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吗？近日，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出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中展出了一件与之有关的文物。周朝建立之后，吸取商朝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颁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gào）》。“禁酒令”具体是如何规定的？其背后所体现的观念，又与儒家思想有何关系？展览策展团队成员、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讲述了其中的故事。
周人取代商人后，深刻反思商王朝的灭亡，认为商朝贵族酗酒成风，荒于政事，是导致商朝衰败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人的反思，凝结为中国最早的禁酒令。传世儒家经典《尚书》中的《酒诰（gào）》篇，正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于酒的告诫。
在《酒诰》中，周公告诫执政者，饮酒有三点要求：
一是“无彝酒”，意为不能经常饮酒，必须有所节制；
二是“饮惟祀”，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
三是“德将无醉”，需以道德约束饮酒行为，不能喝醉。
在周初的统治者看来，禁酒并不仅仅关乎个人，更关乎国家的兴亡。
《酒诰》中明确提到：
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这是说，周人能够遵循文王的教诲，不沉湎于酒，故能获得商王朝的天命。
西周初年的政治反思及“禁酒令”，不仅见于传世文献，还得到了出土先秦文物的印证。
十九世纪末，青铜重器大盂鼎在陕西宝鸡出土。
大盂鼎的铭文中，正记录了周王的训命：
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矣。
其大意为，商之所以失掉天命，是因为从边远的诸侯，到朝廷的各级官吏，都沉湎于酒，故丧失了民心。
于是，周王郑重告诫大盂鼎的作器者：
酒无敢耽。
这与前述《尚书》“不腆于酒”的记载，可谓如出一辙。
而且，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商周易代的历史教训也并未被人们遗忘。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的《厚父》篇中说：
式克敬德，毋耽于酒。
这与《酒诰》中的“德将无醉”“不腆于酒”同样一脉相承。
周人对禁酒的重视，还表现在对一种青铜礼器的命名上，这便是“禁”。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发现了一套青铜禁。这是历史上发现的三套西周酒禁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一套考古发现的西周酒禁，极为珍贵。
什么是“禁”？
《仪礼·士冠礼》郑玄注：
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虽今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
郑玄认为，禁是盛放酒器尊的方桌，而之所以命名为“禁”，来源于戒酒，取“禁止”“禁断”之意。如今虽然不使用，但仍然陈设，以示不忘古。
可见，青铜禁成为禁酒观念的物质象征，时刻提醒人们要节制饮酒，遵礼重德。
除了“禁”之外，西周初年的“禁酒令”，还深刻影响了当时青铜器品类的变化与兴替。
出土商代酒器的品类殊为丰富。所见有爵、斝（jiǎ）、角、觚（gū）、觥（gōng）、盉（hé）、卣（yǒu）等，且制作大多十分精美，均是商代繁荣酒文化的真实反映。
可与之相对照的是，西周初年以后，上述酒器中的很多品类逐渐消失，如簠（fǔ）、盨（xǔ）、敦等一系列新的食器开始出现。其重要意义在于，以食器为主的礼器组合，逐渐代替了原来的酒器组合，成为贵族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
从商人重酒，到周人重食，理应反映了西周政治观念的深远影响。
《论语·乡党》中记录了孔子对饮酒的认识：
惟酒无量，不及乱。
孔子说各人饮酒的多少，没有具体的数量限制，只要不至于酒醉悖乱即可。
纵使后世不再禁酒，但孔子仍然强调喝酒应“不及乱”。这和周公所讲的“德将无醉”观念，仍存在内在的紧密关联。
周人将“酒”与“德”相联系，极为重要。在周人的文化观念中，酒不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与国家兴衰、个人道德规范紧密相连的重要象征。而以“酒戒”所代表的修身律已精神，也成为儒家“克已复礼”道德观念的重要渊源之一。
展览“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将展至2025年1月5日。
（本文转载自故宫博物院公众号，作者熊长云系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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