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书院：从吾二曲，允执厥中 - 徽帮棋友会

进入西安的老城门，再次从西安碑林博物馆门口经过，看到了文庙的影壁墙，转入一片老街区，这条老街显然做了整修，但依然保持着精致的古朴。今日一早又下起了雨，此程在西安三天时间，天天赶上下雨，近几年来到西安的几次都是这种天气，以至于李欣宇兄把我笑称为准雨神，但我觉得雨中的西安，空气也通透了许多，再加上雨水把很多游客都阻挡在了酒店的门内，这使得街上的游客减掉了一大半。走在这小街小巷之内，只有这种密度才能细细地体味蕴含在缝隙中的历史与文明。

李欣宇是带着我从后街穿行而过，在某个大户人家的门口看到了一些老的石刻，欣宇眼光独到，他说这是后仿。但我觉得即使如此，仿的也很到位，尤其一个石座下的神兽，在雨水的衬托下，果真显现出了活灵活现的懦弱。在一个丁字路口上看到了“书院门步行街”的字样，这几个字刻在一根古老的望柱上，我断定这个望柱是老东西，而欣宇对我的判断不置可否。虽然如此，他的这个态度一点儿都没有影响到我的心情，我仍然兴致勃勃观看着这里的一点一滴。

西安的书院门街被当地人称之为北京的琉璃厂，这条老街是否能跟琉璃厂比肩，这个我不好下结论，尤其不好当着欣宇的面说出我的感观。但这里至少有两点与琉璃厂不同，一是街道的宽度比琉璃厂要大三分之一，第二是这条小街上摆满了售货棚，虽然这些小棚子格式统一，但还是增加了这条街的拥挤。前几次，我穿行此街时，这里的游客绝对构的上磨肩擦踵，而琉璃厂的街上却一直禁止门外摆摊，好在今天不是周六日，又赶上下雨，使得这条古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就更不用说游客了。街中的小亭一大半都没有开张，仅有几个商户依然很敬业地在摆放着旅游纪念品。

穿行到书院门街的中段，在街边就看到了关中书院的文保牌，而文保牌的侧边有一个小花坛，里面竖着一尊关中书院创始人冯从吾的雕像。冯从吾在西安当地也属大儒级的人物，他本就是西安人，在明万历十七年成为了进士，而后逐渐升到了工部尚书，他个人的学术取向是宋明理学，故而冯从吾被视之为关中学派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冯从吾在朝中任职时，不顾身家性命，对万历皇帝直谏，《明史》本传中录有他劝皇帝的奏章，上面有这样的话：“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冯竟然说皇帝喝酒误事，这当然引得万历帝大为生气，于是传旨要对冯实行廷杖，而当时的大学士赵志皋竭力求情，同时又赶上太后寿辰，这才让冯躲过一劫。而后不久，冯就借口有病，辞职回到了长安。

冯从吾回到长安后，就跟当地的学者萧茂才等人在宝庆寺办起了讲座。因为冯的名声很大，所以来此听讲的人越来越多，宝庆寺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听众，到了万历三十七年，冯就在宝庆寺的东边另选了一处地方建起了一个书院，这就是后世著名的关中书院。

直到今天，关中书院仍然做学校使用，不曾对外开放，想进学校参观，冒然闯入肯定不是个好办法。好在李欣宇兄在当地人脉极广，他已提前通过熟人跟这里打过了招呼。走到书院的入口处，一位管理者从收发室探出了头，欣宇马上冲着他说：“您是XXX先生吧？”此人一点头，欣宇接着说：“是XXX老师让我来找您的。”此人仍然没说话，只是冲我二人挥了挥手，以此示意放行。

书院的入口处立着一个仿古的石牌坊，上书“关中书院”四个大字，而侧旁则挂着西安文理学院的匾额，入口处的侧旁摆放着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谢绝参观”的字样。能在这个字样下走过，还是隐隐有着恶俗的优越感。穿过牌坊，前行三十米，在路的右侧看到了几个用作休息的石墩，每个石墩上贴着一个介绍牌，上面写着“文状元、探花、尚书、大学士”等字样。连休息时都需要排座次，可见讲次序、排尊卑，在中国人而言，到现在依然深入人心。

沿此继续前行，走到了第一进大门的前方，这里应当是当年书院的山门。山门两侧的墙上各嵌着一块新刻的高浮雕，不知有什么特殊寓意。穿过山门，进入了第一层院落，不知什么原因，这里异常安静，完全听不到朗朗的书声，而一面侧墙上则有冯从吾讲学的壁画。沿此继续前行，进行第二层院落，仍然是寂静异常。院落两侧的长廊，一边是新做的壁画，另一侧则为碑廊，碑廊的正中有一个半亭，里面陈列着一座新刻的功德碑，但功德碑的形式很像佛寺中常见的舍利塔。不知将功德碑刻成这种制式有什么特殊的讲究。

第二进院落的正房则是允执堂，此堂的台阶下立着一块介绍牌，上面写着“书院初建之时，中间讲堂六间曰‘允执堂’，取《尚书·大禹谟》‘允执厥中’一语，原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指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这里曾是关中书院的大讲堂，现为图书馆。”

然而关于此堂为何名“允执”，书院的创始人冯从吾则另有说法，他在《关中书院记》中说：“……讲堂六楹，诸公扁曰允执，盖取关中‘中’字意也。左右各为屋四楹，皆南向若翼，东西号房各六楹，堂后假山一座，三峰耸翠，宛然小华岳也。堂前方塘半亩，览亭于中，彻石为桥，偏西南不数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并覆以亭，二门四楹，大门两楹。”

看来当年的讲堂确实是六间，但该堂叫允执，其实是为了用“允执厥中”这一词中的“中”字，但为什么要用这个“中”字呢？冯从吾在此记中接着说：“书院名关中，而扁其堂曰允执，盖借关中‘中’字，阐‘允执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字，自尧始发之，所谓尧得统于天下者，此也。然中与不中，虽见于事，实根于心，舜又恐人求中于事而不知求中于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旨微也。”

冯从吾说因为此院名为关中，所以用“允执”暗含“中”字，以符合本院的名称，但他同时也说该堂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尚书·大禹谟》上的这十六字箴言。

这里既然改成了图书馆，而看到“图书”二字就会让我食指大动，于是上前敲了敲门，里面无人回应，掀开那别致的门帘，方看到里面挂着锁。看来今天没有参观图书馆的运气，于是继续前行。穿行到了第三进院落，此院落与前两进不同，刚刚走进，就听到正堂里有着隐隐约约的响动声。

走到正堂门口，在门廊的地上看到了十几把花伞，而在门口还摆放着几十双花花绿绿的各式鞋，从颜色和样式看，应当都是坤用。轻轻地推开门，里面看到了几十位女士在做排练，我的推门吓他们一跳，所有的人凝固了原有的姿态，而后愣愣地看着我。这种场景搞的我颇觉尴尬，于是说：“对不起，我是来参观，你们继续。”说完后，我轻轻地掩上门。欣宇见此况哈哈大笑，但直到我们离开，里面还是没有一丝声响。

冯从吾回到长安后一些年，而后又被诏回了朝廷，他在京城与邹元标等人创建了首善书院，而后他受到了阉党的迫害，首善书院被查封，冯从吾又再次回到了长安。这个阶段，他每月的初一、十一和二十一，定期在关中书院讲学，因为他的经历使得他明白政治的风险。冯当年在宝庆寺讲学时就写过一篇《宝庆寺学会约》，此约的第二条为：“会期讲论，勿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及官长贤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门私事与众人所作过失，及词讼请托等事，亵狎戏谑等语。其言当以纲常伦理为主，其书当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为主，其相与当以崇真尚简为主。”

冯从吾远避政治，他要求众人在集会时莫谈国事，只学习儒家经典。而有意思的是，冯还在此约中规定：“毋借人书籍不还及致损污。毋到人书房窥看私书簿籍及称夸文房器具。”借书要还，并且保证完好，这一条可以理解，但他同时又规定不许到别人的书房去偷看书，也不许夸赞自己的文房四宝是何等的名贵，这一点倒是很特别。

虽然说书房是私人领地，但似乎到别人书房去看书倒并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以冯从吾的正统，他当然劝弟子们不要看禁书，然而他所要求的禁书却很特别，且看《学会约》中的其中一条：“毋看《水浒传》及笑资戏文诸凡无益之书。”为什么单独要点明不能看《水浒传》？似乎这本书倒没有那么的诲淫诲盗，不知冯从吾是从哪个角度把《水浒传》视作了洪水猛兽。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里的学生有一定量的藏书，否则的话，冯从吾不会强调哪些书不可读。

对于关中书院的藏书，赵连稳在《中国书院藏书》一书中称：“书院的藏书楼名‘中天阁’。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中书院藏书的具体情况我们无法知晓，只能窥视到蛛丝马迹。乾隆皇帝亦很重视书院藏书。乾隆元年礼部覆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乃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有益治道。今各督抚可以动用公家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给书院教官接管收藏，令士子熟习讲贯。关中书院作为西北的著名书院，又是陕西的省级书院，毫无疑问应该得到政府出资购买的《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

这段话中提到关中书院的藏书楼名叫中天阁，我在书院内围了一圈，却没能找到这个地方。而对于中天阁的藏书，赵连稳也没能给出具体的目录，他在此文中只是说：“光绪年间，按察使黄彭年和布政使曾和在为书院新建斋舍的同时，还为书院购置了一批珍贵书籍，供师生学习。民国时期的曹仲谦担任长安县志的纂写，阅读了关中书院的大量藏书。曹仲谦在担任县志分纂期间，有机会参观浏览诸如关中书院等前清旧学的丰富藏书。”

中天阁没有书目留下来，于今而言，这是个大遗憾，但好在书院的一些资料中，能够从间接的角度反应出本院的藏书情况。清初李颙曾执教关中书院，他在康熙年间写过一篇《关中书院学程》，此学程中的第三条，前半部分为：“饭后看‘四书’数章，须看白文，勿先观注；白文不契，然后阅注及大全。凡阅一章，即思此一章。”此条规定了早饭后，要读白文四书。

而第四条则称：“中午焚香默坐，屏缘息虑，以续夜气。饭后读《大学衍义》及《衍义补》，此穷理致知之要也。”这是中午读书的规定。到了下午，又要求学生们：“申酉之交，遇精神懒散，择诗文之痛快醒发者，如汉魏《古风》、《出师表》、《归去来辞》、《正气歌》、《却聘书》，从容朗诵，以鼓昏惰。”读了这么多还不够，到了晚上则进一步要求：“每晚初更，灯下阅《资治通鉴纲目》或濂洛关闽及河会姚泾语录。”

除此之外，《关中书院学程》的最后一条又称：“会中所讲之书，如《康斋日录》、《泾野语录》、《文清读书条》，此数种，明白正大，最便后学。”仅由这些即可看出，这一天之内，每一位学生都要涉及大量的书，而若每人都要背如此数量众多之书，似乎可能性也不大。以此推论，关中书院应该藏有数量不小的书籍。

李颙也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大儒，他的治学方式颇为特别，比如他曾说过“君子为学，贵博不贵杂”，这种说法异于常人。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博、杂是一回事，而李颙却觉得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他认为“博”是：“洞修己治人之机，达开物成务之略，如古之伊传周召、宋之韩范富马，推其有足于辅世而泽民，而其流风余韵犹师范来哲于无穷，此博学也。”而“杂”则为：“名物象数，无賾不探，典故源流，纤微必察，如晋之张华、陆澄，明之升庵、弇山，叩之而不竭，测之而益深，见闻虽富，致远则乖，此杂学也。”

李颙也说，大多数人将博与杂分不清楚，而这正是人们的问题所在。李颙对博和杂的解释出自他所作的《富平答问》，他在该文中有这样的总结：“士之翻故纸泛穷素者，便移然以博学自命，人亦翕然以博学归之。殊不知役有用之精神，亲无用之琐务，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亦只见其徒劳而已矣。”

李颙虽然是大儒，但他并不排斥佛教和道教，他在《答顾宁人先生》一文中说：“今无论出于佛书儒书，但论其何体何用，如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此二字出于儒书固可，即出于佛书亦无不可。苟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则体为虚体，用为无用。此二字出于佛书固不可，出于儒书亦岂可乎？”由这些观念可知，李颙特别强调读书要博，而做到这个博，则自然需要数量众多的藏书，如此反推起来，无论他个人还是关中书院，当年都应该藏有很大数量的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