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东京电影节一亮相就震惊了世界。这个发生在台北牯岭街的青春杀戮取材于真实案件，杨德昌透过这个故事穿越时代，赋予一群孩子宿命式的鲜明性格，不同的人因性格而决定的命运却折射出人性的理想光芒。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海报
1991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第四届东京影展评审团特别大奖。左起：杨德昌、张震、杨静怡、余为彦、张国柱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机仪式
回到现实中的牯岭街，却是曾经无数台北人的“精神高地”。那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街道，并没有那么多秘密或阴郁的氛围。无论是在小说中，抑或是电影里，那些场景都只是一时的部分真实。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小说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小说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小说配图
1945年以前的台北牯岭街一带被称为“佐久间町”，散居着高等文官。二战后，遭遣返的日本人就地摆摊，将古董及藏书等低价出售，成为市集的最早雏形。之后以牯岭街为中心，延伸到邻近的福州街、厦门街及南海路等处，过期杂志、漫画、月历，各种杂书，古董字画纷纷集中在这里贩卖，台湾文化重要的一环就此形成。
那个特殊时期禁书频频，旧书成为知识流通的重要媒介，也有人把牯岭街当成一个出版资源，翻译很多旧书。牯岭街由最初的几个人几张报纸一两箱书，演变成一条街上有几十上百的旧书摊位。最盛时期聚集了100多家摊商，摊位聚集在一起的景象，让牯岭街几乎等同于旧书摊的代名词。
榕树下的牯岭街书摊 1973年
牯岭街曾经的盛况
牯岭街书店一隅
曾有杂志描述“置身旧书摊中，就如同置身在地下道；遇到阴天，更像在防空洞里。又矮又简陋的帐篷连绵‘七百里’……”
1974年台北市政府以拓宽马路为由，将牯岭街旧书摊移到光华商场，以商场概念规划摊位。但后期光华商场逐渐转型，已经不是以旧书店闻名，而是以卖计算机、电子零件、手机为主。
旧书店是劳力密集的工作，又要收书又要整理，许多老人家做不动了，就把摊位租给人家。但也有许多人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
老店主与成堆的旧书
狭窄的旧书店空间
松林书局的店主称这个店是1945年他父亲开设的，“松林书局”四个字也是父亲亲笔提写。
当时这条街相当繁华，大人小孩都会来这里买书，热门书常常一下子就卖掉，跟现在很不一样。
一对街坊的老夫妻从店前走过，他热情地打了声招呼。
“去买东西喔！有空再来我这聊天啦！”
“对啊！”老先生也热情的回复。
他强调自己卖的是“古书”，是有故事的书，绝非二手书。
松林书局匾额
易林书局
旧书摊的今天
洪范书店
“人文书舍”老板张银昌已是耄耋之年，他总是窝在角落、像捧着珍宝一样仔细小心地为旧书一一亲手包上书封，在40年的岁月洪流中，他见证了整条街的兴衰。曾风光一时的旧书摊，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演变成寥寥无几的光景。
“怎么能关店呢？我对书太有感情了，我希望一百年两百年，即使我不在了，旧书店都能经营下去。”
门楣上直挂着泛黄的“旧书”两字，“人文书舍”搭建在一条不足3米宽的狭长巷道穿堂间，沿着狭仄廊道的两侧旧书推的老高，几乎只容一人转身的空间。
人们总是怀念过去，因为曾经的美好已悄然流失。现代生活的节奏越快，人们越喜爱怀旧，藉此寻得安慰内心的庇护所。缓缓步入旧书店，犹如坠入时光回溯的神秘树洞，带着一丝黯然，远方尽头却有微光……
“在有限的生命里，种一棵无限的文学树。”
因此，牯岭街在今天依然是无数爱书人的心之所向。
牯岭街今貌
牯岭街的旧书店
孟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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