　В·В·扎博1909年生于顿涅茨克。他是一位基于边防军官，非常英勇果敢。人们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执行任务坚决的指挥员。我亲自接见了他。我喜欢他随时准备执行任何重大任务的精神。我是游击队活动地区出生的人，很了解敌12军兵团配置地区的地形，对如何更好地完成受领的任务向他提了一些建议。作战任务胜利完成了。1943年8月8日，В·В·扎博在奥廖尔州霍特涅茨区杜布罗沃村附近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时他是近卫机械化第6军机械化第49旅旅长。
　　1941年12月，Д·М·谢瞄尼奥夫将军指挥的步兵第17师解放了乌戈德斯克—扎沃德地区。
　　1941年先是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以后又是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的皮亚特基诺村(德军撤退时也烧了该村)，战后变成了奥布宁斯克市。该市在国内外都是众所周知的。在这里建成了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现在奥布宁斯克市成了规模巨大的科学研究中心。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当时的情况。
　　当我到达小雅罗斯拉韦茨市中心时，没有碰到一个人。城市好象荒废了的样子。在区执行委员会大楼附近，我看到两辆小汽车。
　　我把司机叫醒后问道，“这是谁的汽车?”
　　“大将同志，这是布琼尼元帅的汽车。”
　　“С·М·布琼尼在什么地方?”
　　“在区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你们在这里很久了吗?”
　　“我们待了三小时。”
　　我走进区执行委员会，见到了С·М·布琼尼，他正在看地图。
　　我同С·М·布琼尼互相亲热地问好。看来，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老多了。
　　С·М·布琼尼问我：“你从哪里来?”
　　“从И·С·科涅夫那儿来。”
　　“他那里的情况怎样?我两天多同他没有任何联系了。昨天我到第43集团军司令部去了，方面军司令部在我不在时已经转移，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它设在森林左边、普罗特瓦河铁路桥的后面。他们在那里等着你。遗憾的是，西方方面军有相当大一部分军队被敌人合围。”
　　С·М·布琼尼对我说：“我们这里的情况也不比其他地方好，第24和第32集团军已被切断。昨天我在尤赫诺夫和维亚济马之间差一点落到敌人手里。敌人向维亚济马方向调集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看来是想从东面迂回包围该城。”
　　“尤赫诺夫现在在谁手里?”
　　“现在不知道。在乌格拉河附近发现敌人约有两个步兵团的兵力，但没有炮兵。我想尤赫诺夫现在已落入敌人手里。”
　　“谁担负掩护从尤赫诺夫到小雅罗斯拉韦茨的道路?”
　　“当我来这里时，除了在梅登看到三个民警外，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地方政权机关已从梅登撤走。”
　　我对С·М·布琼尼说：“你去方面军司令部弄清情况，并报告最高统帅部。我继续往前去。请将我们的会见情况报告最高统帅，并说我去尤赫诺夫地区，尔后去卡卢加，因为需要弄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梅登真的没有看到一个人。只有一位老太太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寻找什么东西。
　　我问她：“老太太你在那里找什么?”
　　她抬起头来，用两只睁大的、迷惘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下。
　　“老太太，你怎么啦?”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就又重新去挖。从废墟后面什么地方又来了一位妇女，手里提着半袋子什么东西。
　　“请不要问她。她因为悲伤而发疯了。前天德国飞机袭击了这个城市，从飞机上轰炸和扫射。这位老太太和几个孙子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敌人空袭时，她站在井边打水，亲眼看到炸弹落到了房子上。孩子死了。我家的房子也被炸毁了。想尽快离开这里，因此在废墟下面寻找东西，也许能找回点鞋袜衣服之类东西。”
　　她的面颊上淌着眼泪。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前往尤赫诺夫。我不得不时常将车停下来仔细地观察，以免车开到敌占区去。
　　走了10—12公里后，突然从森林出来几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武装士兵阻止我前进。其中一个走到我汽车跟前。
　　他说：“不许再往前走，你是谁?”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问他们的部队在哪里。
　　“坦克旅的司令部在相距100公尺的森林里。”
　　“很好，你把我带到旅司令部去。”
　　坦克旅在这里，我很高兴。前来迎接我的是一位身材不高、外表整洁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坦克兵。我立刻想到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坦克旅旅长特罗茨基上校向您报告。”
　　“特罗茨基!我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你!”
　　我想起了在哈勒哈河见过И·И·特罗茨基。他在那里担任坦克第11旅参谋长，就是苏联英雄М·П·雅科夫列夫指挥的旅。当时日本人很害怕这个旅。
　　“大将同志，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见到您。我知道您在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可是没有听说你从那儿回来。”
　　“你报告一下你们现在在做什么。首先谈一下敌人在什么位置?”
　　И·И·特罗茨基上校说：
　　“敌人占领了尤赫诺夫。他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乌格拉河桥。我已向卡卢加方向派出侦察。城里暂时还没有敌人，但在卡卢加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在那里作战的有步兵第5师和第43集团军的一些撤退的部队。我所指挥的旅归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我在这里已第二天了，尚未得到任何指示。”
　　“派联络参谋到奥布宁斯克车站地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去。方面军司令部位于普罗特瓦河那边皮亚特基诺村。向С·М·布琼尼通报情况。将坦克旅展开，组织防御，以掩护去梅登的方向。通过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将我给你的命令报告总参谋部，并说我要到卡卢加步兵第5师去。”
　　后来我才知道，乌格拉河上的桥梁被西方方面军伞降勤务主任И·Г·斯塔尔恰科少校指挥的支队炸毁了。这个400人的支队是于10月4日根据斯塔尔恰科的倡议由那些准备在敌后作战的边防战士编成的。
　　在炸毁桥梁以后，И·Г·斯塔尔恰科指挥的支队在乌格拉河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该支队很快就得到了Л·А·马姆奇科上尉和Я·С·罗西科夫大尉所指挥的波多利斯克军事学校学员支队的支援。敌军强渡乌格拉河和向梅登推进的企图被这些支队的英勇作战粉碎了。
　　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支队人员死伤惨重，但是他们以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打破了敌人企图迅速占领小雅罗斯拉韦茨的计划，并为我军在莫斯科接近地上组织防御赢得了必要的时间。在此期间，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筑垒地区上开进并展开了波多利斯克炮兵学校和步机枪学校的学员队。
　　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在卡卢加地区找到了我，并交给我一份总参谋长来的电话记录，最高统帅命令我于10月10日赶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3
　　10月8日日终前，我又回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迎接我的方面军参谋长报告说，已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召回С·М·布琼尼，任命我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可是很快又把10月10日到达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给了我。
　　我给Б·М·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问究竟执行哪个命令。沙波什尼科夫回答说：
　　“事情是这样的：国防委员会现在准备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把它的部队和防御地段交给西方方面军。准备任命你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10月10日前你要弄清预备队方面军的情况，并尽一切力量不让敌人突破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以及谢尔普霍夫方向的阿列克辛地区。
　　10月10日我来到位于克拉斯诺维多夫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后，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说：
　　“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你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做你的助手，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我想，应让И·С·科涅夫去指挥加里宁方向的军队集团。这个方向离得太远，那里应该有方面军的辅助指挥机关。”
　　斯大林同志说：“好!预备队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和莫扎伊斯克战线上的部队也归你指挥。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命令我已签发方面军。”
　　“我着手执行你的指示，但请求赶快把较大的预备队调到这里来，因为最近希特勒军队可能增强对莫斯科的突击。”
　　很快我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如下命令：
　　“直发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预备队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
　　为了统一指挥西部方向的军队，最高统帅部于1941年10月10日17时命令：
　　1．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为西方方面军。
　　2．任命朱可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3．任命科涅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
　　4．任命布尔加宁同志、霍赫洛夫同志和克鲁格洛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5．朱可夫同志于1941年10月11日18时开始指挥西方方面军。
　　6．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指挥机关，用以补充西方方面军和莫斯科战线的预备队。
　　接到命令后报告。
　　最高统帅部
　　И．斯大林
　　Б．沙波什尼科夫
　　第2844号”
　　同И·С·科涅夫讨论完情况后，我们首先决定将方面军司令部转移到阿拉比诺；И·С·科涅夫携带必要的指挥工具和几名指挥员立即前去协调在加里宁方向上军队的行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到莫扎伊斯克去找莫扎伊斯克筑垒地域司令С·И·波格丹诺夫上校，以便在现地弄清该方向上的情况。
　　方面军司令部向阿拉比诺转移，我同军事委员会委员Н·А·布尔加宁两小时后来到了莫扎伊斯克。在这里炮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听得很清楚。С·И·波格丹诺夫报告说，在博罗季诺附近，我加强有炮兵和坦克的步兵第32师正在同敌人先头摩托化部队和坦克部队进行战斗。指挥该师的是一位有经验的指挥员В·И·波洛苏欣上校。这个师是可以信赖的。
　　我们给С·И·波格丹诺夫作了必要的指示后，出发去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几个帐篷里，并立即投入了战役的组织工作。工作是很多的。
　　应该立即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卡卢加一线建立牢固的防御。必须加大防御纵深，建立第二梯队和方面军预备队，以便实施机动来加强薄弱的防御地段。必须组织地面侦察和空中侦察，加强对方面军务部队的指挥；必须安排好军队的物质技术保障。主要的是需要展开政治工作，提高军队的士气，增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在莫斯科附近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信念。
　　军队日日夜夜在紧张地工作。由于疲乏和缺少睡眠，人们几乎站都站不稳了。但是，在对莫斯科命运和对祖国命运的个人责任感推动下，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以期在莫斯科附近建立方面军稳定的防御。
　　1941年夏秋两季，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加强首都的防御，组建了大量预备队，给作战的集团军补充了新的部队、兵团和技术兵器。为了阻止住敌人，现在又采取了一些补充措施。
　　10月7日开始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友邻方面军向莫扎伊斯克防线调动部队。调到这里来的共有14个步兵师，16个坦克旅，40多个炮兵团和其他部队。重新组建了第16、第5、第43和第49集团军。到10月中旬大约已有9万人。当然，如要建立一道绵密而坚固的防御，这些兵力显然是不够的。但是最高统帅部已无能为力，而从远东和其他较远地区调遣部队，由于一系列原因而耽搁了。因此，我们决定首先占领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和卡卢加等几个最主要的方向。炮兵和防坦克兵器的主力也集中在这些方向上。
　　我们派以К·К·罗科索夫斯基、А·А·洛巴切夫和М·С·马利宁为首的第16集团军司令部和首长去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第16集团军的编成内编有新的兵团，因为它的转隶给第20集团军的各师已在维亚济马以西地区被敌人包围。Д·Д·列柳申科少将指挥的(他负伤后由Л·А·戈沃罗夫将军指挥)第5集团军向莫扎伊斯克方向集中；第33集团军集中在纳罗福明斯克地区，М·Г·叶夫列姆中将很快被任命为该集团军的司令员。К·Д·戈卢别夫少将所指挥的第43集团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方向展开。И·Г·扎哈尔金中将所指挥的第49集团军在卡卢加方向集中。
　　我们很熟悉这些司令员，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军事首长，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我们知道，他们及其所指挥的军队将竭尽全力阻止敌人向莫斯科逼近。
　　我应当指出，由В·Д·索科洛夫斯基中将和作战部长Г·К·马兰金中将领导的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方面军通信兵主任Н·Д·普苏尔采夫少将为了保障同方面军部队有顺畅的通信联络也作了很大的努力。
　　为了增大防御纵深，在西方方面军第一梯队的后方完成了大量的工程作业，在所有坦克危险方向上设置了防坦克障碍物。方面军预备队也调到了主要方向上。
　　方面军司令部很快就转移到了佩尔胡什科沃，并由此地向方面军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架设了电话电报线。最高统帅部的电话线也拉到了该处。
　　这样一来，实质上重建了西方方面军。它担负的历史使命是防守祖国的首都。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以说明所形成的严重局势和莫斯科所面临的直接危险。党号召苏联人民光荣地完成自己对祖国所担负的义务，不许敌人闯进莫斯科。
　　在敌军后方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北地区，我被围部队这时仍然在英勇地与敌人搏斗，企图突围与红军会合，但未获成功。方面军首长和最高统帅部为了援助被围部队，对德军战斗队形进行轰炸，并用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但是，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当时想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掌握足够的兵力和兵器。
　　我被围各部队在敌人后方没有放下武器，而是继续英勇战斗，箝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使其无法向莫斯科方向发展进攻。
　　10月10日和12日，我们两次向被围各部队司令员发了无线电报。电报里扼要地通报了敌情，规定了突围的任务，并委派第19集团军司令员М·Ф·卢金担任总指挥。我们要求他们迅速将突围的计划和军队的部署情况通知我们，申请在什么地段需要组织方面军航空兵的支援。但是，我们的两份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可能是电报到了被围部队手里已经晚了。看样子，军队已失去指挥，不得不以单独的集群进行突围。
　　前骑兵第45师师长А·Т·斯图琴科后来告诉我说：
　　“我们与师的剩余部队努力突围以便同方面军会合。我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德寇，共消灭敌人一千多。10月中旬，几乎没有一天不同敌人进行激烈的白刃格斗。战斗中，有许多优秀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牺牲了。”
　　А·Т·斯图琴科在谈到师政委А·Г·波列欣英勇牺牲时心情很激动。波列欣政委不顾生命的危险，亲自负责侦察。
　　“虽然我师大部分指战员牺牲了，但剩下的人仍然坚持战斗。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同方面军部队会合，为保卫莫斯科共同战斗。当我们突围出来、重新加入方面军队伍，对敌人予以回击的时候，那是最幸福的日子……”
　　由于在维亚济马地区被围的我军部队的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组织莫扎伊斯克战线的防御。被围部队的流血牺牲是有意义的。在维亚济马附近英勇作战，从而为保卫莫斯科的共同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苏联军人的功绩，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4
　　从10月13日起，在通向莫斯科的所有重要作战方向上都开始了激烈的战斗。
　　在这些严酷的日子里，党中央和国防委员会决定将部分中央机关和所有外交使团从莫斯科紧急疏散到古比雪夫，同时从首都．把那些特别重要的国家贵重物品运走。
　　敌人对莫斯科的狂轰滥炸日甚一日。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但是，在此以前党已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强地方对空防御。千百万公民积极参加了防空训练。“燃烧弹”对莫斯科人来说已不再是可怕的了。
　　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地区集中了大批的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
　　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从10月20日开始，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宣布戒严。在保卫首都的所有部队中都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对任何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都必采取坚决的措施。莫斯科居民回击了敌人的帮凶——惊惶失措者。
　　苏联首都勇敢地迎接了面临的危险。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员会发出的保卫苏联首都和消灭敌人的号召，为每一个莫斯科人、每一个军人和全体苏联人所理解。莫斯科人把首都及其接近地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堡垒，而把莫斯科保卫战绘成了一部英雄的诗篇。
　　当我们谈到莫斯科保卫战中的英勇战绩时，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我军英雄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战绩。10月份在西方方面军以及在尔后各次战役中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完全是首都及莫斯科州军民团结一致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国、全体苏联人民对军队和首都保卫者进行有效支援的结果。
　　还在7月初，就在市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12个民兵师。参加民兵师的有各种专业人员：工人、工程师、技师、学者和艺术工作者。当然，这些人员不是都具有军事技能，很多东西必须在战斗过程中才能熟悉。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很多自动编成的民兵在取得必要的战斗经验以后组成为出色的战斗兵团，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民兵组成了侦察、滑雪等很多专业分队的核心，并积极参加游击队的行动。西方方面军在作战中依靠了莫斯科居民的这种宝贵支援。
　　几十万莫斯科人不分昼夜地构筑环绕首都的防御工事。10月和11月，仅构筑防御内线就有约25万人参加，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少年。他(她)们构筑7.2万纵长米的防坦克壕、约8万米的崖壁和断崖，设置52，500米桩砦和许多其他障碍物，挖掘近12.8万纵长米的战壕和交通壕。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挖出300万多立方米的土!
　　留在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和工程师表现了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用旧的设备生产，因为全部贵重设备都搬迁走了。人员少，而军工产品需在最短期限内完成。莫斯科汽车厂生产什帕金7.62毫米冲锋枪。这种枪的枪机则由第一轴承厂和奥尔忠尼启则厂生产。
　　12月份，要求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比11月份多34倍。任务完成了!第二钟表厂生产地雷的引信。列宁格勒区的无轨电车修理厂制造手榴弹。“镰刀与锤子”工厂和“红色无产者”工厂修理坦克，还生产弹药。
　　汽车修理厂修理战斗车辆。“罗特—弗龙特”糖果点心厂生产浓缩食品。原生产居民服饰用品的小厂，现在为前线生产反坦克手榴弹和炮弹引信。
　　前线指战员知道，全国都在保卫首都。这种全民的支援是我们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鼓舞力量和可靠支柱。
　　为了响应联共(布)中央的号召，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数千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政治战士来到了前线，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1941年10月艰难的日子里，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告军队书，其中写道：
　　“同志们!在我国面临危险的严酷时刻，每一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发扬英勇顽强、英雄主义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莫斯科的道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警惕性，铁的纪律，组织性，坚决果断的行动，必胜的信心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精神。”
　　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来到了。
　　由于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谢尔普霍夫防线我军的兵力薄弱和个别地方被敌人占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选定诺沃扎维多夫斯基—克林—伊斯特拉水库—伊斯特拉—红帕赫拉—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一线作为主要防线。
　　鉴于战线拉得太长和不便于对加里宁集团实施指挥，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请求最高统帅部缩短方面军战线并把该军队集团转隶给其他方面军指挥。最高统帅部10月17日命令将第22、第29和第30集团军划归重新组建的加里宁方面军指挥。И·С·科涅夫上将被任命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Д·С·列昂诺夫(军政委级)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И·И·伊万诺夫少将被任命为参谋长。加里宁方面军的组成缩短了西方方面军的防御地带，并且便于对军队实施指挥。
　　А·И·叶廖缅科中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处境也极端困难。方面军的大部分部队被围，艰难地向东突围。经过英勇奋战，直到10月23日他们才突破了包围。尾追布良斯克方面军剩余部队的敌古德里安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奥廖尔后，于10月29日逼近图拉。
　　10月间，图拉除了第50集团军正在组建的后勤机关外，没有能防守该市的部队。在10月下半月，有3个遭受严重损失的步兵师撤退到图拉地区。这些兵团仅有500—1，500名士兵，炮兵团总共剩下4门火炮。撤出的部队已精疲力竭。
　　图拉市的居民大力帮助我军赶制被服，修理武器和技术兵器。在市党组织领导下，他们日日夜夜地辛勤劳动，以便使我部队恢复战斗力。
　　州委书记В·Г·扎沃龙科夫领导的城防委员会在短期内就组建了工人队伍，并给他们装备了武器。这些工人队伍同布良斯克方面军第50集团军的部队一起在图拉的近接近地上英勇战斗，阻挡住了敌人向该市推进。
　　А·П·戈尔什科夫大尉和Г·А·阿格耶夫政委领导的图拉市工人团表现得特别顽强和勇敢。该团同撤出的部队一起在科萨亚戈拉地区占领了防线。为了在城市接近地上消灭德军的坦克，图拉防御司令员В·С·波波夫将军还使用了高射炮团。所有防御图拉的部队同敌人打得非常顽强。
　　古德里安打算一举攻占图拉，尔后从南面迂回莫斯科。但他的这个企图未能得逞。敌人10月30日发起的进攻，被图拉的保卫者所击退，并受到严重损失。
　　11月10日，最高统帅部决定撤销布良斯克方面军，把图拉的防御任务交给西方方面军。
　　敌人无论怎样企图在1941年11月份占领图拉，从而打开通往首都的道路，但未能得逞。图拉市象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一样屹立着!图拉捆住了德军整个右翼集团的手脚。当时敌人决定迂回图拉，但为此不得不把自己军队的部署拉长，因而使古德里安集团军失去了应有的战役战术密度。
　　在歼灭莫斯科附近的德军过程中，图拉及其居民起了卓越的作用。
　　我想没有必要重复叙述战斗行动的整个过程，因为在许多历史著作中已不止一次地详细谈过了。莫斯科附近10月防御战的战果是众所周知的。在一个月的浴血搏斗中，德国法西斯军队总共前进了230—250公里。然而，希特勒统帅部打算在10月中旬攻占莫斯科的计划破产了。敌人被拖得精疲力尽，其突击集团也拖得很散。
　　敌人的进攻能力一天天在消失。截至10月底，敌人的进攻被阻止在图尔吉诺沃—沃洛科拉姆斯克—多罗霍沃—纳罗福明斯克、谢尔普霍夫以西和阿列克辛地区。这时，加里宁方面军在加里宁地区的防御也得以稳定。
　　1941年10月保卫首都过程中涌现的英雄人物的名字简直是数不胜数。不仅是个别军人，而且是整个兵团表现出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以自己的丰功伟绩为祖国博得了战斗荣誉。在各个战斗地段，都有这样的部队和兵团。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上，敌人先是加强的第5军后又增加2个摩托化军实施进攻。筑垒地域各分队和重新组建的第16集团军各部队进行了顽强的防御。И·В·潘菲洛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316师表现得特别突出。
　　由莫斯科步兵指挥学校学员组成的混编步兵团调到第16集团军最重要的防御地段。该团的行动由3个反坦克炮兵团支援。
　　学员开往指定的防御地区前，校长兼团长С·И·姆拉坚采夫对他们说：
　　“凶恶的敌人要闯入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我们应该阻断它的道路，保卫可爱的首都。我们的职责是，象我们老大哥、光荣的克里姆林宫学员那样战斗。现在没有时间进行你们的毕业考试了。你们将在前线，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经受考验。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光荣地通过这次考试……”
　　该团从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出发，急行军85公里，于10月7日晚到达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校长没有看错自己的学员。他们不怕危险、不怕牺牲，牢固地扼守着他们所防守的地段。该团的友邻是潘菲洛夫的步兵第316师。这个师由于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表现出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以后改编为近卫步兵第8师。
　　由于总的兵力兵器不足，营防御地域正面宽达7—10公里，纵深达3公里。在整个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当时还未建立绵亘的防御。仅构筑有支撑点，支撑点之间的间隙地由炮兵火力，有些地方还由远射机枪火力控制。
　　在莫扎伊斯克方向上，В·С·波洛苏欣上校指挥的步兵第32师同敌人由空军支援的摩托化第40军作战，打得特别英勇顽强。自1812年卫国战争以来近130年后的今天，在博罗季诺平原上——在这已成为俄国军人获得不朽荣誉的纪念碑的地方，又爆发了激烈战斗。
　　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方向进攻的是敌人步兵第12军和摩托化第57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接近地上，А·Ф·瑙莫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312师以及波多利斯克步校和炮校的学员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在梅登地区，我已谈过的И·И·特罗伊茨基上校的坦克兵死守着阵地。在古老的俄国城市博罗夫斯克附近，步兵第110师和摩托化步兵第151旅的指战员使他们的战斗旗帜增添了光荣。坦克第127营的坦克手同他们肩并肩地打退了敌人的攻击。敌人以很大的代价才把我部队击退到普罗特瓦河边，然后到纳拉河边，但它再未能继续前进。
　　第33集团军在纳罗福明斯克地区，在第5和第43集团军之间占领防御阵地。第43集团军在纳罗福明斯克以南，沿纳拉河东岸占领防御阵地，第49集团军在谢尔普霍夫以西——塔鲁萨以东、阿列克辛一线占领防御阵地。
　　方面军部队在这一线修好工事后，决心迎击敌人的冲击。
　　我方面军的部队在3个星期的十月会战中学会了很多东西。部队中开展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其中心是推广好的歼敌方法，提倡个人的扣集体的英雄主义以及部队和分队的英勇战斗精神。
　　我想特别强调指出西方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师级)、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军人Д·А·列斯捷夫在安排军队政治工作上所起的重大作用。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4
　　1941年11月1日，我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我说：
　　“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我回答说：
　　“敌人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敌人遭到了严重损失，不得不重新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为了防备敌人可能进行的空袭，需要加强对空防御，把歼击航空兵从友邻方面军调到莫斯科来。”
　　众所周知，节日前夕在首都“马雅科夫斯基”地下铁道车站举行了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11月7日在红场上举行了传统的阅兵式。战士们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
　　这件事对于巩固军队和苏联人民的士气起到了巨大作用，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斯大林的演说重申了党和政府有信心一定能够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同时，在受威胁的地段上设置了纵深梯次配置的对坦克防御，构筑了防坦克支撑点和防坦克地域。军队补充了人员、武器弹药、通讯工具、工程器材和其他物质技术器材。从11月1日至15日，西方方面军共补充了10万名官兵、300辆坦克和2，000门火炮。
　　这些从内地调来的步兵和坦克补充兵团是最高统帅部组建的预备队，集中使用在最危险的方向上。其中大部分集中使用在敌人装甲坦克集团可能实施主要突击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方向和伊斯特拉方向。向图拉—谢尔普霍夫地区也调来了预备队：在这里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和第4野战集团军可能实施再次突击。
　　11月初，我同最高统帅作了一次不很愉快的通话。
　　斯大林问我：“敌人现在情况怎样?”
　　“敌人突击集团的集中接近完成，看来很快就会转入进攻。”
　　“你认为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实施主要突击?”
　　“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古德里安坦克集群看来可能绕过图拉向卡希拉实施突击。”
　　“我同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应先敌进行反突击以粉碎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应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实施一次反突击，从谢尔普霍夫地区向德军第4集团军的翼侧实施另一次反突击。看来，敌人在那里集结大量兵力，准备向莫斯科突击。”
　　“最高统帅同志，我们使用哪些兵力实施这些反突击呢?西方方面军没有机动的兵力。我们仅仅有防御的兵力。”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可以使用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右翼各兵团，以及坦克师和多瓦托尔指挥的骑兵军。在谢尔普霍夫地区可以使用别洛夫的骑兵军，格特曼的坦克师和第49集团军的部分兵力。”
　　“我认为现在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把方面军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没有把握取胜的反突击中去。当敌人的突击集团转入进攻时，我们将无法巩固各集团军的防御阵地。”
　　“你方面军有6个集团军，难道这还少吗?”
　　“但是，要知道西方方面军的整个防线大大加长了，加上弯曲部目前长达600多公里。我们的纵深内，特别是防线中央的预备队很少。”
　　斯大林生气地说：“关于反突击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今晚就将计划通知下去。”
　　15分钟后；Н·А·布尔加宁来到我这里，并且一进门就说：
　　“刚才我受到了斥责。”
　　“什么斥责?”
　　“斯大林说：‘你同朱可夫骄傲了。但我们将设法管束你们!’他要求我立刻来找你，迅速组织反突击。”
　　“请坐下，我们把В·Д·索科洛夫斯基叫来，并预先通知集团军司令员К·К·罗科索夫斯基和И·Г·扎哈尔金。”
　　两小时后，方面军司令部命令第16、第49集团军司令员和各兵团指挥员实施反突击，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最高统帅部。但是，这些主要由骑兵实施的反突击，未能取得最高统帅所预期的效果。敌人兵力还相当强大，他的进攻气焰还很嚣张。我们只在阿列克辛地区取得了较大的效果：敌第4集团军的部队在这里遭到了巨大损失，未能参加对莫斯科的总攻。
　　为了继续向莫斯科进攻，希特勒统帅部增调了新的部队。截至11月15日，在西方方面军正面集中了51个齐装满员的师，其中31个步兵师、13个坦克师和7个摩托化师。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方向和伊斯特拉方向，К·К·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正面上，敌人集中了第3和第4坦克群(编有7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和4个步兵师)，并有将近2，000门火炮和强大的航空兵群支援。
　　在图拉—卡希拉方向，第50集团军正面上，敌军突击集群由摩托化第24、第47军和步兵第53、第43军编成，总兵力为12个师(其中4个坦克师和3个摩托化师)。它们还得到强大的机群支援。
　　由6个军编成的敌第4野战集团军展开在兹韦尼戈罗德、库宾卡、纳罗福明斯克、波多利斯克、谢尔普霍夫等方向上。该集团军奉命实施正面突击以牵制和削弱西方方面军的防御部队，尔后向防线中央莫斯科方向实施突击。
　　德军统帅部于11月15日向我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0集团军(该集团军在伏尔加河水库以南的防御阵地很薄弱)实施了突击，从而开始了进攻莫斯科的第二阶段。与此同时，敌人还向西方方面军部队，即向绍沙河以南К·К·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右翼实施了突击。敌人向该集团军地带内的捷里亚耶瓦—斯洛博达地区实施了辅助突击。
　　敌人投入了300多辆坦克来进攻加里宁方面军第30集团军，而该集团军总共只有56辆武器较差的轻型坦克。防御抗击不了敌人攻击，很快被突破了。
　　从11月16日早晨起，敌军开始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向克林急速发展进攻。我们在这个地区没有预备队，因为预备队按照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已调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实施反突击，并在那里被敌人牵制住了。
　　在同一天，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实施了强有力的突击。在伊斯特拉方向上，敌人2个坦克师和2个步兵师实施进攻。敌人为了对付我150辆轻型坦克而投入了400辆中型坦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第16集团军的各步兵师(即И·В·潘菲洛夫将军的第316师，А·П·别洛博罗多夫上校的第78师，П·Н·切尔内绍夫将军的第18师，С·И·姆拉坚采夫的独立学员团，近卫步兵第1师，独立坦克第23、27、28旅和Л·М·多瓦托尔少将的骑兵集群)打得特别顽强。
　　11月17日23时，最高统帅部命令把加里宁方面军第30集团军转隶给西方方面军，因此方面军的防线又重新向北伸延到伏尔加河水库。Д·Д·列柳申科少将被任命为第30集团军司令员。
　　11月16日到18日的战斗，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敌人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用坦克在先头开路，妄图冲进莫斯科。
　　但是，我纵深梯次配置的炮兵和对坦克防御，以及组织良好的各兵种的协同动作，使敌人无法突破第16集团军的战斗队形。该集团军缓慢地但很有秩序地撤退到事先准备好的并为我炮兵所占领的地区，在那里又重新英勇顽强地战斗，打退了希特勒匪帮的冲击。
　　编入第16集团军的近卫坦克第1旅在作战中表现得无比英勇。在10月，该旅(当时为坦克第4旅)曾在奥廖尔和姆岑斯克附近英勇战斗，为此得到了崇高的荣誉，被命名为近卫坦克第1旅。现在，在11月保卫莫斯科接近地的战斗中，近卫坦克兵又以新的功绩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光荣的战斗声誉。
　　国防委员会、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员仍留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工人们为保证保卫莫斯科的部队得到武器，弹药和技术兵器，每天劳动12-18小时。
　　然而对首都的威胁并未消失。敌人虽是缓慢地，却是日益逼近莫斯科。
　　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0集团军的地段取得了战术突破后不久，斯大林打电话问我：
　　“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力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你打电话到总参谋部去接洽一下，看把你所要的2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它们在11月底将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
　　经过半小时后，我同А·М·华西列夫斯基已商量好，第1突击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以及第20集团军的所有兵团将转隶西方方面军。新编成的第1突击集团军将集中于亚赫罗马地区，第10集团军将集中于梁赞地区。
　　在图拉-莫斯科战役方向上，敌人于11月18日转入了进攻。在第50集团军步兵第413和第299师担任防御的韦尼奥夫方向上，敌人坦克第3、第4和第17师实施进攻。该集团突破我防线后，占领了博洛霍沃-杰季洛沃地区。为了抵抗敌人，我们将步兵第239师和骑兵第。41师仓促调到乌兹洛瓦亚地区。在这里激烈的战斗日夜不停，我军表现了集体英雄主义。步兵第413师各部队打得特别顽强。但是，11月21日，乌兹洛瓦亚和斯大林诺戈尔斯克被古德里安坦克集团军的主力所占领。在米哈伊洛夫方向上，敌人摩托化第47军实施进攻。在图拉地区造成了非常复杂的情况。
　　在此种条件下，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用А·Л·格特曼上校(现为大将)指挥的坦克第112师加强卡希拉战斗地段；用坦克旅和其他部队加强梁赞战斗地段；用坦克第9旅、独立坦克第35和第127营加强扎赖斯克地段；用步兵第510团及1个坦克连加强拉普捷沃地段。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5
　　11月26日，敌人坦克第3师迫使我军后撤，并在图拉以北地区截断了图拉-莫斯科铁路和公路。但是，在卡希拉地区的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第1军，坦克第112师以及方面军其他许多部队，阻止了敌人在该地段继续前进。为了支援在那里作战的部队，我们又增调了步兵第173师和火箭炮第15团。
　　11月27日，П·А·别洛夫骑兵军在坦克第112师、步兵第173师和其他部队协同下，向敌古德里安部队实施了迅猛的反突击，在韦尼奥夫方向把敌人向南击退了10-15公里。
　　11月30日以前，在莫尔德韦斯以南的这一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在这里未取得胜利。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官古德里安确信在卡希拉-图拉地区不可能粉碎苏军的顽强抵抗和从这里冲向莫斯科。希特勒匪帮被迫在该地段转入防御。
　　在这一地区作战的苏军，打退了敌人的所有突击，使敌人受到了很大损失，阻止住了敌人向莫斯科推进。
　　在方面军右翼伊斯特拉、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情况仍很糟。
　　11月23日，敌人坦克冲进了克林。为了不使我军部队有被围的威胁，在23日夜里不得不把它们撤到下一个后方地区。第16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撤出克林。由于失去了克林，在第16和第30集团军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仅由我军一个薄弱的集团掩护。
　　11月25日，第16集团军又从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撤退了。这里出现了极严重的局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从方面军其他地段向这里抽调了一切可能的力量。独立的坦克群、防坦克枪组、炮兵连和从防空司令员М·С·格罗马金将军那里抽调的高炮营，都调到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无论如何必须把敌人阻止在这个危险地段上，直到谢尔普霍夫地区的近卫步兵第7师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2个坦克旅及2个反坦克炮团开到这里为止。
　　我军的防线弯曲成了弓形，出现了很多薄弱的地方，似乎可能发生无法补救的事件。但是没有!军队死守阵地，而在得到增援部队后又重新建立了敌人无法攻破的防线。
　　11月29日傍晚，敌人坦克部队利用我亚赫罗马地区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桥上的防御薄弱，攻占了桥梁，越过了运河。在这里敌人的坦克部队被В·И·库兹涅佐夫中将所指挥的第1突击集团军开来的先头部队所阻止，经过激战后被击退到运河那边去了。
　　前线的状况确实非常复杂。因此有时发生一些事情只能用局势太紧张来加以解释。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最高统帅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情报说，我军放弃了纳哈宾诺西北的杰多夫斯克城。这里离莫斯科非常近。
　　斯大林自然对这样的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11月28日和29日，А·П·别洛博罗多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9师还是比较顺利地打退了敌人在伊斯特拉地区多次疯狂的冲击。可是只过了一昼夜，杰多夫斯克据说落入了希特勒匪帮的手中……
　　最高统帅打电话问我：
　　“你是否知道杰萝夫斯克被敌人占领了?”
　　“斯大林同志，不知道。”
　　所大林立刻生气地说：“司令员应当知道在他的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赶快到现地去亲自组织反冲击，收复杰多夫斯克。”
　　我试图予以反驳说：“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离开方面军司令部未必慎重。”
　　“不要紧，我们会想办法应付，在这期间由索科洛夫斯基暂时代替你。”
　　放下听筒后，我马上同К·К·罗科索夫斯基联系，要求他说明为什么方面军司令部对于放弃杰多夫斯克一点都不知道。但立刻就弄清楚了，杰多夫斯克城未被敌人占领，可能指的是杰多沃村。在霍万斯科耶—杰多沃—斯尼吉里及其以南地区，近卫步兵第9师正在进行防御战斗，不让敌人沿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向杰多夫斯克和纳哈宾诺实施突破。
　　我决定给最高统帅打电话说明是弄错了。斯大林大发雷霆。他要求我立刻出发去К·К·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并设法把这个最不幸的居民地一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还命令我带上第5集团军司令员Л·А·戈沃罗夫，并说：“他是炮兵，让他帮助К·К·罗科索夫斯基组织炮兵火力，以支援第16集团军。”
　　在这种情形下，反对已没有意义。当我把Л·А·戈沃罗夫叫来并给他规定了任务时，他完全有理由地试图证明没有必要去这一趟：第16集团军有自己的炮兵主任В·И·卡扎科夫炮兵少将，集团军司令员К·К·罗科索夫斯基也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为什么在这样紧急的时刻让戈沃罗夫离开自己的集团军。
　　为了不再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辩，我不得不向Л·А·戈沃罗夫将军解释说，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
　　我们去К·К·罗科索夫斯基那里，然后又同他一起去到А·П·别洛博罗多夫的师。师长对于我们来到他部队驻地未必高兴。因为他当时正急得要命，又不得不向我们说明关于敌人占领杰多沃村深谷那边几幢房子的情况。
　　А·П·别洛博罗多夫汇报了情况，并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了，从战术考虑夺回这几幢房子是不合适的。可惜我不能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我绝对不能根据战术上的考虑来行动。因此我命令А·П·别洛博罗多夫派1个步兵连和2辆坦克把占领那几幢房子的德军一个排驱逐出去。这一任务完成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一些严重的事情。
　　12月1日，德军突然在战线中央，在第5和第33集团军接合部突破了我军防线，并沿公路向库宾卡推进。但是，在阿库洛沃村附近，步兵第32师挡住它的去路。该师以炮兵火力消灭了敌人部分坦克。敌人不少坦克在地雷场被炸毁。
　　当敌坦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撤回到戈利齐诺后，在这里被方面军预备队及第5和第33集团军开来的部队彻底粉碎。12月4日，敌人的这次突破已被全部粉碎。在战场上，敌人丢下了1万多具尸体，50辆被击毁的坦克和许多其他技术兵器。
　　12月底，根据德军各个集团行动的特点和突击的力量判断，敌人已精疲力竭，已再没有力量来实施进攻行动。
　　在莫斯科会战过程中，敌人将各突击集团展开在宽大的正面上，并以装甲坦克部队作为拳头实施深远的突破，从而使自己军队的正面铺得太宽，以致在莫斯科近接近地的最后战斗中失去了突破能力。希特勒统帅部没有料到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而且无法弥补这些损失和加强自己在莫斯科附近的军队集团。
　　从俘虏的供词中察明，敌人某些连队仅剩下20—30人，德军的士气急剧下降，对攻占莫斯科已失去了信心。
　　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也蒙受了很大损失，精疲力竭，但仍坚守防御阵地，而且由于得到预备队的加强，在同敌人的战斗中成十倍地增加了自己的力量。
　　在进攻莫斯科第二阶段的20天中，德军伤亡155，000官兵，损失约800辆坦克、数百门火炮和大量飞机。严重的损失和战略计划的破产，使广大德军士兵对整个战争的结局发生了怀疑。在世界舆论中，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前希特勒的将军和元帅们企图把攻占莫斯科计划的破产以及整个战争计划的破产归罪于希特勒，似乎希特勒没有听他们的建议，在八月份停止了“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挺进，而将其部分军队调回到乌市兰。
　　例如德国将军F·梅伦丁写道：“对莫斯科的突击，古德里安是赞成的，可是八月份却停止了这一突击，决定首先攻占乌克兰。如果它始终被看成决定整个战争结局的主要突击的话，可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俄国的心脏会受到创伤。”(F·梅伦丁：《1939—1945年的坦克会战》，1957年，俄文版，第140页。)
　　古德里安将军、霍特将军以及其他人认为，除了希特勒的错误外，他们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俄国的气候寒冷。
　　当然，天气和自然条件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起作用。所有这些虽然都在同样程度上对作战双方起作用。但希特勒匪徒身上穿着从居民那里抢来的御寒衣服，脚上穿着简陋的自制稻草套靴。短皮大衣、毡靴、棉背心、防寒衬衣，所有这一切也都是武器!我们国家保证自己的战土穿得很暖和。而德军却没有过冬的准备。
　　这是由于希特勒统帅部打算轻装走遍俄国，计划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结束整个战争。就是说，问题不在于天气，而在于法西斯上层领导集团政略和战略上的过失。
　　另一些将军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一切都归罪于道路泥泞。这种说法并不新奇。断送了80万军队的拿破仑也归罪于俄国的天气。
　　但我亲眼看到，在同样的道路泥泞中，成千成万的莫斯科人，主要是妇女进行他们并不习惯的艰苦的工程作业，挖防坦克壕、堑壕，设置桩砦，修筑障碍物，搬运沙袋。泥泞粘住了他们的脚和运土的手推车的轮子，使本来对妇女不适用的铁锹大大加重了。
　　我还想对那些企图用天气不好来掩盖在莫斯科附近失败的真正原因的人补充说一句，1941年10月，道路泥泞时期是比较短的。11月最初几天比较冷，下了雪，道路到处畅通无阻。在希特勒军队发赶“总攻”的11月份，在莫斯科方向作战地区内，气温稳定在零下7°—10°。大家知道，在这样天气条件下，是不会有泥泞的。
　　不!不是雨和雪在莫斯科附近阻住了法西斯军队，而是受到苏联人民、首都和祖国支持的苏军的不届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打败了德军百万以上精锐部队。
　　至于谈到暂时不进攻莫斯科和将部分兵力调到乌克兰的问题，可以说，如果不进行这次战役，德军“中央”集团的情况会更糟。因为，在9月被用以填补西南方向上缺口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在12月反攻时，可以在敌人“中央”集团军群进攻莫斯科时用来向其翼侧和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
　　由于第二阶段进攻莫斯科的完全失败和闪击战计划的破产而发疯的希特勒，为自己找到了“替罪羊”，撤销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齐元帅、“中央”团军群司令冯·博克元帅、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将军和几十名其他将军的职务。而在一个半到两个月前，希特勒还慷慨地授予这些人以十字勋章。希特勒宣布自己为陆军总司令，看来，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对军队起到魔术般的作用。
　　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德国政府宣布对美国作战。显然，希特勒想以此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他想表明，德国虽然遭受了损失，仍然是强大的，不仅能够同苏联、英国作战，而且能够同美国作战。第二、他想加速推动日本对美作战，以避免美国在欧洲参加对德战争。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笑道：
　　“有意思，希特勒德国准备用什么力量同美国作战?它既没有能进行这种战争的远程航空兵，也没有相应的海上兵力。”
　　有人不止一次地问我，苏军在莫斯科附近怎样粉碎了强大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及如何把敌人残部赶到西边去的?
　　关于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德军的问题已有过不少记载，而且在我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曾作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我也想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众所周知，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在莫斯科方向上实施代号为“台风”的战役，企图在维亚济马—莫斯科方向和布良斯克—莫斯科方向上消灭苏军，然后从南北两面迂回莫斯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占领莫斯科。敌人打算用两次包围的方法逐次达到这一战略目的。首先计划在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两地区内实施第一次包围，消灭苏军；为了实施第二次包围和攻占莫斯科，敌人企图用装甲坦克部队经克林和加里宁从西北，经图拉和卡希拉从南面对莫斯科作纵深迂回，以求在诺金斯克地区完成战略合围。
　　但是，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在计划实施这样复杂的战略性战役时，在兵力和兵器的估计上犯了很大错误。它过低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集结的兵力只能够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地区突破我军防线，把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部队击退到加里宁—亚赫罗马—红波利亚纳—克留科沃—纳拉河和奥卡河—图拉—卡希拉一线。
　　因此，在10月初，敌人达到其当前目标后，不可能开始“台风”战役的第二阶段。
　　为了实施“台风”战役的第二阶段而建立突击集团时，敌人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敌人的翼侧集团，特别是在图拉地区作战的翼侧集团，力量很薄弱，其编成内没有足够数量的诸兵种合成兵团。在那种条件下，对装甲坦克兵团的指望落空了。它们受到很大损失，丧失了突破能力。德军统帅部未能同时向西方方面军的战线中央实施突击，尽管他在那里有足够的兵力。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从次要地段上把所有的预备队(包括师的预备队)自由地从中央调往两翼，来抗击敌人的突击集团。
　　某些军事历史著作断言，莫斯科会战的战役中不包括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10月份进行的战斗；说什么敌人起初在莫扎伊斯克防线完全受阻，尔后希特勒统帅部似乎才不得不准备新的“总攻战役”。
　　以上所谈的关于“台风”战役破产的情况，就驳倒了这种说法。关于德军在11月份大量补充兵员、物质器材和对其左翼坦克兵团的部署作某些调整的引证，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众所周知，在每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中，通常都采取这些措施，因而也不能成为决定此次战役开始和结束的因素。
　　主要的是，11月初，我们成功地及时察明了敌人突击集团向我防线的两翼集中，因而正确地判定了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为了对付敌人的突击，我们建立了拥有大量反坦克兵器和工程器材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在这里，在最危险的方向上，集中了我们全部坦克部队的主力。
　　敌人长达1，000公里以上的交通线经常受到游击队的破坏。游击队经常以自己的英勇行动破坏敌军的供应及其指挥机关的工作。
　　希特勒军队的严重损失，“台风”战役的旷日持久，苏军的顽强抵抗，所有这些都大大地削弱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斗力，使之张惶失措，丧失了胜利信心。
　　在莫斯科会战过程中，苏军同样受到很大损失，但他们直到防御战役结束时仍然保持着应有的战斗力和必胜的信心。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红军粉碎了希特勒企图攻占列宁格勒并使德国法西斯军队同芬兰军队会合的计划。红军在季赫温地区转入反攻，消灭了敌人，占领了城市。与此伺时，南方方面军也转入反攻，占领了顿河畔的罗斯托夫。
　　在此条件下准备了莫斯科附近的反攻。这一反攻的思想早在11月就有了。它是在防御战役的过程中最后形成的，是苏联最高统帅部一切企图和计算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变要素。
　　由于当时情况极其复杂，不可能为组织实施反攻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们不得不在艰难的防御战役过程中准备反攻，其实施的方法是在一切征候表明希特勒军队已不能抗击我军反突击时才最后确定的。为防御战斗的胜利所鼓舞的我军，没有任何间歇地转入了反攻。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6
　　11月29日，我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汇报情况，请求他下令开始反攻。
　　斯大林很认真地听，然后问我：
　　“你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机状态而没有可能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
　　“敌人已极端虚弱。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消除敌人楔入的危险，敌人将来可能从其‘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抽调强大的预备队来加强在莫斯科地区的军队，那时局势可能严重复杂化。”
　　斯大林说，他同总参谋部商量一下。
　　我请方面军参谋长Б·Д·索科洛夫斯基(他也认为，是把各预备队集团军投入战斗的时候了)打电话同总参谋部联系，说明我们的建议：立即开始反攻是合适的。
　　11月29日晚上，我们接到通知，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开始反攻，并要我们呈报反攻战役计划。11月30日晨，我们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反攻计划的意见，标绘在地图上附以最必要的说明，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我们没有必要详细报告，因为所有主要内容早已亲自与斯大林、Б·М·沙波什尼科夫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商量过了。我呈送计划时只给А·М·华西列夫斯基一封简短的便函：“清急速向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报告西方方面军的反攻计划并下达训令，以便开始准备战役，否则，可能延误战役准备的时间。”
　　计划图的说明首先指出，根据情况，方面军内各集团军不能同时转入反攻。进攻的时间规定如下：
　　“1．进攻开始的时间，根据部队卸载、集中和补充武器的时间，规定为：第1突击集团军、第20集团军、第16集团军和戈利科夫集团军——自12月3日晨至4日；第30集团军——12月5-6日。”
　　在说明的最后一点规定，各集团军的编成与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完全符合。我们规定西方方面军的任务是：
　　“……当前任务：向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和伊斯特拉方向实施突击，粉碎方面军右翼的敌军主要集团，向乌兹洛瓦亚和博戈罗季茨克古德里安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粉碎方面军左翼的敌人。
　　为了在其余战线上牵制住敌人兵力，使其不能机动部队，方面军第5、33、43、49和50集团军于12月4-5日转入进攻，完成有限的任务。
　　航空兵主要集团(四分之三)用来与右翼突击集团协同动作，其余部分用来与左翼戈利科夫中将集团军的协同动作。”
　　斯大林在计划上简单地写“同意”，并签了字。
　　至于西方方面军编成内各集团军部队的任务，规定如下：
　　В·И·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1突击集团军应在德米特罗夫-亚赫罗马地区展开自己的全部兵力，并在第30和第20集团军协同下向克林方向实施突击，尔后向捷里亚耶瓦-斯洛博达的总方向进攻；
　　第20集团军从红波利亚纳-白拉斯特地区出发，与第1突击集团军和第16集团军协同，向索耳涅奇诺戈尔斯克总方向实施突击，从南面迂回该市，尔后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实施突击，此外，第16集团军应以其右翼向克留科沃实施突击，尔后依据情况行动；
　　第10集团军与第50集团军协同，向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博戈罗季茨克方向实施突击，尔后继续向乌帕河以南进攻。
　　因此，完成在西方方面军两翼反攻的当前任务后，我们就可以粉碎敌“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集团，排除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要想给方面军部队规定比较长远的和决定性的目标，当时我们还没有力量。我们只是想把敌人击退到距莫斯科尽可能远的地方，并使之遭受尽可能大的损失。
　　尽管给我们增调了3个集团军，但西方方面军在数量上并没有对敌人占优势(除航空兵外)。在坦克和炮兵上，敌方占优势。这是我军在莫斯科附近反攻的一个主要特点。
　　1941年11月30日夜，最高统帅部在全面分析了加里宁方面军战斗的进程和结果之后，得出结论：该方面军11月27—29日在各个方向实施的局部进攻的方法，在此具体情况下是无效的。
　　最高统帅部命令加里宁方面军在近2—3天内集中兵力不少于5—6个师的突击集团，向图尔吉诺沃实施突击，前出到敌人克林集团的后方，以协助西方方面军部队歼灭该集团。
　　方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将军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后，报告说，他因兵力不足、缺少坦克不能执行这一命令。他建议，实施夺回加里宁的局部战役，以代替最高统帅部预定的深远而强大的突击。
　　最高统帅部完全正确地指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的建议不仅不符合，而且直接违背在莫斯科附近实施坚决的反攻这一总目的。
　　斯大林委托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他与斯大林共同签发了上述建立加里宁方面军突击集团的训令)与И·С·科涅夫将军谈谈，说明他的错误和事情的实质。华西列夫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详细地了解了方面军的战役态势、编成和能力后，于12月1日通过“博多”机告诉И·С·科涅夫：
　　“只有积极的行动和坚决的目的才能破坏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从而不仅解救莫斯科，而且为重创敌人奠定基础。如果我们近日内不这样作，那就会延误战机。加里宁方面军在达成这一目的上占有极为有利的战役态势，不能袖手旁观。你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打击敌人，你当面的敌人是不强的。请相信，胜利是有保证的。”
　　然后，А·М·华西列夫斯基详细地了解方面军的兵力，建议从哪里抽调哪些师，如何用方面军预备队的炮兵加强这些师。
　　他强调说：“现在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所以，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迟于4日晨开始战役”。
　　方面军司令员只好承认最高统帅部的计算正确，并保证他将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实施突击。И·С·科涅夫在最后却说：“我冒险去干”。
　　12月4日深夜，最高统帅打电话问我：
　　“除了已给你们的以外，方面军还需要什么?”
　　我回答说：“需要得到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航空兵的支援。此外，还需要至少200辆坦克。方面军没有坦克就不能迅速地扩大反攻的战果。”
　　又同上次谈话一样，斯大林说：“现在没有坦克，不能给你们，航空兵可以。请你同总参谋部接洽一下，我立刻打电话去。我们已下令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转入进攻。12月6日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战役集群在叶利齐地区转入进攻。”
　　从总参谋部进一步明确：
　　“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协助西方方面军反攻。其任务是，在西南方向上实施突击，前出到敌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集团的后方，以协助西方方面军部队消灭该集团。
　　西南方面军对敌叶利齐集团实施突击，协助西方方面军消灭莫斯科西南的敌军。”
　　12月初下的一场大雪给军队的集中、变更部署和前进到所准备的战役出发地区带来了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后，各兵种于12月6日清晨前已作好转入反攻的一切准备。
　　1941年12月6日晨到来。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从首都南北两面开始了反攻。在加里宁和叶利齐地区友邻方面军也向前推进。敌我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
　　进攻的第一天，加里宁方面军就突破了敌人防御前沿，但未能击退敌人。只是经过10天的顽强战斗和改变进攻战术后，方面军部队才开始向前推进。这发生在西方方面军右翼消灭了罗加切沃—索耳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德军集团并包围了克林以后。
　　12月13日，西方方面军且．且．列柳申科指挥的第30集团军和第1突击集团军部分兵力逼近克林。苏军从四面包围了该城，并攻入市内，经过激战，于12月14日夜肃清了克林之敌。
　　第20和第16集团军的进攻很顺利。12月9日日终前，第20集团军粉碎了敌人的顽强抵抗，逼近索耳涅奇诺戈尔斯克，并于12月12日将敌人驱逐出城。第16集团军12月8日解放了克留科沃，并向伊斯特拉水库发展进攻。
　　Л·А·戈沃罗夫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右翼部队也在向前推进。第5集团军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第16集团军的胜利。
　　我们解放克林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到了那里。
　　12月底，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艾登返回伦敦后的声明。他在谈到访苏的印象时说：“我有幸看到了俄国军队的某些功绩，真正伟大的功绩、”
　　12月19日，近卫骑兵第2军军长Л·М·多瓦托尔少将和骑兵第20师师长М·П·塔夫利耶夫中校在帕拉什基诺村地区(鲁扎西北12公里处)阵亡，对我们是很大的损失。根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追授Л·М·多瓦托尔以苏联英雄称号。
　　西方方面军右翼的反攻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他们得到方面军航空兵、国土防空军航空兵和А·Е·戈洛瓦诺夫将军指挥的远程航空兵的积极支援。航空兵对敌人炮兵阵地、坦克部队和指挥所实施了强大的突击，而当希特勒军队开始退却时，还对敌步兵、装甲坦克和汽车运输纵队进行了扫射和轰炸。结果，敌人撤退后，往西去的全部道路被他们的技术兵器和汽车所堵塞。
　　方面军首长向敌人后方派出了滑雪部队、骑兵和空降兵，以消灭退却的敌人。游击队同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配合行动，也展开了对敌斗争。它们的行动使德军统帅部的处境更加严重了。
　　12月3日，在方面军的左翼，第50集团军和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开始消灭图拉地区敌古德里安坦克集团军。古德里安集团军的坦克第3和第17师以及摩托化第29师损失了70辆坦克后，向韦尼奥夫方向仓惶败退。
　　12月6日，第10集团军在米哈伊洛夫地区投入战斗，该地区的敌人企图固守防御阵地，以掩护正在退却的坦克第2集团军的翼侧。12月8日，第50集团军的其余部队也从图拉地区转入进攻，使敌人从韦尼奥夫和米哈伊洛夫撤退的道路有被切断的威胁。
　　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航空兵不间断地支援第10和第50集团军的行动以及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的突击。
　　古德里安集团军被从两翼深深包围，没有力量击退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战役集群的反攻，开始向乌兹洛瓦亚、博戈罗季茨克、苏希尼奇总方向仓惶撤退，丢弃了重武器、汽车、牵引车和坦克。
　　经过10天战斗，西方方面军左翼部队使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团军遭到了严重损失，并向前推进了130公里。
　　在西方方面军左侧，重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各兵团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当我军进抵奥列什基—斯塔里察—拉马河和鲁扎河—小雅罗斯拉韦茨—吉洪诺瓦普斯滕—卡卢加—莫萨利斯克—苏希尼奇—别廖夫—姆岑斯克—诺沃西利一线后，苏军在莫斯科附近反攻的第一阶段即告结束。
　　对图拉的威胁被最后解除了。在反攻中，А·Л·格特曼的坦克师和П·А·别洛夫的骑兵军起了主要作用。В·С·波波夫中将指挥的第50集团军快速战役集群在解放卡卢加城时对敌实施了决定性的突击。
　　在战斗中极度削弱和疲惫不堪的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并在我军压力下向西败退。我们认为，对于西部方向(西方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方向)，反攻的下一阶段应当是加强以相应的兵力兵器，继续进行反攻，直到取得完全胜利。也就是说恢复这些方面军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进攻战役之前所占领的态势。
　　如果当时我们能从最高统帅部得到4个集团军的加强(加里宁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各加强1个集团军，西方方面军加强2个集团军)，那末我们就有实际可能对敌人实施更强有力的突击，把他们驱逐到离莫斯科更远的地方，甚至有可能进抵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一线。
　　苏军12月份在中央战略方向上反攻所取得的胜利，具有很大的意义。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集团损失惨重，并向后退却。
　　但是，从整个来说，敌人仍然是有力量的。在我战略战线的中段，敌人进行了顽强抵抗。我军在罗斯托夫和季赫温附近顺利开始的进攻战役也未取得预期的战果，而处于僵持状态。
　　但是，由于受到在莫斯科附近歼灭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及在反攻中取得胜利的影响，最高统帅过于乐观，认为德军在其他战线上也将抵挡不住红军的突击，只需组织对其防御的突破就行了，因此产生了在全线(从拉多加湖至黑海)尽快开始总攻的思想。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6
　　1942年1月5日晚，我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员被召到最高统帅那里商讨红军的总攻计划草案。
　　在Б·М·沙波什尼科夫通报了前线情况和谈了计划草案以后，斯大林说：
　　“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而惊慌失措，而且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转入总攻的最好时机。敌人企图把我们的进攻拖迟到明年春季，以便他春季集中力量再转入积极行动。他想赢得时间，获得喘息的机会。”
　　根据我的记忆，在座的人没有反对的意见。斯大林进一步发挥自己思想。他象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继续说：“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寇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把它向西驱赶，迫使它在春季以前就消耗尽自己的预备队……”
　　他特别强调“春季前”三宇。停了一下，他解释说：“到那时，我们将有新的预备队，而德国人将不会有更多的预备队了……”
　　最高统帅谈过战争可能的前景之后，转入各个方面军的实际行动。
　　最高统帅部的企图是这样：考虑到西线各方面军反攻的顺利进展，总攻的目的是消灭各个战线的敌军。
　　计划向敌人“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主要突击。预定粉碎该部敌人的方法是，以西北方面军左翼部队、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从两面迂回并随后围歼勒热夫、维亚济马和斯摩棱斯克地区敌人主力。
　　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部队、西北方面军右翼部队的任务是：粉碎“北方”集团军群。
　　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而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任务是解放克里木。
　　预定在最短时期内转入总攻。
　　说明计划草案后，斯大林让在座的人员发表意见。
　　我报告说：“在西线，这里条件比较有利，敌人还未来得及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应当继续进攻。但是，为了取得进攻的胜利，必须补充人员和技术兵器，增加预备队首先是坦克部队。如果得不到补充和加强，进攻就不可能胜利。
　　至于谈到我军在列宁格勒附近和西南方向上的进攻，我军将遇到敌人顽强的防御。没有强大的炮兵支援，他们不可能突破敌人防线，而本身会弄得疲惫不堪，遭受不应有的重大损失。我主张加强西线各方面军，在这里实施强大的进攻。”
　　Н·А·沃兹涅先斯基支持我的意见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足以保障各个方面军同时进攻用的物资。”
　　斯大林说：“我同铁木辛哥商量过，他主张还在西南方向进攻。应当尽快消灭德寇，使之不能在春季进攻。谁还想讲话?”
　　没有人回答。对最高统帅的意见也就没有讨论下去。
　　走出办公室后，Б·М·沙波什尼科夫对我说：
　　“你的意见白提。这个问题最高统帅早已决定了。”
　　“那为什么当时还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呢?”
　　Б·М·沙波什尼科夫说：“不知道，不知道，老兄!”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942年1月7日，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接到进攻的训令。为了执行这一训令，军事委员会给方面军部队规定了以下继续反攻的补充任务：
　　方面军右翼部队(第1突击集团军、第20和第16集团军)继续向瑟切夫卡总方向进攻，并在加里宁方面军协同下粉碎瑟切夫卡—勒热夫集团；
　　中线部队(第5和第33集团军)向莫扎伊斯克—格扎茨克的总方向进攻；第43、第49和第50集团军向尤赫诺夫实施突击，粉碎敌人尤赫诺夫—孔德罗沃集团，向维亚济马发展进攻；
　　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加强骑兵军向维亚济马地区前进，同С·В·索科洛夫少将指挥的骑兵第11军(属加里宁方面军)会合，以便共同对敌人维亚济马集团实施突击(在同一时期，在维亚济马地区积极行动的还有强大的游击队)；
　　第10集团军向基洛夫进攻，并掩护方面军的左翼。
　　右邻加里宁方面军的任务如上所述，是向瑟切夫卡、维亚济马的总方向进攻，并以部分兵力迂回勒热夫；其第22集团军应向别雷发展进攻。
　　西北方面军应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实施进攻。М·А·普尔卡耶夫中将指挥的第3突击集团军向大卢基总方向进攻；А·И·叶廖缅科上将指挥的第4突击集团军向托罗佩茨-韦利日展开进攻。
　　西南方面军右翼集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各集团军的任务是钳制当面之敌，不让他把部队调往中线和顿巴斯。
　　西南方向的军队应攻占哈尔科夫，夺取第聂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两地区内的登陆场。
　　总攻的计划很大，然而在许多方向上，其中包括主要的西部方向上的兵力兵器却没有足够的保证。最高统帅当然非常了解这一情况。但他认为，如果严格执行把兵力集中用于突击集团的原则，善于实施炮兵进攻，就是用各方面军现有的能力才能摧毁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防线。
　　1月10日，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接到最高统帅的指示信，其中包括斯大林1942年1月5日在上述会议上讲的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以及对各方面军建立突击集团和组织炮兵进攻的具体指示。
　　现摘引指示信中最重要的段落如下：
　　“为了取得1942年的胜利，我军必须学会突破敌人的防线，学会组织对敌防御全纵深的突破，从而给我们的步兵、坦克兵和骑兵开辟前进道路。德军不是只有一道防线，他们正在构筑并很快建成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如果我军不学会迅速而准确地摧毁和突破敌人防线的本领，我们就不可能前进……”
　　尔后，指出斯大林所说的取得战斗胜利必须遵守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以突击集团进攻。“……我军通常是以独立的师或旅沿正面成一线进攻。显然，这种组织进攻的方法是不会有效果的，因为它不能在某一地段造成兵力优势。这样进攻必遭失败。只有在某一地段上形成巨大的对敌兵力优势，进攻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就必须在担负突破敌人防御的每个集团军内建立一个由3—4个师组成的突击集团，集中在某一地段实施突击。这是集团军首长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定地段上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和突破敌防御的胜利……”
　　第二个条件是关于“炮兵进攻”的指示。
　　“……我们常常让步兵在没有炮兵、没有任何炮兵支援的情况下进攻敌人的防线，尔后又埋怨步兵不去攻击预有防御准备的占领阵地的敌人。显然，这样的‘进攻’不会取得预期的结果的。这不是进攻，而是一种犯罪行为，对祖国、对遭受无谓牺牲的军队的犯罪行为……
　　这就是说，第一，炮兵不能只限于进攻前1—2小时内的一次行动，而应与步兵一起进攻，应在整个进攻期间不断地进行射击，直至突破敌防线的全纵深。
　　这就是说，第二，步兵进攻不是在炮兵射击停止后，即常说的‘炮火准备’之后，而应同炮兵进攻一起，即在炮兵射击的轰鸣中、炮火的乐曲下进行。
　　这就是说，第三，炮兵不应是分散地、而是集中地行动，它不是集中用于战线的任何一个地方，而应集中用于集团军、方面军突击集团行动地域，而且只能集中于这一地域，因为没有这个条件，炮兵进攻就没有意义了。”
　　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应五条件地执行。但是，我想再次说明，1942年冬季我们还不具有足够的兵力兵器，来实现所有这些总的看来都正确的广泛进攻的思想。而没有兵力，军队就不能建立必要的突击集团，不能实施有效的炮兵进攻，在1942年粉碎象希特勒德国这样强大的有经验的敌人。
　　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对的。只有西北方面军前进比较顺利，因为敌人在那里没有绵密的防线。
　　1942年2月初，该方面军第3和第4突击集团军前进到大卢基，杰米多夫和韦利日附近，推进了约250公里。这时加里宁方面军第22集团军正在为夺取别雷市而战斗，而骑兵第11军已前进到维亚济马西北地区。加里宁方面军第39和第29集团军在勒热夫以西进展迟缓。加里宁方面军左翼部队未获胜利，因为他们遇到了敌人坚固的防御。
　　这个时期敌人作战总的特点是由希特勒1942年1月3日的命令决定的。命令中特别强调说：“要死守住每一个居民地，绝不许后退一步，要一直防守到最后一颗子弹和最后一枚手榴弹，这就是当前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德军步兵第23师师长在命令中写道：“诸位指挥官先生!总的作战情况庄严地要求我部队停止向拉马河一线的迅速退却，并要求我师占领坚固的防御阵地。拉马河一线的阵地必须防守到最后一个人。这是关系到我们生与死的问题……”
　　希特勒统帅部要求自己军队坚决守住拉马河一线是为了什么?
　　它考虑在那里有苏军在10—11月份构筑的防御阵地，可以凭借这些阵地暂时固守一阵。这些阵地位于拉马河两岸，自北向南与鲁扎河和纳拉河岸的阵地相衔接。
　　在1941年12月中旬，敌人从后方调来了各种各样的师，混成师、预备师以及从其他占领国新运来的师，加修这些阵地，使之适于防御。因此，到执行上述命令时，这些防御地区已能局部地为德军撤退的部队占领。
　　我认为有必要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一下1942年初苏军在莫斯科附近进攻的过程。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7
　　1942年1月10日，西方方面军部队(第20集团军、第1突击集团军部分兵力、И·А·普利耶夫指挥的近卫骑兵第2军、坦克第22旅和5个滑雪营)经过一个半小时炮火准备后开始进攻，以求突破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的防线。经过两天的激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И·А·普利耶夫少将指挥的骑兵军同5个滑雪营和坦克第22旅进入了突破口。
　　1月16日和17日，方面军右翼部队在游击队的协助下占领了洛托希诺和沙霍夫斯卡亚，并切断了莫斯科到勒热夫的铁路。看来正是需要在这里增加兵力，以扩大战果。但结果却相反。
　　1月19日，最高统帅命令我们把第1突击集团军撤出战斗，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我和B．凰．索科洛夫斯基都请求总参谋部把第1突击集团军留下。但回答只有一个，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
　　我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申述说，撤出该集团军会削弱突击集团。
　　回答是：“无条件地撤出。你那里军队很多，算算有多少集团军。”
　　我试图反驳说：“最高统帅同志，我们的正面很宽，在所有方向上都正在进行激战，没有可能变更部署，因此请求在已开始的进攻结束前不要把第1突击集团军从西方方面军右翼调走，以免减弱在这一地段上对敌人的压力。”
　　斯大林没有回答而放下了电话。同Б·М·沙波什尼科夫在电话上商谈同样没有结果。
　　Б·М·沙波什尼科夫说：“老兄!我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是最高统帅亲自决定的。”
　　结果我们只好加宽第20集团军的进攻正面。由于我西方方面军的右翼被削弱，当逼近格扎茨克时就被敌人的防御所阻挡，不能继续向前推进。
　　1月20日前，在中线进攻的第5集团军和第33集团军解放了鲁扎、多罗霍沃、莫扎伊斯克和韦列亚。第43和第49集团军前进到多马诺夫地区，并同敌人尤赫诺夫集团打响了。
　　这里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我军在维亚济马地区的行动。从1月18日到22日，我们向维亚济马以南40公里处(热拉尼耶地区)空投了空降兵第201旅的2个营和空降兵第250团，以截断敌人的后勤补给线。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指挥的第33集团军奉命扩大突破口，并在П·А·别洛夫指挥的近卫骑兵第1军、空降兵、游击队和加里宁方面军骑兵第11军的协同下攻占维亚济马。
　　1月27日，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在尤赫诺夫西南35公里处突过了华沙公路，经过3天后在维亚济马以南同空降兵和游击队会合。2月1日，第33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第113、第338和第160师)在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亲自指挥下前进到该地区，并在维亚济马的接近地进入战斗。为了加强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第1军和同加里宁方面军骑兵第11军保持协同，最高统帅部命令把空降兵第4军空投到奥泽列奇尼亚地区。然而，由于缺乏运输机，实际上只空投了空降兵第8旅，共2，000人。
　　第33集团军从纳罗福明斯克地区向维亚济马的总方向发展进攻，于1月最后一天迅速到达尚斯基扎沃德和多马诺夫地区，这里敌人防御存在很大的无法填补的缺口。敌人没有绵密的正面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德军在该方向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可靠地防守维亚济马。因此我们决定：在敌人调来预备队之前，从行进间攻占维亚济马，那时敌人全部维亚济马集团将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
　　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决定亲自率领集团军突击群，向维亚挤马急速推进。
　　2月3日到4日，当这个突击群的主力3个师到达维亚济马附近时，敌人向我突破口根部实施突击，切断了突击群，并沿马格拉河一线恢复了防御阵地。这时集团军第二梯队被阻滞在尚斯基扎沃德地区，而左邻第43集团军被阻滞在梅登地区。第43集团军未能及时完成方面军司令部赋予的援助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指挥的突击群的任务。
　　在维亚济马方向作战的П·А·别洛夫骑兵军，到达维亚济马地区并与М·Г·叶夫列莫夫指挥的军队会合后，自己的后方道路却被敌人切断了。
　　这时德军统帅部从法国和其他战线抽调了大量预备队到维亚济马地区来，从而得以稳定那里的防御，使我们无法突破。
　　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我军的这个集团留在敌后维亚济马西南的森林地区，在那里驻有很多游击队。
　　在敌后时，П·А·别洛夫指挥的骑兵军、М·Г·叶夫列莫夫指挥的突击群和空降兵部队同游击队一起，在两个月当中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
　　2月10日，空降兵第8旅和游击队占领了莫尔尚诺沃—佳吉列沃地区，消灭了德军坦克第5师司令部，同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当天我们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П·А·别洛夫将军和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命令他们同该旅旅长协调自己的行动。空降兵旅司令部位于佳吉列沃。
　　方面军首长同П·А·别洛夫和М·Г·叶夫列莫夫建立了无线电通信联络，并在可能范围内安排了向其部队空投弹药、药品和给养的工作。大量伤员由空中运出。方面军作战部部长В·С·戈卢什克维奇少将以及联络军官曾多次飞往该部队。
　　4月初，维亚济马地区的情况大大复杂化。敌人集结了大量兵力，开始扫荡该突击群，企图在春季到来之前消灭这个危险的“刺”。4月底的解冻天气，使突击群无法进行机动和同游击区保持联系，而他们的粮秣也同样是从那里得来的。
　　根据П·А·别洛夫将军和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的请求，方面军首长允许他们突围同我主力部队会合。同时严格规定他们从维亚济马地区经过游击区和森林向基洛夫的总方向突围，在那里第10集团军将在敌人防线中打开突破口，因为该处敌人防御比较薄弱。
　　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和空降兵部队准确地执行了命令，在走完了马蹄形的长途路程后，于1942年7月18日到达第10集团军地段。他们巧妙地绕过敌人重兵集团，消灭途中的小股敌人，大部分部队经过第10集团军打开的突破口而到达方面军的配置地域。在敌后作战时期，有很大一部分重武器和技术兵器失掉了。但大部分人员仍然归队了。从敌后突围出来的人和从正面保证他们突围的人的会师是多么令人高兴啊!战士和指挥员不禁热泪盈眶，但这是欢乐的眼泪，生活中最真诚的友爱的眼泪。
　　遗憾的是，不是所有部队都突围成功。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当时认为，经基洛夫的路线对于他那疲惫不堪的突击群来说是太长了，因此他直接用无线电向总参谋部请求允许他沿最短的路线二—经过乌格拉河突围。
　　斯大林打电话问我是否同意М·Г·叶夫列莫夫的建议，我的回答是绝对不同意。但最高统帅说，М·Г·叶夫列莫夫是一位有经验的集团军司令员，应当同意他的建议。最高统帅部命令方面军组织相向突击。第43集团军准备并实施了这一突击，但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指挥的突击群方面却没有实施突击。
　　后来才知道，在向乌格拉河运动时德寇发现并打散了突围部队。М·Г·叶夫列莫夫司令员英勇作战，负了重伤，但他不愿落入敌人手中而自杀了。这位天才的、果敢的军事首长的生命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一批英雄战士。
　　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是1941年10月25日担任第33集团军指挥工作的，当时德军正在向莫斯科逼近。在莫斯科会战中，他所指挥的集团军打得很英勇顽强，没有让敌人通过自己的防线。由于在莫斯科会战中作战勇敢，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被授予红旗勋章。
　　同М·Г·叶夫列莫夫一起牺牲的还有集团军炮兵司令员П·Н·阿夫罗西莫夫少将(他胸怀开阔，是一位很有才干的炮兵指挥员)以及其他很多在保卫莫斯科战斗中立过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现在在批判地评价1942年的这些事件时，我认为我们当时在估计维亚济马地区的情况上犯了错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军队的能力，而过低地估计了敌人。这个“胡桃"k2我们事先设想的还要坚硬……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7
　　1942年2月和3月，最高统帅部要求在西部方向上加强进攻行动，但这时各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已大大地消耗了。
　　总的来说，当时我国的资源极其有限。军队的需要尚得不到满足，距任务和形势的要求差得很远。事情竟弄到这种地步，每当我们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时，我们就央求最高统帅发给我们反坦克枪、ППЩ式自动步枪、10—15门反坦克炮以及最低需要数量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我们把通过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一切，立即装上汽车，运往最需要的集团军。
　　弹药的供应情况尤为糟糕。例如，1月上旬，同计划的弹药供应量相比较，我们西方方面军实际得到的供应量是：82毫米迫击炮弹为1％，炮弹为20—30％。而在整个1月份，50毫米迫击炮弹为2.7％，120毫米迫击炮弹为36％，82毫米迫击炮弹为55％，炮弹为44％。2月份的供应计划一点也没有完成。2月上旬原计划提供316节车皮作战物资，结果一节车皮的物资也没有得到。由于火箭炮兵缺乏弹药，因此不得不把部分火箭炮兵撤往后方。
　　也许，很难使人相信，但当时我们不得不规定弹药的消耗标准是：每门炮一昼夜为1—2发。请注意，这还是在进攻阶段!方面军1942年2月14日向最高统帅的报告中说道：
　　“正如战斗的经验表明，缺乏炮弹就不可能实施炮兵进攻。结果敌人的火力配系没有被消灭，而我军在向未被很好压制的敌人防御阵地冲击时就受到很大损失，不能取得应有的战果。”
　　1942年2月底到3月初，最高统帅部决定加强西线作战的各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但是已经迟了。因形势发展弄得惶惶不安的敌人已经大大加强了其维亚济马集团，并凭借预先构筑的阵地，开始对我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采取积极行动。
　　部队虽已精疲力竭和大大削弱，但仍然不得不艰难地克服敌人的抵抗。我们不止一次地报告和建议停止进攻，巩固已夺得的地区，但这些报告和建议都被最高统帅部拒绝了。相反，1942年3月20日，最高统帅又发出训令，要求我们竭力去完成先前交给的任务。
　　3月底到4月初，西线诸方面军努力执行这一训令，粉碎敌人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但是我们的努力未能奏效。
　　最后，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在大卢基—韦利日—杰米多夫—别雷—杜霍夫希纳—第聂伯河—涅利多沃—勒热夫—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格扎茨克—乌格拉河—斯帕斯杰缅斯克—基洛夫—柳季诺沃—霍尔米希—奥卡河一线转入防御。
　　西方方面军在冬季进攻中仅向前推进70—100公里，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方向上的战役战略总态势。
　　伟大的莫斯科会战总的结果如何?
　　德国将军韦斯特法尔在描写莫斯科会战时被迫承认说，“以前认为不可战胜的德军处于灭亡的边缘。希特勒军队的其他将军如K·蒂佩尔斯基尔希、G·布吕曼特里特、F·拜耶尔林、F·曼托菲尔以及其他很多人也承认这一点。
　　在莫斯科会战中，德军总共损失了50多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火炮，15，000多辆汽车和很多其他技术装备。德军被从莫斯科向西击退了150—300公里。
　　1941至1942年的冬季反攻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如我所述在兵力上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的。此外，各方面军都没有掌握真正有用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而战争的实践证明，没有它们，要想实施坚决和规模巨大的进攻战役是不可能的。要超过敌人的机动能力，迅速迂回到敌人翼侧，切断其后勤补给线，包围和割裂敌军集团，这些都只能借助于强大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
　　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在战争的6个月中第一次使希特勒军队的主要集团遭到巨大失败。在这以前，苏军已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减缓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其三个主要突击方向上前进的速度。但是，这些战役无论就其规模或战果而言，都不能与伟大的莫斯科会战相比拟。
　　巧妙地进行防御战，顺利地实施反突击，迅速地转入反攻，这二切使苏联军事学术的内容更加丰富了，表明苏联军事首长在战略上和战役战术上不断成熟，说明苏联军人军事技能的提高。
　　莫斯科会战的结局和红军的冬季进攻都表明，如果前线情况复杂，德军就不能取胜。
　　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希特勒军队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在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中，人民群众怀着很大的热情迎接苏军这一辉煌胜利的消息。进步人类把自己摆脱法西斯奴役的希望也同这一胜利联系在一起了。
　　德军在列宁格勒、罗斯托夫和季赫温地区的失利以及莫斯科会战，对日本和土耳其反动集团也起到了清醒作用，迫使它们对苏联奉行比较谨慎的政策。
　　德国法西斯军队转入了防御。为了恢复军队的战斗力，希特勒的军政首脑被迫采取了一系列全面的措施，从法国和其他被占领国把大量部队调往苏德战场。他们不得不向仆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向苏德战场输送新的兵团和补充物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内政情况更加恶化。
　　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德军后，不仅德军的士兵，而且德军的许多军官和将军都确信苏维埃国家的强大，确信苏军是希特勒军事当局达成其既定目的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人们经常向我提出关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战期间的作用问题。
　　在整个会战期间，斯大林一直在莫斯科组织人力和物力，以粉碎敌人。应该给他以应有的评价。他领导了国防委员会并依靠了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在组织必需的战略预备队和物质技术器材以保障莫斯科附近的反攻方面做了巨大工作。由于他要求非常严，所以他使得可以说几乎做不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每当有人问我以往战争中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我总是回答：“莫斯科会战。”
　　在严酷的、往往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我军锻炼得更加壮大，积累了经验，在掌握了最低限度所必需的技术兵器和物质器材后就由退却的、防御的力量变成了强大的进攻的力量。知恩的子孙后代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党在这一最困难时期的巨大组织工作、苏联人民劳动的英雄业绩和军人们(不仅是单个军人，而且是整个兵团)的战功。
　　我谨向所有参加莫斯科会战还活着的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向那些宁肯站着死而不让敌人逼近我们祖国的心脏、首都、英雄城市莫斯科的死难者致哀。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报答他们的恩情。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那些在严峻的1941年与强大敌人进行残酷战斗并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人们的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莫斯科附近的反攻和红军冬季进攻期间，3.6万名指战员因战功授予勋章和奖章。在莫斯科会战中110名战功突出的军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00多万人授予“保卫莫斯科”奖章。
　　为表彰我们的这一伟大胜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5年5月8日发布命令，授予莫斯科城以“英雄城市”的光荣称号，并授予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在保卫首都时牺牲的无名战士的遗骨现在仍埋在灰白色的克里姆林宫墙旁。墓石上刻着：
　　“你的名字无人知道
　　你的功绩永垂不朽”
　　在保卫首都中牺牲的英雄们的光辉永存。它将永远使我们记着苏联人民奋不顾身保卫自己社会主义祖国时的英勇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8
　　第十五章 继续经受严峻的考验(1942年)
　　1942年，由于很多原因，我国不得不重新经受严峻的考验。但是，就象1941年在莫斯科会战中一样，由列宁的党所领导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英勇地克服了种种困难，粉碎了德军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庞大战略集团，为从我国国土上驱逐出德国法西斯军队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读者较深入地了解在我国南部发生的事件，必须简要地介绍一下1942年夏初的军事政治情况。
　　1942年春末，苏联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有所改善。反法西斯阵线在继续扩大和巩固。1月份签订了26国宣言。签字国一致同意全力反对进行侵略的国家，并同意不和这些国家单独媾和或单独签订停战协定。和美国及英国达成了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扬的协议。所有这些和其他各种情况，尤其是莫斯科附近德军的惨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闪击战计划的破产，大大地鼓舞了各国的反法西斯力量。
　　在苏德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寂。双方都转入防御。位于防御阵地上的部队挖掘掩壕，构筑掩体，在前沿接近地上敷设地雷，设置铁丝网和实施其他防御作业。我军各级指挥人员和司令部研练火力配系、各兵种协同动作等问题。
　　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部队对前一阶段作战进行了总结，探讨和研究了我方成功的和失利的行动，深入地研究了敌人的军事学术，敌人的强点和弱点。
　　苏联人民受到红军在莫斯科地区所获得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是战争转折的起点)的鼓舞，顺利地实现了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苏军的装备中开始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新式坦克、飞机、火炮、火箭炮及弹药。
　　但冬季总的进攻结束后，苏联武装力量在数量和技术装备上还远远不如敌人。当时我们还没有训练好的预备队和巨大的物质资源。因此必需在我国后方组建新的诸兵种战略预备队。我国坦克工业和火炮工业的成就使最高统帅部能够开始组建由当时最新式的技术兵器装备的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
　　部队装备了改装了的45毫米反坦克炮，新式76毫米加农炮。组建了新的炮兵部队和兵团。在军队防空和国土防空的组织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我空军部队已有可能着手组建空军集团军。到6月份，我们已建立了8个空军集团军。远程空军兵团开始得到大规模补充。我军作战部队的兵力增至560万人，坦克达到3，882辆，火炮和
　　迫击炮达到4，900门(21，400门50毫米的迫击炮未计在内)，作战飞机达到2，221架。在部队中广泛展开了战斗训练，全面熟悉和掌握作战经验及新式技术兵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5卷，1982年，中文版，第201页。)。
　　依然将东线作为其主要战场的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也在进行着夏季战局的准备。希特勒统帅部不断将其新锐部队派往东线。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在由巴伦支海到黑海这条战线上共有217个师和20个旅，其中178个师、8个旅和4个航空队全部由德军组成。由于还不存在第二战场，德国在其他战线和被占领各国保留了不超过其全部武装力量的20％的兵力。
　　到1942年5月，在苏德战场上，敌人约有600余万人(其中仆从军有81万)，3，229辆坦克和强击火炮，57，000门火炮和迫击炮，3，395架作战飞机。德军在数量上仍占优势。我方在坦克数量上虽稍占优势，但在质量方面，相当大一部分坦克，仍然落后于敌人。
　　总的说来，希特勒统帅部在1942年初期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目标是粉碎我南方部队，攻占高加索地区，进到伏尔加河，夺取斯大林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从而创造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加以消灭的条件。
　　德军统帅部计划1942年夏季的进攻行动时，虽然在兵力数量上对苏军占有优势，但已经不可能象1941年的“巴巴罗萨”计划那样，在所有战略方向上同时发起进攻。
　　到1942年春，德军已分布在由巴伦支海到黑海的漫长战线上，因而急剧地降低了其军队的战役密度。
　　希特勒统帅部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全面的措施，得以大量补充其“南方”集团军群，集中了数量上大大超过我西南方向上部队的兵力。
　　希特勒于1942年4月5日发布的第41号训令规定要抢夺苏联富足的工农业区，获取补充的经济资源(首先是高加索的石油)并占领有利的战略地位，以实现其军事政治目标。
　　希特勒及其亲信希望，一俟德军在我国南方得手，就将在其他战略方向上实施突击，并重新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发起进攻。
　　在莫斯科战略方向上，1942年德军只准备实施局部进攻战役，粉碎楔入其防御纵深的苏军。以此达到下述两个目的：第一、改善德军的战役态势，第二、吸引苏军统帅部对德军准备实施主要突击的南部战略方向的注意丈。
　　希特勒统帅部妄图夺取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地区，使苏联失去与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南方交通线。
　　1942年春，我经常在最高统帅部，参加过最高统帅主持的很多重大战略问题的讨论，因而十分了解他对于当时情况和1942年战争前景的估计。
　　十分明显，最高统帅并不完全相信丘吉尔和罗斯福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保证，但他仍然希望他们在其他地区能多多少少采取点行动。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信任多一些，对丘吉尔则少一些。
　　最高统帅认为，1942年夏季德寇能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这两个方向很可能是莫斯科和我国南方。至于北方和西北方，斯大林说，预计德寇会实施规模不大的进攻行动。很可能德寇会力图切去我防线上的突出部并改善其部队的布势。
　　对于斯大林认为敌人可能实施战略性进攻战役的这两个方向，他最担心的是莫斯科方向，该方向上德军有70多个师。
　　关于1942年春季和夏初的我方行动计划，斯大林认为，目前我方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蝉役。在近期内，他认为应限于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但同时必须在克里木、哈尔科夫地区、利戈夫—库尔斯克方向、斯摩棱斯克方向、以及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地域可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
　　我已经知道，Б·М·沙波什尼科夫主张只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在夏初消耗和疲惫敌人，然后，积蓄了足够预备队后，夏季转入广泛的反攻行动。我支持Б·М·沙波什尼科夫的意见，但我主张在西方方向上我军应在夏初就粉碎敌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该处德军控制着一个广阔的屯兵场并有一支庞大的部队。
　　经补充研究情况后，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得出结论，认为奥廖尔—图拉方向和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方向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方向，敌人可能从这两个方向突击莫斯科，即从西南对首都进行迂回。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决定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于春末集中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域，以便从西南方向上保卫莫斯科。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兵器。到5月中旬，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编成内有4个坦克军、7个步兵师、11个独立步兵旅、4个独立坦克旅及大量炮兵。此外，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后方展开，准备当敌人在这一地带发起进攻时，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
　　我基本上同意最高统帅的战役战略设想，但在我军预定实施的方面军进攻战役的次数方面，我不能同意。我认为这些进攻战役会大量消耗我方预备队，并使我军尔后总的进攻的准备复杂化起来。
　　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建议斯大林以及总参谋部象我上面提到的那样，首先在西方战略方向上实施强有力的突击，以粉碎敌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这些突击应由西方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邻近的各方面军、以及最高统帅部航空兵和莫斯科防空部队航空兵实施。
　　在西方方向上粉碎敌人，必然会急剧地削弱敌人的力量，迫使其至少在最近时期不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当然，今天回顾起来，这个结论并不是毫无问题的，但在当时缺乏充分的敌情资料的情况下，我深信自己的看法是合理的。
　　由于问题复杂，斯大林命令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整个情况及我军在夏季战局中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对西南方向指挥部建议用布良斯克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兵力进行重大进攻战役的意见特别重视。这一战役的目的是，粉碎南翼的敌人，我军前出到戈梅利、基辅、切尔卡瑟、五一城、尼古拉耶夫一线。
　　3月底国防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К·Е·伏罗希洛夫、С·К·铁木辛哥、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和我。
　　Б·М·沙波什尼科夫作了基本上符合斯大林推断的极为详尽的报告。但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欧洲还没有开辟第二战场，Б·М·沙波什尼科夫建议，在最近期间我军应限于实施积极防御，绝大部分战略预备队不赋予具体任务，而是集中在中央方向上，一部分集中在沃罗涅日地域，总参谋部认为，这一带是1942年夏季可能展开主要行动的地区。
　　审议西南方向指挥部提出的进攻战役计划时，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表示总参谋部不同意这一计划并企图指出组织该战役的困难，没有进行战役所需要的预备队。但最高统帅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们岂能坐等德寇首先突击!必须在宽大正面上先敌实施一系列突击和摸清敌人的准备情况。朱可夫建议在西方方向上展开进攻，在其它方向上实施防御。我认为这是个治标的办法。”
　　С·К·铁木辛哥接着发言。他汇报了西南方向的情况后，说道：
　　“这个方向上的部队现在能够，而且毫无疑问也必须对西南方向上的德寇实施先敌突击，打乱敌人对我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进攻计划，否则就会重演战争初期的情况。至于在西方方向上转入进攻的问题，我支持朱可夫的意见。这会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К·Е·伏罗希洛夫支持铁木辛哥的意见。
　　我再次汇报了自己不同意同时展开数个进攻战役的意见。但这个意见未受到重视，却作出了摸棱两可的决定。一方面，最高统帅同意总参谋部的坚决反对苏联方面军群在哈尔科夫附近实施重大进攻战役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又批准铁木辛哥以西南方向的兵力实施局部进攻战役，从沃尔昌斯克地区和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突击，以消灭敌哈尔科夫集团，占领哈尔科夫，为解放顿巴斯创造条件。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9
　　请看直接参加这次会议的А·М·华西列夫斯基是怎样回忆这件事的：
　　“Б·М·沙波什尼科夫考虑到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这一袋形地带进攻对实施这次战役的西南方面军来说是冒险的，因而建议不要进行这次战役。但是，西南方向首长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向斯大林保证战役必获全胜。斯大林批准了实施这一战役，下令让总参谋部把此次战役看成是该方向的内部事务而不要干预有关这一战役的任何问题”(А·М·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77年，中文版，第241页。)。
　　5月和6月的战事发展证明这个决定是一个重大的失算。4月底我军在克里木的进攻以失利而告终。Д·Т·科兹洛夫中将统率的克里木方面军部队未能达到目的，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最高统帅部命令方面军领导人转入顽强的防御。
　　敌人在克里木方面军正面上集中突击集群并投入了大量航空兵，于5月8日，突破了方面军的防御。我军陷入困境，被迫弃守刻赤。
　　在刻赤地区的失利大大恶化了从1941年10月份就顽强据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我军态势。德军占领刻赤后，即全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7月4日，在被围困九个月之后，在使我海、陆军战士获得了不朽声誉的多少个日夜的浴血战斗之后，我军放弃了塞瓦斯托波尔。克里木全部陷落了。这对我军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进一步恶化了总的形势，而对敌人来说，自然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使敌人能腾出一个有作战能力的集团军和相当数量的加强兵器。
　　5月3日，西北方面军在杰米扬斯克地域对德军第16集团军的部队发起进攻。交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我军未能获胜。当然，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
　　最高统帅有一次在电话上和我谈到克里木方面军和西南方向的情况时说：
　　“瞧，这就是防御的结果。……我们必须对科兹洛夫、梅赫利斯和库利克的疏忽大意进行严厉的处分，以使其他人不敢再粗心大意。铁木辛哥很快就要开始行动。”
　　5月12日，西南方面军在哈尔科夫方向上转入进攻，预计实施两个突击：一个由沃尔昌斯克地域实施，一个由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
　　进攻开始时发展顺利。我军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于3昼夜内前进了25—50公里。斯大林很满意。据А·М·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这使最高统帅有了谴责总参谋部的理由，说他险些儿因为总参的坚持而取消了一次进展如此顺利的战役。
　　但情况很快就有了变化。在洛佐瓦亚—巴尔文科沃—斯拉维扬斯克地段上的战役，由南方方面军(司令员是Р·Я·马利诺夫斯基上将)负责保障。该方面军的首长没有足够重视克拉马拉尔斯克方向的威胁。该处德国已集中一个强大的装甲坦克和摩托化军队进攻集团。
　　5月17日晨，德军“克莱斯特”集团军群编成内的11个师由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域，对我南方方面军的第9、第57集团军转入进攻。敌人突破我军防御，两昼夜内前出到彼得罗夫斯基地域西南方面军左翼部队的翼侧。
　　5月17日晚，А·М·华西列夫斯基(这时因Б·М·沙波什尼科夫生病而暂时代理总参谋长职务)与第57集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将军通了电话，询问前线情况。后者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局势危急。
　　А·М·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汇报最高统帅，并建议停止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将其突击集团的一部分兵力调去消除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敌军的威胁。没有挽救局势的其他办法了，因为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已没有任何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了。
　　斯大林不喜欢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和С·К·铁木辛哥交谈后，向总参谋长宣布说：“……该方向首长正在采取的措施完全能够击退敌人对南方方面军的突击，所以西南方面军仍将继续进攻……”(А·М·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77年，中文版，第242页。)
　　5月18日，西南方面军的形势急剧恶化。总参谋部再次表示，要停止我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战役。建议调转巴尔文科沃突击集团的主要兵力消除敌人的突破口并恢复南方方面军第9集团军的态势。
　　这一天，我在最高统帅部参加了斯大林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一次谈话，清楚记得，最高统帅当时对敌人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向С·К·铁木辛哥明确地表示严重不安。
　　5月18日晚上，最高统帅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Н·С·赫鲁晓夫进行了谈话。后者表达了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同样的见解：尽管敌人克拉马托尔斯克集团的危险在增大，但没有理由中止正在进行的战役。
　　最高统帅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必须继续进攻的报告为理由，拒绝了总参谋部的意见。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向最高统帅提出过告急的报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可以证明这件事，因为我亲自参加了最高统帅的谈话。
　　5月19日，西南方向的情况急剧恶化。敌突击集团已突入苏军后方。只是在这时才下令停止我军向哈尔科夫的进攻，并调转巴尔文科沃突击群的主力对付克莱斯特的军队。但为时已晚。
　　5月23日，第6、57集团军、第9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和Л·В·博布金将军指挥的战役集群陷入重围。很多部队突围了，但有些部队未能成功。他们宁愿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也不愿放下武器。在战斗中牺牲的有方面军副司令员Ф·Я·科斯坚科将军(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英雄，曾任顿河哥萨克第4师马内奇第19团团长)，勇敢的第57集团军司令员К·П·波德拉斯将军和战役集群司令员Л·В·博布金将军。波德拉斯和博布金将军曾和我一起在高级指挥人员深造班学习过。他们都是优秀的指挥员，我党、我国的忠实儿子。
　　分析哈尔科夫战役的进程时，不难了解，我们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对潜伏在西南战略方向上的严重危险估计不足。在该方向上没有集中必要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如果在西南方向上的战役后方地区有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数个有战斗力的集团军，那就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失败。
　　6月份，激烈的交战继续在整个西南方向上进行着。我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突击下遭受了重大损失，被迫退往奥斯科尔河，企图固守后方地区。
　　6月28日，敌人开始了更加广泛的进攻行动。敌人由库尔斯克地域向沃罗涅日方向对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13和40集团军进行了突击。6月30日，德军第6集团军由沃尔昌斯克地域向奥斯特罗戈日斯克方向转入进攻，突破我第21和28集团军的防御。我军在沃罗涅日方向上的态势急剧恶化。部分部队陷入合围。
　　苏联元帅А·М·华西列夫斯基在其回忆文章中，对这段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到7月2日日终，沃罗涅日方向的局势已严重恶化。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接合部的防御被突破深达80公里。该方向所有的方面军预备队都投入了交战。敌突击集团很可能冲到顿河并攻占沃罗涅日。为防止这点，最高统帅部从自己预备队中抽调了2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6和第60集团军——朱可夫注)交给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Ф·И·戈利科夫中将指挥，命令将它们在顿河右岸扎顿斯克—巴甫洛夫斯克地段上展开，并要求戈利科夫担负起指挥沃罗涅日地域作战的责任。
　　同时，还把坦克第5集团军转归该方面军指挥。这个坦克集团军应同方面军各坦克兵兵团一起对向沃罗涅日进攻的德国法西斯军队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反突击。7月2日夜间，坦克第5集团军所属各军在叶利齐以南集中完毕。如果它们立即坚决对冲向沃罗涅日的敌军实施突击，局势就会骤然发生对我方有利的变化，何况，这个法西斯集团的主力已经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而且战线拉得过长，当时正在忙于同我方部队作战。
　　但是，坦克集团军没有从方面军首长接到任何任务。我受最高统帅部委托火速赶往叶利齐地域，以使坦克集团军尽快投入交战。我预先用电报向集团军司令员和布良斯克方面军首长传达了立即着手准备反突击的命令。”(А·М·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77年，中文版，第249页。)
　　尽管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给予很大的帮助，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情况还是越来越困难。由于方面军和集团军这两级的军队指挥上存在的缺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加深了这种困难。为此，最高统帅部采取了组织措施，将布良斯克方面军划为两个方面军。Н·Ф·瓦杜丁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К·К·罗科索夫斯基则接替Ф·Е·戈利科夫担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
　　在沃罗涅日地域，最高统帅部转隶的诸兵种合成第6和60集团军及坦克第5集团军参加了战斗行动。这虽然稍许巩固了防御的稳定性，但并没有消除敌人突过顿河和沿顿河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的严重危险。
　　由于我军丧失了克里木，在巴尔文科沃地域遭到失败，敌人在顿巴斯和沃罗涅日附近重新夺得了战略主动权。在调来新锐预备队后，敌人开始向伏尔加河地区和高加索地区迅猛推进。7月中旬，敌人将我军由沃罗涅日到克列茨卡亚地段、由苏罗维基诺到罗斯托夫地段赶过了顿河后，即在顿河弯曲处与我军展开战斗，力图突向斯大林格勒。
　　由于我军被迫后退，顿河和顿巴斯的最富饶的地区陷入敌手。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敌人可能进入伏尔加和北高加索地区的直接威胁，出现了丧失库班和通往高加索的全部道路的危险，丧失供应军队和工业石油的最重要经济地域的危险。
　　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于1942年7月28日发布了第227号命令。这个命令贯彻了与惊慌失措者和破坏纪律者作斗争的强硬措施，坚决地谴责了“退却”情绪。命令中说，“不得后退一步”的要求必须成为作战部队的铁的法规。由于加强了政治工作，这项命令就更加有力了。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39
　　1942年6月份，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总的状况并制定了进一步改善的措施。中央委员会要求政治机关在部队中更广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所有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其中也包括高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亲自在军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的交流。
　　加强了对整个这项重要而又困难的工作的领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兼莫斯科市委书记А·С·谢尔巴科夫接替Л·З·梅赫利斯担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将在作战部队中表现出色的、能干的政工人员调进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召开了陆海军军事委员和政治部门首长的会议，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М·Е·加里宁、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Д·З·马努伊利斯基和其他许多有名的党和国家活动家在会上讲了话。
　　中央委员会要求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改进在士兵和指挥员中的工作，以便提高纪律性，加强部队的顽强精神和战斗力。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了专门的动员工作。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作战部队大大巩固了我们的武装力量。重要的宣传工作人员经常去正在进行最紧张战斗的部队。
　　首先必须挡住德军进到伏尔加河的道路。最高统帅部建立了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中编有В·Я·科尔帕克奇少将指挥的第62集团军、В·И·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63集团军、В·Н·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以及由А·И·丹尼洛夫少将指挥的已撤销的西南方面军的第21集团军。
　　原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原封不动地接管了新组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了加强该方面军，转隶给它组建好的坦克第1和坦克第4集团军和第28、38及57集团军中未受到损失的部队。伏尔加河区舰队也划归该方面军首长指挥。
　　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接近地上展开了构筑防御地区和筑垒地区的工作。如同防御莫斯科时一样，千万名居民参加了构筑防御地区的工作并奋不顾身地进行着城市防御准备。
　　斯大林格勒州党委和市党委在组织和训练民兵、工人自卫队方面，在改组生产以适应前线需要方面，在疏散城市儿童、老人和国家贵重物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7月17日前，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占领了如下防线：由顿河畔的巴甫洛夫斯克沿顿河左岸至谢拉菲莫维奇，继而经克列茨卡亚、苏罗维基诺，直到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
　　南方方面军在撤退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全部4个集团军只剩下10万多人。为了巩固对北高加索方向上的部队的领导，最高统帅部撤销了南方方面军并将其剩余的全部部队编入北高加索方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由苏联元帅С·М·布琼尼担任。
　　北高加索方面军的第37和12集团军受领了掩护斯塔夫罗波尔方向的任务，第18、56和47集团军则受领了掩护克拉斯诺达尔方向的任务。
　　7月底至8月初，在北高加索方向上，战事的发展明显地对我不利。兵力上占优势的敌人顽强地向前推进。很快，敌军进抵库班河。
　　8月，在迈科普方向上，交战也激烈起来。8月10日，敌军攻占了迈科普，11日又攻占了克拉斯诺达尔。
　　8月中旬，敌人占领了莫兹多克，前出到捷列克河。到9月9日，法西斯德军将我第46集团军击退后，占领了几乎全部山口。苏呼米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在这些严峻考验的日子里，高加索的各族人民没有动摇，没有失去对苏联多民族国家团结一致强大威力的信赖。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党组织担负起对作战部队供应和为作战部队服务的任务；组建了人民武装队，很多志愿入伍的人员参加了红军。这些措施使正在作战的部队得以加强。希特勒匪徒指望法西斯德寇的进军会使高加索各个民族离开苏联。这个企图遭到了破产。
　　在对敌斗争中，由熟悉当地地形(山垭口和山路)的英勇的高加索各族人民编成的游击队给了作战部队很大帮助。他们英勇果敢的袭击使敌人惊慌不安，给敌人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到7月22日，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编成内共有38个师。其中只有16个师(第63和62集团军部队、第64集团军的2个师、坦克第4和第1集团军各1个师)能够占领主要地带的防御阵地。其当面之敌为德军第6集团军，当时该集团军编有18个齐装满员的师。兵力对比有利于敌人：人员1.2∶1；坦克2∶1；飞机3.6∶1。只有火炮和迫击炮，力量大致相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5卷，1982年，中文版，第272页。)。
　　后来，由于我军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上的顽强抵抗，敌人被迫由高加索方向调来坦克第4集团军，用以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对我实施突击，并且增调了仆从国军队的部分兵力。
　　根据德国最高统帅部1942年7月23日的第45号训令，从北面掩护顿河中游地区(在该处连续展开的有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部队)的德军“B”集团军群力图在短期内攻下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并在伏尔加河地区牢牢地巩固下来，以切断高加索与苏联中部地区的联系。为保障这项任务的完成，派出了德军第4航空队(有1，200架作战飞机)的主力。
　　7月26日，德军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突破了我第62集团军的防御，进至卡缅斯基地域。为了阻止敌人突破，最高统帅部命令正在组建的、总共只有240辆坦克的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及两个步兵师立即进入战斗。它们虽没能阻止住敌人的突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敌人的前进。
　　当然，把处在组建阶段的部队投入战斗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斯大林格勒附近掩护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舍此就别无出路了。
　　在第64集团军的地段上也展开了艰苦的交战，但是即使在这里敌人也未能不停顿地突往斯大林格勒。
　　8月上半月，在通往市区的接近地上进行了激烈的交战。我军依托筑垒地域英勇地捍卫着每一寸土地，实施了反突击，疲惫和削弱了向斯大林格勒突进的敌军。
　　由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分布在700公里长的战线上，使部队指挥产生了困难，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该方面军分为斯大林格勒和东南两个方面军。这项工作于8月5日完成。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由В·Н·戈尔多夫中将继续担任(他在前一阶段接替了苏联元帅С·К·铁木辛哥任司令员)，参谋长则由Д·Н·尼基舍夫少将担任。在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3、21、62集团军、坦克第4集团军及С·И·鲁坚科少将指挥的组建中的空军第16集团军。
　　东南方面军编有第57、51、64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由А·И·叶廖缅科上将担任。
　　为了协调斯大林格勒附近各部队的行动，国防委员会于8月12日将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上将派往该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作战方面归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
　　经过多日激烈交战，敌坦克第14军于8月23日突入维尔佳奇地域，把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分割为两部分，并在拉托申卡—雷诺克地域逼近了伏尔加河。我第62集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主力的联系被切断，因而将其编入东南方面军。
　　德军轰炸航空兵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狂轰滥炸，使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和平居民被炸死，工业企业和文化珍品被摧毁。
　　8月24日晨，敌坦克第14军的部分部队在拖拉机厂方向转入进攻，但未能得逞。斯大林格勒各工厂的武装工人参加了这里的激烈战斗。
　　与此同时，撤到西北方向上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由北向南对敌发起冲击，迫使敌人将其预定用于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兵力展开。这个行动，大大削弱了敌人对斯大林格勒的突击力量，并切断了其坦克第14军与后方的联系，因而该军有数天不得不靠空中补给。
　　敌人将其主力渡过顿河后，在其航空兵强大突击的支援下，发起了强有力的进攻。
　　8月30日前，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先是撤往斯大林格勒外围廓，后来又撤到内围廓。第62和64集团军在雷诺克、奥尔洛夫卡、古姆拉克、佩斯昌卡、伊万诺夫卡一线占领了防御。当时，第62集团军由А·И·洛帕京中将指挥。他履行了对军人职责提出的所有要求，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进攻面前，甚至履行了超过要求的职责。从1942年9月10日起，В·И·崔可夫中将开始指挥第62集团军。
　　在斯大林格勒处于困难的这个时间，最高统帅部命令在西方方向上实施局部进攻战役，以牵制敌人的预备队，使之不能投入斯大林格勒地域。
　　在当时由我指挥的西方方面军战场上，战事的发展情况是这样的：在方面军的左翼上，第10、16和61集团军于7月初由基洛夫、博尔霍夫地区向布良斯克方面发起进攻；在右翼上，得到加强的第20集团军，在加里宁方面军左翼协同下，于8月份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地域实施了旨在粉碎瑟切夫卡、勒热夫地域敌人的胜利的进攻。
　　突破德军防御并前出到勒热夫—维亚济马铁路沿线后，西方方面军部队的进攻就停止了，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未能占领勒热夫，因而勒热夫仍在敌人手中。
　　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瑟切夫卡地域，敌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为了阻止西方方面军部队的顺利突击，德军统帅部不得不仓促将其预定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方向上发展进攻用的相当数量的师调到该处。
　　对这个问题，德国的K·蒂佩尔斯基尔希将军是这样描述的：“只有把己准备投入南部战线的3个坦克师和数个步兵师留下来和投入战斗，才防止了突破。最初这些师用于阻止突破，后来用于实施反突击。”(K·蒂佩尔斯基尔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41页。)
　　如果在我们支配下有一、两个集团军，那末与И·С·科涅夫将军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协同，不仅能够粉碎敌勒热夫集团，而且可以粉碎德军的整个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并大大改善整个西方战略方向的作战态势。可惜，最高统帅部放过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一般应当说，最高统帅了解，1942年夏季所形成的不利局面和他个人在批准我军1942年夏季战局中行动计划寸所犯的过错有关。因此，他并没有责怪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任何其他领导人。
　　1942年8月27日，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地域，部队正在实施进攻战役。他通知我说，昨日(8月26日)国防委员会研究了我国南部的局势，通过了任命我为副最高统帅的决定。
　　波斯克列贝舍夫要我14点时务必在指挥所等候斯大林的电话。一般说，波斯克列贝舍夫讲起话来都极为简短，这次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些情况，显然斯大林自己会说的”。但即使从这几句话中，我也了解到，国防委员会对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斗争结局十分担心。
　　很快，最高统帅用高频电话和我讲话。询问了西方方面军的态势后，他说：
　　“你必须尽快到最高统帅部来。留下参谋长代理你的工作。请考虑一下，任命谁来接替你担任方面军司令员。”
　　通话就这样结束了。斯大林没有谈任命我为副最高统帅的事。显然，他想在和我见面时当面宣布这件事。最高统帅在电话上一般只谈当时急需谈的问题。他要求我们打电话时十分注意，尤其在没有通话保密设备的部队作战地区打电话时更是这样。
　　我往莫斯科去以前，没有到方面军司令部去。
　　当天天黑以后我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国防委员会有几位委员也在那里。
　　最高统帅说，南方情况进展对我方不利，德寇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北高加索，形势也不太好。他宣布，国防委员会已决定任命我为副最高统帅并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目前在斯大林格勒的有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和马雷舍夫。
　　“马林科夫留下和你一起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应飞回莫斯科。你何时可以起程?”最高统帅问我。
　　我回答说，我需要用一昼夜的时间研究情况，29日才能飞往斯大林格勒。
　　“那好!”斯大林突然问我说：
　　“你不饿吗?不妨稍稍吃一点。”
　　有人送来了茶和十份夹肉面包。在喝茶的时候，斯大林简略地向我介绍了8月27日20时战场的情况。他简要地叙述了斯大林格勒附近发生的情况后说，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第24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和第66集团军拨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最高统帅说：“由于斯大林格勒形势困难，我们已命令火速将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l集团军调到洛兹诺耶地域，并于9月2日晨由该集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对突至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实施反突击，与第62集团军会合。同时，马利诺夫斯基将军的第66集团军和科兹洛夫将军的第24集团军均拨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你必须采取措施，使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能在9月2日实施反突击，并在其掩护下使第24和66集团军进入出发地域。(斯大林朝着我说)这两个集团军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否则我们就会丢掉斯大林格勒。”
　　已经很清楚了，当前的会战具有极为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如果斯大林格勒陷入敌手，敌统帅部就有可能切断我国南部与中部的联系。我们就可能失去由伏尔加沿岸和高加索向北运送大量物资的伏尔加河这条最重要的水路交通命脉。
　　最高统帅部正把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都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只有新组建的准备用于尔后斗争的战略预备队暂不动用。还采取了紧急措施增加飞机、坦克、火炮、弹药和其他物资的生产，以便及时用于粉碎进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军集团。

---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8-8 18:41
　　8月29日，我由莫斯科中央机场起飞，4小时后就坐在伏尔加河上的卡梅申地域的野战帐篷中。А·М·华西列夫斯基迎接了我，并当场给我介绍了最新情况。经过简短的交谈后，我们驱车前往设在小伊万诺夫卡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大约12点，我们到达方面军司令部。
　　В·Н·戈尔多夫中将在前沿阵地上。参谋长Д·Н·尼基舍夫和作战部长И·Н·鲁赫列汇报了情况。听他们汇报时，我觉得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在斯大林格勒地域能阻止住敌人。
　　我给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В·Н·戈尔多夫在那里。我要他在К·С·莫斯卡连科集团军司令员的司令部中等我们，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就要到那里去。
　　在近卫第1集团军的指挥所里，我们遇到了В·Н·戈尔多夫和К·С·莫斯卡连科。他们的汇报和他们的言谈举动使我们很高兴。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二人都很清楚敌人的力量和我军的能力。
　　我们在讨论了情况和我军的状态后得出结论，正在集中的各集团军部队直到9月6日才能做好反突击的准备。我由该处通过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作了汇报。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他没有意见。
　　因为А·М·华西列夫斯基奉命要限期返回莫斯科，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于9月1日即飞离斯大林格勒。
　　近卫第1集团军进攻的时间最高统帅部规定为9月2日。但它未能在这一天实施。因为编入该集团军的部队缺乏燃料和在途中迟延，直至9月2日晨仍未进入出发地域。根据集团军司令员К·С·莫斯卡连科的请求，冲击的时间由我改到了9月3日。对此，我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我的报告中说：
　　“近卫第1集团军未能于9月2日转入进攻，因为该集团军的部队没有来得及进入出发地位，没有来得及前送弹药、燃料和组织战斗。为了不致使部队无组织地进入战斗和因此而遭受无谓的损失，经过我在现地亲自检查后，将进攻时间改在9月3日5时。
　　第24和66集团军的进攻时间，我规定在9月5-6日。现全体指挥人员正在详细研练任务，我们也正在采取战役的物质保障措施……”
　　9月3日晨，经过炮火准备后，近卫第1集团军的部队转入进攻，但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总共前进了数公里，给敌人造成不大的损失。由于遭到敌航空兵不间断的突击和敌坦克与步兵在炮火支援下由斯大林格勒地域所实施的反冲击，近卫第1集团军继续前进受阻。
　　9月3日，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下述内容的电报：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距斯大林格勒3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如果北部集团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和援助斯大林格勒的军民。不得有任何迟延。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应将全部飞机都用于援助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剩下的飞机很少了。”
　　我当即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报告说，我可以下令在明天一早就发起进攻，但所有3个集团军的部队将不得不在几乎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开始战斗，因为最早要到9月4日黄昏才能把弹药送到炮兵阵地上。此外，在9月4日黄昏以前，我们不可能组织好各部队与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而没有协同动作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你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你慢腾腾地弄好了再干?……叶廖缅科断定，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只要用第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我回答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求准予按原定时间5日发起进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
　　最高统帅同意说：“那好吧!如果敌人对市区发起总攻时，你应不待部队做好准备就迅速向敌人冲击。你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寇的兵力由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办得到，还应消除隔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德军走廊”。
　　在9月5日早晨以前，如同我们所估汁的那样，斯大林格勒附近并没发生特殊事件。 9月5日凌晨3点，最高统帅打电话给Г·М·马林科夫询问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完成转入进攻的准备情况。当他确信他的命令正在贯彻时，就没有再要我听电话了。
　　9月5日拂晓，在第24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和第66集团军的全正面上开始了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但甚至在各集团军的主突方向上，炮火的密度也不大，因此没有取得必要的效果。
　　“喀秋莎”齐射后，发起了冲击。我由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的指挥所里进行观察。从敌人抗击我冲击部队的火力强度来看，显然炮火准备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我进攻部队也不可能推进很远。
　　大约过了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后，从各部队司令员的报告中得知，在很多地段上敌人以火力阻止了我军前进，并以步兵和坦克实施反冲击。航空侦察查明，敌人大量的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集群正由古姆拉克、奥尔洛夫卡、大罗索什卡地域向北移动。敌航空兵开始轰炸我战斗队形。下半夫，敌新的部队进入战斗并在某些地段上将我军挤回到出发地区。
　　持续了一整天的火力战到傍晚时几乎沉寂了。我们进行了小结。在一天的交战中，我军前进了总共只有2-4公里，第24集团军几乎仍在出发阵地上。
　　傍晚时，给部队补充了炮弹、迫击炮弹和其他弹药。根据昼间战斗中查明的敌情，决定在夜间作好新的冲击准备，并在可能范围实施必要的变更部署。
　　天黑以后，最高统帅给我打来电话。
　　“情况怎么样?”
　　我报告说，整天进行了艰苦的交战。敌人被迫由古姆拉克地域向斯大林格勒以北调动新的部队投入战斗。
　　“这就不错。这可以把敌人的力量从斯大林格勒引开。”
　　我继续报告说：
　　“我军稍有进展，但在不少地方仍停留在出发地区。”
　　“怎么回事?”
　　“由于时间不够，我军没有来得及作好进攻准备，没有很好地进行炮兵侦察和查明敌人的火力配系，自然就不能将其压制住。当我军转入进攻时，敌人就以其火力和反冲击阻止住我军进攻。此外，敌航空兵整天都掌握着制空权，并对我军进行轰炸。”
　　斯大林命令说：“继续冲击。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敌人调开斯大林格勒。”
　　第2天，战斗更加激烈了。我航空兵于5日整个夜间轰炸敌人。除前线航空兵外，А·Е·戈洛瓦诺夫中将指挥的远程航空兵也参加了轰炸。
　　白天我们再次发起冲击，这一次又被击退了。9月6日这一天，敌人由斯大林格勒地域调来新的部队。在许多制高点上敌人设置了预伏坦克和强击火炮并可靠地组织了支撑点。只有使用威力强大的炮兵火力才能摧毁这些防御设施。可是当时我们只有很少数的这种炮兵。
　　9月7日下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作战部И·Н·鲁赫列对我说：
　　“最高统帅询问，要消灭敌人，我们的力量够不够？”
　　我们希望，从Н·Ф·瓦杜丁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抽调一定数量的军队可能使情况好转，并向最高统帅回答说：
　　“要消灭敌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补调一个集团军，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对敌进行更强大的突击……”
　　但最高统帅部关于补调几个师的决定一直也没有下达。
　　交战的第3天和第4天，主要是各种火器对射和空战。
　　9月10日，我再次巡视各个集团军的部队和兵团后，我最终坚决地认为，以现有的兵力和部署是不可能突破敌人的战斗队形并消除其走廊的。В·Н·戈尔多夫、С·К·莫斯卡连科、Р·Я·马利诺夫斯基和Д·Т·科兹洛夫将军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这天，我用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报告说：
　　“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不能够突破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由于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新调来部队，敌人的防御正面相当强固了。以现有的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用的，而且部队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需要补充部队和调整部署的时间，以实施较为集中的方面军突击。集团军突击不能打败敌人”。
　　最高统帅回答说，如果我能飞到莫斯科去亲自汇报这些问题，可能更好一些。
　　9月12日白天，我飞往莫斯科，4个小时后就到了克里姆林宫，А·М·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也被叫去了。
　　华西列夫斯基汇报了敌人由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域调到斯大林格勒地域新的部队的情况，汇报了新罗西斯克地域交战的进程，以及在格罗兹尼方向上的战斗情况。
　　最高统帅仔细听取了А·М·华西列夫斯基的汇报后，归纳说：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取格罗兹尼的石油。好，现在听朱可夫的汇报”。
　　我复述了两天前电话上汇报过的内容，说，9月5—11日参加进攻的第24、近卫第1和66集团军，证明是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的基本弱点是没有足够的加强兵器，直接支援步兵所必需的榴弹炮兵和坦克也很少。
　　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地段上的地形极不利于我军进攻：地形开阔，有供敌人防备我火力的峡谷。敌人占领了很多制高点，可以进行较远的炮兵观察，并能向所有方向机动火力。此外，敌人还可以由库兹米奇、阿卡托夫卡、“试验田”国营农场地域实施远程炮兵射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24、近卫第1和66集团军是不能突破敌人防御正面的。
　　斯大林问道：
　　“要消除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需要些什么?”
　　“至少还需要1个新锐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和400门以上榴弹炮。此外，在作战过程中必须补充集中至少1个空军集团军”。
　　А·М·华西列夫斯基完全支持我的计算。
　　最高统帅拿出他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配置图来，长时间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走到离桌子稍远的地方非常低声地谈论说，显然需要找个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斯大林突然抬起头来问道：
　　“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我从来没有想到斯大林有这么锐敏的听力。我们走到桌子跟前。
　　他继续说：“这样吧，你们到总参谋部去，好好想想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应采取什么措施，可以由哪里调什么部队去加强斯大林格勒的部署，同时也想想高加索方面军的问题。明晚9时在这里集合。”
　　第二天整天，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进行了仔细研究。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有无实现一次大规模战役的可能性，以免把我们正在编组和已经编组好的预备队消耗在局部性战役中。10月份我们可编组好战略预备队。当时，我国工业已大大增加了新式飞机和炮兵弹药的生产。
　　我们考虑了各种可能方案后，决定向斯大林提出如下行动计划建议：第一，继续以积极防御疲惫敌人；第二，着手准备反攻，对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人，务必实施坚决的突击，以便能够急剧改变我国南部的战略形势，使之有利于我方。
　　至于具体反攻计划，当然我们在一天之内不可能作出详尽的计算来。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的，即应对罗马尼亚军队所掩护的敌斯大林格勒集团的翼侧实施主要突击。
　　根据我们的概略计算看来，11月中旬以前不可能准备好反攻所必需的兵力和兵器。判断敌情时，我们的出发点是，法西斯德国已经没有力量完成其1942年的战略计划了。德国在1942年秋季所拥有的兵力和兵器，对于完成其在北高加索或顿河与伏尔加河地域的任务来说，都是不够的。
　　德国统帅部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地域可使用的全部兵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疲惫不堪了。德国人显然没有更多的力量可投入我国南部，因而敌人将会象在莫斯科附近遭到粉碎后那样，不得不在所有各个方向上转入防御。
　　我们知道，德军最有战斗力的保卢斯第6集团军和霍特坦克第4集团军，被拖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消耗兵力的战斗后，已经没有能力完成夺取城市的战役，而陷入了绝境。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接近地上、以后又在市内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所以用现有兵力不可能粉碎敌人。但是我们正在完成组建拥有最新武器和最新技术兵器的庞大的战略预备队的工作。到11月份，最高统帅部就将拥有用战斗力大、机动力高的T-34坦克装备起来的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因而我们就能够给部队下达更为复杂的任务。
　　加之，我军高级指挥干部在战争第一阶段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东西，而且经过与强大敌人斗争的艰苦锻炼，已经成了指挥战役和战术的能手。指挥千部、政工干部和红军战士，根据与敌军无数次激烈搏斗的经验，已经充分掌握了在任何情况下作战的方式和方法。
　　总参谋部根据各方面军的情报资料，研究了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强点和弱点。各仆从国的军队与德军比较起来，装备差、经验少、甚至在防御中都缺乏战斗力。而最主要的是，这些军队的土兵和许多军官都不愿意被希特勒、墨索里尼、安东尼斯库、霍尔蒂和其他法西斯头子派到遥远的俄罗斯土地上为外国干涉者送死。
　　使敌人处境更加恶化的还有，在伏尔加和顿河地域只有很少部队担任战役预备队，兵力总共不超过6个师，而且分散在宽大的正面上。把它们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敌人整个战线的战役布势对我方也是有利的，我军处于包围敌人的态势，因而能够比较容易地在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地域的登陆场上展开。
　　分析了上述情况后，我们就做好了向斯大林汇报的准备。

---

欢迎光临 徽帮棋友会 (http://huibangqyh.cn/)

Powered by Discuz! X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