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人与地下交通站 - 徽帮棋友会

地下党将交通站建在我家的原因有二：一因我哥哥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早年投身于革命工作。哥哥名叫胡因（当时改名叫胡觉非），抗战初期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党。卢沟桥事变后，他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和他的一班同学开始了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活动。后来哥哥便在家乡的风心区委工作，兼民和乡党的中心支部书记、乡长。铜陵沦陷后，我们这里属日寇占领区，紧张的斗争形势使得哥哥和一些地下工作者、游击队领导人经常在我们家聚会，或打从我们这儿路过；二因我外祖父家的地理位置很适合交通站的活动：濒临江边，从村庄到江边有三华里芦苇，又从王村到金家渡口足有七华里芦苇，金家渡对江的青棵柳，芦苇生长更茂盛，足有十华里长三华里宽。加之这里属铜、繁、无三县交界，对我们的活动有利。这里苇场是掩护来往人员的一道天然屏障。隔江相望，可清晰地看见繁昌县的黑砂洲，长江游击队和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都在那里。由于我们家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交通线上，加之哥哥坚定的革命精神受到了县委的信赖，便把交通站建在我家。从此，交通站的一切实际工作便由哥哥具体领导进行。

那时我还很小，只有十二、三岁，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但从母亲、外祖父、姨父等一家人都支持哥哥闹革命的行动中，使我朦胧地认识到，哥哥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们打鬼子、斗汉奸，都是正义的事业。哥哥也常给我们一家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所以我就一边读书，一边随着母亲和外祖父送信、放哨、护送来往的革命人员。我个头小，很机灵，什么路线只要母亲领我走一次，下次我就单独地跑了。

交通站主要任务是传递信件、站岗放哨、转移物资、护送南来北往的地下工作者和党的各级领导。当时，日寇在这一带犬牙交错地盘据着：西南十里的犁桥街，是日军的重要据点，东侧二里的坝埂头便是日军指挥机关——“红部”,正西五华里沼船沟驻扎日伪人员吴子和兴亚队一个分队，正南边孤城圩陶村有日军据点。可这里，偏偏又是我党我军南北转战的重要通道。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我们全家不得不用各种办法来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如送信，大半是母亲带着我一起送，出村时我们手挽红头巾包，化装成走亲戚的；一会儿又拎起破菜篮，改装成要饭的母女二人。我和母亲用自己的身体巧妙地隐藏过各种秘密信件：母亲的巴巴头里，我的小独辫条里，破棉衣的补丁里层，母亲的打狗棍里，无处不藏。上面来人到我家交换情况或家里来了领导同志，我就背上粪筐到外边站岗。站在门前一个大龙潭的坝埂上监视，如发现敌人从西边来了，我就朝东边走去，敌人从东边来，我就往西走，以示有敌情，这样家里的人便迅速安排地下工作者转移，退到江边的芦苇场，来不及就躲进后屋的夹壁墙里。有一次沿江办事处督导员陈益卿同志和一个姓何的交通员刚到我们家，鬼子乘汽艇同时靠岸登陆进了我家的门，外祖父迅速隐藏起自己人后，便到堂前来应付鬼子，他机警地端出鸡蛋给鬼子吃，以拦住他们不进里屋，鬼子不吃，反而给外祖父劈面几个耳光，接着便是一脚，将外祖父踢翻在地。这样一折腾，鬼子没进屋。后来才知道，这伙鬼子不是来抓人，而是到村庄来抢老百姓鸡的，从我家抢走几只鸡，在其他家也抢了不少鸡后，才将汽艇开走了。这一次，我们全家都捏了一把汗。

那时，常来我们家接头的，一一个是姓何的，一个是区里哥哥领导下的通讯员徐老窝子。要是夜里来了，按约定的暗号敲三下门外的铁门环，这就是自己人，我们就开门。如听到门外狗咬得厉害，那便是敌人来了。白天来人，一般都是化装成做买卖的。山里来人则化装成卖笠帽的，来时先要水喝，再将笠帽往墙壁上一挂，这时我们就知道是组织派来的人，便将情报交给来人。由于我们一家人的同心协力，外祖父和姨父的胆大心细，哥哥的缜密指挥，交通站经手送的信件，从未出过问题。

皖南事变时，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同志突围途经铜陵，最后便是从我们家走的。我记得那是一九四一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李步新同志和随同来的十几个人，全都穿着老百姓的普通布衣，由哥哥陪同，擦黑进了门。我们把他们安置在里面一间有夹壁的房间住下，我在门外放哨，外祖父和全家人都投入了紧张的警戒工作。第二天深夜时，我家用船送他过江，临走时，姨父将自己的一件棉袄脱下让李步新同志穿上，让他化装成农民，防止在渡口遇上敌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只猜到是个大干部。直到解放后，我去北京，哥哥和我谈到过去坚持皖南斗争的领导同志，不少在北京工作，其中谈到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李步新同志曾经从我家经过。这样，我才知道那次接送的是李步新同志，而且随同护送的还有杨明等领导同志。

这一年，由于叛徒徐南羊的告密，哥哥被捕了。徐南羊原是我区中队警卫连的战士，叛变后投入了伪铜陵县突击队的怀抱。一天下午，由叛徒徐南羊带了一班鹰犬伪装成老百姓窜到北埂王，他们将枪藏在扁担袋里闯进了我家。这一天恰好哥哥回家找一个人去开会，给敌人追上了。敌人抓到了哥哥，对天扫了一梭子子弹，以显淫威。我们全家人当即扑上去，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外祖父打的头部流血晕倒在地下，母亲遍身打成重伤，头部和身上都流血不止。敌人将哥哥抓到凌家湾吊起来拷打审问，突击队长张书你坐镇指挥，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并要交出党的区委名单。哥哥英勇不屈，只字未露。在这危急之际，为了营救哥哥，地下党利用日军同伪军的矛盾，采用离间计，派人到坝埂头日军“红部”报告鬼子，说是国军无端地到日军的驻地来抓人，不经过“太君”就把好良民给抓走了。鬼头子土井一昕果然发怒，立即开了个汽艇追到三官殿，将徐南羊的一帮人连同哥哥，一起带回北埂王，土井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对徐南羊有怀疑，二是如真的有共军，他要亲自捕拿请功邀赏。到了我们家，徐南羊因为得不到哥哥的任何口供，害伯真的被反坐，便将自己的手枪卸下交给鬼子，谎报枪是从胡因的身上搜来的。这家伙又拿出一件旧军裤撤谎说是胡因的衣服，为了验证，鬼子便当场叫哥哥穿，因衣太小，哥哥横竖都穿不上，鬼子犯了疑，下令搜查，结果在我们家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查到。这下可把土井惹怒了，将突击队站成一字形的一排，依次地猛打耳光。追问是谁叫抓的？突击队员们不敢隐瞒，把徐南羊供了出来，鬼子恼羞成怒，当场将徐南羊打得半死，把枪柄子都打断了。我们借鬼子的手惩罚了叛徒，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但狡猾的土井并不肯放掉哥哥，打过徐南羊后，便将哥哥带回了坝埂头“红部”，起初他要将哥哥交给维持会看管审问，但因维持会会长鲁复初已被我方所争取，便推辞说身份不明不好接受，这样鬼子就将哥哥拴在红部厨房里，当天夜里二点钟左右，哥哥趁哨兵坐在地上睡觉，偷偷跑了出来，还将自己的一只鞋脱下丢在江边，造个自杀的现场，遮掩鬼子的耳目。哥哥逃到县委敌工部长陈尚和同志的家里隐藏了起来。第二天拂晓时，土井到北埂王村来我家里追捕哥哥，没抓到哥哥，就将身受重伤的外祖父抓到了坝埂头“红部”。惨无人道的鬼子，将他老人家绑在厨房门外的一棵树上，由哨兵轮流看守，身上系着一根长绳头，每一顿只抛一个饭团在面前地上，要他反剪着手爬到地上用嘴啃。就这样外祖父被绑在那里二个多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期间,多亏一个帮“红部”里挑水的贫苦农民，地下党做了他的工作，让他利用挑水之机，每顿藏一碗稀饭于水桶中，暗暗带给外祖父，外祖父的生命才得以幸存。后来我们全家四处磕头，不惜借债，花重金才买通地方绅士朱永霞等人去向鬼子求情，说我们全家确实不知胡因的下落，鬼子还是不释放，最后又将外祖父交由维持会关了四十多天，前后共三个多月方才获释。我们家因这次事件请客、送礼，不仅家产荡尽,还背了沉重的债务，以致好几年都还不清。可外祖父在我们面前从未露过半何怨言，他真是一个立场坚定、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好老人啊！

抗战胜利后，我军奉命北撤，哥哥随军北上，国民党还乡团扑进了铜陵，铜陵的地下党组织普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的交通站象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失去了依靠。我们在北埂王村实在难以蹲下去了，外祖父拿定主意，让我们母女随着姨父姨母到外地的埂头陆村隐蔽下来。我们住在姨父家，等待组织上派人来联络。在这一段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忧心如焚，思念着亲人，想着党。但我们有坚强的信念：党一定存在，革命一定会胜利。

果然，党没有忘记她的儿女，不久终于派人来找我们了。一天黄昏，一个面目清、身穿灰布褂裤的人背着一只酒罐，笑盈盈地走进了姨父的家。姨父忐忑不安地打量他,他象我们在北埂王村接待过的山里来卖笠帽的人一样，沉着地将酒罐朝家里墙壁上一挂，姨父一见惊喜万分，这是联络的暗号！这是自己人来了！把我和母亲都叫出来了，这人果然是县委从山里派来的联络员，名叫孙和才同志。老孙告诉我们，县委已转移进山，并说杨明、朱农、陈尚和等领导同志都回来了，正在领导游击战争。他还向我们讲述了大好的革命形势，革命不久就要胜利了，一见来了朝思暮想的亲人，又听说几位熟悉的首长都仍在领导斗争，我们激动得心儿都快跳出了胸口。老孙随即给我们布置了新的任务：了解和侦察沿江一带敌人据点的情况以及兵力布署，了解我军北上后各类自首人员的表现、思想状况。于是，我们又恢复了革命活动。我常以挖野菜的方式走村串户，深入到沿江一带敌人据点的四周去侦察，有时又以要茶、歇脚为由，深入一些自首人员的家中，和他们的亲属闲谈，从而从侧面掌握了哪些是死心踏地的投敌，哪些是境遇所迫，但并没有出卖革命利益。之后，孙和才同志的任务移交郜崇贵同志，从此郜崇贵便每隔一个多月来一次，听取汇报、讨情报、传达指示。四八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我们全家都在门外搓冻米，王近英同志来了，他兴奋异常地指着大江告诉我们：大军已到达北岸，不久就要渡江，铜陵就要解放了！并嘱咐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越是临近解放，敌人越是疯狂。老王说完便匆匆离去。谁知他这一走，竟成了同我们的永别，他在危难中关心着我们，而自己却未能逃脱敌人的魔爪：隔了四五天，传来了老王不幸牺牲的噩耗。他是在执行任务时，在荻港被敌人抓到的，敌人严刑拷打他，他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终被敌人活埋了。听到这惨痛的消息，我们全家为在革命胜利的前夜又失去了一个好同志而悲痛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