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矛盾交织，牙买加黑人民众的怨愤正如火山下的熔岩一般，只需一根引信便会喷燃。1865年10月7日，保罗·博格与其支持者聆听了首府金斯顿市的一场法庭审讯，法庭宣判一位擅自闯入一座已废弃的种植园的黑人有罪，博格的同伴当庭抗议，迅即被捕。民众怒而当街殴打警察。10月9日，法庭以叛乱和袭警为由下令逮捕博格与其同伴。警察上门拘他，却被附近的居民击退。数日后，博格与同伴手拿木棍、砍刀来到市区的圣托马斯广场示威。随后他们在法院的台阶上遭遇军人。七位示威者被当场击毙。当晚，愤怒的民众火烧法院大楼，并殃及邻近住宅。十几位官员被杀。当局怒不可遏，报复随即开始。时任牙买加总督爱德华·埃尔立即召开战时委员会，宣布对牙买加岛的东部实行军法。军法持续了数周。在此期间，殖民当局处死了439名牙买加人，鞭打了至少600人，烧毁约千余套房子。（Geoffrey Dutton, In Search of Edward John Eyre, South Melboure: Macmillan, 1982, p.96）被处决的人当中便有乔治·戈登。他曾在牙买加议会，以及1865年春夏的多次公开集会上严厉批评过埃尔。埃尔认为戈登策划了这场叛乱，将他从金斯顿市押至莫兰湾，设在那里的一个军事法庭宣布他犯叛国罪，判其绞刑，并于10月23日处决。保罗·博格也被押至莫兰湾，施以绞刑。这便是骇人听闻的“莫兰湾惨案”。
莫兰湾畔的牙买加改革者保罗·博格铜像
英国知识分子激进派抨击埃尔
金斯顿市当地的报纸迅即报道了这一事件。11月3日，事件的首条消息传至英国本土。首个报道它的媒体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标题为“八英里尸体”。然而直到13号，动乱和镇压的细节都尚不可知。刚上任一年多的殖民部大臣爱德华·卡德维尔（Edward CARDWELL）在11月收到总督埃尔的上报后，随即回信赞其足智多谋。但他也要求埃尔上交所有审判戈登的文件复印件，并为此做出充分解释。不过，已有一些政府官员意识到埃尔的行为过火了。
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则大为震惊，大英帝国国旗之下居然有此等惨剧？！各大报刊纷纷谴责埃尔。在埃尔呈送议会的报告于12月16日抵达伦敦之前，反埃尔的力量已开始集结。12月9日，废奴协会向殖民部递交请愿书，卡德维尔沉默以对。伦敦传教士协会也向殖民部施压，要求立即召回埃尔。大约同时，牙买加委员会（Jamaica Committee）在伦敦成立。他们希望政府为被屠杀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委员会首任主席是议员查尔斯·巴克斯顿（Charles Buxton），其父是废奴运动的领袖之一托马斯·巴克斯顿（Thomas. F. Buxton）。激进派报人弗里德里克·詹森（F. W. Chesson）任秘书长，功利主义激进派议员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任财务总监。众多知名的改革派和重要思想家都加入其中，包括约翰·布莱特、葛德文·斯密斯、斯宾塞、赫胥黎、托马斯·格林、亨利·福赛特、莱斯利·斯蒂芬、实证主义者F.哈里森、法学教授戴雪、科学家达尔文等，以及当时身在法国阿维农的思想界领袖兼议员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牙买加委员会迅速成为英国国内批判总督埃尔和牙买加殖民当局的主要力量。
演讲之后，密尔接任巴克斯顿，成为牙买加委员会主席。他为委员会起草了奋斗目标: “公正调查埃尔及其下属的行为；以公正、自由与仁爱原则执法；唤起公众道德反对压迫，尤其是反对压迫被统治者与附属种族。”（John Stuart Mill, “Statement of the Jamaica Committe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21, p.433）在坚持正义和人道的职责之外，委员会更旨在维护更重要的法律、宪政与自由原则：若允许英国军官在军法的名义下处决英国臣民，将会制造一个可能损害所有英国人自由的先例。委员会也提出了另一核心问题，即，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在牙买加它已经成为随意屠杀的机器。密尔与其他成员高度关注军法的不合法。军法不是使用制裁权力，而是允许临时使用武力，直到法庭和警察能够再次运转。帝国官员必须受到其法律约束；帝国人民，无关种族，均受到宪法保护。
思想家、“牙买加委员会”主席密尔
力量反转与知识界的分化、撕裂
1866年8月，风暴的中心人物爱德华·埃尔返回英国。与密尔等知识分子激进派相反，另一些文化名流和众多英国民众却视其为拯救了牙买加白人的英雄。他在南安普顿下船时受到了热烈欢迎。针对以牙买加委员会为首的反埃尔力量，他的支持者们在8月也成立了“保护与支援埃尔委员会”（Governor Eyre Defence and Aid Committee），由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领衔，众多文人诗客参加，包括约翰·罗斯金、查尔斯·狄更斯、诗人阿尔弗雷德·滕尼生等。他们为何支持埃尔？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极有典型性。他说牙买加黑人道德堕落，性情懒惰。他们需要主人。英国人不应同情那些不值得同情的人。激进派们批判埃尔，就是不关心社会秩序，是无政府主义的立场，牙买加委员会要求的“人权与法治”，实际上既无效果也不负责任，反映了民主的愚蠢。
于是，两大阵营针锋相对。知识分子群体严重分化、撕裂，他们之间的论战交锋不啻是一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巨震”。（Stephen, Collini: Public Moralists: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 1850-19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44）然而，震源早已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层叠累积，从19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英国知识界围绕改革、自由、法治、秩序、帝国、种族等重大议题逐渐产生不少分歧，若仔细辨识两大阵营的成员构成，牙买加委员会成员一部分是中产阶级企业主，另一部分则是学者、政治经济学家、报人记者，还有科学家。他们的政治主张激进，要求扩大选举权和普选；宗教上支持解放非国教徒；他们认同异议、理性、科学研究。而保护埃尔协会得到土地贵族、军队、教会支持，要维护传统价值和秩序。其实，他们早已在数个重要问题上有过论战。故而，埃尔事件可视为这种分歧激烈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思想家、“保护与支援埃尔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卡莱尔
其一，奴隶与种族主义论战。“保护与支援埃尔委员会”成员中多人有种族主义偏见。托马斯·卡莱尔就相当突出。他十几年前就赤裸裸地指责牙买加黑人懒惰，美国内战期间则赞美南方的奴隶制度。到埃尔事件时，他写道：“如果埃尔射杀全体黑人，将他们抛入大海，也许不会对他们有多大伤害，更不用说我们了。”（引自Catherine Hall, “The Economy of Prestige: Thomas Carlyle,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Case of Governor Eyre”, Cultural Critique(Spring 1989）, p.191.) 埃尔本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依据也是说黑人是“更容易冲动和激动的种族”，从而更容易“有煽动的和叛乱的行为”。（引自Margaret Kohn & Daniel I. O’Neill, “A Tale of Two Indians: Burke and Mill on Empir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 Indies and America”, Political Theory, vol.34, No.2(April 2006), p.216 ）在为埃尔辩护时，他们总是强调种族差异，强调殖民与帝国的统治安全，试图证明埃尔无罪，甚至说他是拯救白人的英雄。牙买加委员会成员的立场截然相反，他们一向支持废奴运动，支持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委员会成立时的秘书长和财务总监詹森、泰勒都是伦敦解放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于1862年成立，致力于向英国公众揭示美国内战乃是自由与奴役之争）。两大阵营的领袖约翰·密尔与托马斯·卡莱尔曾是密友，却正是在种族与奴隶问题上多次论战，从而交恶。牙买加委员会强调牙买加人与英国人权利平等，就是要反击种族主义。
为何英国的公众同情埃尔而非密尔？即使是最狂热的激进派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陪审团的意见反映了多数中等阶层的真实看法。激进派的《检查者》杂志（the Spectator）事后分析指出：“英国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尤其是后者……被黑人要求和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一样的权利的要求激怒了。” （Katherine Smits, “John Stuart Mill on the Antipodes: Settler Violence Against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Colonial Ru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History, vol.54, no.1(2008), pp.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