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禹三：全椒县和平解放的经过 - 徽帮棋友会

1948年12月上旬，淮海战役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解放大军即将南下，蒋家王朝崩溃之势已成。这时国民党安徽省省会合肥一片混乱，各党政机关纷纷向安庆、芜湖、屯溪各地溃逃。当时我是国民党省参议会的驻会委员，参议会决定向皖南撤退，会内职工和驻会委员陆续离开。我想，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疯狂内战，丧尽人心，我是中国人，决不能跟它在泥潭里深陷下去，自寻灭亡。当时有人问我什么时候走，我便说：“我一个人行动方便，随时可以过江。”于是我仍留在合肥伺机另找出路。

到了12月中旬，形势日紧。一天上午，国民党安徽省民政厅秘书操云岑（是熟人）来找我，他说：“吴双（全椒县县长）三次电请辞职，张厅长（张威瑕）考虑你是全椒县人，人地熟悉，你如回去任职比较相宜。叫我来征求你的意见。”

当时全椒县的大体情况是：西北管家坝、章辉集一带是中共江淮军区第四分区全（椒）合（肥）县政府驻地，领导人是苏华、王光前等同志；东南陈家浅、三汊河一带是中共江淮军区第五分区江（浦）全（椒）办事处驻地，领导人是王训友同志。县城内驻有国民党军一个团，团部设在夫子庙；特务机关有从徐州逃下来的“徐州剿总情报处”一个小组,驻在西门，架设了电台；县政府内驻有国民党南京卫成司令部江北情报组一个小组（当时国民党南京卫成司令部把江北滁县、来安、全椒、天长等县划为卫戍区），还有国民党县党部的特务机构调查室。

县属武装自卫团下有一个大队辖三个中队、一个直属分队，驻在县城。乡下设四个联防区，每区有一个中队，全县二十八个乡、镇，每乡每镇有武装约一个班，民间还有自卫用的零星枪枝。

我到任后的第二天晚上，县税捐征收处主任张仲明来和我闲谈。张是皖北太和县人，抗日战争后，我在合肥认识他的。1947年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他在皖北被俘，经教育释放。他曾对我谈起被俘的经过，使我对党的政策有了初步了解。张对时局的看法，与我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在政治观点上互不避讳。因此，他关心地问我：“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干县长呢？”我说：“还能跟国民党跑？”我把我回来的想法告诉他，他表示赞赏后说：“现在我那里有一位共产党地下工作同志，是江淮军区第五分区派来的，你是否可以和他见面谈谈？”我说：“可以，明天晚上我到你那里去，这里常来人不方便。”

第二天晚上，我到征收处张仲明住的房间里，认识了韩耀庭同志。我们商谈决定以下几条：（1）集中民间零星枪枝，不使流散，掌握好自卫团的人枪，不被国民党军吃掉,不逃跑。（2）维持地方治安，严防盗匪抢劫。（3）保护好城乡仓库粮食，防范坏人趁动乱时抢粮。

接着，在省参议会的同事陈天任从南京来信叫我和明光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五区专员王汉照（后起义）取得联系。这时陈亚柱(注：后文为“程亚柱”，多处对照推测后者为正确)与苏华同志取得联系从合肥回到全椒家里，在县政府内担任第一科科长。1949年1月中旬，我的同学徐光绥从合肥回芜湖，绕道全椒，他关心地叫我一定要掌握好武装，待机起义。后来解放大军挺进江边，国民党封锁长江，他担心全椒出问题，冒险过江，进入解放区，随五分区副司令员赵鹏程游击到和县香泉镇，听说全椒解放，才回芜湖。这些倾向进步、倾向革命的朋友们的关切，增强了我排除困难，靠拢人民的勇气。

我到全椒的第四天下午，驻在城内的国民党军团长（姓何），带着地图到县政府来，一面问我县境内的情况，一面指着摊开的地图，叫我派两个中队的兵力，配合他一个营，到县西北管家坝、复兴、马厂一带去“清剿”。我婉言推托说：“我来才三四天，对自卫团的官兵情况还未了解清楚，管家坝一带也未接到新四军活动的情报，我问一问情况后,再和你交换意见。”以后我们就对国民党驻军提高了警惕，加强了防范，每晚放哨戒备，白天派便衣在其团部四周侦察他们的动态。

1948年腊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第99军余化龙部两个团南逃到全椒县城，驻在县参议会内。晚上余化龙到县政府来，问问地方情况后对我说：“情况不大好，你们县政府和地方团队，明天可以和我们一路撤退，比较安全。”我回答说：“我们已做好准备。我县与江苏的江浦县仅有一河之隔，如滁县方向发现情况，马上可以过河。再者，目前已到年关，街市上秩序还要维持，自卫团不能过早撤离。”余化龙看我态度坚决，当时也未再罗嗦。可是他回去后在城内实行封锁，包括县政府的大门也放了岗。为了以防万一，我带着一个分队化装从后门绕到西门，将自卫团调到南屏山高地。十二点钟后，我送给余化龙一份情报，说城北十五里草庵一带发现情况。余心里十分恐慌。第二天天还未亮，余化龙部连电话线都还未来得及收完，就慌张地往浦口方向逃窜。

县自卫团的官兵情况复杂，一部分是吴双从皖北带来的兵痞与土匪，一部分是副团长陈祖禹的把兄弟和干儿子等。陈是本县人，是一个反共顽固分子。在当时情况下，自卫团的官兵随时有被他带去的危险。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和韩耀庭同志以及程亚柱等商量，决定将周岗、界首两联防区撤掉，改编为第二大队；趁机将陈祖禹和不安心的官兵划开，加以监视。并由张仲明以同乡的关系加强对淮北来的官兵的联系；同时让韩耀庭同志任直属中队长（韩也是皖北太和县人），既掩护韩的工作，又稳定了淮北藉的官兵。因此，在后来的各种情况下，自卫团一直未有逃跑的。

我到县后，国民党县党部及特务机关调查室，对我抱着怀疑态度。1949年元旦前两天，他们叫《全椒导报》姓洪的编辑来找我，要我在元旦版上题词，想试探我的思想情况。我写了“恭贺新禧，大吉大利。否去泰来，万事如意。”这十六字，使他们摸不清我的头绪。接着县党部书记长李振国叫我召开一个有全县各机关参加的“应变计划”会议，想在会议上找我的痕迹。我以时间紧，事务多，人又不齐而将此事拖了下去。他们又煽动在外地读书，放寒假回家的大、中学生，推派代表来找我要证明，集体地向湖南、四川等地逃亡。我察觉这是特务机关在搞鬼，便对学生代表说：“你们不要盲目地逃跑，必要时可以和县政府一路走，生活无顾虑，路上又安全。”耐心地说服他们并把他们打发走，未给证明。所幸大局急转直下，特务们自顾不暇，陆续逃跑了。

1949年1月中旬末，国民党军刘汝明、李延年的败兵向江边逃跑，沿途奸淫抢劫，强拉壮丁，无恶不作。全椒县人民恐不安，谣言也因之而起，说县政府就要走了。一天晚上县城人士赵辅之来说：“听说你们要走，请你照顾地方，留下三十支长枪给商会，维持地方治安。”我说：“请你放心，我是全椒县人，家乡在这个动荡时候，我不会丢掉大家不管。万一我走的话，走前一定通知你。三十支长枪，没有问题。”

这时候联防区及各乡、镇公所也纷纷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走不走？这说明人心不定，急需安抚。第二天上午我召集城市商人、居民在夫子庙广场开了一个会。我在会上大意是说，大家不要轻信谣言，要安心做生意；我是本县人，在这新年将到之际，一定和大家共患难。同时用电话通知各乡、镇公所，要他们确保地方治安，随时与我电话联系。从而消除他们怕我“不辞而别”的顾虑。这样，人心稍安。

国民党99军余化龙部从全椒南逃后，王汉昭带着所辖的盱眙、凤阳各县自卫团队从明光到了滁县城，在电话上和我约定了第二天中午在滁全公路上的陡岗见面，商量行止问题。第二天我和程亚柱坐车到陡岗和王见了面。王问我：

“我们各县自卫队都来了，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不走。我的意见，你把部队开到全椒，就在江北起义。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可以相机吃掉南逃的残兵。”王汉昭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和程回来便做准备。哪知情况忽然变化，第二天一早，王来电话说：“我们部队开到南门外，国民党军的哨兵不让我们向西开。我们只好过江，到皖南再讲。”（王后在皖南起义。)

1948年腊月二十三日，全椒县地方的反动势力及特务机关，均逃到南京。县城成了真空。在此形势下韩耀庭同志和我们意见一致，认为解放县城越快越好。于是分别告知中共江淮军区五分区赵鹏程同志、四分区苏华同志，请他们迅速派人来县城，研究全椒解放问题。就在这时（26日下午）突然接到来自滁县方面的电话，说是找县长，说话口音不对，又未说姓名，电话就中止了。我们考虑到这可能是解放大军已到，侦察地方情况的电话。我们怕大军不了解全椒县的情况，万一前哨与自卫团哨兵发生冲突，那就不好。韩耀庭同志和程亚柱两人，立即坐车沿滁全公路向滁县方向侦察情况。果然，到了十字路乡胡家庙与江淮军区独立旅朱豪团长联系上。他俩将地方情况向朱团长汇报后，哨兵仃止了前进。我和朱团长在电话中约定，明天（27日）在团部商讨全椒县的解放。

27日早上，我、程亚柱和韩耀庭同志一阵到了朱团长的团部，这时，独立旅的孙政委也从滁县赶来。我们一边吃早饭，一边谈解放问题。我提出先接收武装后接收行政，孙政委同意了我的意见。饭后，我就地打电话通知原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王学铨科长、团部团副王讨将自卫团所有人枪及军用物资，全部在夫子庙广场集合，听候接收。十时左右，我和朱团长到了夫子庙广场，先后向官兵们讲了话。然后点交武器物资，有长短枪五、六百支，迫击炮一门，重机枪六挺，轻机枪二十多挺，电台一座和密码五本，电话总机一座，吉普车和卡车各一辆。点交完毕后，我身上如释重负，顿觉轻松不已。程亚柱陪同孙政委进城，街上张贴了红绿标语。城里人士汪岳尊、童浩之等及商民三四百人，齐集东门外太平桥头，鸣放鞭炮，热诚欢迎。街上照常营业，人心空前安定。孙政委在原县政府向国民党旧人员讲了话。五分区这时派王训友、葛平等同志也赶到县城，接收了县印、档案。至此,全椒县城，未放一枪，完整地和平解放。

晚上，孙政委宣布了全椒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名单，王训友任政委，我任县长，葛平任副县长，秘书是鲁平。第二天贴出布告，照常办公。乡下联防区、乡、镇公所就地由苏华同志率部队接收。城乡仓库粮食就地供应部队，人民安度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