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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习仲勋传》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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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08
标题: 『经典连载』《习仲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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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本书反映了习仲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贡献。

作者：贾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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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09
　　第01章 志存高远

　　还是在延安时代和共和国成立初期，已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常常在餐桌上高声吟咏反映农民军训生活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围坐四周的孩子们也稚气地和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习仲勋，这位由农家后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祖国和人民，尤其对中国农民怀有特殊而深沉的感情。党经历了七十余年的不懈奋斗进入人生深秋的时候，他仍时常吐露心声：我是农民的儿子。

　　习仲勋与黄土地的历史情缘，要从比他的年龄更久远的年代计起。

　　●家世沧桑

　　在陕西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衔接地带、八百里秦川中部，有一个享有“关中名邑”美誉的古老县城，叫富平县。在富平县南端有一条自西北流向东南的河流，因河床沙石冲击，人称石川河。涨潮季节，河水掀起波浪，洪峰湍流，萦回富平境内数十里。“岭南鹳鹊别封疆，历历相传岁月长。漆沮流来还祋诩，山崖断处是频阳。峰峦耸翠依天秀，桃杏飞红带雨香。极目登清情不厌，几回骚首自徜徉。”古人的诗句，生动地反映了石川河流域的自然风光。在石川河中游川道南岸上，坐落着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农庄，名谓习家庄（今属富平县淡村乡中合村）。1913年10月15日（农历9月16日），习仲勋就出生在庄上的一所农舍。

　　富平，因其秀美的自然环境和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故渠“富蔗太平”之意而得名。据富平《古县志》载：“邑有山川，物阜财丰，富称沃壤，利甲关中。”县境位于渭水以北，北枕桥山余脉，群峰竞秀，盘亘绵延；南襟渭河平原，连接秦川腹地，据古城西安仅六十公里之遥；东带温泉河与蒲城、渭南接壤；西萦漆沮水和三厡、耀县相邻；中部川原相间，起伏和缓，适合农、林、牧、副业生产和粮、棉种植。地下蕴藏丰富，质地优良。富平从置县起已有两千四百余年悠久历史。早在西周时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七七一年，这里属京畿之地。秦历共二十一年（公元前四五六年）始设县治。因位处频阳山之南，频水之北，故名频阳。汉至宋代，境内先后设立土门、怀德、美原县治。西晋时自彭原界（今庆阳地区西南）徒富平县治于怀德城（今富平县怀阳城）与频阳县并存。元朝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美原县并入富平县，自此富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创造了颇具特色的文化传说，形成了淳朴而强悍的民风民俗培育了众多的有功于社会进步的杰出人物，秦统一六国的大将王翦、王贲父子；东汉检校刑部尚书李彦温；明吏部尚书张忱，嘉靖河南道御史杨爵，四朝元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孙丕扬；清翰林院检讨关中三李之一李因笃、广东陆路提督、鸦片战争中抗敌英雄张青云等，成为其中的优秀代表。记录富平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名胜古迹散布于城乡各地。仅汉、唐、周、魏帝王陵墓十余处。诸如唐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文宗章陵、懿宗简陵及秦王翦墓、清李因笃墓等。另有盘龙湾、窑桥寨及仓廒、寺庙、碑刻等古文化遗址和众多的文物，历来为当地群众所珍视。

　　习家庄位于富平县城西南十五华里处，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家乡三原县相接；正北二十里处的庄里镇，是近代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的故居和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以赵宋皇帝定名的赵氏河绕习家庄的西北方流过，汇入石川河。庄子东南是荆山，“荆山，一名断原，即荆山脉尽处。自三原迤逦而来，至富平、临潼两县之交，为漆、沮水冲断，因名断原”。山之东麓系汉太上皇刘执嘉的陵寝所在，五十余座无名陪葬墓横列东西。周秦汉唐时，这里草木葱翠蔚然深秀，是文人学士览胜之地。一条古驿道由县城横跨石川河，从习家庄仅东侧穿过，通至三原，到达省城西安。二十世纪初，这条驿道已成为人往车来，物粮运转，信邮传递的交通大道。星换斗移，岁月悠悠。多少年来，它给道旁这个小小农庄带来了多彩的海内外传闻和思想文化信息，习仲勋从启蒙时代起就成长于这秀美的山川和优良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吮吸着黄土地香醇丰富的乳汁，接受中国农民传统道德风尚的熏陶。这里的草本风情、人文景观，在他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习家庄，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零零年）习姓一家迁居落脚这里后才有的新庄，故以习姓冠以庄名。它是庄上主人数百年间辗转迁徙沧桑岁月中的又一个归宿。

　　习姓渊源久远。传说在春秋时有诸侯国（今贵州习水一带），国灭后，即以国名习为姓氏。后习姓人聚居于襄阳郡，相当于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且名人辈出，多慷慨忠烈之士。晋书记载：“习族诸氏，乃为荆土豪族。”近代襄阳侯习郁和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的东晋史学家学习凿齿，便是习姓氏族的著名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襄阳习族人居住地亦多有迁移。江西省临江府新淦县（今新干县）华成门村之习姓，即此习姓氏族的后裔。据《习氏家族谱》记载，习氏始太祖习思敬配夫人赵氏。明代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朝政大乱，连年久旱无雨，庄稼歉收习思敬因生活窘迫，携家带口逃荒到河南省南阳府邓县（今邓州市）西堰子老营（大习营村）定居落户，以农为业，繁衍生息。习思敬夫妇均在七十多岁过世，后代人丁兴旺，因老营人口拥挤，又分出西户、北户、南户，另僻村落居住。

　　据《习氏家谱.后代世系》记载，习仲勋为该族西户习魁之后第九代人。西户居小习营村。习仲勋曾祖父习玉策生子三人：习永盛、习永山、习永厚。习仲勋祖父习永盛为长，配夫人张氏，生三子一女。清光绪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习永盛第一个儿子出生，因是农历戊寅年，故取小名老虎。这个幼小生命是否还再有其他名字，已无人知晓，但是在二十多年后，他对习姓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却起过重要的作用。清光绪六年（公元一八八零年），习永盛夫妇又生一女孩，乳名大女。一双儿女降临人间，似乎没有给这个家庭增添多少喜悦，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次跨省举家迁徙。

　　清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河南南阳一带在历经战乱兵患和连年干旱之后，又遇水涝和蝗虫灾害，加之沉重的粮钱税赋封建盘剥，乱疟并生，人心慌乱。饥民纷纷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出外逃荒。习永盛肩挑一双儿女，与身背行李的妻子张氏一道，步履艰难地行走在饥饿逃荒的人群中，他们经陕西丹凤、商县、翻过秦岭，沿途乞讨，终在富平县淡村附近的南保子一个黎姓人家暂时栖息下来，这家人也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他乡遇故知，共同的遭遇，使穷人之间更多了同情和援助。

　　然而，他们千里奔波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富平县自光绪四年起，连续三年干旱，六料无收，正在招引外地灾民垦田复耕。据《富平县志》记载：“大灾后，地旷人稀，全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县府招募客民开垦，四川、湖北籍客民纷纷而来，计口授田，与本地人同等对待。”几年后，习永盛次子即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三子宗仁相继出生。漂泊流离的生活使习永盛非常憧憬有一个长久的安身之地，他用意很深地给次子宗德取小名长儿，三子宗仁取小名久儿。但因人口增加，生活更加窘迫。为了生计，习永盛除佃租种地外，还挑起货郎担，跟集转乡，卖些针头线脑、烟圈、糖果之类的小商品，换回些零用钱，维持全家生活花费。但是，终在一次转至富平县城西一座刻有“释伽如来第十六索真身舍利宝塔”的圣佛寺塔下时，因病饿交加，猝然死去。旋被当地群众发现后掩埋于塔东沟内，习永盛的妻子张氏身体硬朗，善理家事，日织夜纺，以土布易面换米，聊补家计不足，在儿女尚未成年时，长子老虎即应募当兵吃粮，次子宗德被送往三原县一家水烟行做学徒，女儿及幼子也早事织纺家务，下田耕作收种。一九零零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八国侵略联军攻占北京城。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于十月二十六日至西安。时值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地方衙门、贪官污吏以“恭办皇差、筹办回銮”为名，横征暴敛，滥增税捐，同时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天灾人祸，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陕西人民特别是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几乎濒临绝境。

　　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习氏一家，在困境中终于盼来了一丝福音，习仲勋的大伯老虎，在当兵离家好几年后突然回到富平。原来他所在的队伍是早年著名回民起义首领董福祥的军队。董福祥起事之处，号称十万之众，活动于甘肃、宁夏地区，后被左宗棠收编。一八九七年，董福祥在任甘肃提督时调防北京，其部编入荣碌所辖武卫后军。慈禧西逃，董福祥充当随扈大臣率部抵陕。习老虎此时已在董部渐次晋升为“廷卫”（下级军官）。这次他顺道回到家中，并留下六十两银子，再走以后就音讯全无了。习仲勋对自己的这位老虎大伯怀有敬重之情。他曾对人说：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我大伯随董福祥在东交民巷与外敌作战。他很勇敢，后来耳朵也被大炮震聋了。习仲勋的祖母和父亲、叔父用这笔钱置了几十亩薄田，并在谈村西刘堡南面二三里地选了一块宅基，先在平地开挖住人用的地窨子，结果没有挖成就发生塌方。近一个世纪岁月过去，这个塌陷土坑依然存在，成为习仲勋家庭早年苦难生活的见证。后来又在塌窖的东侧先后盖起九间房屋，大门朝东，三间门房是土木结构的麦草房，习仲勋的祖母在内居住。院中南北各有三间厦房。由于人口不断增多，这所小小的庭院渐显拥挤。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同盟会和陕西新军也发动起义，省城“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很盛，俗称该年为反正年。这一年习宗德与小自己八岁的都村姑娘柴菜花结婚。柴姓家族祖籍河南省淅川县，与习家祖籍邓县相邻，同属南阳府管辖。柴家人也是逃荒要饭到富平后定居都村的。共同的命运和经历，加上同为异乡客户，因而使这桩婚事更多了几分亲情。兵荒马乱岁月，柴氏因为家穷，结婚成亲时连当地乡间同行的一双上轿鞋也做不起，只好借了人家一双上轿鞋才成了亲，习宗德夫妇婚后共生子女七人：长子仲勋、长女秋英、次子小名导儿（夭折），二女东英、三子仲凯、三女夏英、小女雁英。按照《习氏家谱三门新谱》人名“国玉永宗、中正明通、继述乘显、尊守从容”的顺序，男孩入谱应取名中字辈。粗识文墨的习宗德，即为长子取名中勋。他还请学校的老师从《三字经》中为仲勋取小名相近，仲凯取小名相良。数十年后，习仲勋谈到自己小名时曾说：“父亲给我取的相近小名，冠以习姓时，就成了习相近，恰好与《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词义相反。结果上学时，不少同学都说我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字？这是因为我在兄弟排行中为长，即取了相近，我的堂弟仲辉排行为二，却取了相远。也许父亲当时还有其他更深的寓意。到了一九二六年，习仲勋就读于立诚公学高小部时，级任老师严木三先生认为“中勋”含有中国的元勋之意，隧给“中”字旁加了个“人”字，取意为人中正，处事公道。学校另一位深通韵律的封至模先生也说“中勋”读起来不上口，还是叫“仲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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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0
　　●童年梦

　　习仲勋的童年，是在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国家经济衰败、革命风潮迭起、社会剧烈震荡的年代度过的。

　　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胜利果实何况被北洋军阀所窃取。曾是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省份之一的陕西省，复处于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三秦大地民生凋敝，哀鸿遍野。绰号为“陆屠夫”的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督陕后，即废弃一切新政措施，残酷镇压异己，引起革命党人强烈反抗。一九一六年后，屡次发韧于习仲勋家乡富平和邻县白水、三原的护国护法武装斗争不啻长空惊雷，在陕西乃至全国产生了强烈震动和深远影响。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四日，郭坚、耿直、曹式英、高峻等厡陕西民军首领在白水树起“护国军”的旗帜，通电逐陆。是年五月七日，陕西陈树藩旅游击营营长胡景翼，与革命党人张义安、邓宝珊等在富平县举行兵变反陆。经过一夜激战，全歼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的“中坚团”，俘获陆承武。兵变始举，城内外群众自动助战，演出了一场以少胜多、活捉“陆儿子”的历史话剧，此次兵变的首领胡景翼、张义安皆为富平县人，分别出生于侯家堡和到贤乡槐园堡。

　　继而反对军阀陈树藩的武装起义连续爆发，逐步形成了进步的陕西靖国军武装力量。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陈树藩部骑兵团团长高峻，首先在富平以北的白水县起义倒陈，并受孙中山委任，以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同月十日，陈部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在西安起义，与援军郭坚部会合后，成立陕西靖国军。翌年一月二十五日，胡景翼、张义安在紧邻富平西南的三原县起义。八月八日，三原籍老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从上海回三原，与张钫联合通电就任陕西靖国军正副司令。三原、富平、蒲城、白水、澄城、高陵、径阳、同官等十余县即为陕西靖国均管辖。一些有益于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方略在辖区得以推行。老百姓耳闻目睹、甚至直接或者间接参加了发生在当地的诸多重大事件。他们对朝廷腐败、社会黑暗、税政泛滥、民生穷困有切肤之痛。他们向往和欢迎反抗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进行社会变革。街谈巷议的话题离不了黄花岗暴动、武昌起义、陕西光复、袁世凯复辟称帝、讨袁逐陆、驱陈伐段等。特别是发生在当地的蒲城学潮、胡景翼活捉“陆儿子”、张义安三原起义历史事件，被演绎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生动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影响深远。

　　奔走于三原、富平之间的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也常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见闻。这些在幼年习仲勋纯净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憎恨黑暗、向往光明、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性格从此开始形成。尤其同乡几位著名民主主义革命人士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的奋斗精神，给他以深刻影响和重要人生启迪。以致在七十余年以后，他谈到胡景翼时，敬重之情仍溢于言表：“胡景翼将军赤诚爱国，胸怀大志，献身革命，功劳卓著。他整军经武，有智有勇，知人善用，将士归心。他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热心公益，造福人民。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谦恭礼让，平易近人。将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高尚品德会永放光芒，他的光辉业绩会永垂史册。”

　　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神奇生动的历史传说和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故事，使处于启蒙时期的习仲勋受到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营养滋润。在他的故乡方圆几十里每一个河川山岭都有内容各异的美好传说。而当它由劳动人民口中讲述出来的时候，就富有更多的抑恶扬善、打富济贫、针砭朝弊、为民请命的内容。天资聪颖、生性活泼的习仲勋，对眼前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梦幻。村头乡野农夫们谈天说地，家中父母叔婶讲述的趣事笑语，以及小伙伴们嬉戏中的话题，尽管对一个稚气未消的幼童来说近似天书，但习仲勋听到这些故事时，却显得特别专注和投入。他超常的记忆力和悟性在幼时就显现出来。

　　“黄巢荆山练兵”、“苗训退隐裔沟”等当地许多有名的传说，他几乎过耳不忘，有的故事情节还可以讲述个大概。在习家庄东南兀立的荆山原上，传说唐末黄巢曾在这里募兵习武，举义反唐。时曹州冤句（今山东省荷泽县）人黄巢，赴京城长安赶考武状元，因出身寒微和考风不正而落第。其怒写反诗，怕遭官府追捕逃至荆山藏梅寺，在这里与一批落第武举和青年志士相聚，遂招募兵马、扩充实力，共图义举。一年之内，兵马逾千，在荆山练兵习武，赵氏河饮马。并以此为根据地，举起义旗。经十多年艰苦征战，发展到百万大军，进而攻入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是为“黄巢荆山练兵”的故事。“苗训退隐裔沟”是说在荆山之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长沟，相传宋太祖赵匡胤的军师苗训和他的后裔住在这里，故称苗裔沟。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一些权重职显的元勋的职务。一次假装醉酒杀死郑子明，后又谎称酒醒后失悔，怪罪军师苗训不谏阻自己，即将苗训革职为民，发配到富平县苗裔沟。此后苗训即深居乡野，过起悠闲的田园生活。他常吟陶渊明“迷途者其未远。知来者之可追，身出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句，敬佩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德，以自己曾逢迎官场、趋炎附势的经历为悔，由此厌淡政事，终老林泉。

　　乡间这些褒贬分明，优美动人的故事，如丝丝春雨，在幼年习仲勋稚嫩的心灵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他的想象力得到的启迪，童年梦更加多彩。一些自己喜爱的人物形象和引起共鸣的故事情节，时常跃然脑际，习仲勋豪爽、睿智、机敏、勇敢品格和个性的形成，是与受这一特定文化氛围的影响和熏染分不开的。一位叫胡大有的老人谈起儿童时代的习仲勋时说，仲勋的天分和聪明在孩童时代就显得与众不同，他特别爱听《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讲道劝善、阴阳说书，占卜问卦，他也要挤在大人中间，饶有兴趣地去听个究竟。他小小年纪就崇拜侠肝义胆的英雄人物，常常模仿三国桃园三结义、水浒梁山伯聚义等一些故事情节做游戏。受此影响，以致他参加革命以后，还利用结拜异姓兄弟的方法，团结进步势力，开展革命斗争。

　　习仲勋童年时代的家庭经济尚宽裕，一日三餐，粗衣淡饭。祖母健在，父亲、叔父合家生活，妯娌和睦相处，纺织耕稼，勤俭治家。随着弟妹、堂弟妹的出生，逐渐成为一个拥有十几口人和谐温馨的大家庭。习仲勋的姑母因早年丧夫，携带一双儿女寡居娘家，父母亲以传统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教育和影响着下一代人。

　　父亲习宗德身材较高，大脸盘，性格宽厚而又刚直，他信奉“严是爱，宠是害”的教子格言，时常在慈祥和蔼的面容中透射出几分严厉。他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尊老爱幼，不要打架，不要骂人。常常孩子们吵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父亲一声咳嗽，家里顿时就静了下来，年已八十岁的习仲勋胞妹习冬英，回忆起父亲时说：“我伯没上过学，终生为农，在人家水平烟铺子做过工，但他经历较广，知书达理。他期望子女们以农为本，织耕传家，做勤劳正直的人。因而对孩子们管得很严，我们都怕他。哥哥、弟弟刚五六岁时，他就带到田间去做一些拔草之类的简单农活，给我买来一架纺车，让跟着妈妈学纺线织布。”习仲勋的母亲生性贤良，为人勤朴。它精心侍奉婆母，相夫教子，又为一家十几口穿衣吃饭操劳。由于生育较多，强健的身体过早地受到了损伤，但仍起早熬夜，劳作不息，在她病逝时，各种染色的土布和做好的衣衫、鞋袜就装满了一板柜。

　　生活于一个勤劳和谐家庭中的习仲勋，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事的风范，感悟甚多，受益匪浅。劳动人民忠厚、友善、勤劳、忍让、负重的优良品德，深深影响了这位正值人之初岁的儿童。若干年以后，习仲勋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常常深情地谈起父母亲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我的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农民，他总是对我们说，‘长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当官的欺压老百姓；商人唯利是图，为人狡诈。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我的母亲勤劳贤惠，对婆婆特别孝敬，婆婆患病时，他把精心做的莲子汤送到床前。而自己却省吃俭用，直至终老，没享过人间一天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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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1
　　●少年纪学

　　一九二二年春节过后，已满九岁的习仲勋结束了孩提时代无拘无束的生活，父亲送他到庄子以东只二里地的度村小学上学。

　　都村，离县城十五华里，当时还算得上一个小镇点，镇上有两三家小店铺和饭馆。都村小学就坐落在通往县城道路的西侧。学校清砖砌墙、白灰抹缝的中山形门楼坐北向南拱状门洞，朱红色大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乡村有这样的建筑，的确显得典雅别致。尤其是中山形屋顶设计，更多了几分民主色彩。门内左右各有一间小屋，是老师的居室。朝里走，穿过一个药王洞，后面是一座破旧的庙宇殿堂隔成的两个教室。周围十五个堡子、两个村庄的学生集中在这里上学。

　　学校有两位老师，一个叫郭培生，是三原县武字区长坳的一位老先生，在都村教学时间很久，有的人家父子两代人都成为他的学生，他严于执教，诲人不倦，深受学生爱戴和乡人敬重。另一位是习仲勋姑母的儿子、长他十多岁的表兄唐铸九。习仲勋对自己启蒙时代的母校和老师怀有深沉的感情。此后数十年间，他时常谈起郭培生先生对自己的教育和影响，言谈中充满崇敬怀念之情。全国解放初期，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还把郭先生接到西北局短住，并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和老人一起吃饭叙旧，一九五八年九月，已是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在陕西检查工作时，还驱车来到都村小学，看望在校的师生。

　　习仲勋入学读书之时，正是古老的中国大地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年代。

　　半年之前，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在中国上海发生，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尽管这一消息还难以很快传到远隔千山万水的陕西渭北农村，当地中共组织的建立也是几年以后才有的事情，但是当地的中共组织的建立也是几年以后才有的事情，但是共产主义的幽灵也已在这里徘徊，进步民主的浪潮开始涌动在西北大地。一批在外地的知识分子举办刊物向家乡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一些已参加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回到陕西，通过社会实践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被选为全陕学生联合会副评议长的富平籍学生邹均在北京上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利用暑假回到家乡，开展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活动。一九二一年夏，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总指挥胡景翼也在陕西靖国均重要活动区域三原、富平一带，散发石印本《李宁主义》（即列宁主义）小册子，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一九二二年后，三原几所中等学校学生组成宣传队赴富平等渭北各县，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瓜分割裂中国的宣传。省立第三师范学生张波在富平宣传时，当众咬破手指，以昭明爱国之志，引起强烈反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当地的群众斗争结合了起来，县北曹村、雷村一带的农民，用鸡毛传帖的形成组织发动起来，拥向县城向当局开展“交农”斗争。刚刚进入学龄阶段的习仲勋，对听到的宣传和眼前发生的一切尽管还是朦胧的，但这无疑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起点。

　　习仲勋上学时，小学教育由“四三”制改为“四二”制，即学制由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初小课程分为正课和副课，正课国文（后改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副课为唱歌、体操、图画、手工等。但还须熟背《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的蒙学经典，逐日临习大、小楷书帖，交老师注重身教，为人师表。每天天不亮，他就上到门楼太前，监督学生按时到校，早读自习。对违犯校规、不认真学习者，按当时校规常施以打板子、下跪、顶砖等方法体罚。习仲勋在这里上学，他外婆家就住在学校东侧，中间只隔一条大路，他可以就近吃、住，这就少了一天往返几次回家时间的浪费。同时，外婆还特别叮嘱他帮助小他一岁低一年级的表弟柴国栋上学。他们既是表兄弟小伙伴，又是一对帮学的“小师生”。

　　习仲勋从一入小学起，就表现出聪颖的天资和渴求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喜欢国语学习，尤其长于对古文的背诵。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他背得滚瓜烂熟；先生布置的背诵课文和作业，他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因而深得老师的赏识和同学们的赞扬。他小学时期的同学田绍西回忆说：“我和仲勋在一个板凳坐了四年，读完初小，又一起上了高小。他小时头脑反应特快，记忆力特强，又勤学好问。老师每天布置一大堆背书任务，我们一听就头脑发胀，许多学生因为背不过书而挨板子。但他好像不很费力气就熟背如流，考试老是第一。

　　郭培生先生偏重传统的死记硬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但也时常采用一些启发式的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贴堂”就是他常用的一种。他将学生的完成得好的作文、大小楷和其他作业，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用以表扬优秀，激励上进，同学们称之“贴堂”。初小四年间，习仲勋是“贴堂”最多的一位。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回忆小学生生活时说：“郭先生对我的启蒙教育，印象极深，他人品好，书也教得好。我上学第一次考试考了全级第二十七名，此后就一直是第一名这与郭先生这位严师的悉心教诲是分不开的。

　　生性活泼的习仲勋，非常喜欢上体育课和做课外游戏。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觉得从书本中解脱出来，像出笼的小鸟，尽情展翅飞翔。老师常组织一种叫跑旗的体育活动，很受学生欢迎和喜爱。跑旗类似今天的接力赛，只不过是以小旗当做接力棒。即将学生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持旗人跑完一段距离后将旗依次下传，旗最先到达终点者为优胜。习仲勋跑棋速度快，接传小旗敏捷，每次跑旗时，同学们都希望和他编在一组。都村村子西边有一个涝池，平时蓄水不多，池岸宽阔。这里是都村小学的孩子们嬉戏玩耍、尽情展示天性的地方。多数时间放学后，以习仲勋为首领的都村附近孩子们和聂家庄周围的学生总要在这里摆下“战场”，进行作战游戏。一声“开火”，双方就投掷土块，开始“远射”，进而步步逼近，直到扭成一团，打个交手仗，方才宣布“停战”。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显得特别机智勇敢，指挥有方。他先找个竹笼往自己头上一套作为头盔，既能从缝中辨别方向，又能掩护自己，高喊“冲呀”，身先士卒，攻入“敌阵”。时间一长，小伙伴觉得他灵活机敏，都愿受他指挥，亲昵地称他为“习司令”。

　　一九二五年春，十二岁的习仲勋参加了两次当地具有政治性的活动，对他的思想影响颇深。三月十二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四月十日，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在开封逝世，陕西西安、三原等地纷纷召开追悼会表示悼念。富平县庄里镇是胡景翼将军的故乡，已有共青团员活动的庄里立城公学，也先后为孙中山和胡景翼举行追悼会，并吸收周围乡村的学校师生和群众参加。都村小学的师生两次徒步赶赴庄里参加大会。会场摆着挽联和不同风格的挽词，哀乐低回，主祭人致辞悼念，气氛庄重肃穆。习仲勋深深为会议情绪所感染，在这里，他初次了解了孙中山先生和胡景翼将军的革命经历和民主主义思想，增添了更多仰慕之情。

　　是年底，习仲勋初小毕业。同级近三十名学生中途停学和因其他原因失学，考上高小的只有习仲勋、宋杰生、周齐、程孔昭、刘相、田绍西等七八名同学。当时有两所高小可以选择，一是设立在县城内的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距离家乡十五里远；二是设立在庄里镇的立城公学高小部，比第一高小远十里。习仲勋说：我们干脆到庄里上立城公学，立城牌子亮，名气大。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这些刚刚走出初级小学校门的孩子作出的决定，不仅仅是对一所学校的向往，还包含着对自己心目中的爱国英雄的崇拜和对新文化、新知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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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3
　　第02章 人生新历程

　　●“都村三杰”

　　一九二六年春，习仲勋进入立诚公学高小部上学。他因为升学考试成绩优异，成为该校少数由校方供给的公费生之一。

　　立诚公学，是胡景翼将军一九二0年在原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女学校基础上创办的一所完全小学。一九一八年陕西靖国军进驻庄里，胡景翼深怀对阵亡将士感念之情，将二十多名烈士遗孤集中起来，聘请了两位教师管理授课，全部费用由靖国军军费开支，使这些孩子有读书学习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随后又聘请了校长，并用部分军费和各方人士捐款正式建校。一九二一年学校初步建成，胡景翼出席开学典礼，并为学校书写了：“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的二十一字校训，作为办学宗旨。“立城”校名，胡景翼也颇费心思，于一九二二年正式选定命名。语出儒家经典《大学》：“立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强，国强而后天下平。”以此作为校名，其寓意是深刻的。

　　学校建于庄里镇中心地段，坐北朝南，对面是华佗庙。校门上额有胡景翼书写的“立诚学校”校牌和“文化”二字的门匾。进入门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藏书楼，楼檐四角翘起，呈飞展之士。楼中上方嵌有“书库”二字，亦为胡景翼将军亲笔所题。藏书楼两侧是排列整齐、建筑风格独特的东洋式教室，水磨青砖墙壁、白灰细线勾缝、拱形屋顶，半圆形门窗。再向后走是一座称为“十三间楼”的两层楼楼房，东西两边各有一座以天桥与主楼相连接修建精致的三层角落，楼正面镶挂二十一字校训。楼北是学校大操场。校园内柏树四季常青，春夏杨柳图絮，花草溢芳，校园环境优美而宁静。立诚学校教学设备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在当时渭北地区是屈指可数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正是革命风雷激荡的时代，这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加上优越的教学条件，自然吸引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此受聘任教，三原、耀县、临潼等邻县的学生也纷纷慕名报考。立诚学校由鼓吹民主思想的阵地进而发展成为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富平县早期组织也先后在这里建立，成为富平县中央党团组织的发祥地。

　　习仲勋的人人生历程，在立诚学校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一九二五年春，毕业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共青团员严木三受聘到立诚学校任校长。严先生有意将自己收藏的《中国青年》半月刊在学生中传看，并引导学生阅读其他进步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同一时期，以三原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为主体的渭北青年社成立，并设有立诚、富平青年社。“渭北青年社，其大本营在离西安九十里之三原，现人数已达二百人。分社有临潼、富平等二三处，分子极为纯洁勇敢。”立诚青年社，在富平县立诚中学内，社员三十余，皆能实地工作者。富平青年社四十余人，在富平县高小内者为多。”立诚青年社的建立，成为当地中央党团建立和发展的组织基础。是年秋，严木三根据共青团三原特支的指示，在立诚发展唐玉怀、宋光龙、白振江、惠忠德、师守约、贺廷璋、赵承琨等十多名青年社社员为共青团员，并成立立诚学校团小组。一九二六年一月，共青团富平特支在立诚学校成立。三月，刚入学不久的习仲勋加入立诚青年社。五月，习仲勋由送文梅、武子镇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他还不到十三岁。

　　这是他七十余年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革命生涯的开端。

　　在立诚学校一年间，习仲勋因学习成绩优异和小小年纪参加革命斗争，与程建文和高一级的学生宋文梅，并称为“都村三杰”。然而这些开始投身于共同事业的热血青年，在以后岁月中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书写了不同的个人历史。这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人生道路的真实缩影。

　　宋文梅、又名若暻、金斗，都村西凤凰堡人，一九二七年入党，曾任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一九三0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期间因中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而回到西安，后在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一九三六年，任西安缓靖公署特务营营长，深得杨虎城将军信任和器重。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中，承担拘留国民党中央大员、看押蒋介石任务。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劫持统帅罪”逮捕关押，后由中共组织营救出狱。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这位对历史有功的人。建国初期，已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安排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工作，一九五五年一月又担任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副处长，是年不幸患病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程建文，字怀璞，又名程侠，后改名陈建中，都村以东的洼里村人，离习仲勋家相距不到十里地。学生时代是一位激进的小知识分子，曾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等职。一九三三年四月，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后脱离革命阵营。一九四九年随蒋军去台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评议委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缓和两岸敌对情绪的主张。富有传奇性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两位效力于不同政治营垒的人，在经历了近六十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又有幸再次相会。一九九0年十月十三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陈建中先生以私人身份访问大陆，并殷切期望其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立诚学校主要开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理科、国音、农业和副科唱歌、体操、图画、手工等。带国文课的老师是三原县一位叫戴博轩的老先生，其学识好，特别重视学生的写作练习。一次，他出了一个叫《可憎的蚊子》作文题，让同学以自己的观察和体会作文，然后又进行文章讲评，引导学生由自然界的现象联想社会上真善假恶现象自由讨论，以增加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这件事给习仲勋和许多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习仲勋同班的学生还有胡景翼将军之子胡希仲及其胞弟胡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与胡景铎叔侄之间就交情甚笃，以致发展到在解放战争中促成了成千上万名国民党官兵的起义。

　　在繁多的课业学习中，习仲勋各科成绩始终是名列前茅的。庄里镇一位当年常为立诚学校书写文告的同学回忆说：“每次考试发榜。仲勋各科成绩总是名列榜首。”

　　然而，他在这里更多的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并作为共青团组织的一员，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这首先得益于已是共青团富平特支书记的严木三先生。严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和进步报纸杂志的重要观点，自己先背下来，然后在课堂内外给学生复述和讲解。同时他还注意收集同学们不同的思想反应，把一些为学生喜闻乐见的书刊介绍给大家阅读，在进步学生中发现积极分子，吸收加入团组织。一九二六年春，在渭南县渭阳中学担任训育主任的共产党员方仲如，带领几名学生到立诚学校巡回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采取作报告、开座谈会等形式，讲述国际国内形式，历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罪行，并结合当地实际，动员学生行动起来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十三岁的习仲勋开始接触到一些粗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逐渐了解到在课堂以外还有更广阔的知识天地，从而催发了他探求新文化、新思想的浓厚兴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习仲勋对这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仍记忆犹新：“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和立诚学校是渭北的两个革命据点。在立诚时，严木三先生曾是我的级任老师，他小心谨慎，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方仲如来立诚作报告时神采飞扬，很有鼓动性和感召力，他的讲话使人一下子开阔了眼界，深受师生的欢迎。”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共立诚学校小组成立，即在学校发展党员，并利用课余时间，有组织地到庄里北边的董家庄、景家窑、三条沟、石窠等地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反霸斗争。习仲勋便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常受党团组织指派拿上用黑麻纸写的传单、插上鸡毛送到农民手中，以鸡毛传贴形式进行串连。传贴上写着某月某日在某地方有要紧的活动等语。一次在上官村大庙集中了五十多名农民，习仲勋和几名学生随严木三作宣传演讲，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抗粮抗捐，反对土豪劣绅，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一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庄里镇有一个恶霸保正叫张积德，向群众乱摊滥派，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立诚学校党团组织决定，举行清算斗争张积德集会，并以此推动农民运动。此举得到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的支持。七月，斗争大会在庄里镇东关五岳庙举行。庄里镇、黄家窑、景家窑等村庄农民群众赶来参加大会。以党团员为骨干的立诚学校师生一百多人拍着队、唱着歌，呼喊着口号进入会场。群众情绪极为激愤，高呼“把张积德抓起来”、“和张积德算账”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习仲勋、白镇江、惠永枚等部分学生和三条沟农民刘维汉等，砸碎了张积德家大门上的“名重梓里”的金字匾，并组织受害群众联名告状，迫使当局关押了张积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赃款，交由立诚学校充作办学经费。此次斗争拉开了富平农民运动的序幕。

　　这是习仲勋第一次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在实践中，他逐渐明白了农民只要组织起来，就具有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强大力量。同时，他少年有志、勇敢无畏的气质特征和斗争精神也开始显露出来。

　　是年冬，习仲勋参加了学生党员宋光龙、白振江组织发动的驱逐校长郗敬斋的学潮。学生从清查学校账目入手，揭露了郗敬斋的种种劣迹，迫使其辞职离校。在立诚学校一年间，习仲勋还参与了当地开明士绅、民团和群众、学生联合发起的驱逐反动军阀麻振武势力的活动。他随学生进行街头演讲，演活报剧《北伐》刷写张贴“打到军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标语，焚烧外来的洋烟洋货。这位刚刚加入组织的共青团员，在频繁的革命活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立诚学校革命风潮的兴起，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惊慌和仇视。一九二六年秋，立诚学校校董胡景铨找借口提前解聘了严木三先生。后学生党员宋光龙、白振江等因身份可能暴露，根据组织决定也离开学校。尽管该校中央党团组织仍然存在，但由于形式的压力和一些党团骨干的陆续离校，活动受到一定影响和限制。

　　鉴于政治形式和学习环境的变化，习仲勋等决定转入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上学。他们中途转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知离开立诚学校后，在富平县北乡一带搞农民运动的严木三先生已受聘担任县立第一高小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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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4
　　●在县立第一高小

　　富平县公立第一高等小学，位于县城东南隅富厚仓故址。第一高小的前身是清末设立的“湖山书院”，院内有一座建于同治年间的阁楼，名为“望湖楼”，后毁于战事，一九二三年重建为砖木结构的三层阁楼。第一层门额石匾题“礼堂”二字：第二层北门石匾题“建义”，南门题“望湖”；第三层南墙正中匾题“藏书”，北面镶匾题“尊德”；落款均署：“壬戌（一九二二年）年冬书于郑州军次胡景翼。”登上望湖楼可以俯瞰富平县城全景，一九八四年春，习仲勋在会见富平县委的同志时，还深情回忆起当年登临楼顶时收入眼底的四景风光：“南门外望湖水稻子莲花，北门外水长流桥上桥下，西门外圣佛寺一座宝塔，东门外窦村堡千家万家。”

　　富平第一高小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在陕西护国运动高湖中，这里爆发了一场“讨袁逐陆”的重要斗争。一九一六年陕西督军陆建章令其子陆承武率精锐一团“中坚团”巡防渭北，端午节当天陆到富平，团部驻扎第一高小（时名湖山书院）院内。当日午夜时分，在“活捉陆儿子”的喊声中，胡景翼部突袭陆承武驻地，并将陆生擒，以此迫使陆建章交出陕西督军大印。逃离陕境。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富平县活动的重要地点之一。一九二五年春，中共党员王佛宗应聘到第一高小任教，他以课堂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年冬，王联合教师武景轩等，发动了以改革教育、解聘腐败教员、驱逐反动校长为目的的学潮，得到旅京、旅省学生的支持，北京出版的《共进》杂志曾发表评论予以声援。迫于各方压力，当局不得不把县知事和教育局长、第一高小校长撤职。

　　一九二七年春节过后，习仲勋与宋杰生等一批立诚学校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转入县城第一高小上学。

　　在此之前，刚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的严木三回到富平，建立起国民党富平县党部。严木三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被推选为主任委员，继而担任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校长。严木三是中共富平特支书记兼共青团特支书记，他主要活动在第一高小，因而这里就成为中共富平县党团组织领导中心和培养发展革命骨干的阵地。

　　严木三在一高聘请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教师任教。当时流行的一首打油诗，足以说明一高教师中的党员情况：“木栅之中石麟吼，俊仙微嗔雪亭走，资英若松舞秋泉，媪婆淑心穿夹裤。”诗以第一高小十一名教师名字的谐音作成，除郭雪亭、武秋泉外，其他九位皆为中共党员。一时进步力量云集这所学校，革命斗争出现高涨形势。习仲勋进入第一高小上学，由原来的公费生改为每周一次从十五里外的家中取干粮馒头，吃上六天，生活较为艰苦。但是，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学习环境深深吸引了他。他除刻苦地功学课业以外，还以极高的热情投入较前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革命斗争之中。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出现急剧转折的一年，政治风云的起伏变幻，在富平县也产生了震动。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国民革命。陕西的共产党、国民党组织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一致行动，组织了以农民和学生为主体的反蒋讨蒋群众大运动。是月底，富平县各界召开声讨蒋介石群众大会，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等遭奉系军阀杀害，噩耗传到富平，许多学校举行罢课，召开追悼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抗议军阀反动行径。五月十一日，驻户县新军阀经纬制造屠杀农民运动骨干和农协会员多人的惨案，富平县农协筹备处根据省农协筹备处通告，举行群众集会，声援户县人民反对何经纬的斗争。五月，富平县党组织根据中共陕甘区委印发的纪念红五月活动的宣传大纲，组织学校师生及农民群众，于“五一”、“五四”、“五九”、“五卅”展开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当时的报刊对富平县及第一高小活动情形作了详细报道：“富平五九国耻纪念大会规模宏大，参加者热烈，为从来所未有。当时到会有组织的民众共三四千人，妇女、商人、及旁观者共计五六千人。开会前，由一高新戏团表演新剧三幕，即正式开会，并举行工、农、商、学、兵联欢仪式。闭幕后，立城、一高新剧团演剧数幕。当时会场旗帜招展，戈矛森布，各界群众感情融洽，革命空气甚为高涨。”“富平各界于二十九日，在第一高小大礼堂举行追悼李守常（即李大钊）等同志及援助户县农民大会。到会者有各界代表及一高全体学生，历时约四个小时之久，除由各界指定报告李同志死难情形、履历及户县惨案经过外，另有二师代表张同志及县党部代表同志等演讲。当场又一致决议通电各处及第二集团军总部、驻陕总部，请求严厉惩办惨杀农民、摧残党务的新军阀何经纬，并请求努力于最短期间打倒‘四二八’惨案刽子手张作霖。各界代表誓愿以全县民众作后盾，一时革命空气弥漫全场。”

　　习仲勋在中共特支和团组织领导下随一高师生参加了这一系列的活动。他还多次和其他团员一起在离学校不远的彭村塔等地开会，讨论共青团员在斗争中担负的任务、斗争方式和纪律，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习仲勋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他在游行队伍中总是活跃的一位，手持小旗呼喊口号，散发传单。他们还自编活报剧，在附近的迤山庙集会上演出，进行街头演讲，宣传群众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一时使富平的大革命运动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局面。

　　鉴于习仲勋在革命活动中的突出表现，中共富平县特支郑重讨论 他的入党问题。会议在一高学校中院东边的一所房间召开，由于特支一些成员对严木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习仲勋是严先生由立城学校带来的学生，再加上习仲勋年龄尚不足十四岁，即以年龄太小、转学来时间太短为由没有通过。但是，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习仲勋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已逐步向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迈进。

　　不久，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发生逆转。率师东征的冯玉祥，先是同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等举行“郑州会议”，后与南京的蒋介石等又举行了“徐州会议”。遂屡电在西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实行“清共”，通缉拘捕共产党人，解散革命团体，并以石敬亭为主席组织起陕西省政府，解散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陕西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渭北地区晴朗的上空也出现了乌云。以中央党员为骨干，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富平县党部被彻底改组，倾向革命的进步县长刘麟阁被撤换。七月初，离习仲勋家乡不远的三原武字区农民协会遭反动军队包围，并被强令解散，农协负责人被逮捕。七月三十日，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师师长的共产党员史可轩，在拒绝冯玉祥调其入豫电令后，率部向渭北山区进发，途经富平县美原镇时，遭国民党新军阀、陕军南路军师长田生春杀害。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共富平特支根据陕甘区委采取“退守政策”和“整顿组织”的方针，党团组织转入地下秘密活动。集中了数十名党团员的富平县第一高小，虽然公开的宣传集会暂时停了下来，表面上趋于平静，但是，组织活动并没有间断，他们从发生在眼皮底下的血腥惨案中看出了当局的反动本质，更增添了对蒋介石集团和反动军阀的仇恨。习仲勋多次参加团员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决定今后团员之间只发生纵的关系，不进行横向联系，对外严守秘密，不暴露身份。

　　昔日还是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转瞬之间，兵戎相向，残酷镇压，年轻的习仲勋一时感到迷恾不解。他苦苦地思索，求教于自己信赖的老师和同学。在团员开会时，他仔细听取别人的发言，并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逐渐明白了劳动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阀是靠不住的，只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依靠劳动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

　　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消息，从中国的南方传到这个遥远的陕西关中小县城，中共富平特支迅速把这一喜讯传达给党团员。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仅两个月的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九号密码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曾在北京创办《共进》杂志的李子洲，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作出《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及组织、军事、国民党问题等九个决议案。特别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特要任务。”“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亦可上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十月八日，中共陕西省委以第一号通告，向各级党组织通报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要求在其精神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十月十二日，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发动的清涧起义爆发，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封建军阀统治的第一枪。它如漫漫长夜中一声春雷，强烈震撼着三秦大地。习仲勋和同学们谈论着时局的变化，笼罩在心头的阴云慢慢散去，由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名字嵌入了他的脑际。他领悟到，当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压倒，被屈服，而是在滚滚寒流中酝酿着更理智、更英勇的斗争。他看到了年轻政党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程。

　　这年冬天，中共富平特支组织和发动的驱逐县教育局长樊益三的斗争在第一高小发起，党组织决定利用选举之机，推选在一高学校任教的共产党员石林侯代替樊益三任教育局长。后选举未完全如愿，但将樊益三赶下了台。习仲勋积极投入驱樊斗争。他们揭露樊任内的劣迹，进行宣传演说，形成了富平县一次较大的革命学潮。

　　年底，习仲勋高小修业期满。这时，已在省立第三师范上学的好友宋文梅，极力鼓动他报考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在后来的升学考试中，习仲勋即以优异的成绩被省立第三师范录取。

　　然而，他的师范生学习生活是短暂的，一场厄运突然降临到这位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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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5
　　●“三师”学潮

　　1928年农历正月初的一天，习仲勋和富平县十多位同学来到三原县内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报到。尽管隆冬季节的寒风仍一阵紧似一阵，但在这里已感触到了春天的气息。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设立在距省城西安五十公里的三原县城内城隍庙街“大公馆”，这是一个地居渭北要冲有“小北京”之称的关中重镇。东北邻临潼、富平，东南接高陵，西连泾阳。因境内有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取名三原，是渭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京、津沪、蓉、渝及甘、宁、青等地交往频繁。四川的大盐商要在这里歇息，甘肃的牛羊、青海的药材、关中的粮棉要在这里集散交易。交通贸易的发达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使进步思想和国内外新闻信息在这里得以迅速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也自发开展起来。仅靖国军以三原为根据地的数年间，三原的小学校，即由原有的一所县立高级小学增加到七所；中学由原由的一所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改为第三职业学校），增加到有省立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县立三原女子中学、三原初级中学等五所中等学校。五四以来，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募捐赎回胶济铁路、抵制日货等较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活动接连不断。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深入发展。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领导着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四个县五个特别支部，三个支部，有党员四十七名。一时三原成为渭北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和领导中心。

　　习仲勋报考第三师范，与其说是对学校的选择，不如说是对自己心中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他的老师严木三就毕业于这所学校，他从严先生和好友宋文梅那里对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有了更多的了解。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潮流之中，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和一批留学生，把许多新鲜的教育内容和先进的办学方式带给了这所学校。在这些革命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这所学校从一成立就具有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进步思潮。第三师范实行两种学制，一种是四年制，课程设置较多，称为“完全科”；另一种是两年制，课程相对简单，称“速成科”。当时开设讲授瞿秋白、蔡和森编写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一九二四年初，正在该校读书的蒲克敏、严木三、梁益堂、亢心栽等人受《共进》杂志宣传的影响，组织建立了有社员二十余人的“青年同志共进社”。是年冬，受共青团中央委托，由上海大学回乡组建团组织的李子健，了解到“青年同志共进社”的情况以后，即倡议成立了“渭北青年社”，社章以共青团章程为蓝本，发展组织，出刊《渭北青年》杂志。这一组织迅速辐射到三原各学校和邻近各县，习仲勋就曾经是立诚分社的社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第三师范学生为开展纪念巴黎公社活动，爆发了一场轰动渭北达四个月之久的学潮。三月三十日，共青团三原地委在第三师范成立。三师又成为团地委机关的所在地。团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直接发送这里，进而又变成团地委的精神，传达到基层团组织及团员青年。一九二七年七月，陕西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以后，共青团三原地委随地方党组织的变化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机关移至三原北城。但是三师党团支部仍然健全，活动从未停止。三元县城内近十所学校互相影响，团员青年各种形式的活动显得异常活跃。

　　四十年后，习仲勋对初入三师的情况记忆犹新：“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我考入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当时学校党的负责人是李文华、宋若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宋若璟即另名宋文梅的直接联系下，我们进行校内的学生运动和校外的革命活动，对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各种方式对工农兵学商进行宣传，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习仲勋同在第三师范上学的另两位富平籍学生董子平、华岳重对这段斗争也有着深刻的记忆：当时学校宋文梅是团支书、学生会会长是杨树荣。在三月十二日以前，宋文梅叫我们到东关武延俊家中去，和三中、三职的两个同学写标语。之后，学校及街巷的墙上就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标语。我们十多位团员曾在三原县东关清河沿上的公共体育场秘密举行会议，我还通知过人。会议由宋文梅召集，主要分析形势，布置如何做好宣传，加强组织活动等问题。还经常书写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在白色恐怖下，三原学生运动自然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派一些反动骨干到学校担任校长、训育主任等职，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控制。这样就使得反动当局实施黑暗管教与中共党团组织领导学生进行反黑暗统治的斗争日益尖锐。在三师则具体表现为中共党团组织与校长王藩臣、训育主任魏海争取学校大多数师生的斗争。王藩臣，陕西咸阳人，出身大地主家庭，曾参加进化社，专与中共领导的共进社作对，其任三师校长后又拉拢一些人，打击进步师生。魏海，又名魏博如，为人骄横，目中无人，对学生行动严加限制，动辄用教鞭抽打体罚学生，上课时有时就一屁股坐在了讲台上，同学们对其尤为愤恨，送以“吝虫”绰号。一次上课时，因其打骂学生，引起众怒，学生齐声高喊“撵出去”。但真正引起矛盾激化，是缘于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动一事。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校当局准备开展纪念活动，进步师生出于对王、魏不满，即提出不参加校方组织的活动，以表示抗议。十二日晨，由学生会会长杨树荣出面召集学生开会，宣布不参加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动。但是，部分学生又反对学生会的意见，而引起争吵。这时，住在教室隔壁的训育主任魏海听到吵声后，即质问杨树荣：“为什么不让参加纪念活动？”

　　杨回答说：“是大多数学生的意见。”

　　魏又问：“都是谁？”并让取来纸张，杨树荣说一个名字，魏自己在纸上记上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杨树荣一连说出了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王秉衡、李彦仓、华岳重、董子平、习仲勋等九位共青团员的名字。然而，就是杨树荣的这一随意行为，造成了日后九名学生四个多月身陷囹圄。

　　此后，学生们和魏海的矛盾冲突升级。为了应对这一事态变化，党团组织开会研究新的斗争方式和策略。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一系列指示的传达和省立渭北中学的学潮，促使第三师范党团组织作出了除掉训育主任魏海的决定，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同意。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翌年一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多次接到中央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函件，并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月召开第二次省委全会，修改了第一次全会《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将“准备总暴动”修改为“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下发动抗税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三原渭北中学党团组织，据此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杨少农的学潮。十二月十九日，中共陕西省委就渭北中学学潮特别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用赤色恐怖以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作积极的斗争，对杨某应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对付之，愈速愈好。”省委指示传达后，渭北中学学生将杨少农驱赶出校。

　　三师训育主任魏海记进步学生黑名单之事，引起中共三原县委高度重视。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延俊在东关操场召集宋文梅、习仲勋、程建文开会，研究对策。他们即以省委对三原县委指示信精神，作出采取非常手段除掉魏海的决定，同时提出了采用炸药炸或放火烧死魏海的方法，报请上级组织批准。后来他们反复考虑，如果使用炸药，可能出现炸不了对方，反而炸伤自己的情况；放火烧房，极有可能引发大火，烧毁学校，造成大的损失和伤害，对大多数学生更为不利。遂请求党组织改变计划，采取投毒的方法毒杀魏海。行动方案得到了县委负责人的同意，并指定由程建文执行。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程建文将一种叫“人缘巴豆”的毒药投入三师教师灶的稀饭锅内，部分教师餐后呕吐腹泻，轻微中毒。毒杀魏海未达到目的，反而行动暴露。地方反动当局当即派人追查。三师“毒杀案”在渭北以至全陕西地区反响强烈。习仲勋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因此受到审查，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说明。

　　“三师毒案”从它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动机和目的，似乎长期不为人民所理解，特别是对采取给教师饭锅投放毒药的斗争方式，还多有微词。然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也受其年龄、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和局限。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血腥镇压革命，疯狂毒杀共产党人的严酷形势下去考察；如果透过发生在北方县城的这一小事，看到年轻的政党曾受“左”倾盲动主义严重影响，提出的革命方针就是全国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一时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的口号连天，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与争取革命胜利的急性病相互交织，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盲动情绪同时进发；如果穿越近七十年的历史烟尘，看到事件的行为于仅是一群刚刚步入初级师范的十三四岁的热血少年，人们就难以苛求他们做出更为周密、更为成熟、更为准确的举动。相反，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果决的英雄壮举，却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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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5
　　●系狱

　　已是清明时节，渭北高原的春季乍暖还寒。

　　“三师毒案”发生后，三原城头乌云翻滚，阴风阵阵。

　　先是被省立渭北中学驱赶出校的杨少农，勾结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带地方武装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了共产党员八名，共青团员三名，进步学生十余名。继而反动当局向第三师范发动“围剿”。

　　“三师毒案”发生后第三天早晨，学生刚刚起床，有的已开始吃早饭。凄厉的警笛声、吵闹声在学校周围响起，国民党三原县县长带军警特务一百余人将三师团团包围。学生只许进入，不许走出校门一步。接着将全校师生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习仲勋从其他同学传说中得知，这是当局追查“毒杀案”，他转而又想，党团组织负责人宋文梅已经逃离学校，执行者程建文亦外出躲藏，因而心里较为平静地和同学们一起进入教师。几名警察满脸杀气地站在室内和门口，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王藩臣板起面孔训话：“我谆谆告诫，苦苦忠告你们要安心上课，不要胡闹，但有的人居然给先生锅里下毒，幸而中毒较轻，都已抢救过来了。”

　　县长马润昌用恐吓的口气说道：“学校有坏分子捣乱，这里的人都不许动，谁动就对谁不客气。我们要叫几位同学去县府，把这件事研究研究。”说完即按魏海三月十二日记下的名单，将习仲勋和李彦仓、王秉衡、董子平（易正）、华岳重（西峰）、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得林）带到国民党县政府。此时，已躲进三原民治高小的程建文也被三原当局逮捕，同时还带走了民治学校学生数十人。第二天早饭时，中共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延俊也被捕押。

　　霎时间，三原城内岗哨林立，商市停歇，人心慌乱，一派阴森恐怖气氛。

　　习仲勋等被带入三原县政府的当天，县长马润昌即在县政府二堂西厢房内亲自对九人轮流审讯。马润昌审讯习仲勋时绕过毒杀案一事，用套供的方法问：年龄多大？什么地方人？几时投考第三师范？习仲勋一一作了回答。马润昌又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河道巷会议参加了没有？

　　习仲勋回答：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什么会议。

　　马又诈问：“前面被审同学都已供认，你还狡赖？”

　　习仲勋提出可以和供认的同学当面对证。在审讯无结果的情况下，马润昌又以有嫌疑需要调查为由，将九人押入看守所。这是习仲勋一生三次系狱中的第一次。

　　三原反动当局对逮捕的民治小学的数十位小学生审讯后，便由该校校长出面担保释放，只讲程建文一人在县政府后院单独关押，后送往西安模范监狱。他们将习仲勋等第三师范的学生视为共产党重大嫌疑犯，给他们戴上脚镣，押入县看守所内，严加看管。在给习仲勋戴脚镣时，一位押在同院内的马鸿宾部逃兵，看到习仲勋年纪小，刑具沉重，就从自己裤子上撕下一块布将铁镣裹上，使习仲勋极为感动。

　　武延俊被押入看守所后来，便成为组织指导狱中斗争的核心。他鼓励大家说：“不要怕，当局没有抓住我们任何证据，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一天，他单独和习仲勋谈话，郑重宣布习仲勋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说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参加活动。从此，习仲勋的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三十九年后，在古城西安身受造反派围攻的习仲勋，以朴素的语言和复杂的心情，说出了当年执著追求革命的心情：“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延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干什么，如何干，我都坚决地按他的吩咐执行。我那时只是对旧社会不满，并不懂得共产主义为何物，仅凭个人热情闹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气，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还是在狱中由于武延俊的帮助才取得的。”为了有利于团结斗争，保守秘密，他们成立了一个党团员秘密小组，由武延俊负责单线联系，习仲勋、刘全中、高天作、王秉衡、李彦仓等参加。

　　在三原看守所两个月内，他们主要进行了三项活动和斗争：一是学习知识，统一思想认识。武延俊和外面保持秘密联系，让人送进了一些如《社会进化史》之类的理论和进步文艺读物，武还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宣传和讲解。当时，个别同学流露出动摇和消极埋怨情绪，为了防止敌人分化瓦解，暴露组织和身份，秘密小组鼓励大家要团结一致，保持革命气节，决不出卖同志。华岳重回忆说：“习仲勋当时年小，但很有主见，有魄力，说话有威慑力。他说，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许胡说，谁出卖了别人，我们大家也叫他不能活着出去。”二是进行了以改善伙食为目的的绝食斗争。看守所内伙食极差，饭菜变质，不能食用，是常有的事。为此，武延俊带领九名学生和看守长进行说理斗争，并提出当局如不解决问题，即宣布绝食。情况反映到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后，县长被迫答应了条件，不再供应霉烂变质食品，改发每人四串钱，从外购饭。但是钱只发在押的学生，其他人不在此列，目的没有完全达到。武延俊和大家研究后，认为绝食应当适可而止，遂停止了改善伙食的斗争。三是对看守所关押的马鸿宾部逃兵进行宣传和串连，提高他们对反动当局和军队本质的认识。同时还把每人发的四串钱分给他们一半，以改善他们的伙食，争取士兵觉悟。他们还以孩子们特有的方式和看守警察作斗争，有时，游戏似地在看守所高声大笑，继而又哭又叫，使得当局对他们无可奈何。这些斗争方式尽管受到所处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取得的成效甚微，但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渭北上空之时，这些尚未出校门的少年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智慧，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六月初，关中已进入麦收大忙季节。国民党三原县县长换成了一位姓沈的，接着又换上了一位姓孟的，县长三易其人，但三师学生被关押一事仍没有最后结果。孟姓县长上任伊始，即答应尽快了结此案，释放学生，后又怕担当责任，决定将此事移送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处理。

　　一天，武延俊、习仲勋等十人，由马鸿宾部派士兵押解，分坐两辆牛车，走上了通往省城西安的道路。

　　天空骄阳似火，车轮下黄尘滚滚。牛喘着粗气，“囚车”摇摇摆摆地艰难前行。车上戴着脚镣的习仲勋等十名学生，因为遭受两个多月的牢狱之苦，衣衫脏乱，头发篷长，面色憔悴，长途颠簸已使他们焦渴难忍，昏昏欲睡。这群少年第一次进省城，就是沉重的戴镣行。孤单的牛车，年少的“囚犯”，更多了几分凄凉的悲怆。

　　习仲勋等被押抵西安后，即交由位于北大街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关押。

　　这个军事裁判处，是属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管辖的一个军法机构。大革命失败以后被陕西当局逮捕的所谓政治犯多在这里囚禁审讯。其名为军法处，实为反动当局专门捕捉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暴力工具。这所监狱实行所谓“内宽外严”的管理方法：高墙、岗楼，戒备森严，谓之“外严”；对待“人犯”“温和”，有时看守人员和“囚犯”还可以开“说笑话会”，谓之“内宽”。实则以此笼络人心，瓦解政治斗志。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杨明轩先生，于当年1月被军政当局逮捕，也关押在这里，直至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得以释放。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卓越的组织活动家和教育家李子洲，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被捕后亦关押在军事裁判处，其间遭受酷刑摧残，致使病情恶化，不幸在狱中逝世。还有潘自力、刘继曾、李大章、李子健等陕西早期中共党员也先后被囚禁于此地。最多时，关押人数达百余人。许多年后，习仲勋对当时的情形仍有深刻的记忆。他说，我与杨明轩同一个监狱。当局慑于杨先生的社会声望和广泛影响，还在狱中单独给他设置了一间较为宽松的“优待室”。我在他之前获释。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三师学生被关入军事裁判后，再不是三原时的十人一室，而是分别关押在小号房内。习仲勋和华岳重、王秉衡同囚一小屋。白天看管较松，可以相互交谈。晚上小房上锁，不能串号。第二天，他们按狱方要求填写了“犯人登记表”。在分别隔离的情况下，习仲勋仍然保持着和武延俊的密切联系，一有放风或其他机会，就和武延俊接触，听取武的意见，诸如允许和哪些人接近，如何应付审讯以及斗争方式的变换等。习仲勋只与同狱的原三原党团组织负责人李子健、王鸿俊两人接触和交谈，同其他人皆保持距离，不单独接触和谈话。习仲勋曾回忆说，这里和我接触最多的是李子健和王鸿俊，特别是李子健，当时只要有机会，就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和党的基本知识。一个月后，习仲勋被叫去受审。主、陪审者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留有长须；一个瘦高个，面色较白，三十岁上下。留须者问道：“哪里人？”习答：“富平人。”又问：“多大年龄？”习说：“十四岁。”“参加过共青团没有？三原第三师范的毒杀事参加了没有？三原河道巷会议参加了没有？”习仲勋均以事先统一的口供或“不知道”或“没有参加”作了回答。瘦高个是陪审，不时地在一旁帮腔威胁，但习仲勋仍从容应对，不为其气势所动。审问者一无所获，在二十分钟内就结束了审讯。接着又以同样的程式和内容，对其他九人轮流审讯了一遍，未使用刑罚，未进行逼供，以后再也未过问此案。

　　当局的“宽容”，并不说明他们对革命者仁慈和手软，只是因为没有掌握到任何证据而无可奈何，特别是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还没有被他们视为真正要铲除的共产党人。而一旦被认定是真正共产党人时，则以残酷手段镇压和迫害。就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反动当局将同押于军事裁判处的徐九龄、方鉴昭、任？、李嘉谟、校明济等九名共产党员活埋于西安市北郊，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一七”血案。

　　军事裁判处处长叫箫振瀛，他主张实行一套“外严内宽”的看守管理办法。监狱一位张姓看守长，常到狱中游转察看，并对习仲勋等人散布说：“箫处长非常关心青年学生，你们如果再看到处长来时，就当面哀求，处长会设法释放你们的。”学生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开始认为是狱方策反，要他们向反动当局屈膝求饶。后经过研究，认为不妨一试。一天早饭时，箫振瀛进入高墙内察看了一圈。习仲勋告诉同屋的文秉衡、华岳重说，在箫振瀛转近时，趁机提出释放要求。箫振瀛看见习仲勋等人围在饭盆前既不吃饭，又不起立，便问道：“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华岳重首先回答说：“我们都是从学校里抓来的学生，至今还不知道犯了什么发。关了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习仲勋、王秉衡也接着说：“我们到底有什么罪？不明不白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谁家的父母不操心儿子？再不处理，我们就不吃饭。”其他囚号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

　　箫振瀛看着这些衣衫破烂、形体瘦肉的孩子，兴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当即答复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释放你们。”

　　武延俊、习仲勋从箫的话意分析，感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对第三师范学生已无意深究，可望较快获释。

　　八月的一天，看守长来到狱中告诉说：箫处长准备亲自带领你们去见宋主席，见了宋主席，你们就苦苦哀告，宋主席会释放你们的。稍后一天清晨，狱方给武延俊以外的九名三师学生下了脚镣，并带到了箫振瀛的住处，由箫带领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面见宋哲元。箫在行前说：“你们见了宋主席后，他问到你们有无保人，你们就说有，回来后，我就释放你们。”说完箫振瀛先去省府，两名法警带习仲勋等人来到新城宋哲元办公处门外等候。

　　宋哲元出来后先看了看每个人的手掌，然后高声说道，过去总司令把路走错了，以致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只能回头是岸。又说，共产党煽动无知的青年学生捣乱，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年龄这么小，不在学校好好读书，闹什么学潮？苏联过去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害我们，还留下共产党胡闹。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给国家做事。接着又问道，你们有保人没有？

　　同学们回说，有。

　　宋哲元最后说，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盼望你们回来。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安慰家里人了。说完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办公室。宋哲元对第三师范学潮案处理如此宽容还有一个内部传言。据说，那天宋哲元推门进入办公室时，一阵风吹来，把摆放在案头的一沓公文吹落在地。他捡起一看，见是关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呈文。颇有些迷信的宋哲元，便认为此案“一风吹”是天意使然，因而即刻下令释放学生。

　　这是习仲勋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大人物。此刻，他们之间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一个“阶下囚”的瞬间唔面。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曾奉命捕杀共产党人、围剿革命武装的宋哲元，当民族危难之际，出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率部转战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等省，在长征抗战中坚持夜战、近战、血战，屡战屡胜。七七事变爆发之时，二十九军守卫平津一线，宋不为日军最后通牒所动，命令所部将士坚决抗日。军事裁判处处长箫振瀛也在抗战初期出任天津市市长，由此成为有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当宋哲元一九四0年病逝于四川绵阳之时，习仲勋已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陕甘宁边区分区书记，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援前线和后方建设。

　　习仲勋等人被带回军事裁判处，早饭后又由监狱司书领到所谓“优待室”东边的大房内。房中的桌上已放好了纸砚笔墨，司书说，每人必须写一份保证书，方可以回去。几位同学商量后，即用统一口径写下：“我们年幼无知，一心向往师范，日后毕了业，可以当小学教员，牌子亮，挣钱多，不料因学潮而引起嫌疑，坐了几个月监狱，以后再不念书，永为农夫。”

　　但是，当局并未履行无条件释放的诺言，过了十几天时间，仍没有释放的信息。习仲勋等即与看守长交涉，看守长回答说，箫振瀛代表宋哲元去郑州开会，走时没有交代此事，因此他们不能做主放人。待箫返回西安后，又把无条件放人的承诺变成了具保释放。习仲勋叔父习宗仁闻讯专门从富平来到西安，寻到一家赵姓的同乡以商辅具保。但是，在办理出狱手续时，狱方又提出必须有两家以上商辅担保，只好由赵姓同乡刻了一个假商号的图章，作为连环保，才算办齐了出狱手续。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习宗仁还特地买了三个大西瓜，送给了监狱的守员。

　　出狱前，习仲勋再次与尚不能立即获释的武延俊交谈，听取武对日后活动的意见。武延俊告诉习仲勋说，我的案子还未判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三原看守索的情况以及我介绍你入党和作为跨党分子的事情，宋文梅是了解的。出去以后可以与宋文梅直接联系。习仲勋望着这位介绍自己入党的人和狱中斗争的“主心骨”，心中掠过一阵酸楚。

　　不料，他们此次狱中分手竟成为最后诀别。武延俊出狱后患严重精神病，在上海治病时投江身亡。几十年后，习仲勋谈起西安出狱时的情况曾说：“我们十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九人公认的领导人，我们九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的案情还未判决，当时还不知道前途如何，我们也不能多说什么，就出狱了。”对武延俊的感念之情，可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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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6
　　●历练中的抉择

　　古城西安的早秋仍是热浪袭人。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习仲勋正式获释，随叔父回到了家中。

　　此后的一年间，是习仲勋家中灾祸迭起、横遭不幸的日子。

　　因第三师范学潮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的学生中有五位富平籍学生，故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特别是对中共富平党团组织内部和学生家庭造成很大压力。有个别学生的家长因不明原因，甚至找到在第一高小任校长的严木三，质问严给学生都讲了些什么，并施压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安全释放，就没个完等。复杂的形势也使党组织内一些同志认识产生了一些分歧。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影响极深、安分守己的习仲勋父亲习宗德，则认为自己年少的儿子入狱，有悖于耕读治家的门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加之四个多月中，舐犊情深，思儿心切，整日抑郁不欢，终积郁成疾。习仲勋回到家时，父亲的病一下好像轻了许多。心中由原来的愤懑埋怨情绪转为理解和赞同。习仲勋回忆说：“我父亲是个老实农民，我被捕出狱后，当时还怕他指责我，他不但没有怪怨我，还对我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一个农民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这位正直的农民父亲未能逃脱病魔的吞噬，于是年农历十一月逝世，时年四十三岁。

　　正当壮年的习宗德突然病逝，对这样一个十几口人的家庭，犹如晴空霹雳。习仲勋的父亲是全家当家人，他去世后，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六个年幼的子女。习仲勋年龄最大，仅十四岁。小女儿雁英才三个多月，尚在襁褓之中。还有同家生活的习宗仁夫妇及四个子女。习宗仁平时只是下地做农活，从未照料过家事。习仲勋的姑母也因早年丧夫，携孤寄住娘家，同时帮助照料一家大小的衣食生活。

　　关中一带将幼年丧父视作人生的一大不幸。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极端困难和痛苦的境地，也使习仲勋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从此，他过早担负了主管家政和抚养弟妹的义务。

　　回到家中，习仲勋还有一桩更为急切的心事，就是能够尽快地找到党组织，听到党的指示。但是由于在狱中时屋内潮湿，不见阳光，他患上了严重的湿疹疔疮，回家后疮面发炎，出现脓肿，遂引发久烧不退。他不能下炕走路，有时下地只能爬行。病痛交加，久日不愈，使他非常焦虑和痛苦，特别是失去组织联系，更感到像漂泊于远方的游子一样寂寞和孤独。

　　一天，习仲勋的好友宋文梅来到家中，告诉习仲勋说，党组织决定派一批人去学习军事，准备日后搞武装斗争。并说明自己要考陆军大学，约习仲勋同去报考。习仲勋望着这位对革命充满信心和热情的挚友，既兴奋又难过。兴奋的是听到了党组织的声音和信息，看到与自己生死相依并肩战斗的同志又要踏上新的征程；难过的是自己处于病痛之中，不但不能赴外地投考军校，甚至行动已颇为不便。习仲勋郑重地表示：“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宋文梅为习仲勋的真诚所感动，严肃地回答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宋文梅离开以后，再没有与习仲勋相会，后即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待他们再次会面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当年英姿勃发的少年，已届不惑之年。

　　习仲勋病愈后，即专程到富平县城找到了自己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陈叔馨。陈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四月接替严木三担任共青团富平特别支部书记。习仲勋在一高上学时，经常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但是，此时富平县的政治形势逆转，中共组织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曾参加了渭华起义的中共富平县委书记马文彦，遭到反动当局通缉。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亲自主持召开富平党团代表会议，改选了县委，并由冯异生继任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县委机关也由县城的第一高小迁往美原镇的县立第二高级小学。国民党富平县当局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制发“异党分子登记表”，威逼共产党员填表自首。同时，国民党三原党务指导委员会派员来到富平，在教育局内设立“三原兼办富平国民党员临时登记处”，在登记国民党党员的同时，办理共产党员自首手续。因干旱，麦子未能播种，饥荒已现端倪，富平当局即以不加入国民党不予聘用相要挟，不少人迫于生计而加入国民党。个别中共党员也先后“悔过”自首，退出中共组织加入国民党。陈叔馨对习仲勋说，你先住在家里，能做什么就做些什么，以后还可以联系。习仲勋得知党组织面临的严重困难和形势后，为避免暴露或失密，故暂未冒昧与其他人联系。

　　此时，习仲勋对自己日后的人生道路颇费心思。他希望仍有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想选择一所学校再读几年书，以充实自己的知识”。但是，当他走了几所学校以后，“都因为我是以共产党嫌疑而坐过狱的人，就像挂了号一样，凡知道这个情况的学校，谁也不敢收我这个学生，使我大失所望”。过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甚至过去共同参加革命活动交情甚深的党团员，也不愿接近他。一位和他从小要好的邻村同学的父亲，多次拒绝习仲勋与他的儿子来往，，像似惧怕瘟疫传染一样，使习仲勋受到很大刺激，一度对眼前的现象困惑不解，几度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但是，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选择了“出外干革命的决心”。

　　一九二九年，一场空前惨烈的天灾人祸，挡住了习仲勋走出家门出外干革命的路途。

　　这一年，是关中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年馑发端于头年二三月间，始为春荒，夏无收成，秋禾种上。又干旱无雨，麦未能下种。饥民“皆赖草根树皮油渣糠秕度日”。再后“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是以饿者日死，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俯通衢，流离逃亡更难以数计”。继而旱、风霜、冻、病疫不断，连续四五年之久。据《富平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夏，“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小麦干旱无法下种，秋禾无收，斗麦涨价至银币六元。乡民哀鸿嗷嗷之声，弥漫全境，稍堪充饥者，无不挖剥净尽。全县每日饿死七十四人，多则二百一十八人。是年因灾荒饿死者四千余人。背井离乡外出逃亡者八千余人。农村十室九空，一片凄凉，为历史上所罕见，后称‘十八年年馑’”。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大雪连降数日，积雪尺许，寒云密布，朔风怒号，气候严寒，积雪成冰，直至来年二月始融。田野树木，冻死大半，时适年馑，乡民饥寒交迫，死者约七千余名。”“民国十九年六月，富平狂风为灾。”“民国十九年，县境蝗虫为害，庄稼多被食尽，一、二、五区灾情特重。”“民国二十一年夏季，虎疫（即虎烈拉，属一种急性霍乱）流行。病初发，其势迅猛，不数日间蔓延县境，患者达四万二千二百九十一人，死亡一万四千零九十七人。入秋后始缓。”

　　年馑春荒，日子格外难熬。习仲勋一家十几口人的吃饭成了大事，无米面下锅，停炊断顿的现象日渐增多。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习仲勋和堂弟，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的人群之中。盐滩位于富平县刘集乡、施家乡、张桥镇一带，面积达一百二十多顷，盛产锅板盐。他们先从县东四五十里的盐滩将盐驮回，又到百余里以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些包谷之类的粗粮回来，勉强维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

　　但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习仲勋悲痛欲绝，五内俱焚。这就是他慈爱的母亲逝世。习仲勋的母亲在丈夫逝世后，由于极度悲伤和生活的重负，终使这位中年妇女心力交瘁，遂引起肺病复发，整日咳嗽不止，后发展到大口咯血。重病中她还要哺乳出生不到九个月的幼女。

　　春夏之交，富平气候奇异，黑霜、黄雾、暴风、冰雹接踵而至。

　　在一个黑云蔽日的早晨，习仲勋的母亲眼睛、鼻孔突然流血不止。习仲勋、习秋英、习冬英兄妹拥扶着母亲坐在炕头，他们还想听母亲说些什么。但是母亲眼看着一群儿女，就没有了气息。

　　当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去时，顿时哭作一团。他们跑到四五里以外的都村，叫来外婆料理后事。但是，这时习仲勋家中已无经济能力埋葬亲人了。无奈之下只好按当地通行的办法，在门房内厝了起来，天热时尸味浓烈呛人，孩子们有时也吓得不敢进屋。直至两年以后，还是买不起棺木，只好用棉被缠裹掩埋。谁知祸不单行，就在习仲勋的母亲病逝后，家中唯一的成年劳力、习仲勋的叔父习宗仁因承受不了接二连三的灾祸袭击，也患急病，既不能下地耕作，还须人照顾吃喝。接着习仲勋的叔母又患病身亡。短短时间，三人殁世，一人重病，习仲勋一家几乎濒临绝境。严酷的现实给习仲勋稚嫩的心灵带来终生难以弥合的创伤。他趴在父亲墓前哭呀喊呀，鼻孔中都哭出了血。幸而，习仲勋的姑母除料理家务外，还经常安慰孩子们咬紧牙关，苦日子总会有个头。外婆也将习仲勋的小妹雁英接到自己家中抚养，并时常给予习仲勋兄妹生活上的照应。两位老人一时成为孩子们精神上的依托。此后，在延续五年之久的灾荒年馑中，习仲勋的大妹秋英和三妹夏英，又先后患肺结核和白喉病，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双亲离世和异常艰难的家境遭际，给习仲勋带来精神的痛苦和思想负担，长时间难以排解，加之又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时不能恢复，以后的路怎么走？他再次陷入迷惘和徘徊之中。此刻他愈发感到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无力展翅，前程茫然。这时，他想起了在小学和第三师范上学期间非常喜欢的一本名为《少年漂泊者》的书。他又一次打开书卷，便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后来，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极深。

　　《少年漂泊者》，是现代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蒋光慈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位名为汪中的主人公传奇漂泊幻颠的生活经历。主人公因父母被地主所害而成为一个孤儿流浪异乡。后来又当过没有成功的土匪、乞丐、盗贼、学徒、流浪者、茶房、工人、囚犯，经历了各种坎坷遭际，最后走向革命，为大众的事业牺牲在战场上。他不懈地追求幸福，反抗不幸的遭遇，对革命抱有坚定的希望和信心。他企望自己做“一位不怕死的好汉”，有一定的革命气概。小说展现了从“五四”到“二七”惨案以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力图表现由个人奋斗到参加集体斗争的全过程。郭沫若称它是“革命时代的前矛”。这部小说，适应了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尤其需要反映工人农民生活，反映革命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以教育鼓舞推动革命者再次投入新的斗争。《少年漂泊者》作者自称这部作品是为革命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

　　习仲勋再一次阅读这本书时，心情开始是郁闷的。但是当他打开小说第一页，就深深为作者情绪高昂、宏朗奔放的《怀拜伦》题诗所感染：

　　“拜伦呀！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强暴的劲敌。

　　飘零啊，毁谤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仰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习仲勋在读到第二章时，思想感情与书中主人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感到主人公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又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在丛集土堆的夹道中，又添葬了一座新坟。寥寥几个送葬的人将坟堆好了，大家都回去了，只剩下一个戴孝的约十五六岁的小学生，他的眼哭得如樱桃一样红肿，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抚着新坟痛哭，或者他的泪潮已将新坟涌得透湿了。

　　他很从容地对着新坟中的人说：

　　‘我可怜的爸爸！我可怜的妈妈！你俩今死了，你俩永远抛下这一弱苦的孩子，无依无靠的我。’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俩现在可以终古平安地卧着，人世间的恶魔再不能来扰害你俩了。这里有同等的邻居——你们生前或同你俩一样地受苦，他们现在当然可以做你俩和睦的伴侣。这里有野外的雨露——你俩生前受了许多耻辱，但是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俩的耻辱洗去。这里有野外明月——你俩生前虽然一世过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俩可以细细领略明月的光辉。’

　　‘爸爸！妈妈！平安地卧着罢！你俩从今再不会尝受人世间虐待了！’

　　‘但是，你俩倒好了，你俩所抛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到何处去？我将到何处去？……’”

　　习仲勋读着这些文字，泪水潸然流下，仿佛是自己跪倒在双亲墓前，向他们诉说衷情。

　　“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

　　书中这些情节，和眼前正在发生的灾情，和穷人的遭遇，又是何等的相似。

　　“当晚从新坟回来之后，一个人，此时我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了——睡在床上，又冷静，又沉寂，又悲哀，又凄惨，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梦。想想这里，想想那里，想想过去，想想将来，不知怎么办才好。继续读书罢，当然没有希望了。耕田罢，我年纪轻了，不行。帮人家放牛罢，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虐待。投靠亲属罢，喂，哪个愿意管我的事？自杀罢，这个恐怕不十分太好受。那末，到底怎么办呢？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我当时胡思乱想的结果，得着了一条路，决定向着这一路上走。我生性爱反抗，爱抱不平……”

　　习仲勋读者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实情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这时，从与富平县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筹赈”的消息，使习仲勋精神为之一振。中共武字区委为了解决灾民断炊饥馑问题，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于五月成立了公开的农民组织——武字区地方筹委员会，选举黄子文为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黄子文在大会上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自报出粮七石。不到一个月，共筹赈粮八十余石，分配给了三千七百多名饥民，解决了临时吃饭危机。

　　在武字区筹赈行动的影响下，习仲勋家乡的淡村周围也先后四次筹粮三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习仲勋积极投入了筹赈活动，他多次往返武字区和唐玉怀、黄子文进行联系。唐玉怀是习仲勋在立城学校时的同学，此时担任中共武字区委的宣传委员。习仲勋真诚地向这位挚友述说了自己被捕和出狱后的境况，希望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黄子文，三原县甘涝池村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十一月担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并被指派到武字区开展革命工作。他和曾在杨虎城部任过中校团副的胞兄黄子祥，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当地群众尊称“黄氏兄弟”。习仲勋和黄氏兄弟的友谊由这里开始，并保持了数十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习仲勋还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

　　习仲勋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积极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先后动员发展了周冬至、胡振清（又名胡小有）、姚铭路、刘铭世等人入党。周冬至参加革命后曾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于一九三三年冬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后，被国民党武装逮捕杀害。胡振清参加了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三年夏，在陕西耀县照金龙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习仲勋曾说：“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够带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和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

　　一九二九年冬季，天气奇寒，人畜、树木皆有冻死。腊月十八起，大雪成灾，大批灾民死于饥寒交迫之中。

　　在日益严重的灾情面前，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号，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中心工作任务。国民党地方当局一面玩弄“赈济”骗术，一面却加紧了对灾民的剥削和掠夺。淡村反动民团团长张长庆乘机讹诈勒索，欺压乡邻。在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他还要乡民每晚轮流替民团“坐墩”（值夜），稍有不从，便动辄处罚。当地群众苦不堪言。淡村农民协会决定仿照武字区黄子文镇压民团团长的办法，给张长庆以武装打击。习仲勋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策划，他还动员了自己的姨父党正学参加武装行动，收缴民团枪支。农民协会首先草拟了张长庆二十条罪状，随后利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悦文带党正学、李泗堂、冉四川、党德谦、石汉杰、常拴子等十多位农民，手执大刀长矛，以去值夜坐墩为名，迅速登上了民团盘踞的石家堡城门楼子，收缴了民团的长短枪二十多支。继而直奔张长庆宅地，将张缚绑，关押在堡子城门楼上，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张长庆的罪状。在应群众要求准备将其处死时，遇到士绅求情。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首领一时犹豫不决，致使张长庆乘隙逃脱。

　　国民党富平县政府遂派民团镇压农民武装。党正学与之进行说理斗争，愤怒斥责当局卑鄙无耻，欺压百姓的行径。民团将党正学无理扣押，关在城门楼上。习仲勋得知情况后即带一盘麻绳接近城门楼下，准备相机将绳递上楼去，营救党正学从楼上顺绳溜下脱离险境。但是由于民团看守严密，未能得手。后党正学被反动当局枪杀。许多年后，习仲勋还深为没有救出这位农民运动骨干而感到十分遗憾。

　　习仲勋从党正学惨遭杀害的事件中，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的反动本质。《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跃在他的脑际。他决心要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诉了年龄较大的两位妹妹。他说：“我们没有了父母，你们要互相照顾，还要管好弟妹，不能让叔父作难。”但是，他这次与胞妹秋英和夏英的生离，竟成为最后诀别。习仲勋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革命道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叔父习宗仁病体迅速康复，并开始操持家务，他才卸下了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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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8
　　第03章 “兵运”两年间

　　●泪别故乡

　　一九三O年的春节，陕西关中地区的老百姓是在冻寒饥馑中度过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习仲勋家庭因在不长时间内三位亲人先后病逝，虽遇具有喜庆色彩的民族传统佳节，但是全家人还是难以从对亡亲的思念中摆脫出来。数日里，小小农舍弥漫着悲怆沉重的气息。

　　正月初八（公历二月六日），是习仲勋泪别故乡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区组织的指示，决定派他去数百互里以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

　　开展土兵运动，是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O年七月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西地区组织发动的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麟游、淳化起义和一系列农民围城“交农”斗争，相继归于失败。国民党陕西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大肆进行反攻倒算，进一步强化在陕西的统治。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遭国民党破坏，党团省委书记等十余名主要领导干部被捕，省委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几位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员相互联系，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强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实现党员职业化，深入社会，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和工作路线。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学习和讨论作出《陕西问题的决议案》，指出：  “注意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  “加紧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灾民都投入土匪中去，党要深人群众中去，获得群众，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在上述主要策略下，反帝运动，反军阀战争的加紧是联系一切主要斗争的骨干……必须深入到一切乡村及敌人军队中。”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多次开会讨论，提出了贯彻意见。四月四日，临时省委《给军支函》指出：“主要的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四月七日，临时省委又在《省委通告第九号》中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开展兵运工作的总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装逐步改造为公开的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人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或暴动。

　　这一天，习仲勋早早出了家门，转身回望从小居住的茅屋瓦舍，环视曾耕种过的土地和眼前的树木河流，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他想到失去父母而年纪幼小的弟妹，想到大病初愈又担负起全家生活的叔父，凄怅而又难舍之情油然而生，以致久久不忍举步。更使他心中不安和内疚的是，一直没有将自己远行法告诉叔父，他怕叔父经受不住意外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更担心叔父会阻挡他离家远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还是毅然迈出西行的脚步。盈眶的泪水，簌簌滴洒在乡间的小道上。

　　年仅十六岁的习仲勋，带着少年时代坎坷经历的沉重回忆，带着对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实现人类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习家庄这方土地，投身于更为广阔更为艰苦的斗争之中。数十年后，他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

　　习仲勋离开家乡的当天，即来到了三原县武字区郭明效家中，他们将按照党组织指示，利用关系，一起打人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他们早已熟识。王德修，三原县大程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队学习，毕业后留总部政治部工作，此间担任过由中共组织办的“廿书报社”主任。一九二九年，陕西全省大旱，灾民四起，全省形成反抗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潮流，王德修将他附近的乡邻、生活困难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打击土豪劣绅。而后，又与共产党员李秉荣在三原、旬邑、彬县、乾县、礼泉一带扩充力量，逐步发展成为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时受已竖起反冯民军旗帜的毕梅轩统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人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成立起“渭北灾民自救队”之时，曾把王德修部编人“渭北灾民自救队”序列，王德修、李秉荣分别任第一大队长和政委，但实际未参加渭北灾民自救队活动。后这支武装归属屡有变易。一九三O年六月，原国民军联军师长甄寿珊，因不满冯玉祥军队统辖，招收旧部和地方武装，正式成立了西北民军，甄被推为总司令。王德修支队又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第二支队司令。

　　习仲勋和郭明效经过三四天时间长途跋涉，来到了三百多里以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此时，该部正在扩充力量，他们便以与王德修同乡关系名义，与王顺利会面，并被暂时安排留在支队部待命。这时，已有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习仲勋初到时，认为王德修参加过共青团组织，住过中山军事学校，又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工作过，因而在该支队开展兵运工作基础较好，对王德修抱有希望。但是他很快发现王德修胆小怕事，对革命已失去信心，态度比较消极。真正要开展兵运工作，只有在队伍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形成骨干力量，进而启发士兵觉悟，等待时机，举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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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8
　　●从见习官到特务长

　　长武县地处陕西省西北边缘，南、北、西三面与甘肃省的泾川、宁县、正宁、灵台相邻，是一个较为贫穷的山区小县。时序已进入早春季节，这里仍寒意料峭，山风卷起尘沙，天地间飘洒着昏蒙蒙的黄雾。

　　驻扎在这里的王德修支队，因为是地方杂牌武装，所以武器装备落后，物资供应短缺，生活待遇低下。枪支大多数是陕西当地造的破旧产品，只有连长背个盒子枪，排长扛的是老套筒，弹药更是极为缺乏。被服不能按时发放，甚至个别士兵没有鞋穿，赤脚操课训练的现象也常有所见，军官克扣军饷、伙食费更是司空见惯。士兵的生活十分困苦。

　　习仲勋在支队部停留月余时间，没有正式职务，只是帮助理些日常琐事。其实王德修心中有数。他看到习仲勋年龄小，机警干练，加之又是同乡故旧，便有意让习仲勋担任支队通讯排长，留在自己身边听用。这时，省委对开展兵运工作已有具体肯示。要求党员尽量设法下连任职。习仲勋比王德修小，不了几岁，又是同乡朋友，说话比较随便，就说：“我不能一天跟着别人的尻子转，通讯排长我干不了，你还是让我下连去。”于是王德修亲自写了个条子，命令习仲勋任二连见习官。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全连粮油副食的采买和给养供应。该连连长唐万寿，又名唐福亭，富平县唐家河人，行伍出身，不问政治，能打仗。他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见习官还是颇为欢迎的。

　　长武县西门外有一座古庙，叫药王洞。这里除了逢年过节上香祭祀的人外，平时人员来往不多，是一处不引人注意、较为清静的地方。三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和李秉荣、李特生相约，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三人党小组会，并推定党小组由李秉荣  负责。他们根据省委指示议定，党员一律不担任连以上职务，已担任的设法下连任职，以便掌握实际权力，发动和领导士兵斗争，并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注意稳定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争取全支队成为党所完全控制的力量。嗣后，已任少校团副的李秉荣即辞去该职，改任三连副连长。

　　不久，党小组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在队伍中发展组织问题，并决定派在支队部任军需文书的中共党员刘书林赴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四月，刘书林到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见到了陕西临时省委书记杜衡等人。刘汇报了王德修支队党的工作情况，省委同意在该队建立党的组织，并让刘书林带去一些党内文件。习仲勋、李秉荣等根据省委指示和眼前士兵生活异常困苦的实际情况，确定今后兵运工作的方针是：从关心士兵生活人手，利用同乡同里关系，联络感情，也可以采取乡间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乏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进而进行反对国目民党黑暗统治的宣传，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在进步士兵中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七月，习仲勋随二连移驻长武县以东的亭口镇。亭口镇有一个骡马店，店主人叫王子轩。此人好结交，讲义气。习仲勋为了便于联系，常以骡马店为开会接头地点。由开始生活中的交往，发展到结拜成异姓兄弟，甚至把连长唐万寿也拉了进来。唐年龄最大为大哥，亭口镇的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和王子轩、习仲勋依年龄排列顺序，长者为兄，小者为弟。他们还效仿古人做法，对天起誓：“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庞涓挂双靴。”以这种重私情、讲义气的方法结交各方朋友，以掩护党的活动。他们在发展个人关系的同时，特别重视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有的还发展成党员。王子轩在习仲勋的影响教育下，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曾冒着风险，以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活动的联络据点，并时常管吃管住，给予生活物质上的资助。两当兵暴失败后，一批革命同志还在这里养伤和躲藏。王子轩本人也投入了革命阵营，解放后还担任县乡基层领导职务。

　　一九三〇年秋冬之交，陕西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杨虎城参加蒋军一方作战，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四月，杨虎城率部入关，赶走了冯（玉祥）军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陕西由于长期处于外省籍军阀势力的统治之下，战祸连年，匪乱不休。特别是“十八年年馑”，更使得三秦大地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因而，能有一个陕籍人士主政陕西，企苏民团，成为当时士绅阶层乃至一般民众的共同愿望。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又有拥护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经历而较孚众望。因而他的返陕，顺应了民心和时代潮流。杨虎城坚持了较为开明的政治态度，他以“大西北主义”相号召，不仅接纳贤明士绅，大胆任用青年进步人士，而且注重经济发展，以工代赈，兴修水利，颇得民心。在军事上，他大量收编各种地方武装，凡不归顺者，则坚决剿灭。这样，就很快把陕西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统归到第十七路军的统领之下，之后，又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势力。

　　杨虎城在收编地方杂牌武装中，以召集讨逆军各将领开会为名，将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时已被南京政府军政部编为陕西讨逆军，甄为第一路总指挥）拘押枪杀，又命孙蔚如师剿办甄部，迫使西北民军大部西逃甘肃、宁夏一带。以王德修为司令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被杨虎城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长苏雨生，三团团长孙策轩。王德修再任二营营长。习仲勋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仍负责该连地下党的工作。改编后，二营营地东移，驻防彬县。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为党在该部的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中共陕西省委审时度势，及时地向该部派遣人员，发出指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形成有力的反蒋势力，省委拟组织起一支规模较大的联合武装，该旅被列为争取联合的三支武装之一。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等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使该部二营党的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全营已有党员三十余人，一、二、三连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党的营委会。李秉荣被推选为营委书记。不久，营委书记由一连特务长李特生继任。

　　一九三一年春，第三骑兵旅参加与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作战。战前，习仲勋和其他党员分析认为，这是军阀之间的势力争夺，只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使众多的士兵遭受无谓的流血牺牲。党组织决定，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并向上司提议坚决不主张打仗。开战后，党组织又提出了“力求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口号，在士兵中发生了较大影响。尽管这时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是秘密的，但这些决定和党员的言行，在队伍中已显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担任二连特务长的习仲勋，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把党组织的意图灵活地灌输给士兵群众，因而尤受士兵拥戴。

　　同年四月，习仲勋所在二营的去向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该营的中共组织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发挥了核心作用。事情起因于骑兵第三旅旅长苏雨生对杨虎城的叛变。

　　苏雨生属宁夏地方军阀，出身土匪，原为冯玉祥军骑兵第四师师长，长期盘踞于陕北三边一带。杨虎城主政陕西后，苏雨生接受改编为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奉命进驻彬县。一九三O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曾一度进入该部，分别以旅长、副团长身份开展兵运工作。翌年春，刘志丹再次进入苏雨生部，担任该部补充团团长，因被当地豪绅指控有共产党嫌疑，而遭苏雨生拘捕，时关押于彬县。后经南汉宸、杜斌丞等多方营救，苏在叛冯逃跑前，才将刘志丹予以释放。

　　刘志丹被关押后，习仲勋与仍在苏部运输队做兵运工作、后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秘密会见，商量在该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去向问题。王世泰提出：这支队伍中还有近二十名党员。大家对苏雨生缴我们的枪和关押刘志丹异常气愤，提出设法搞些武器，拉出去再干。习仲勋沉思后分析说：苏雨生被杨虎城收编，是被迫而为之，实际上同杨貌合神离，甚为戒备，因而对部队武器装备控制很严，夺枪不易得手，且这里地处西兰交通要道，即使有了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这样保存我们的力量，也就困难了。王世泰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习仲勋会面。他讲的话很有说服力，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虽然只有十八九岁，但显得比较成熟。

　　杨虎城得知苏雨生叛变后，即派其四十九旅杨子恒部，开至彬县境内，向苏旅发起进攻。苏雨生率部仓皇出逃，彬县城内仅留该旅第一团协同王德修营守护城防。苏雨生逃跑时，王德修也有随苏逃跑之意。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急召党员骨干商议对策。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应放弃彬县防守，随苏雨生逃跑；二是考虑到队伍地位的巩固和党组织进一步的活动，如果跑来跑去，势必削弱部队实力和党的力量，不利于兵运工作的开展，主张二营脱离苏旅，继续留在杨虎城部。习仲勋力主后一种意见。营委最后决定，通过党员向广大士兵宣传：坚决不跟苏雨生外逃，走到哪里都是给军阀卖命。并提出了“消灭第一团，投靠杨虎城”，的口号。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营长王德修赞同。二营官兵在中共组织的发动下，乘一团毫无准备之机，迅速发起猛袭，将一团全部缴械。待杨子恒进入彬县城内，二营已结束战斗。

　　此后，王德修营又被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旅长唐嗣桐，又名唐子封，黄埔军校学生，政治上反动，后被红军杀于陕西户县。二团团长曹润华，曾任过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是一个贪贪婪套残暴、作恶多端的老牌政客，曾连续三个月扣发士兵军饷，不给士兵买鞋，强迫赤脚操课。他还以整饬军纪为名，当众枪毙违纪的排长，以杀一儆百。士兵对其极为不满。改编后的二团一营营长仍为王德修。

　　队伍接受改编后，营委认为，队伍归属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党的组织和任务并未变化，应当根据当前现状，变换策略，进一步加深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达到利用矛盾、发展组织、扩大宣传的目的，造成有利于举行兵暴的局面。他们适时地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很快在队伍中出现了反对歧视受编部队，要求与基本部队物质条件一样对待的情绪，甚至要求官兵经济平等。习仲勋回忆说：“这时我们的工作也是有错误的，坚持士兵路线，对官长就一概反对。如对已任机枪连连长的中共党员李秉荣，士兵也提出要算伙食账，要求经济公开。”但是，由此事不难看出，当时党在该营中的组织和活动还是注意策略、严守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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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19
　　●兵暴中的营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五月，隶属陕西警备第三旅的王德修营，奉命向西南方向二百余里的凤翔县转移，并在新驻地进行集中整训。一营到达凤翔县后驻防北仓。我驻地离旅、团部较远，附近又无友邻相扰，十分便利工作。“全营党的工作有了加强，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日常斗争发动得很广泛，如反对官长打骂、体罚士兵，要求改善士兵生活等，都取得了胜利。士兵情绪很高涨。”此时，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勋继李特生任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

　　初冬，习仲勋意外遇到一次政治风险，他的身份引起旅长唐嗣桐的怀疑和密查。事情的起因经过是：习仲勋的家乡有一个叫刘玉琪的民团头子，与唐嗣桐关系甚密，时任旅部的高级参谋。一天他突然来到一营二连，只是见了见习仲勋便转身离去。不久，习仲勋和省委派来凤翔巡视工作、暂住王德修营任书记官的李艮被传到旅部谈话。唐嗣桐不露声色，故弄玄虚地讲起了侦探学和着装法。其实，讲侦探学是暗示习仲勋要态度诚实，不说假话；讲着装法是文明搜查，边讲边把习仲勋的衣服拉来扯去。最后，煞有介事地问道：“为什么要出来在军队里干事？”

　　“农村环境不好，容易染上坏习气，到正规军队干事，过有纪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进取。”习仲勋从容回答。

　　唐听后说：“您的情形我知道。”便让他们离开。

　　当晚，唐嗣桐下达密令，要求全旅严防“反动”分子在该部活动。后来才知道，是刘玉琪向唐嗣桐密告了习仲勋曾因闹学潮被当局关押之事。唐所说的“你的情形我知道”，即由此而来。

　　一九三一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杨虎城命陕西警备第一师马青苑部攻于」川军，誊三旅二四也奉命向南行军二百余里，到达处于陕甘边界的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甘肃省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  三连驻甘肃省两当县。

　　习仲勋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由西北民牟改编为警备骑兵旅，又编入陕西警备第三旅，三次易帜；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但是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使该营的兵运出现了高涨局势，举行兵暴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

　　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有力的核心。班排长职务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一连吕剑人、张子敬任排长，李特生任特务长，吴彦俊、魏明山、萧颂才、张民修等中共党员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二连高祥生、吴进才任排长，习仲勋任特务长；三连许天洁、左文辉任排长，王清栋任特务长。营部刘书林任军需文书，郭立三任营部副官。李秉荣、张克勤分别任二团团部军械官和上士。该营进驻凤县后，又以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怎样及时掌握和控制这个成分复杂的连队，营委书记习仲勋颇费心思。刘书林回忆说：“习仲勋告诉我，母亲说了，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工作逐步深入。于是，习仲勋和我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有意接近，表示亲热。后来为联络感情，方便工作，习仲勋、我和风县文官模范小学的教员刘希贤与他们结拜兄弟，并拍了‘金兰照，。这张照片，刘希贤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两年间，还有一批中共党员，如田光烈、李艮、陈策、郭凤鸣、刘铭世、郭明效等分别在该营开展过工作，又因不同原因先后离开。这些为举行兵暴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适时活跃的宣传鼓动工作，唤起了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营委和连支部要求党员以个别谈话形式，对士兵群众进行深入宣传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深对党的了解，向士兵讲述劳苦大众为什么穷，共产党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地主老财为什么富，国民党及其军队就是保护富人的利益，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党组织还针对该部士兵多数是在关中大早年馑时入伍吃粮的农民，到部队后生活又极为困苦的实际，让士兵明白官长是如何喝兵血、扣军饷、吃空名字，实行压迫剥削，鼓动士兵对长官开展日常斗争，要求算伙食账，改善士兵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习仲勋等及时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还特意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加深士兵对红军的了解。有时也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营造声势。宣传教育的实践，也考验提高了党员素质，密切了党员与士兵的关系。习仲勋特别善于和士兵交朋友，常常为伤员求医间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李秉荣也重视与士兵的感情联络，他由机枪连连长调任时，多数人恋恋不舍，有的还流下泪来。这些为日后举行士兵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组织还特别注意该营官兵与驻地群众的关系，坚决杜绝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劫老百姓东西。有时还帮助农民收种庄稼，维持地方治安。这支队伍几次移防，因驻地回民较多，他们就特别注意尊重民族习惯，对清真寺从不侵犯。使党的兵运工作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群众的支持。【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等人在一营的兵运工作，自始至终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委不仅有计划地派出党员打进该部，而且经常派巡视员来一营传递文件，了解情况，视察指导工作。第五伯昌、陈云樵、朱立凯、周凯等曾受党组织派遣，作为巡视员先后到一营巡视工作。

　　省委特别重视和关心兵运工作的发展，酝酿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暴动。队伍驻扎彬县时，省委委员焦仲鸣（焦维炽）曾到彬县与一营地下党组织讨论举行起义问题，后分析外界条件．不具备，特别是无可靠力量配合，只好作罢。警备第三旅进驻凤翔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又来到一营，秘密召开了三天营委会议。李杰夫提出一营立即举行兵暴，拉出队伍，奔赴苏区。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兵暴后，兵力更为孤单，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因而没有采纳和执行李杰夫的意见。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该部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信。该营四个连长，被换了三个。一连连长张远信，被曹润华挤走，调来国民党宝鸡县党务指导员韩生信当连长；三连连长也同时易人。机枪连连长李秉荣，被调入团部任军械官。一九三二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作出一、二营互换防地的决定，即将一营再向西南山区移动一百余里，进驻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换防却成为一营兵暴的引定点。

　　已是阳春三月，但陕西西部山区，冰雪未化，寒气逼人。冷风中一营士兵的衣衫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还没有穿上。当他们听说队伍要拉出陕境，开往徽县、成县，并得知那里更是山大沟深，气候严寒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在全营蔓延开来。此时，党组织能否掌握队伍，避免分散，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习仲勋急在凤县西门外召开营委会，商议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队伍，士兵政治觉悟提高，向往光明。特别是换防的消息传出，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他进而分析，一营驻防地远离团部，周围驻军又少。虽然驻甘肃省徽县、成县的本团二营受团长节制较紧，但二营营长杜子材曾在中共党员许权中部任职，在军中时间长，能打仗，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利用换防举行兵暴，拉出队伍，是极好时机。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就举行兵暴问题向中共陕西省委报

　　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了一营委意见，并决定立即发动兵暴，兵暴后将队伍带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扩大红军力量。为加强领导，省委决定派遣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随张克勤一起赶赴凤县，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直接指挥此次兵暴。刘林圃，陕西省耀县人，一九O九年生，一九二九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军事，其文化程度较高，才华出众，多谋善战。省委选派刘林圃指指挥一营兵暴，显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不幸的是在当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当局在西安习武园枪杀，其时年仅二十六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当局在西安习武园枪杀，其时年仅二十三岁。他就义时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义凛然，面无惧食色。一生少有遗墨的刘志丹，为这位烈士题写了“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挽联。

　　四月初，曹润华下达了一、二营换防的命令。

　　习仲勋和李特生等人以期待的心情迎接刘林圃的到来。刘林圃到达凤县二连驻地双石铺，即与习仲勋等人见面，并向营委的同志郑重宣布了省委关于立即举行兵暴的决定。习仲勋等表示坚决执行省委指示，迅速做好兵暴准备。考虑到刘林圃的安全和保守秘密的需要，刘隐蔽在双石铺北面孤山上的一个古庙内，由他对行动方案和日后的行军路线作出具体部署。同时约定，在队伍移防经过此地时，通知他在双石铺街旁等候，乘机插入队列，以便直接指挥队伍行动。

　　兵暴发动的当天早晨，王德修带一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凤县出发，途经双石铺，二连即跟随营主力出发。天黑不久抵达两当县城，与三连会合后宿营。营部驻妻政府西侧一个地主宅院，三连驻县政府内和西街，一连驻北街南端警戒东门，机枪连驻北街，警戒北门，二连驻南街。

　　晚九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吸收担任排长职务的党员参加。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省委关于举行兵暴的决定。他在讲了全国和陕西的革命形势抬，特别提出，举行兵暴的时机和地，点是在两当进行，还是到达徽县、成县后进行，和大家商议。习仲勋等认为，还是在两当举行有利，避免夜长梦多，发生变故。营委遂决定兵暴在当夜十二时举行。具体分工是：一、二、三连连长，兵暴时由各连就地予以捕杀；非中共党员的排长，收缴武器后，带随队伍行动，待后处理。机枪连没有党员，由一连负责收缴其枪械；营部和县政府由三连负责解除。武装。行动结束后，在北门外集结，统一撤离。会议决定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营委书记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

　　十二时许，兵暴一声令下，三个连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分别击毙，并按命令收缴了一些排长的枪支；三连排长许天洁在击毙该连连长张遇时时，将同屋内一位营部副官一并处死。

　　午夜枪声，迅速在两当县城引起震动。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即带警卫班翻墙而出，又反身朝凤县方向逃去，待起义士兵赶到时，已人去房空。吕剑人带一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并在房门口和房顶上架起机枪，一连士兵连续进攻未果。已到鸡叫时分，集合号响起，各连按规定到县北门外集合。当日，该营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约三百多人被带了出来，兵暴初步成功。为了避免意外变故，营委决定兵暴队伍趁天未亮时撤离两当，因而只简单作了动员，队伍就顺着一条小河向北疾速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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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0
　　●北进失利

　　在习仲勋等一批共产党人置身于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发动兵暴之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已进入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崭新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共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向非苏区的陕西等八个省提出“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区域，集中力量发动那里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十一月二十五日，又致信陕西省委，指示加强发动农民斗争，建立红军，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上。十二月五日到七日，省委常委讨论了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按照省委决议，党组织在渭北、陕北、陕甘边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苏区，创建革命武装。特别是刘志丹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农民武装，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发展到三百余人，组成南梁游击队。同时，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建立的晋西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下，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也发展到三百余人，改称陕北游击支队。一九三一年十月，这两支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林锦庙会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冠名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正艰苦征战于渭北地区。谚厢当兵暴发动之时，刘志丹已得到省委指令，带陕甘游击队一部进抵陕西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暴队伍。

　　习仲勋、刘林圃等率两当兵暴队伍，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和作战，已十分疲惫，即传令就地休息，埋灶做饭。

　　饭后，习仲勋召集营委开会，讨论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向问题。会议决定，将暴动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下编三个连：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许天洁、副连长左文辉。会上还补充任命了几位排长。由于许天洁参加过渭华起义，懂军事，会打仗，不日即接替吴进才任支队长一职。

　　尽管一开始就确定兵暴成功后即将队伍开到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下，仍不免出现思想和认识上的分歧。若干年后，习仲勋曾谈到当时的复杂情况：“兵暴后，在队伍往哪里去的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解决驻在甘肃省徽县的二团团部后再去打游击；二是认为这是冒险计划，主张到陕西省麟游一带打游击。后来又有同志思想动摇，提出依存于军阀刘文伯休息整顿。但多数同志却认为，我们既然脱离杨虎城，再去投刘文伯，那又何必兵变呢？主张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最后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开到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农民运动。”

　　按照预定计划，这支脱离国民党军阀统辖的武装，在两当县北的太阳寺举行了改编大会，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成立和干部任命。刘林圃站在一个石磨盘上高声发表讲话，他说，两当兵暴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大家要遵守红军纪律，不准抢劫，不准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阻击我们的敌人。他的讲话，得到了支队官兵的一致响应。

　　暴动成功了，但这支队伍日后的行军和作战是异常艰苦的。数日内行走于终南山、北山的荒野梢林之中，常常阴云蔽日，气候异常，有时连方向也难以分辨。支队政治委员刘林圃，只是用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简易地图，指挥着三百多人的行动，对沿途的敌情更是一无所知，这些也为最后部队的失利埋下了阴影。

　　据以后当事人实地考察，新成立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渡过渭河，再经通洞峪、赤沙、香泉、草碧、高崖、蔡家河、麟游北部页岭、崔木附近，后到岳御寺。一路行程数百里，作战十余次。到达渭河边时，河水浪湍流急，冰寒透骨，官兵手拉手，互相搀扶，涉水过河。过河后前进十余里，在赤沙、香泉遭土寨内匪团袭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为避免损失，主动撤出战斗。又绕道前行三十余里，在一个卜四周被密密的树林包裹叫通洞峪的山村宿营。。次日晨，发现中敌埋伏，接火后战斗异常激烈。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官兵顽强抵抗，冲出重围。几天后，过了千阳、陇县之间的高崖镇，再向东北方向前进国民党驻甘肃灵台县正规军一个连，突然在蔡家河东梁卡住山道，截断第五支队北去通路。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决定发起攻击，歼灭蔡家河东梁之敌，夺道北进。由于敌占领制高点，又有土围子，数次进攻受挫，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习仲勋当即在沟底蔡家河堡子召集队委开会决定：一、停止攻击蔡家河东梁，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二、由习仲勋、左文辉先去长武县亭口镇找关系，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由刘林圃、吕剑人拉社会关系同刘文伯谈判，佯装接受改编，争取时间做好渡河准备。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经页岭、崔木，抵达岳御寺待命。

　　会后，习仲勋、左文辉没有停留，即迅速向长武亭口进发。左文辉曾回忆说：我们换上了学生装，沿着西兰公路朝泾阳、三原方向走去。到了陕西省礼泉县境内时，遇到了国民党人员的盘查，间我们是否参加了两当兵暴。习仲勋冷静回答说，我们是小学教员，回家中去，即化险为夷。

　　根据队委会议决定，第五支队随即撤离战场，连夜向岳御寺前进。因为白天作战，晚上又行走百余里，待到目的地时已是次日清晨。支队官兵疲惫不堪，各连自行休息，安排吃饭。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支队的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御寺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村都安有坐探。十时左右，许天洁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敌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最后，除少数人跑出外，其余均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圃英勇就义。至此，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进苏区，未能到达目的地而归于失败。

　　习仲勋、左文辉赶到六十多里以外的亭口镇，利用当初在这里结拜兄弟建立的关系，“弄清了当地敌情，选定了渡泾河的地点，并准备在部队到达后，再打一批土豪，补充一批物资，以解决部队的困难，保证把部队拉到淳化、旬邑一带后，立即与刘、谢部靠近”。三天后，习仲勋、左文辉便得知队伍北进失利的消息。习仲勋心情非常沉重，深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艰苦工作，而最终没有把这支队伍带到苏区而抱憾不已。以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暴的经验和教训：“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

　　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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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0
　　第04章 渭北烽火赤子情

　　●路漫漫

　　两当兵暴最终归于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三百余名官兵，在一夜之间被击溃，被遣散，遭“全军覆没”。

　　严峻的现实，对年龄还不足十九岁的队委书记习仲勋来说，精神上的负荷是沉重的，加之十多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使他体力极度消耗，心力交瘁，身卧病榻。

　　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搜捕，习仲勋只好暂时藏身于王子轩骡马店中的一个拐窑内，一边养病，一边等候党组织的讯息。店内饭食较好，王子轩对这位困境中的异姓兄弟照顾挺周到，因而习仲勋身体恢复较快。习仲勋白天在窑内看看书，晚上出去在镇子里走走，打听打听风声，有时还硬撑着病体，帮助饭馆拉拉风箱或做些挑水之类的杂活。但是他内心如潮水涌动，急切地期待着失散了的战友们的消息，盼望能早日回到已颇具规模的渭北苏区。

　　芒种刚过，赤日炎炎，麦浪飘香。陕西关中地区进入夏收大忙季节。

　　六月上旬，习仲勋由长武亭口镇秘密回到富平县。因为情况不明，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而是在离习家庄十多里地的线家原其表姐家中先住了下来。这家后院有一个堆放麦衣子的土窑洞，习仲勋便经常在这里藏身。在这里他与过去自己发展的共产党员胡振清、柴国栋取得了联系，并了解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逮捕了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之后，正在通缉两当兵暴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勋的名字也被列在其中。他曾回忆说：“在线家原暂住时，约来胡振清和柴国栋问清情况，知道敌方正在通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能久待，也不好乱动，只好就近去富平县城找到组织，再设法到谢子长、刘志丹游击队工作。”

　　不久，习仲勋由线家原转移到都村他的外祖母家中暂住避风，并秘密与家在凤凰堡的好友宋杰生约定，一同赴县城寻找自己的老师，以求通过他们与中共富平县组织取得联系。

　　七月初的一天，习仲勋、宋杰生趁天色未亮步行十五里路，赶到富平县城南关。他们原打算在夜幕未退时进入县城，却不料这天城门紧闭，直到太阳升高仍无开城门的迹象，这时城外却已是车来人往，商店也开门营业。习仲勋估计城内可能发生变故，为了弄清情况，预防不测，他将头上戴的大草帽往下一拉，走近城门口向一个陌生人问道： “怎么还不开城门？”

　　那人只是“唔”了一声，没有回答，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习仲勋预感到情况不妙，就给宋杰生使了个眼色，示意迅速离开。他们折身往回走了几里路，来到一个西瓜园，买了一个大西瓜，一边吃，一边向园主打探消息。话刚开了个头，一排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瓜园走来。习仲勋灵机一动，告诉宋杰生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如果我被这些人带走，你就去县教育局找石仲伟老师，请他快想办法。”

　　习仲勋让找石仲伟是有缘由的。因为石仲伟是他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富平县美原镇人，曾入黄埔军校，“四一二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受中共组织委派以国民党富平县教育局局长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开展对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

　　宋杰生离开后，这群士兵盘问习仲勋：“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刚回来想寻我的老师，想当个小学教员，不愿再经商了，今天进城时，因为城门不开，所以在这儿等候。“习仲勋回答说。

　　习仲勋从容答道：“我姓焦，本县教场人，离这里不远。”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习仲勋被士兵带入县城的军队营部审问。审问人为了证实习仲勋说话的真实性，要他给石仲伟写一封信。习仲勋即提笔写了以下几句话：石仲伟老师，我从外面经商回来，现在觉得回来还是当个小学教师好，知道老师是教育局长，能否给我寻个职业。

　　这封信很快送到了石仲伟手中。

　　其时，杨虎城部四十二师一个营正驻防富平县城。营长鲍从汉是一位颇具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军人。他曾对石仲伟戏笑说：我也是穷人出身，就改名为鲍穷汉吧！石仲伟因为专事对该部的统战工作，故与鲍从汉等国民党驻军军官过从甚密。原来，这天富平县城内气氛紧张，城门紧闭，是因为该营在中共组织的策动下，发生了士兵哗变。中共渭北特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日写给省委的报告中曾对这一事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四十二师鲍营曾向武字区袭击了一次，我们的政治影响到士兵群众。他们在一排长领导下，准备进行革命的兵变，在县城找我们党，但富平党得到了这个消息，不敢公开和他们见面，直接领导‘围剿’苏区的白军的哗变，仅站在第三者地位劝告他们出去，也没有给他们以政治的任务，怎样结合武字区群众。他们准备有两连的发动，但怕机密被泄露，该排长与发动土兵均被捕。”习仲勋被巡查人员带去审问，是怀疑他也是参加哗变士兵而引起误会。

　　宋杰生找到教育局时，恰巧鲍从汉正在石仲伟处落座。石仲伟即当面质问这位营长：“怎么搞的，你的队伍为啥把我一个学生押走了？”鲍愣了一下说：  “简直是胡闹！”遂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让石仲伟派人拿着他的名片要求放人。

　　习仲勋被放出后到了县教育局。石仲伟告诉他说：中共富平区委书记张祝三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宋光涛等都在抗日救国会住，你可和他们联系。习仲勋按照石仲伟的吩咐在县抗日救国会暂住下来，并向中共富平区委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直到一九八三年，石仲伟还谈起这件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往事：“习仲勋的获释，居然在‘文革’  中成了造反派罗织的一项罪名。当时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我，反复质问说，既然当局下了通缉令，习仲勋为什么能随便获释？办了什么手续？我说，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是士兵们抓错了人，我们说了话就放了，还要什么手续？”

　　数日后，习仲勋在县立第一高小与受省委派遣视察渭北地区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倾吐了自己从三原学潮、西安系狱、开展士兵运动，一直到发动两当兵暴失败的经历。他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正好程建文要去武字区巡视工作，便决定与习仲勋同行。

　　当天日头将落的时候，习仲勋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顶大草帽，作了简单化装后悄悄出了富平县城，夜宿洼里村程建文家。次日又赶往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见到了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习仲勋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渭北苏区的土地，他觉得犹如一阵清风扑面，长时间抑郁的心情一下爽朗了许多。离开渭北两年多的日子里，他深深眷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日夜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亲人。但是，当他回到这方熟悉的土地时，却难以抑制对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向往之情。

　　他诚恳地向唐玉怀表示：能尽快去陕甘游击队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愿。

　　习仲勋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了与他同村的贫苦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习仲勋在家乡发展的党员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习仲勋与周冬至又以干兄弟相称，习、周两家交往甚密。关中“民国十八年年馑”时，周冬至随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区的老爷岭定居，靠租种一些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时常驮运些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回来，用以维持生计。由于他往返于北部山区，了解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活动情况，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渴望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并提出以驮盐换粮为掩护，带习仲勋奔赴照金，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了个艳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人力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一个艳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力人力独轮车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道上艰难地前行着。后面推车的是周明德，在前面拉车的是习仲勋。他们饿了啃口干馍，口渴了喝口河水，终于来到百余里以外的耀县照金山区老爷岭，在周冬至家中暂时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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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1
　　●追随刘志丹、谢子长

　　当习仲勋历尽艰辛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时，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工农武装正经受着曲折斗争和艰苦征战的严峻考验。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随后在总指挥谢子长带领下向陕西渭北地区的三原、蒲城、富平、耀县一带进击。十三日，攻占旬邑县职田镇，击溃国民党地方民团，继而又在该县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袭击耀县照金民团。四月十八日，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并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此间，“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人带领的两当兵暴的队伍。只因兵暴队伍被土匪打散，接应未果。五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恢复，刘志丹出任总指挥。游击队在富平、洛川、中部、宜君作战九十余次，歼敌一千四百余名。五月底，陕甘游击队先后在甘泉临镇和东进韩城作战中失利，又转入陇东地区活动。六月底，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即在甘肃省正宁县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队伍。此间，受中共陕省委委派任陕甘游击队政委的李艮，又搞起了一场解决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的风波。在游击队内部受到错误主张严重干扰时，国民党军驻正宁县山河镇的一个团队，突然向游击队实施军事“围剿”。李艮提出了“死守五顷原”的口号，游击队官兵虽英勇作战，终因指挥失误而连吃败仗，伤亡惨重，给游击队造成了严重后果。游击队撤至旬邑县马栏镇，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的错误。八月三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返回游击队，再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率领下就地进行休整后，遂转入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习仲勋打听到谢子长在照金镇以西四五里路的杨柳坪驻扎的消息，急忙从老爷岭赶来和谢子长会面。几天后，又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勋如此执著和痴心地追寻刘志丹，是出自于长期以来对这位群众领袖由衷的景仰和信赖。

　　刘志丹，原名景桂，一九O三年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又担任中共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一九三六年春，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率部东征，在指挥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称颂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谢子长，又名德元，号浩如，一八九七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月，组织领导了清涧武装起义。翌年五月，又与刘志丹、唐澍等领导发动渭华起义。后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等职。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清涧县河口战斗中负重伤，于次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毛泽东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多次题词悼念谢子长，其中一联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表达了对这位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的敬重之情。

　　刘志丹、谢子长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见到两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群众领袖，特别听到周围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刘”、“老谢”时，因两当兵暴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诉说，但一时竟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复杂的心情，紧紧地拉着他的手，鼓励地说道：“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

　　真诚而坦率的态度，亲切质朴的话语，使他们的心如有一块磁石似地紧紧地吸引到了一起。

　　习仲勋望着刘志丹清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梁，深邃而温和的目光，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谈话顿时活跃了起来。习仲勋详细叙述了自己搞学生运动坐牢，两当兵暴失败，搞农民运动也屡受挫折的情况，感到内心很沉重。刘志丹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两当兵暴时你还是队委书记。他又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谢子长也叮嘱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志丹、谢子长第一次与习仲勋的会见和谈话，给习仲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把这次会见和谈话视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生深刻影响的重要经历而屡屡提起：“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忍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刘志丹、谢子长指挥的陕甘游击队初到照金，就从抓获的侦探口中得知，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耀县小丘区团长柴子发，带三四百兵力向照金尖坪一带发动“围剿”刘志丹、谢子长随即指挥游击队连夜向东转移，绕至照金北山埋伏于密林之中。九月十二日拂晓，游击队凭借浓雾掩护，将围剿民团反包围后，突然开火，当场击毙党谢芳，活捉马希哲、柴子发。战斗胜利后，刘、谢决定率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谢子长临行前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勋特意赶到金刚庙向刘志丹道别，刘志丹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刘志丹还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省旬邑县郝村人，曾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组织领导的旬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起义失败后，程双印等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县北区活动，组织起旬邑县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政治坚定，很能打仗。第五伯昌是旬邑县张洪镇人，也参加了旬邑武装起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战事频仍、军务繁忙的刘志丹如此周密的部署安排，可以看出他对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用心深远。但是，特务队的活动出人意料地很快发生了曲折。

　　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出发后不久，留在照金的特务队便发生了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给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危害。陈克敏，又名陈连升，河南省泌阳县人，土匪出身，生性凶残。其参加陕甘游击队后仍匪性不改，在游击队主力离开后即以国民党地方民团名义驻扎东坪、龙家寨一带，与工农武装为敌。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觉范察到陈克敏叛变预谋后，便带人赶到该中队驻地碌碡坪欲制止叛乱发生。不料抖，当他刚踏进一孔窑门时，便被隐藏在窑内的叛匪开枪打死，特务队一时出现混乱。

　　陈克敏叛变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即与第五伯昌商量对策，决定由习仲勋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代理队长，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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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2
　　●再返渭北苏区

　　渭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止县的交界地段，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石桥、觅冬苧地，西到淳化县的夕阳、固贤、石桥一带，南接三原白鹿原、天齐原南畔，北连耀县的华里坊、东牛、让牛、小丘等村镇，西南方向一直延伸到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总面积约七百五十平方公里，约四万多人口。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是陕西农民沄动活跃地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中共党员乔国祯，就开始在武字区宣传组织群众，普遍建立起区、村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武装组织，广泛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减少田赋粮款、解散民团等锋芒直指反动政权的斗争。习仲勋参加的一九二八年三月省立第三师范的学潮、一九二九年抗粮抗捐打击土豪的斗争，就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准备时期的重要活动。

　　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几经曲折。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后，随着中共武字区委的恢复和周围地方农民委员会、穷人会的广泛建立，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建立和发展时期。翌年三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决议建立中共渭北特委，并决定由省委书记杜衡兼渭北特委书记。这一决议当时未能完全实施，渭北特委也没有建立起来，然而，一支有四十余人、武器装备较好的武字区游击队却应运而生。其先后活动于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县的石川河及耀县西原、南原地区。八月，中共渭北特委誉导的渭北游击队成立，有队员六十余人，枪三十多支。同时，以黄子祥为主席、唐玉怀为副主席的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渭北革命斗争迅速得到发展。

　　在渭北革命斗争出现高涨形势之际，习仲勋带领着刘志丹留下的处境艰难的特务队向武字区方向前进。

　　当天，习仲勋指挥队伍避敌阻截，穿越密林峻岭，来到耀县照金南端的老牛坡下，在这里找到了一位名叫鱼得水的农民为特务队带路，半夜时分到达渭北苏区管辖的让牛村。为应付敌人盘查，特务队还从让牛村抓了一名豪绅随队伍一起行动。他们连夜涉过陈家河、牛村河，天明时分到达离武字区十多里地的华里坊。

　　当特务队终于到达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胜利会合的时候，习仲勋觉得如释重负。一个多月前，他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历尽艰辛，从渭北到照金；为了实现刘志丹的嘱托，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他又带队伍回到渭北，联想到数年间艰难曲折的经历，一种胜利的喜悦从心底升起。

　　刚刚成立不久的渭北游击队也因为特务队的编入而发展壮大起来。习仲勋高兴地见到了欢迎他们的游击队指挥黄子文，当他们谈到为了根据地的建设又要战斗在一起时，心情格外激动，坚持斗争的信心倍增。半个世纪后，习仲勋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时工作时间不长，但对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黄子文，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他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地。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黄氏兄弟在渭北一带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他们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

　　习仲勋带的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后，即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程国玺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同时，将武字区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马志舟兼支队长，金天华兼政治指导员。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经常驻扎在黄子文的家乡甘涝池村，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一带边界地区。

　　随着渭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一领导，于十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团渭北特委也在武字区同时宣告成立。团特委领导武字区、心字区两个团区委，有二十余名共青团员。刚刚到达渭北地的习仲勋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

　　新成立的中共渭北特委专门设立军委，以加强对军事工作和游击队的领导。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甘涝池驻扎时，“当时渭北特委军委书记汪锋和参谋第五伯昌曾来这里检查工作。汪锋还给游击队讲了话”。

　　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领导根据地军民更广泛地开展了分粮分地的群众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武字区、心字区农民被发动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贫苦群众。农民联合会迅速发展到六百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群众斗争情绪似火一样燃烧起来。仅十月份一个月内，渭北特委先后五次作出决定和召开联席会议、代表会议，学习讨论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使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根据地还通过组织“教育促进会”，举行群众集会等形式，开展了以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为内容的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和革命觉悟。游击队坚决地打击地主武装，开展肃清反动势力的斗争，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因为游击队的扩大，所以群众斗争也急剧地开展起来，游击运动的呼声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众斗争中……”。

　　十月上旬，渭北游击队根据特委指示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都村、淡村，耀县的西原、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游击。习仲勋率第二支队到武字区后区周围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差人，使得国民党政权不敢在那里收粮收款。游击队在“高三槐分麦三天，共分麦三百余石，参加群众三百余人”。此间国民党地方当局派密探混入分粮群众，破坏分粮斗争，因慑于高涨的群众情绪未敢造次。游击队驻尚村时遭敌突袭，损失长枪四支、短枪一支，被迫转入南原整编。习仲勋一再鼓励游击队员，只有坚定革命信念，坚持苏区武装斗争，才是劳苦群众的根本出路，从而巩固和加强了队伍。游击队所到之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广大群众热诚欢迎，积极支援游击队活动。

　　然而，当时在党内对形势和上级包括临时中央的指示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习仲勋对渭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就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他曾说，渭北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分配土地，成立工、农、妇等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在农民联合会里不仅有雇农、贫农、中农，也有富农，妇女联合会中富农家庭的妇女也屡见不鲜。但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直接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他们举起屠刀，要扼杀人民汹涌而起的斗争。这时陕西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左”的路线的推行，给渭北苏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十月六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地准备这一工作。”翌日，省委又专门发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十月八日、九日，渭北特委召开三原、富平、蒲城、耀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省委十月六日《决议》和根据地政权组织问题。十月三十日，中共渭北革委会党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贯彻省委决议，在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连续三天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隆重纪念十月革命节。

　　十一月六日，根据地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万人大会在武字区举行。习仲勋率第二支队参加大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致开幕词后，中共三原县委、农民联合会、妇联会、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讲话，并通过通电五则。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以习仲勋带领的全副武装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第一支队担任后卫，数千名群众参加的游行队伍，步行到武字区以北十多里地以外的马额镇示威游行。次日，参加集会的人数骤然增加，群众情绪更加高涨。习仲勋再次率第二支队走在前列，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南行近二十里从三原县以东的西阳镇穿过，再经富平县的瓦窑头、淡村，当日又返回武字区。十月八日，纪念大会进入第三天，团渭北特委组织演出化装新剧，举行游艺会，并刷写标语、散发传单七千余份。

　　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根据地军民未曾料到，战争的阴云已密布渭北上空。反动武装磨刀霍霍，“围剿”根据地呈一触即发之势。

　　十一月九日，在三原和耀县小丘、富平庄里地区的国民党驻军与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个县的民团纠集在一起，突然将武字区四面包围，进行武装“清剿”。犯敌在攻占武字区以后，又连续三天“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到处捕人，杀人。第二支队驻地甘涝池村三十多人被抓，群众衣物被褥被抢劫一空，甚至连打麦场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黄子文家中十余间房屋萑被烧，牲口农具被抢。在不长时间内，又连续四次对武字区“围剿”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骨干被冲散，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之下。

　　在装备精良、枪弹充足，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围敌突袭之时，渭北游击队在难以实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带第二支队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转移途中，为了保证粮食补给，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还抓了几名地主豪绅作为人质带在队伍中。

　　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后，尚立足未稳，敌人又来心字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他们又回到心字区。游击队离开时，留下了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套筒。由于敌人残酷地捕杀根据地领导骨干和游击队队员，习仲勋和李杰夫在心字区附近一个水洞内潜藏了十多天时间。后来地方民团搜寻到这里，只是把押在洞口的几个豪绅带走，而藏在水洞深处的习仲勋和李杰夫未被发觉，幸免于难。

　　过后，李杰夫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便送他离开了心字区。他们以后再未能晤面。这位在中共陕西党的早期活动中有过不凡经历的渭北特委书记，最后却滑入政治歧途，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李杰夫，原名高维翰，陕西省长安县人，早年在苏联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窗，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等职，后在江苏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自首，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秘书。全国解放前夕随蒋军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党务顾问和台北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台北病逝。

　　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习仲勋当时对渭北苏区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十二年后，他在《关于渭北苏区》一文中，客观而求实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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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2
　　●富平西区的斗争

　　陕西省富平县西部地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武字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对富平县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先是石桥一带的群众带长矛、大刀直接赴武字区参加庆祝大会和游行示威。接着，中共富平县党组织又发动和领导了较大规模的“交农”和驱逐国民党县长米森若的斗争。他们动员数千名群众包围县城，要求减免苛捐杂税，驱逐反动县长离开富平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很大震动。反动武装在“围剿”洗劫武字区的同时，派出四个民团驻扎在淡村、觅子、尚家等村镇，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富平西区也充满紧张恐怖气氛。

　　习仲勋携带枪支来到离习家庄不远的唐家堡，在幼时的好友岳强明家住了下来。他向这位知心的伙伴叙说了自己几年间痴心不改追求革命的曲折经历和渭北根据地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失败和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争取翻身自由的斗争最终会实现的。他热情地鼓励说：“强明，我这里有枪，咱们一起再干吧！”

　　但是岳强明一时还鼓不起勇气，仍不解地说：“你干得好，怎么连自己的家也不肯回，跑到我家来了？”

　　习仲勋听了岳强明的话后，便从自己家庭和广大农民贫困不堪的生活说起，耐心地讲了许多关于阶级、阶级压迫及反抗地主封建剥削的道理，说明青年人只有投身于现实的革命斗争才有出路和前途。岳强明在习仲勋的引导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习仲勋根据他的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岳强明入党后，除掩护习仲勋的安全外，还将姚万忠等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串连在一起，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在实践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曾被国民党富平县当局关押五年之久，先后七次受老虎凳、夹指头等酷刑逼供，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出狱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在习仲勋的引导下，还有一批当地青年投身革命，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不同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习仲勋在岳强明家召集姚万忠、刘鸣凤、岳强明等人开会，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姚万忠担任支部书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壮大了富平县党团组织。接着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有二十人的富平县淡村游击队，由岳强明、刘鸣凤负责。

　　由于关中一带的大年馑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因而在当时解决好群众的吃饭问题就成为燃眉之急。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开始群众心存疑虑，只有少数人参加行动。这时，武字区前区游击队队长康尚武带队伍来到淡村一带开辟工作。习仲勋即担任该队政治委员。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游击队活动与群众分粮斗争结合起来，使当地形势迅速出现了转机。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习仲勋指挥游击队和数百名群众包围了习家庄北面的西刘堡，强制收缴和分配大地主刘本初、民团团长刘玉琪囤积的粮食和财物。二刘闻讯后逃跑。但是，这两家高墙壁垒，数道门窗已完全堵死，并派有家丁守护。群众放火烧了两家的门楼，解除了家丁的武装，向附近饥民平分了粮食和财物。接着，又动员起千余人的分粮队伍到庄里镇以南大地主贾成芳家，分了其粮食和财物。在分粮斗争中，他们还根据群众请求，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田顺子、党玉升等人处死。

　　习仲勋在富平西区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昼伏夜出，灵活机动，演绎出了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实，习仲勋这段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他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几个人白天藏在一个坟墓里休息和开会，晚上出去活动。尽管离家不过几里地，但是为了避免暴露，还得过这样的‘地下生活’。敌人的报纸也宣传说谁谁是土匪，弄得一时人心恐慌，甚至由耀县通往三原到西安的大路上的行人都改走南塬。我们在墓洞中，有时为了提精神，就拼命地抽卷烟，把我都叫旱烟抽醉了。”

　　习仲勋数日内辗转于家乡周围的村庄，更勾起了他对脚下黄土地的无限情思。他常常透过浓浓夜色，遥望着远处那个熟悉的小农庄和孤单的房舍，陷人了深深的遐想之中。他思念长眠在这里早逝的父母，更牵挂几位尚未成年的弟妹。六十四年以后，年已七十八岁的习冬英谈起了家中这段久远的往事：“那是我十二岁的时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告诉我说，你大哥回来了，很想见你。我就跟着这位来人，到了线家原我表姐家，在后院一孔放麦衣的窑里才兄妹相见。我对大哥说，我们一起回去吧，咱家缺人。他打断我的话说，以后再不要说让我回去的话，你们和三叔好好在家里过，我要走得很远很远。我当时还天真地问大哥，你们怎么把人家刘本初家的房烧了，粮也分了？大哥说，地主嘛！”

　　中共富平西区组织及其游击队的活动，很快遭到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年初，淡村游击队负责人岳强明由耀县返回唐家窑唐开礼家召集会议时，国民党富平县保卫团团长李宏才闻讯带团丁搜捕。岳强明与唐开礼一家仓促躲入地窖。李宏才即点燃卷着辣椒的被子熏烧，致使岳强明、唐开礼等三人昏迷后被团丁带走，唐开礼妻儿一家四口被活活熏死。民团团丁又将岳强明家挖地三尺，财物洗劫一空，还枪杀了岳强明十七岁的小弟岳强隆。一九八六年，七十三岁的习仲勋还与胞弟习仲凯谈起了当时分粮斗争的情景：“那晚，分粮群众冲入西刘堡时，我在城门楼下烤火，房上一个叫赵老八的家丁看见了我，说那不是带的人来了。后来，因为这次我们烧了地主家的房子，地主们扬言也要烧咱家的房报复。但是，他们胆怯。刘玉琪就既恨又怕地叫骂说，那是个狼，他要在，就要吃人的，最终还是没有敢对咱家下手。”

　　富平西区的武装斗争，在习仲勋漫长的革命经历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他的记忆中却是深刻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失败月余后，我与李豫章到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半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五县民团‘围剿’，这一区域又遭到破坏。留下来的人，一部分去照金活动，一部分参加渭北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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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3
　　●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当习仲勋领导富平西区群众分粮斗争深入发展时，中共渭北特委成员在富平县城内举行了一次事关渭北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紧急会议。会后，渭北地区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恢复根据地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向渭北根据地发动“清剿”并占据武字区消息后，立即派遣省委委员贾拓夫以渭北特派员身份到该地区视察工作。当贾拓夫到达武字区时，这里还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白色恐怖之中，特委的同志已被冲散，无法联系工作。贾拓夫遂转赴富平县找到渭北特委委员李冲霄、曾楚川、郑彦青和富平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先后两次召开紧急特委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渭北工作的决议，检讨了武字区被“围剿”前后的工作，宣布撤销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职务，决定组成以李冲霄为书记的新的渭北特委。不久，中共陕西省省委委员杜衡在武字区特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省委指示，宣布渭北特委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金理科为书记。十二月中旬，渭北特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

　　同时，共青团渭北特委改建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组织委员，二月，继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主要管辖武字区、心字区团区委会，机关开始设在县城南关，后移至省立第三中学。习仲勋任书记后不久，又迁回武字区。

　　习仲勋对于团中心县委书记的任职，开始不很乐意。他觉得自己在第三师范上学时，因闹学潮被捕关押，并由此失学，加之一些当事人还在三原，很不利于开展工作。但是，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在团中心县委“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在省立第三中学和驻三原的王泰吉部发展了一批党员”。习仲勋还在党的中心县委分工联系富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时也去富平巡视。

　　一九八六年七月，原中顾委委员、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张邦英老人曾兴奋地谈起当初和这位年轻的团中心县委书记一次会见的情形：“一九三三年初，我从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回到耀县家乡。党组织指示我将情况向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通报。我来到三原职业学校，一位姓曹的党内同志给我交代了会面地点和联络暗号。我按照他的安排来到县城东关的运动场。只见一位个头较高、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在场上踱来踱去，经过联系知道他就是习仲勋。我们便在一个秋千旁开始了交谈。我谈了耀县党团组织的情况和如何发展游击队的问题。习仲勋简单介绍了渭北的形势和当前任务。他话不多，但显得非常利索干练，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此我们便开始了六十多年战斗友谊。”习仲勋也对这次他们的秘密会面记忆犹新，时常向人谈起。

　　习仲勋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对他思想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一位叫康和熙的人。

　　康和熙，是赵伯平的化名。赵伯平，一九O二年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少年时代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蓝田特别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省委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三O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开辟游击战争，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等职务，于一九九三年五月逝世。其时，习仲勋曾以《一身正气，满腹经纶》为题撰文称赞赵伯平：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

　　质朴的语言，是他对这位革命长者六十年漫长革命岁月感情沉淀的迸发。

　　一九三三年二月，赵伯平受省委派遣接替汪锋（时化名汪烈）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不久任中心县委书记，化名周中开展工作。赵伯平颇为喜欢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团中心县委书记，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听取和吸纳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习仲勋记得，赵伯平工作很有个性特点，尤其重视对党内同志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文化教育。其任职伊始就把自己深入学习和具体运用过的党中央下发的一些文件，如《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常抽出时间向党内作传达和宣讲，逐渐形成了惯例，几乎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还结合渭北革命斗争的实际，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党在南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工作要领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简要法规等。

　　习仲勋对这种学习和讨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参加革命斗争七年中，他还没有这样集中时间系统学习过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每次学习和讨论，心头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赵伯平约习仲勋一起登上了县城东关的城墙。在春寒料峭的微风中，他们畅开心扉，交谈了很久，话题一直从渭北特委时期的工作情形，谈到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各地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党的力量情况。他们特别认真地回顾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人民反封建等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赵伯平深有感悟地说道，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要注意克服甚至抵制“左”倾方针、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武装工作方面的一些干扰。赵伯平深刻而富有远见的话语，给习仲勋以深刻启迪，以至在经历了五十年沧桑岁月之后，他还深情地回忆道：“赵伯平对我帮助影响很大，他经常给我讲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讲中国革命的历史。那次在三原城墙上和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刚发生在眼前，令人久久难忘。”

　　三月，中共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回省委分配工作，派李尚勤接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习仲勋离开三原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逐步恢复健全了党和政权组织，重新组建了渭北游击队，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八月，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等人遭敌逮捕。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暂时熄灭了。

　　渭北革命根据地距离国民党渭北统治中心三原县城仅三十里地远，离省城西安也只有一百里之遥，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之中。红军游击队既无精良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在地理条件上又无高山大川和天然险阻以抵御反动武装进剿和袭击。加之当时党的临时中央出现了严重“左”的错误，“左”倾冒险路线和错误主张在党内得以推行，给革命事业已造成了全局性的危害，因而，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失败也就在必然之中。

　　习仲勋调离渭北时，这里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他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结局。他同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时值青春年华，对革命前途怀有美好的理想和憧憬，在实际斗争中又充满了炽烈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阅历不可能使他们对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和准确判断，特别是当“左”的路线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议形式加以推行的时候，作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个人是不容易做到公开反对或抵制的。随着事物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若干年后，习仲勋写过一些文章，字里行间除充满对渭北革命根据地深情回忆外，更多的是对这段历史经验冷静的审视和理性的思考。

　　“一九三三年初，渭北苏区由于西面成立的泾阳游击队（苗家祥部）、耀县南三堡由张仲良同志领导的农民斗争发展了游击运动，而又恢复起来。这时从红二十六军也来了张秀山等几个坚强的干部，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开展了积极进攻的游击战争，并直接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经过半年就壮大成为红四团。而这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杜衡来过一次，强调分土地，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当时遭到了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反对。到了同年夏天，在敌人六面‘围剿’之下又失败了。此后渭北苏区再没有恢复起来。”

　　“渭北地区是陕甘第一个苏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位处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  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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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4
　　第05章 在照金苏区

　　●奉调

　　当渭北地区军民浴血奋战之时，在百余里以外的照金地区革命斗争正呈潮汹浪涌之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艰难征战中不断巩固和壮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选派一批领导干部到照金工作。习仲勋便是被选派者之一。

　　照金地区是桥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位于陕西省耀县西北部。周围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南倚子午岭，北连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接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交错，梢林密布，河溪纵横。中心地带更是奇峰峻岭，悬崖峭壁，地形极为复杂而险要。其攻可截断咸榆公路，出击渭北平原；守可隐蔽深山，退守子午岭密林，便于机动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这一带的土地绝大多数集中在大地主和当地的香山寺院手中。广大农民备受苛捐杂税、兵祸匪患的压榨剥削，困苦不堪。加之连年的灾荒，又使山东、河南、四川和关中地区所谓“三省十二县”饥民到这里逃荒落户，更加剧了照金地区的贫困。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特别是陕甘游击队深入照金开展游击战争以及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和辐射，使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日渐深入人心，一些农民武装和其他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这里地域偏僻，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照金地区特殊的地理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乃至中共中央的重视。

　　早在陕甘游击队以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原为活动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正式组建红二十六军并锻炼成一支强有力的红军。同时决定时为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此后，中共陕西省委分别在六月初和八月二十五日作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决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要求创造红二十六军，并立即建立一个团。

　　十二月二十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县）召开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担任军政委的任命。二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二十四日，在旬邑县转角镇举行改编授旗仪式。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由此，这支仅有二百余人的年轻工农武装，肩负着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重任，踏上了新的征程。

　　习仲勋这时正在富平西区一带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他对这些情况的详细了解，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习仲勋奉调由三原回到西安，在东关的三八旅社住了下来。他与居住在附近另一家旅社的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周凤鸣夫妇取得了联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孟坚先后两次到习仲勋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就派习仲勋去红二十六军工作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习仲勋对这位初次见面的省委书记印象颇佳。

　　孟坚，又名孟用潜，河北省深县人。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受党中央委派接替杜衡任陕西省委书记，时改名为曹长青。孟坚参加过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经验，遇事较为稳重，又能听取不同意见，在对形势的认识和工作指导上比较符合实际。但他在省委的工作受到了杜衡等人的排斥打击，于次年四月离开陕西回到上海。孟坚在全国解放后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关押，一九八五年病故。习仲勋曾回忆说：“孟坚当时还叫曹铁夫，我们称他老曹。他个儿不高，说话办事挺稳重，解放后还在一个对外研究单位工作。老曹当时给我谈话说，省委决定让你立即去红二十六军工作。他还问我有路费没有，我说有，什么也不要。”

　　习仲勋得到省委指示后，即乘坐一辆畜力轿车当日到达三原，夜宿东城。第二天午后，步行经三原以北的鲁桥镇五官方，天黑时翻过瓦头坡，进入富平县党家堡，在这里遇上了一位姓张的熟人。此人惊奇地问道：“你怎么回来啦？你们村子里都住满了民团，淡村附近也有民团，到处都说要抓你呢！你可千万不要回去。”

　　习仲勋只好取道线家原在其表姐家住下。次日，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化装成商人模样继续北行，过了老户沟，找到了设在武字区附近一个秘密联络站。恰好，兼任红二团政委的杜衡离开部队回省委途中也在联络站暂住。

　　此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又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于心字区北原西马道两旁设伏，歼灭敌驻侯家堡一个骑兵排。习仲勋得知消息后即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任红二团少年先锋队指导员。

　　红二团南下在三原、泾阳交界地带，袭击泾惠渠吊儿嘴国民党地方民团后，由西凤山过泾河，翻越一座大山到淳化县南村堡附近宿营。这时驻扎在南村堡子里的民团突然向红二团开火。刘志丹指挥部队将民团一举歼灭。接着又沿途在旬邑县土桥镇、彬县龙马、高村歼灭国民党河工队三十余人和民团股匪后，返回照金。

　　习仲勋在随红二十六军作战行动中，逐步了解到在创建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过程中党内发生的矛盾和激烈斗争。特别是杜衡在此期间的活动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深思。

　　杜衡，又名励君，陕西省佳县人，一九二四年在绥德师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西安地委第二部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了政治观点极为反动的《陕西共党沿革》一文，供认了他所知道的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全部情况。全国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逃至台湾。

　　习仲勋从红二团领导口中得知，杜衡在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时，就武断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命谢、阎速赴中央“受训”。后在红二团官兵的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同意刘志丹和杨重远继续留在部队，分别担任红二团政治处处长和参谋处长。正是有了刘志丹的留任，才使这支队伍免遭被杜衡最后断送的厄运。

　　习仲勋没有参加红二十六军的改编过程，然而他作为一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担任过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者之一，在四十多年以后撰写了一篇文章，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刻而中肯地评述了这段历史：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来杜衡担任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  ‘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而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名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少。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部队来到合水县的黑慕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我们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不大妥当，党和红军在陕甘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杜衡听不进去，碰了钉子又返回来。再后来又一次导致红二团兵败南山，宣布了杜衡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不久他本人也被捕投敌，做了可耻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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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4
　　●边区特委军委书记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六月，金理科调回省委，秦武山继任特委书记。边区特委成立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积极培养和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入党，逐步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并领导着中共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的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坚强核心。

　　习仲勋到照金后，便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分粮斗争很快发展到句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也随着扩大起来”。

　　三月七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陕甘边区游击队迅速发展的形势发出指示：“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

　　李妙斋，原名王玉玺，生于一九O三年五月，山西省汾西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国民党驻陕北高双成队伍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的警卫营营长。一九三二年十月，与中共党员李艮一起组织发动了“蒿店兵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任支队长。兵变失败后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九三二年秋，留照金芋园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组织起一支四十余人的芋园游击队。一九三三年九月，在薛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是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建立，虽然有了编制序列和组织形式，但是很难对数十支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特别是由于“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游击队领导也出现过违犯群众纪律方面的问题，对游击队的军纪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月，红二十六军党委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调整李妙斋的职务。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五月，李妙斋继黄子文再任总指挥。

　　新的指挥机构立即对二十多支游击队进行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彻底整顿。习仲勋作为党在游击队中的代表，在整顿中发挥了有力的指导作用。他们坚决地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在游击队的带动下，群众武装工作也广泛开展起来，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环境险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习仲勋为建设薛家寨更是呕心沥血。

　　薛家寨因为传说薛刚反唐时曾屯兵于此而得名。这里石峰干仞，拔地而起，三面悬崖，人莫能攀。仅西北角和土儿梁山岭相接，直通桥山主脉。寨东为黑田峪，寨西是绣房沟，四周灌木丛生，十分隐蔽，登上悬崖吊桥，再过两道石门，内有天然石洞五孔，每孔可容纳数十人至二三百人住宿，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兵家要地。

　　习仲勋随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进驻薛家寨后，首先动员群众加固了前后哨门，构筑碉堡，增设火力网点；又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设立哨卡，周围布设地雷、滚石垒，挖掘战壕、暗道等防御工事。他们还根据战争需要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储备粮食物资。同时，在寨内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关押地主豪绅的临时监狱。形成一个防守严密、补给较为充足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三月十五日，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四月五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此后，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基层政权组织相继建立。一大批有觉悟、有威信的农民成为红色政权的领导骨干，一套新的革命秩序逐步建立。

　　习仲勋和金理科、周冬至等陕甘边区负责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经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他们贯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按照家庭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土地，贫雇农优先，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革命委员会还明令宣布：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土地分配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密切了党、军队、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经过建立政权和土地分配，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幅员扩大到东至胡家巷、高山槐，西到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连断头川、伍房川，南止桃曲原、高尔原、老牛坡，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在六十五年后曾评论说：“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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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6
　　●负伤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展和巩固，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连续作战取得的胜利，使苏区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但也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恐慌。四月下旬，陕西当局再次调集四个正规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以在杨虎城部任骑兵团团长的王泰吉为总指挥，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特委书记金理科和军委书记习仲勋等领导成员随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留在照金地区，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红二十六军插入敌后，在外线相机歼敌。总的方针是：内外结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同时要求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准备迎接更恶劣更残酷形势的到来。

　　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习仲勋与金理科等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及时下定决心，实施正确指挥，始终坚持以薛家寨为中心，军民同仇敌忾，利用有利地形突袭伏击，有效抗击了来犯之敌。但是在敌重兵压境之时，出没于根据地附近的几股土匪武装却与革命政权和游击队作对，时常袭扰骚乱。这几股武装分别以其头领姓氏命名，称为钟队、罗队、郭队，其反动性尤以从陕甘游击队叛变出去的陈克敏民团为最。陈克敏股匪驻扎照金龙家寨内，仅隔一条绣房沟与薛家寨对峙，给游击队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五月底的一天，习仲勋与黄子文由薛家寨来到党家山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驻地。他们研究决定带政治保卫队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开会，并顺便在附近征收驮运粮草。次日清晨，习仲勋、黄子文带政治保卫队二十余人由党家山出发到了房村，刚吃早饭时，发现在房村以东陈家坡南边的高梁上有四五个人形迹可疑。

　　陈家坡是一面东南走向的陡坡，正东是深沟，两侧梢林密布，是通往北梁、金盆、胡家巷、高山槐等村庄的必经之地。习仲勋看到情况有异，即紧急集合队伍，作了简短动员。他特别讲道：大家要高度警惕，防中敌人埋伏，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要加强尖兵，注意听从指挥。

　　队伍按战斗队形编成两路：习仲勋、黄子文带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队长王金宝带一队绕到陈家坡北面进入村内，同时派出三名尖兵组，指定了联络兵负责两队之间联系。

　　当队伍行至半坡时，埋伏在坡顶上的民团和匪徒突然开火。尖兵组面对居高临下之敌，未能还击便退了下来。指挥队伍前进的习仲勋见中敌埋伏，且情况不明，地形又对游击队极为不利，遂果断决定，黄子文带队伍迅速撤离现场。并命令一班长金启明道：一班随我留下将敌人压住，其余人跟黄子文行动。但这时一些游击队员要求习仲勋也一起撤离，以致行动迟缓。

　　习仲勋焦急地对黄子文说：“情况紧急，没有时间推让，你赶快带队伍走。”

　　黄子文刚刚离开，国民党地方民团已逼近到距离游击队七八米远的土崖上，并再次开枪射击。

　　突然，习仲勋觉得头上“嗡”的一响，像被闷棍打了似的，倒了下去，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这时，担任尖兵的游击队员黄金荣看见习仲勋负伤，疾步跑了过来，要搀扶他撤退。习仲勋厉声回绝：“不要管我，你们赶快钻梢林。”

　　习仲勋感到一阵眩晕，四肢无力。但他仍清醒地意识到处境危险，必须迅速指挥游击队员冲出包围，脱离险境。国民党地方民团已将他们团团围住，并叫喊着：“交枪！交枪！”习仲勋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发现四五位队员多数也已负伤。他着急地用眼色暗示大家赶快冲到坡旁边的梢林中去，谁知这些队员未能领会他的真实意图，一时显得束手无策，结果被俘。五十多年以后，习仲勋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都是农村的放牛娃才来到游击队，既没有经过训练，又没有参加过战斗，况且是筹粮开会去的，又带有驮骡牲口，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遭民团伏击的。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却抓住这件事不放，硬说游击队是交枪投降。为此，我给不少人写过证明材料，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

　　习仲勋还回忆说：“我负伤后，血流不止，周身酸困无力，当时被民团一位叫周致祥的小头目押着走。他好奇地问我，我看你是个大官。我说，我是一个百姓，政府派的粮款逼得没办法，才来当红军。他又说，不，你是个大官。你姓什么？哪里人？我说，我姓焦，富平人。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给他。他又退给我三块说，我知道你是大官，我放你跑。听了这话，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便硬鼓起劲朝沟外跑去。刚经过陈家坡村子，后面又出来了几十个人，连珠炮似地边放枪，边高喊，抓活的！抓活的！跑到前面是一条大沟坡，我就顺着坡势滚了下去，结果被一棵树挡住了，这阵儿我才觉得伤口疼痛，匪徒们乱打了一阵枪后，吹起了集合号，我才慢慢顺着梢林爬了下去。”在习仲勋的记忆中，这位曾为革命做过好事的周致祥给他留下了不坏的印象。他在后来讲述这段历史时说出了个中原因。他说：周致祥当时虽然是国民党民团的人，但他给我们写信要投靠共产党。我们因为没有把他的来信核实清楚，所以没有给他答复。这样他仍留在民团，但对红军有同情心，向往革命。

　　习仲勋负伤后因流血过多难以正常行走，只好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支撑着身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到了下午，西斜的太阳把山沟照射得异常燥热。他感到饥渴难忍，嗓子眼像火烧一样焦灼，这是受伤流血过多出现的生理反应。他爬到一条小河边，用手掬着喝了几口河水，洗净了手上的血迹，勉强站了起来，趔趄着身子慢慢顺着河道向前走去。

　　在河道沟口有一个名为柳林的小山庄，庄子西边住着一户贫苦农民叫郑老四。游击队的不少人对他都非常熟悉，亲切地称他郑四哥。习仲勋拖着沉重的双腿来到郑老四家，受到了这位农民和他妻子的细心照管。他们用土方为他消疼止血，又擀面条、做菜汤调理饭食。但是，伤口仍血流不止，并开始溃烂引起发烧，症状明显加重。习仲勋回忆说：“这天晚上，他郑老四）就把我送到了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地方。由于一路上我两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时间大便不下来，头比碌碡还大，那时多亏年轻，要不就没命了。”

　　习仲勋被送到的地方叫庵子村。这时，黄子文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兼乡长王满堂及被敌民团冲散的游击队员已经在庵子村会合，五六名伤员已经得到安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常生春许多年后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政治保卫队遭匪徒伏击，被掠走了六七支枪和一头骡子，但大家还是心向革命队伍。我受伤后与几名游击队员钻在梢林里，藏到天黑时听到班长金启明喊，敌人走了，保卫队的人在庵子村集合。结果保卫队除一名叫李文治的队员逃跑以外，其余人都回到了革命队伍。”

　　重伤中的习仲勋望着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战友，听到绝大多数游击队员已经归队的消息，心中感到欣慰。

　　几天以后，习仲勋由黄子文、周冬至组织群众用担架送回薛家寨营地，在第二道寨子一孔石窑住下，开始医治枪伤。

　　习仲勋的伤情牵动着边区领导和不少群众的心。特委指定红军医院一位叫陈守印的医生专门为他疗伤。刘志丹返回照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习仲勋，并关切地叮嘱他，先不要多想事，好好养伤。许多游击队员和老百姓也热心地为他寻医问药。习仲勋总是鼓励看望他的人：“打仗负伤是常有的事，只要大伙在，我们还可以再干嘛！”

　　一天，被裹胁在陈克敏民团当兵的习仲勋的表弟柴国栋趁机逃出了龙家寨，特地赶来看望表哥。他详细叙述了此次土匪伏击游击队的经过。原来陈克敏和罗、郭几股土匪武装，是在头一天晚上驻扎到庵子、金盆、北梁、卧牛槽一带的。政治保卫队进房儿村吃饭时被土匪哨兵发现，陈克敏得到报告后立即布置埋伏，分工陈克敏队在坡顶正面堵截，罗、郭两股匪徒分别埋伏于陈家坡两侧高崖和密林之中，以数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发起突袭，使游击队完全陷入被动境地。在习仲勋的病榻前，兄弟俩还有一段颇有趣味的对话。

　　习仲勋问柴：“那天打仗时，我听出你喊‘打呀！打呀！’你是要打我们呀！”

　　柴愧疚地说：“陈克敏跟在后面，用枪逼着叫我喊，不喊不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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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7
　　●多事之秋

　　一九三三年，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说，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年份。

　　据《耀县县志》记载：“开春群狼伤人，时有所闻。三月十三日起，狂风怒号，冷似严冬。十五六日既降黑霜，又遭火雾。二十五日降雹如卵，禾苗毁损严重。二十八日，漆沮二河暴涨，西岸滩地大部被淹。五月，狂风频作，麦豆多枯。七八月间，‘虎列拉’（霍乱）流行，全县染病七千六百余人，死亡三千一百人。”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内有“左”的路线干扰，外遭重兵“围剿”的根据地军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与恶劣的自然灾害相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陕西省委内部出现的突然变故，使根据地面临的政治形势更为严峻。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仲勋在薛家寨养伤的日子里。

　　四月中旬，红二十六军在旬邑、宁县、长武、淳化等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连续出击，结束了外线作战的任务之后返回照金。

　　四月十七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上以杜衡与刘志丹各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见展开激烈争论。杜衡是在国民党军队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时由西安返回部队的。他在困难形势面前完全丧失了信心。他认为，这里群众基础薄弱，敌人力量大，部队天天忙于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因而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南、华县一带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红四方面军已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南下可以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以刘志丹和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红二十六军南下，主张坚持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会议在距离薛家寨十里以外的北梁村举行，正在养伤的习仲勋起身行走困难，不便出席。但是，他身负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主席重责，仍旗帜鲜明地向特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他曾回忆说：“当时我就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远离苏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的意见全告诉了金理科，由他带到会上。”习仲勋负伤后，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后来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他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遗憾的是，多数人据理力争终未能阻止机会主义者的武断专行。杜衡凭借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权力，在会上粗暴地打断了刘志丹的讲话，并无理地给刘志丹等人扣上“一贯右倾”的帽子，硬性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

　　病榻上的习仲勋听到了北梁会议刘志丹等多数人的正确意见被否定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气愤和茫然。他反复在想，此举事关红二十六军的前途命运，草率从事，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大错。当然，他还不能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不可能预料到南下的最后失败。当时只是担心红军主动离开陕甘边区，会直接危害到这块根据地的安全。但是，当会议已作出决定，习仲勋尽管心中焦急不安，疑虑重重，也不好再说出来。

　　此次联席会后不久，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

　　六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三百余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挥师南下，当日到达陕西淳化县桃曲原，歼灭偷袭的国民党淳化县保安队八十余人。翌日，又行军一百余里抵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力劝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盲目南下。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以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用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辞藻掩盖其隐晦自私的心理和诡谲行为，是机会主义者品格低下的一个共同特征。实际上，杜衡对部队南下的艰苦性心里是清楚的。他在前一天还眉飞色舞地侈谈南下的如何正确，如何有利，次日却从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红二团要了一头毛驴和一笔现款，以向省委汇报为名脱离了部队，绕道去了三原。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南、华县、洛南一带后，很快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而终遭失败。一百余名红军官兵血洒疆场，饮恨南山。待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幸存者历尽艰险返回照金时，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红二团兵败南山的消息传到照金苏区，酷热季节的深山犹如突然降了一场暴风雪，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了阴冷的气息。

　　伤病中的习仲勋更是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好像未愈的伤口又撒了一把盐似的，备受煎熬。他为一百余名红军兄弟殒命终南山扼腕长叹，痛惜不已。他更担忧刘志丹等战友们的行踪安危，万分焦虑地思考着日后根据地的巩固和斗争。

　　与此同时，又从省城西安传来更为危急的信息，一个大的政治阴云瞬息间又笼罩在根据地军民的心头。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侦探探知。省委书记袁岳栋和脱离部队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当晚，袁岳栋叛变，带国民党警特把省委全部文件搜抄而去，次日又在大街上盯梢捕捉共产党人。不久前还喊着动听口号的杜衡先是在报纸上发表叛党公开信，供认他在“庙湾芋园战斗后，就动摇了，没有信心了”。继而又带领国民党军警到三原城内外和渭北各地疯狂捕捉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彻底暴露了其卑劣的政治品质。在此之前，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也被捕叛变，省委交通处和妇委机关遭到破坏。这些叛徒组织起所谓肃反委员会，向各地派遣肃反专员，致使党、团省委遭到完全破坏，西安和关中、陕南地区的中共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惨遭杀害。

　　陕西地区的革命又一次转入低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遇到了空前危机。

　　早在红二团南下失败之时，陕西省委为了保留这支红军队伍建制，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命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为政委，并以红四团为主力，坚持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八月，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下，为了保存实力，红四团撤退到照金根据地。

　　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与上级中断了联系。习仲勋和特委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了独立领导陕甘边苏区斗争的重任。习仲勋在回忆当时的困难情况时曾写道：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地方游击队的几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三十支，子弹也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发动进攻，我们失掉了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也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

　　王世泰也曾撰文回忆说：

　　“一九三三年夏，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受挫，王泰吉起义失利，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渭北根据地陷入敌手，陕甘边根据地上空笼罩着阴霾，经受了种种磨难。习仲勋听到红二团被敌人打垮的消息后，一直为志丹和我等人的安全而揪心，他曾给我说过，两个多月里，不但听不到我们的消息，反而传来了不少谣言。所以他整日盼望我们能安全回来。在革命趋于低潮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边区人民几经曲折，付出巨大损失之后，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排除艰难险阻，以无比的献身精神从挫折和失败中走向胜利。”

　　泰吉同志，欢迎你！

　　七月的关中大地，是天气最为炎热而变化无常的季节，晴朗的天空，转瞬间就会乌云翻滚，闪电夹杂震耳的惊雷，又是一阵狂风骤雨。

　　几乎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省委机关和各地党团组织遭到空前破坏的同时，在三个月前还担任“围剿”陕甘边根据地总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

　　习仲勋热情地称赞这一壮举说：

　　“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它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习仲勋对王泰吉相知甚深是有缘由的。两人家乡富平县淡村和临潼县北田镇相距不过五六十里远。习仲勋很早就对这位长自己七岁的革命者怀有仰慕之情，并得知王泰吉少年时随父亲王新斋在西安学习，“在学生时期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他受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西北党组织的创建者魏野畴的熏陶，立志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在陕军甄寿珊部任教导团一营营长。一九二八年春，率部发动了麟游起义，打算在陕甘边界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因遭反动武装阻击而失败。同年五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他与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一起，参加领导了渭华起义，被任命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只身到河南省南召县给富农打工，因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被敌人逮捕，押解到南京监狱，和党失去了联系。后经杨虎城将军具保营救出狱，暂时栖身于杨的麾下，任骑兵团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孤身求索，一度离开了革命洪流”。但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当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的时候，他报国之情甚切，要求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有悖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得不奉命做出与自己愿望相反的行动。

　　王泰吉在四月间指挥四个正规团及六个县民团向照金苏区发动进攻时，习仲勋已身任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之职，和特委其他同志一道组织指挥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抗击来犯之敌。王泰吉在此次“围剿”中策军缓行，虚与应付，始终与转战中的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游击队保持一定距离，有时双方干脆佯装不知，相安无事，使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习仲勋和刘志丹等得知此情况后，对王泰吉身处敌营，对党忠贞不二，历经曲折，以特殊方式保护根据地斗争和红军力量所做的努力，深为敬佩。他们热切地期望这位革命志士尽快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到党的怀抱。

　　王泰吉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带领部队走上了光明道路。

　　初夏，王泰吉主动派人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联系，表示要率部起义，投身于抗日斗争。他的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和批准。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带领骑兵团两千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本人也随即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部队起义后迅速解除了国民党驻耀县城内全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人犯；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和游击运动；处决镇压了一批反动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义勇军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短暂停留后，即向三原进发，欲争取驻防三原的杨竹荪团参加起义。但行至辘轳把村时，突遭国民党军孙友仁特务团袭击，战斗失利，人员大部溃散。王泰吉面对挫折，毫不动摇，果断率余部向照金撤退。

　　王泰吉作战受挫向照金转移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照金根据地。习仲勋和张秀山、李妙斋等人心情异常焦急。习仲勋伤口未愈，仍不顾别人劝阻，坚持要亲赴三原迎接王泰吉进入苏区。他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旬邑三支游击队南行二十多里，准备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所辖的让牛村与王泰吉会合，途中遇到溃散士兵，方知王泰吉率领义勇军余部已取道西路奔向照金。习仲勋急令部队迅速返回。

　　夕阳的余晖把大地涂抹得一片金黄，薛家寨下的绣房沟内层层林海，道道山嶂，更是五光十色，生机盎然。

　　傍晚时分，王泰吉带部队来到了绣房沟。习仲勋老远看见由于连日行军面容显得憔悴的王泰吉时，就疾步迎上前去，紧紧拉住了王泰吉的双手。王泰吉回到了根据地，望着面前站立着欢迎他的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和游击队，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起，布满征尘的面庞透出了红光，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习仲勋声音洪亮地说道：“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

　　“是啊！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王泰吉摇动着双手，眼角涌出了泪花。

　　习仲勋接着说：“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

　　王泰吉回转过身子指着正在休息的义勇军士兵，充满内疚和自责地说：“你们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儿人！”

　　习仲勋深为王泰吉在初次见面时诚恳坦荡的态度和严于责己的精神所感动，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现在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坚决革命的都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

　　当天，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安排义勇军在薛家寨山脚下宿营休整，并落实了粮食物资供应和弹药补给具体事宜后，与王泰吉和义勇军党代表刘映胜一起回到薛家寨。在习仲勋养伤窑洞里的油灯下，他们俩推心置腹，倾心交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王泰吉对于辘轳把的失败很痛心。他说：“原想带出来两三千人，可是手下有些人，过去是很好的朋友，到了紧要关头就叛变了。”

　　习仲勋分析说：“你们过去的关系都建立在私人感情上，没有革命的思想政治基础。你起义为的是抗日救国，干革命。那些人跟着你干是想发财。他们搞到了一笔钱，银元、元宝、大烟土，腰里装得满满的，哪里有心思跟你去拼命？”

　　王泰吉听后，长长地“嗨”了一声，说：“我现在才明白了！”

　　他们一起仔细地探讨起义失败的原因，分析部队的现状，研究确定了整编和以后的行动方案。次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革委会和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新任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和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王泰吉和全体起义官兵加入红军行列。

　　王泰吉率部进入照金，为根据地带来一百挺没有安装的手提式机枪和几门迫击炮，还有不少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轻重武器装备。不久，中共耀县县委领导的耀县游击队七八十人和黄子祥、杨森指挥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相继进入照金。这些队伍成分大多数是经过战火锻炼的贫苦农民，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较好的党的工作基础。三支革命武装相继进入照金，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势，清除了隐忧外患，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充分表明了在革命接连遭受挫折的形势下，照金苏区成为陕甘地区当时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抗衡、聚集革命力量、复兴苏维埃运动的坚强阵地。

　　王泰吉进入根据地后，以坚实的步伐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八个月历程。

　　在此期间，王泰吉的优秀品格和卓越才干赢得了边区特委的信赖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爱。他担任边区红军重要领导职务并胜利组织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后在奉命赴豫陕边境执行说服山东人民军武装头领刘桂堂（刘黑七）易帜抗日任务途中，被国民党民团扣押，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在西安惨遭杀害，年仅二十八岁。

　　习仲勋长期以来深切怀念这位忠贞的革命烈士。在王泰吉英勇就义五十周年时，习仲勋奋笔写下了《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的纪念文章。他引用烈士临刑前的《绝命诗》和《绝命词》，以寄托哀思，激励后来人。文中写道：

　　“崤函振鼓山河动，

　　萧关频翻宇宙红。

　　系念袍泽千里外，

　　梦魂应知寄愁容。

　　为圆寂，

　　将门儿掩，

　　谁也不见，

　　学禿陀参禅；

　　将孔孟抛在天边，

　　劳什子，吓破几许英雄胆，

　　咱从来不说奈何天。

　　这头颅任你割断，

　　这肉体任你踏践，

　　一切听自然。

　　王泰吉这种为革命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勇于献身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泰吉从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那风雨如晦、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毅然宣布自己革命的目的在于‘求解放’、‘红旗飞’、‘宇宙红’。麟游起义失败后，他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儿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后来，在敌人监狱里，他以‘不期大名垂宇宙’、‘功名不必自我成’的诗句，表明自己投身革命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追求。相反的，他乐于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开路，把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这种崇高的毫不利己的革命情操和纯洁品质，永远是每一个革命者学习的榜样。

　　王泰吉和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一样，在一生的征途中，有过缺点，也犯过错误。但是他能够认识错误。每次遭受挫折后，他都能回过头来冷静地反省自己，检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当起义失败后，他为革命事业‘摧折零落’、‘毛羽萎败’而自责。检讨自己‘愧无良平智量深’。在失掉和党的联系暂寄杨虎城部下时，他观察形势，寻找时机，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耀县起义，把国民党的武装带入革命的营垒，用行动展示了急于回到母亲怀抱的赤子之心。当他被马云从出卖，身陷囹圄时，痛定思痛，呼出了‘狐鸦结交吾有愧’的悔恨之声。王泰吉同志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是十分珍贵的。

　　王泰吉是早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时代，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即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不放松学习。他向书本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使他从‘屡经起义与愿违’的失败中，很快地总结经验，增长才干，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巧打张洪镇，奇袭合水城，毛家沟门力挽狂澜，转败为胜，都表现出他善于学习，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善于从实际出发，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中，他还写诗言志，鼓舞士气。他的诗词，为无产阶级文化园地增添了一束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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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7
　　●主持陈家坡会议

　　在不长时间内，几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发展壮大了陕甘边区的军事力量，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但是，由于这里地处高山密林深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数百人的吃饭问题一下成为突出困难。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部队“吃得最多的是当地群众只磨不筛的麦子面饼和包谷糁粥等，加之住处潮湿，许多士兵出现腹痛、腹泻等肠胃疾病，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习仲勋、王泰吉等陕甘边区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和面临的现实情况，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掉盘踞在后沟寨子的国民党民团，既能解决根据地严重缺粮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拔掉这一反动武装据点，消除其对根据地的军事威胁和骚扰。

　　后沟寨子位于照金一个沟道内，上是高山，下临石崖，中间修有寨墙，地形极为特殊而险峻。寨内有房屋、窑洞，藏粮丰富。当地不少土豪士绅躲藏在这里，是国民党地主民团一个顽固堡垒。游击队几次欲进攻这个土围子，只因兵力和武器装备不足，终未行动。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按照特委统一部署，在王泰吉率领下经四平接近后沟寨子附近，将寨子包围起来，然后用迫击炮和游击队自造的“麻辫炸弹”发起猛烈轰击，同时进行战场喊话，发动政治攻势，迫使民团停止抵抗，打开寨门向游击队投降。

　　义勇军和游击队进入后沟寨内，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一面开仓放粮，赈济饥民。部队和群众身挑肩扛，川流不息，及时补充了部队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还设法从周围其他地方征集粮草，解决了根据地人员吃饭和生活给养问题。

　　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度艰苦虽然给根据地建设和发展造成严重困难，但如何实施对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尽快恢复发展红军主力，避免部队分散活动而被分割围歼的危险，如何坚持发展根据地则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习仲勋回忆说：“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发展到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支队，还有淳化、旬邑等十二支游击队。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都开展了起来。在地方游击队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军二十六军的问题，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左右，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村召开，时称陈家坡会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负责人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以及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照金担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委的高岗，红四团、耀县游击支队的领导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习仲勋和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

　　习仲勋和特委其他领导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正确地分析研究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实际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切实对策。

　　但是，会议进行当中，在对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三支武装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争论得非常激烈。多数人认为，应当将义勇军、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统一编制，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相对分散和弱小的游击队集中统一行动，以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反动武装的薄弱部位，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这些同志提出，在当前国民党当局加紧“围剿”苏区，游击队分散活动一再失利，面临可能被敌分割围歼的危险情况下，只有迅速建立起统一指挥的主力红军，才能顶住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陕西党组织、红二十六军和苏区接连受挫，国民党军队攻势凶猛，组建主力部队目标过大，而且在当前形势下也很难行得通。他们主张已到达照金的各支武装仍回原地，分散开展游击活动。持此种意见者以来自渭北苏区红四团的同志更为坚决。

　　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红四团团长黄子祥就找到习仲勋表示了坚持分散活动的意见，并要求习仲勋予以支持。习仲勋表示：“况我不晓得，究竟怎样决定，开会再商量。”

　　会议开到天黑仍争论不休，接着又开了整整一个通宵。

　　习仲勋作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在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后，明确表示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他认为，红军武装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如果再分散回原地游击，不仅不能坚持陕甘边斗争，还极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否定了分散行动的意见，并对少数人的消极情绪展开了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会议的另一位执行主席秦武山，在自己写的《我的自传》中也对会议情况有详细记述：

　　“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问题是总指挥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争论问题是高岗任政委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上我们批评了黄、王的失败情绪，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并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在作出这一重要决定之时，习仲勋和其他与会同志仍然惦记着身负众望而又南下未归的刘志丹同志，决定刘志丹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刘志丹未归之前暂不宣布。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等各支游击队。同时，宣布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将义勇军改编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隶属的一个大队。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红军主力在特委的直接领导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首先歼灭驻让牛村、庙湾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继而突袭柳林民团，首开胜利纪录，迫使苏区周围反动民团纷纷后撤。九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入外线歼敌。二十五日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歼国民党地方民团一部，该民团中共地下党员宋飞率部分团丁参加了红军。旋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及一批恶绅。次日，返回照金休整。

　　红军主力作战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证明：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它为日后西北红军主力的重建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张策回忆说：“我到照金后夜宿在一个叫陈家坡的村子，第三天，陕甘边特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我在巷道里听到会场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争论的什么问题，当时我毫无所知，也不便打听。后来才知道，在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情况下，会议决定建立新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以统一各红军武装的行动。这个决定十分重要，它及时建立了红军指挥机关，巩固和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正确的作战行动”。

　　习仲勋在五十年后也撰文写道：

　　“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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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8
　　●撤离照金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屡犯照金苏区，遭到根据地军民奋力还击而使其图谋落空，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震惊和恼怒。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苏区，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中下旬，当红军主力出击外线，游击队在高山槐、老爷岭一线作战之时，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重兵逼近陕甘边中心基地薛家寨，并从后沟方向发起进攻。此时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兵寡力孤，情势危急。

　　重兵压境，形势严峻。习仲勋紧急动员山寨所有人员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政治保卫队和修械所、红军医院、被服厂的工人、医护人员也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用自制的“麻辫炸弹”、土地雷等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歼灭绣房沟阻敌后，便冒雨登上薛家寨，布置部队立即进入防御工事，加强抗击火力，经过激战，彻底击溃进攻之敌，取得了保卫薛家寨第一次战斗的胜利。但不幸的是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在率队追击溃敌时，中敌埋伏，英勇牺牲。习仲勋深为在苏区困难之际失去了这位智勇兼备的战友而感到悲痛和惋惜。

　　不久，吴岱峰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职务。

　　十月四日，农历八月十五，是象征喜庆和团圆的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

　　这是一个在习仲勋人生经历中留下美好记忆的日子。

　　晚上，满圆的月亮穿过薄薄云雾，将大地照得光明如昼，秋风轻轻掠过山寨，战争的硝烟和喧嚣随落日离去，照金根据地一片静谧。

　　“志丹回来了！”“志丹回来了！”突然间激动人心的喊声响起，欢笑声、鼓掌声、奔走相告声，犹如卷过一阵狂飙久久回响在薛家寨的夜空。

　　刘志丹和王世泰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照金。他们刚一踏进薛家寨山门，就被激动的人群围了起来。

　　习仲勋自从知道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消息后，他和许多同志一样，昼夜担心刘志丹等人的安全，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尤其在困难之时，更是盼望刘志丹早日归来。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他觉得喜从天降。习仲勋、秦武山等领导同志快步来到寨前，迎接这位日夜思念的群众领袖回到根据地。在此前后，吴岱峰、高锦纯、王兆相、黄罗斌、康健民等二十多名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指挥员，先后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辗转回到了照金。

　　战友们在朝思暮想后重逢了，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他们紧握着双手，眼里涌出了泪花。习仲勋望着刘志丹，从内心感到：“经过这场磨难，刘志丹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儿灰心丧气的样子。”

　　刘志丹关切地问习仲勋：“你的伤好了吗？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

　　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召开陈家坡会议以及会后红军主力、游击队发生的变化。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刘志丹回照金后，即承担起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重任。八天以后，他又参与指挥陕甘边红军主力，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十月十二日，红军主力离开照金，再次转入外线歼敌。这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察觉到国民党有进攻根据地迹象后作出的决定。其时，红军主力仅四百余人，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为了避敌锋芒，才决定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陕北一支队转入外线作战，牵制围敌，减轻苏区压力。同时决定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等带领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

　　红军主力于十八日深夜突袭甘肃省合水县城，歼灭守敌及地方民团数十人。二十七日，在甘肃省庆阳县的三十里铺消灭国民党地方军阀谭世麟部四十余人。二十八日，又在该县毛家沟门击溃国民党军赵文治团，毙俘二百余人，缴枪二百多支。

　　陕甘边红军主力出动后不久，国民党陕西当局在做了较长时间准备以后，又一次对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当时出版的《西京日报》公开发布了“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残匪”的消息。接着，国民党军队以杨子恒为总指挥，带四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向苏区发起号称六干人的大规模进攻。杨子恒的兵力部署是：以孙友仁特务团附属炮兵营和三原、淳化、旬邑、同官、耀县、宜君县民团分路直攻照金苏区；冯钦哉师一个团在中（部）、宜（君）一带堵截；何高侯团在旬邑、淳化地区阻击；陇东赵文治团追击主力红军。在进攻之前，国民党政权拉夫派差，修路架桥，将大炮等重兵器运往照金土儿梁上，准备以薛家寨为目标，实施炮火轰击。陈克敏叛匪和张彦宁民团也倾巢出动，带国民党孙友仁特务团在照金坟滩、绣房沟一带驻扎，对薛家寨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困。瞬时，照金上空乌云滚滚，寒气逼人。

　　面对敌情新变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与游击队总指挥部成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时局和保卫薛家寨的方略。其时，照金苏区仅有一、五、七、九、十一游击支队，除在附近开展游击活动的以外，多数兵力集中于薛家寨。会议根据面临的危机和军事态势，调整了兵力部署，提出了保卫薛家寨的具体防御方案。

　　秦武山在会上还特地问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咱们的队伍守寨究竟能守多久？我们要从最困难的情况着想，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决定。

　　张秀山回答说：顶多能守半个月时间。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对半个月以后再怎么办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讨论撤退问题。会上还有人提出，能否调主力部队回来，参加反“围剿”战斗？由于这一提议脱离实际，没有实现可能而未被采纳。六十多年后，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深有感触地回忆说：“这次会议有缺点。现在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死守薛家寨是下策。正确的作战原则是不应当株守一地，死打硬拼，而是尽量保存有生力量，大量歼灭敌人，在游击战中不断开辟根据地，扩大根据地。至于要调转战中的红军主力部队回来，不仅不可能，就是回来了，也是不可能取胜的。”

　　十月十三日，国民党军开始由土儿梁隔绣房沟向薛家寨发起炮火攻击。几门大炮轮番发射炮弹，但未击中寨内工事和重要目标，特别是由绣房沟通往山寨陡峭坡道上修筑的“石门工事”，更是毫发无损。敌军遂变换战术，步兵分队在炮火支援下，几次试图登山攻击，遭到游击队前沿阵地布设的地雷、土炸弹有效杀伤又退回原地。薛家寨内的边区领导和红军官兵，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五六天内，游击队防御作战仍士气旺盛，屡打胜仗。

　　习仲勋看到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坚持防守，困难更大，便向特委“建议部队全部撤退，来个空城计，我们不能死守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慎重考虑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并作出决定：习仲勋先撤离寨子，在适当地带做好部队撤退和转移的准备。

　　根据特委决定，习仲勋秘密离开山寨，在附近农村隐蔽下来，相机开展群众工作和接应撤离队伍工作。

　　国民党军在强攻薛家寨不成的情况下，又变换战术，实施偷袭方案。

　　十五日夜晚，叛匪陈克敏带国民党军特务团一百余人，利用夜色掩护，由薛家寨“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岘阵地之结合部一条陡峭石缝攀登而上，进入寨内埋伏。拂晓，犯敌向游击队阵地发起攻击。同时，一股国民党军又从后山冲出。游击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

　　张秀山、吴岱峰率游击队主力首先撤出阵地，且战且退，在党家山作短暂停留后，又向照金以北七界石一带进发，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三十余天，于十一月下旬离开照金北上，与主力部队会合。

　　设立在寨内岩洞的陕甘边区特委机关和后勤人员，在敌冲向前沿阵地时，即由秦武山、惠子俊和刘约三率领，向薛家寨以东的黑田峪方向突围成功。当国民党军追兵赶到堵截之时，队伍已脱离险境，北赴甘肃省合水、华池县境寻找红军主力。

　　国民党军占据薛家寨后，在寨内及周围地区纵兵数日，劫掠群众财物，屠杀革命群众；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残杀未来得及转移的伤病员。国民党反动势力得意忘形，甚至编唱反动歌谣：  “八月二十三／粮来了好几千／有大炮、有机关／打了薛家寨／占了党家山。”以此宣泄其仇视革命的情绪。

　　习仲勋在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根据地、白色恐怖严重的形势下，“仍留在照金搞革命活动。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密林，晚上出来坚持做群众工作”。在这段时间内，习仲勋受到了一位王姓农民老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习仲勋曾回忆说：“她半夜里把我从山林中叫回来，在她家里给我吃米饭，做猪耳朵肉，有时还把白糖也给我送来。”他十分感激老大娘的体贴照顾，亲切地称她为“干妈”。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加紧搜捕和“围剿”，形势异常险恶，工作实在无法开展，习仲勋决定离开这里。他化装成商人模样，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身背藏有手枪和子弹的褡裢袋，来到照金以北数十里外的旬邑县七界石与张秀山、吴岱峰、刘约三等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相会时，习仲勋还将一支驳壳枪作为劫后相逢的见面礼送给张秀山。

　　不久，阻击游击队的国民党军何高侯团跟踪追杀过来。当天，习仲勋随张秀山等带队伍退至甘肃省正宁县三甲原宿营。次日又与外号叫杨谋子的土匪发生遭遇，交火后将匪徒击溃。在这里习仲勋突患严重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养病一个多月。病未痊愈，又随同来此的南梁保安队队长郭锡山一起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习仲勋回忆说，在这里“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又接回来吃饭。在这里又养了一段病”。

　　就在习仲勋患病的日子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新的斗争在召唤着病中的习仲勋。

　　照金苏区暂时失守，然而这里的革命烽火并没有熄灭，一些领导骨干和游击队仍坚持以不同的斗争形式，打击盘踞在照金的反动势力。是年冬天，党组织在陈克敏民团中成功地发动了士兵暴动，彻底摧毁了这支反动武装。次年春夏，红军和游击队主力经常返回照金地区开展活动。这里又成为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中心区域。在此期间，坚持斗争在照金地区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群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岁月匆匆，情思悠悠。经过了五十年历史烟云，习仲勋充满深情地撰文回忆和评述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历史。文中写道：

　　“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照金失守后，下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了起来。同时成立了平子游击队。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了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从而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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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29
　　第06章 转战陕甘边

　　●南梁曙光

　　陇东的冬季异常寒冷而漫长。当这里还是冰天覆盖大地、寒风疯狂怒号肆虐之际，春天已回到人间。

　　一九三四年春节前夕，习仲勋久病初愈，便急忙从豹子沟赶到十多里外甘肃华池县北部的二将川。这时，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主力正在南梁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创建和开辟新的苏区。习仲勋病愈归队，受到了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的欢迎。他根据组织安排，担任中共队委书记，以后兼任义勇军指导员。在二将川，他与在撤离照金时分开的吴岱峰、刘约三等战友重逢。从大家热情的话语中，更能详细地听到了陕甘边区红军近几个月的艰难征战和开辟南梁苏区的斗争经历。

　　南梁地区，是指以葫芦河为发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锦庙川、二将川、荔园堡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方圆约百余里的广大山区。位于桥山山脉中的大梁山南麓，是甘肃省庆阳、合水，陕西省保安、甘泉四县的交界地段。由于这一地区中心是庆阳县的南梁堡（今属甘肃省华池县管辖），故称南梁地区。南梁境内重峦叠嶂，梢林密布，地形复杂。

　　北宋时，这里是与西夏接壤的的边境，常受到外敌袭扰，宋庆历元年至二年（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二年）范仲俺任环庆路略副师时，曾来此地修筑了荔园堡、大顺城于数座城寨，积极防御，巩固边防。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范仲俺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已是这里自然风光的生动写照。词中的“孤城”，当地有名研究者认为指的是离南梁堡不远的大顺城。

　　南梁地广人稀而又远离陕、甘、宁三省国民党统治中心，地方地主武装力量弱小，在当时被称为“三不管”的地方。它旋余地方大，进可以直取关中，退可以扼守山林。当地农民群众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不畏强暴、勇敢斗争的传统，因而长期以来武装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加之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在这里开展兵运和游击活动，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些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早在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领导机关和红军面临无立足之地的严重现实之际，就引发习仲勋和许多同志对陕甘边区革命前途的思考：在哪里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发挥游击作战的特点，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当大家苦无良策之时，转战途中的刘志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在乔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他郑重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队党的行动方向和创建根据地等重大战略问题。这一主张得到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负责人的一致赞成。

　　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以往开展武装斗争及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重大问题。包家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将义勇军和耀县支队合编为四十二师第三团；将第四团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协同步兵作战的需要。会议还仿照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决定划分为三个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一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向南、北发展，开辟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十一月八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全师共五百余人，战马二百多匹。翌年一月，第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也相继成立。新的红军主力和游击队按照包家寨会议的既定方针，在陕甘边区更广阔的战场上开展了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

　　习仲勋因为留守照金，继而又身患重病，没有参加包家寨会议。当他知道会议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做出了正确的决议并使陕甘边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时，不由想起第一次与刘志丹相见时的情景。刘志丹那时就语重心长地说过，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创建根据地，但是，由于“左”倾路线干扰，他长期以来想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包家寨会议决议及其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了刘志丹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军事才干。习仲勋从内心更加敬佩这位在革命战火中锻炼出来的群众领袖，同时也为陕甘边区革命出现的大好形势感到欣慰。

　　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以后，便兵分两路，师部带红三团向东游击，骑兵团向西发展。先后在荔园堡、闫家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拔掉一些据点，为迅速建立南梁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刘志丹和四十二师领导，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和巩固第二游击队工作。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分队，安排伤病员到平安川、豹子川治疗休养。

　　习仲勋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闫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五堡川、白马川等地农民组织。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丕胜组织义勇军”。张策谈起当时和习仲勋在一起工作的情形是很兴奋地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逢人演讲。习仲勋来后，我们同时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在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到一九三四年春，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和中部等十四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红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选举决定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

　　习仲勋这年还不满二十一岁。

　　经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人们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是来之不易啊！这是毛主席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陕甘边特委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的结果。

　　习仲勋也以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过当时情景：

　　“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的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年的红军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曙光照亮了葫芦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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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30
　　●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党内“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危机、又与上级党组织完全中断了联系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创建和不断扩大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当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包围之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仍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谁胜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而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恶果。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各地党组织遭受空前破坏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曾五次成立起陕西临时省委或其他领导机构，但又屡遭破坏。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苏区建设和红二十六军的责任。它表明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组织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和高度自觉。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照金苏区的失守，曾一度使中共陕甘边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在包家寨会后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派遣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未果，特委其他成员亦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很难形成统一健全的领导制度。因而在这段时间内，红四十二师党委实际代行陕甘边特委的职权。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创建和党的武装力量的壮大，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就显的特别紧迫。

　　习仲勋曾说过，那时“我们盼上级和中央领导，像盼命一样，一次派人、二次派人去找中央，元宝就给了不少，但还没有找到中央和上级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渴望与上级取得联系和健全党的统一领导的急切心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和健全了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

　　七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陕甘边区“已经进入到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

　　七月下旬，习仲勋和刘志丹、张秀山等陕甘边领导，在闫家洼子迎来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其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和赤卫队。闫家洼子是陕甘边区红军重要的落脚地，位于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离荔园堡仅三四里地之距，当时在红军曾流传说：陕甘边区红军武装“上上上下下下，上下不离闫家洼子”。

　　刘志丹、习仲勋与谢子长是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前后分手的，这次老战友在自己的根据地久别重逢，叙旧言欢，更是激动不已。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专门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慰劳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他们还邀请了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民主建设和部队管理经验，进行军事技术战术演习等。陕北游击队也介绍了自己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情况，派人慰问看望陕甘边伤病员，体现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月底，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闫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三十多人参加会议，习仲勋“是主席团成员之一”。

　　会议总结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工作和任务的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由谢子长兼红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随谢子长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进一步推动陕北游击斗争发展。联席会议上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通过陕北特委转交陕甘边区的两封指示信。这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习仲勋于刘志丹针对上述观点作了必要的说理和申辩。刘志丹说：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建立一个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实行梢山主义。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

　　两封信和个别人的发言，给本来团结融洽的会议气氛蒙上了阴影。

　　习仲勋和许多与会同志认为，闫家洼子会议积极因素是主要的，特别是红三团北上，对于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对于边区没有直接联系上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代表两封信不能理解，尤其对扣在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头上五顶吓人的帽子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诸多疑虑。习仲勋反复思考：自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在完全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高度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坚持从实际出发，致力于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绩。批评者掌握的情况来自于何人？依据何在？他感到十分委屈和奇怪。习仲勋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意识到根子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祟，尽管憋了一肚子气，但还是觉得这些无理批评只是发些空洞议论而已，因而，还是从大局出发，以主要精力投入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之中。会后陕甘边区特委在自身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仍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百余支枪、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援助。闫家洼子会议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即根据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提出的“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着手准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实现工农兵临时政权机构向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的转变。身为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承担了筹备大会的主要责任。

　　习仲勋意识到，要开好工农兵代表大会，首要的问题是做好选举出席大会代表工作。他就此大会代表的产生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的建议。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代表。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这种民主选举能行的通吗？习仲勋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革命委员会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其明显区别原来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由群众团体推选的办法。而受到群众的欢迎，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近两个月时间内，习仲勋与刘志丹、吴岱峰和蔡子伟在荔园堡、豹子川，经常开会研究筹备代表会议的有关事宜，有计划有分工的开展准备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习仲勋和蔡子伟等执笔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以及其他一些文件。

　　十一月一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会议在荔园堡大庙内正式举行。

　　荔园堡是地处玉皇庙川、二将川交界处的一个古城寨，始建于宋治平年间（公元一〇六四年——一〇六七）。堡子四周筑有寨墙，内有一个古庙宇群，庙宇的对面是一个旧式戏台，庙宇于戏台之间是一块宽大的场地。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经常在这里举行群众集会，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连续七天时间内，来自各界的一百多名代表聚集在荔园堡古庙内一个大殿里，讨论根据地建设许多重大问题。习仲勋作为大会正式代表和主持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

　　代表们认真审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蔡子伟当选为政治秘书长兼管《红色西北报》。大会还决定了政府下设的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

　　十一月七日，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蔚蓝色的天空飘动着朵朵白云，格外明媚的阳光给初冬的陇东高原带来了阵阵暖意，荔园堡洋溢着喜庆、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

　　清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荔园堡大场内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除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正式代表以外，还有在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周围数十里以外赶来的老百姓共三四千人。大戏台上方中央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色会标，主席台下汇集着红军队伍和工农群众。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怀庆这开天辟地当家做主的日子。大场四周镰刀斧头红旗于各色各样的彩旗交相辉映，迎风招展，锣鼓声、口号声冲破云霄，在山谷中回响。

　　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继刘志丹后发表了施政讲话。他庄重地接过刘志丹代表边区军民颁发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印章，以洪亮高昂的声音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后，在荔园堡一河之隔的开阔地上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式。边区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通过主席台前接受检阅，展示了人民武装的高昂斗志和勇往直前、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此刻，咱在阅兵台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心潮起伏，难抑自抑。他注目于主席台的数千双饱含深情的眼睛中，真正体会到根据地军民对新生苏维埃政府权的信任和期望，从而更感觉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他的眼眶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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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30
　　●为苏区经济文化建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党在这一地区领导个名单中进入新的阶段。但是，习仲勋思想并不轻松。他努力思考：诞生于战争环境的红色政权，如何行使职能，如何担负起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更好保障游击战争胜利的重任。

　　习仲勋自一九三三年春开始，连续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直至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间，它的主要精力由军事工作转到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来，从而使他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积累经验，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刘志丹等边区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给习仲勋以积极地支持和鼓励。刘志丹多次对习仲勋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拥护，是革命政府有威信。”

　　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上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当看到习仲勋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举行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因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不在乎了。”习仲勋曾回忆这件事曾说：“他的行动真的有感召力，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他们更要尊敬，对年老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更融洽了。志丹还不断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了。’”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都执行等用品，均为财政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的是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将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依次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的案件发生。对于负责任的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的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过撤职处分。”

　　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有效地行使了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为保障根据地人民有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支援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资基础。习仲勋主要制定并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政治货币，建立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极大的推动根据地的建设。

　　为了加快培养红军干部，还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兼教员。学校学员。学校主要成员是部队中下层干部，也有少数干部参加，先后参加干部三期，月三百余人。

　　边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在何家门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教材有自己编写，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能清晰的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那两句话：“马克思、恩科斯，世界革命两导师。”不久，很多村庄办起了列宁小学和成年识字班。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政府政策的法令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文明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习仲勋还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政府的行政措施和法令在贯彻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提出较为明晰的处理各种矛盾和策略。这些最初的政府实践以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对他以后工作的地方、中央局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已知数十年后，他仍对当时根据地许多重大政策法令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八月，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从中看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对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和新生政权规章制度的周密和健全。它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经济、文化、统战政策，特别是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指导农村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是大政策是：

　　一、土地政策。没收富农部分出租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田、苗一起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土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养；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反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考收买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

　　三、军事政策。自愿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卫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军政做情报工作；对牺牲战士和赤卫队员付给买葬费和抚恤费。

　　四、对民政政策。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对极端反对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与彻底消灭；除此而外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六、各种社会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都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布置接触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活动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颁发并宣传禁烟、禁赌、房租等条例，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家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想些办法。

　　七、肃反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不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反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要通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对政策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连、排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新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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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31
　　●反围剿

　　陕甘边各级苏维埃政府政权的建立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向反动武装的频繁出击，打击和动摇着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的反动统治。根据地周围的反动豪绅和恶霸地主更是惊恐万状，四处乞求陕甘军阀“进剿”红军和根据地。其实，早在照金苏区失守、根据地中心向南梁地区转移之际，国民党军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次举兵进攻南梁苏区。

　　面对严峻的形势，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抗击来犯之敌，开展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成为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更重要的任务。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

　　一九三四年二月，南梁苏区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刚刚建立，国民党当局即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驻守庆阳一线仇良、王子义团和民团团总谭世麟部，以南梁地区红军为攻击目标分兵“进剿”；驻三边的陕西警备第二、三团、耀县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的冯钦部所属一个团即延安张瑞卢团严守防地相机围追堵截红军队伍。

　　刘志丹等红军领导根据地敌我态势，确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 总指挥部牵制和抗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主力战力转入外线歼敌的作战方针。根据这一部署，红军主力相继在耀县瑶曲、宜君石板、五里镇、中部店头等地打击敌人，接着进入保安县蔺家砭，歼敌一个营；突击庆阳县高桥、赵梁子民团获胜。四月二日，又抓住有利战机，在合水县西华池消灭“围剿”主力王子义团两个营一个机炮连，歼敌七百余人。此后，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第三游击队总指挥部作战，连胜三原里、和尚原、瓦子川战斗胜利。

　　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纵深地带兵力空虚。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围剿”斗争。

　　五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军仇良民团一个骑兵营于谭世麟地方保安队相配合窜入豹子川一线，向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的荔园堡寨子湾方向进犯，并行成合围之势，妄图一举消灭边去指挥机关。习仲勋等领导人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集合游击队和后方留守人员主动向二将川撤退，同时动员和组织附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人员迅速进入深山密林中隐蔽。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到处烧杀抢夺，烧毁房屋四十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将群众未来得及转移的粮食、牛羊牲口洗劫一空。在闫家洼、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村庄捕捉乡村苏维埃政权干部、共产党三十多人，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白杨珍等数十人枪杀活埋。之后，有沿河川向上窜到保安县芦子沟，穷凶极恶地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疯狂进行阶级报复。但由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连续取胜，根据地军民灵活机动地于敌周转，迫使占据南梁的国民党军狼狈退出苏区。

　　习仲勋知道刘志丹的妻女和父亲刘培基老先生被迫躲进深山的情况后，心急如焚，即和刘志丹商量说：“还是把伯父和嫂子、孩子接来苏区。”

　　“要带家属来，这个头我不能来起。”刘志丹表示不同意。

　　习仲勋诚恳地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家属，因为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很难生存。”

　　不久，习仲勋还是派人将刘志丹的父亲、妻子和女儿秘密接到南梁住了下来。

　　但是，刘志丹忙于工作，竟顾不上看望一眼。习仲勋还以为他和父亲在赌气，就开玩笑地劝慰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和孩子，你还是去看看他们吧！”

　　刘志丹说：“军务实在是太忙了，待有空时一定去。”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一到南梁，就承担起了为根据地同志缝补浆洗等项日常事务，大家都亲切地称为“刘嫂”。同桂荣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国的妇女儿童事业。她亲手为毛泽东做过棉鞋，为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接生助产。进城后毛泽东仍然感念系之，专门邀请他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她走完人生九十四个丰硕春秋后，安详地在西安居所辞世。在外在修养的习仲勋除发电唁电志哀外，还派自己的子女，到西安向这位永远的“刘嫂”做最后的道别。

　　十月至于一月，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军又一次发动对根据地新的“围剿”。地兵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于敌周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担负起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粮草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先在保安县吴堡川伏击作战获胜，十一月十六日又长途奔袭环县曲子镇，在庆阳游击队的配合下，击毙国民党去长朱文成，俘民团团长李泰恒及以下人员近百名，缴获战马多匹，长短枪五六十支和物资弹药一批。接着红军部队攻打楼坊坪、奇袭长武城连连得手。在红军和游击队不断的打击下，迫使国民党其他各路为敌撤退，“清剿”苏区计划破产。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部队和游击队时常进出于南梁，进行短暂休整和补给，因而解决军粮供应和医治伤病员，就成为习仲勋担负的一项极为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为此，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的瓦房院专门设立粮台，专事军粮征购、加工、发放事宜。瓦房院是老爷庙的后台，隐蔽在浓密的独李叔、杨树林之中。当时发给部队食品主要是“炒面”，即将糜子放在炒锅内炒熟晒干，然后放在石碾上碾成细面，装在长布条袋，在队伍出发时，每人背一袋，已被食用。由于部队及后方人员众多，军粮供应就显得特别困难和窘迫。为了保证军粮供应，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得力措施和严格纪律来保障部队及后方人员吃饭问题。

　　至今在荔园堡还流传着习仲勋处罚粮台工作人员的故事。当时粮台有一位管理员叫李银海、对粮食对粮食出现库损问题负有责任，按照苏维埃政府法令要以贪污罪处以死刑。习仲勋即命令保卫队立即执行，但当地群众却拦挡在粮台门口，坚决不让保卫队入内抓人。保卫队见状一边鸣枪示警，一边反复说服群众离开。习仲勋看到这么多群众一致请求赦免，便觉得其中另有缘由，便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就说：“看来这人群众威信蛮高的，就给他一次悔过立功的机会。”李银海在以后工作记取了教训，做出了成绩。

　　进入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即四万兵力在此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打“围剿”，时程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电令其三十五师马鸿宾：“赤匪在陕甘边庆阳县，属南梁堡已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荔园堡设有红军军事委员会，任家堡设有红军军事学校，该师于令到即移防陇东地区，并指挥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协同驻陕北之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慈指挥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队，相机进剿，已绝根除。”

　　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和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决定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作战，已经十分必要。二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同志、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于在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及反“围剿”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区、陕北两块苏区党政军组织。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委委员。

　　新成立的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首先打破敌八十四师高桂慈防线，向南向西方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五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继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二月，国民党“围剿”南梁根据地的计划加紧实施。据时任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的马培清回忆：“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马鸿宾到庆阳西三十里铺部署部队，分兵向庆阳以山北推进，总目标为南梁堡，推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令二〇九团至柔远堡继续向豹子川前进；二〇五团、二〇六团先后占领老爷岭、太阳坡等高地，向二将川搜索；骑兵团由正宁出发，经东华池直趋豹子川，堵截红军。马鸿宾亲临前线指挥。敌军完成部署后，其二〇六团首先冲入南梁，不料红军以事先转移到陕北地区，进攻部队完全扑空。”敌军虽然在进攻中采取了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但仍遭到了边区特委和政府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顽强抵抗。

　　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上搭设毡帐篷，竖立红旗，晚上满山点燃篝火，并派出小分队袭扰，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使敌在老爷岭以西滞留月余，未敢妄动。

　　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近的形势下，习仲勋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前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暂时撤离南梁”的指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积极做好撤离南梁的准备。

　　四月十三日，正是农历三月十一日荔园堡逢集的日子。这一天，马鸿宾部突然进至荔园堡。习仲勋带领工作人员和保卫队、庆阳游击队百余人，迅速撤离驻地寨子湾，向移动方向的洛河川转移。马部发现边区政府机关转移，即派出五百兵力尾随追击。四月十四日，习仲勋率后方机关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处的白岔岭被追敌包围。赤卫军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再退到十里以外的乔子川时，才摆脱敌人追击。梅生贵右腿负伤，但仍将身上既有的五发子弹射向敌群，后被俘遭敌杀害。

　　习仲勋及政府工作人员在乔子川、大东沟隐蔽数日，被敌探知，马鸿宾纠交集数十倍的兵力包抄过来，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习仲勋果断分散突围。他骑一匹白马，冲出重围，但马部骑兵仍紧追不舍，习仲勋情急之下又连连加鞭，催马疾驰。脱离险境后，又集合起分散突围出来的百余人，在严家湾暂时立足休整。

　　习仲勋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双脚被马蹬磨出两个血洞，催马疾行留下的条条鞭痕竟把白色战马染红。刘志丹知道这件事后，曾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习仲勋对这次突围经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常常在以后的梦中出现，“嗒！嗒！嗒！”战马奔驰声曾无数次将他从酣睡中惊醒。

　　由于苏维埃政府从边区撤退时，有组织的坚壁清野，躲藏隐蔽，致使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既找不到人，也没有粮食，甚至连做饭用的锅也无法找到。他们便气急败环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的房屋全部烧毁，是所有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国民党军队还严刑拷打被迫走出山林的群众，追问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敌军猖狂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住习仲勋，赏洋两千块，马两匹；抓住贾生秀，赏洋一千块，马一匹。

　　在陕甘边政府机关主动撤离南梁转到洛川时，红军主力接连取得了反“围剿”战斗的胜利。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华池县田崾岘消灭国民党军三十五师骑兵团一个连后于陕北红军协同作战，在意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解放了延长、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在二十多个县的扩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是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主力军发展到五千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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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32
　　第07章 遭遇错误肃反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在刘志丹同统一指挥下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上沉重和不祥的阴云。

　　习仲勋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摆脱敌军追击后驻安塞县严家湾时，中共陕甘边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驻曲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以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是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

　　习仲勋在洛河川仅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异常艰难的时日。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军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勋也在此次肃反之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于前不同的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的七个师、宁夏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军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驻中央局派出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

　　朱理治曾用名朱铭勋、王刚、李讯。一九0七年七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九二七年三月入党，并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市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二八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坚持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聂洪钧，一九0五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咸宁市。一九二五年十月入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共咸宁特委书记，参加过反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建国后任粮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郭洪涛，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0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中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军逮捕，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全国解放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机会取消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反击”，提出“苏区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一场所谓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经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一个又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因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积极变现，心里很苦闷。”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 、惠碧海、鲁笨等人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其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采取一些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派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勋曾现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处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说张三是富农，他边说斗争去，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斗争去。这样怎么能领导群众斗争，搞好政权和党的工作”。“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群众一时的恐慌。我在洛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想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以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那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要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唯一根据。”

　　刘景范也回忆说：“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的物资也分派了。”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 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于刘景范一道奋起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派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勋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干部。“习仲勋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习仲勋好采纳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武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勋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八月一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志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政府关于动员一千六百人参加红军决议案，并下发速去各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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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32
　　●洛河川受诬

　　进入九月，陕北高原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起风飞的黄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

　　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正在长征中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一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九月九日，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东海、程子华率领下，进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安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向红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习仲勋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徐东海、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还演出眉户剧。徐东海看后连声说，‘好戏！好戏！’”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红军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鳄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工委书记惠子俊，委员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鳄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和鄂豫陕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会议决定撤掉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陕甘晋省委”），有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兼参谋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有聂洪钧任主席。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在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有专门研究所谓的“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的肃反和干部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是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根据这些写肃反名单不断的扩大肃反范围。

　　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已于逮捕。习仲勋曾谈到肃反最初的情形是说：“开来了三十多人的名单，我，刘景范都参加会的。哪里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逮捕九个人，其余的人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要拿我的名字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时任边区秘书长张文华，在四十八年后仍对当年摆布的情形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习仲勋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自己是右派。”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不眠，已至身体也出现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隐约也感觉到自己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的对习仲勋说，还是暂离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后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其实，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三个月的第三次“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0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然。十月二十五日，又在榆林桥歼东北军一0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胜利，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意识。与此同时，错误的肃反又在加紧进行。正如习仲勋在四十三年后的撰文所述：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和无一幸免。”

　　其实，当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将领在劳山前线浴血奋战之时，肃反主持者的逮捕计划就已形成。

　　许多年后，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记述决定扣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细节：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就被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下，我和程子华都感到，事已到此，刘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会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延中的肃反事件就此铸成。”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二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到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

　　习仲勋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声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钢笔交给了刚才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的名义一同驻扎王家坪的红二十五军团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又决定张策在义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悦，如果我能回来，咱们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我已被捕。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二三十里的王家坪，刚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改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张策回忆说“快到黄昏的时候，我见习仲勋由军团部出来了，但是他身后跟着专门负责捕人的红二十五军特务科长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习仲勋此时已失去同我说话的自由。我只好骑马回到下寺湾。此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运。”

　　习仲勋被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扛两杆长枪。习仲勋后来常向人谈起去瓦窑堡路上发生的事情：“晚上睡觉时也将人困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同时被关押的人让我给他松绑，我们互相松开绳子。到了第二天我报告说，昨晚翻身时，把绳子翻松了。不然他们会议逃跑为名抽打体罚的。”

　　习仲勋回忆说：“被押到瓦窑堡后，”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还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成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去的书记。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当时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孔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不要紧，二十六军创造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了干部全是好的’。”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和审讯之时，在执行作战的前方，错误的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坟，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其实只有六岁的刘志丹的女人回忆说：“父亲和习仲勋等人关押在一起。母亲想法设法带着我找到那里。我拼命哭喊着”爸爸，爸爸“但听到的只是窑洞内的咳嗽声，前面的窗户堵死了。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干部，红二十六军营长以上、陕甘边区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于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福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上岸军区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消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习仲勋身下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这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开展的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杀错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的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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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6 01:33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达到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哈达铺一个圩场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纸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身带镣铐，处于焦虑和期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达到陕甘边区吴起镇，并得知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与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六届五中全会后留守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以拘捕的消息无误，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十一月二日，党中央、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西北苏区中心的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五十年以后曾回忆说：“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坚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中详细描述了雨中情景：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手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一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的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谁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容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睡觉的地方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那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的饭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有想到党中央、毛泽东会那样快的赶到陕甘地区。毛泽东一到吴起镇，就发现肃反是严重的错案，立即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加强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过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刚刚解除关押的习仲勋，在瓦窑堡与红军总政治局副主任杨尚昆相遇，两人曾有一段风趣对话。杨尚昆高兴地告诉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先后看到一张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红军传单上印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原来，这个中心城市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就以开玩笑的口吻问：“瓦窑堡就这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勋笑着回答：“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了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听后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见了这份材料的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

　　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错误。指出：“错铺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歼敌一0九师全部，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0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和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时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习仲勋看到从苏区自己的监狱中走出的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战友，想起近期根据地发生的种种怪现象，特别是得知昔日在战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众多同志被活埋、被枪杀时，更是愤懑不已。他觉得有满腹话语要向党中央倾诉，一时因过分激动和悲愤而说不出话来所有遭受迫害的同志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党中央严肃查处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但在听了刘志丹的真诚的话语，激愤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两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出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至高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位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生理发展的情况，有回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由中央红军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被释放了！’‘陕北根据地有救了！’中央红军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

　　习仲勋平反后，即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两个班主任是成仿吾和冯雪峰。中央党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小直射在安定县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根据抗日发展需要，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次年二月，红军东征后，中央党校暂停招生。

　　在此期间，习仲勋经介绍参加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实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它是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纠正了党内在很长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却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习仲勋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见到另一位使他“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脑海之中”历史伟人——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的人格熏陶。习仲勋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中，曾深情回忆初见周恩来的情景：

　　“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久，我参加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看见一个人穿着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胡子，两道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指挥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陕甘边苏区斗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岗位退下来的习仲勋，认真回顾和思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历史经验教训，并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北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它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呢！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成为它能够一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更强大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先发动了渭南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创造了渭北苏区、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北苏区，是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陕北。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主义，使陕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改革命、创建根据地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是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思想。

　　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把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是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权，打开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出狱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与敌人有利，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理有根据地开拓和发展。虽然少了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坏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极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狗热枕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了个好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多方面的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的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干扰，经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陕甘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绩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陕甘边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雄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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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0
　　第08章 两下关中

　　●周恩来的叮嘱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是新年刚刚过后，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间却泛出丝丝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共红军到达陕北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及时处理了使西北党组织和红军濒临绝境的错误肃反问题，克服了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相对安定和稳固的局面在根据地出现。

　　从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为之感动到兴奋。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以更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整个时局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野心勃勃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为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与之相应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的制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做了直接准备。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红一方面东征山西。习仲勋深知，这是中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重大决定。他回忆说：“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之后，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慈，西有甘肃、宁夏国民党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根据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下定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在各路红军奉命东征之时，习仲勋得到上级通知，决定派他赴关中特区中作。

　　关中特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决定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其实，中央撤销了陕甘晋省委，又以下寺湾为界把西北苏区以南划分为陕甘省，已北划分为陕北省，并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地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以上新设县治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离陕西省省会西安仅一百余华里，所以关中特区当时被称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鉴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关中特委。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料》记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今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

　　习仲勋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回关中党史时说道，南区区委改称关中特委的时间还要早一些。“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五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同时各县县委也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但是由于错误的肃反，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加之群众恐慌，使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趋于停止的阶段。”

　　习仲勋在走不间关中前夕，日里万机的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他和张仲良谈话，对分派他们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从国内国际形势和苏区面临的敌情谈起，细致入微地指出了工作任务和需要注意问题。周恩来亲切而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亲耳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他专注地望着周恩来清癯而又慈祥的面孔，就得周副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拨动心弦，以致在许多年以后谈起此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去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曙地制定战略部署，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习仲勋奉命即将启程赴关中之时，与准备率部抗日东征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军政委宋任穷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战斗并一起经历错误肃反劫难的战友，即将分赴不同的战场，自然更多了几分留恋之情。刘志丹、宋任穷看到习仲勋时，便老远打着招呼，赶忙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刘志丹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的叮嘱：“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泽东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派，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好地方工作。”习仲勋以后回忆：“我和他依依不舍的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

　　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瓦窑堡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在东征山西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阵地上中弹牺牲。当习仲勋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消息时，他已经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达甘肃省环县。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他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与刘志丹临别时的话语和许多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他为失去这位总忘所归的领袖同志和战友而万分悲痛，以致成为数十年间绵绵不尽的思念。一九七九年十月，习仲勋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

　　“我们敬爱的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隆冬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们又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仲勋当面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后，来从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维映那里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即带十月人从瓦窑堡向关中苏区进发。路程虽不过七八百里，但是由于沿途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要通过无数道路封锁线，大陆不能走，只能走羊肠小道，过了甘泉后又连续在人烟稀少的梢林中穿行了三天。习仲勋一行经过十多天的艰难奔波终于到达中共关中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南邑村。

　　此时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和唐洪澄、张邦英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志已先期在这里开展工作。习仲勋等一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

　　其实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建立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

　　习仲勋到关中后，又进行另一项工作，即根据地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当时由于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农利益，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商人的一些东西，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政策，造成了关中苏区群众的相当恐慌，对外形成赤白对立。党中央到陕北后，即进行对错误政策的纠正。由于干部不能很好的掌握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又犯了右的倾向，把以没收的地主土地退回给地主。分到土地的雇农和贫农感到地权的不稳定，对革命发生了怀疑。于是又进行第三次的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但又引起人口少而已经多分了土地的贫农不满。中农因为自己原有土地，而又得不到分配的土地，同样对革命发生怀疑。因此这时争取中农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政策也没有彻底在关中苏区实行，只是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了一部分调整。”

　　四月，国民党东北军以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并出动飞机轰炸。近一个月时间内，关中特区五个县几乎全被国民党侵占，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设立武装据点，只有新宁的一个乡的平道川没有敌人骚扰。国民加紧进行请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中共党员和干部叛变。加之关中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离开关中苏区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是这一地区武装力量受到消弱，所辖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被摧毁。

　　“这时，关中的革命运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地善于退却，如何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关中党的严重任务。”中共关中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凡外来干部以及和群众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员，立即分撒撤退。据此，贾拓夫、江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随率大部分武装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峰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日坚决要求回中央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连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习仲勋在另一份手稿中曾记述说：“三月，关中苏区遭敌人大举进攻，我主力部队和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于四月撤出关中苏区，撤出前经特委决定成立关中工委，我任书记，坚持苏区工作。”

　　后来的斗争更为艰难和残酷，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国民党军杀害，个别游击队哗变投敌。“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而是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和敌人硬仗。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人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把游击队一般的力量并掉。”

　　五月，习仲勋接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说中央决定调其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习仲勋离开关中后，汪峰和张凤歧等人在旬邑县花家洞建立了中共中央临时特委，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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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1
　　●随军西征前后

　　习仲勋被调回陕甘宁省委，是因为红军胜利完成东征作战后，中共中央又根据新的形势决定发动西征战役，同时要求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地区，开辟工作，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匆匆赶回陕甘宁省委常驻地吴起镇，征尘未洗，又踏上了随军西进的漫漫征途。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形势是：蒋介石趁红一方面军东征回陕北未来得及休整补给之际，即以蒋军嫡系、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晋军共一百五十四个团二十五万余人的兵力。围攻陕甘苏区。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进入甘肃、宁夏地区进行外线作战。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初夏的陇东高原，白天还是赤日炎炎，一入夜晚却寒风阵阵，温差较大。

　　习仲勋五月二十八日随集结于吴起镇的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一军团向甘肃省东部的曲子、环县开进。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艰苦而有意义的行程。为了隐蔽迅速到达预订地区，部队只能坚持昼伏夜行的强行军。一路上只见起伏的山丘，荒凉的原野，长角的羚羊，群飞的野鸡，很少看到村落和人烟。习仲勋虽然从小投身革命，又长期组织领导地方游击战争，但随大兵团行军还是第一次，置身于红军主力部队中的喜悦和新鲜见闻冲刷着连续行军带来的疲劳的困乏，是他兴奋不已。

　　五月三十日，习仲勋随部队到达甘肃省东部的元城特区特机，执行毛泽东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以与东北军正式作战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的指示。曲子镇是当时国民党曲子县（后归环县县治）县政府所在地，处于甘肃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曲子镇方圆约一公里左右，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土城墙，设有碉堡，垣外有环城壕沟深达仗许。国民党军三十五师第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带三百多名骑兵驻兵守土城内。冶成章暴力骄横，外号“野骡子”。由于曲子镇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左路军西进必须夺取的第一军事目标。六月一日，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冶成章及其所率之特务连发动进攻。经短时间激战和政治攻击后，迫使冶成章等一百五十余人投降。战斗结束，左路军留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第一、二师乘胜北上，于四日攻占环县。五日进驻环县以北的洪德城。

　　曲子被西方野战军解放后，中共环曲工委即告成立，习仲勋任书记。习仲勋在曲子停留非常短暂，但他对这人生旅程中的短暂一瞬记忆颇深：“六月，随西征野战军到曲子镇，先担任曲环工委书记，后改任环县县委书记。陕甘宁省委书记为李富春。”“打开曲子，把马鸿逵部最能打仗的骑兵旅旅长‘野骡子’（冶成章）活捉了。冶成章是个大个子，带伤以后，给予优待，从河连湾用乐队迎送，由老百姓用担架抬回宁夏。他此后便脱了马家军，对党在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习仲勋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回忆，与党中央当时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是一致的。冶成章被抓次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即电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虏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西方野战军解放环县后继续挥师西进。习仲勋即由曲子镇赶赴洪德城，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新成立的环县县委机关设在洪德城的杏儿铺，因为处于战争环境，驻地时有变动。县委下辖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工会、青年部、妇女部。同时，环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占奎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里地以南土十里地的河连湾是陕甘宁省委驻地。习仲勋及县委的工作随时能得到李富春等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县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中共基层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据《环县志》记载：“在省委领导下，当时之环县、曲子、固北县靠陕甘苏区，和部队党自上而下迅速建立起县委、区委。时中共曲、环两县委积极发展党员。环县由县委书记习仲勋介绍和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有狄荣昌、狄荣华、杨满川、杨福川、陈汉帮、张德仁、张德录、张应孝。稍后，环县建立了六个区党委，三十九个乡支部。”

　　习仲勋在环县工作仅两个月，便打开了局面。他深入到南湫乡一带向农民群众宣传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军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发动农民团结意识组织起来，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

　　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是习仲勋在环县工作期间的中心任务。环县因为处于甘肃和宁县两省交界地带，故社情十分复杂。当时有土匪、哥老会等十几股数百人的反动势力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相勾结，时常骚扰破坏新生政权的正常活动。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习仲勋以大量精力投入群众武装的组织和领导。他要求加强县委军事部、县政府保卫局的力量，设立了警卫队；组建起环县、洪德、胡家洞子三个区游击队，发展队员四十多人，配备长短枪三十余支。多数乡、村还成立起自卫军、赤卫队，从而有效地遏止和打击了反动势力，保卫了人民民主政权。

　　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一生优良作风，这一特点在他早期革命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洪德街上有一位药铺掌柜叫梁松山，为人忠厚正直，有结交广泛。习仲勋和这位店掌柜很快建立联系，使其借行医卖药之便，为县委、县政府收集情报。据当时在环县县委妇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那时由于大军西进，环县的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仅县委就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有时我们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当时可靠的还是群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给站岗放哨。

　　习仲勋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陕甘宁省委的充分肯定。七月二十日，李富春在《陕甘宁苏区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表扬了环县、庆阳、苏安。豫固四县完成了初步赤工作。“完成赤化的标志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斗争，消灭封建剥削与分配土地；（二）普遍地建立群众的武装，以发展游击战争，肃清苏区之内的一切反动武装；（三）注意解决群众的困难，流通苏区的金融，初步改善群众生活；（四）高度地把群众斗争积极开展起来，普遍建立政权及党的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五）从正确地运用我们的策略中，使苏区的人民极少数民族，消灭了对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怀疑，乐意地在苏区安居乐业。”

　　八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去河连湾向省委汇报工作。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正式同他谈话说，中央决定他回保安县（今志丹县，时党中央已由瓦窑堡移驻这里），另外分配工作。习仲勋接受任务后回到县委交代工作，便离开了两个多月的县委书记工作岗位，匆匆启程返回陕北。

　　习仲勋此次工作的变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认为对这批错误肃反出狱的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的李维汉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一历史真相：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宁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大合理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习仲勋就此事评赞李维汉说：“罗迈自我批评精神好得很。他到陕北去就一直讲‘那阵我不了解情况，听他们的意见多了，特别是对习仲勋同志不公道，派他到哪里去作县委书记’。罗迈就是李维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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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2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习仲勋随军西进陇东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于六月中旬以左、中、右三路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推进。据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心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新安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袭击瓦窑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出，七月中旬到达保安县。保安由此成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一个立足地。

　　环县距保安不过三百华里，但是由于 高山阻隔，沟壑纵横，习仲勋返回保安还是饶了不少弯路，费了许多时日。当他一回到保安，即意外地得到一个通知，中央决定他参加近日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

　　会议于九月十五日在保安城一孔土窑洞内召开，十七日结束，共开了三天。这次会议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同时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几乎无路可退可寻，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对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也相应有大的转变，从而完成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过程的形势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和回忆总结。毛泽东、周恩来和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议。习仲勋记得当时只有他和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两个地方干部列席了会议。据会议记录记载，列席会议的还有刚刚由关中地区回到中央的关中临时特委书记汪峰。

　　这是习仲勋平生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因而他的心情即为兴奋和激动。毛泽东看到刚刚二十出头、年轻英俊的习仲勋来到会场，高兴的拉住他的手，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习仲勋，习仲勋。

　　使习仲勋终身难以难忘的是，在这里见到了众多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他曾回忆：“记得那次参加会议的又李克农、叶剑英、罗瑞卿、林老，还有博古，博古弄了许多书。”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使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出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名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习仲勋仔细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反复思考和回味着每一句话的含义。他尤其对毛泽东批评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问题是的神态和话语留下深刻记忆。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谈话时说：“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部队的。什么叫罗明路线？凡是游击区都是罗明路线，是部分土地嘛！不分配土地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心区就没有罗明主义？”

　　习仲勋还是对张闻天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感触颇深，引发了他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许多思考。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位革命长者、后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林伯渠入情入理的发言和平易宽厚的风范使他受益匪浅。五十年后，在纪念林伯渠百年诞辰时，习仲勋撰写了《革命长着和良师益友》的文章，深情回忆这段久远的往事：

　　“林老经常说，一个领导者要有团结人的广阔胸怀。他就是这样的好榜样。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老在发言中完全赞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对犯错误的同志，林老的态度是严肃的，又是亲切的。他没有斥责他们，而是着重指出，这是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讲求团结，才能克服困难，才能夺取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的讲话是顾大局的，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暖和了。犯错的同志感受到党和同志的信任，激励了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解放事业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当时看来时“破格”的，但是它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对青年干部的悉心培养和高瞻远署。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中央已经考虑到让习仲勋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责任。

　　首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习仲勋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精神鼓舞是很大的，以致在他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发着重要影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的文章，记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在保安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泽东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是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多大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收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他们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自然是错误，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自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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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2
　　●在守边去南大门

　　习仲勋曾说过，他一生两次受伤中央之命镇守南大门：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下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第二次是他四十二年后衔命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担负起建设、发展、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要领导责任。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自己住的一孔窑洞约见习仲勋到关中特区任党的特委书记的决定，继而叮嘱说：“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行前，细心的周恩来副主席又特意会见习仲勋等人，交代说，你们要路经的地区，敌人正在扫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要多加小心。

　　事实确实如此，此次行军除了走山路、钻梢林外，还因为沿途有国民党设卡搜查而艰险异常。习仲勋曾回忆说，第二次下关中，和我同行的有曾在陕北和陕甘边区工作过的郭炳坤、张策、陈学鼎、黄罗武及牛汉山、于建军、赵子修、贾生才等十余人。途中每天都会遇到敌人，要经过敌人封锁线。是在下关中的路上过的八月十五。同行的张策在六十年后写的《我的历史回顾》中也生动描述了他们在赴关中途中发生的险情和趣事。他写道：

　　“我们一行十余人，大部分时间夜行昼宿。一天夜晚，行至连家砭的山上时，我与交通队的负责人再走那条路上发生分歧。他说连家砭可能有敌人，要沿山岭西行。我想敌人是活动的，昨天在，今天可能不在，而且我们是夜行，如果真是有敌人，我们即退回去也不迟，估计无大危险。后来争得异常激烈，他把枪都掏出来了，但最终还是按照我的意见走。到了连家砭，果然没有敌人，这一下少走许多冤枉路。次日，我们到了宁县一个山沟村子里休息吃饭，突然闯进来数十名徒手的国名党军。我们判定，敌人就在附近，为了脱离险境，饭不能吃了，当即决定进山。正在此时，对面的塬畔上出现了数百名国民党军，潮涌般向我们冲来，我们迅速钻进山林，敌人无可奈何退了回去。我们在沟内深处遇到一独户农民，吃了一顿羊肉糊汤，有向南前进。后半夜，我走到了正宁县五倾原子休息，天快明时又听到周围山上有人说话和走动。  大家有赶紧转移，从村的后山腰绕过去。我与习仲勋等人一直撤到石底子村。可郭炳坤等走在后面就和敌人叫上了火，第二天才在刘家店与我们会合。又经过一个夜晚的路程，我们到了旬邑县的七界石子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这次历时七八天，行程五六百里，由于思想上有准备，终于安全完成，沿途的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十月初，习仲勋一行到达关中旬邑县境内的七界石，与留守中共关中临时特委组织部部长张凤歧取得联系，并在深山中的桐树庄石门关开会交换情况。张凤歧向习仲勋报告了关中临时特委近半年的工作情况。张凤歧特别说，由于东北军进攻边区，这里碉堡林立，戒备森严，形势严紧。但是我们还是恢复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开展一些秘密活动。习仲勋简要介绍了自己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环县工作的经过后说，现在中央派我担任关中特委书记，主持关中特区工作。特委分工张凤歧负责组织，张策负责宣传、统战，郭炳坤负责军事，陈学鼎身体多病随习仲勋活动。习仲勋强调说：无论组织、宣传、统战都要围绕战争活动进行。关中工作分南线、北线。派张策到南线，张凤歧到北线开展工作。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也变化了进攻策略，开始以军事缓和、政治控制为主，不断加强保甲训练，对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民主政权内部进行瓦解破坏。为了应付这一特殊形式，十月中旬，习仲勋在七界石主持召开了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坚持于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队战争问题。会议决定：

　　一、县为单位整理于扩大游击队，行动上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郭炳坤，政委习仲勋兼，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去、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灯等。三、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等的组织生活。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习仲勋主持下的关中特委工作的有效开展，立即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和恐慌。他们意识到革命力量没有被“围剿”消灭掉，反而更加活跃起来，于是有变换反共策略，在沿山一带实行“搜剿”于“并村”的反动政策，妄图再次扑灭革命烈火。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径遭到关中党组织领导的人民群众更强烈的反抗和斗争。六年后，习仲勋曾撰文记述道：

　　“关中党坚决地执行了九月会议的决议，到了四月间，既有了相当大的开展，对关中的民团保甲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开展。军事战斗上又有新正马原、淳耀让牛村、赤水郭家掌等地的胜利。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相当部分恢复，泾阳三区淳耀小乔、同宜耀香山等地建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关中苏区的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队伍。

　　在我们工作的新形势下，敌人有采取了死守据点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样骚扰了。于是我们开展对敌人士兵的政治工作，尽量扩大游击队。这是赤水即有四个支队，淳耀有两个及第十九支队，新正四个大队，新宁第一、二、三支队，计十四个支队，近五百之众。革命的新潮有向上高涨了。

　　双十二事变后，党发表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因为关中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中央指示。为了不失时机，即决定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于是在十天之内，整个关中苏区都恢复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到中央红军南下，传达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之后，关中党才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消灭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习仲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再次回忆起关中苏区的斗争生活，他写道：

　　“关中地区包括苏区新设的新宁、新正和赤水、淳耀等县，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歌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这样到了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也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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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3
　　●建立发展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时令已进入深冬季节，北风怒号，冰封大地。但是在古都西安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犹如惊雷响彻天际，强烈震撼着神州大地。这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以“兵谏”形式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经过多方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关中特区离陕西县城并不遥远，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习仲勋当时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时他正深入乡村农户，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恢复和扩大关中苏区。然而周围出现的一些特别现象也引起他的注意：当地一些国民党驻军一声不响地撤走了。时而也听到从西安方向传来的枪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他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但是到西安事变发生的确实消息和中共中央关于事变政策的传达，已经是十多天以后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集结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地区。

　　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给处于艰难环境中的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的同志带来了喜悦和信心。他们认为发展苏区的大好时期到了，应当加紧向国民党统治区拓展工作，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搜集枪支，抓捕豪绅恶霸，瓦解国民党政权。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他们对于友区、友军的观念是模糊的，还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准备。一天，习仲勋接到从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来的信息，彭德怀要约见关中特委的同志并传达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张策曾撰文回忆这一情节说：“我和习仲勋同志去安吴堡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尊重友区友军。我们接受了彭总得指示，理清了自己的模糊观念。然后习仲勋同志回特委，决定我留在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待命。”

　　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重大政治方针的转变，为地方党的工作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中特委也同样面临新的斗争和任务，身为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不能不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一起分析关中形势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不正确，一方面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他进而指出：“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因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习仲勋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致赞同。关中特委即从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心，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苏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当时在关中苏区以东为梢林，以西及西南均为统一战线区，苏区之内还有小块的统一战线区。所辖四县：新宁县苏区占全县五分之四，新正苏区占五分之三和耀县一角，赤水县包括旬邑、淳化个一部分和彬县一小块地方。人口约五万多，完全是农村。而这些地方只要市镇则在友区，关中苏区绝大部分县是西安事变后恢复的地区，友军虽然撤退，各县行政机关仍然存在，为了使苏区与友军保持和平共处，双方行政系统互不干涉，减少以致避免发生纷争，因而及时划定苏区和友区行政区域就显得较为迫切和必要。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陕西省委、陕甘省抗日救国政府作出《关于苏区与邻近各县友区行政关系之原则》的决定，作为苏区政府与友区各县政府交涉个根据。决定指出，除关中各县由关中各县特区负责外，其他各县由省抗日救国政府直接派代表（或帮助各县政府）进行。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特委迅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使划界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

　　为了保证新正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根据“当时关中四个县，赤水、新宁、淳耀三县划分了，新正县没有划清”的实际情况，习仲勋指示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延藩为首席谈判代表，关中特委秘书长再泉协助，与国民党甘肃省正宁县县长朱门在该县城山河镇谈判。驻防正宁县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邓华作为评判代表参加了谈判。在维护抗日大局、有利国共合作、避免纷争的前提下。划定了苏区和友区的行政区域界限。

　　区域划界解决了特区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过去到友区筹捐筹款、把游击队拉到友区活动等问题得到了纠正，苏区与友区的关系日趋正常和密切。中共关中特委还在友区淳化、旬邑设立了两个红军募补处，主要从事党的地方工作。

　　二、争取民团。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大多数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结怨较深。但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经过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其他同志艰苦细致的工作，是一些过去有统战关系的民团进一步与特区政权靠近。如宁县的刘铁山、宜君的沙秉炎，与关中特区武装订立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大多数民团团丁发生动摇，或表示要抗日，或表示要扔枪不干。赤水县的土桥民团团总令去打抗日救国会，团丁不但不执行命令反而携枪投奔了苏区。为了做好民团工作，关中特委采取的对策是：（一）停止让民团哗变的办法，确定民团留在友区行政机关指挥之下，争取民团在政治上变成抗日队伍，而不强求名义上的改变。对于已有觉悟的团丁，教育他们留在民团内工作，指导他们采取恰当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二）对民团上层分子即使没有诚意，但只要有抗日表示，也要利用，还可以在给养、防地等方面予以让步和帮助。（三）发动民团驻地的群众和党组织去参加争取民团的工作。四、通过红军的政治机关帮助县长办理民团训练搬班，开展民团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三、加强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关中各县根据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纲领，虽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但多数只有徒有空名。城镇工人附属于商人的抗日救国会，乡村中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兼救国会主任，而真正的群众抗日救国会并没有建立了起来。据此，中共关中特委提出的策略是：首先，利用这些空头组织名义，组织起各业各界救国会与下层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后民主选举全县总机关，并将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中来，淳化县首先采取了这一形式，推动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其次，利用旧政权组织与救国会合一的形式，先争取群众一般的民主自由，随着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曾长，进而以救国会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权。再次，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允许富农参加，即使某些地主豪绅分子，如果赞成赞成抗日救国也可以加入抗日组织，以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关中特区四县的抗日救国会与友区合并起来，建立统一的抗日救国联合团体。第五，改善群众生活，克服工作方法上“左”，加强党组织工作，发挥组织在群众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习仲勋好十分重视关中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民族杂居地区。习仲勋主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回民民族习惯，积极发动和引导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0年三月下旬，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在新正县胡家湾成立，习仲勋到会并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作的贡献，鼓励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为抗日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习仲勋还特意让关中剧团为救国会演出，以表示祝贺。

　　后来，习仲勋在回忆毛泽东缔造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历史时，曾这样阐述关中特委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

　　习仲勋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摩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同时还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和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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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3
　　●罗迈的到来

　　在恢复关中苏区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习仲勋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给他带了精神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长女在党中央驻地的保安县马锡五家中的一孔窑洞内出生。一个多月后，这个婴儿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背篓中穿过层层封锁线，来到父亲身边。初为人夫的习仲勋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常常抱起襁褓中的女儿，目光中饱含着深情和慈爱。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实现，置身于民族解决战争之中的习仲勋，寓意深远地给女儿取名“和平”，把人间一个美好的希冀寄托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习仲勋在关关中特委驻地的淳耀县桃渠河，迎来了一位堪称“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大家亲切地称他“罗迈同志”。

　　罗迈，即李维汉，湖南省上沙人。五四运动前即于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一九二二年六月与周恩来等共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城工部部长等职。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次任期达十七年之久，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年在北京逝世。

　　李维汉赴关中特区，是他担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之后受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嘱托而来的。此间，习仲勋得知陕甘省委即将成立，曾请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对关中特委实施直接领导。据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浦致周恩来、博古电称：“关中特委习仲勋要求指示，望省委急速与之发生直接关系。最近他们派了交通员来中央。在陕西省委未接收前，他们为新成立的陕甘省委指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张邦英、习仲勋等十三人为委员，以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力量，发动西安四周农村的群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退进。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别电示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关中区划归陕甘省委管辖。陕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还原、西峰、正宁、环县发展，与关中地区发生关系。”同日，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博古：“中央决定组织陕甘省（委），以罗迈为书记（他明日动身），并决定经陕甘省到关中，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请从关中动员一百个以上的革命学生，给他们分配群众工作。渭北各县群众运动的开展，对配合西安方面有极大的意义。但决不应减弱陕甘省委对关中及渭北各县工作的注意。”

　　李维汉在关中特委工作了近两个月时间，直至三月中旬决定陕甘省委结束才离开。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在这里他以严谨求实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经验指导了关中特委工作。他身体力行，言行身教，给关中特区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勋每当面对这位年长自己十七岁、身材魁梧、面额宽阔的忠厚长者时，一种发自你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维汉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多次主持特委开会汇报、交流、讨论关中以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在李维汉的具体指导下，特委对关中地区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特委开会讨论认为，关中环境在西安事变后起了根本变化，以前的游击战争环境结束了，而变为国内的平的局面。关中地区党的工作的总方针应当是：（一）扩大统一战线工作，为和平而斗争。（二）把刚从游击战中跳出来的苏区变成巩固抗日根据地。特委还认为，关中党组织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审查与改变。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的局面还是很不稳定。为了防止突发事变，习仲勋积极协助李维汉与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一起商定了应付时局变化、将苏区向南发展的计划。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主张，切实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特别不理解，说：蒋介石十年内战杀了我们都少党员，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既然把这个人民公敌抓住了，为什么不杀还要放？昨天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政权、发动武装一夜之间就成了友区、友军？李维汉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种场合耐心细致地做解释工作。他说：抓蒋是为人族大计，放蒋也还是为了抗日大局嘛！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放蒋介石，抗日问题咋解决？统一战线怎么形成？如果不实现国共合作，不联合各种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共同战争，民族解放的大业单靠一个政党是难以完成的、李维汉入情入理的话语，如春风化雨，使笼罩在关中特区军民心头的迷雾逐渐消散。

　　一天，李维汉见到了正在吃奶的习仲勋的女儿和平，目光顿时为之一亮，人间一种最本能。最纯洁、最伟大的父爱在他的心头涌动。这时他想起了与小和平同龄的儿子及众多孩子也生活在随军转移的艰苦环境之中。随之他又考虑到他们的父辈们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不得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做出妥当的安排。他关切而诚恳地对习仲勋说：要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抚养。现在我们还处于战争中，随时可能要打仗，要转移，为了他们的未来，暂时还是离开父母好。习仲勋接受了李维汉的意见，便把女儿送到耀县杨家河，托付关中特委秘书杨再泉的兄嫂抚养。

　　李维汉住关中特委近两个月时间，对于加强处于国内政治形势重大转折时期关中特委的领导，正确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的方针政策，顺利开展的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关中特区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五月十五日，习仲勋与张策等人作为关中特区的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城内二道街礼堂举行的陕甘宁特区的第一次代笔大会。他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边区工作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斗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得模范区域。”习仲勋深感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为做好特区工作指明了方向。代表大会选举了由执委十七人、候补执委六人组成的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习仲勋当选执委。这是一次民主团结大会。在大会上，习仲勋和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等你多数代表，对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过去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但代表们还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继续选举他担任特区党委书记。习仲勋与李维汉在关中特委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数十年中，这种革命情谊更是历久弥深。李维汉对关中特委尤其是对年轻特委书记习仲勋的影响颇佳。他在离开关中一个月后就写了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党的工作》杂志上。文中对习仲勋及其主持的关中特委工作给予较高评价，称誉“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得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关中从志丹同志等那时起，是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如刘景范同志、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高岗同志等都参加过。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苏维埃及分配土地，但计划未完成，‘围剿’又开始了。在关中主力部队调走后，关中党在那里是坚持了胜利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扩大了，游击队和群众是表示了无限的英勇。在去年‘围剿’中，关中在游击战争中是模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年逾八旬、体弱力衰的李维汉在病中写的回忆录中，还以生动朴实省委笔调记述了此次关中之行及与习仲勋的交谈。他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我从保安出发。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间道去关中特委，在哪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的影响，张邦英打个招呼，相互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耀县桃曲河，见到特委书记习仲勋。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们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在关中特委住了约半个月，得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约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张策在淳化县城见了他。他告诉我们，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局面还是不稳定。我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计划。我当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耽搁了一些日子，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通讯员就赶着送来中央给我的电报，说两党谈判有进展，总的和平局面已定。省委结束，人员回延安。我回去同习仲勋谈了，请他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之后，扔向省委驻地点头镇前进。”

　　习仲勋对李维汉十分敬仰和关心。一九八四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习仲勋好几次去医院探望。他很想和李维汉长谈，但为了不影响李维汉的健康，使他静心养病，有不得不早点儿默默离开病房。八月十一日，李维汉不幸逝世。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一文，他神情地写道：

　　“敬爱的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已有一个多月了。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想起他时，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现在全国各民族正在迎接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到来这光辉节日，越临近时，越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六年四月，李维汉生前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出版，习仲勋又欣然为之作序。序中说：

　　“维汉同志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毕生精力，投生于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联系在一起。

　　维汉同志生前，曾向我谈过他撰写回忆录的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生活，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所在单位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目；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确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以为鉴戒的经验；四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在这个回忆录里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也是这个回忆录的鲜明特色。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讳，并勇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我身为敬佩。”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陕甘省委结束。四月，中共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新正县（今陕西省旬邑县）马家堡。特委新设立常委会。以强自修、张策、霍维德、张仲良为常委，习仲勋仍为书记，并以习仲勋、强自修、张策等十一人组成执委会。特为各工作部门也逐步健全。同时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救国政府。原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调任关中特区抗日救国政府主席建党团书记，封正宝任副主席。关中特区司令部武装力量扩大，所辖淳耀第六。八、九、第十支队和赤水第十二、第十三支队、永红保卫队新宁第二十支队等游击队、张仲良、金道松分任正副司令员，习仲勋兼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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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4
　　第09章 反磨擦斗争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日了里

　　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地处子午岭南麓下的新正县马家堡，由于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苏维埃政府的进驻，使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顿时热闹了起来。

　　马家堡位于旬邑县城以东二十公里处，东北两面都筑有土城墙，西南两面环沟，由北向南呈缓坡形，是一个即易防守有利用撤退的小村寨。马家堡以东一里许的职田镇，是国民党镇公所和地方武装驻地。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成，两村镇间时常有人员往返，双方相安无事。习仲勋同关中党政军机关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七月，已是酷暑季节，但关中特区大部分分山区因被乔木林覆盖，温带季节气候特征非常明显，常常天上出现云朵，地面就有间断阵雨。当然，平常大多仍为晴朗的天气。七月上旬的一天，在数千里之外发生了重大历史事件。消息传来，立即在习仲勋和关中广大军民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腥风骤起卢沟畔，血雨横飞华夏天。”七月七日晚十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演习，已有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继而又无理要求中国卢沟桥宛平驻军撤出防地。我二十九军已举兵抗击，誓与城共存忘。七七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七月八日晚，中共中央发表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民族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由此屡遭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

　　全国出现的抗战形势和中共中央抗日宣言的发表，使关中苏区的军民受到极大鼓舞。习仲勋紧急动员全区部队和群众，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加紧军政训练，大力发展生产，时刻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

　　以此同时，在关中腹地泾阳县云阳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内更是一派繁忙紧张景象。伟大的红军时代快要结束了，根据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为联合抗日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给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红军在七月下旬开始按国民党革命军序列改编。七月下旬，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当前工作。红军前总决定关中特区选派一批兵员，补充改编后的贺龙一二0师，直接开赴华北前线杀敌。习仲勋接到通知后，立即布置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进行兵员选调工作。经过层层动员，精心挑选，确定了五百名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红军和游击队战士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部长郭炳坤带到富平县红二方面军（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驻地。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八路军总部和所辖三个主力师四万余名八路将士由陕西省泾阳、富平地区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在此之前，习仲勋还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拜会了即将出任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的贺龙，以致在五十年后印象仍极为深刻，他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贺总是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那是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领导将领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关向应、甘泗淇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的相处，和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此时，中国政治时局不断朝着有利于全面抗日方向发展。九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抗日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特区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二十五日，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出发先期到达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坂恒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消息传到关中地区，习仲勋和广大军民无不欢喜鼓舞，更加坚定了支援前线抗战到底的信心。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将改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十月，习仲勋等在马家堡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分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了关中分区七百多名党员。代表大会着重“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会议产生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选举习仲勋、郭炳坤、张仲良、霍维德等同志为关中分委委员。习仲勋仍当选为书记。新的关中分委除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外还领导着专做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旬邑、淳化县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习仲勋兼政治委员。

　　习仲勋曾回忆说：“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巩固内部，加强边区民主建设，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由于处在一个较为和平的环境里，习仲勋以主要精力领导关中分区自下而上的民主普选区、县、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的抗日救国要求，结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建立起了关中分区工会、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分区妇女联合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中共关中分委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而又不让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指示，积极而慎重地在工人、雇工、青年学生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是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习仲勋还为做好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他常常对干部们将对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民团要下大力气做好工作，要减少和阻止他们对边区侵袭骚扰，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建设民主根据地。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的王大牙、寺村民团的萧恩多、彬县民团的李仰止、旬邑县民团的郭相堂、太峪镇民团的文干卿、宁县民团的庞铭胜，同官民团的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顽固分子外，都为抗日工作起到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洪德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二十五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吴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习仲勋还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雷庄的老中医张志平、旬邑县的萧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蒋家坪村有一位叫蒋德宽的财主，有抗日热情，但一些同志说这些人靠不住。习仲勋分析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积极帮助我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深入细致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一次，他同分委秘书杨再泉到另外一个村落看望群众，当他得知该村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任职时，便主动到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的儿子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一席话使这位老人身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这一时期，习仲勋还结交了如刘岗、李树兵、张德英、刘孝宽、张臣武、何永福、赵德华、焦家训等数十名各界人士，他们在抗日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做了有益工作，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习仲勋后来在回忆在抗战时期的关中工作时曾说过，那是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工作是按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循序去做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平静和平团结抗日的气氛很快蒙上了阴云，继之而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摩擦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更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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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5
　　●旬邑事件前后

　　摩擦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种矛盾从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就存在着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陕甘宁根据地红军就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敌后作战，边区仅留少数留守部队，军事力量对比明显处于劣势。加之日军已侵占黄河东岸的南起风陵渡、北至大同一线，不时炮击西岸河防阵地，威胁陕甘宁边区安全。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既要固守千里河防，阻止日军西犯，又要对付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侵扰。因而从抗战一开始，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处于险恶环境和强敌围困威胁之下。

　　从关中苏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是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中部、店头一带很长一段狭窄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形象地比之为为“葫芦把”，把关中苏区戏称“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为首军事目标，进而侵吐整个边区。为此目的他们对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分委担负着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斗争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由于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当时关中分区兵力较少，开始只有保安独立一营、二营及几个县大队。后因摩擦不断升级，才调保安独立三营到关中分区。而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二十万正规军。兵力对比之悬殊、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习仲勋在一九三四年曾讲过：“山雨欲来之风满楼”的形势：阶级敌人是不放弃反共斗争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高潮出现，关中周围的友方对我们也不列外，开始限制我们在友区的群众工作，驱逐我们各县办事处，继之向我们进行破坏暗杀工作。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反共斗争更加积极了。

　　事实正是如此，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为由，不断向关中分区袭扰挑衅。据粗略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0年六月，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关中分区达六十四起。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首先发生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公开枪杀我方工作人员张科科事件。在关中的周边一带土匪武装也活动频繁，对苏区社会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十月十八日，习仲勋至函郭洪涛转陕甘边区党委，就关中近年匪情向边区作出报告。这是现存档案中最早以习仲勋名义给上级党委的文字报告。报告称：

　　“关中近来土匪的活动又呈活跃，这虽不在苏区内，而已危机苏区边境。如中宜之双柳树一带，突窜来股匪扰害，有人、枪三十余，后又他窜，今尚不详其窜往何处；宁县也与本月十月前突由山后槐树庄窜来一股，人二十余，枪十九支，遂经当地自卫军竭力追剿，匪又窜匿山林；在方镇附近之宋村亦匿有匪众数十人，多带短枪，常散居，且说有无线电台等物。又如在礼泉境之董三四等，近不仅在泾河畔一带扰乱，并有计划地派人到苏区活动，企图再组织更大的叛乱。除驱旬之际曾破坏一机关外，其他均多不敢动作。特别在苏区，近来自卫军更加活跃，而苏区人民近受匪的扰害，还算没有。我们现在已拟定剿匪计划，动员和我们关系好的友军及各县基干自卫军、保卫队，作严密清剿，特别是深入中宜以西之大山里。作彻底搜查，已绝匪患。”

　　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苏区的武装进犯更加猖狂，军事摩匿迭起。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战争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也将其政策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反共反人民上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反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益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继陇东分区的镇原。宁县事件后在关中分区有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旬邑事件。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紧，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荣校（残废院）奉命转移到陕西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一月下旬，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及国民党彬县专员张明经调集保安队二三千人，武装围攻八路荣校。习仲勋得到消息后，审时度势，及时指示荣校撤离土桥，推驻旬邑县成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从而避免了可能遭受的伤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军荣校一工作人员出城采购，突然遭该县保安队枪杀。荣校伤残人员闻讯，群情激怒，遂派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该县长未问事情曲折，反而指挥保安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伤残人员代表九名。随后张中堂又率领大队人马，向驻旬邑县成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安六团一营日夜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七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推出县城。旬邑县城被顽军占据。出城时，有十七名重残人员掉队被俘，后全部惨遭顽固军队杀害。

　　习仲勋密切关注着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五月下旬，正在延安向西北局汇报工作的习仲勋得知国民党顽固派以优势兵力向驻守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发动进攻时，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赶回马家堡，即派分委宣传部长郭炳坤、组织部长张凤歧进入旬邑县城，以加强该营的组织指挥和正职工作。郭、张未进入城内，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已迫于兵力悬殊，撤离县城。

　　习仲勋主持分委紧急开会，分析研究面临的形势，做出了新的行动部署。分委认为，分区独立营坚守县城数日，顽强抗击来犯之敌，精神可贵，仗得打也是好的，只是推出县城仓促了些。鉴于敌人开始向马家堡等地发动进攻，分区党政军机关暂时撤出马家堡，到北边十多里外的长舌头驻扎。

　　国民党顽固派无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须以制造旬邑惨案，在关中分区军民中激起极大义愤。

　　习仲勋当时得知这些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的伤残人员回到抗日后方竟死于“友军”之手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概。撤出县城的分区保安独立一营的官兵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上级曾兵还击顽固派，夺回失地。习仲勋一方面向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报告情况，一方面按中央的精神耐心细致地做分区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他分析说，事情是顽固派挑起来的，他们杀了人，夺了地，我们自卫还击，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仔细一想，以武力还击，还是利少弊多，一则，敌众我寡的态度未变，我们又不可能大举曾兵，要打，吃亏更大；二则，顽固派正是想要我们动武为借口，而制造更大的摩擦事件。我们一定要按党中央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的指示办，保持克制冷静态度，等待上级解决。

　　同时，习仲勋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九团尤奉山，晓以民族大义。信中说：你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军人，又是指挥官，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因该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看信后，深有感悟，回信说：我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即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急电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并蒋介石、程潜，要求当局派员处理此案。电文称：“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

　　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当局杀人理亏，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从而揭露了顽固派破环团结、残杀抗日伤残人员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习仲勋和关中分区的同志从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对党中央方针政策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在以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作斗争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担负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艰巨复杂的斗争的重任，九月上旬，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在新正县上墙村召开了分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习仲勋再次连任分委书记。习仲勋曾回忆这次会议说：

　　“七月间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党员四千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央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

　　大会最后选出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歧等十三名分委委员组成关中党的领导机关。九月五月，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等新当选分委领导成员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为中共关中分区历史记录了一个正规瞬间。

　　十一月十三日，习仲勋出席了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陕甘边区摩擦迭起、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已难以避免的形势下召开的。十四日，习仲勋和与全体代表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说：中国缺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因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矛盾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他还特别讲道：“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掉了，还将什么团结？”“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就会有团结。”习仲勋对这一深入浅出、风趣易懂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感受极为深刻。他特别感到毛泽东讲话对于正确认识形势，指导对敌斗争和工作实际，非常及时和亲切。

　　习仲勋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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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6
　　●摩擦迭起

　　进入一九三九年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方针，并制定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更是极力分裂统一战线，武装摩擦日益猖獗。他们在边区周围设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务、土匪，绑架和杀害我边区党、政、军工作人员，制造事端，并在短时间内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四个区、七个乡、一百三十一个村庄。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生动描述了边区当时的形势：“谋我者处心积虑，计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日益严重的形势，是身处反摩擦浅显的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习仲勋，深感焦虑和责任重大。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基本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领导分区军民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进行斗争，保卫边区南大门的安全。习仲勋还亲自调查研究，掌握敌情变化，适时提出斗争对策。

　　一九四0年一月二十一日，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名义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写了《关于关中分区反摩擦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关中所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开展反摩擦斗争的行动方案。报告写道：

　　“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后，顽固派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宁县和镇原县，由此关中分区的环境日趋恶化。在军事上，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除原驻淳化、旬邑县城及职田、马栏的，又在其他地方曾加了许多新的队伍。陕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编成之第四保安支队（一千余人），现已全部分驻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及更接近边区之用洛（一个中队）、张洪（一个中队）、师店（一个中队）等镇。耀县新曾一保安旅（一千五六百人），分驻小丘一个连（一百一十人）。正宁（山河）城内集中二百余保安队据守。新宁县已遭保安队的两次袭击，第二区区政府驻地襄炉镇的合作社被抢劫。后在我三八五旅警七团一营协助之下，已将早胜镇之反动武装、保甲全部摧毁。现双方相持。从表面看，顽固派属防御，实际上是准备力量图作再次进攻，我当然亦从各方面准备。除上述军队增防调动外，对方在淳化、旬邑、宁县一带之各市镇，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亩者，即勒逼买枪支，增其所谓防共力量。”

　　习仲勋详细报告了敌人在军事上的准备情况后，有列举了顽军在政治上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其军事进攻的三个特点：一是特务机关有了增强和扩大密布之势。二是由特务机关加强，顽固派对我方在特务工作上的进攻亦大为活跃，致使关中分区目前处在特务工作之层层包围之中。三是我内部坏分子的叛变，更助长了对方特务工作的猖獗。他进而分析了顽固派尚未发动大举进攻的原因：首先对方的军事还为就绪，仅以现在所有兵力尚不足以“荡平”关中分区，因此还需要再走准备。其次特务工作随较前活跃，但仍未有根深蒂固之基础，所以在配合方面还不得力。再次顽固派本身存在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士兵的逃跑，简直使其整天手忙脚乱。习仲勋在强敌压境、条件极为艰苦复杂的形势下，对顽固派军事政治情况的掌握和判断如此详细、准确、心中有数，实属不易，同时，他还能做到知彼知己，对关中分区自身存在的不利条件和困难有着清醒认识和估计，亦是难能可贵的。他分析说：一是关中“在地理上是一个突出部位，与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是隔离而无联系的，容易受包围”。其次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利因素。在关中自有群众斗争以来，革命是发展老是沿山伸张，一些大据点至今仍在对方手中。三是“我方兵力单薄，工作还有弱点”。

　　习仲勋在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作出分析判断后，在报告提出了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策略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摆正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变事变。我们主要策略依据下面三点：

　　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因为我们坚持反摩擦斗争，就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第二，反摩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的原则下进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仍应当做基础准绳。

　　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之过去伦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的力量，已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

　　报告最后就是关中分区目前中心工作任务作出四项安排：

　　“第一，巩固自己。首先从党政军三方面做起，先由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起来，然后再从各种工作中活跃下层，打下最巩固的、能够战斗的基础。

　　第二，扩大自己。在武装力量方面，先完成扩兵计划。在财务准备上，先完成征粮工作。在统一战线方面（外部），先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力量粉碎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取消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第三，动员群众，首先是自卫军的动员。每个区都得准备一部分坚强的基干自卫军，，能在突然事变中随时调动，集中行动，保护该地区人民利益，并坚持游击战争。当地政府就着该部分队伍行动。其次则是在全体老百姓中，进行及广泛、及深入的政治动员，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成为坚持斗争中坚强的力量。再其次是各种群众工作，以目前党的新的任务与方针，明确地确定自己的工作的内容，以深入乡村的精神，把群众组织活跃起来与巩固来起。最后就是动员老百姓把一些必要的据点构筑巩固，以抵御对方小的袭击。还有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粮食仓库也要动员老百姓分散保存粮食。总之，在动员群众方面，不仅要深入，而且要妥善。

　　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首先配备强的干部到锄奸保卫战线上去。其次是从组织上动员全党同志、全体群众，调高警觉性，进行锄奸工作。最主要的是把力量放到外面去，摧毁他们的特务基础，同时巩固自己内部。”

　　二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在关中周围再次大量增兵，对边区安全形成极大危险。其将驻旬邑县保九团扩编为陕西保安第三旅，进行集中训练；配有迫击炮、重机枪的新编中央预备第三师以七个团的兵力驻近旬邑、彬县、长武等地，十五、十六两日，其中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开驻职田镇和距马家堡仅十五里远的点头，兵力达一千余人。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四支队第二大队接替第九团一部驻进淳化。十四日晚九时和次日四时，驻职田镇顽固派两次派出数十人进入关中分委驻地马家堡北门外捞池畔图谋滋事。被我哨兵发现后，提出抗议退回职田。习仲勋根据敌情变化，一面指令分区部队、民兵积极备战，提高警惕，坚决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一面通过写信、派人迎送“友军”换防的方式，对上层军官进行统战工作。二月十六日，习仲勋顽固势力增兵和分区统战工作再次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作了书面报告。这时，他已强烈地预感到，同国民党顽固派一场摩擦与反摩擦的武装较量已不可避免。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习仲勋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党政联系会议。这是一次由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合召集，有各分区书记、专员和各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等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总结边区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征粮和扩军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讨论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所号召的经济建设工作。三月四日，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先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指出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度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二、边区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发国难财的、没有吃摩擦饭的等是全国模范，是取消不了的。三、宪政问题。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四、摩擦问题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们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摩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刚从反摩擦斗争前线归来的习仲勋来说，感受格外深刻和亲切。这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理论的探索和创造，再次之前不久，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已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发表。习仲勋及时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演讲，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发展前途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从切身的革命实践中感到：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他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地说明，使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局势，习仲勋顿时觉得心明眼亮，有了方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年轻的工人阶级政党经过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艰苦探索，树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

　　三月五日，习仲勋在联席会议上就关中分区工作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扩军征粮工作总结；二、在扩征中联系做其他工作；三、扩征任务完成后的工作中心方向。从报告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关中分区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和重重围困之下，仍圆满地完成了九千九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超过了四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今已入库九千九百四十八石三斗四升，还有四石多未入库。扩兵原定两百人，完成六百四十二人，超过四百四十二人。这些也还好，有一百零七个党员，一百零五个乡级干部，八个区级干部，还有几个小学教员。”

　　三月下旬，习仲勋在会议结束后即返回关中，此时，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更是不断加剧，“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关中分区的进攻。由以前的偏重于政治方面，转向了主要的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摩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形势。”

　　几乎在习仲勋回到关中的同时，他得到一个令人颇为震惊的消息，“淳化事件”发生。当时，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驻淳化县城南关，国民党军驻地势较高的北关，相距两百米左右。国民党军由时常向我哨位投掷石块，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三月下旬，胡宗南派其四十二师突然围攻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独立二营奋力抗击。双方对持两天后，在平时与分区有统战关系较为密切的国民党保九团一个营严守中立的情况下，独立二营始得顺利撤出淳化城，回驻马家堡。

　　四月十二日下午，淳耀县三区乡乡长姚学礼赴友区小邱镇赶集返回中被顽固派分子劫走。五月八日，顽固派以千余人分三路进攻关中分区部队新正县六区，分区东、西牛坡头自卫军即组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而未能阻敌深入。顽固派军进抵敌庙城下，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三个小时后主动撤出。顽固派占据六区后，即编制保甲，印发反动宣传，并与九、十两日在东西、西牛家坡劫群众财务，强奸妇女，第三乡一位十六岁的少女眼见自己的母亲和嫂子被奸，便以死相拼跑出跳下悬崖身亡。五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顽固派一个连占据新正县四区的赵庄、景家村，是日夜，遭新正县四区游击队突袭后仓皇退出。十八日晨，顽固派又以一个团兵力进攻甘家店、埝桥子等关中分区村落。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两日，毙敌十余人，伤四十多人。

　　国民党军在较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将目标指向了关中分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马家堡。早在三月三十日下午，关中分区军民在马家堡举行反汪拥蒋大会时，驻职田镇之国民党军预三师补充团一营突然用火炮和重机枪轰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县四区看花宫一带开进。习仲勋即令停止开会，分区部队紧急出动，击退来犯之敌。鉴于顽固派有发动大举之势，习仲勋召集军政领导研究决定，分区各机关及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距马家堡以北十余里的长舌头。五月十六日，职田镇顽军又以猛烈火力为掩护，向马家堡进攻，习仲勋令分区部队坚决将其击退。五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顽军在职田镇以火炮机枪重火器向马家堡发动袭击，以牵制关中分区首脑和部队活动，炸死我驻军通讯员一名，致使群众死伤多人。面对新的形势，习仲勋和分委同志分析认为，顽军步步逼近，武装挑衅频繁，固守马家堡，以不利于反磨擦斗争。为了争取主动，决定分区机关和部队主动撤离马家堡，深入敌后寻机歼敌。遂于当日夜习仲勋率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推出驻扎了三年多的马家堡，先驻长舌头，有转刘家店，六月中旬又转至马家堡一辈的阳坡头，这里又成为关中分区领导新的驻地。

　　阳坡头是位于马家堡东北方向二十五公里钩弯处的小村寨，居有十多户人家，四周筑有土墙，周围地势较为平坦，是由旬邑方向通北部山区的必经之路，易于防御驻职田镇的顽军北犯，但是，由于地形原因，吃水、烧柴存粮均较为困难，关中分区机关移驻此地后，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阳坡头城内；习仲勋随关中分委、关中报社驻扎阳坡头以南二里地的雷庄。

　　五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预备三师两个营及正宁保安队二百余人向新正县一区进攻，习仲勋指示关中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牛书申率部抗敌，激战一整天，至黄昏时牛书申率队冲出重围。其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分区之淳耀县、赤水县、新宁县也增兵千余人，不断向边区边境袭扰。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摩擦事件。仅在关中地区先后侵占正宁、宁县、旬邑、淳化四座县城和五个区四十多个乡。据一九四0年六月七日《新中华报》称：“关中顽固分子四路大兵围攻新正县，奸淫劫掠实行恐怖政策，炮击马家堡民众惨遭死伤，五月八日以千余人进攻新正六区，十六日进攻四区，十八日以一个团进攻新正四区甘家埝子，同独立营激战二日。十八日攻，二十日占马家堡。十九日驻山河两营，配合正宁保安队二百人进攻新政一区，齐家庄等均被占领，新正六区东牛家坡居民万西焦被抢法币八百元，去团部要求偿还，被枪毙。六区被抢走步二百余匹，合作社被抢劫一空，救国公粮被抢去七石一斗，东西牛坡妇女全被强奸……”以上足见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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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7
　　●迎击顽固派的进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连续武装进攻分区的行径，习仲勋始终保持者清醒的认识，他除亲自调查了解敌情，向是上级报告外，还根据实际领导分区军民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摩擦的斗争。他分析说：顽军这一时期的整个军事进攻计划，是在将宁县、旬邑县以西的平原地带割成若干块，然后再将由马栏门子、旬邑之线打通，筑成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分区武装活动地区，割断与延安交通；再次是打通他们某些必要联络线，如淳化、旬邑之线，以便易于联络配合，是我某些地区不易驻守。

　　为了粉碎顽固派的反动图谋，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和留守兵团的领导和支持配合下，组织边区军民进行了大小数十次反摩擦战斗，并取得了胜利。五月十五日，关中分区驻店头之独立三营，出其不意，将顽固派驻马栏之保三旅一个营击溃，并缴枪七十余支。五月十八日，分区即派出警卫队和工作组进驻马栏，进行选举和建设巩固民主政权。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提出关中分区部队行动的总方针：即派部队深入敌战区侧后予以严重之打击与阻挡，以策应赤水。

　　六月八日，国民党保四支队郭相堂、旬邑县保安团团长李养之两部侵占关中分区赤水县井村。六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关中分区独立三营配合警备八团一部经三日血战，将侵占井村的郭相堂、李养之部全部击溃，郭带残部逃脱，李养之被击毙。六月十七日，我马栏新区又被顽固派侵占，重新收复马栏。七月底，有将侵占关中分区庙湾、柳林的国民党保二旅击溃。八月十四日，关中分区部队消灭侵占新正六区东牛坡堡的国米党保四支队三大队李树铭中队，歼敌二十人，俘一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十六支，炸弹两百枚。九月十七日晚，有歼灭驻底庙的顽军一个中队，击毙第十名，俘中队长以下人员四十八名，缴获步枪六十七支，子弹三千二百发，手榴弹两百枚，并将该区失地全部收复。自三月以来，关中分区先后进行反摩擦战斗九十余次，缴获顽军长短枪四百十一支，子弹八千一百三十四发，俘敌二百四十八名。坚决的军事斗争使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军战争胜利的信心。

　　习仲勋对分区军民反摩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他评价这些战斗业绩时说：“顽军进攻的第一期计划基本上为我所打垮，井村之役打垮了其打通淳（化）、旬（邑）线，进占赤水三区的企图，同时消灭了顽固派进攻关中的急先锋；马栏之役毁灭了他们打通从马栏到旬邑的路线与建立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我活动地区的企图，同时还使了我们部队与群众反顽固派斗争的情绪与胜利的信心。其次也振奋了周围友区的扩大群众，动摇了某些士绅对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再次是打击了地方的反动势力，并且还加深了地方保安队与预备第三师的矛盾，如井村战役预三师没有很好的援助郭、李二土匪部。最后是巩固了我们的后方，是我们有了进可以攻、推可以守的阵地。”习仲勋进而指出：“当然这期间的进攻计划仅只是基本上的打垮，还没有完全击溃与粉碎，如我们的新正四、六区及一、三区的各一部仍为收回。”

　　在反摩擦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作为关中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习仲勋，适时地提出了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他指出，关中目前的形势，在玩股票则是重新布置其进攻计划，在我们则是争取时间动员一切力量，继续进行反顽固派斗争的新局面。顽军因为受到军事打击，会有直接的大规模进攻而转向采取欺骗和作出新的军事进攻的布置，我们要利用这一时机，首先发动群众争取时间夏收，现除新正尚未全部收完外，其他县份多已收完。其次为了补充新兵二百二十名。

　　七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阳坡头主持召开了关中分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 总结一年多来的反磨擦斗争经验，布置开展新的工作以迎击顽固派的新进攻。习仲勋具体分析了各县所面临的形势，指出：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本身仍旧是急剧地发展着和转变着，并未因之而消沉和停止。如最近新正斗争的胶着状态，一方面是由于顽固派军队为了首先巩固利肃清所占区域、建筑碉堡工事打好基础，以作新的进攻之故。总之，顽固派对我关中分区之进攻并未放松一刻，且在战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区进剿，在战术上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节节逼近，企图迫我于牢笼之地，已达到其一举消灭之险恶目的。根据以上分析，他提出：为了开展和坚持相当长期的反顽固派的艰苦斗争，为了完成自卫军的反磨擦斗争的战略任务，必须建立我们的新阵地，必须建立坚强巩固的后方，大好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良好基础。要进一步团结和扩大进步势力，开展新区工作。

　　为了击退顽固的武装进攻，夺取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习仲勋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为之投入了很大的心血。仅一九四0年一年中不完全统计，他以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义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磨擦斗争报告达二十七份，十万字之多。一场错综复杂、艰苦卓绝而旷日持久的斗争，对年轻的分委书记的革命意志、斗争艺术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他一生经历过许多惊涛骇浪，但这段经历在他记忆中尤为深刻。他在调离关中分区后回顾党史曾深情地说：

　　“一九四0年国民党反共摩擦更加严重，二十八师、预三师向我进攻。三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五月间，国民党保安第四支队郭相堂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之四区亦被占领。及至七月，井村战斗后，才予反共部队严重打击。在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下，一九四0年九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姚曲、马栏四个区，成立了同宜耀县。一九四一年二月又夺回新宁的盘客区。在一年的反摩擦斗争中，我们基本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顽固分子转向对边区进行碉堡封锁政策，蚕食边区，建立特务点线，组织破坏瓦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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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7
　　●政策和策略的启迪

　　关中分区的反摩擦斗争，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习仲勋及分区其他领导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至理名言，更是有着切身的体会。

　　必须在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的前提下，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须研究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析和区别对待顽固势力、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从而赢得反摩擦斗争的不断胜利。一九四0年五月九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回函习仲勋，讨论当时斗争的策略问题。信虽不长，但可以看出他们对反摩擦斗争策略的准确理解和工作布置的细致入微。信中说：“关于摩擦事件，时紧时松，成了一个规律，有时闹得满城风雨，有时平风息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随时地能应付自如，不为一时满城风雨而慌张，不因一时平风息浪又失掉警惕。同时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坚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的来势汹汹，我即有备无患。在政治上先用劝告，礼节对付。一次劝告还不听，则再次劝告。正面劝告不听，侧选择对方最弱的一点，予以有力的还击。但任何时候都不与对方的中下级翻脸。”

　　习仲勋及其关中分委正是这一系列策略方针的实践者。他们对边区周围有进步倾向或持中间立场的地方武装头目、士绅，尽量争取和团结他们，对如张中堂、郭相堂、李养之等顽固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直至全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的井村、底庙、马栏、柳林等数十人反摩擦战斗，就是在劝说、警告无效，无法忍让的情况才去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行动。

　　但是，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处理中，也要注意维护团结和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一九四0年八月十日，驻小邱国民党军六名士兵哗变，携枪投归分区淳耀县三区自卫军。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既让该县权劝说哗变士兵将枪送回原部。事后他即向林伯渠、高自立写信报告了此事处理经过。信中说：

　　“查小邱驻军平素与我方关系尚好，而此事又不能秘密往下，为顾权统一战线，以便团结起见，职已饬令该县，叫把枪送还该军，对来归之士兵以团结大义，着回原部或他往，实则留下分配工作或者往受训，因为若送回去，恐被杀害，影响不好。至于那活动哗变的自卫军连长，不懂目前党的政策，着于纠正与教育，并借以教育其他同志。”

　　必须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争斗并重。“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习仲勋深知，关中分区几乎四面处于国民党的包围之中，我们军事力量与顽固派相比处于劣势。要掌握反摩擦斗争的主动权，必须开展针锋的政治斗争，宣传感化、孤立瓦解顽固势力，一九四0年习仲勋在写给陕甘边区的二十多份报告，大都提到了与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敌报道，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对于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消弱其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关中分区在驻地马家堡举行有分区部队和中学生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会上习仲勋同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开展一场唇枪舌剑的说理斗争。习仲勋首先讲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后说：在全民抗战连接取得胜利之时，却有人挂羊头卖狗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时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手提文明棍的国民党旬邑县县长站起来、阴阳怪气地向坐在会场前面的部队战士发问：“你们是拥护南京政府（汪伪政权），还是拥护重庆政府？”战士们不解其意，即随口回答说：南京政府。该县长抓住这句话不放，高声说：“究竟谁在挂羊头卖狗肉，你们还拥护汪精卫。共产党嘴上喊全面抗战，这岂不是在片面抗战！”习仲勋愤怒驳斥道：“当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但我们派到旬邑县城的抗敌后援会被捣乱得不能活动。我独立一营也遭友军武装进攻而撤出县城。而国民党县政府却分成两个，驻扎在边区做点线工作，破坏抗日民主运动。今后，我们对反磨擦做点线的人也要礼送处境。”

　　习仲勋讲话以是理论、掷地有声，博得全场赞同。

　　国民党县长虽不服气，但还是软了下来。最后无可奈何地说道：“今天我不走了，就住马家堡，看看谁是真抗日。”当时目睹了斗争场景的张西民回忆说：“习仲勋口才流利，讲话逻辑性强，好像国民党县长也不松火。”

　　习仲勋善于演讲，讲话富有激情和号召力，其时年仅二十多岁，潇洒利落，英姿勃发，讲话时常引起轰动相应。一次陕北公学和当地学校几千名学生在看花宫听习仲勋作报告。陕北工学许多外地籍的女学生争着以报告台为背景照相，引得主持会议的李维汉风趣地插话：请同学们好好听演讲，习书记已经结婚。全场立即响起一阵掌声和笑声。

　　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二日，习仲勋特地给新正县三科科长杨辛程写了一封信要求揭露顽固派的罪恶的信，其对政治斗争之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信中说：“辛程同志，当你走时，忘了一件事，就是对方侵略崔家河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兵力夺回，又不能以谈判交我，剩下的一步路只有抓紧将顽固派的罪恶公诸国人。请你就便写一通讯，送《新中华报》披露至要。

　　习仲勋意识到这场特殊斗争必须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也将灵活性，注意斗争艺术。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是但是阶级矛盾在局部地区的特殊表现，曲折复杂，此起彼伏，因而同顽固派的斗争，必须在不损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具体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既要坚持有利有节，灵活有度，适可而止。当顽固派残杀八路军伤残元、强占旬邑县城之时，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们适时地向分区军民陈明利害，从抗日大局出发，不意气用事，必要时请求上级出面进行交涉，是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避免了盲目进兵动武，引起更大冲突，损害统一战线大局的事情发生。当顽固派武装侵占关中分区地域，组织保甲，与分区政权相对峙时，习仲勋明确提出对顽固派保甲组织的策略是：在其有武装驻守之区，暗中发动人民，保证将好的群众选入保甲中，保障人民已得利益，维护干部和抗工利益和财产无损，并暗中为我工作。在无武装驻守区，则严格不让其保甲成立，使其每成立后，我即派武装或以别种形式将保甲赶跑，使其无巩固之法。这些灵活多变的策略和诸多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措施，应对了当时许多突变的复杂事件，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在一九四0年夏稍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暂时的平静掩藏着更大的风暴。当年冬，抗日阵营内出现了严重的投降危机，国民党又加紧推行其反共政策。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发动了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反共高潮。此次反共高潮重心虽在皖南，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遥想呼应，以四十万之众的兵力加紧了军事包围，又将关中这个“宝葫芦”作为第一步夺取的目标。为了应对胡宗南可能发动的进攻，中央军委令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后警一旅兼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兼政治委员。

　　警一旅下关中后即同关中分区部队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何国民党保安旅激战三天，将他们赶回夙王山以南；接着又攻打收复柳林、土桥镇和正宁县部分地区，至此南线的反摩擦斗争才基本平息了下来。

　　在严酷而复杂的反摩擦斗争岁月里，习仲勋的二女儿乾平和长子富平相隔三年降生。这对于正在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紧张工作的习仲勋夫妇来说。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战时的特殊环境，容不得他们有更多的儿女情长，只好将一双儿女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后来儿子富平因为妈妈的乳汁不够吃，身体瘦弱，就从群众家抱了回来。但是二女儿乾平则因为关中分区首付马家堡被国民党军占据失去了联系，而这一分别，就是九年。待她再回到父母身边时，陕西省全境即将解放，西安已经回到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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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8
　　第10章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边区第二师范首任校长

　　救救孩子的呼声，喊在二十年前。

　　教育孩子的责任，落在我们双肩。

　　嗨！我们，我们，我们第二师范的青年。

　　当日寇的炮火响在黄河边，

　　当将士们战斗在前线，

　　要艰苦的学习，艰苦地锻炼！

　　才有健康的乳汁，去哺育孩子们。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

　　这是成仿吾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写作的校歌歌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这嘹亮的歌声伴随着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追求知识和理想的脚步打破了关中川山、马栏河畔百年沉寂，为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的奠祭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简称“二师”，是应边区当时所面临的战争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诞生的一所新型的中等师范专科学校。习仲勋就是第二师范的创建者之一，并兼任该校首任校长。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在关中分区新正县看花宫设立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也将鲁迅师范由延长县迁至关中分区领导机关驻地马家堡。这两所学校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和分区领导给予很大支持。在陕北公学和鲁迅师范先后撤离关中后，一九三九年九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分别成立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并明确规定办学校宗旨是：“培养地方文教干部。”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二师的教育方针，一开始就确定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才能的青年为宗旨。一切从边区实际出发，培养边区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人才。第二师范存续十年间，又相继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在国民党军封锁、包围不断侵扰的环境中七进七出马栏，辗转陕甘晋，搬迁十多次，在数千里征途上留下了二师师生艰苦船创业、不懈追求的足迹和汗水。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领导关中分区军民进行反摩擦斗争的习仲勋在马家堡驻地迎来刘端棻、王伯勋、安已未等人。他们一行是受边区教育厅委派，来关中筹建第二师范，并帮助指导分区开展各学校教育的。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讲话：

　　“一九三八年，关中分区有鲁迅师范，还有陕北公学，对发展边区党政的群众是十分留恋他们的。今天成立地方性的师范学校，这对分区来说，是一项重大建设。”

　　他还宣布筹建小组的人员分工，在筹备学校的同时，结合分区冬学为二师招生。二师选定在马家堡西边沟畔上鲁迅师范旧址建校，同时置备了图书教育，调派教育员工。结合冬学招生六十九名，编为师范队和预备队，按军事建制编为一个大队。习仲勋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下设教务、生活指导、事物三个处。学校有党支部、学生会。

　　一九四0年三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在马家堡校园内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工、青、妇各界代表莅临大会，表示祝贺。二师在范摩擦斗争中诞生了！习仲勋此时正在延安出席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但他对二师的顺利建成并兼任二师校长高兴和欣慰，因为在他的少年时代毕竟有一段不寻常的师范生经历。尽管他担负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重任，战事频仍，公务繁忙，但仍以极高的热忱为二师乃至全分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三月三十日，第二师范师生在参加分区召开的反王拥蒋大会时，因遭顽固派炮火袭击返回学校。习仲勋等分区领导在决定分区党政机关撤出马家堡的同时，也首先考虑到二师师生的安全，遂指示二师向新正县二区三甲原的索罗村转移。次日晨，二师师生及附小高年级学生安全到达目的地。建校初期处于战争环境，习仲勋非常关心二师的建设和发展。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巩固学校、保卫关中”的口号。巩固学校，即增强干部团结，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千方百计把学校办好；保卫关中，即学校要积极协助党政军动员群众参加反摩擦斗争。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效果。习仲勋还特别叮嘱二师领导同志说：“学校要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支部的乡政权，要和驻地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学校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解决学校在生产劳动中工具问题，习仲勋提出学校是收拾与群众变工互助，即学校派学生给群众锄一天地，群众帮学校犁一天地，即解决了学校的困难，锻炼了学生，有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五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分区的武装摩擦，二师的安全受到威胁。习仲勋找刘瑞棻说：“顽军要进攻分区，逼迫我们退到山里去。二师在三甲原不安全，可以迁到新正县去。再不行，还可以迁到南梁老家去。”他还特别说：“今天二师的任务是保障学校一百多名师生的安全，好要准备接受分区顽军侵占区教师，担负保存干部的任务。学校要学会在反摩擦斗争中办学。”五月下旬，三甲原群众用二十多头牲口托驮着图书、教育和日用品送二师到二百多公里外的新正县二区傅家山。

　　八月下旬，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取得了胜利，关中分区形势也相对平静了一些。习仲勋指示二师又搬回了离分区领导机关驻地较劲的新正县后掌村，十一月下旬，形势有趋紧张，习仲勋以关中分区党委常委会名义指示二师：一、学校要加强集中领导；二、学校组织要简单灵便；三、学校要实行办军事化；四、学校党组织要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党员要起核心作用，去巩固学生情绪。指示下达不久，顽军有进犯边区，二师遂从原上的后掌村迅速转移到东山沟的马栏川悟空洞。翌年十月，鉴于分区党政军机关要迁往马栏，习仲勋建议二师搬迁到马兰镇以西八里地的黑牛窝。至一九四三年处，又与关中警备区司令部调换，移址马兰镇。

　　第二师范诞生于国民党顽固派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炮火之中，短短时间内就经历了七次建校，六次搬迁。如何适应特殊的历史环境，如何在饥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一新的校风，保证吃饭、住宿和教学不间断进行，成为习仲勋和其他校领导考虑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们提出“白手起家，艰苦办学”的方针。每迁徒到一地，师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建校园，解决衣、食、住、教问题。一九四一年十月，学校迁至黑牛窝后，即开展了“十月劳动建校节”活动，一个月内就打成窑洞八孔，整修旧窑洞十二孔，基本满足了住宿、教学、办公及生产生活需要。有时在搬迁的过程中，走到哪就在那里教学。没有教师就利用牛窑或露天上课；没有教材，教师自己编写；为了节省灯油、纸张，还采取晚上上音乐课，改写书面试卷为课堂问答、沙盘练字、演算等，因地制宜、因陋就间地坚持教学工作，并逐步建立了符合实际和自己特点的教学秩序。到一九四二年底共招收学生五个队，举办了小学教师集训会、冬学教师训练班各一次。

　　习仲勋曾回忆和评价说：“二师有不少时间游居在山村群众的土窑洞里，有时在旷野、林间以至行军途中坚持教育和上课。当时学校流行这么几句顺口溜：‘庙宇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没教材。老师自编自选，没有黑板，借用群众的门板；没有粉笔，用黏土快制作土粉笔；没有纸，利用桦树皮和旧书报；没桌凳，做的是砖头石块，膝盖当课桌。自己打柴烧木炭，开荒种粮种菜，采野菜，防棉线，白天上课，晚上放哨，还过军事训练和演习。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始终紧紧地结合在结合在一起”。“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

　　习仲勋兼任二师校长两年多，以很大精力进行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0年九月下旬，学校在后掌村召开了一次师生员工民主大会，习仲勋自适自终参加会议。学校领导认为，这次大会。首创了集思广益的民主方法，是二师创建以来所没有过的，他充分发扬了民主，增强了团结，总结了经验，改进了工作，使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在学校发扬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次会议的缺点是对民主的理解有片面性，过分强调民主，搞极端民主化，有人甚至认为学生会与行政领导是平行的。习仲勋对此次大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民主大会以后要特别慎重。在全校大会上学生面对面批评教师，这不见得妥当。”习仲勋讲话后，类似问题及时得到纠正。

　　一九四一年六月下旬，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向社会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二师师生对这一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认识不一，议论纷纷。六月二十七日，习仲勋带《关中报》主编胡炎骑马感到悟空洞，在校门沟前口的大树下为师生们作专场实时报告。他概述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式，论述了苏德战争性质与前景。他以浓重的关中口音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年来，战火越烧越旺，战争越大越升级。这次希特勒倾巢出动，入侵苏联，标志着战争规模的空前空大，战争的性质也起了根本行变化。在此之前，除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外，主要是德、意、日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此后，即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侵略奴役的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奴役的民族保卫与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性质的战争。德国入侵苏联与日本侵略中国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都是正义的卫国战争。正义战争是人民直接参加的战争，必将取得胜利；非正义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战争，必将遭到包括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当前的任务是要动员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组成国际反法西斯同意战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习仲勋的报告澄清了二师师生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习仲勋还注意和教师、学生交朋友，耐心细致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原二师学生张西民曾回忆起习仲勋五十八年前对自己的一次深刻的教诲：“一九四0年，彬县一位叫何治中的学生对我说，彬县师范条件好，第二师范师资好。二师流动性大，还要打柴、帮灶，吃黄米多，条件的确艰苦，当时我的思想上有些动摇，想到彬县师范上学。我的想法被指导员石大康知道了，他又报告刘端棻副校长。那是石大康同志每周要来一次二师，给学生做时事报告，将抗日局势，鼓励学生不要怕艰苦，刻苦学习。一次他来学校后，让人找我。我心里嘀咕，这么大的官找一个学生干啥？我去了以后，刘端棻老师介绍说，这是要去彬县师范的张西民。仲勋同志亲切地拉起我的手，笑着说，你这个‘小反动分子’，怎么想离开这里？他还问了我父亲的名字和家中情况，又拉家常似地启发说，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红军长征多艰苦，有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为了什么？再说，现在不光学生苦，老师也苦，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都很苦，但一定会苦去甘来。以后他又连续叫了我七八次，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最后一次，他问我，你这个‘小反动分子’转变过来了没有？我说，转过来了。他才满意地笑了。”

　　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后，全校九十多名师生患伤寒，刘端棻副校长也卧床不起。习仲勋得知情况后，立即请来雷家庄老中医张质平到学校为师生治病，他还把自己保存的两支针剂送到学校，用于危重病好。后来张质平精心治疗下，病员们恢复了健康。

　　一九四二年三月，刘端棻奉调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师范（延安师范）工作，刘对二师怀有感情，留恋不舍。习仲勋也对这位创建二师付出心血并在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已建立了浓厚的友谊，建立了历史性的感情，因而不愿分离。但是我们都是革命队伍中一员，要听从党的安排，服从组织的调动。要做好交代工作，主要是工作交代，要总结二师的工作，并把总结交代给学校新的领导人。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习仲勋带分区宣传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二师召开的校务扩大会议，在刘端棻总结二师总结后，习仲勋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二师两年来工作所得的成绩，确认了将一九四二年定为“二师建设年”的工作设想和正在实施的六项任务，即：精简机构和行政人员，曾产节约勤俭办校；贯彻《师范学校规程》，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常规制度，开展工作研究；减少学生繁多的劳动负担；加强学校环保卫生；添置校产，改善物质条件。这一年，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建设年”的六项任务基本得以实现。

　　是年夏，二师一班二十九名学生学生毕业，学校为他们颁发了由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和校长习仲勋、副校长邹锦城署名的毕业证书。二十九名同学留校工作五名。在此之前，一百多名同学因革命斗争需要提前离校，已工作在不同岗位。

　　习仲勋兼任二师校长，只是他负责全局工作的一个方面，但他对这段经历极为珍视。四十八年后，但他得知在编写二师校史时，编写下了一段关于二师的文字，感情之深，溢于笔端：

　　“我离开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将近半个世纪了。回忆起当时在那里开办边区第二师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听说陕西省人民政府已在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镇树立纪念革命旧址石碑，原二师在马栏的校史，这些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陕甘宁边区长期处在国民党军包围封锁的环境里，个中等学校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谈不上有什么设备，大致是按抗战初期延安的陕北公学之类的办学路子进行的。特别是二师，常因国民党对关中分区的不断袭扰，因难频添，不能按正规化的要求办学，不受旧教育框框的束缚，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从实际出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辗转陕甘，依托农村，因陋就简，因材施教，坚持办学。以后历届的校长也是这么做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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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39
　　●写自炮火和硝烟的自传

　　习仲勋守护党中央驻地的南大门六年间，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屡次挫败了国民党制造的摩擦、蚕食等破坏活动，巩固和加强了边区党、政权和武装组织，同时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发作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粮食和兵员。

　　“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的一句话。事实确实如此，这位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地方领导干部，始终把自己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以炽热的赤子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九四0年六月，观众分区还燃烧着反磨擦斗阵的战火，顽固派武装进攻的炮声时紧时松。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习仲勋回忆与思考的思绪不断拨动着他感情的波澜，因为这时党中央有一个要求，即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个人《自传》。他想到生育自己的那方土地和黄土地的人民，包括父亲、母亲和家人；他想到了自己学生时代对知识真理的痴心追求；他想到了投生革命十五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许多在此期间倒下的先烈和战友。曾有好几天他时而低头踱步，时而凝神沉思，辗转反侧，夜难成眠。六月十九日，习仲勋在阳坡头关中分委地一普通的土窑洞，写成一份《自传》。

　　《自传》首先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

　　“我出身贫苦，当我幼年时，家境不大好，我记得除自耕中别人田地。当民国八九年时才算中农。父母俱以农为业，全家生活都是靠种田维持。斯时，已有天地百亩，耕牛三头，房子六间，我不欠人债，人也不向我借贷，全年自己劳动收获，除交纳粮捐款税外，以将就过活，但每年很少剩余。民国十七年，因我被捕入狱，双亲患疾亡故。斯年后陕西大旱，整两年未收，吃用短少，东挪西借，竟累得一个小康之家一变而为贫穷不堪，后经家族艰苦经营十年多，家道又有好转。”

　　他在简述了家庭后来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小学经历后，特别写到了在立城学校时革命形势对自己的影响：

　　“我这时的处境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这个学校我县最进步的革命堡垒，所以不仅在教师中有不少的革命指导者，而且全校学生早就结成一支有力的革命队伍参加在这一革命洪流中，我思想上进步正是由于当时这种革命环境给予我以极大推动，因而我除了校内活动外，也开始走进农村活动，每逢革命节日及星期日我们都分队下乡工作。而主要的是广泛地宣传与组织农村，发动运动起来反对封建压迫与地主剥削，是学生与农村运动结合起来，整齐步调，共同奋斗。我就是在时加入青年社（民国十五年春）。同年春又经宋春梅、武之镇介绍加入共产党主义青年团。由斯时起，我就过着有斗争意义的生活。当时革命环境允许有各种革命书报阅读，但可惜我自修能力太差，多读而多不能领会。惟有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但不懂，年龄太小，而记忆的总是一知半解，甚至还不懂共产主义如何正确解释。总之，我这时认识共产党好，反正要干他到低。”

　　习仲勋在这份《自传》中，回顾了自己因参加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潮，因遭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在狱中入党，领导士兵暴动，渭北陕甘宁边边时期的革命斗争以及在错误肃反中蒙冤受屈，随西方野战军西征等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劳动人民深深的爱。这份《自传》给人以重要启示，就是一个革命者必须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锤炼意志、曾长才干，要经得起严酷环境和个人荣辱得失的考验。从《自传》可以看出，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个人的苦乐忧患同劳苦大众的利益和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以忠实地群众做好每件事情的具体行动，不断地磨砺自己的思想品格。

　　习仲勋这份写于炮火与硝烟中的《自传》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赤子之心，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印证。

　　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之时，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但是，发展生产、保证军粮供应和解决好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也成为萦绕在习仲勋脑际的重大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在新庄窝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合作社，以解决分区工作人员吃粮和物资贸易问题。习仲勋兼任县长的新正县政府在西牛庄开办农场，每年产粮八十于石，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据当时对分委驻地的杨坡头村三十六户典型调查，原来的十五户贫雇农，三户便分别达到中农或接近中农水平。同时该县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工商贸易单位，拥有股金二十一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金五万元。纺织厂年纺纱四百五十四斤，织布九百十五丈，解决了全区三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问题。完成救国公粮三千八百九十六石，超额二十六石；完成公草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六石，超额三千七百三十七斤。此外，群众还自主给政府余粮八千石，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公债券七点七二万元。六百二十四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警备部队，一百五十五人参加地方游击队。

　　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勋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获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勋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稔，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习仲勋尊奉的一个人生信条。在关中地区的广大农村的当年在关中分区工作过的老同志中还流传着习仲勋体贴爱护干部、关心群众的许多佳话。

　　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妻子生小孩时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庚申给请来大夫，买来了药，使婴儿顺利生产，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小孩了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的妻子嫌弃聋哑人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还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后，都称赞说：共产党的分委书记真是为老百姓操尽了心！”

　　有一段时间，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流行病，日渐严重和蔓延。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兄弟生命安危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大事。他即派专人赴延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众。

　　习仲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以其模范的行动和影响着身边的人员。由于条件的限制，观众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松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有匹马，但每去农场劳动和其他活动，他总是让马给同志们托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一次有位同志问：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倡新生活运动，让人们走路靠右走，那左边让谁走呀！习仲勋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目的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行人走路只是一种行为规则。但蒋介石搞的那套新的生活运动，和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都是对立的。

　　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来分委驻地看望习仲勋，同时带来了十颗鸡蛋。习仲勋亲手将鸡蛋送到机关伙食房，让给病人补充营养。大师傅激动地说：群众送给你的鸡蛋，他连尝不尝一口，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呀！最后，习仲勋还是将面条给房东老大爷吃了。

　　关中山区的冬日，天气特别寒冷，考虑到领导同志工作特点，分区机关给部门以上的领导每人缝制一件棉大衣。习仲勋知道后，并找到管理员张桂德说：我的大衣旧了点，但还可以穿几年，就不须在做了。你看看其他通知衣被鞋袜是否需要添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嘛！

　　习仲勋特别注重党政机关和部队的自重建设，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一九四0年四月三日，在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人员名义就保护群众林木问题致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说：

　　“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颗，价值三千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苗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习仲勋还十分关心优抚工作，包括对俘虏政策的落实。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习仲勋两次报告高岗、林伯渠、高自立，在关中面临严重困难情况下，请求边去党委、政府帮助解决游击队活动和遣返俘虏经费，以及伤残死亡人员抚恤问题。他认为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政治上有利，特别是对于俘虏，“发给他们路费，护送出境，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可以替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

　　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痴情，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着这位年轻领导者。在习仲勋的档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干回忆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作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动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小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通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表示亲热和热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的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头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作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的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咋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咋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碧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阵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慰劳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的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却因为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案引起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特别调查，而习仲勋当时对此事是不知道的。当时受命调查此事的边区保安一局局长师哲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中有老有习仲勋的名字。他说，我们对习仲勋并不怀疑，但要调查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到关中之后，在截获的电报中看到仍有习仲勋的名字，但此时习仲勋已调赴绥德地委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调查，疑点集中到了家在边区而人在旬邑县职田镇的国民党特务专员杨红超身上。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次秘密突袭，将该杨捕捉，押回边去境内。经审讯证实他给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全是编造的假情报，习仲勋的名字也是他随意写上的。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领些赏钱而已。从此以后，特务机关情报再也没有出现过习仲勋同志的名字。西安国民党情报机关给蒋介石的密电还很遗憾地称，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云云。”

　　一九四二七月，习仲勋经历八年多艰苦而紧张的战斗生活后，奉调出任西北党校校长。在此之前，关中分区隶属由西北局委划归陕西省委。习仲勋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是年初，关中分区和陕西省委领导机关也先后移驻马栏镇。马栏由此开始到解散前夕一直是关中首付驻地。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地处子午岭的马栏镇四周的群山密林一片翠绿。蓊郁葱茏，在阵阵微风中发出轻轻声响，马栏河蜿蜒西流，汇入经水之中。习仲勋同送行的关中分区领导和群众道别后策马启程，他回望这里的山山水水，依依不舍之情悠然而生。马栏河西坡上有分区机关干部自己动手挖掘的三万多孔窑洞，机关、部队、学校、商店、疗养院、剧团分布在这个风光宜人的小镇周围。他虽然在这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但眼前的景象却勾起了更远的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他两下关中，他同关中分区领导机关从旬邑到姚曲河，到马家堡，又到阳坡头、马栏等地，足迹遍及这里广大乡村；他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在革命烽火岁月里，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因而对这方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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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40
　　●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

　　一九四二春，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注意教育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风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风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在党政军系统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迅速发动起来。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在延安边区参加会议大礼堂有两千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运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出了部署。至当年秋，参加边区整风的党员干部通过文件学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兴起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通过检查工作，反省自己，纠正错误，增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

　　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党的建设，从十月十九日开始，中共西北局中啊开了一次为期八十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从杨家岭住到了西北局机关“蹲会”。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也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参加这次回忆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议题是：痛过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天元化领导；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代表党中央指导会议的任弼时说：“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

　　习仲勋认识到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去的很大进展的基础上召开如此规模很大的会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他对会议的安排极为赞成和拥护。发生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尽管已过去了七年时间，但是数百名没有牺牲与战场、而是倒在“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刀下之口的党政军优秀干部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际，不少为革命出生入死、从错误肃反的牢狱中侥幸生还的同志仍受不公平待遇，许多同志对当年在审查错误肃反的决议中一些结论长期不能接受，争论激烈。习仲勋认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三十年代前期出现的错误肃反历史问题，是在我们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而又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负责检查和处理此项工作的党务会在纠正错误肃反时，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只是要求尽快释放刘志丹等大批被捕同志，迅速结束错误肃反，以澄清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于彻底肃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尤为重要。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凤凰山麓的边区参加会大礼堂开幕。习仲勋和出席大会的四百多名同志一起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这次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合乎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就包含着很大的斗争，好的保留，坏的整掉，就是斗争。一个人也如此，去掉坏的思想，保存建设好的思想。后来，毛泽东又用两天时间结合，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习仲勋参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陈正人负责的整党整学专员会的学习讨论，半天阅读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以“思之不得，梦寐以求”的正逢精神揭摆事实，开展批评，做自我检查。

　　十一月五日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原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阶段，接连十一天的会议紧张严肃，思想斗争身为激烈。其实，在这次之前几年间围绕一九三五年秋季错误肃反和对这段历史的结论，就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论和准备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错误肃反造成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十一月，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出初步结论，由于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讨论，因此在所的结论决定中对错误肃反的性质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个别提法甚至是不正确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

　　冬日的延安，气温很低，但是正是在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却在热烈、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会议本着“是就是，非是非”的求是精神，核对事实，讨论陕北错误肃反的性质、危害，进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与会同志的情绪很高，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告结束。

　　十一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言。他一开始就风趣地说，我也是当时戴了狗头帽子的一个，所以我的发言也是根据这次整党的报告，只想讲一点，关于陕甘边党内一些历史问题的问题。我觉得，关于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不是仅仅地讲肃反问题就可以讲清楚，它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

　　习仲勋接着结合自己的亲自经历，讲述了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展过程中陈家坡会议，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阎家洼会议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思想斗争。他列举事实说明，根据地建设一旦受到“左”倾路线极其执行者干扰时，就出现挫折，就遭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他严词批判杜衡推行王明路线给苏区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春，正是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的时候，在这时红二十六军是由以后当了叛徒的杜衡领导的，当时他在红二十六军当政委。这时虽然部队正式改编了，所谓一个团，实际上兵不满三百，枪不足二百。杜衡当时的领导就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所以他未来红二十六军前，就口头上喊陕甘工农游击队是逃跑主义，不能再陕甘边一带领导群众斗争。事实上他来以后，以他口头上的所谓正确领导，执行一条“左”倾路线。他为了提高自己，中间回过一次西安，和陕西省委作斗争。第二次回来时，杜衡的思想变得相当坏了，眼看着就要离开革命队伍。他从合水的黑幕原给后方写了一封信（那时后方就是现在的照金），他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我也是非常简单的，懂得的非常少，确实是在那里摸索。我觉得这不大妥当。陕甘边苏区虽然不大，但是党和红军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和巩固的根据地，但那些地方还有广大的群众，我们说，离开陕甘边苏区不发展，另外又要创造什么新苏区，这大概不大妥当，当时我们写了个意见信，也没有引起杜衡的重视。后来，打陕北创造新苏区的计划行不通，就来了南下，即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那时整个路线是不正确的。这时开了一个南下会议，这个会议我没参加，据说当时会场的情景，就是杜衡一再坚持要打到南山区，创造谓华苏区。强调谓华那里有过去群众暴动的基础，那里地形也好，在物资补充方面也比较容易。他最主要的是提出和四方面军呼应，和鄂豫陕苏区取得联系，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难敌”。所以在这样的煽动情形下就南下了。当时杜衡的领导，完全是对党内采取个人统治的办法，不仅同志军队，而且统治了地方党，一切是个人说了算。这次会议没让王世泰参加，王世泰是当时的二团团长。他不知道这件事，一直到过了渭河经过灞桥，王世泰说则么办呢？一股劲向南走，这才知道是南下。二团一南下，就全军覆没了。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他接着说，由于陈家坡会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了错误思想干扰，继而又提出了新的整军计划，南下失败后的红二十六军才逐步恢复和壮大起来，，把几十个游击队编到红二十六军部队，在三原武字区、照金苏区，还有合水的北部、庆阳的南梁、保安一带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所以从这里以后，在总的政治路线上，仍以创造陕甘边苏区革命运动的形势，恐怕另外是一个情形，红二十六军也不会重新建立起来。不到处开展游击战争，不组织领导群众，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习仲勋讲的第二个问题是陕甘边党内在各政策上的争论和斗争。他指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正处于巩固和扩大时期，外部国民党武装加紧了军事“围剿”。边区还缺乏大批经过斗争的中下层干部，加之又长期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因而在这个情形下，要想非常坚固、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

　　习仲勋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陕甘边区、陕北苏区肃反和肃反带来的恶果及革命遭到的损失。他严肃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强加给陕北边区党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取消主义”、“逃跑主义”、“稍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重的土匪色彩”等种种罪名。他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稍山主义不错呀！没有稍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他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区党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窜山林主义，枪杆子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以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稍山主义。他风趣生动的话语博得与会同志一阵笑声。

　　习仲勋在发言中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是在肃反开始之前，组织了小代表团，我是小代表团之一，那时上有大代表团，下有小代表团，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团。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便开始了。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即分清是非，有团结同志，对在肃反中严重错误的人提出批评，主张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丑”，敢于承认错误，才能有利于找准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改正错误，轻装前进。他形象地说，几位同志发言中都说到要人家帮助他“脱裤子”，把问题搞清楚。脱裤子变成脱帽子，露出一个光头来，什么具体错误事实也没有，只是笼统地承认错误，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疯子打架一样找不出个原因来。如果是这样子，怎么能改正错误呢！这个大会重要的是要把陕甘边区党的历史的问题搞清楚，是我们党今后更加一致，更加统一，更加一元化。如果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不搞清楚，这就会使得边区党在今后的建设上受到很大损失。今天要使全党同志进步，特别是犯了错误在今天还表现不诚恳，不坦白的同志，因在这次大会上老老实实下决心诚恳地承认错误，纠正错误。这样才是我们个人之幸，全党之幸，！

　　在习仲勋发言前后，围绕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等方面的问题，徐向前、王振、高岗、马文瑞、祝理治、郭洪涛等七十多人在会议上发了言。

　　十一月十七日致十八日，高岗在大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报告，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做了结论。毛泽东肯定这个结论说哦，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要的。七大要作这个结论。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十二条经验的报告。毛泽东生动地指出，要借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之“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刚从山东回到延安的刘少奇也向会议作了报告，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在会议后期分别作了报告。这些讲话和报告对于习仲勋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理解和领会当前的形势及任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月八日，习仲勋以《关于党史简述》为题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从大革命时期在关中旬邑县前义村建立的农村支部谈起。分析了在此期间发生的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接着又谈到刘志丹领导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以及在五倾塬、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留下的深刻教训。他特别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关中地区党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反共磨擦的情形。他概括关中党的历史经验说：（一）关中党是经过了三个时期的斗争（大革命、苏维埃、统一战线），它具有公开的、秘密的、武装的丰富斗争经验，领导着关中广大群众，并和他们密切地结合着，进行了保卫关中、保卫边区的各种残酷斗争。（二）关中党的产生，始于大革命时代，但它的发展壮大，是在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红二十六军的直接帮助与指导，给关中党发展存在以有力的支持。（三）关中党的发展，其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从它的历史全过程看，没有一天是离开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同样是表现在关中的党里。

　　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向大会作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任弼时的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习仲勋也深深感到，这一报告极全面、准确、深刻地总结了大会的成绩，不是泛泛地检查工作，规定任务，而是深入到各种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里，克服了党内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观点和认识，在思想上奠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

　　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目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央重新审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任弼时在讲话最后感慨地说：如果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了的。

　　会议还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未经过严冬的人，体味不到阳光的温暖。当习仲勋等一大批从错误肃反的九死一生的炼狱中走出的人，听到任弼时讲话和中央决定的传达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长期郁结心头的疑虑、困惑和沉痛终于得到排解，多年来笼罩于心头的迷雾终被拨散。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这次会议认真负责的总结和检讨中得以廓清。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后，中共中央重申了这一历史结论。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莅临会议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会议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习仲勋等二十二人予以奖励。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毛泽东为二十二名获奖者的奖状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三十五年后，习仲勋曾深情回忆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他还回忆说，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历时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之时正是农历马年岁末，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癸未年春节快步到了人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敲起锣鼓，扭起秧歌，呈现出一派辞旧迎新的欢庆气氛。此时，习仲勋接到了西北局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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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41
　　第11章 守卫边区北大门

　　●初到绥德

　　一九四三年农历年刚过，延安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人民领袖毛泽东情致颇高，他热情地称赞：“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里，会见了即将去绥德赴任的习仲勋，听取了习仲勋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毛泽东热情地鼓励说：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亲切的话语给习仲勋以莫大的精神鼓励。

　　习仲勋还清晰记得：一九三六年，自己两次赴关中工作之前，党中央领导周恩来、张闻天也先后找自己谈话，也同样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支持。这次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约见，听取意见，指示工作，慈祥可亲的笑容、真挚殷切的话语，寄托了无限希望，从而增加了他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二月中旬，习仲勋移交了西北党校的工作，离开延安到绥德赴任。

　　绥德地处陕北重镇榆林以南，无定河与大理河在县城交汇向东注入黄河。自北朝西魏时期，取“绥民以德”之意而得名，古有绥州、上州之称，被誉为“天下名州”，陕北“旱码头”。绥德城在古时就处于陕、蒙、甘、宁等省区的交通要道，商贾云集，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昭君出塞、文姬归汉、汉武巡边都从这里经过。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陕西早期中共党员、革命先驱李子洲等均出于此地。在县城东疏属山上和城西马鞍山下，有秦始皇长子扶苏和秦名将蒙恬之墓。城西北存有汉太守李广寨；城南“一步岩”处修有纪念韩世忠的蕲王庙；城西合龙山上有明万历年间兴建的十八处刹宇和仿木结构九级砖塔，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千狮桥”与“龙凤大桥”遥相呼应，构成了陕北石雕工艺和桥梁建筑完美结合的独特景观，记录着当地历史的悠久和传统的文明。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

　　三哥哥走了回来哩！

　　有什么话儿你对我说，

　　心里不要害急。

　　三十里铺来遇大路，

　　戏楼子拆了修马路，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咱们二人没盛够。

　　……

　　诞生于此地的这首浑厚、淳朴而又粗犷悠扬、传唱不衰的陕北民歌，生动道出了绥德一带特有的黄土风情，反映了当地民间深厚的文化蕴藏和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精神风貌。

　　由于绥德人口众多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对陕甘宁边区全局发生着重要影响，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工作富有成效的习仲勋调至北大门主持工作，足见用意深远。

　　习仲勋到达绥德后即到地委机关驻地的九贞观和同志们见面。

　　九贞观位于县城西门内的雕阳山，是明清时代一座道观，分为前后院。习仲勋被安排在后院一孔朝南的窑洞里住了下来，既作宿舍，也是办公室。习仲勋特地把毛泽东写在漂白布上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挂在墙上，以时刻鞭策自己。习仲勋的到来受到了春节前到职的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自治民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地委的同志还在九贞观大院的墙壁上贴上了红绿色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语，表达了对这位青年领导者的信赖与拥戴。

　　在习仲勋来绥德前，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接替绥德警备司令部防务，同时受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习仲勋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三月中旬，以徐向前、何长工为正副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的抗大总校从河北省邢台县浆镇迁至绥德西山寺。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军事干部即留在抗大学习。同时，中央还在绥德设立青年干部学校。一时众多的高级干部云集绥德，无疑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当时，中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对于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勋来说，既要兼顾全局，抓好全盘，又要做好各方的组织协调工作。

　　习仲勋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绥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该区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了心中有数。

　　早在苏维埃运动时期，绥德就是严重的赤白对立地方之一。一九三七年冬，当日本侵略军进逼黄河东岸，妄图西犯之时，中共中央就十分关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绥德地区的安全。经国共双方商定，特划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绥德警备区。毛泽东电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陈奇涵任警备区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警备区建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机关设在绥德警备司令部内，对外以警备司令部民运科发生关系。特委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委。为了巩固河防，边区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于绥德界首村设立河防县，管辖吴堡、清涧、绥德各一部分区域，同时成立中共河防县委，隶属绥德特委领导。

　　但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绥德地区却委派了一个第二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加剧，何绍南利用自己与侵华日军坂垣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而又颇得蒋介石器重的关系，便成为一个政治上极端反动、蓄意制造磨擦的反共专家。他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兵力四百余名，又收买兵痞、土匪等，合编成五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制造磨擦。其在绥德两年，多次绑架、暗杀共产党工作人员，公开袭击八路军官兵，贪污侵吞群众钱财和救灾赈款，制造了大量磨擦事件。中共绥德特委领导警备区军民同何绍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彻底粉碎何绍南制造的反共磨擦，加强河防，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抗日前线调回绥德，接替陈奇涵防务。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翌年二月，何绍南畏罪逃离绥德，陕甘宁边区领导下的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王震兼任专员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此后，警备区五县党的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中共特委机关公开对外办公。

　　习仲勋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何绍南的反动统治，加之国民党连续对边区发动武装磨擦和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干部成分比较复杂，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觉悟较低，还有人幻想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据此，习仲勋根据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形势和任务及绥德实际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同时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鉴于绥德当时由中央和各根据地调来干部较多，又有当地干部和一些旧职员教师等实际情况，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于留在机关、学校中的旧职员，也要着眼于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政权和其他社会事业服务。

　　后来的实践证明，习仲勋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符合实际的，对于调动全地区军民抗日热情，团结各方人士，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时的习仲勋还不足三十岁，但已担负起领导陕甘宁边区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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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43
　　●郝家桥调查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了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政策，加之各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了战胜敌人，保障供给，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首先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又提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据此决定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一九四三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一九四三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习仲勋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决定由自己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勋选调的调查组人员是：中共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抗战报》主编梅行、地区妇联干部张力、《解放日报》驻绥德记者田方等。临行前，习仲勋在自己住所召集调查组的同志开会，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他介绍说，绥德在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刚从国民党何绍南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边区政府在这里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广大贫农阶级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贫苦农民南下，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幸福的新生活。习仲勋特别讲了移民问题。他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移民运动，实际上已把移民工作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强军民团结、巩固边防的双重战略措施。但是，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发动移民的对象主要是哪些人，都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他还就调查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清明过后，万物复苏，时令虽已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但陕北高原的寒意还迟迟没有退去。四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带调查组的同志迎着料峭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土道来到了绥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

　　郝家桥地处深山之中，是沙滩坪区一乡的一个行政村，因为村子前修有一座碎石桥，村里又多为郝姓人家，故称郝家桥。过了前桥就是侯家坪，对面是刘家渠，后面是庙沟。郝家桥在几个自然村之间，处居中位置，所以沙滩坪区一乡乡政府就设在这里。

　　习仲勋将调查组同志按照几个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各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勋通过调查了解到，刚四十岁出头的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该村的减租会的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年中，他同自己一家人通过终年不息的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圓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当时的《解放日报》评价说：“刘玉厚以身作则，积极奉公，以及‘和人家商量行事’的民主精神，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和尊敬。”

　　习仲勋到郝家桥后，即邀请刘玉厚和该村村支书到自己住处叙谈。一见面他就拉住刘玉厚的手问道：“是党员不？”

　　“咱是。”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说。

　　刘玉厚问：“呃！你是住在九贞观地委的习书记？夜黑里你们来时咱一满没知道，刚从地里回来，人家就催咱来开会了。”

　　“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的党就更有办法！”习仲勋拍着刘玉厚宽阔的肩膀，然后又紧握住刘玉厚粗大的双手，对这位长自己十多岁的农民兄弟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咱什么也解不下，只解下受苦，党要咱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嘛！”刘玉厚朴实而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习仲勋详细询问了刘玉厚当年的生产计划。刘玉厚回答说：今年打算在五十二垧土地上深耕七次，每垧（谷地除外）上粪十五六布袋，锄草三四次，谷子地要改撒种为耧种。要溜崖掏畔，坚决完成增产五石粗粮目标。他还说：今年婆姨（妻子）要学会织布，使一家人自穿自织，犁铧要换新的，鸡娃羊羔多下几只。自己还背了两冬的石头，准备请匠工把新窑砌起来。

　　习仲勋听着刘玉厚的生产计划，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他想，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不就是为了使这些劳苦群众过上好日子吗！

　　调查组的同志还发现，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情况差，群众中脓疮、头癣、红眼等传染病流行较广。习仲勋便指示派人从地委领来来苏、碘酒、红丹和眼药等，调查组的同志亲自动手为群众擦洗疮口、滴眼药水，帮助孩子们洗澡、理发，进行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宣传工作。

　　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还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的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一时对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度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典型村经验的引导下，全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组织，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使摇崖、拍畔、打坝、挖窖、按种、深耕、锄草、施肥、翻秋地、旱耕等农作方法得到广泛推广，同时发展副业（城镇发展商业）及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五十二万人口吃饭问题。仅警备司令部在一九四三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就开垦荒地七百余块，产粮九百余石，收菜一百二十余万斤，养猪近二千头，纺毛线八点六万斤，棉纱六点四五万斤。军工厂年产棉布四千八百匹，棉衣四千套，单衣四点七六四万套，皮衣一千三百五十件，军帽四千顶，鞋子一点五八万双，毯子一千八百床，绑腿三千副，满足了该部官兵被服装备的需要。全年生产总值折合小米四万余石，解决了部队大部分粮食供应，尔后又达到了全部自给。

　　秋收以后，刘玉厚来到地委兴奋地告诉习仲勋说：  “一年下来自己家里收成不错，收了谷子五石五斗，高粱三石五斗，黑豆五石五斗，麦子四石，豌豆一石，扁豆一石，糜子六斗，绿豆一石，芝麻一斗，洋芋二十五袋，南瓜四百多个，棉花二十五斤，除去四石三斗租子和缴公粮外，足够全家一年吃穿用了。”他还说，原来由他三弟给别人家揽的十七只山羊，已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七只绵羊、五只山羊。今年还开粉房，又喂了一头母猪、三头肥猪、七个猪娃，还有五只鸡，今年又受奖得一头牛。由于吃的用的宽裕，还给三弟定了婚，决定明年二月为其娶亲。习仲勋耐心听着这位靠自己辛勤劳动过上丰衣足食生活的农民数说家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习仲勋的倡导和郝家桥经验及刘玉厚事迹的鼓舞下，绥德地区又涌现出许多典型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如工人郝玉亮，吉镇的王德彪、刘金英，四十里铺的汪丕应，佳县的阎开增，吴堡的任逢华等。习仲勋非常关心这些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的进步和生活，及时通过他们了解农村和社会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改进机关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大生产运动中，绥德地委和专员公署还号召机关干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习仲勋在地委干部会上动员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大家动手，搞好生产。只搞机关工作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是轻视体力劳动、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会上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节约三分之二；一年内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在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参加农村劳动，同时也按规定完成个人的生产、纺线任务，使党政机关的生活办公费用达到了自给自足。

　　郝家桥减租减息的经验，对全绥德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还为地主富农所有，因而对广大农民剥削甚为严重。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习仲勋十分注意在减租减息中将一般的号召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农村成立起农会、减租会，组织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据一九四三年十至十二月统计，绥德县六个区、米脂县三个区、子洲县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二点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点七三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至一九四三年后，绥德地区地主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产生活条件。

　　郝家桥移民经验也在全地区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习仲勋指示党政军机关反复宣传边区政府鼓励移民南下的决定：无地、少地的移民开垦国有荒地，就取得对土地的所有权；开荒耕种三年免缴公粮；垦区政府千方百计解决移民的土地、住窑、粮食、农具等困难。在当地党委、政府周密安排组织下，一批批移民自愿离开家乡，结队南下。一九四四年春，佳县农民李增正带百多人的移民大队，步行二百五十多公里南下延安，途经绥德，地委、公署领导为之举行了热烈欢送晚会。这些农民一路高唱自己编写的民歌，抒发内心对党的移民政策的拥护之情。歌词唱道：

　　佳县移民走延安，

　　一定要垦南劳山，

　　不过几年你来看，

　　呼儿咳哟！

　　尽是一片米粮川！

　　叫老乡，仔细听，

　　移民开荒真光荣，

　　各州府县来欢迎，

　　呼儿咳哟！

　　送了好多慰问品！

　　习仲勋从在郝家桥蹲点调查开始，就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与刘玉厚这位农民朋友数十年的亲密交往和友谊更是感人至深。刘玉厚的事迹在陕甘宁边区传播后，即被树为全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解放战争中，他作为支前担架队成员参加“三战三捷”和陇东战役，后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营教导员、后勤保管员等职。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被推选为会议八十九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十月一日，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九五〇年，作为全国特等劳模出席第一次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习仲勋、王震、刘景范等领导同志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九九五年秋，刘玉厚逝世。习仲勋闻知后写下了“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的题词，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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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43
　　●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

　　当习仲勋致力于绥德地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整风运动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深入进行着。身负一个地方领导责任的习仲勋仍一如既往地忠实贯彻和执行上级的指示，维护大局。当出现曲折复杂的局面时，他注重调查研究冷静思考，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方向，谨慎决策，力求减少失误。

　　习仲勋在郝家桥调查之时，地委已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当时延安各机关已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开始分期分批进入审查干部的新阶段。

　　中央作出审查干部和清查内奸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手段重点由屠杀变为策动自首和派遣特务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务机关分股袭扰边区的事屡有发生。因而中央在决定审干的同时，把清查内奸作为一项重要而极严肃的任务。然而，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政治情况看得过于复杂，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特别是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在中央决定下达前的一个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干部，一时造成人心恐慌。当时，中央在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对干部进行防奸教育和阶级教育，恢复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总学委会。同时责成各机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肃清内奸，教育干部，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审讯时不要动刑。

　　但是，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却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于不顾，致使整风审干工作严重走偏了方向。他认为“特务如麻”，“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问题”。他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用逼供手段制造了一个张克勤“坦白”典型。污蔑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河南省委是假党、“红皮萝卜”，进而说大后方的党组织靠不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红旗党”。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原来比较谨慎的边区政府系统也接连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仅延安就审查出两千多人。当时也有人当面向康生提出疑问，但康生颐指气使，以势压人，致使许多人不敢说话。在这样的气氛下，绥德地委的整风审干工作出现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难免了。

　　当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一系列文件传送绥德的时候，绥德地委还是按照上级的部署和统一口径向党政机关、学校等作了传达。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地委机关的动员会。应当说，从习仲勋等地委领导到普通的党员干部，他们或长或短地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无论是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义务，还是党性原则修养，都不可能对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持怀疑观望态度，他们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和“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因而对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抱有良好的愿望，都期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由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绥德地区复杂的政治情况，习仲勋在整风转入审干时还是小心谨慎的。这时绥德来了一大批干部和外地知识分子，如韩天石到了佳县，冯文彬到了米脂县，作家柳青也在绥德县当乡文书。较为知名的还有马洪等人也到了绥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农村调查研究。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环境较为封闭，对大批来自各地的干部怎么审查，对于通过统一战线留下来的旧职人员如何对待，还有参加到人民政权中的民主人士作何处理等，一时成为摆在地委面前较为困难的一项工作。习仲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汇报整风审干工作。不料安志文到达延安后，延安的抢救运动已搞得很紧张了。西北局领导即请来了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一起听取汇报。安志文近六十年后回忆说：仲勋同志对绥德审查干部考虑较多，态度也很慎重。他派我去西北局汇报。我向西北局领导传达了仲勋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绥德是个新区，政治较为复杂，干部又来自四面八方，究竟怎样进行审干，地委请求上级给予指示。谁知同时听取汇报的康生反倒批评起绥德地区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说我们有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卜党”，“外红内白”等等，并责成绥德地区也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

　　在康生的错误指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像瘟疫一样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蔓延开来。绥德地区的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和其他单位的审干很短时间即演变成了一场肃反运动，而且发展得日益严重起来。恰在此时绥德师范发生了在校内墙上秘密贴出恐吓信和暗中用石头打人的事件，引起了地委特别重视，遂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习仲勋也到绥师作了动员报告。

　　随着审干和清查内奸运动的深入和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绥德师范气氛愈加紧张。学校门口站上了岗，被严密封锁。绥师被看成是一个特务窝点，其推理逻辑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党省立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这个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范围在绥德的本地学生中间。更为离奇的是，还查出了一个所谓的“特务美人计”组织。说这个组织的领导是一位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特务”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床上。”而且按年纪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一个叫刘国秀的女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堕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战报》上，由此引起许多十一二岁的“小特务”踊跃投稿。事情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时在绥师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的齐心回忆说：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在绥师的上空。有的被视为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

　　习仲勋十分关注绥德师范运动情况，他的认识也随着事态的变化而逐步加深，开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时，他与许多同志一样，相信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是可能存在的、真实的，只有通过审干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当这些“坦白”愈来愈变得荒谬离奇，众多师生受到伤害时，他的心情沉重了起来。眼前许多现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对人说：“这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

　　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党内一种倾向如潮涌来时，靠个别人的力量，靠地方或部门的力量是很难挡得住的。在整风审干出现的严重偏差面前，习仲勋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当他对问题严重性有了一定认识时，便尽其所能避免错误的发展和损失的扩大。他决定把绥师作为地委的重点来抓。为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地委决定调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他还亲自找学校的师生代表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取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

　　但是，“抢救运动”由于没有在源头上得到遏制，个别地方领导也开始不冷静起来，“抢救运动”还是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于是，开斗争大会，先是斗争原来曾在国民党政权供职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特务”。后来运动又指向了外来干部，指向许多不远万里投奔革命的青年。第一次“坦白”会在绥师召开。一位从四川来延安的大学生首先“坦白”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继而就有人得出结论说：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地委机关的运动，是由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自己每讲一段，其他就提出“问题”询问，以此判断他在什么样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有一位从上海投奔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只是说了家庭历史，就被诬为特务。他在广众之下，竟说自己的母亲是妓女……对此，一位部门负责人还嫌温度不够，又介绍“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再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被捕过又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会把你变成特务。这一番报告，对一些为共产主义而坐过牢的人又是沉重一击。

　　这场已走偏方向的“抢救运动”上下贯通，相互影响，愈演愈烈。进入十月以后，驻绥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风审干也进入了“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子”的阶段。其方法仍然是“即席坦白”、“五分钟劝说”、“作报告”、“开大会”等，同时还发明了一种“照相”的方法，即开会时一批一批站在台上，以脸色神态变化来决定是否嫌疑分子。抗大总校当时有排以上干部一千零五十二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达六百零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绥德警备司令部及各团也集中起有问题或认为可疑的干部四百二十五人，对他们进行“抓特务”，“抓假党员”，体罚逼供，还将其中五人正式逮捕，关进绥德专署监狱。

　　经历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习仲勋，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鼓噪起来的狂热给革命队伍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从眼前抢救运动的混乱现象中仿佛看到了一九三五年陕甘苏区错误肃反时同室操戈的情景，当前的不正常现象，使他感到心头一阵强烈震颤和焦虑不安。他利用作报告和个别谈话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种敢说真话的精神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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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44
　　●甄别纠错

　　“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中共中央曾开会指出：审干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的，一定要平反，恢复弄错者的名誉。毛泽东也曾说，“抢救”，我有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用。并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召开边区各分区甄别工作会议。

　　绥德的整风审干运动也同样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关注。七月，他在枣园约请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首先询问了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复强调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不久，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写下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各地整风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同时指出：延安查出的两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审干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到绥德，对习仲勋等地区领导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进而搞好甄别工作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决定，先从“抢救运动”情况较重、问题较多的绥德师范学校开始，找一些党员骨干、学生代表到地委谈话，帮助总结运动中出现偏差的经验教训。再由这些骨干分头对审查对象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共同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

　　为了挽回由于“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征求意见，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做安抚人心工作。他还召集了有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三千人大会，进一步宣讲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基本原则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精神，特别强调“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此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正轨，对全地区的审干整风运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他还主动作自我批评，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时为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白治民回忆说：那时我们领导同志头脑也发热，保安处的一位同志就说：鬼头鬼脑，鬼鬼祟祟，这么大的娃娃也被特务拉了过去。一次习仲勋同志主持会议，把西北局干部科一个科员审得也“坦白”了。当时还怀疑一位教师有问题，以后都给予平反，习仲勋诚恳地对这些同志说，他有责任。

　　进入甄别阶段以后，习仲勋更是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废寝忘食，竭尽心力。他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亲自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时为《解放日报》驻绥德通讯处记者、后任习仲勋秘书的田方回忆说：当绥德的整风学习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我们通讯处的负责人海燕、林坚夫妇慑于延安“抢救运动”出现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便私自出走，离开边区。边区保安处即下令通缉。当时通讯处三人党小组，只剩下我一人，也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因而心情非常紧张，唯恐大祸降临，说不清楚。为此，习仲勋到通讯处同我谈话，做调查研究。他听了我的汇报表示，你和他夫妇俩只是工作关系。他们的逃跑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工作，并协助党组织继续查明他们的问题。那时，通讯处在国民党退役旅长、民主人士刘杰三的小别墅内办公。习仲勋说，可不能随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即让我搬回地委宣传部办公，并安排我代理《抗战报》主编和抗敌书店经理职务，从而使我逃过被“抢救”的劫难。全国解放后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领导职务的殷参回忆：习仲勋在绥德时，我在地区文协工作。整风审干之时，我被作为“抢救”对象写材料交代问题，不知写了多少遍总是过不了关。后来又将我隔离审查好几个月，最后在威逼之下只好写了一份假坦白材料。这样才成了“坦白从宽”的失足者，恢复了自由。在此前后，习仲勋两次找我谈话。第一次他说，你的历史经历，总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问题，一定要向组织讲清楚，如果没有，切不可乱说。后来他知道我“坦白”了，便非常严肃地说，假坦白不好，一骗组织，二害自己。你不该假坦白。他的两次谈话，表达了一种善意的提醒和真挚的对干部爱护之情。后来，在他关心下，我的问题得以彻底澄清。

　　为了彻底地搞好甄别工作，经习仲勋提议，绥德地委举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在学习班下设立了一个甄别小组。习仲勋到学习班作了动员讲话。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和必要的内查外调，为每一个审查对象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开平反。地委《抗战报》主编欧阳正是由重庆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他在“抢救运动”中“坦白” 自己是特务的同时，又写了一封“习仲勋转毛主席”的信，信中说：“毛主席，习仲勋决定我是特务，我不是特务。”习仲勋看后把原信照转毛泽东，同时指示甄别小组说：一定要实事求是搞好甄别工作，千万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甄别小组通过向曾担任南方局领导的博古发函调查，得到了欧阳正“由于搞地下工作无法在重庆立足，是由党组织派赴延安的”答复。习仲勋当即决定，为欧阳正作出不是特务的初步结论，并建议将该同志调回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后来中央组织部通过调查，为其彻底平反，建国后还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等职。

　　习仲勋还坚持为另一位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彻底平反，她的名字叫聂眉初，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聂眉初十六岁跟随舅父钱维人到了延安。抢救运动中钱维人被康生诬为特务，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连，远在绥德的聂眉初也在坦白大会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习仲勋不相信她的坦白，便指示甄别小组向康生写信调查。但康生只是在钱维人的旁证材料上写了一句“仅供参考”几个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为聂眉初平反时，有的人主张不能平反，因为她是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习仲勋态度鲜明地说：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

　　当时的运动也波及部队，习仲勋还陪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绥德警备司令部做部队甄别平反工作，出席甄别平反干部会并发表讲话。

　　绥德地区在“抢救运动”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暂挂了一段时间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在甄别平反工作结束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绥德地区高级干部学习小组，由习仲勋、徐向前负责。参加学习的有地委、专署、抗大和警备司令部的负责同志李井泉、何长工、王尚荣、白治民等。学习联系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左”的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白区工作所造成的危害，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大家认真阅读了由中央编印的题为《两条路线》的历史文献读本。徐向前、何长工、习仲勋等同志分别介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各地苏区的影响和危害。习仲勋着重介绍了刘志丹、谢子长在创立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过程中艰苦斗争的经历。习仲勋也是这些苏区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很谦虚地说：我们是在多次失败的教训中，才懂得了要在桥山中段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那时只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在实践中才懂得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认为这是“梢山主义”、“右倾逃跑路线”，于一九三五年秋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当成所谓“反革命”予以逮捕，数百名革命同志惨遭杀害。直到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才解除了错误肃反造成的严重危机，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原中顾委委员、时任绥德地委秘书长的安志文回忆此次学习会时说：“习仲勋同志的发言，都是从路线上总结历史教训出发，从中汲取对现实斗争有用的经验。他虽然也遭逮捕，坐了牢，受过刑，但他没有计较个人恩怨。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严于律己的精神，使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青年人受到了深刻教育。直至五十年后，我在南方看望他谈起往事时，他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出现大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这一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

　　一九四三年冬，习仲勋的家庭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因与郝明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而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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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46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是习仲勋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用来告诫自己、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同志的一句话。

　　他把建设具有能够适合抗日战争的需要、真正为全区人民服务又能兼顾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地委工作的头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证边区政府政令畅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推进。

　　绥德地区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政策试行地区之一。早在一九四〇年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这里就通过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县乡政权。当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绥德临时参议会召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张哲卿，米脂的李鼎铭、姬伯雄、杜瑞兰，佳县的任文林，清涧的师道成、惠仁齐，吴堡的樊一平、王国宏等当选为参议员，安文钦为副议长。后安文钦、刘绍庭还分别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和参议员。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习仲勋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每逢参议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和习仲勋的努力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绥德县士绅刘杰三，连任边区三届参议会议员。他将自己三个女儿都送往边区和八路军剧团当了演员，一时“姐妹三人同登台，宣传抗日齐向前”在边区传为佳话。该县籍另一位议员刘绍庭，原为国民党二十二军和邓宝珊将军的高级参议，他经常向该部通报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传递对方信息，对有效开展该部的统战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邻关系，促成最后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米脂县的边区参议员姬伯雄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的鼓舞及绥德地委的支持下，办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华纺织厂，产品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

　　习仲勋重视统战工作，也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启发干部，推动工作。一次晚饭后，他同地委几位领导和延安鲁艺派来的同志聊天，他问大家：“三国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断守华容道呢？”大家听后不解其意，一时没有答出。习仲勋自揭谜底回答说：“这就有一个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其时刚取荆州，并无多少兵将可用。”他接着又说：“为什么刘备最后会败呢？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兄弟，后来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以致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故事，让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话题，博得了大家一阵称赞的笑声。

　　一九四三年六月，习仲勋在绥德会见了即将赴重庆开会的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邓宝珊取道绥德是另有隐情的。当时国民党中央电召驻榆林的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晋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赴重庆开会，并明令邓宝珊“绕道宁夏赴渝”，以防邓路经延安与共产党人接触。邓宝珊对此令十分反感，仍决定经延安赴渝。习仲勋得知邓从榆林起程后，即在绥德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一天沿无定河畔的数里大道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习仲勋和抗大总校校长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策马到远郊，迎接邓宝珊将军到来，并盛情为之举行了欢迎会。

　　习仲勋悉心地将邓宝珊安排在城内开明士绅刘绍庭家中下榻，在这里他们作了一次倾心交谈。邓宝珊向习仲勋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当他了解到习仲勋是富平县人与胡景翼同乡时，深深表示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之情和对正在延安治病的续范亭的惦念。习仲勋仔细听取邓宝珊的每一句话，为这位深明民族大义的民主革命前辈的精神和品质所感动，由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邓宝珊由绥德到延安后又特意在延停留七天。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和交际处两次款待邓宝珊将军，表达了中共领导人对爱国人士的真诚情意。

　　习仲勋为民主政权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权的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一九四四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他说：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我们的司法工作的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过去检讨警备区司法工作，曾有个别司法人员硬搬《六法全书》，侵害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们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地警惕。二、不当“官”和“老爷”。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是见惯了的（“官”和“老爷”，也喜欢老百姓怕他们）。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仍然是“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司法工作，如果不是从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话，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实际上不可能办到），这个“断官司”和“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他和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差很远。千百件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四、有出息和没出息。我们个别司法干部，认为做司法工作进步慢，没出息。这种认识是极不正确的。我们司法干部首先应该着重于想问题，在业务上多下功夫，刻苦钻研。宋朝有位法官包拯，说会过阴，其实还不是盖着被儿想问题。其次在工作中，应订出自己经常的学习计划，从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常识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再其次应加强自己品质上的修养，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给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还说进步慢，没出息的话，是没有的事。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三年夏，边区政府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即为抗日战争和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习仲勋结合绥德地区实际提出：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地区召开全区文教会议，根据边区确定的教育方针和绥德教育事业的现状，进一步提出按照教育与劳动结合、教育与社会结合、教育与政府结合、教育与家庭结合的办学方向进行改革。这一创新之举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说，教育上的问题不少，怎样解决，绥德现在提出了几个结合，是不错的，这是个方向问题。现在教育就要改革，怎样改革？现在主要是要和政治结合，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小学、民办小学、冬学、识字组、黑板报等多种形式来办学。我国古代孔夫子办学就是从小学到大学一起抓的。

　　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习仲勋极力提倡因地制宜，大办冬学。仅一九四三年，全区办起冬学九百零五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七万零七百一十五人。其中三百二十二个乡办起冬学六百四十四所；五十个区，每区平均一所，使冬学成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题，全面报道和推广绥德教育工作的经验。五月初，习仲勋召集地区领导开会，专题研究教育工作，确定了当前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既重视长远，又注意当前。重视理论教育、学校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艺术的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重视群众的办学力量，开展民办公助。重视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宣传时事政治，提倡消灭文盲和推行新文字运动。办好民办小学、冬学、业余学校、夜校和短期训练班。搞好读报组、读书会、黑板报、幻灯、连环画、漫画、秧歌队、说书、讲演会、快板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至当年秋，全区已有完全小学二百六十所，中小二十一所，普小一百五十所，共有学生一万一千四百余人。同时还办有民校二十二处。

　　冬初，习仲勋对子洲县周家圪崂办冬学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刊载了此文。习仲勋的文章指出：一、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必须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把冬学办得好。二、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三、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四、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系。五、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参加冬学运动的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六、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采取一般灌注式。七、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这一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对全边区教育工作特别是开展冬学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习仲勋非常重视全区文学艺术事业和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注意发挥文艺为抗日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服务的作用。他热情地关心、支持和指导绥德文工团的组建和发展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称道。

　　绥德地区原有一个由文协主管的民众剧社，是一个以演秦腔地方剧目为主的文艺团体。出生于关中腹地的习仲勋非常喜欢秦腔，因而对民众剧社给予较多的关爱和支持。但是，他觉得秦腔形式过分单调、呆板，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教育、鼓舞群众的作用。恰好在一九四三年冬，延安鲁迅艺术文工团带着《兄妹开荒》、《血泪仇》等新编秧歌剧到绥德地区巡回演出，其优秀的剧目和新颖的演出形式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文工团每转换一地，立即会有许多群众翻山越岭、成群结队赶来观看。习仲勋从鲁艺文工团的演出中得到了启示，遂决定成立绥德地区文工团，并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抽调十多位学生随鲁迅艺术文工团学习培训。鲁艺文工团四个多月巡回演出结束，习仲勋在欢送晚会上，同随文工团培训的学生一起座谈说：你们的学习任务完成得很好，学习了政治，还学会了演戏、写剧本、作曲。鲁艺的同志不但为我们送来了好戏，也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我们要成立地区文工团，大家就是我们文工团的骨干力量。

　　一九四四年春，由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兼任团长的绥德文工团成立。六十多名文工团员中既有农民群众喜爱的原“民众剧社”的秦腔名角，也有由鲁艺培训出来的艺术新秀。为了加强文工团的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指示将吴堡县委宣传部长黎智调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他还以地委名义从延安鲁艺请来了四位专业文艺工作者，帮助文工团排练节目，提高演出水平。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批准为文工团购置了道具、剧装等。

　　文工团成立伊始，习仲勋即参加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召开的文工团领导和业务骨干会议。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绥德文工团就是要为全地区六县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他进而说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对落后的，群众有逛庙会的习惯，而庙会又常常被旧戏曲和其他艺术形式所占领。文工团的活动要利用群众逛庙会的习惯，到庙会上开展宣传演出，用积极向上的新文艺、新剧目占领和改造庙会。我们现在的队伍，既有经验丰富的老艺人，也有很多青年学生，剧目有《空城计》等好的历史剧，又有《血泪仇》那样的现代剧和《二流子变英雄》、《李兰英翻身》等新秧歌，只要大家团结互助，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绥德文工团一定会在以文艺形式鼓舞人民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中做出贡献。

　　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中，对文艺界人士、演职人员的政治进步和生活情况极为关心。时为文工团导演的干学伟回忆说：文工团刚下乡时忙着赶台口，三天换一个庙会，一天演三场戏，还要创作、排练新节目，又紧张，又劳累，我感到很不适应，心理负担也重。习仲勋见我又黑又瘦，便指示说延安用小米培育的干部不容易，怎么到了我们这里才几个月就变瘦呢？他患过肺结核，要增加营养，熬羊骨头汤喝。我知道此事之后非常感动。女演员杜锦玉也回忆说：当时文工团全部实行供给制。我们年轻人走路、练功时间多，一双鞋穿不了一星期就“狮子大张口”了，大家戏称是“礼拜鞋”。一次习仲勋同志看我们排练时，发现演员的鞋帮和鞋底分了家，就指示总务处说，文工团的演员们练功演出走路多，给他们要多发几双鞋。以后我们的鞋袜便成了特殊供应，从而保证了下乡演出的顺利进行。

　　在以后的岁月中，绥德文工团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足迹踏遍了绥德的村村寨寨，创作演出了许多优秀节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热爱。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绥德文工团改编为西北第二文工团，嗣后名称几经变化，在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不同历史时期，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绥德因为处于延安与其他敌后根据地人员往来的必经之地，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刘少奇、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往返前方和延安时都在绥德短住，还有数以千计的干部包括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开会、学习来回经过这里，习仲勋均给予周到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了他们安全顺利通行。任弼时曾表扬说：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说，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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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47
　　第12章 在抗战胜利前夕

　　●革命伴侣“两地书”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个普通的周末，春风送爽，和煦的阳光给陕北大地披上了层层金辉。这一天，从绥德地委驻地的九贞观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古老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气氛。

　　习仲勋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特意换上一套整洁的服装，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人生经历中喜庆的日子，他与在绥德师范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的调干生齐心的婚礼，今天在这里举行。

　　齐心，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齐厚之，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北平当中学语文教员，又在孙岳将军部任军法处长，后历任河北省大成县、阜平县县长，山西省政府科长，黎城、长治县县长及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部参议。他为人极富正义感，北平和平解放时追随傅作义将军起义，任西北高等法院研究室研究员。随后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齐心的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抗战初期，当三个孩子参加革命后，于一九四〇年从北平沦陷区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传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齐心从小受父母爱国思想和优良品德的熏陶，然而，对她人生选择影响更大并称得上革命引路人的是她的姐姐齐云。齐云早在抗战前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上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师大附中中共地下组织的党员发展对象，并担任学生会主席。她生性活泼，口里总是咏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激荡着爱国热情的旋律，在齐心稚嫩的心灵中时常泛起革命的浪花和对未来的遐想。

　　在七七事变前，齐心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当她看到榜上自己被录取的名字而正在高兴时，便听到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此后她耳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事迹，并目睹了北平市民在南长街口堆满沙袋，准备巷战的情景。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北平城。齐心亲眼看到日寇的坦克在街头开过，骄狂的日寇士兵胸绕花环，骑着洋马，流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齐心看在眼中，恨在心头，暗暗发誓：立志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八月，齐心随姐姐齐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编入第十二批平津流亡学生疏散队伍撤离北平，经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到了太原平民中学读书。后被赋闲在晋东南的父亲接回阳城县家中。在阳城居住时，八路军已在该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她和姐姐与抗日政权的同志经常联系。在此期间，齐心阅读了《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书籍，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更加迫切。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十五岁的齐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齐云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岗上村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为一位八路军女战士。同年七月，参加了反击日寇“大扫荡”战斗，虽然她还不到入党的年龄，但因为在反“扫荡”中担任队部通信员，表现勇敢，经上级党委特别批准，‘于八月十四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当年冬，她从抗大五期毕业，分配到长治县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日寇“扫荡”时编入县政府战地工作团，经历了西火镇、荫城突围的考验，翌年春调回抗大。先后在抗大一分校留守处、抗大总校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在参加一九四〇年秋季的反“扫荡”中提前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一九四〇年冬，抗大总校决定齐心等四位女同志赴延安学习，被编入以八路军前方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为政委、一二九师旅长尹先炳为司令员的赴延安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派赴延安军政学院学习的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及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日军战俘，其余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北方局抽调的干部。他们在作战部队的掩护下，历经四十余日艰苦行军，通过同蒲路、汾河和白普公路封锁线，经过游击区和日寇正在“扫荡”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进入陕甘宁地区，到达延安。

　　一九四一年二月，齐心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作为中央党校陇东征粮工作总团团员，分配到陇东曲子县征粮，后参加合水县征粮扫尾工作。一九四二年返回延安，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先后任班学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四三年四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延大中学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绥德师范、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做学生工作。齐心是选调生之一，并担任选调学生党支部书记和主要带队人。齐心到绥德师范后，被分配在秋三四级学习并担任该班党支部书记，后调整到三二级毕业班任党总支委员。

　　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延安。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才使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并作为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勋和在太行山抗日烽火中参军入党的革命青年齐心有缘相识、相爱，继而心心相印，结为革命伴侣。

　　富有情趣的是，齐心最初知道习仲勋，还是由墙上标语“牵线搭桥”的。

　　齐心到达绥德的时间比习仲勋晚一个多月。她刚到绥德去地委转党组织关系时，便看见九贞观墙上“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的标语还未褪色，从这时起习仲勋的名字便留在了她的记忆里。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防奸运动。不久，绥德师范接连发生了“贴黑头帖子”（即匿名恐吓信）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案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地委的重视，遂决定以绥师为重点，开展防奸整风审干运动，并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到绥师任党总支书记。习仲勋也来校亲自作动员报告，宣讲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一次在习仲勋作报告时，恰好齐心担任会议记录。因为座位离得很近，习仲勋看到齐心记录认真，字也写得好。此时，齐心年方十九岁，举止文雅，给习仲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正是在这次报告会上，齐心第一次见到了地委书记习仲勋。一个星期天，习仲勋在绥师党总支委员、级任老师杨滨处交谈完工作后，从山坡上走下来时，与齐心迎面相遇。齐心向习仲勋行了一个军礼。习仲勋微笑地点头而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匆匆的相遇，却成了他们感情萌动的开始。

　　由于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延安将正常的整风审干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绥德师范运动偏离了正确方向，在学生中一时出现了“假坦白”现象，形成草木皆兵和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在数百名十几岁的学生中也搞起了“抢救运动”，不让学生回家，学生家长很有意见，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此，习仲勋极为重视，亲自过问案件的审理，找学生党员代表谈话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有时绥师开大会，习仲勋也亲临指导。齐心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在接触中，习仲勋对这位积极向上、工作干练的青年有了较多了解。齐心也从校领导和杨滨老师的谈话中，逐渐知道了习仲勋的革命经历，了解到他是一位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威望，深受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领导器重的年轻领导干部。一次，习仲勋在自己办公的窑洞里约绥师几位学生党员代表谈话。当齐心汇报了绥师的混乱局面时，习仲勋提醒说，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照这样下去，连自己也会被怀疑。你们要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协助党组织扭转混乱局面。齐心仔细听着习仲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谈话，困惑苦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她眼望窑洞墙上挂的毛主席为之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对习仲勋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习仲勋亲自领导绥师防奸运动，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检验，他毅然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一九四四年初，西北局从延安调来一位名叫布鲁的同志担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他是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任书记时就熟悉的老同志，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习仲勋决定派布鲁调查核实发生在绥师的“黑头帖子”和“打石头”问题。布鲁经过一个月调查了解，很快弄清两起事件都是学校教师杨典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自己搞的假案，从而澄清了事实，消除了不良影响，使绥德师范教学秩序转入正常。

　　齐心曾回忆说，绥德分区是一九四〇年才解放的新区，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的统治，留下了不少反共遗毒。抗战初期，绥德师范又受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学生中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反动宣传造成的影响也未完全消除，经过整风审干运动才彻底肃清了反动流毒，排除了右的和“左”的干扰，贯彻了边区政府的教育方针，学生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使绥师成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干部的学校。有过这段经历的绥师同学，都会自然地回忆起整风前后绥师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习仲勋和绥德地委采取有力措施纠正编差，领导运动健康发展的历史。

　　齐心也正是在一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运动实践中，一步步地走近了习仲勋。

　　为了安定民心，习仲勋和地委决定让绥师党组织把分散在各县的学生家长请到学校来，同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几天，让他们亲眼看到学生们正常地生活和学习，从而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习仲勋认真总结了绥师运动的经验，并积极稳妥地指导了全区的整风审干工作。当时，地委只办了一个干部整风学习班，习仲勋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时，提出大家要正确对待审查，不要说假话，否则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在讨论一位受家族问题株连而被怀疑的干部时，他说，她的家里人出了汉奸，她革命有什么不好呢？

　　习仲勋数十年前说过的许多话，齐心谈起来时还感到犹如警钟在耳，时常回响。她回忆说：习仲勋常讲，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习仲勋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下，保护了大批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整风班，复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只短期挂了一位干部，不久也被党中央平反。我亲身参加过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听了习仲勋给西北局发电报要求制止逼供信错误等正确建议的传达，更令我对他崇敬不已。

　　这时，习仲勋和齐心在工作中，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齐心回忆这一经历时说，我和仲勋的恋爱，主要是通过书信表达的。早在绥师开展防奸运动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写的信。他开始谈的都是工作，后来的信中谈到他是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一个，来信还谈到今后他可能去延安学习等等。一开始我觉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未有人这样信任和关注我。我感到很荣幸，但也隐隐约约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关系。于是我就回了一封信，问他说：“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没想到他竟复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解决好。”此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这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婚姻问题了……他这种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习仲勋为了进一步了解齐心，还特地要齐心写了一份自传给他。齐心说自己正如姐姐齐云送她到抗大介绍时所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所以自传写得十分简单。这时，得知此事的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也写信给习仲勋介绍了齐心本人及家庭情况，信中特别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长大的，我认识她的姐姐，见过她的父亲……”

　　这年冬天，在绥师蹲点的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和校党总支书记宋养初作为介绍人，积极撮合他们的婚姻大事。习仲勋选择终身伴侣竟像选配干部、处理工作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特别看重齐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场上受过锻炼这一经历。当他看到齐心自传中写有自己为了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两次从家中偷偷跑出，又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不由得笑了，说，我年轻时也和你一样。

　　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和了解，习仲勋和齐心虽然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两颗爱慕的心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在一步一步地加深，后经西北局批准，终于结成伴侣。

　　这天上午，在绥德的党政军的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莅临习仲勋、齐心婚礼，向他们表示祝贺。抗大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政治委员李井泉、绥德警备司令兼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员袁任远、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热情为两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贺和谈笑声中，几位领导和习仲勋、齐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个朴素而又庄重的婚礼。

　　婚后，习仲勋平静地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们不能陷在小圈子里。”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齐心对丈夫的这一番衷言深有同感。

　　是年夏，齐心从绥师毕业，即去了农村做基层工作，由此开始了他们很长时间离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鸿雁传书连接他们的感情。齐心先是在绥德地委和县委确定的重点乡——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政府文书，后来又在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北关区委副书记。她经常以一个乡或村为单位进行重点调研，总结经验给报社投稿，成为《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

　　习仲勋经常写信鼓励齐心安心基层，联系群众，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叮嘱，农村是一个大学校，那里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信中嘱咐要尊重乡村领导，并举例说在苏维埃时期，边区政府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村政权同意和执行。

　　齐心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婚后，我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六部短时间学习外，就在农村做基层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被调到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回想起来，一生中有两段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一是在前方抗日根据地两年，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二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做基层工作八年，在劳动人民的哺育下，和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土改等群众工作实践中经受风雨，锻炼成长，使我终身难忘。那时，虽说我们经常相距几百里之遥，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一位战友看了仲勋给我的信后笑着说：“这哪里是普通的家信呢？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啊！”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给北京家中的齐心打长途电话，问道：“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回答说：“五十五年了！”习仲勋又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呀！”习仲勋一听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电话两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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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48
　　●出席七大前后

　　进入一九四五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我党已拥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接近一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于五月八日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乘胜向日本本土进逼。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在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为了召开七大，党中央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这次大会距党的六大已过去十七年之久，是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大会。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过要召开七大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二十五人准备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各根据地即选举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此后即有代表从各地启程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陕甘宁边区七大代表和候补代表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习仲勋当选七大代表时，还在关中分委担任书记。

　　在七大召开之前，习仲勋和绥德副专员杨和亭带全地区劳动英雄和模范代表，即从绥德到了延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会议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一月十四日共开了二十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报告。朱德讲话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了举世称赞。我们要提倡节约，建立长远的革命家业，积蓄力量，完成抗战大业。

　　会议期间，习仲勋得到通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要同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和专员们谈话。

　　冬日延安气温较低，山风顺着川道呼啸而过，顿使人感到阵阵彻骨的寒意。但是坐落于城西北十多里的枣园，在阳光照耀下，却是春意盎然。毛泽东的住所在园内东北面山坡上的一排五孔窑洞内。山坡下有一条被群众称为“幸福渠”的小溪缓缓流过，这里有着一种陕北地方特有的古朴和幽静。一天早饭后，习仲勋和杨和亭顺着去三边方向的道路快步来到了枣园。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门前同大家一一握手，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谈话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没有让大家一一作汇报，而是以提出问题，请同志们共同思考和回答的特有方式开始了座谈。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来自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的工作哪些群众赞成？哪些不赞成？

　　习仲勋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觉得已准备好的汇报内容用不上了，便根据自己在整风、大生产运动中的切身体会作了回答。其他同志也你一条我一条说了起来，既讲了真话，又显得轻松活泼不落俗套。毛泽东仔细听了大家发言后概括说：群众表示赞成的，恐怕有那么十多条，比如干部经过整风，作风民主了；搞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没有要饭的了；禁止抽大烟，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婚姻自主，废除了买卖婚姻；消灭了土匪，群众能安居乐业等。不满意的是，个别干部深入群众差，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有些问题群众还未接受，宣传搞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还有懒汉，要求改造二流子。毛泽东讲到这里话锋一转，又启发道：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到家，如果按政策办，给群众交代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习仲勋深为党的领袖在运筹帷幄之中对农村实际有如此全面准确的了解和精辟的见解而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对地方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没有简单地责备和批评，而是在和风细雨的循循引导中总结得失教训，教给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习仲勋面对面地接受了一次现实而生动的群众路线和政策观念的教育。

　　习仲勋和杨和亭等根据工作实际，谈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大生产运动和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插话说：第一条是带头作用，第二条是骨干作用，第三条是桥梁作用。毛泽东还就“三三制”政权建设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问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党的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去做，不能光靠党员包办。搞“清一色”倒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毛泽东重点讲了生产建设，他说：我们搞经济建设，我们的想法和做法，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这就是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要坚持战斗，对付荒年。一切部队和机关都要参加生产。

　　讲者风趣幽默，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饶有兴趣。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毛泽东热情招呼大家，今天就不走了，一起在这里用餐。习仲勋及参加座谈的同志和毛泽东共同吃了一顿红烧肉加大米饭。下午又接着座谈了教育、文化、扫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一直到了掌灯时分，他们才离开枣园。

　　枣园一天，在习仲勋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感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能用一整天的时间和大家座谈讨论，并以他渊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语言方式，指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启迪深刻，受益匪浅。

　　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开过不久，中共七大召开的日子临近了。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出席会议。

　　陕甘宁边区因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代表团在出席七大的八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多，共一百四十三人，下分好几个小组。代表团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副团长是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和其他代表安排在西北局院内住宿。西北局在城南的杜甫川口，离大会会址杨家岭较远，西北局机关的同志便在一辆卡车上装了一个篷子，在上面摆放几条木板凳，代表们参加大会时就乘这辆改装的“吉普”车往返。

　　四月二十三日，明媚的春光照耀下的延安城周围山山岭岭泛起了翠绿，清澈见底的延河水欢快地哗哗流过，这里充溢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七大召开的前一天，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对于正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习仲勋随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早早到了杨家岭。进入眼帘的是：为召开七大专门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格外庄严肃穆，会场内主席台正中竖立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分别悬挂两侧；主席台上方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后面的墙壁上挂着毛泽东“同心同德”的题词。周围的墙壁上还设置了不少象征胜利的V形木盒，盒内插着小红旗，于庄重、简朴中显现出大会团结胜利的政治基调。眼前的情景使习仲勋思绪翻飞，浮想联翩。十七年前，当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时，自己因为组织参加学潮而被国民党陕西当局关押狱中，也就是在此间经受了组织考验，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革命形势因大革命失败而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已由那时十三万党员发展为一百二十多万党员，成为领导有近一亿人口的十九块革命根据地、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政党；自己也由一个刚入党不久的党员成长为党代表大会代表。由此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必将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

　　下午，习仲勋和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礼堂内，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开幕。习仲勋的注意力被毛泽东洪亮有力、言简意赅的开幕词所吸引。毛泽东讲道：“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他把这重大的命题提到大会代表面前，又坚定不移地作了回答。他说：“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随后大会还听取了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还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同志作了大会发言。

　　习仲勋积极参加了在西北局住地进行的小组讨论。他对几个主要报告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多次发言，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和政策，还提出了工业问题、农民问题等，从而在重大转折时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航程。

　　六月九日、十日两天，大会选出了四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员和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一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十九日下午，习仲勋出席在杨家岭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了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五名中央书记处书记。

　　七大刚刚落幕，习仲勋又参加了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下召开的，从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共开了三十八天。七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座谈会上发言。他的发言在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斗争历史后，更侧重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组织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斗争。

　　习仲勋在发言中首先讲道：历史最贵真实，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紧，不知道也不要紧，最有害的是曲解和捏造历史。党史是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如果丢开党和人民来谈历史，那就失掉了历史的真实。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夸耀个人的功绩，这是不合乎真理，或是不完全合乎真理的。

　　他接着回顾历史说：“在大革命时期，陕西的党和革命运动，都有很大发展。后期，由于没有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做充分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陕西党的另一方面，又有以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为代表，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历史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而坐在洋楼上，只指挥学生斗争，空喊斗争，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最后都斗到监狱里去了。孤立自己，减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大革命之后，革命的星星之火，又逐渐燃遍了整个的陕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燃起了渭华暴动，同年收麦时又燃起了旬邑暴动。前者以兵暴为主配合农暴，由于当时政治上的盲动，军事上的保守，又不懂得游击战争，而致失败。后者以农暴为主，群众起来烧了衙门，杀了县长，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当时在政治上没有及时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收缴地主武装，武装农民打游击，深入农民斗争，坚持党的领导，反而把没收下的粮食交地主给农民分配，以致当时暴动的领导者许才升同志就被地主以请客名义暗杀了，这次暴动也失败了。虽然这两次暴动都失败了，但对推动陕甘革命运动，是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作用。就是说告诉了西北群众，可以拿起武器反对统治阶级，推翻统治者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广州暴动在全国的意义是一样的。但革命的火焰，并没有被统治阶级所扑灭，而是熊熊燃烧起来，如一九二九年在渭北成立了灾民自救军（实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一九三一年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前身，一九三二年春的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建，—九三三年陕甘边新苏区的建立（照金根据地），一九三三年秋…后到一九三五年发展到南梁堡，并有计划地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其后南北打通，建立陕甘宁整块的边区。”

　　他接着详细介绍了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造和红四团的成立、照金苏区的建立与恢复红二十六军、陕甘边苏区的发展与“左”倾路线的肃反情况。他在发言最后深有感悟地说道：从以上这一连串的历史看来，我有这样一些感想，第一，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全是错误的，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万能”的，我们边区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第二，“梢山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即使在抗战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平原主义”，还不是在太行山、五台山、大青山建立根据地？第三，真正的领袖是在不脱离群众斗争的同志中产生的，决不会在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身上体现出正确路线。第四，理论与实际结合是革命事业成就的主要因素，盲目与靠书本知识都不能成事。红二十六军的一套，是适合革命需要的，是把实际经验提到理论原则上的。自然，真正的领导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领导，不仅仅是组织上的领导。第五，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党内思想问题。“左”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路线，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错误到正确，而正确路线也是由不完备走上完全，形成一整套。第六，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当然这种统一战线还是小范围的，还不像中央来以后那样广泛。

　　当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还在进行之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一纸命令，将习仲勋召到了陕甘宁边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磨擦的爷台山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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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49
　　●首战爷台山

　　爷台山，位于陕甘宁边区淳耀县（今陕西淳化县）东部，乔山山脉的南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连绵起伏的青山，层层叠叠的谷岭，茂密的森林和升腾而起的云雾，将爷台山主峰围在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习仲勋参与组织指挥了此次战斗。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法西斯阵线已全面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日本侵略军已到覆灭境地。国民党军队为了独吞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制造磨擦，调兵遣将，企图夺取关中地区，钳制边区八路军开赴前线向日军反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

　　国民党军制造借口的起因，一是由于同陕甘宁边区南部防线对峙的国民党军陕西省彬洛区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及一部分士兵不满当局反动政策和法西斯统治而发生哗变，向边区警一旅投诚；二是发生了淳化县方里镇碉堡内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个排士兵起义，即所谓“淳化事件”。胡宗南集团诬称这一切是由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策动所致。并借此从七月十五日起，将河南黄河防线和驻西安等地国民党军西调，在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旬邑等地集中了九个师的兵力。七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关中地区淳耀县境内的爷台山等地陕甘宁边区部队防地发起攻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二十三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投入进攻。边区部队坚守七天，终因寡不敌众，于七月二十七日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一个村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边区宽一百里、纵深二十多里的地方，企图继续北犯。

　　针对国民党军的公然进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七月二十三日开会，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对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毛泽东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同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警告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利团结抗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的关于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新闻稿由新华社发表。新闻稿说，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暂五十九师外又增加了一个师，并配有许多新式武器。“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人，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员，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再次指出：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此间，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应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件真相。《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新华社播发大量消息，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七月下旬，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并特别选调长期在关中分区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熟悉地方情况的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副政委谭政，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临时指挥部设在关中地委、专署驻地马栏。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为参战部队。

　　习仲勋接到命令后，即星夜兼程赶赴马栏临时指挥部，参与组织指挥作战。在此前后，作战部队已到达淳化凤凰山、耀县照金、旬邑的马栏一带集结待命。

　　张宗逊、习仲勋等临时指挥部首长实地勘察地形和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决心趁顽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侵犯边区的阴谋。张、习决定：新四旅五个营配山炮一门为主攻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尔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必要时可以越境作战，但不宜突击太远，得手后迅速撤回，准备打击反攻之敌；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畛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反击战役决心定下后，临时指挥部即召开作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动员会。习仲勋在政治动员中指出：这些年来，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经常以“打野外”、“抓逃兵”为借口，肆意制造磨擦，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为团结抗日，我们一忍再忍。但是，反动派狼子野心不死，这次又调遣了九个师，侵占了我爷台山阵地及周围四十一个村庄。其用心在于夺取我关中分区，钳制陕甘宁边区部队对日寇的全面进攻，进而挑起新的内战。如果我们不及时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不仅关中分区的民愤不能平息，而且国民党必然会得寸进尺，内战危机就要加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了取得此役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必须严格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一不放跑一个敌人，二不越过防线一步。张宗逊司令员主要强调了参战部队作战意图和战役战术方面要注意的问题，要求各部队之间密切协同，隐蔽接敌，速战速决。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了六年之久，深谙当地的地理人情，又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作为战役政治指挥员，他深知离开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取得作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与关中地委的同志共同商定了拥军支前的方案，并以地委名义向各县委发出《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一、立即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深入动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关中地区、发动内战的阴谋。二、立即整理自卫军，组织游击小组，动员民兵参战。三、立即封锁边境要道，清查户口、山林，捕捉敌探奸细。四、立即清查仓库，注意仓库安全及供给需要。五、立即转变工作作风，抓紧战争动员。六、立即加强机关警戒，防止敌人袭击。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关中分区人民迅速动员起来，响亮提出“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的支前口号，民兵踊跃参军参战，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仅赤水县就动员支前队员一千四百多人，出动担架四百多副，筹措军粮万余斤，送军鞋一万多双。

　　八月七日，部队向预定作战区域开进。习仲勋、张宗逊等随临时指挥部进至距爷台山仅二十里的凤凰山下兔鹿村靠前指挥。

　　海拔一千三百多米高的爷台山已显现在张、习首长和作战部队的视野之中。胡宗南暂编五十九师占据爷台山后，大肆抓民夫，抢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和众多掩体、堑壕等工事，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国民党军还在耀县、淳化、彬县、中部、石堡、兴平、西安等地集结重兵，作为战役预备队，企图再次扩大进攻。

　　八月八日黄昏后，气候异常闷热，临时指挥部内张、习首长神情严肃，豆粒大的汗珠不时从额头沁出，这里出现了战前特有的宁静。

　　突然，狂风大作，暴雨骤降。张、习命令作战部队迅速向敌前沿运动，进入冲击出发阵地。午夜二十三时，临时指挥部发出总攻击开始命令，几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部队全线出击，向爷台山守敌展开猛烈进攻。爷台山守敌依托工事，凭险据守，负隅顽抗。战斗至九日四时，只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原、熊家山两阵地，歼敌一部。其他部队发起攻击尚未奏效。为了迅速解决战斗，张宗逊、习仲勋即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该旅接受任务后，即令第八团投入战斗，并集中全旅山炮三门，两个团的迫击炮八门，集中火力压制敌人。九日上午十时，第八团二营六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迅速冲进敌碉堡的外壕，其他连队及新四旅十六团一营紧紧跟进，与敌展开手榴弹战和拼刺刀，经反复冲杀，至下午两点全歼爷台山守敌。第八团三营和警三团同时攻克老庄子、宋家洼等五个碉堡群。其他部队也乘胜扩大战果并收复其他被占村庄，残敌逃出边区以外。十日，战斗结束，收复爷台山周围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一百余名，俘敌营长以下三十六名，缴获轻重机枪十九挺及大批弹药。

　　战斗结束后，张宗逊、习仲勋即命作战部队仍严守阵地，以防国民党军队新的进犯。八月十二日，美军调查组为了寻找口实，替国民党军开脱罪责，便以“中间人”身份到爷台山进行所谓“现地调查”，习仲勋命警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带调查组到阵地实地察看，阵地上残留的国民党军印有美制英文字母的弹壳和弹药箱，以及我作战部队缴获的美式武器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使得美军调查组窘态毕露，无趣而归。

　　爷台山反击战是一曲军民团结的胜利凯歌。一九九九年六月，已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职位上离休的刘懋功战地重游，与当年一位受习仲勋委派为其传送书信的交通员赵春喜不期而遇，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段对昔日战斗情景的深情回顾。赵春喜说：“那是张宗逊当司令员、习仲勋当政委的时候。习仲勋叫我给警三团送信，当时是雨季，我怀里揣着习仲勋政委的信，为了绕过敌人的地盘，蹚过了数十道水，总算是把信送到了三团。”刘懋功问：“信送给谁？”赵说：“刘团长，刘懋功。”刘又问：“你看我是谁？”老人端详了许久，一时认不出来。当他得知眼前站的就是刘懋功时，便急切地问道：“刘团长，你还记得那年的事吗？你住在西沟，我在那里找到你！”“是习仲勋政委亲笔写给我的命令，叫我们团一定要顶住十里原、通润和铁王一线的敌人，为打爷台山作准备。”刘懋功还回忆说：那时仲勋同志就常告诫我们，这里的群众不仅哺育了我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了我们。我们的每一个胜利包含着他们的功劳。这也是我们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八月十四日，临时指挥部命令部队打扫战场，习仲勋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和军民联欢会后，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即奉命撤销。

　　翌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习仲勋和所有抗日军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爷台山的硝烟刚刚散去之时，习仲勋受中共中央之命，回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两个月后，他又履任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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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0
　　第13章 人民的重托

　　●出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在时局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分析了形势并科学地预测了时局发展方向，提出了关于争取和平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确定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战略上“向南防御，向北发展”。陕甘宁解放区即成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后方。边区军民承担着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的历史重任。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包括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内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各分区万余名干部调赴全国其他解放区，其中一半人被派往东北建立根据地。在这一重要时刻，习仲勋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

　　由于全国各根据地急需干部，当时，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曾有过两种考虑：一是考虑让他同高岗一起去东北工作，以建立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二是随陈毅一起到华东根据地工作。但是，党中央最后还是决定把西北局领导工作的重任交给了他。习仲勋回忆当时情形时说：一九四五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习仲勋从地委书记岗位直接调到中央局主持工作，反映了党中央、毛泽东对他在地方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和考验。习仲勋还是尽快缩短从担负局部领导到指导全局工作之间的距离，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十二月，到任不久的习仲勋即在西北局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就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任务和工作方针提出意见。

　　习仲勋说：关于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什么？我们陕甘宁边区明年做什么呢？首先我们估计明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国内就是一个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斗争的形势。国民党要搞内战，它不给我们民主，不给老百姓民主，不给全国人民和平，而在那打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就要反对这个内战，进行自卫战争。全国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在明年春季一、二、三月之内，时局没有新的变化，自卫战争是很紧张的。国民党现在动员了五十四个军，光津浦路就有十八个军，要进行内战，当然最近以来和平因素增加了一些，但是会不会因为有了目前的和平因素改变这个局面？我认为这是很困难的。

　　习仲勋联系国际形势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要求解放区军民必须保持警惕，准备自卫战争，在战争中争取和平。他指出：我们陕甘宁边区，还是全国的指导中心。这一点日本投降后，有些同志说，陕甘宁边区的指导作用减轻了。我们说没有减轻，因为党中央还在这里，中央的政策要从这里发出去，战争的指令要从延安发出去，所以我们这里在对推动全国民主运动特别对推动西北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重要阵地。在大范围讲，它是一个首席边区，人口虽然没有别的地方多，但这块地方的重要性很大，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战几个时期，现在又处于战争的威胁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精神上的准备。陕甘宁边区目前总的方针是，一切从长远打算，进一步巩固边区、建设边区和保卫边区。

　　习仲勋接着逐条讲解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六年的十条方针，即：粉碎一切新的进攻；开展高树勋运动；练兵提高我们的战斗力；继续发展生产；财政问题；要救济受难的群众；开展拥军爱民、拥军优属活动；爱护干部；减租；作持久打算。

　　根据中央的精神和西北地区的实际，习仲勋提出了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的五大任务。第一，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他特别提出仍要坚持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中心，尽量发展农业，现在要把开荒放在第一位变为改良农业耕作法、推广选择品种、积肥施肥、消除病害、深耕细作等生产经验。工业除了公营的纸厂、兵工厂、毛织厂外，可以发展家庭纺织工业为主，实行自种、自纺、自织、自用的方针。同时要整顿合作社，防灾济荒，精简机关人数，健全经济制度。第二，加紧练兵。明年要至少完成半年时间练兵任务，以加强部队的干部教育，彻底纠正部队涣散、疲沓现象和严重违法现象。练兵中老兵要继续提高技术、战术水平；新兵训练要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第三，开展文教工作。各分区要办好中学，各县要办好完全小学。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同时注意团结文艺工作者，改善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加强医药卫生工作，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第四，发展民主政权建设。他强调了两点，一是认真总结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以采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倾听老百姓中间的各种意见；二是要诚恳同党外人士合作，团结一致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第五，整顿党务，转变作风。习仲勋对作风问题讲得时间较长，态度也较为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边区政策也有，方针也定了不少，为什么有时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作风还不那么对头，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还列举一些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比地位比待遇，脱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后说：我们在下面做工作，如果老百姓不自觉，不愿意，你硬要他那样搞，你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有了主观武断，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也就都来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注意，无论什么问题，自己想通了，不要以为老百姓也想通了。在农村里，就有这样一个特点，老百姓他亲身体验过了，才能心甘情愿地去执行。否则，不会高兴参加这些运动的。我们应当注意这个特点，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军民遵照党中央“和平、  民主、团结”的方针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部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选举、减租、生产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之时，中央安排的第一个全国范围内（包括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自下而上的普选工作开始进行。《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陕甘宁边区的普选，“在全国人民面前做出好的榜样”，“普选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于全国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也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习仲勋对此次普选作了周密部署和精心指导，在试点试选、广泛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普选和县、分区政权的选举工作，顺利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正式议员一百三十五名，候补议员三十五名。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参议员。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因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内战而推迟到次年四月召开。习仲勋在此次会上当选为常驻议员。

　　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后，根据边区的实际，要求各分区“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减，并整理租佃关系”。他还根据自己长期在地方工作掌握的情况，具体提出：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关中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

　　习仲勋在悉心抓紧普选、减租、查租的同时，仍把边区的物质生产当成解放区建设的基础来抓。十二月二十四日，习仲勋主持了由西北局召集举办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座谈会，专门讨论改进农业技术问题。习仲勋在座谈会上特别指出：必须认识改良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必须采取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反对对此采取不闻不问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方面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根据当地群众的具体情况，一步一步地做，切忌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翌年三月，西北局又召开地委书记、专员座谈会，专门讨论春耕生产。习仲勋再次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上级对下级，下级对群众，能经常具体指导，具体解决问题”，把一九四六年的春耕生产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这一年全边区六百万亩冬小麦、三十五万六千亩棉花取得了较好收成，从而推动了全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春节刚刚过去八天，习仲勋主持西北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记者通报工作。他再次强调了改变各级领导作风问题。他说：八年来边区工作有很大的进步，不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之工作，都已打下了基础。但我们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榜样，就不能以现有的成绩为满足。相反，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我们把历年的工作仔细检查起来，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对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向，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着缺点。过去对区乡干部的责备很多，但应该说，县以上的领导机关的作风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县级对区乡缺乏具体的领导，办法提得少，没有很好地去研究下面的干部问题，并很好地去帮助解决，或做出示范，启发下面。今年转变工作作风的关键在县级。分区及边区一级的领导机关，也应先检讨并很快很好地转变作风。

　　习仲勋在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后，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监督问题，特别是发挥报纸的作用，欢迎新闻监督。他说：党报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与批评坏的工作作风。过去党报表扬好的典型事迹这是对的，以后还应更切实地去做。但另一方面，过去党报对于我们工作中缺点的批评似乎不够，特别是对于县级以上的干部的工作作风的缺点批评很少。希望党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对领导干部的缺点提出严正的善意的和实事求是的批评。必须纠正某些干部只愿听说好话，不愿听批评的偏向。

　　习仲勋既讲成绩，又讲缺点错误，既找出问题根源和提出改进措施，也热诚欢迎新闻界监督批评的讲话，给人以新风扑面之感，立即在与会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习仲勋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后不久，先后作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的《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已出满百期。习仲勋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

　　“《边区群众报》出满整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六年以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它告诉边区群众和干部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当边区的喇叭筒；而且教边区群众和干部怎样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

　　这个报纸要好好办下去。现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这个报纸按照什么方针来办呢？边区的方针是继续紧紧团结，好好生产，和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斗争，建设一个更繁荣的、更巩固的边区。这个报纸的方针也应该这样……”

　　三月八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召开的延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满怀喜悦地说：今年这个三八节，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三八节，又是国内和平后的第一个三八节。大家很兴奋，要我讲话，我就讲一点关于和平以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怎样做的问题。我们妇女工作的方向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动手，发展经济，做到丰衣足食。这是一九四二年底高干会所规定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不同时期的历史功绩，提出了如何贯彻这一正确方针，最后讲道：边区妇女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和边区妇女在一起创造了苏区；抗战时期，我们又和边区的妇女在一起，巩固边区，支援前线，赢得了抗战胜利。今后同样还要和边区妇女一起，共同为进一步建设边区而努力。边区一百五十万人，里面就有七十五万妇女，离开妇女，边区建设不可能搞好。我们把边区妇女都组织起来，共同把边区建设得更好，做出榜样，这也就是援助了全国的妇女运动。

　　四月二十日，习仲勋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我们的先驱》文章，深切悼念因飞机失事死难的“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

　　这是一篇充满对革命先驱深情厚谊的祭文，文字质朴，情真意切，读来发人深思，催人奋进。文章写道：

　　“想写篇追忆若飞、博古、叶挺、邓发几位同志的文章，然而手沉重得难于提笔。失去这十几位敬爱的同志和朋友，悲痛是无法自已的。”

　　他在简述了几位烈士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的经历后又写道：

　　“既已献身于人民，死生原置度外。但若飞同志他们的死，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损失实在太大。

　　近百年来，历史充满无数人民重叠淤积的凝血，这二十年间，我们也亲见我们志不断流洒的鲜血。我们知道这些鲜血为什么而流。我们就是在这些先烈们的血泊中奋然前行。

　　专制者以为流血会把人民吓退。然而人民流的血，人民战士们流的血，会把那些吃血者们淹没的。中国人民已经走上胜利的道路，人民的战士仍将前仆后继，把悲痛变成勇气，变成力量。人民的军队是无敌的。

　　我们知道若飞同志是为什么而死的。

　　边区人民和工作者，就以自己更加紧张的工作，更加亲密的团结，更高的勇气，更炽烈的斗争热情来纪念我们的先驱者。”

　　四月底至五月中旬，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勋在预备会上发表讲话，主要说明了会议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即财经问题、复员问题、保卫工作、边防和武装问题。五月二日，习仲勋以《告诉一个时局的消息》为题，向与会同志通报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他在讲到国际形势时说：这两三天来时局越发展越严重了，国际方面目前从各方面情况看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反共高潮。最近在巴黎开四国外长会议，报纸上看，争论很多，斗争很尖锐，比如各国和约的问题等。从最近的材料看，在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民起来反对美国，有一部分人想在中国做生意。这些人不希望中国打仗，希望中国和平民主。他说，苏联从东北撤兵以来，最近态度强硬，差不多每天在莫斯科广播反对反动派消息，不管是对中国问题、西欧问题，还是日本问题都是持强硬态度。所以这样看来，国际形势今天不是反共高潮，但反共高潮也不是完全没有。他接着讲道：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下，中国现在怎么样？东北大打，蒋介石把队伍不断向东北运。四平街现在我们还没有丢掉。估计到四平街可能打大仗。最后国民党分四路进攻东北，一路进攻本溪，一路向着沈阳、安东……这样来巩固它的后方阵地，向四周发展。因此东北还要打大战。我们一定要准备。在关内白崇禧二十九号飞西安，后来到开封、郑州，到处布置打内战。蒋介石三十号飞到西安，飞得很快。他是从成都到了重庆，从重庆到武汉，又从武汉到西安。最近的中心要搞中原（五师）。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原的封锁线，那里常驻有七万多人。他的包围不是一线，而是纵深（修筑碉堡）有好几道，所以五师很危险。中原的战争搞起来是全国性的问题。他接着讲道：关中也是他们计划之内的，准备在这一次内战中把关中搞掉。所以目前的形势发展得很严重。我们的方针不管今天再怎么样，还是坚持和平、争取和平、巩固和平的方针。习仲勋最后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对这些问题，在思想上多做些准备，要好好研究一下。目前边区一方面要突击搞好春耕，特别是陇东、关中，另一方面应积极备战，一切为了战争，为了做战争准备，不这样做就不得了。我们的工作要准备两套，即和平来了怎么办？战争来了怎么办？

　　五月十三日，为期十五天的边区高干会议结束，习仲勋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报告共分为六部分：（一）继续发展经济，解决财政问题。（二）复员问题。（三）整军与加强地方武装问题。（四）保卫工作。（五）继续发动群众，解决租佃与地权问题。（六）党的领导问题。他在总结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六项重要措施：一、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二、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增产粮食。一、坚持发展农村家织业，发展手工业。四、边区的畜牧业也要发展。五、合作社问题。六、发展工业、建设工业问题。

　　几个月来，习仲勋或多次参加西北局和边区重要会议并发表讲话，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其内容深刻体现了在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方针指示下，边区军民努力进行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的主线。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也有了全面的发展。但是和平之中仍孕育着战争，正如习仲勋在高干会结束时所言：我们这个会开了十五天，正是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动内战最严重的时候，最近关中、陇东的情况都很紧张，南面的内战也威胁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这个会再不能拖下去了，许多同志要回去，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局面。

　　但是，解放区军民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愿望并未最后实现，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日子也极为短暂，内战的乌云迅即密布中国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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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1
　　●毛泽东九次来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从来就没有停止。只是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民主潮流的推动和人民武装奋起自卫面前，其夺取华北、独占东北、分割压缩解放区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却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到二十八万，八路军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军区建立了三支野战军，新四军调整部署建立了津浦前线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中原军区在江淮河汉间建立。特别是上党、邯郸、绥远和津浦路几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十一万多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一亿四千万，中小城市五百零六座。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又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进入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一时给中国局势带来了生机。一是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签订；二是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在文本上签字。一月三十一日，政协会议闭幕。习仲勋为和平谈判和政协会议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他曾以《政协会的成就及我们的任务》为题向陕甘宁边区军民作了关于改组政府、关于宪草原则、关于国民大会、关于三人军事小组、关于政协会议成功的原因，以及新情况下应采取的和平方针的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热切期望中国由此走向和平、民主、光明的道路。但是，由于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战后中国的现实并没有实现和平。一月十四日，即根据停战协定，国共双方颁发停战令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又暗中命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继续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彻底撕毁一切停战协议，全面发动内战，中国人民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也正是从六月间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的。

　　中原解放区地跨鄂豫皖三省，南临武汉三镇，北迄陇海路南的许昌、洛阳，东接合肥、安庆，西连湖北襄樊和河南的南阳。一年多前，以王震为司令员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部队带着党中央“到南方去画一张红色的地图”的重托，由延安出发进军湘粤赣，后转战到达中原地区，同豫西南下的部队和新四军五师会合，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王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这一地区是国民党军队出川的大门，所以蒋介石从一九四五年冬起，就调集四个战区二十六个师共三十万人，在刘峙指挥下，沿平汉路南犯，企图把中原军区一分为二，进而分区“围剿”。至停战令下达前，中原部队数万人已被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域，“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六月中旬，国民党军三十多万兵力再次缩小包围圈，妄图一举歼灭中原部队主力。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复电中原局，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六月二十六日拂晓，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八个整编师零两个旅，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的直接支援下，向中原部队不足百里的集结地发动进攻。中原部队按照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北路突围部队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防线，越过平汉铁路，于七月底和八月初分别进至陕南和鄂西北地区，与中共商洛工委领导的巩德芳游击队会合，胜利实现中原突围。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受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三五九旅转战数日，难以立足。八月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三五九旅夺路北上，返回陕甘宁边区。

　　中原部队在被围困的险恶环境中，坚持艰难斗争近一年间，拖住了国民党军三十万兵力，对华北、华东和东北各解放区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做好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时问。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在一个多月之内，毛泽东先后多次亲笔致信习仲勋，就中原部队突围后豫鄂陕边区的建设和迎接王震部北返行动作出周密部署。

　　毛泽东为什么把组织指挥接应王震部北返延安的重任交给了习仲勋？这是因为习仲勋当时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此时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军委任命王世泰为代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隶属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因而由习仲勋担当此任，有利于统一各级党政军的行动，特别是便于指挥联防军各部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

　　七月二十六日，当中原部队冲破五道防线，行程近两千里到达陕南时，习仲勋接到毛泽东当日写的亲笔信：

　　“仲勋同志：

　　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习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位三、陈大姐、戴季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离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日”

　　信尾又用小字特别写道：

　　“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锋及其他适当之人。”

　　习仲勋接信后，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作出周密安排。

　　八月十日，毛泽东于一天之内两次提笔致信习仲勋，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作了具体指示。信中写道：

　　“仲勋同志：

　　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一）麟游为中心一支，约三至五个连。其中三分之二（两个至三个连）以班或以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十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区）三五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十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其余三分之一（一个至两个连），则集中公开行动，但须取当地人民自卫队或人民游击队名义，或其他地方性名义；无论分散的，集中的，在一年内一律由边区供给经费，不从民间筹款；派出之前须加以训练；须配备政治工作人员；须有强的领导；须有本地干部率领，队员都要陕甘人（或杂以少数外地有经验者）；要自愿肯干；要准备吃苦。（二）两当、徽县为中心一支，约二个至三个连；办法同上。（三）此外，尚请考虑可否以海原、固原为中心派出一支，以静宁、庄浪为中心派出一支，每支约二百人左右。

　　以上方针是否可行？估计派出后是否有站稳脚跟之把握？或先派麟游、两当二支，每支数目较小？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见复。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勋道：

　　“仲勋同志：

　　十七军八十四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八十四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习仲勋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决定，派出时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的汪锋等赴豫鄂陕边区工作。八月十日，汪锋从陕西工委驻地马栏出发，通过关中党的地下交通线，于九月十八日秘密到达商洛中原局驻地主持豫鄂陕边区工作，出任边区党委书记、豫鄂陕军区政治委员。在此之前，西北局指派刘庚等一批干部已先期到达陕南，同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指挥巩德芳“商讨豫鄂陕边区的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八月十一日，习仲勋在接毛泽东信的次日，即对接应王震部作出周密安排。他致电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及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郭炳坤：（一）为配合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决定你们共同组织一百五六十人的武装（内干部四十余人，均由三旅调出），向陇南地区活动。干部有计划地分散隐蔽在有党的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的地区，作为发动与领导群众的骨干。其余武装部队则公开活动，并与发动起来的各部武装取得呼应，争取成为领导这些武装的核心，创造陇南广大游击区。（二）陇南敌统治较弱，目前五师进入陕东南正是在此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时机，宜争取半月内能派出活动。你们应抓紧时间积极准备，如挑选干部，准备服装，探好几条线等。西北局派张仲良等同志后日起程专门前来布置。（三）由你们负责布置派若干武工队性质的武装（中间须配备较坚强的干部）向海原、固原、静宁、庄浪一带活动，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斗争。（四）以上只限你们五人知道，由你们指定有关同志筹划，必须共守秘密，不得泄露。

　　同时，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游击支队成立。习仲勋指示由西北局抽调干部和关中警一旅的两个加强连共三百余人组成游击支队，赵伯经任司令员兼政委。西府游击支队成立后，即奉命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奔赴麟游山区开展游击活动，牵制胡宗南军队对中原突围部队三五九旅的压力。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再次致信习仲勋：

　　“仲勋同志：

　　王震行进甚速，拟以十一天到达宁镇或旬正地区。王来两电请阅，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三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此事请于日内准备好，并即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同日晚十时，习仲勋即同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联名电令警一旅、警三旅和新四旅首长：一、陕南王震部于十六日到江口镇（留坝以北），取捷径计划通过宝鸡、凤县公路，抢渡渭河、陇海、平凉路入边区，预计八月二十七日可接近镇、宁、正、旬地带。二、我军奉命组织三个精锐团出击迎接王部。新四旅全部及三旅七团，在两日内做好战斗准备（以轻装做准备），待命行动。三、阎、张考虑武工队早组织好，利用出击机会与王部会合，以中原部队名义达预定地区活动。四、通知电台随时注意联络。

　　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时，习仲勋、王世泰等向作战部队发布出击电令：（一）中原王震部十九日通过宝凤路刻继续前进中。（二）我迎接部队编组如下：甲、以新四旅全部配属山炮一连为左翼部队，于二十五日前集结于金村、庙原、九岘原地带，担任长武、彬县间缺口突破出迎任务。乙、以警三旅七团全部、五团一部配旅之工兵侦察部队为右翼部队，于二十五日集结于驿马关、西华池之后方隐蔽地带，担任平凉、泾川缺口出迎任务。丙、警一旅应组织数小股游击队昼伏夜出，活动于淳化、旬邑地带，以达到麻痹钳制敌人，辅助出迎部队顺利完成任务。（三）四旅到达集结地点后，即配合前沿我守备部队完成正面之详细侦察工作，一俟王部到达适当地境，待令扫清封锁道路，展开攻势，争取主动，以达到与我归来部队夹击之任务。（四）中原部队之进入边区，将引起国民党对边区积极进攻之形势，我各部之备战工作务期继续贯彻，尤其民兵爆破训练等，前示任务又须认真进行，以期战局扩大而立于必胜之地位。（五）出击部队原驻地生产家务，留少数体弱人员看管，勿致任务归来后产生困难。（六）本部组织医疗队随四旅行动，协作出迎与归来部队之救护医疗工作。（七）新四旅遗防由教导旅独立团富县之营接任，富县防务由教导旅一团派部队接充。

　　二十二日，习仲勋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在陇东地区指导工作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张仲良、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等：（一）派出的三支武装立即出动，不要迟延。（二）派出的武装应轻装，不要累赘，人员要精干，非战斗员尽量减少。（三）派出部队经费拓夫即有电批发，但财物不要一次带得太多，以带两个月为宜。（四）王震部今日已入陇县境，二十六日即可到西兰路附近。你们要做的事赶快做，一切都要配合这个情况。（五）派出去各地区的组织与人士均同意你们的配备。但周仁山一时间不能调来。（六）边境即需派出数股小部队以连为单位在碉堡线附近活动。

　　当日晚，心系三五九旅官兵安危的毛泽东夜难成眠，又给习仲勋写一信：

　　“仲勋同志：

　　长武、那县、平凉、隆德、静宁、正宁、宁县、西峰、镇原、固原等处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即告。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夜”

　　八月二十三日，以习仲勋任代政治委员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起南线出击。以一部兵力组成左冀兵团由长武、邠县间突破；另以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突破。同时地方游击队分散活动于旬邑地区，牵制迷惑敌人。同一天，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领导日夜牵挂和准备接应的三五九旅杀出重围后，在宝鸡、凤县之间通过川陕公路，强渡渭河，穿越陇海线，在陇县以南之小底村与胡宗南部激战后，西折马鹿镇。胡宗南部三十二师又转至瓦亭一带堵截。王震率部绕道陇县，以日行七十余公里速度向北疾进。当天，习仲勋即将南线出击战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接报后随即复函：

　　“仲勋同志：

　　来信悉，布置甚好，已告王震。

　　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告关中分区，旬邑以东不去扰击；宁县、正宁及陇东分区各部则照计划办理。

　　今晨附上之电报阅后请退还。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习仲勋在对关中分区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同时，又致电张仲良等：王震部现已进至陇靖交界，拟继续北上，亟需沿陕甘交界及泾、渭之间地方武装配合，并进行有力策应，你们拟派出之武装和人员，千万迅即派出，以免坐失良机。并告前进及当地同志，设法与王联系并尽力协助之。

　　同日，习仲勋、王世泰等联防军首长再次向警一、三旅和新四旅发出电令，指出：王震部昨日在陇县南大底村、小底村与敌激战后，二十四日向陇县、清水间之温家梁、昌口河方向转进。顽敌四三一团落后尾追，平凉三十六师之独立骑兵团二十三日急开陇县堵击，骑七师张绍成亦同日派兵三连向化平、张家川方向开进。电令提出：我军此次出击主要任务为迎接王震部安全进入边区，故对追堵之敌必须奋勇排除，打击与消灭之。王部归来后，为对付国民党军向全边区之进攻，我军仍以内线作战为有利，故对无妨伤害执行此任务之坚固据点，勿作无把握之攻坚。应在掩护王部安全通过之后，徐徐收束攻势，撤回边区，无十分必要勿渡泾河，以防涨水失去联络。

　　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组织边区部队接应三五九旅的消息通过电台传到横越千山万水、冲破敌军堵截、屡经战斗的将士中时，部队情绪高涨，勇气倍增。当王震率部行至西兰公路瓦云寺附近时，再次陷入敌重围，三五九旅将士浴血奋战，终于在长武、泾川间越过西兰路，涉渡泾河。八月二十九日，在镇原县屯子镇与南下的警备第三旅会师。党中央获悉这一消息，立即致电慰问。当天，毛泽东以喜悦的心情写信给习仲勋：

　　“仲勋同志：

　　王震部主力已到边边，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在王震率部到陇东地区后，三五九旅右纵队七一七团，经过连续三十天的艰苦行军和十多次战斗，穿越徽县、两当、六盘山等地，从平凉以西跨过西兰路，由马渠进入陕甘宁边区，九月八日抵达庆阳与该旅主力会合。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代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赶赴庆阳迎接三五九旅官兵胜利北返，陇东地委隆重举行了欢迎大会。当地群众唱起了欢快的歌谣，表达人民对南下健儿的深情厚谊。歌词为：

　　为啥喜鹊尽飞翔？

　　为啥环江闹嚷嚷？

　　原是天外传喜讯，

　　王震将军到庆阳。

　　五千健儿两条腿，

　　南征北战两万里。

　　不是天上神仙兵，

　　就是钢铁铸成的。

　　当三五九旅回到庆阳休整之时，习仲勋的心里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他仍然密切注视着尾追其后的国民党军，及时调整兵力部署，保卫边区。九月一日、二日，毛泽东又接连给习仲勋写了两封信。九月一日的信写道：

　　“仲勋同志：

　　（一）胡宗南似有向陇东进攻之计划，我们如何应付，请加筹划，并见告。

　　（二）我军出至封锁线外占领多少地方，消灭多少敌人，缴枪多少，正宁、宁县、镇原一线碉堡线是否已完全攻破，或尚余多少，请饬人绘图附说送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一日”

　　习仲勋接函后即将边区敌我形势及我方作战方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并特别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张文舟：指定专人按照毛泽东要求内容绘制地图和文字说明上报。次日，毛泽东再致书习仲勋：

　　“仲勋同志：

　　来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作战时，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得手后看形势，如我损伤不大，又有好打之敌时，可接着打第二仗，再歼敌一个团；如不好打，则撤回休整，待机再打。此外，须准备三千人左右补充作战部队的消耗，请早为准备。最好先期交付各旅训练，临时可迅速补充。

　　毛泽东

　　九月二日”

　　九月四日，习仲勋、王世泰等分别向警一旅、警三旅、新四旅和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发出电令，电令指示一、三、四旅：（一）今日三旅与胡顽一旅一团激战于太平北，我以六个连击溃其四个营，遗尸三十余具，缴获在清查中。（二）四旅接电即取隐蔽道路，转移至驿马关、唐家原地带，由仲良统一指挥与三旅主力配合消灭前进之敌。（三）一旅派队在山河、平子地带向敌展开积极活动，迷惑敌之注意。同日，电令罗元发、饶正锡：（一）为集中主力打击进攻陇东之敌，决定抽你旅一团参加战斗。（二）二团三营可电调南下固临至富县双龙镇防务，由你们讨论布置电告。（三）一团于十四日到达庆阳。罗布置后来延面谈情况与任务。

　　九月二十日，就在习仲勋组织领导加紧备战之时，尾追突围部队三五九旅的国民党整编九十师十一旅一部，向驻刘家山的边区部队警备第三旅五团二连猛烈进攻，又以两个营兵力向枣林之警备第三旅七团迂回。警三旅按照西北局和联防军作战计划，奋起反击，彻底将国民党军击退。至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南线出击，歼敌一千三百余人，不仅胜利接应了三五九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之麟游山区开展了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离开延安两年间，深入粤北，又北渡长江进至鄂东，抗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武装，行程一万一千公里，历尽艰险，战功卓著。从中原起到回到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月中，转战于鄂、豫、陕、甘地区，行程二千二百五十多公里，历经大小战斗八十六次，粉碎了大于自己二十余倍的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这一壮举，调动和分散了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打乱了胡宗南集团进攻陕甘宁边区计划，为边区对付全面内战赢得了时间。九月十七日，当三五九旅将士回到延安时，习仲勋同其他边区领导和延安各界群众一起夹道欢迎南下支队胜利归来。九月二十九日，习仲勋随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出席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他望着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的三五九旅将士，听着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忆起受命组织指挥接应这支部队北返边区的日日夜夜，不觉心头一股热浪涌动，发出由衷赞叹：王震劲旅，胜利归来。

　　三十二年后，习仲勋回忆当年在毛泽东指示下接应王震部队时曾深情写道：“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率领下，于六月底胜利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九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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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3
　　●策动领导横山起义

　　一九四六年之夏，一个干燥而特别炎热的季节。

　　与自然界现象相似的是，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气温也日渐升高，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驻地延安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形势日趋严峻。习仲勋在奉命组织领导南线出击、接应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之时，对周边地区的政治环境和军事态势有了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

　　陕甘宁边区南面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团二十万军队；西面驻有马鸿逵两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晋陕绥边区总部及其所属的二十二军和保九团；东临滔滔黄河，与晋绥解放区隔岸相望。当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习仲勋等领导下发起南线出击之时，驻横山、榆林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等频繁袭扰边区。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动榆横战役，以打击袭扰之敌，保证边区北线安全，减轻我军后顾之忧，并策应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相机进行反内战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习仲勋再次承担了此次行动的组织领导重任。

　　六月，习仲勋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召见。毛泽东要习仲勋谈谈陕甘宁边区备战情况，尤其想听听习仲勋对边区北线方面的看法和设想。在习仲勋作了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胡宗南已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并且命令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一致行动，对我实行南北夹攻。现在胡宗南还没有采取大的动作，顾不上进犯边区。你们要抓住这个时机，集中精力，组织北线战役，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我们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对付胡宗南的进攻。最后又叮嘱说，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必须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以扩大保卫延安战争的战场。

　　七月初，习仲勋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机关驻地主持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北线作战意图。习仲勋分析形势说：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和装备都比边区要强。但是我们的队伍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有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的武装必定能够战胜反人民的武装。我们必须在胡宗南大举进攻边区之前，集中力量解决北线问题。一方面要对北线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官兵站到我们一边，另一方面要抓紧北线战役准备，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解放榆横地区，为我方在反击胡宗南的自卫战争中取得更大回旋余地。扩大会议认为：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率部起义，从政治上讲，证明人民是要和平的，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从军事上看，陕甘宁边区洛川以南为胡宗南主力盘踞，随时可能进攻延安；北线驻榆横国民党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队，虽然力量薄弱，但如与南线呼应，势必对我后方造成威胁。特别是横山境内的石湾、高镇、武镇三地，像三把利刃直插边区，不仅平时阻我绥德通往三边要道，到战时也缺少回旋余地。因而争取胡景铎率部起义，对于边区北线安全和进行自卫战争是有重要意义的。扩大会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立即进行北线战役准备；派曾在国民党三十八军长期从事兵运工作的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进入绥德地区，随时同胡景铎直接接触，具体商定起义事宜。

　　北线作战，绥德分区首当其冲。七月上旬，紧连北线榆林、横山的绥德分区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北线备战工作。七月八日，习仲勋在会上发表《陕甘宁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的报告。他以提问的口气，形象而生动地讲了四个问题：

　　（一）要不要备战？在全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形势下，陕甘宁边区处在不打不和的局面下，这就是一种相对和平局面。但今后这种情况不一定原样不变，如果全国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下了“讨伐令”，或者中原部队突围的影响牵连到边区，边区是可能发生战争的。蒋介石在军事上加强防御，调兵遣将，无论正规军、地方军、自卫军都这样做。在政治上发动反共宣传，为进攻边区制造舆论。在经济上则运输弹药，囤积粮草，在各地恢复补给囤粮区域。表面看来是防御，而实际上却是准备进攻。倘若我们不能深刻认识此点，就会吃大亏的。因之，“争取时间，积极备战”已成为当前我们的紧急任务。

　　（二）有没有时间备战？敌人还没有按其计划布置就绪，兵力不足，北线不巩固。北线需要胡宗南增派军队，但胡始终抽不出队伍来。抗战以来，北线曾数易长官，但均不得逞而走。而傅作义在今天还没有力量增加实力。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全国内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前，敌人尚不可能冒险进攻。敌人知道陕甘宁边区是块难啃的骨头，搞不好，就会碰掉自己的牙齿的。因之，我觉得在两三个月内不致发生大规模战争，只要大家清楚认识这些，紧急动员起来，我们还是有时间来准备自卫的一切力量。只要准备好了，什么严重情况到来都不怕。反之，睡两三个月的觉，那我们就会受到不可挽救的损失。

　　（三）什么是当前备战中心？(1)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年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经济是胜利之本”，搞好生产，经济上有了基础，才能完成其他一切准备工作。(2)利用一切空隙反复练兵。要能一个顶一个，甚至一个打几个，没有苦练的功夫，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政治上练兵，更为重要。(3)加强训练民兵。为迎接新的形势，我们要精练三万民兵，才能有力配合正规军作战。因此我们要有中心的动员和精心的组织工作。还要教育干部群众，克服悲观情绪，提倡高树勋运动、曹又参运动。欢迎国民党部队中不愿打内战的官兵起义参加革命。

　　（四）边区的前途。陕甘宁边区是老根据地，是党中央所在地，有经济基础，群众有斗争经验，群众和党有深厚的感情，这样的一块土地是不允许敌人占领的，也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在中国没有了八路军和共产党。只要我们还存在一人一枪，就要战斗到最后。这个道理要给全边区群众讲清楚。边区是不会在敌人进攻之下越打越小的，而将是越打越强，最坏的前途也不过是“得此失彼”，是小换防，而不是大换防。只要大家努力，边区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

　　习仲勋为什么以胡景铎为策动起义的对象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的。当时国民党在榆林驻军中有胡景通、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三人分别担任重要职务，胡景通、胡景铎同为著名爱国将领、旧民主主义革命知名人士胡景翼的胞弟，胡希仲则是胡景翼之子。此时，胡景通任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铎为副指挥官。胡希仲任晋陕绥司令部参议。由于他们的经历和地位不同，其政治态度和对共产党的认识亦有差异。胡希仲、胡景铎受其父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从小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虽身在国民党军中，但早有投奔革命阵营的意向。且他们都是习仲勋在立诚学校时的同学，交情颇深，虽然身处不同阵营，但一直保持着长期的秘密统战关系。而胡景通尽管也走上了率部起义的道路，并在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政协陕西省副主席，但当时思想局限性较大，顾虑较多。当中共组织派人做其工作时，他表示说：邓宝珊为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要为邓先生拉一辈子长工。意即不背弃自己上司，并且对其弟胡景铎的义举极力阻挠。

　　在此之前，习仲勋为争取胡景铎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特意将与胡景铎、胡希仲为同乡同学关系的师源由关中分区调到绥德地委任统战部副部长，专门从事对胡部的统战工作。师源先后两次进入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驻地，同胡景铎接谈，转达了习仲勋对起义的意见。同时，习仲勋又派出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一起赴榆林同胡希仲会面，了解掌握驻榆林国民党军上层人士情况。胡希仲让转告习仲勋，八十六师是二十二军的主要力量，新任师长徐之佳是军统特务，受蒋介石指派监视邓宝珊的活动；邓宝珊对国共纷争持观望态度，尚无公开反蒋迹象；胡景通听命于邓宝珊。现在举行起义条件尚不成熟。胡景铎则表明了坚决反蒋立场，又在部队发展了一批进步骨干分子，可策动其率部起义。不久，根据胡景铎的请求，由习仲勋介绍，中共中央特别批准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习仲勋主持西北局会议讨论了由胡景铎提出的在该部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云、吴凤德、魏茂臣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习仲勋指示由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四十余名党政军干部，进入驻波罗堡、石湾等地的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由该部党组织以合法身份安排到不同岗位，秘密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从而使胡景铎率部举行反内战武装起义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为了动员边区军民认清形势，从舆论上战胜胡宗南集团的反动宣传，八月二十八日，习仲勋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文章指出：“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和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渴望和平，热爱和平。但是当蒋介石不惜破坏和平，悍然进攻的时候，边区军民也一定会像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四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陕甘宁边区有悠久的光荣的革命历史。边区军民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园地，他们有能力保卫自己自由劳作的成果。去年七月关中军民在爷台山消灭进犯蒋军就是一个例证。第二，蒋介石放在西北的反共将军胡宗南，十余年来已和西北人民结下了深仇。可以预言，蒋军如敢于进犯边区，他的后方犹如火山一样，是有爆发危险的。第三，由于一贯的反共反人民教育，胡宗南部队军民关系恶劣，士气衰落，战斗力下降。第四，陕甘宁边区为全国人民希望所寄托的一座灯塔，保卫这座灯塔的力量，不仅有边区一百五十万军民的努力，不仅有解放区一万万四千万人民的拥护，而且还有全国人民的声援。让我们更紧张的工作，使边区成为不可战胜的和平民主的堡垒。

　　在加强政治宣传的同时，北线战役军事部署亦在加紧进行。习仲勋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政治部主任徐立清等研究制定北线战役作战方案。成立了以王世泰为总指挥、张仲良为政治委员的北线作战指挥部。

　　八月底，毛泽东召见习仲勋、王世泰谈话，就北线战役问题，向他们介绍了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十八个兵团，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战例，强调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原则的重要性。

　　九月中旬，习仲勋指示已到绥德的范明持他写给胡景铎的密信，即赴横山县波罗堡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面见胡景铎。范明向胡景铎传达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同意其起义的决定，一起商定了起义计划和行动方案。范明返回延安后，习仲勋仔细审查了起义行动方案并一起到枣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习仲勋、王世泰说，这个起义可以搞了。他要求联防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于北线，做好接应胡景铎起义的准备，解放无定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十月十一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北线战役指挥部进至横山县响水堡以南地区，同中共绥德地委领导会合。决定王世泰、张仲良指挥教导一团、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八团、新编第十一旅二团一部和绥德、西乌审、三边军分区等地方部队一万余人，配合胡景铎部起义。

　　十月十三日凌晨，北线战役作战部队发起攻击，战斗从榆林与横山之间的武镇和镇川堡打响。同时，胡景铎率国民党保安第九团五个大队二千一百余名官兵，分别在波罗堡、石湾、高镇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并迎接范明带领的接应部队进入波罗堡。北线作战部队相继攻占薛家寨、镇川城西北角、吴家园子、麒麟沟、石湾等地，至二十四日，攻克国民党军残部占据的最后据点——响水堡，歼敌两个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取消攻占榆林作战计划，北线战役胜利结束。是役，国民党军五千余人起义，一千余人被俘或投降，解放了无定河以南三十多个城镇、十二万人口、五千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和榆横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习仲勋听到胡景铎起义成功的消息后即同马明方等联名致电祝贺：

　　“将军举反内战之大旗，率部起义，谨致慰问之忱！当此蒋介石一面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一面积极布置进攻延安之际，陕甘宁边区军民誓为抗击蒋胡进攻，保卫民主和平而斗争，深愿团结一致，共谋西北人民之安宁，以慰三秦父老之期望。”

　　胡景铎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后又任榆横政务委员会主任。十二月中旬，骑兵第六师奉命调驻延安。习仲勋陪同毛泽东、朱德接见起义官兵。毛泽东拉着胡景铎的手风趣地说：胡景铎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场的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被毛泽东诙谐幽默而极富鼓舞力的话语惹得笑出声来。

　　已在延安的辛亥革命老人续范亭听到横山起义的消息后，还特为胡景铎赋诗祝贺：

　　关中豪杰胡景铎，

　　意志如钢最坚决。

　　革命诚无愧乃兄，

　　义旗高揭橫山缺。

　　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骑兵第六师党委委员和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骑兵第六师移防甘泉县清泉沟继续整训，同时加紧军事训练，准备参加边区自卫战争。他特别要求师党委选拔一批干部到联防军去学习，再派一部分干部到兄弟部队参观，以提高他们的军事政治素质。

　　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看，横山起义的规模不算大，但它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胡景铎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在胡景铎率部起义之时，陕甘宁边区形势又日益趋紧。胡宗南空运其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到榆林监督八十六师等进攻解放区。马鸿逵的第八师和第八十一师，亦相继在宁夏银南东渡黄河，侵犯边区的西北属地，以配合从晋南西渡黄河的胡宗南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再次闪击延安。

　　洞察战争风云的毛泽东思考着如何应对当前局势问题。十一月六日夜，他寐不安席，便提笔给习仲勋写信，对边区备战作出部署。信中写道：

　　“仲勋同志：

　　胡宗南第一军第九十军已开始由禹门口渡河西进，有直攻延安模样。请立即作下列处置：

　　（一）即日起封锁边区；

　　（二）要路民众粮食速即隐藏；

　　（三）集中最大兵力于富甘地区准备作战；

　　（四）必要疏散事项应即开始；

　　（五）动员民众准备打敌。

　　联司注意侦察。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夜”

　　十一月十三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召开的干部动员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全体军民动员起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敢于侵犯的国民党军坚决赶出去。要求把所有人力、物力组织起来，服从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成立了边区政府总动员委员会，以加强对战备工作的领导，延安的战备疏散工作开始有计划地进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习仲勋、王世泰等联防军首长发布《关于阻敌进攻延安》的命令：甲、蒋介石决心进攻我陕甘宁边区，已由晋南调三个师入陕，向我边沿宜洛开进中。乙、我军决心保卫我党中央所在地之陕甘宁边区，初期作战以运动防御之方针，阻敌于甘泉、南泥湾、金盆湾、临真之线以南，争取时间，待我大军到达，歼敌于延安东南地区。丙、新四旅张旅长、黄副政委指挥所部及警三旅之七团，教导旅之独立团（缺一个营）任富县至劳山地区之守备，沿咸榆路两侧组织防御，分构太合山、富县、交道、牛武、榆林桥（含）及榆林桥（不含）至甘泉与劳山三个防御地带，阻敌北进。独立团（缺一个营）归七团刘团长、刘政委指挥。教导旅（缺独立团团部及两个营，一团一个营）任临真、金盆湾地区之守备。阻敌由宜川向延安前进。两旅作战界线为旧县杠树梁、南阳府之线。线上属张、黄。丁、通讯卫生另令规定。戊、联司设指挥所于南泥湾。

　　十二月十一日，为了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习仲勋由延安起程，随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一起，赴山西省离石县高家沟，参与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和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十六日，会议举行，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等出席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粉碎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做好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加强统一领导，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的联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战，开辟吕梁军区问题。彭德怀、习仲勋此次东渡，还为前方带去五千万元法币，以补给军需供应。

　　在紧张的备战气氛之中，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和延安军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举行了一个颇不寻常隆重而热烈的六秩生日祝寿活动。从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发表了祝词，毛泽东题写了“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贺辞。习仲勋和边区军民的心情一样，在这一严峻而特殊的历史时刻为自己的总司令祝寿，即把朱德的名字同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祈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十二月一日晚，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交际处礼堂为朱德举行了庆贺会，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分别向朱总司令敬酒。他怀着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写下了《祝贺朱总司令六十寿辰》的祝词和“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寿”的题词，发表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上。祝词写道：

　　“敬爱的总司令：

　　边区老百姓和边区同志满怀欢喜地向您贺寿，敬祝您万寿无疆！

　　边区老百姓深深知道，谁领导他们翻了身，谁领导他们争得民主自由，争得丰衣足食，谁领导着他们争得祖祖宗宗从没有过的日子。他们感谢您，感谢毛主席和您领导下的党。

　　边区老百姓和边区同志一定永远团结在毛主席和您的大旗下前进。

　　您说，边区要继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让老百姓彻底翻身，一个个都站起来！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说，边区要向前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让边区富强起来。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说，边区要好好练兵，让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都认真练好。练武艺；学政治，兵强马壮，军民一家保卫边区。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说，大家齐心，不怕蒋介石、胡宗南，反动派猪嘴敢闯进来，就把他消灭掉！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六十年的奋斗生活，就给了我们无限力量。我们充满勇气，充满信心。我们和老百姓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边区同志务必时刻向您学习，学习您一心一意为了人民利益，不问个人得失；学习您一往无前，百折不回，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学习您钢铁般的原则立场，大海般的气概度量；学习您密切联系群众，信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边区同志务必克服存在着的不深入群众甚至脱离群众的不好作风，不断努力，继续前进。

　　边区军民只有用实际工作的进步，用自卫战争的胜利，来作为向您祝寿的礼物，祝您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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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4
　　第14章 鏖战西北

　　●出击西华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根据国内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中共中央指示迅速传达到全党。身处党中央驻地、肩负保卫延安领导重任的习仲勋，对这一指示，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注意到，作为战略家、军事家的毛泽东，在指出了蒋介石要打延安问题之时，不同寻常地用“人民解放战争”代替了一个时期的“自卫战争”概念。这不仅是一个名称概念的变换，而是客观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国内和平的实现已没有可能，只有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是人民解放战争。

　　在此之前，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先后发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和闪击延安的计划搁浅后，又在彬县、旬邑、同官、宜君、麟游地区集结十六万兵力，企图首先夺取被称之为囊形地带的关中分区，以打开其进攻延安的突破口。习仲勋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首长，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指挥联防军和关中分区武装，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十二月三十日，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不同方向击退了犯敌进攻。胡宗南部又以七个旅十五个团五万之众的兵力，在五架飞机的配合下，兵分五路从东、西、南三面向关中分区进攻。习仲勋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首长指挥新四旅、警备第三旅在大量杀伤敌军后，掩护关中分区党政机关于十九日主动撤离分区首府马栏，向延安靠拢。在两个多月的关中分区争夺战中，边区部队先后进行了旬邑、金池、龙高、黄甫、白子头、方里镇等攻坚战，并取得了诱歼敌于梁王地区的胜利，歼敌一千六百一十三人，其中俘一千二百二十五人，起义七十三人。

　　就在关中分区战斗紧张进行之时，一项新的使命落到了习仲勋的肩上。一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根据陕甘宁边区军事形势的需要，决定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并点将习仲勋出任集团军政治委员。当天，中央军委致电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边区各旅及一纵队组织一野战集团，以张宗逊、王世泰为正、副司令，习仲勋、廖汉生为正副政委，二月底完成一切战斗准备。”二月十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正式发布了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和张宗逊、习仲勋任职的命令。二月十四日，习仲勋同王世泰、王维舟、阎揆要、张仲良联名发出通令称：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命令，为统一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行动，着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织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同志为司令员，习仲勋同志为政委，王世泰同志为副司令员，廖汉生同志为副政委，阎揆要同志为参谋长，王绍南同志为副参谋长，徐立清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同志为副主任。

　　习仲勋对这一任命是勇于承当并充满信心的。这是因为担任野战集团军司令员的张宗逊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秋收起义、长征，历任红军师长、军长、八路军旅长，是久经沙场的人民军队优秀将领。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们俩曾分任爷台山反击战军政主官，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此次又同担重任，并肩战斗，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另外，在他的军事斗争经历中，这是第一次担任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职务，因而对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参与组织指挥大规模的战役、战斗，有着向往之情。

　　二月二十四日，习仲勋、张宗逊即接到中央军委关于反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部署电报。电报在通报了敌情之后，指示张宗逊、习仲勋：（一）教导旅在敌攻延时，利用交道、茶坊、牛武、临真第一线坚固阵地及榆林桥、道佐铺、清泉沟、九龙泉、南泥湾、金盆湾有利地形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半月，尽量吸引敌人于自己面消耗疲惫之，以利主力出击。（二）边区主力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全部，警一旅、警三旅各一部，隐蔽集结张村驿以西及其西南地区。待敌主力进攻我教导旅时，向南突击收复关中，夺取中部、宜君、同官、白水，或歼击可能由洛川以西向张村驿前进敌之暴露侧翼，看当时情况再决。但须做各种准备，如侦察地形、准备干粮、如何克服宿营困难等。（三）如敌进占关中，至三月十日还无进攻延安迹象时，我应于西峰、宁县、正宁、中部、马栏地区寻求歼灭敌人一团一营机会，抑留胡军主力于大关中，以便晋南陈王集团歼敌。张宗逊、习仲勋即根据军委电示加紧了对敌情侦察和战斗部署。二十五日，习仲勋在彬县大佛寺召集关中党政军负责同志开会，对关中分区坚持游击战争以及配合主力作战作了讨论和布置。军事仍由警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统一领导。其一、三团休整后配合野战部队在关中周围作战。其他地方武装，包括游击队、武工队坚持在关中斗争，伺机向外发展。会后，习仲勋随野战集团军司令部进至关中分区以北的新宁县盘克原东北武氏村。

　　同日，野战集团军司令部侦悉：胡宗南部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一四四旅旅部、四三〇团向陇东肖金镇前进，二十四旅于二十五日向宁县前进。张、习判明七十六师也有向我陇东进攻之企图，即决心歼灭之。令独一旅于二十七日集结古城川，三五八旅于二十八日集结盘克附近。当日，张宗逊、习仲勋将以上情况电告中央军委。

　　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得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戒急躁。同日，张宗逊、习仲勋报告中央军委：一、侵入我关中之敌现正在构筑工事，进行清剿，除二十四旅及七十六师之指挥部已判明西移宁县、肖金外，其他各旅尚无转移之确息，唯西撤传闻较多。据传闻情况估计，敌于控制关中之后，可能继续进攻陇东，执行过去之攻延计划，企图侵占关中、陇东之后，从南、西、北三面攻延，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二、据上述情况，我们因为在关中区北线作战，山沟狭窄，大的兵力不易展开，决遵军委二十四日电示，转到新宁以北，准备全部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之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如判明敌已开始攻延，我们于四日之内，即可转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此间将向东南出击之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张宗逊、习仲勋对敌情的掌握和判断是正确的。二月二十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指挥第四十八、二十四、一四四旅和新编第一旅、骑兵第一旅，在青海马步芳集团第八十二师的配合下，分三路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进攻，以吸引边区主力部队西调，达到乘虚突袭延安的目的。

　　中央军委认为，胡宗南集团兵进陇东，是其大举进攻延安的前奏。因而决心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力在陇东歼敌。毛泽东特别指示，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这样，不仅可以推迟和打乱敌进攻延安的计划，而且可以相机出击关中，威胁进攻延安国民党军之侧背，歼灭其有生力量，打乱其部署。张宗逊、习仲勋决定，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三旅七团及延属分区独立团组成防御兵团，在延安以南东起临真、金盆湾，西到牛武、茶坊地带，依既设阵地防御，保障延安的安全；以警备第一旅坚持收复关中分区斗争；已到达陇东地区的张宗逊、习仲勋率野司及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缺七、八团）继续西进，进行陇东作战一次。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称此役为延安保卫战序战，此时已迫在眉睫。

　　三月二日，张宗逊、习仲勋即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敌情通报和我军作战方案的电报，电文称：第一，一日敌四十八旅占板桥，二十四旅占庆阳，一四四旅占郭家崾岘三十里铺，新一旅占孟坝、三岔。第二，敌一六五旅、四十七旅开洛川，十二旅之一团开洛川接替七十八旅防，一二三旅主力开洛川以东，均限三日到达目的地。第三，敌九十师开洛川，第一师开宜、洛之旧城，何时到达不明。关中留十二旅、一二三旅各一团及两个保安团共四团守备。根据以上敌之调度，似以九十师由宜川犯临真、金盆湾，第一师由牛武犯九龙泉、南泥湾，一六五旅、四十七旅犯交道、富县、甘泉。新一旅担任庆、合守备，四十八旅、一四四旅可能由庆阳东犯，进攻延安之战可能三月七八日开始。第四，我们作战方案有三：（一）迅速消灭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二）我主力迅集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三）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军委在电文后还特别要求张宗逊、习仲勋对作战方案选择认真考虑，并说明理由电告军委。

　　张宗逊、习仲勋率部进击陇东，胡宗南便认为其调动我边区主力部队的企图已经实现，遂命侵入陇东的整编第七十六师经宁县开至黄陵附近集结，以增加进攻延安的兵力。据此，中央军委于三月二日再次电示张宗逊、习仲勋：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

　　二日傍晚，张宗逊、习仲勋得悉：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于上午十二时进占合水，该旅旅长何奇带一四三团两个营驻板桥，另一营驻赤城镇。张、习遂决定于三日晚以三五八旅向板桥之敌进击，独一旅于板桥、合水之间，伏击合水、西峰镇之敌。三日十时，张、习二人致电中央军委：根据我军集结位置与当前敌情，决遵第三方案执行，今晚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如四十八旅待命令撤退，我仍决击板桥求得消灭其一个团到一个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当日，作战部队三五八旅、独一旅均已到达指定位置。但是，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两股敌人又相继撤出。侵占合水县城的敌四十八旅从合水县城出来，向西华池回缩。这时，隐蔽于山上的野战集团军三五八旅请求伏击该敌。旅长王新亭报告，敌军就在山下沟里通过，是否发起攻击歼敌。野司考虑到战斗全局没有同意，仍决心于当晚围歼在西华池宿营之敌。具体部署：“以新四旅、三五八旅和独一旅一个团进攻西华池；独一旅一个团对板桥防御；警备三旅五团向赤城防御。”

　　晚十一时，我三五八旅八团进至三里店以南西华池北侧地区。四月三日凌晨三时，向西华池发起冲击，很快突破街内和山上敌军部分阵地。后因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又遭敌强火力阻击，不能继续向前发展。拂晓，二五八旅七一五团三营向敌西侧突击，攻占两处房院后受阻，旋转入巩固阵地。七时，第八团三营攻占新街北端大庙，并击退敌连续反攻。同时，新编第四旅十六团从西华池东南方向突入镇内，攻占城南一高地后，继续发展受阻。次日，敌四十八旅在飞机轰炸、大炮炮火支援下猛烈反击，并加构工事固守待援。双方打成对峙。

　　张宗逊、习仲勋分析了战场形势，重新调整部署：“四日晚，集团军第三五八旅、新四旅和独一旅一部向西华池发动总攻。独一旅和警三旅各一部担任警戒，阻敌援兵，务求在当夜全歼守敌。”但是战至五日拂晓前，仍未取得较大进展。此时，野战集团军指挥所气氛显得异常严肃，张宗逊、习仲勋、廖汉生围在一张军事地图前研究战场形势，作出新的行动部署。习仲勋分析说，此次在西华池作战，时间过分仓促，缺乏战前充分准备，仗打得很艰苦。但是，现在敌人已陷我军包围，我们就坚决地吃掉它，消灭它。于是决定派副政委廖汉生到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到新四旅，分头了解战斗进展情况，督促尽快解决战斗。

　　但是，当廖、徐到达阵地时，集团军司令部已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其时，旅团指挥员不了解上级意图，认为只要坚持战斗，便可以彻底取胜。这种高昂的战斗情绪和求胜的信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战场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据守镇子南端几处房院和南门碉楼内的顽敌仍以密集火力反击扫射，野战集团军作战部队出现较多伤亡；特别是敌第二十四旅增援迫近，再战于集团军不利，所以张、习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是役共歼敌第四十八旅一千五百余人，击毙其少将旅长何奇。

　　战斗结束后，习仲勋还特意找来了新华社随军记者田方，叮嘱说：这次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志大才疏的胡宗南部属也个个刚愎自用。他们出于反动本性，在打仗时对老百姓的暴行令人发指。你可以去战场作一次采访，用事实揭露胡宗南军队的兽行，以激发解放区军民对反动派的仇恨。田方曾回忆说：我按照习仲勋的吩咐到了镇子，眼前的情景惨不忍睹。原来，敌四十八旅副旅长万又麟见到何奇被击毙、旅部被打垮时，便残暴地命令用两门美式迫击炮连续发射一百多发炮弹，致使许多无辜商民、民夫、伤员包括一些国民党军官兵惨死，成片的民房被烧毁，顿时火光烛天，人喊马嘶。

　　西华池战斗，尽管作战部队勇猛坚决实施进攻，迅速突入西华池镇内，并且在敌有飞机和炮火配合支援连续反冲击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给进犯的敌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基本上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令野战集团军首长遗憾的是，由于战术指挥上的缺陷，以优于敌四倍兵力作战，竟未全歼该敌。就在结束战斗的当天下午，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对未达预期歼敌目的的经过和原因作了检讨。电文称：

　　“军委：

　　我军于三日将四十八旅包围于西华池地区，原决先歼灭街內之旅部及一四三团，然后再歼街外各村之一四二团，以期完全歼灭该敌，破坏敌攻延计划。经一天两夜之激战，敌占街市房屋及我军旧筑工事顽抗，非死不缴械。敌虽死伤近千，受到致命打击，只因未能歼灭其主力，以至今日晨敌援赶到，我遂放弃歼敌决心。我共俘敌官兵百余人，缴获武器、弹药、骡马一部，我伤亡待查清再告。

　　此次未达歼敌目的经过检讨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敌反动教育很深，较为顽固，长于守备，且占房屋据以顽抗，我在巷战中炮兵使用受到限制。（二）我指挥机关及各旅刚合起六个机构，不灵便，协同不密切，对情况调查不确。原了解敌驻于板桥、西华池以北地区，实敌全旅集结于西华池以及附近张家庄、七里店一线。庆阳、赤城亦未查清。因此部署有错误，将重点置于北面（一、八旅），新四旅在南面，且受城外敌人钳制，将大部兵力对付城外敌人，减弱突击力量。另地形不熟，地区窄小，对机动受到不小限制。思想上出发于保卫延安的政治目的，急于歼敌，以破坏敌人攻延计划，对战斗组织、后勤工作、政治工作等考虑均差。同时情况变动很快，形成仓促作战。

　　现除警三旅转庆阳以南地区外，一、八旅、四旅均集结于西华池以东地区，拟休息三日，如敌情无多大变化，即转新宁地区，向关中或新正与宁县之间进行作战，以围敌打援或寻求敌人弱点，各个歼灭敌人，钳制向延安进攻之敌。”

　　第二天，中央军委即复电张宗逊、习仲勋，肯定了“西华池战斗给了四十八旅以严重打击，何奇毙命”。

　　三月十一日，习仲勋、张宗逊奉军委命令率部“从西线转到南线布防，在富县茶坊召开了战斗总结会，检讨未能全歼敌四十八旅的教训，进一步动员打好延安保卫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营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在南泥湾、金盆湾、茶坊一线检查防务的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到会讲话，他报告并分析了全国各解放区的形势，强调了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意义。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记忆。他在三十多年后曾回忆说：一九四七年初春，边区集团军在甘肃东部的西华池和胡宗南部队恶战一场。战后，彭总在富县和我们一道总结此次战斗。这一仗，虽予敌以重创，击毙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可是这是一次消耗战。为此身为边区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的我，深感不安，以为会受到彭总的严厉责备。可是他却亲切地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没打好，部队有伤亡，不要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这一席话，对我和其他同志鼓舞极大。

　　其实彭德怀这位以严于治军著称的杰出将帅，何尝不知道此役失误之所在呢？他在严肃而宽厚地要求部下之时，更严于责己，承担责任，以致在他长期蒙冤受屈之时，还反思自己，不无遗憾地写道：“西华池序战没有打好，伤亡了一千二百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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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4
　　●延安保卫战七昼夜

　　当习仲勋等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出击陇东、激战西华池之际，国民党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三月起，集中了九十四个旅，向解放区东西两翼——山东、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早在二月上旬，蒋介石就在南京召见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蒋又飞至西安，确定了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蒋发狠地要求部属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以摧毁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并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或逼迫中共领导机关和部队东渡黄河，进而达到将人民武装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国民党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共三十四个整编旅，二十五万人。其战略企图是：以装备精良的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二十个旅十七万人从南线正面突破，迅速占领延安；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十二个旅六万九千人和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集团两个旅一万二千人，从西、北两面围攻，配合胡宗南集团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如不能消灭，则驱赶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东渡黄河。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只有六个旅二万六千余人，面对九倍于己、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队，形势是异常严峻的。

　　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在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充分的备战工作。中央军委提出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运用“蘑菇战术”疲惫消耗敌人，尔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削弱敌人有生力量，钳制胡宗南于西北战场，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中央军委分析认为：胡宗南集团主力开始向洛川、宜川一线集结，预计三月十日集结完毕，十五日向延安发动进攻，遂作出部署。当时，习仲勋、张宗逊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转战陇东地区，便连续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准备延安保卫战的电令。

　　三月六日，即西华池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今后任务是内外线配合，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陈谢、王震、王三纵在外线配合），独一旅、新四旅、八旅、警七团八日由现地东进，限十日隐蔽集结张村驿附近地区，准备内线机动；警一旅五团在原地集结休整数日，待廖昂主力转至中部、洛川线时，在关中、陇东地区寻求小歼灭战，每次消灭敌一连一营，我武工队、游击队、独立营等在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利益的口号下，应深入封锁线外，配合主力作战，加强翻车、破路、割线、炸桥、袭夺辎重的战斗。

　　三月七日，习仲勋、张宗逊再次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调整保卫延安作战部署的电报。电文称：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二十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如此持久防御，教导旅正面太宽，拟重新区分如下：第一，交道、茶坊、富县、榆林桥，仍由警七团接替，该团须于十一日到达富县城附近，休息三天，接受守备任务。第二，教导旅之第二团守备临真、金盆湾线不变。第三，劳山与三十里铺间，南泥湾与三十里铺及其以东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十一日派张参谋长侦察动员民力构筑，限二十日以前完成。第四，十一日在榆林桥或茶坊开一次团长政委以上干部会，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留队指挥，会后进行两三天的地形侦察，因此部队中战斗准备须预先计划好。

　　三月八日，中央军委又一次电示张宗逊、习仲勋：  “胡敌九十师全部已于七日到达秋林附近。你部除警七团开富县接替交道、茶坊守备任务外，其余主力请全部集结张村驿及其以东至羊泉镇间。”

　　张宗逊、习仲勋即按军委部署，指挥部队迅速进入防御阵地。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从西安发回的一份秘密情报中获悉，胡宗南已在西安集结伞兵千余人，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三月十日上午十时许，毛泽东即以军委名义急令已进抵富县的习仲勋、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望着新四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军情紧急，张宗逊、习仲勋即命新四旅星夜疾驰延安。

　　就在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电令当日晚，胡宗南亲自到洛川召开作战会议，宣布进攻延安计划，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整编第一、二十七、二十九师共七个旅组成右兵团，从宜川、龙泉镇地区出发，在攻占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盆湾）延（安）大道及两侧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以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第十七、三十六、七十六师及第十五师一三五旅、第三十八师五十五旅组成左兵团，从洛川出发，沿咸榆公路及两侧地区向延安进攻。同时在洛川设立以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兼主任的前进指挥所。另以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整编第十八师三个旅组成宁夏兵团向三边分区进攻；以整编第八十一师两个旅组成海固兵团，向陇东环县进攻；以整编八十二师等五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向庆阳、合水地区进攻；以邓宝珊集团在北线钳制配合。

　　十一日，中央军委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正面防御作战于我不利和我军作战目的是钳制胡宗南集团于西北战场的实际出发，作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重要决策。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和缺粮困境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中央军委决定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序列。同时命令晋冀鲁豫第四纵队暂缓渡河，在晋西南发动攻势，以策应陕北作战。

　　十二日，彭德怀检查南线防务后回到延安，向刚刚由枣园搬住王家坪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主动请缨担当指挥边区部队反击国民党重点围攻陕甘宁边区重担。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他也考虑面对危急的情势，应当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指挥机构，需要有一位能孚众望、坚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帅边区部队。由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出任此职，当然是难得的人选。但是还需要有一位熟悉当地地理民情，便于协调边区党政军民关系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以更好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毛泽东想到了比彭德怀小十五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集团发起了全线进攻，延安保卫战打响。为配合地面作战，国民党军调集作战飞机九十四架，从西安、郑州、太原等地起飞，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疯狂轰炸。胡宗南集团第一线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多路蜂拥攻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防御部队教导旅、警备第七团，在宽五十多公里的正面，依托第一、第二防御地带野战工事，交替掩护，节节抗击。当地民兵、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开展游击战，与主力部队密切配合，致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代价。经三日激战，予敌重大杀伤，并阻其于麻子街、马坊一线。当年身在防御前线的习仲勋后来曾回忆说：在南线进攻的胡宗南部，有十四五万之众，兵分几路直扑延安。枪炮声震耳欲聋，敌机轮番不息地轰炸延安，遍地烟火升腾。

　　三月十四日，即延安保卫战打响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当前敌情和新的部署电示张宗逊、习仲勋：一、敌进攻延安部署大体分四路：（一）九十师、二十七师由宜川云岩向临真、金盆湾。（二）第一师由龙泉镇向金盆湾。（三）三十六师旧城向牛武、九龙泉、南泥湾。（四）七十六师向茶坊、甘泉，十三日晨开始攻击，十四日午占我茶坊、牛武。二、王震两旅十五日从延水关西渡向甘谷驿集中。张纵队（一、八两旅缺一营）准备向甘泉及以北集结，新四旅在延安集结。主力准备在内线各个歼敌，得电须立即准备五至七天干粮在原地待命。三、习仲勋同志即回延安与彭德怀同志一处主持边区全局，王世泰即去关中指挥中央警备团及关中、陇东两军分区，廖汉生即去关中仍与张一处指挥一、八两旅。这是中央军委发给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最后一份电报，电报还对集团军领导干部另行作了安排。至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奉命结束。习仲勋即疾驰延安接受新的任命。

　　三月十六日，习仲勋由南线回到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住地。因为敌机不断轰炸，他心中非常牵挂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刚一下马就直奔毛泽东的窑洞。他见到毛泽东、周恩来还在从容不迫地谈话，便急忙说道：胡宗南重兵推进，敌情危急，请毛主席、周副主席赶快离开延安！毛泽东、周恩来镇定地说：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形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这时，彭德怀看到一身征尘的习仲勋，没顾上问候，便将手中电文递了过来。习仲勋翻开一看，原来是当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命令指出：“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由独一旅、三五八旅、警备第三旅七团组成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泉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教导旅和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新编第四旅为中央兵团兼延安卫戍，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持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余为预备队，位置延安，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各防御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小部”。同时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命令电抄件最后写道：“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对于新的任命，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因为陕北战场的形势与党中央的安危、同全国的战局变化，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但是，他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数十年后，他在回忆这场“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时，很少谈到自己，而是高度评价了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当时与他同时受命的彭德怀发挥的作用，这也许是当时信心的源泉。他说：“彭总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十倍于我之敌面前，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决策，依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依靠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奇迹似的克敌制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局及各级党政机关实行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别设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前线工委由习仲勋、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徐立清组成，随西北野战军总部活动，开展军队的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后方工委以马明方为书记，和边区政府一起转移，领导边区中心和支前工作。

　　彭德怀、习仲勋受命后，迅速调整了抗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战术，即前线部队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备要点，适时组织反冲击；天黑以后发挥夜战的特长，袭击敌人。又经过三天激战，敌军仍被我阻于临真、金盆湾一线。

　　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窑洞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兵团作战问题。当时“敌机又来轰炸，有些炸弹就落到了附近。于是大家转移到王家坪一个防空的石洞里继续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总等，大家都席地而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讲了全国战争形势，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特别要求注意向那些对撤出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会后，彭德怀、习仲勋再三催促毛泽东赶快离开延安。习仲勋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尽管给大家讲主动放弃延安的意义，但是，他们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在告别居住了十年之久的延安时，不免还是依依不舍。直到黄昏，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的枪炮声愈加迫近激烈，毛泽东得知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及群众已安全转移疏散完毕，才走出窑洞。彭德怀、习仲勋等一直送到了延河边，深情地望着他们上了汽车向东驶去。习仲勋对这次送别记忆尤深，毛泽东离开延安时殷切嘱咐的话语时常回响在耳际：“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

　　彭德怀、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返回王家坪时，胡宗南部已进至延安城七里铺。“炮声隆隆，处处吃紧，战争形势，至为严重。”但是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除派人继续检查了解延安机关和群众的转移情况外，还亲自到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驻地及杨家岭等处检查疏散情况。二十一时回到王家坪，又对部队行动作了部署。除派一支部队在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吸引敌人之外，主力部队向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相机歼敌。深夜时分，枪炮声更加迫近，延安城东的机场和大路屡遭炮弹袭击。在场的同志焦急催促彭、习赶快撤退。彭德怀却镇静地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至十九日拂晓，彭、习把一切安排停当后才沿王家坪北山一条小路向东北方向离去。

　　当日上午，边区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有序撤离延安。延安保卫战胜利结束。

　　二十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兵团、指挥机关人员抵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在这里召开会议，正式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四月二日，中央军委任命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员。

　　二十一日，习仲勋和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占延（安）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力求隐蔽，自二十二日起暂休七天。边区全面部署今晚请中央批示后再发各区。这是彭德怀、习仲勋联名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在以后转战陕北期间，他们联名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中央军委拍发彭、习或彭、贺、习的电报达百余份之多。由此，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名字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一起记人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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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5
　　●青化砭歼敌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五十余里处一条四十多里长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中。一条通往瓦窑堡的大路穿过青化砭沿川而上，道路两侧是连绵的山地沟壑，便于部队设伏隐蔽，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彭德怀、习仲勋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青化砭西边的梁村。

　　节令已到春分，陕北高原的山地尚未解冻，春寒料峭，冷风飕飕，眼前一派荒凉、凋零和沉寂，人们很难想到，一场血与火交织的战斗即将在这里打响。

　　事情还须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说起。

　　三月十九日下午，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进占延安空城。趾高气扬的胡宗南得意忘形，吹嘘取得了“俘敌五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所谓“辉煌战果”。二十一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其实，当胡宗南踏入延安头脑发昏、恣意妄为之日，也就是其背上沉重包袱陷入四处碰壁之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密切关注着战争风云的变幻，适时而正确地调整军事部署。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子长到了清涧，在清涧枣林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了：中共中央重大分工，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以叶剑英、杨尚昆为正副书记，率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此前，毛泽东在子长县任家山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对参与指挥边区野战部队作战的习仲勋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他感到中央军委、毛泽东直接领导西北战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夺取西北战场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但是，他也深知党中央、毛泽东在转战陕北中的绝对安全，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因而他无论对敌情形势的判断分析、地形地物的勘察、战役战斗决心的定下，还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对敌工作、群众工作的开展，甚至每一份电文、报告、指示、命令的起草，都极为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他常说，军中无戏言，指挥机关和指挥员的一言一行，都与战士的流血牺牲、战斗胜败连在一起。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曾回忆说：仲勋同志在野战军行军作战紧张环境中，除了协助彭总指挥作战外，不顾疲劳，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找当地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做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坚持生产、克服困难、参加支前、战胜敌人。

　　彭德怀、习仲勋撤离延安时，按照中央军委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指示，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于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同敌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深入安塞。

　　果然，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将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动撤退误认为是“仓皇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急于寻找西野主力作战。二十一日，胡宗南部为西野第一纵队一部的佯动所惑，误以为西野主力，遂令整编第一军第一师、九十师共五个旅的兵力向西急进，二十四日占领安塞。为保证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欠九十一团）由临真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当晚，西野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调动三十一旅的电报。为了不失战机，彭德怀、习仲勋和张文舟一起连夜察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在判明敌军意图后，彭、习当即定下决心，采用伏击战术，在青化砭地区坚决歼灭侧翼之敌三十一旅。

　　同日，彭德怀、习仲勋还获知：董钊军部率一师、九十师之四十七旅集结延安附近，四十八旅一四三团守备鄜县，新三十一旅和另一旅守备临真、金盆湾线，三十六师、七十六师各一部守备金盆湾至甘泉线，并各就驻地二十里内担任清剿。胡宗南二十二日来延安。据此，彭德怀、习仲勋对部队作如下部署：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附近地区，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铺警戒。上述各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一纵八旅在安塞、茶坊间，一旅在高桥准备转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蓝家坪警戒。

　　二十二日凌晨二时许，彭德怀、习仲勋根据敌情变化，同时向作战部队和中央军委拍发两份电报。命令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我准备伏击该敌（三十一旅）。着第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主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命令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教导旅长兼政委罗元发：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敌三十一旅。“我第二纵队、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以东之阎罗寺、郝家河、胡家河之线，限二十二日晚集结完毕，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装民兵，切实封锁消息。”“王、罗看好地形后定出由东南进攻青化砭、截敌归路、警戒拐峁之详细计划。”同时，令其他各旅于二十三日前按指定位置集结。彭德怀、习仲勋将敌情和野战兵团兵力部署，于凌晨专电报告了中央军委。上午，彭、习再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围歼敌三十一旅决心及兵力部署，请求指示。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初战必胜，彭德怀、习仲勋于二十三日上午在延安东北方向的梁村前线指挥所召开了有纵队、旅以上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并带领他们到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现场下达战斗任务，具体部署兵力，确定抢占要点及攻击要点。习仲勋伫立山头，俯视未来战场，一个布置严密的“口袋阵”展现眼前：作战部队主要隐蔽于青化砭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川之西山设伏，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川之东山待命，新四旅在青化砭东北警戒，对着沿咸榆公路北进敌军的“口袋”已经张开，待其后尾通过房家桥后即紧束“袋口”，断敌退路，伏击歼敌。此时，站立在他身边的彭德怀，右手托着下颌，若有所思。从他舒展开的眉宇间可以看出此役已胜券在握。

　　二十三日，彭德怀、习仲勋在青化砭西北高地指挥所向作战部队发出歼敌命令，指出：本军决于明二十四日以待伏动作消灭敌三十一旅全部之。要求“各兵团务于三月二十四日六时半以前部署完毕，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勿使敌过早发现”。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坚决勇敢的精神、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和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光荣传统，坚决消灭敌第三十一旅。

　　二十四日拂晓前，野战军作战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各旅官兵在冰雪未融的山地卧伏竟日，未见国民党军踪影，预定歼敌计划未能实现。前指即命各部于下午六时撤出阵地待命。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敌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我们明（二十五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这时部队出现的思想情绪反映到了前线指挥所，引起了习仲勋的重视。这些思想情绪一是担心，担心战场离延安这么近，会不会走漏消息；二是怀疑情报是否可靠。彭德怀、习仲勋要求各旅切实加强思想工作，坚信边区群众的觉悟和上级伏击歼敌的决心。二十五日拂晓前，向各纵队、旅发出电令：“按二十四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习仲勋还记得在大家急切等待中，彭德怀说了一句极富感情的话：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得很。大家要坚信，根据地里的群众，是不会向敌人告密的。

　　二十五日凌晨四时许，大地还在沉睡，夜幕笼罩着青化砭周围的山峁川道。西北野战军主力再次进入设伏阵地。约六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由川口、拐峁出发，并配以空中侦察和地面火力搜索，向青化砭前进。彭德怀、习仲勋得到报告后立即带张文舟、徐立清进入前线指挥所。十时左右，敌三十一旅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本队进至石绵羊沟一带，后卫过了房家桥，全部进入彭德怀、习仲勋设置的“口袋”之中。此时，信号弹在空中升起，空寂无声的山野间顿时枪声大作，伏兵四起。担任断尾任务的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在石绵羊沟紧紧扎住“袋口”；埋伏于青化砭东北的新编第四旅突然跃出，阻敌前进；东西两侧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下来，猛烈夹击敌人，迅速将胡宗南第三十一旅压至不到七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之内。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兵力尚未展开就完全丧失指挥，顿时乱作一团。经过一小时四十七分钟激战，即将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二千九百余人全部歼灭。俘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和第九十二团上校团长谢养民，缴获子弹近三十万发。西北野战兵团伤亡仅二百六十五人，取得了西北野战兵团组建后首战胜利。这次胜利，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增强了边区军民胜利的信心。

　　战斗打响之时，习仲勋站在青化砭西北的一个山头上，手持望远镜，观察战斗进展情况。但闻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四起，尘土飞扬，我作战部队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击，不觉就结束了战斗。他兴奋地对彭德怀说：“没有想到结束得这么快，我觉得战斗好像只打了十几分钟。”彭总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笑着说：“打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啊！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个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噢！”

　　战后，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今日歼灭之敌军为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

　　三月二十六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报，祝贺青化砭战斗的胜利。电文称：

　　“彭、习：

　　（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三）毛于昨日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军委

　　寅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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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6
　　●再战羊马河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青化砭伏击战，给了因进攻延安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的蒋介石、胡宗南当头一棒，使其不得不从头脑昏热中冷静一些，总结教训。他们认为，其三十一旅被歼的前车之鉴是兵力分散。于是变换为所谓“方形战术”，即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进，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的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要求队伍行进时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

　　青化砭战斗结束的当天，胡宗南即令整编第一、二十九军主力共十一个旅，由安塞、延安及金盆湾、临真地区分三路经青化砭、甘谷驿及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开进，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作战。

　　彭德怀、习仲勋判明敌企图后，便顺势诱敌向东，  “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果然，胡宗南听从调动，其近十万军队在延安．以北千山万壑之间，武装大游行二百余公里，占据了延川、清涧、子长几座空城，非但未找到野战兵团主力，反而使自己疲惫不堪，给养发生困难。

　　四月二日晚九时，彭德怀、习仲勋就青化砭战斗后敌军战术变化和野战兵团作战方针给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拍发了一份，电报，陈述了对毛泽东最近一项指示的不同意见。此前，毛泽东电示彭德怀、习仲勋：我军歼灭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毛泽东还提出了在瓦窑堡、清涧之间或永坪附近设伏歼敌方案。彭德怀、习仲勋认真考虑了毛泽东的意见。鉴于胡宗南集团已改变战法，采取重兵集团密集行动，如以不足三万的兵力，对挤成一团的八万敌军，既难包围，也难分割，因而野战兵团也需要根据实际变换战术。彭、习商量后，即致电毛泽东阐明观点。电文说：“敌自青化砭之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磙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军甚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四个营兵力，以一连至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未开始），派得力指挥员在敌前后左右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备交通，以创造打击分散与打援敌之机会。”彭德怀、习仲勋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称赞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四月三日晨七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勋电：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正当胡宗南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士气沮丧之际，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南展开强大攻势，夺取了秦晋咽喉禹门口，割断了阎锡山集团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陕甘宁边区南线部队也在关中分区频频出击，严重威胁到胡宗南部的后方安全，使其不得不改变其北进计划，以整编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第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主力于四月五日南下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

　　四月六日，彭德怀、习仲勋部署野战兵团设伏于永坪西北之大小寨地区，以打击经永坪南下的刘戡之整编第二十九军，由于敌军迅速抢占阵地、我方尚未部署就绪之故，仅歼敌六百余名即撤出战斗，继续待机。这时，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集结于蟠龙、青化砭地区，即令整编第一、二十九军主力向青化砭西北方向推进；又令驻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七十二团开向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防务，而调第一三五旅南下策应，妄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于瓦窑堡以南地区。

　　四月十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子长县云山寺主持召开野战兵团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永坪歼敌经验教训，讨论今后作战方针，强调整顿部队纪律。习仲勋特别批评了军队中出现的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提出要建立纪律检查制度。他说，军民亲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大。彭德怀也严肃地指出：非把群众纪律搞好不可。同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陈赓、谢富治，通报了陕北战场敌军分布情况，特别说到敌“兵力疲劳，逃亡、病甚严重”，“边区主力正尽力吸引胡军，使你放手歼敌”。

　　四月十一日晨，中央军委收到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一份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一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当日深夜十一时，毛泽东将这一情报以“本早密息”电告彭德怀、习仲勋：敌一三五旅“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

　　四月十二日，西北野战兵团发现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主力已开始向西北方向移动。彭德怀、习仲勋分析判断认为：敌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整编第二十九军靠拢。必须抓住该旅同二十九军会合前之有利战机，将其彻底歼灭。彭德怀、习仲勋分析，一三五旅南调有三条道路可取，即：“（一）沿瓦市、安定以南山地向安塞前进。（二）沿瓦市东南高地向永坪或清涧前进。（三）沿蟠瓦大道以东或西山地南进，目前此种可能极大。我必须乘敌一三五旅移动中歼灭之，得手后准备歼击其他部分。”考虑到敌一三五旅行军路程短，距敌主力又近，易于会合，影响歼敌，彭德怀、习仲勋部署第一纵队的三五八旅及新编第四旅一部坚决阻董钊、刘戡部八个旅于蟠龙西北的牡丹川、云山寺一线，迟滞其北进，以第二纵队与教导旅由东向西、新编第四旅由西向东夹击第一三五旅。据当日敌军主力前进态势判明，敌一三五旅南下必经瓦窑堡、蟠龙大道。彭、习当即决定，吸引进犯之敌主力到蟠龙以西地区，在瓦窑堡以南地区坚决歼灭一三五旅。为了不暴露作战意图，又命令伏击部队让出敌一三五旅可能经过的高地，务必诱其进入伏击地。是日二十时，彭德怀、习仲勋向各纵、旅下达了作战命令。

　　四月十三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子长县西南的后回湾野战兵团司令部的一孔土窑洞里主持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敌军态势，具体落实作战方案。特别强调：坚决阻住南线敌军主力北进与一三五旅会合；速战速决；各作战部队密切配合，务必全歼一三五旅。彭德怀指着地图，在羊马河周围画了一个圈，风趣地说：“胡宗南部游行了十多天，认为已找到我军主力，便急匆匆扑了过来。我们正好在这里来个虎口夺食。”话一落音，便引起了习仲勋和与会人员会意的笑声。习仲勋接着就作战中的宣传动员、思想教育、瓦解敌军、俘虏政策及伤病员收治等作了详细布置。

　　已是半夜时分，彭德怀、习仲勋还在苦苦思索，不能成眠。他们觉得有必要亲自了解阻击阵地的实际情况，于是便走出窑门，翻身上马，带王政柱副参谋长等直奔第一纵队独一旅阵地。当日，敌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我独一旅附警备第七团阻击在云山寺、元子沟地区，一部进至羊马河以南，距羊马河仅一山之隔，但被我顽强阻击，不能前行。在听取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汇报后，彭、习再三叮嘱：如果能把敌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歼灭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只要坚持抗击到下午两点钟，就取得了胜利。他们还风趣地用手比画着说：“把董钊、刘戡的牛鼻子牵得越长越死，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当听到王尚荣表示再大的困难也要完成任务后，他们才离开了阵地。

　　四月十四日八时，敌第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沿蟠龙到子长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十时左右，与西北野战兵团担任诱敌之小分队首先接火。胡军且战且进，当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埋伏在岭湾、黑山寺地区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及埋伏在李家川、安家嘴一线的新编第四旅，迅速缩小包围圈，形成了以四个旅的绝对优势围敌一个旅，致敌进退不能，急电向胡宗南求援。此时，董钊、刘戡所率主力虽与第一三五旅仅数里之隔，但在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的抗击下，寸步难行，救援不及。

　　下午二时左右，习仲勋随彭德怀进入前沿指挥所，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只见我伏击部队的炮弹、手榴弹在敌群中到处开花，密集的枪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震动着山野。敌一三五旅队伍溃不成军，到处鼠窜，很快缴了枪，当了俘虏。此刻，彭德怀、习仲勋和全体将士心情一样，连声称赞：打得好！打得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下午四时，羊马河战斗结束，全歼胡宗南集团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禹，首创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当晚十时，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歼敌一三五旅的经过。习仲勋曾回忆这段历史说，在我军青化砭初战告捷后，“接着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十余万敌人的鼻子，让它在千山万壑之间‘大游行’，等到敌人饥饿、疲劳和晕头转向之时，我军猛扑上去，打了羊马河一仗，歼近五千人，活捉敌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等。虽然敌之接应部队的重兵就在跟前，但彭总巧妙地让我军一部分把敌人主力九个多旅吸引到战场以西。因此，敌主力在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这一仗，离青化砭之捷不到二十天。”

　　四月十五日中午，彭德怀、习仲勋就羊马河歼敌后我军的行动致电王震并报中央军委说：一三五旅被歼后胡宗南将开始慌乱，四月下半月我还须争取打一至两仗，求得再歼敌一至两个旅，破坏敌增援山西计划。当日，中共中央接彭、习报告后，即向全国各战略区发出通报，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并通令全边区军民开庆祝会，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同日，毛泽东又特别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并朱德、刘少奇，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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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7
　　●攻坚蟠龙

　　就在羊马河战斗刚刚过去二十天时间，彭德怀、习仲勋又胜利指挥了被称之为“三战三捷”的第三仗——蟠龙镇攻坚战。

　　蟠龙是位于延安东北方向约九十里地的一个村镇。镇子四周筑有土寨墙，坐落于群山环抱的小盆地之中。胡宗南集团利用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特点，存放了大量军用物资，使之成为敌军集散的枢纽和前方补给地。胡军在每次“武装大游行”或消耗战后，就到这里补给。守敌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师的主力旅，装备精良，又配有地方反动武装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兵力近七千人。蟠龙守敌利用周围高地，构筑了密集的大小地堡，组成了密集的地堡群和交叉火力网，环绕地堡群挖有宽深六七米的外壕。其东山主阵地集玉峁，更是设有密集的明碉暗堡、铁丝网、地雷阵，守备极为严密，形成了以蟠龙镇为中心方圆五公里纵深的防御阵地。

　　彭德怀、习仲勋决心攻打蟠龙镇，是基于胡宗南集团的战役企图变化和陕北战场的形势决定的。

　　羊马河战斗之后，国民党军像瞎子、聋子一样在子长、清涧一带爬山越岭，盲目“游行”，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作战，但结果却是“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此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及太岳军区在晋南地区的胜利作战，使胡宗南集团侧翼受到严重威胁，只得命其主力撤至永坪、蟠龙地区休整。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乘机攻歼敌南下整编二十九军一部二千余人，随后集结于永坪东北地区待机。习仲勋要求部队在休息期间讨论战时政治工作，即如何动员党的支部，使每个党员在不同情况下（战斗发起前、进行中与结束后）明白自己任务；如何领导党员起积极的模范作用，党的基础组织被破坏时如何立即恢复，如何选举战斗英雄，建立各种互助小组，如何指挥每个炊事员、饲养员行动，并使伤员得到温暖及安慰；如何迅速争取解放战士补充部队等。强调要总结每一次战斗中军事、政治工作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此时，恰好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的部分人员向山西转移。国民党军队空中侦察看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渡口船只集中，并有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便以为“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已开始东渡黄河”。蒋介石据此急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又令榆林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南下策应，妄图南北夹击，将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消灭于佳县、吴堡地区，或逼迫其东渡黄河。胡宗南即命刘戡、董钊率九个旅，于四月二十六日十四时左右从蟠龙、永坪分左右两路向北进犯，先头部队抵新岔河西。

　　当日，彭德怀、习仲勋根据敌军行动判断：明（二十七日）有继续北进瓦市接该城之七十二团，再东向清涧收缩，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于延川、延长，准备抽出主力南调，或者不顾一切继续北犯；或者董、刘两军向北佯动，迷惑我军，使瓦市敌向东逃窜。遂对西北野战兵团灵活歼敌作出部署，要求“各兵团力求隐蔽，勿使敌发现，才有可能打到敌人”。二十七日十九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毛泽东：“董、刘两军二十七日未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毛泽东于二十八日七时复电彭德怀、习仲勋：“二十七日酉时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为了实现这一战役计划，加深胡军朝绥德方向寻找野战兵团主力的错觉，诱敌深入，彭德怀、习仲勋调整部署：以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一部为主，并抽调少数兵力，配合地方部队，作出主力撤退的假象，节节抗击敌人，并沿途丢弃一些符号、衣物等军用物资，吸引敌军加快北进。

　　董钊、刘戡部被调动后，即以纵横几十里的行军方阵向北开进。习仲勋曾撰文回忆说：“蟠龙镇战斗之前，敌主力部队摆成长宽几十里的方阵，铺天盖地向北扑去。而我野战军指挥机关就驻扎在这方阵当中一个小山沟里。我们周围山头四面八方都有狂呼乱叫的敌人，大家都很紧张，人人持枪在手。侦察员和参谋们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我焦灼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而彭总却若无其事地躺在我身边的炕上，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马上就要进行的战斗如何打。敌人刚从头顶上过去，他立刻跳下炕去，说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办各的事噢！率领我们向蟠龙镇扑去。”习仲勋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攻打蟠龙，我三五九旅诱敌北进绥德。董钊、刘戡率领的九个半旅排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从我军隐蔽集结的地区通过。当时西野指挥机关就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敌人在山脚像放羊似的搜索前进了三四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察觉。

　　恰在此时，平时干旱少雨的陕北下起雨来，泥泞不堪的道路致敌行军困难，一直走了七天才到绥德。董钊、刘戡自以得计，给胡宗南发报说：共军溃不成军，我全部兵力南北夹击，一举歼灭之。

　　当北调后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得意忘形之时，他们未曾料到，其蟠龙补给地已成了一孤点。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经过休整补充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逼近蟠龙。彭德怀、习仲勋分析认为：蟠龙镇战斗与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有很大不同，前两仗是伏击战，是捡了两块肥肉，而此役则是一次攻坚战，犹如啃骨头，难度较大，而且时间紧，必须抢在敌军主力可能回援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这时，装备精良、防御严密的蟠龙守军在其主力北上后，又冒雨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加紧防御准备。情况表明，即将进行的将是一场硬仗。

　　二十九日二十时，彭德怀、习仲勋发出围歼蟠龙之敌的作战命令：以第一纵队由核桃坪、孙家台线南高地自西向东攻击蟠龙镇、窑坪线之敌；第二纵队之独四旅由向家峁子、郭家庄之线向北攻击蟠龙线之敌，教导旅主力位于青化砭以北地区机动，一部肃清青化砭及其以南之反动组织，彻底破坏青化砭南北公路；新四旅由谢家嘴、刘家坪向纸坊坪、蟠龙线之敌攻击。三十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勋同张文舟带纵、旅指挥员到蟠龙东北高地察看地形、掌握敌情，午后在薛家沟附近具体区分了攻击区域和任务。

　　三十日，西北野战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蟠龙镇，并完成了进攻准备，决心于五月一日发起攻击。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提出：“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毛泽东在蟠龙镇战斗即将打响之前提出了一个足以改变战役决心的意见，是打还是不打，自然引起了彭德怀和习仲勋的高度重视。他们在对敌情分析判断、地形地物勘察了解、兵力的部署以及采用的战术技术等各个环节反复研究后，仍坚持战役决心不变。

　　此时，天气骤变，突下大雨，整日无停，部队行动不便，攻击计划推迟。五月一日九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原准备一日拂晓攻击蟠龙，因天雨路滑停止，待雨停后二日攻击。胡军为避免消灭，现工事技能已达最高点；清瓦以南至延川所有山头村庄，均有相当强固野战工事；蟠龙工事已完成外壕、鹿砦、铁丝网，平毁甚不易。该军所到之处，木器木板大部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三光’政策同。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

　　二日，正是北犯的国民党军占据绥德之时，天气转晴。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兵团作战部队首先扫除了周围一些小据点，迫近主阵地，接着发起冲击，并迅速向前发展。于三日拂晓前，夺取了第一线阵地，俘虏保安队六百余人，击落敌机一架。但由于野战兵团缺少攻坚火炮，而靠土工作业和爆破来摧毁敌坚固的工事，在发起总攻后，外壕未能通过，几次攻击亦难以奏效。时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说：“敌主阵地为高大的核心堡或土寨子，我军攻坚缺少重炮，只能靠人工把粉状炸药装入干粮袋捣实，在敌军火力扫射下进行对壕作业，一步步贴近敌碉堡，再把炸药袋挂到碉堡上爆破。战士们称之为‘膏药战术’。”由此可见蟠龙镇这块骨头的坚硬程度。

　　时刻关注瞬息万变战场形势的彭德怀、习仲勋见状后，即下令停止攻击，并于三日九时致电纵队首长和中央军委：“已令二纵、新四旅各一部巩固已得阵地，进行土工近迫作业，破坏敌外壕、鹿砦，我山炮与迫炮转移至阵前最近距离，准备猛烈射击（注意使用迫炮），主力在适当地点休息，开十分钟连排班干部会、班的战士会，讨论如何夺取主要阵地。”一个颇具特色的“火线诸葛亮会”在各个阵地召开。这是彭德怀、习仲勋在战斗间隙实行军事民主的一个创造。广大指战员提出了利用外壕作业逼近铁丝网和敌堡、以爆破扫除障碍开辟冲锋通路、攻击部队轮番佯攻消耗敌人火力等建议。当日下午，我攻击部队迅速消灭了集玉峁守敌，即以集玉峁之制高点为依托，向蟠龙以东敌团指挥所和炮兵阵地攻击。彭德怀、习仲勋要求各纵、旅，要坚决围歼逃跑之敌，必须堵击、截击、追击，务求彻底消灭，不使一人漏网。十五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毛泽东：“今拂晓攻击，敌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第一线后，即已天明，故停止攻击，共俘保安队六百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小，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

　　四日上午，独立旅攻击部队完成对壕作业后，十二时发起冲击，突破铁丝网，十六时将敌大部消灭，完全占领了蟠龙东山敌军阵地。第一纵队攻击部队攻占蟠龙北山，随后堵击歼灭了向西方向突围之敌一千余人；第一纵队二、八团拔掉了敌军磨盘山据点，从南面打开了攻击蟠龙的大门。黄昏后，各攻击部队从四面居高临下向蟠龙镇敌人发起猛攻，战至二十四时，蟠龙镇攻坚战胜利结束。全歼一六七旅六千七百余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军服四万套，面粉一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以及大量药品，给西北野战兵团以很大补充。五日，彭德怀、习仲勋即电报中央军委：蟠龙镇（延安以北八十里）战斗自二日晚起，克服敌强大纵深堡垒、无数层铁丝网、布满地雷、深宽一丈五尺外壕的防御，至五日三时全部解决。中央军委接电后，即将蟠龙战况通报给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和全国各战略区首长。几天后，当如梦初醒的胡宗南调集疲惫不堪的主力放弃绥德回援蟠龙之时，镇子已是空无一人。新华社记者在《评蟠龙大捷》一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辛辣地讽刺了胡宗南军连吃败仗的情景：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彭德怀、习仲勋在指挥蟠龙战斗中调动指战员集体智慧、献计献策、实行军事民主的做法，对夺取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视并在全军推广。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写道：“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不久，他还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一个半月内，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妄想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三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企图，稳定了陕北战局，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同时，也策应了晋南人民解放军的反攻作战。毛泽东对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日后一个电文中指出：“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而骄狂一时的胡宗南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发出哀叹，他在一份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

　　五月九日七时至十日五时，彭德怀、习仲勋两次报告毛泽东，提议部队休息十天，准备开全军祝捷大会。十日十五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恩来、定一今日动身去真武洞和你们商量作战方针，并参加祝捷大会。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

　　五月十四日，位于延安以北延河源头的安塞县城颇不寻常地热闹了起来。蟠龙战役之后，集结于安塞周围地区的西北野战兵团要在这里隆重举行祝捷大会。因为要防空袭，大会决定在天黑以后开始。夜色刚刚降临，在县城以北高高石崖下被称为真武洞的山坡上坐满了满怀胜利喜悦的西北野战兵团指战员、民兵和四乡农民群众五万余人。数百火把映红了夜空，从胡宗南军手中缴获的大炮成为庆祝胜利的礼炮鸣放七响，炮声如春雷震荡神州，响彻寰宇。从百余里外赶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在边区军民激荡群山的欢呼声中发表讲话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同时欢迎解放战士，共同战胜民族的、和平的、民主的敌人。他宣布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留在陕北，领导边区军民共同奋斗。他号召全边区一百六十万人民及解放军，下定决心将卖国的蒋家军全部消灭，消灭全部胡宗南军，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在彭德怀发表讲话之后，习仲勋也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

　　习仲勋说：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除了消灭胡宗南的三个旅之外，边区各地人民的自卫斗争、游击战争都大大小小地得到许多胜利。今天的祝捷大会，就是我们两个月胜利的总结大会。这两个月的胜利是全体指战员的功劳，是全边区人民的功劳，是全边区军民共同努力取得的。接着，习仲勋愤怒斥责了蒋胡集团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犯下的罪行。他说：“胡宗南匪军侵入边区，破坏了边区的和平生活，使边区人民遭到空前的劫难。胡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他们完全像野兽一样，经过胡军蹂躏的地方，一片凄惨，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习仲勋还特别强调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的仗，很快就要打到敌占区去了，对敌占区的人民，我们一定要很好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群众工作做好。只有打人民战争，才能争取战争的胜利。我们还要注意俘虏政策，争取俘虏。”他号召“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杆、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他在讲话最后振臂领呼口号：“消灭胡宗南！保卫边区！西北人民解放军万岁！边区自卫战争胜利万岁！”

　　在参加大会的队伍中有一位不为人们注意的年轻女子，神采焕发的面容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她就是随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为团长的陕甘宁边区慰问团参加祝捷大会的齐心同志。边区自卫战争开始后，习仲勋在前线作战，齐心仍在后方工作，夫妻一直没有团聚。未料慰问团一到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驻地，习仲勋看见自己的妻子也在其中时，便惊讶而严肃地问齐心道：战争这么严酷，环境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后来习仲勋又说：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他们哪能与家人团聚？如果战争还要进行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齐心后来回忆说：“虽然他当众批评了我，但我能理解他是一位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便更从内心敬佩他，愉快地接受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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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8
　　●进军陇东、三边地区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下一步作战行动如何进行？如何更有效地歼灭蒋胡集团的有生力量，扭转陕北战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思考这个问题，身为野战兵团指挥员的彭德怀、习仲勋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早在五月五日深夜十一时，蟠龙战役还在激烈进行之际，毛泽东就电示彭德怀、习仲勋：蟠龙之敌解决后，“部队如甚疲劳，可移至安塞以西隐蔽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似较稳妥。”毛泽东为什么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呢？显然西北战场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集团鏖战之时，国民党西北行辕之马步芳（陇东兵团）、马鸿逵（宁夏兵团）、马鸿宾（海固兵团）趁火打劫，先后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三边、陇东分区部分城镇，并进行“清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恣意妄为，甚至将捉到的干部、民兵、战士割头破肚，残暴异常。国民党军统帅部决定，胡宗南集团主力于延安地区待命，以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向东逐步紧缩包围圈，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于安塞、志丹地区。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陆定一于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前，在马家沟西野司令部同彭德怀、习仲勋连续三天开会，分析西北战场局势，共同研究作战计划。他们认为：鉴于陇东、三边形势趋紧，而胡宗南集团主力集结休整，不易寻找歼敌战机，加之野战兵团在延安东北地区作战已出现粮食供应困难，与其坐等战机，不如主动出击青、宁二马。遂决定野战兵团主力在安塞地区休整后，于六月西出陇东，歼击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尔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相机歼敌。

　　五月十四日九时，周恩来、陆定一、彭德怀、习仲勋共同署名致电毛泽东，报告开会内容及西北野战兵团六月作战方针。同日十七时，毛泽东复电周、陆、彭、习：完全同意六月作战方针，除留警七团于现地外，全军出陇东，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

　　十九日，彭德怀、习仲勋判明：董钊、刘戡两军鉴于历次扑空与被歼，近集中蟠龙、青化砭、拐峁地区休整；宁夏马鸿逵五个旅分驻环县、洪德城、羊圈山、盐池、定边、安边数百里之弧线上作近距离之骚扰抢掠；陇东有青海马步芳部在宁县、盘克、庆阳城、合水、曲子、悦乐、阜城、元城等地活动。据此，彭德怀、习仲勋发布作战命令：“本野战集团军决消灭侵占陇东敌八十师及骑二旅全部，收复庆阳，夺取西峰、平凉，进逼咸阳，扩大陇东、关中解放区。”命令对各兵团序战任务与行军区分作了部署后，特别要求：“各兵团均于五月二十二日由现地出发，五月二十九日隐蔽进至攻击准备位置，五月三十日晨各兵团向指定之敌进行歼灭攻击，迅速解决战斗，完成序战任务，以便扩大战果。”命令强调：“各兵团须特别注意隐蔽封锁消息，防止逃亡泄密。攻击准备位置须选定离敌二十里至三十里处。完全封锁消息、保守秘密是争取这次行动全部胜利的重要关键。”这一命令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二十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二十二日向陇东出动，计划甚好。彭德怀、习仲勋考虑到野战兵团主力出动，可能会引起胡宗南集团的注意，为麻痹迷惑敌军，同日九时又致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阎揆要：“野战军主力于二十二日向预定方向行动。你们两个团即到甘谷驿附近，今后两个团均移至安塞境内，向延安、蟠龙线敌人活动，在未转移前，可否先向拐峁、青化砭、永坪线敌人进行一次袭扰，迷惑敌人，望自酌定。”

　　五月二十日，习仲勋在政治部驻地的杜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讨论群众纪律，解放战士工作，行动中的政治工作，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政治工作中心为解放战士工作。

　　二十二日凌晨三时，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兵团离开安塞地区，按照预定计划向西隐蔽开进。部队分为左、右、右中、左中四路。第一纵队为右纵队，以消灭曲子、元城子敌人为作战目标，并向庆阳以北推进；第二纵队为左纵队（包括教导旅），消灭合水之敌，并准备歼击由西华池、盘克、宁县方向增援之敌；新四旅为右中纵队，以消灭悦乐、阜城并攻击庆阳之敌；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和直属队为左中纵队，实施靠前指挥。

　　出击陇东行军时间较长，加之气候变化无常，山道难行，但是全军信念坚定，士气旺盛。时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王恩茂在日记中记下当时的情景：五月二十三日，阎家湾（甘泉）。行程百里。完全走的梢林地带，两边是山，有着茂盛的森林，浓密成荫，花草喷香，刮风没有尘土，清爽适人，敌机找不到目标，极好防空，今日行军，有着旅行的快乐。“五月二十五日，大东沟，行程九十里。昨夜狂雷暴雨，今早又雾气满天，担心路上下雨，尤其今天没有房子住，但天尚佑人，没有下雨，又是一个很好的晴天。走了一天的山路，一路都是密密的森林，没有人家，下到大东沟，才有稀疏的几家老百姓，部队都是露营。”

　　二十六日，彭德怀、习仲勋在行军途中接到毛泽东电报：你们到达陇东攻击准备位置后，望照蟠龙攻击范例，事先进行两天至三天之详细侦察，确有把握然后攻击；如无把握，则宁可改换攻击目标，不要勉强攻击预定之敌。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兵团昼夜兼程，翻越荆棘丛生、梢林密布的子午岭山区，进入陇东地区华池县境内。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曾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习仲勋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他详细地把这些情况介绍给彭德怀司令员，以帮他定下决心。

　　西野总部进抵甘肃境内后，很快侦获国民党军在陇东分布情况并对野战兵团作战作出部署。二十八日十三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陇东作战，拟于三十日开始。新四旅歼击悦、沙之骑三团。一纵队五个团（八千人）歼击将台之一七九团。二纵队、教导旅（共一万三千人）歼击合水骑兵四个连。得手后定会引起二马调动，再集中兵力作战。

　　五月三十日零时，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陇东战役首先在悦乐、将台打响。

　　四路纵队按照预定方案和彭、习二十八日部署，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并投入战斗。从右路开进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后来回忆：第一纵队在五月三十日向敌军据点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第八十一师六十旅的第一七九团，活捉上校团长马奠邦。我军中路部队也攻下了悦乐，消灭了敌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左路部队围攻合水，给守敌以杀伤，并击溃了从庆阳来支援的敌八十二师。我军突破了敌人经营数月的一百六十多里防线，为向北发展打开了缺口。但是，由于左纵队提前仓促向合水守敌发起攻击，后又遭敌反冲击和多路敌兵增援，故主动撤出战斗，夺取庆阳、西峰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习仲勋对在悦乐、将台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官兵作了一次简短讲话。他指出：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内战是没有出路的。你们现在如果不能或不愿意脱离原来部队，我们保证去留自由，但相信今后我们还会见面的，希望那时你们枪口对的应当是反动派。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三十日九时，进驻悦乐镇以东张方原的彭德怀、习仲勋根据合水战况，决定集中西野主力歼国民党军新编八十一师，并致电毛泽东：青马之八十二师甚顽强，夺取合水东二坨山阵地及城南阵地，全部击毙，无一生俘。三十日击溃援敌千余，获战马三百匹，击毙战马二百余，亦无生俘。并以不住民房住帐篷，以“蒋毛争天下与民无关”欺骗人民。捉获民兵及我干部士兵割头破脊开肚，异常残暴，是一支劲旅，不可轻视。须经过放伤兵、困、拖过程，使之发生困难再打。拟集中主力先歼灭八十一师，再打八十二师。同日十一时、十五时，彭、习接连电示各纵、旅并报军委：一纵队、新四旅均于三十一日向曲子镇前进，乘敌尚未集中前，迅速各个歼灭马鸿宾主力与白海风残部；二纵队、教导旅三十一日休息，准备六月一日围歼固城、西华池之敌。“总之，在内线消灭敌人愈多，对转至外线作战愈为有利。”三十一日十一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陈赓、谢富治，通报了陇东作战取得的初步战果。

　　这时，彭德怀、习仲勋从面临的敌情和扩大战果考虑，决定向环县进攻，围城打援，歼灭宁马第八十一师。六月二日、三日、四日，彭、习将此设想报告了中央军委并通知纵、旅首长。四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勋电：“提议先打八十一师，再打十八师，即专打马鸿逵，暂时不打青马，亦不向南。”“目前数日内如环县敌未跑，则打环县之敌（应以两天至三天时间进行详细侦察及充分准备）；如环县之敌已跑，则休整数日为宜。”五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习仲勋：你们集中全力（六个旅）准备打环县甚好，惟王震部损失较大，似宜令其与一纵、新四旅全军会合后多休息几天，鼓励士气，并作充分准备，然后攻击较为适宜。

　　九日，彭德怀、习仲勋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电示作出部署，指挥各纵、旅由曲子地区出发，于十二日进抵环县城周围地区。第一纵队由城东北到城东南，新四旅由城西南到城西北围攻环县；第二纵队在城东南和西南协助攻城并打援；以教导旅在环县以西准备打击增援的国民党军独立骑兵第五团；陇东分区独立团在三岔和驿马关进行游击活动；陇东骑兵营对洪德方向警戒。十四日九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决定十五日先歼灭环县以西胡家湾、魏家河之敌后再围城。当日，第一纵队在环县西北配合新四旅击毁向环县赶运物资的十几辆敌军汽车。十五日向龟缩于环县城内的马鸿宾第八十一师发起总攻。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在第二纵队独四旅的配合下，经过一昼夜的激烈争夺战，于十六日上午攻占了位于城西的王家原敌主阵地，新四旅同时攻占了玉皇山。下午一时，环县城内守敌全线动摇，丢弃了山炮、野战炮、平射炮等重型武器和装备物资，从我第一、二纵结合部城东塬逃跑。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直追至洪德城附近，截歼残敌三百余人。环县战斗歼敌第八十一师一千一百余人，使马鸿宾亏了苦心经营多年的血本。当天十三时、十五时，彭德怀、习仲勋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战斗进展和攻克环县情况。

　　在环县城内西野指挥部里，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与在将台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军新编八十一师一七九团上校团长马奠邦有过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这是因为马奠邦是马鸿英侄女婿，优待这个俘虏对做好马鸿宾的统战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彭德怀、习仲勋仔细听了马奠邦关于国民党第八战区兵力部署及装备情况的介绍后，彭德怀先说：“马子寅（马鸿宾字）是个好人。我们长征到同心县时，当地老百姓就说他是个好人。”彭德怀与习仲勋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道：我们准备马上释放此役所俘贵方军官。但有一封信要请你带给马鸿宾先生，等到解放兰州后，你们可以起义。另外，在你们中宁县军部还关押着我们十八个人，让马鸿宾先生能予放回。”习仲勋特别叮嘱其向马鸿宾问候，并安排带足路费，派专人和马匹护送马奠邦返回宁夏中卫县驻地。这一事件对马鸿宾触动很大，便于次日释放了他所关押的被俘人员。一九四九年九月，马鸿宾父子率部起义，建国后担任宁夏、甘肃省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为祖国的和平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陇东战役持续了十九天之久。是役共消灭国民党军步、骑两个整团，予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歼敌四千三百余人。收复了环县、曲子及庆阳、合水以西广大地区，突破了国民党军八十公里的防线，为日后向北发展打开了缺口。十七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攻克环县，甚慰。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陇东战役的胜利，使胡宗南极为震惊，急调其主力部队加强固原防御，同时以正在进行“清剿”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控制宜君以西地区，防止我军出击关中和陇西。根据当时形势，中央军委提出收复三边地区，六月十七日即致电彭德怀、习仲勋：“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不宜打集中与强大之敌。”“我军下一步行动可从打宁马十八师，收复定（边）、盐（池）；或打延安、洛川间守备之敌，断敌后路，二者择一。”彭德怀、习仲勋决心趁雨季和暑期到来之前收复三边地区。二十一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歼击三边敌人计划，电文特别提到：环县战斗证实，宁马军装备、战斗力并不比胡军弱，士气、身体强健，善走比胡军强。二十二日二十时，中央军委复电彭、习：三边敌人强大，请注意各个击破，每次集中全力歼其一两个团，以一个月以上时间完成任务。

　　三边分区是位于陕甘宁边区西北部的一个分区，其定边、安边、靖边、盐池坐落在古长城脚下，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沿。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时，马鸿逵集团倾巢进犯，占据三边分区，并企图长期统治这一地区。三边地区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也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受到影响。六月二十五日，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兵团从环县向三边地区隐蔽进发。这是一次艰苦的行军。塞上酷暑季节，头顶是炎炎烈日，脚下是发烫的沙漠，人烟稀少，干旱少水，由于极度干渴，战士出现鼻孔流血、嘴唇干裂甚至中暑休克现象。习仲勋看到一现象心急如焚，除让想方设法寻找水源外，还亲自给战士端水喝、送马骑，要求干部关爱战士，官兵一致，克服困难。

　　二十九日，部队越过荒漠苦水地区，进入定边南山。三十日，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第一纵队和新四旅迅速向定边发起进攻；教导旅进至定边西南截击可能向西逃跑之敌；第二纵队消灭砖井堡、安边之敌并截断砖井堡以东之敌西撤退路。当日正午时分，野战兵团主力接近定边城郊，守敌骑兵第十旅第二团弃城逃跑；第二纵队占领砖井堡。

　　七月二日，第二纵队独四旅攻占安边。为了收复盐池，彭德怀、习仲勋作了详细实地勘察后得知：盐池守敌有固守待援可能；盐池粮草均缺，城郊十里内有水，十里外没水。同日指示作战部队在定边收集大车准备运草驮粮，准备油篓盛水驮送；练习沙地行军、防空、射击、自动火器与炮须备油布等铺在地面上发射，须防飞沙吸进枪膛内。七月七日，第一纵队继续西进，攻占盐池城，歼灭敌骑兵第二十团一个连。至此，三边分区全境收复，战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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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2:59
　　●小河会议前后

　　当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收复三边之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这时转战陕北途中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精心筹划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开始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为了总结人民解放战争一年来的经验和部署战略反攻计划，研究确定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毛泽东对召开这次会议考虑了较长时间，并多次征求过彭德怀、习仲勋意见。确定会议的最初主题是：讨论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纵队到陕北战场配合作战问题。因为在西北野战兵团取得三战三捷之后，中共中央曾作出决定，陈谢纵队在结束晋南反攻战役后现地待命，准备西渡黄河至陕北，受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六月二十日，毛泽东电告陈赓：纵队暂由谢富治、韩钧指挥，陈赓于二十五日动身来中央，商量作战方针。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一份关于边区野战兵团和陈谢纵队作战方针的电文中又提到了开会问题，指出“榆林、三边两役完成之后，准备向南出击之前，似宜开会一次，讨论作战及补给等事，届时当请你们及陈赓来中央集会”。七月四日，彭德怀、习仲勋在刚刚结束了收复定边战斗后，便接到了毛泽东于当日凌晨四时发出的电报，征求对夺取大西北的方案。这时，山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鉴于刘邓大军控制了黄河南岸的广阔地区，与陈粟野战军形成夹运河相互呼应作战态势，中央军委对于整个战略部署又有了新的考虑，于是毛泽东即电示彭德怀、习仲勋：“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来小河会商一次。如若你们赞成开会，则我们拟电约贺龙同志亦来开会，时间大约可定在十三日。”其间，毛泽东还派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专程到张家畔野司驻地，向彭德怀、习仲勋送交他的亲笔信。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有点纳闷儿，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原来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部队已赶走了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就设在三边的张家畔。那里已经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十一个人，骑马走了五天。每人身上背着装水的葫芦，像是八仙里的“铁拐李”。信的主要内容是决定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贺龙统管后方。当时彭德怀看后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催促彭德怀、习仲勋：陈赓十九日到小河，请你们于此时到达或提早数日先来。十六日，彭德怀、习仲勋安排好部队由定边东移宁条梁一带短期休整后，便策马扬鞭离开张家畔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前往靖边县小河村出席会议。

　　小河村坐落在靖边县城以东约三十公里一条南北走向的沟壑内。两侧是陡峭的红胶泥崖，谷底深处是茂密的杨树、柳树、槐树。小河村就掩映在东侧半山腰的树林之中。但是，特殊的年代使这个本应平静的小山村也笼罩上了战争的烟云。在一个多月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曾冒着大雨从安塞县王家湾转移到这里。由于国民党军队闻讯赶来，情势危急，两天后，又不得不撤离。六月十七日，形势稍见缓和，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第二次进驻小河村。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人们便习惯称之为小河会议。

　　习仲勋同彭德怀向小河进发之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正以急切的心情等待他们的到来。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的阎长林回忆，当彭老总、习仲勋等西野首长来到小河时，十七八位领导都围了过来。毛主席、周副主席看到一身征尘的彭、习时，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说：撤离延安后这几仗，你们打得好啊！

　　因为时间紧迫，会议还没有等得及陕甘宁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赶来，便一起研究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两个方案。中央领导还特别向彭、习介绍说：为了确定陈赓纵队使用方向这个战略性问题，毛泽东派出调查组在农村了解到群众存粮极少，难以供应众多的兵力在陕北打仗。同时还召见绥德分区的负责干部商讨筹粮问题，绥德分区的同志表示，要二万兵不成问题，要二万石粮可是个大问题。所以中央根据全国战局的变化和陕北实际，决心改变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腹地直接参战，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从相反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集团进攻。彭德怀和习仲勋表示拥护中央决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十八日、十九日，贺龙、陈赓先后抵达小河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通报上述研究的内容和中央决策。十九日，中央军委就中央领导同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陈赓所研究的议题作出决定，并电告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局和在晋南待命的谢富治、韩钧：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定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

　　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准备，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正式举行。会场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前院子里一棵粗大的槐树下，因为烈日炎炎，工作人员还特意在树上搭架了枝叶和草席遮阳。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杨尚昆，西北局、西北野战兵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负责人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将这样多的负责同志集中到偏僻的小河村开会是不易的。仅从出席会议的十四人中西北党、政、军、财方面负责人就到了八位人数来看，足见西北战场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习仲勋回忆说：会议开始当天，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仲勋、贺龙、陈赓在一起又作了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所以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对蒋介石的战争用五年来解决的设想。接着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

　　二十二日，习仲勋、彭德怀、贺龙及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等，围绕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西北局工作及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后勤供应分别作了发言。习仲勋特别对边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对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习仲勋对把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合在一起，统一后方，表示坚决拥护。以至在后来谈起此事时还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方后方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又一个月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在习仲勋等发言中，毛泽东还插话说西北局的领导应增加魄力，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加强具体领导，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他还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名干部。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小河会议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习仲勋再次担当重任。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同意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同志组成，彭德怀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工作。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等中央工委的同志，通报了以上情况：中央已召集彭、贺、习、马、贾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龙负责，西北局回后方主持；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利陈纵队行动；决定陈纵不来边区，八月底向豫西出动。

　　习仲勋对小河会议记忆是深刻的。他在八十一岁高龄时，还撰写专文深情记述了会议经过及其历史功绩。文章写道：

　　“小河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处在伟大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形成的指导人民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发展战略进攻的正确方针和加强西北战场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把中央的决心与前线指挥员的见解有机结合起来的战争指导艺术。对我军在陕北战场迅速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会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西北野战军于八月中旬在沙家店战役中，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将西北野战军消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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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3:00
　　第15章 战争中的土地改革

　　●心系前线

　　习仲勋曾说：由于小河会议确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工作，会后，我即和彭总分开，与贺龙同志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战军作战。

　　七月二十四日，即小河会议结束后第二天，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由小河村进至石湾以西十五里的一个村庄，二十六日回到米脂县背坬西北野战军总部。二十九日，习仲勋和贺龙参加了彭德怀在马蹄沟主持召开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旅以上，新四旅、教导旅团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各战略区情况，及晋绥与陕甘宁统一和榆林战役等问题。在彭德怀、贺龙讲话后，因为要离开前线，习仲勋着重对即将发起的榆林战役发表了意见。他分析介绍说，榆林是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其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要据点。榆林城西侧有榆溪河，西北面均为广阔沙漠，东南是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视敌军特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彭总的战役决心，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陈赓纵队南进和发展，也利于我西北野战军今后行动。八月三日，习仲勋在已移至小理河口枣林坪的西北野战军总部，同彭德怀、贺龙再次研究了攻打榆林的部署，统筹安排了前方和后方的工作后，即离开了作战前线。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延安之际，临危受命，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驰骋陕甘宁广大地区，在四个多月时间内历经较大战役、战斗八次，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旅部，十三个团及两个保安队，毙伤敌一万一千余人，俘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尽管时间不长，却是习仲勋革命经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是他作为党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人担负起参与指挥战略区域作战重任，并取得卓越胜利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四个月中，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和彭德怀、习仲勋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达九十六份之多。这些电文起始称谓或文尾署名，皆以彭习并列。毛泽东还在电文中称西北人民解放军为“彭习军”。正当西北解放战争正在深入向前推进之时，习仲勋奉命离开前线，回后方主持工作。他的心情颇不平静。

　　在四个多月戎马倥偬中，他同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商讨战局，筹谋军机，爬山越岭，栉风沐雨，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度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常常因为环境所限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他们在硝烟战火和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相互尊重，真诚相待；他们正确指挥，出奇制胜，带动了全野战军紧密团结，通力歼敌，也在广大指战员中传为佳话。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五十年后回忆彭、习在西北战场往事时曾说：转战陕北开始时，党中央任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任命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彭总对他们十分尊重，从不称呼他们“副政委”、“后勤司令”等军队兼职职务，总是以“习书记”、“刘副主席”称之。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彭总不但自己尊重、关心仲勋和景范同志，而且经常对我们说，要向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学习。在战场上许多次危险时刻，他们互相关心，争先向前的情景更是感人至深。有时，敌机狂轰滥炸，流弹横飞，彭德怀为了准确无误地实施指挥，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冲出阵地，察看地形和敌情。当习仲勋等劝他注意安全，甚至强行将他拉下阵地时，彭总说：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是打不了胜仗的。但是当习仲勋等要靠前指挥时，他却说：还是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些人好嘛！他们不畏牺牲，争先走向炮火激烈的方，使前线官兵受到巨大鼓舞，从而产生了无敌的力量。

　　习仲勋对陕北前线四个月战斗生活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对和彭德怀“共同闯过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战斗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以至到了一九八〇年初，刚刚从长达十六年政治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就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彭总在西北战场》的纪念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每当想起彭德怀元帅艰苦征战的一生，我便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文章以较长篇幅记述了指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他称彭德怀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极其光辉篇章、创造了‘威武战争奇观’的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学习楷模，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他在文中还写道：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在恢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总，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一九八八年四月，为纪念党中央转战陕北四十周年，习仲勋又专门撰写了《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一文，对彭总由衷的怀念和敬重仰慕之情，跃然纸上。文章写道：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同志，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丰碑。

　　习仲勋是怀着对陕北战场高度关注和对前线将士的深厚感情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此时，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又是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和中共西野前委委员。尽管后方党、政、军、民、财政、经济、土改、支前等方面的工作极为复杂而繁重，但他仍心系前线，参与西北野战军军机大事、重要决策。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电报的形式也有了一些变化。通常以“贺习”并称或冠以“彭并转贺习”，有关后方工作的电文也以“贺习”或“贺林习”（林指林伯渠）署名报出。彭德怀仍将西北野战军重要活动的一些文电在上报中央军委同时转送贺龙、习仲勋。

　　八月十日，习仲勋同贺龙出席了绥德地区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了小河会议精神，讨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的三项具体措施：

　　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

　　二是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方服务；

　　三是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

　　习仲勋从与会人员的发言和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中，敏锐地感到，边区后方机构仍然庞大重叠，人员冗杂众多，缺乏管理，工作忙乱无序。他提出，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方去。他觉得只是一般地讲一下还不够，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必须进行认真整顿才行。这是他回后方主持工作后第一项有力举措。

　　八月十一日，即绥德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习仲勋签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义发出的《关于整顿后方的决定》。决定提出：

　　一、所有后方机关部队迅即厉行精简，裁减不必要的单位和人员，以提高效率，增强统一，并收节约之效。

　　二、后方重伤医院、荣誉军人院、工厂、中学、俘官教导处及边区一级各单位和野战军家属老弱暂移河东。

　　三、延属、关中、陇东各分区后方东来人员，除部分不适宜回原地者外，其余应陆续转回原地工作，家属亦分别转回安置。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为迷惑敌人，掩护西野主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防止刘戡、董钊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移动”。贺龙、习仲勋即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向东开进，并于十八日渡过黄河，在山西省临县、离石县驻扎下来。不料，习仲勋到西北局临时驻地下马后，竟两腿一软，蹲了下去，一时难以站立起来。原来是由于长时间骑马，又被大雨浇淋，突发急性关节炎，后经一段时间治疗和调养才好了起来。

　　习仲勋和贺龙率部东渡黄河的行动，果然调动了胡宗南军追击到了黄河西岸。彭德怀立即抓住有利战机，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于二十日向沙家店、常高山之敌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前歼灭胡宗南集团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一二三旅，毙伤俘敌军六千余人。至此，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身在黄河东岸密切关注西北前线战局变化的习仲勋听到这一胜利喜讯，感到十分欣慰，并致电前线官兵表示祝贺。三十多年后，他还以优美的文字记述了自己离开前线后，西北野战军所取得的沙家店大捷。文章写道：

　　“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之后，彭总根据党中央新的意图，率领我军越过沙漠，驰驱千里，突然包围了陕甘宁最北边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调动敌主力部队北上，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特别是为陈赓兵团进击豫西造成良好战机。果然蒋介石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飞到延安亲自指挥，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于是，十万敌军疯狂向榆林方向逼近，还在高喊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当时，我军在长城内外沙漠地区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和宰杀战马充饥。党中央和我全部野战军都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情况至为险恶。可是彭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运筹帷幄，从容自如。首先击溃了西来增援的马鸿逵部数万之众，接着又瞅准机会，反手一击，风驰电掣般地消灭了西北战场上敌‘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此即我军战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全线退却，溃不成军。”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中共西野前委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向作战部队祝贺胜利。毛泽东发表讲话称赞此役“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八月二十四日，情系前线的习仲勋便收到了一份毛泽东致贺、习电报。电文称：“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并要求贺龙、习仲勋派几批得力人员动员粮食，以完成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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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3:01
　　●土改疑云

　　习仲勋回到后方主持工作后，以极大精力投入对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调查研究和组织领导之中。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边区实际相结合，适时提出和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及时地纠正“左”的偏差，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为其他各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习仲勋出身于农民家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农村土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验。陕甘宁边区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经济比较贫穷的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连年干旱，灾害频仍，耕地面积不过八百余万亩，仅占可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稍多一点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陕甘宁边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边区农村实际，适时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并使之在边区各地逐步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受剥削程度，削弱了地主经济，在农村出现的阶级结构变化中，中农成为乡村中的主要成分，这是陕甘宁边区农村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

　　习仲勋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习仲勋去关中分区进行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试点，亲身调查体验和处理农村的粮食、土地问题，有针对性地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同时，对一般地主的土地还采用发行土地公债的办法进行征购，然后分配给农民。这一系列政策使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减租运动向前稳步推进，不少地方的农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动向人民政府献地。但由于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一场变革农村土地关系的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到十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整个绥德分区全部收复。习仲勋和贺龙、林伯渠即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渡黄河，驻扎绥德县义合镇一带。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一起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边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了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义合镇位于绥德县以东六十多里的地方，再向北拐另一道沟内的薛家渠，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驻地。在西侧沟畔的平台上有一个农家小院，普通的门楼两侧的砖墙上镌刻一副对联，上联是：阳和先到读书院，下联是：福曜常临翰墨家。门额为：树德务滋。习仲勋和西北局秘书长曹力如、宣传部长李卓然就住这个院内。贺龙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扎在薛家渠以北的刘家村，林伯渠同边区政府住在东边的雷家沟。习仲勋的窑洞是同贺龙、林伯渠等边区主要领导谈话和开会的地方。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到了西北局。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

　　十一月一日，会议在薛家渠对面的阳湾大场内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与会九百二十二名地委及陕甘宁边区机关一级干部都自带板凳露天而坐，前面几张木桌后坐着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便是主席台。

　　一次严肃而影响很大的会议，就在这个露天会场如期举行。深秋初冬时节，寒风凛冽，但人们仍聚精会神地听取报告，讨论问题。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反对了干部中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义合会议期间，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同时，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在反对右时防“左”不够。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后来遗憾地说，“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也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也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拉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也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二十三日，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向会议作了总结报告。他说，义合会议是在边区战争进行了八个月、许多重大方针问题需要解决、以便动员全边区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八个月战争中暴露了边区党和政府、军队组织上、工作上许多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揭发、批判和纠正；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已颁布，边区需要依据这个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工作。总结报告中将会议收获主要归纳为，决定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进行整党工作；初步整顿了党的领导队伍，使得干部阶级观点提高了，对敌斗争意志增强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打掉了许多；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进一步重视了，使各项工作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并随时改正各项错误，循正确道路前进。

　　义合会议结束以后，各分区、各县也召开了会议，依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勋在会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对边区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是始料未及的。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了解到安文钦先生也被“扫地出门”时，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坚决予以纠正。尽管习仲勋做了一定努力，但对有效遏制“左”的思潮还是有限的。他苦苦思索着应对这一新形势的妙计良策。

　　正在这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使他兴奋的是有关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确定，被列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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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3:02
　　●教诲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时的最后一个驻地，也是居住环境最好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就有七十二户地主，集中占有了周围四五个县十八万亩土地。坐落于西边山腰间的扶风寨，在高高碉墙围着的院子内，一字儿排列着特别宽敞高大仿日式风格的窑洞，把传统式的拱形窑和现代式的平房窑融为一体。细石砌成的窑面八个石雕的龙头托着飞檐。这里住着人民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已由“九支队”改为“亚洲部”的中央纵队驻扎在扶风寨周围。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易于保密，因此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参加人数较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十二月在杨家沟召开，人们习惯地称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是骑马赶赴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义合镇和杨家沟分属绥德、米脂两县，路程不算很远，但要绕过几道沟岔。此时，正值陕北最寒冷的季节，带着尖尖哨音的穿山风卷起漫天的黄尘落叶迎面扑来，使人感到刺骨的寒意。加之山道弯弯，崎岖不平，一天的路程走得颇为艰辛。

　　杨家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为准备阶段，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正式会议。会议准备阶段分为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进行。习仲勋、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特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由此引起了参加土改小组讨论的叶剑英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他说：“内战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被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让习仲勋回答，谈话结束时还特别勉励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泽东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稿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习仲勋曾回忆说：毛主席的教诲，像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二十五日，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他着重讲了目前敌我形势、统一战线和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二十七日，任弼时在会上发言，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作结论说，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习仲勋从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讲话中受到深刻启迪。他尤其感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一个纲领性文件，它回答了怎样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怎样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大课题。

　　中央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之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义合逝世。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出现冲击民主人士问题，即与林伯渠一起向毛泽东建议，李鼎铭追悼会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要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并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在延安时说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今后，这位记者如果再要问起安文钦先生时，我们怎么交待？

　　杨家沟会议结束后，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习仲勋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无意静下心来欢庆一九四八年元旦佳节，便带工作组到绥德、米脂县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一月二日，仲勋同志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员干部二百余人，以整日时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分析是非，认清时局，积极工作。他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他说：“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贫雇农热烈讨论、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习仲勋在讲到救灾工作时提出：“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荒严重地区，即可停止土改，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作团要全力进行救灾。”他在最后对每个党员干部在救灾中应持有的态度，提出严格要求说：“目前的灾荒，对我们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义务去做好救灾工作。家庭富裕的有余粮的党员干部，应该慷慨捐粮救灾。我们相信，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劳苦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灾荒是定能战胜的。”会后，习仲勋接连召集工作团负责同志详细研究、逐条领会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出现的问题。在全面了解情况基础上，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时任绥德专员的杨和亭回忆说：“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没有回西北局，就直接到了绥德地委纠偏。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向我详细了解绥德地区土改情况。第二天一早，义合延家川几个农村向我反映说：义合和延家川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八十多人。我回去当即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他听罢即给西北局写了纠偏电报。”

　　一月四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

　　（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

　　（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

　　（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即于一月九日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一月五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七八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九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前委委员的习仲勋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紧张奔波中。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九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了解到，各县普遍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但是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在已开展起来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人为了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塔斗一个反动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斗，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八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习仲勋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指导工作上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写完信后，习仲勋想起还有一件事要特别叮嘱，又提笔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已这样办了。又及。”一月十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十四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驻地，十五、十六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和讨论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领导的思想认识，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十七日，又召开了有六百四十多人参加的边区级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了毛主席的报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来。特别在全国各解放区正普遍进行土改运动，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到进攻形势下，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没有它，中国革命还可能走一些弯路；有了它，就不会走弯路，更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快的胜利。由现在的胜利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在一切方针-都有了，这就是毛主席的报告。”接着他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讲了八个方面问题。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参加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的工作团会议，同九十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区、县负责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十九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

　　（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

　　（二）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

　　（三）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四）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

　　（五）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

　　（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

　　（七）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

　　（八）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

　　（九）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

　　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掌握了大量的翔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土改运动真实情况，而且提出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性的真知灼见。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二十日复电习仲勋：

　　（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

　　（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  而误解为不动。”

　　一月十九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习仲勋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二月八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指导边区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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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3:02
　　第16章 一切为了胜利

　　●全力配合前方作战

　　当习仲勋集中精力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时候，西北战场局势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自沙家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乘胡宗南集团慌忙南撤之机连续发起岔口、关庄追击战，和黄龙、延（长）清（涧）、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战斗，消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恢复了陕甘宁边区被敌人侵占的大部分失地，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继而西北野战军在一九四八年冬季整训中，通过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十一个旅六万兵力围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近三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一个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发生根本改观。接着又挥师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黄陵、宜君，收复甘泉、白水、富县、黄龙山麓。在撤离延安一年间，共歼国民党军九万九千多人，其中毙伤三万五千人，生俘六万三千多人，起义三百二十人，收复与解放县城二十二座，将战争从陕北引向了渭河以北关中国民党统治区。

　　为了争取野战军前方作战的胜利，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贺龙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职责不同，但是他们“虽分不见分，比合还要亲”，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指挥地方部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配合作战，或整顿财政，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军用设施，或抬担架，搞运输，担负各种战场勤务。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一百五十多万群众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一切服从战争，男女老少都为战争服务，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习仲勋为此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每当西北野战军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作战之时，他即指示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全力配合，尽最大可能搜集情报，做好瓦解国民党军和基层政权工作，采取不同形式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

　　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当西北野战军进行第一次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之际，习仲勋即以联防军政委名义和贺龙司令员向各分区、地方部队发出关于配合野战军作战的指示，提出：

　　（一）各分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应根据分区当前情况，积极地打击敌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可能歼灭的反动武装，摧毁反动政权，策应北线主力作战及准备配合主力反攻。

　　（二）延属分区除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彻底破毁咸榆公路外，目前乘敌空虚组成较大的游击队，有计划、有重点地歼灭本分区的反共团、还乡团等反动武装，摧毁各县反动政权，收复广大地区，并在积极进攻战斗中锻炼和壮大自己的游击队，争取逐渐发展成有战斗力的地方兵团。

　　（三）陇东、三边的党和军民应以反清剿为中心任务，应竭力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内奸，艰苦地进行群众工作。要发展边沿区的游击战争，支持内地区的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避免与敌主力作战，不打硬仗，不打被动仗，要多打有把握的小巧仗，以巩固部队，提高群众胜利信心。

　　（四）关中分区所有地方武装应归司令员王世泰指挥，缩小敌占区，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有步骤地开辟新解放区，力求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并解决人力、物力的困难。

　　（五）绥德分区目前一切力量服从前总指挥，配合主力作战。在敌后交通线上，发动各分区和武装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尽可能地动员分区人力物力，解决野战军之担架、运输、粮食、军鞋等困难，并将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补充野战军。

　　这一指示是由山西省临县发出的。指示最后强调：奉军委指示，边区机关已安全转到河东来，各分区首长应发扬高度的自觉性和机动性，对党对战争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在党中央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方针下，依据当前的情况去布置今后的工作，完成自己所负的战斗任务，为党为人民立功而奋斗。

　　各分区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在联防军司令部的指挥下，积极主动地开展武装斗争，机动灵活地袭扰犯敌，在野战军屡次胜利歼敌战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沙家店战役和两次进攻榆林，联防军和地方部队均在一个方向担任作战任务。此间，贺龙、习仲勋还根据军委电示，令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率警一、二旅直出长武、邠州，攻占泾河以南、渭河以北诸县，后又向宜君、同官、耀县发起进攻，发动黄龙山战役，一度解放白水、黄龙，后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群众日报》报道：陕甘宁地方军和民兵，在毛主席、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联防军首长的正确指挥下，广大群众、全体指战员勇敢坚决对敌斗争，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打退了蒋胡军的进攻，保卫了边区人民的利益，获得了光辉战绩。地方军作战三千三百二十三次，毙伤敌人五千五百六十五名，生俘八千九百五十一名，投诚八百五十名，共计歼敌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六名；缴获步枪五千零四十五支，短枪二百二十六支，枪榴筒三个，轻机枪一百八十一挺，重机枪十八挺，手提机枪及司登枪、卡宾枪五十八支，山炮一门，火箭炮一门，迫击炮十门，六〇炮十六门，掷弹筒七十四具；缴获机步枪弹五十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五发，炮弹一千四百二十六发，掷弹一百六十三颗，手榴弹八千九百五十二颗，枪榴弹一千四百七十六颗；缴获战马三千三百六十四匹，牲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头，电台三部，报话机一部，电话机二十九部，电线四千零七十斤，望远镜七具，粮食二千零九十九石，布二百零三匹；收复甘泉、安塞两城，击落敌机二架，击毁汽车二十九辆。民兵作战九百四十七次，毙伤敌九百名，俘敌及特务一千六百二十三名（内有敌团长萧伯廉），共计歼敌二千五百二十三名。缴获步枪三百七十六支，短枪四支，轻机枪十九挺，司登机枪四支，卡宾枪二支，子弹十六万四千六百三十发，炮弹一百五十五发，手榴弹一千二百六十六颗，枪榴弹一百九十八颗，战马二十二匹，牲口九十四头，报话机一部，电话机六部，粮食一百四十五石，电线七百九十斤，望远镜一具；毁敌碉堡一千零四十八座，破敌城寨二十一座。

　　在西北战场，能否保证前线官兵的粮食供应，成为能否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也成为摆在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六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二万人。八万余人每月需粮一万六千多石。而陕甘宁、晋绥边区人口仅四百余万，且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加之连年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国民党军队入侵陕北后，“胡祸”横行，大片土地荒芜绝收，供给出现异常困难。但是，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方将士的军粮供应时刻令贺龙、习仲勋等牵挂于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仅半年多时间发给贺龙、习仲勋急切要求补充前线军粮供应的电报达二十多份。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在四日之内两次致电贺龙、习仲勋，要求解决前方粮食问题。八月二十四日电报提出：请你们派几批得力人员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以军委名义急电贺龙、习仲勋：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属）两地区沿途筹粮。宜川大捷后中央军委发给贺龙、习仲勋急电：宜川、延长一带粮食奇缺，伤员及俘虏甚多，半年内新的伤员及俘虏均须向该区后送，新兵则经该区前送，一个半月后还可能移军打延安，因此从河东筹运三万至四万石粮食至延长、固临、宜川地区极为必要，此事请贺、习酌办。彭德怀从前线发出的类似电报更多，如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夺取洛川前夕急切地致电贺龙、习仲勋：惟打延安需要一万二千石，须河东从小船窝、马斗关运输五千石，山西筹一千石。盼贺、习考虑速复。仅以上电文便可看出军粮供应困难是极为严重的。时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曾感慨地说：河东承担的抗勤任务曾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

　　在严峻的经济困难面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一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首先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迅速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使两区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贸易公司和西北农民银行，晋绥联防军供给实行财供合一，统筹统支。西北局为了保障军粮供应和做好生产救灾工作，还专门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成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同时还指示陕甘宁边区各地成立兵站，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工作，使野战军进军所到之处军粮能及时得到供应。据统计，一九四七年全陕甘宁边区动员缴纳公粮二十四万六千石，较一九四六年的十六万三千石增加了八万三千石。在榆林战斗中，晋绥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投入到送粮的队伍中。习仲勋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深情地说：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我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梁、豇豆采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干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五升麦种、三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送给毛主席。

　　西北野战军在与多出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艰苦而紧张的长期作战中，其消耗是很大的，因而适时筹措补充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经费也是摆在习仲勋、贺龙等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在联防军内部精简机关，充实作战部队；在老区动员归队，组织游击队，扩大地方兵团。同时，多次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名义发出《关于扩大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参军动员令》等文件，许多县、乡领导、劳动英雄带头参军参战，一时掀起参军热潮。一年间，全边区四万二千青年参军，其中绥德分区二万人，延属分区一万人。一九四七年冬季来临之时，彭德怀急电贺龙、习仲勋，请求尽快补充部队越冬被服、装具和经费。但是后方灾情严重，农业减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习仲勋、贺龙、林伯渠议定将陕甘宁、晋绥边区的土特产通过商人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出售，换取一定的钱物以供军需。时任绥蒙军区副政委的张达志奉贺龙、习仲勋之命，以陕甘宁晋绥游击队司令员身份带两个骑兵团，既不游击，又不打仗，而是专为部队做买卖，筹措钱财。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习仲勋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写给西北贸易公司经理兼西北农民银行行长喻杰、副经理兼副行长刘卓甫、监委兼政治处主任史唯然等人的批条，可以看出战争年代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批条写道：“准予以肥皂作外汇在内地主要据点交换进口物资，但务须按规定章程办事，以免流行内地，妨碍缉私。”

　　在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军民紧密团结、浴血奋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捷报声中，人们感觉到，西北战场决战的步伐加快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习仲勋：“联防军的全名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联防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及陕甘宁各直辖军分区。”贺龙为联防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三月十日，边区各界举行了一个万人参加的庆祝宜川大捷及纪念“三八”节大会。习仲勋充满胜利的喜悦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回忆去年今日，我们曾在延安开会，动员全边区人民起来保卫边区。经过一年来全体军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我们不仅打退了蒋胡匪军的进攻，而且使自己转入进攻。宜川大捷证明：光复全边区，解放大西北已为期不远了。习仲勋的预言，不久便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局势迅速发展。一年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山峁沟岔间“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指挥着全国各路大军奋勇作战，战场迅速向长江北岸推进，国民党军除了在大别山和淮北地区还有一定主动外，其余一切战场“全是被动挨打”。为了能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全国的战略决战，毛泽东决定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即将离开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时，殷切地电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习仲勋深切感到，这不仅仅是给彭老总一人的电报，而是对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嘱托。回想起党中央、毛泽东初到陕北之时，陕甘苏区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濒临最后丧失的严重危机，自己和一大批领导骨干，也正是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才走出“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牢门。转眼十多年过去，陕甘宁边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迎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刻，对党中央、毛泽东由衷的敬仰、爱戴和依依不舍之情萦绕心头。

　　在习仲勋三月十日讲话预言收复全边区为期不远一个多月后，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随着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深入国统区胜利作战，四月二十一日，据守延安的胡宗南、何文鼎部，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弃城逃跑。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属军分区部队和游击队进入延安市区。我军主动放弃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延安宣告光复。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林伯渠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祝贺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二十五日，西北局发布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五月四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光复延安胜利万人大会，并通过了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

　　习仲勋没有出席当天的会议，但是他的心情是极为欣慰的，尤其是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及时提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应更加积极地围击少数残余据点之敌，肃清反动团匪，并勇猛追击敌人；延安光复后老区担负的责任更重，不但必须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而且必须继续努力支援前线；要使边区广大干部群众认清目前形势与任务，鼓舞胜利的信心，克服任何松懈情绪，我们到达最后胜利已为期不远。

　　四月中旬，联防军区绥德分区部队奉贺龙、习仲勋令，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鸡儿圪歼敌二千余人；三边分区部队在宁条梁歼敌近二百人。贺龙、习仲勋电令嘉奖，勉励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新式整军原则与新的领导作风，大踏步进退，主动各个歼敌。

　　为了粉碎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习仲勋或协同彭德怀在前方指挥作战，或与贺龙、林伯渠一起经略后方，全力支前，经历了近四百个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他谈起这段经历时总要引用毛泽东一句名言：“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过了四十年后，他撰文热情讴歌了边区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文章写道：蒋胡军进攻延安前后，全边区共组织了两万余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仅延安游击队十三个月就同敌作战一百二十八次，歼敌七百三十一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九十支（件），击毁汽车两辆，破敌电线二十多公里，以至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特务机关。南泥湾垦区游击队，在敌人攻占该区后一个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两侧七战七捷，毙俘胡军二百七十人，缴获面粉九百九十一袋，临真区政府很快恢复了工作。延川游击队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至六月，共捕捉敌侦探和逃兵五百二十人，逮捕国民党保长十八人，完全摧毁了敌刚刚搞起的保甲统治。沙家店大捷后，敌七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十五日内行程不足二百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四个整编旅，歼敌四千一百余人。在敌后游击战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许多同志光荣献身，他们被边区人民永远敬仰。

　　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支前活动。据一年间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二百一十八万多人次，做军鞋九十二万九千双，筹送粮食一百二十万余担，柴草一亿二千万多斤，动员了四万二千名青年参军。

　　边区一百六十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像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人民的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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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3:06
　　●开辟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收复延安之日，正是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乘宜川大捷之声威，挥师南下，鏖战西府之时。黄龙山战役中，由于洛川久围不克，彭德怀决心以一部兵力围攻洛川，钳制裴昌会兵团外，野战军主力直插胡宗南兵力空虚的泾、渭河之间以凤翔为中心的西府地区，相机攻占宝鸡，开辟麟游山、陇山新根据地，调动裴昌会兵团及延安、洛川守敌于运动中歼灭之，以巩固我军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西北野战军主力从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等十二座城镇，二十六日攻克胡宗南后方补给地宝鸡。后又转向陇东，预定各个歼灭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二师的计划未能实现，于五月十二日撤至老解放区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休整。

　　随着西北野战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如何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区的社会秩序，组织指挥地方军队、民兵配合作战，支援前线等诸多新的问题，提上了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日程。

　　习仲勋在西北局会议上提出当前的方针仍然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开展新区。”其实他对新区的工作已考虑得很多并做过积极的准备。

　　当西北野战军南下黄龙地区作战之时，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专题研究了地方党组织配合行动和搞好支前工作问题。宜川大捷后，他又提出迅速恢复边区是开辟支援新区的重要条件。应该集中一切力量从事生产，重建被敌人破坏了的家园，恢复十年经营的幸福生活，更加巩固地建立起美满的陕甘宁边区。要发扬“天下农民是一家，全边区人民是一家”的美德，在团结的基础上，不懈怠地努力生产，多打一升粮，多收一斤花（棉花），就是增加恢复边区与支援前线的一份力量。党政军民学，均需在本身岗位上，以战斗精神动员起来，从思想上提高一步，学习政策，时刻联系群众，以迎接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当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之时，习仲勋同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首长名义向各分区发出军事行动指示，为有力配合野战军作战，歼灭胡马集团，扩展我军胜利，顺利发展西北：

　　（一）各地方兵团、独立营、游击队，一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密切结合，提高部队阶级觉悟与战斗积极性。已形成之地方兵团，力求克服地方之散漫性。新区发展的武装，应注意政治质量，纯洁成分，加强领导与政治教育，在斗争中工作中注意发展党员，以加强党的核心作用。

　　（二）一分区所属三个团，迅速伸到合阳、中、宜地区，协同三纵、关中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其余地方武装，迅速肃清羊泉、黑水寺一线之敌，担任巩固后方交通治安工作，并随时准备参加主力。

　　（三）二分区部队应以积极战斗行动，有计划地断敌榆包交通运输，主动寻机歼敌，以达到逐渐削弱孤立榆林敌人，巩固和发展伊盟，造成将来解放榆林之有利条件。

　　（四）三、四分区主力，由郭、徐、王统一指挥，以三分区为基础部队，迅速由曲子环县南进，追击南退之独立五团，相机收复庆、合，截断小部阻击之敌。并在庆、合以南曲、环以西之镇原、固原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地方武装，收复失地和发展新区。主动地牵制马敌行动，以策应主力作战为原则。三边暂以地方武装加强边沿地区和敌区之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牵制宁马一部兵力。各部应提高警惕，加强情报侦察工作，严密警戒，防敌袭击。

　　（五）五、六分区部队，目前中心任务，应以全力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巩固后方交通，发展新区的游击战争，以及支援前线工作。利用时间，采取轮流方式，整训部队和建设新区工作。

　　五月二日，习仲勋同贺龙、王维舟、张经武等联防军区首长报告中央军委并向各军分区发出通报：第三纵队在军区部队配合下，在白水至洛川公路的追击战斗中，共俘敌一千五百余人，另俘敌逃散兵数百，毙伤敌一千余人，敌损失至少在四千人以上，缴获野炮八门，日造十二厘米榴弹炮十门，六〇炮十门，重机枪十七挺，轻机枪十挺，汽车十八辆（十六辆完好），坦克五辆，解救被敌胁迫群众二千余人。

　　此间，联防军区首长为支援野战军南下作战，派人一次送去农币三百五十亿元，银元十万元，黄金一千六百两，敌币四亿多元，粮食三万石。动员战勤民工一百二十万人（次），付出工日三百七十三万个，运输牲畜一百一十万头，畜工二百六十二万个。

　　当西北野战军在国统区作战时，习仲勋虽身在后方，但仍参与野战军的重要决策，出席西野前委许多重要会议，协助彭德怀开展部队思想政治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王维舟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专程由延安到洛川出席会议。西北野战军在挺进西府转战陇东的一个月里，行程一千五百余里，取得了重大胜利，也受到挫折并暴露出部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此次前委扩大会议主题检讨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素以严于治军著称的彭德怀主持会议并作春季攻势概况总结讲话，又有这么多的领导和纵、旅首长全员出席，会议气氛特别严肃。

　　彭德怀在肯定了出击西府的成绩和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后，坦率而认真地承认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也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的纵、旅首长给予严厉批评。他怒不可遏地历数了个别指挥员一件件失职行动后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是要砍脑壳的。习仲勋到土基镇后，认真听取了野战军首长关于战役经过的介绍，并广泛同纵、旅的军政领导进行了交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在林伯渠、贺龙讲话之后，他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彭德怀在会议开幕时作的报告和林伯渠、贺龙的讲话。他认为：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作战，战役是成功的，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野战军出击西府，震动西安，使胡宗南军不得不完全撤出洛川以北地区，扩大和巩固了陕甘宁解放区，特别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收复，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由于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减轻了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创造了继续胜利进军的条件；粉碎了国民党军预谋歼灭西北野战军于西府地区的梦想。同时，进一步钳制了胡宗南的兵力，有力支援了中原和其他战场解放军作战。习仲勋在分析了战役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之后，严肃地对在此次作战中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干部放任迁就，执行命令不积极、不坚决，甚至贻误战机的纵队干部提出批评。习仲勋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六月一日，彭德怀在会议闭幕讲话时特别提到：“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王维舟诸同志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将使全军在思想领导上，掌握组织原则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提高一步。”时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这次会议说：散会以后，彭总把一纵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几位首长给我们开了个小会，严肃地批评，一纵仗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作风纪律也比较好，连着受了表扬，就骄傲，就听不进批评。林伯渠还语重心长地评价彭老总说，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呀！

　　习仲勋在参加前委扩大会议期间，对新解放的黄龙地区的情况作了一些调查。他了解到：这一地区反动武装大部肃清，特务组织已打垮，但是秘密活动在宜川等一些地方还较为严重，土匪盘踞暗杀干部的问题还时有发生。韩城、合阳、澄县边沿地带常有战斗。群众中还存在许多思想顾虑。习仲勋感到，这些情况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不相适应的，特别是野战军连续作战之后，十分疲劳，要在黄龙地区完成整训，在整训同时还有作战任务。因而黄龙地区要尽快建立必要的组织和秩序，使工作走上轨道。因此，他同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召开一次黄龙分区干部会议，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六月三日，即前委扩大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习仲勋出席黄龙分区干部会议，并发表讲话。他首先肯定了黄龙分区党的工作有着十多年的历史，现在又有三千多名党员，又先后从老区派来了五百多名干部，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忙、乱、慢、散的问题，必须切实加以克服。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做好的五项工作：

　　（一）发动群众是当前工作的根本环节，其内容包括：减租减息、清算恶霸、清算特务、合理负担等项。在清算斗争中，必须将政治和经济分开，分别处理，克服“左”和右的倾向。应该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放手发动群众，对地主及恶霸富农的旧租旧债一律废除。使群众斗争的形式适合斗争内容。

　　（二）合理负担问题。全分区要完成夏征公粮十二万石任务，并掌握三项原则。一是要比国民党的负担轻，公粮征收不超过应征户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五，连同其他的负担，总计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二是要尽量就地解决军需供应，不能依靠老区。三是贯彻阶级路线和政策，适当减轻贫雇农的负担。要广泛宣传，向群众讲清道理，反复地解释，使群众了解，现在和过去的负担，性质完全不同，过去是国民党政权征集民财，现在是支援人民自己的军队打胜仗，保护人民自己的利益。

　　（三）武装工作。民主政府如不抓紧武装工作，群众利益便无保障。第一，要组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和自卫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以后扩大武装打好基础。第二，对现有的游击队集中整训，使其成为地方兵团。第三，以地方部队二十二、二十三两团，改编四旅，充实到野战军，扩大主力。

　　（四）财经贸易问题。贸易公司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平抑物价，稳定金融，解决财政，使其在经济上获得更利于翻身的条件。要发给小摊贩小宗贷款，低价批发货物，给以外汇便利，以供给农村需要；实行贸易管理，禁止粮食棉花出口，敌币、白洋予以严禁，加强缉私。坚持自愿原则，发展合作经济。习仲勋在讲话最后，特别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要求，他强调说：各级领导要高度发扬执行政策的责任心与积极性，提倡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扫除一切拖拉疲沓现象。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我们今天是处于新的环境，过去的工作经验与工作方式，已不适用于目前的具体情况，必须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新学起，充实知识，适应工作要求，时刻警惕，力求进步，抓紧政策学习，有效地组织与使用人力，发挥人力，走出机关，走出城市，深入下层，发动群众。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

　　习仲勋提出：分区应即成立支前委员会，使党政机关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有领导、有分工、有重点、有检查地进行工作。领导机关必须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具体组织力量，实现党的政策，必须深刻记取，政治路线正确，如无正确的组织路线，也是不能实现的，也会犯错误的。

　　习仲勋针对黄龙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对新解放区的工作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这是他长时间调查思考并经西北局领导集体研究讨论后逐步确定和完善的。在此之前，他同贺龙、林伯渠等连续三次召开西北局会议，并吸收黄龙地委的同志参加，认真讨论制定新区的生产、财政、金融、贸易、支前问题，并派出大批干部去新区工作。

　　习仲勋认为：在老区我们已有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但是“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

　　习仲勋根据新区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西北局集体讨论的意见，于七月十四日致电毛泽东，就新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了建议，请求中央指示。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一）坚决贯彻中央政策是顺利建设新区的重要条件。蒋管区的广大人民，包括一些中上层分子对我党我军的态度是好的，都是愿我少犯错误，迅速推进革命胜利。普遍的顾虑，是我们能不能照宣布的政策办事到底，故要求再不犯政策错误。

　　（二）抗战期间，陕甘两省农村生产未遭大的破坏，蒋管区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我们过去想像的那样无法活下去。一些地方中农户数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小农经济较为发展。故我军进出这些地区，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群众纪律也要十分严明。

　　（三）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1)新区土改不应过早提出。(2)解放县城后，要统一管理城市，宣传纪律，加强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3)新区政权初期不宜过急实行民主选举。故新区建政，可发动党组织临时推选或指派，如我军过后不能巩固者，还可暂时利用旧的保甲。(4)对敌特、警匪武装，采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对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励，罪大恶极者法办，顽抗者坚决消灭。(5)新区财政是我们最不熟悉的工作。税收应一律维持原状，由原税收机关按原规定向民主政府交款，俟我有力管理时，再去接收。(6)新区学校应采取坚决保护政策，初解放时，一律维持现状。(7)对统一战线政策，许多地方有所忽视。要注意敌人阵营内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上层分子中的蒋党团派、地方派、在野派区分开来。

　　（四）派出去到新区的近千名干部理论水平不足，执行政策不谨慎，照搬老区工作经验。要开展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来克服上述缺点，创造适应新区环境的工作作风。

　　（五）党的队伍、党内思想、党的政策，已为各级党委所重视，工作也有了很大转变，但仍有自以为是、各自为政无组织无政府现象存在，必须坚决克服。习仲勋在电报最后提出拟于七月十七日召开西北局干部会议，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传阅了这一报告，并给予高度评价。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复电习仲勋，电文称：

　　“仲勋同志并转西北局：

　　午寒电悉，报告内容很好。所提各项问题的意见都很重要很正确。望提交西北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再加讨论。我们已将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

　　同日，中央在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批转习仲勋报告时，加了以下按语：西北局习仲勋同志七月十四日给毛主席报告转各地参考，中央已复电同意报告中所采各项方针。

　　习仲勋在报告中提到的要在七月十七日召开的西北局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是总结边区自义合会议后的土改整党和工作，提出后半年以至下年度春耕前工作任务的一个重要会议。因为当时：一是西北野战军暂时在黄龙地区进行休整，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二是客观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统一思想，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据此，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这样一个规模较大的各级干部会议。

　　会议原定十五日召开，因为准备仓促，故推迟到十九日召开。会议共开了十七天，于八月四日结束。习仲勋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作了报告。贺龙就军事财经问题作了报告，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李卓然、贾拓夫、马文瑞等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习仲勋的讲话是会议的主题报告，他全面地分析回顾过去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政策。报告经过与会同志十多天时间的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习仲勋首先对去冬以来的工作作了客观评价和估计：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党内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整顿，完全改变了战争初期那些混乱状态；在对敌斗争、支援前线、生产、救灾和开展新区工作上，均有显著成绩，因而有效地帮助了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并继续将战争推进到蒋管区去。同时在基本区六十万人口的地区，发动了群众，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他在深刻检查了工作中出现的“左”右偏差和存在问题，剖析了其原因后，指出：正因为这错误得到纠正，并将全部工作基本纳入正轨，我们才获得了解决老区、半老区土地问题的丰富经验。正因为有这些进步，今天就有更便利的条件，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基本区发土地证，确定地权，普遍整顿农村支部，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加强新区工作，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他在讲到土改问题时对陕甘宁边区现状，提出了新的概念，即基本区、接敌区和新区三种地区。接敌区和新区应以对敌作军事斗争为中心任务，今年不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区包括老区、半老区的大部分，封建的土地制度已基本消灭，不论过去是否调剂了土地，不再提土地改革问题，而以确定地权发土地证为中心，将工作方向转入团结农村一切人民、准备和发动明年大生产运动这个基本任务上去。他还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发放土地证、确定地权以及阶级成分划分等，提出了具体政策要求。

　　在谈到农村整党问题时，他要求：秋冬两季，必须在基本区完成党支部整顿工作，以纯洁党的组织，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把农村工作推向前进。要采取党员和党外群众代表结合开会的方法，审查干部和党员。在处理干部和党员时必须采取谨慎严肃态度：对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应坚决清除出党；对个别作风极坏、为大多数群众憎恨的分子，亦应开除党籍；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和党员给予应有的公平处理，一般不要处罚过多和过重。这样整党的结果，务使所有干部和党员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正确的解决，迅速提高觉悟，真正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增加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党外群众受教育，加强干部、党员和群众之间的团结。

　　习仲勋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概括为生产和支前。其目标，首先是恢复战前的耕地面积，并继续恢复农村各项副业、家庭纺织和手工业，在此基础上恢复城镇商业、运输业等。秋冬两季完成对明年大生产运动的一切准备工作。主要是：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标准；灾荒和病疫尚未完全过去的地区，继续认真救灾治病；组织在自愿和等价交换两项原则基础上的变工队和各种互助合作；绥德地区继续组织移民到地广人稀地区开荒生产，移民区则应切实安置移民。他特别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下去，具体帮助区、乡干部，细心准备，依据实际情况，拟好明年生产计划，循此努力，求其实现，并把工业生产摆到适当位置上，加以重视。

　　对于新解放区的工作，习仲勋讲得比较详细。他说，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新区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执行正确的政策，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认真研究，十分严肃、十分谨慎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正确实现之。他认为，为了新区发展的需要，必须大批准备干部。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到有计划地大批培养干部上去。共产党员应把到新区工作作为自己的光荣岗位。同时新区各级领导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本地干部，培养劳动人民中间的积极分子和教育改造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建立新区工作的有力础。

　　习仲勋严肃地指出了党内存在的疲沓散漫、责任心不强、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闹独立性、不愿去新区工作等错误现象，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危害，有必要进行一个深入的学习运动。这个运动必须在领导干部负责、理论与实际结合、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的方针下，正确地开展起来。提倡认真读书、反复钻研文件、多思考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的风气。

　　七月中旬，陕甘宁边区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同时开会。习仲勋和马明方出席会议。他提出：边区青年运动的方针，应是组织边区广大青年积极支援革命战争，支援蒋区青年群众的爱国运动，消灭胡匪，解放西北。青年干部要抓紧学习文化、科学、政策，学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要踏踏实实、活活泼泼、紧紧张张、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使得团的组织成为党的，坚强的后备力量和推动工作的有力助手。

　　习仲勋的报告送到中央新华总社，于九月九日播出。经毛泽东、周恩来批改后，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仲勋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和交通送来的结论提纲，均已阅悉。中央基本同意这两个文件的内容。

　　西北局干部会议结束后，习仲勋的报告迅速传达到基层，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逐步在边区、新区和解放区得到贯彻落实。

　　当习仲勋、贺龙等以主要精力主持召开西北局干部会议之时，经过一个多月政治、军事整训的西北野战军正在酝酿新的作战行动，即在渭北打胡。七月十九日，彭德怀就粉碎胡宗南对黄龙山区的进攻致电中央军委，随即发动黄龙南线战役。八月八日至十日又在澄城县以北冯原镇、王庄镇地区给敌整编第三十六师歼灭性打击，歼敌近万人，收复了韩城、合阳、澄城，扩大了黄龙分区。澄合战役后，又于十月、十一月胜利进行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

　　七月二十一日，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歼击进犯黄龙之敌，习仲勋和贺龙电令各分区：黄龙全体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采，准备迎击犯敌，直接配合主力作战。令关中、西府部队主要活动于敌之侧后，关中部队必须与四纵联系，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尾追敌一师；令陇东主力与骑旅于庆北曲环地区加强活动。三边、绥德酌情集中一部游击队配合分散的民兵，积极抗击近日出扰抢粮之敌。各分区必须用一切可能手段加强对当面敌情的侦察，积极开展政治宣传瓦解工作。

　　八月六日，在澄合战役即将打响前夕，习仲勋、贺龙联名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对战役计划提出重要建议：因敌三十六师集结冯原镇周围二十余里，正面狭窄，我们建议在战术上似应正面（西）攻入敌阵，采取小包围，有重点将其分割，打敌之指挥机关，求得一营一团的聚而歼灭之，尔后再以足够的预备队逐步扩张战果。如果歼灭其大部，再依情况乘胜连续夺敌侧后弱点而歼击三十八师或十七师，以打开南线敌我对比的状态。这一建议，对于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部署，夺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发来贺电，称赞：这一胜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战役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匪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的胜利局面。

　　十月五日、二十八日，习仲勋、贺龙联名先后向各军分区、旅发布作战命令，以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发起的秋季作战和冬季作战。在十月五日的电令中要求：为配合南线西野主力发动秋季攻势和华北第三兵团向西进展，各部队在十、十一两个月期间应积极作战。警备四旅、黄龙、关中、西府部队直接受野司指挥，所属部队整训练兵工作暂时停止，均须配合南北我主力攻势作战，并须与保卫秋收作战配合起来，只有消灭了敌人，就是配合了主力行动。十月二十八日，习仲勋与贺龙以联防军区司令部名义电令关中分区：今冬作战任务，主要是积极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与配合主力作战。以渭北总队及二十一团放在淳、耀、三、泾方面。必须强调部队执行政策，严肃纪律，深入群众工作，争取瓦解敌军，适时扩大部队。

　　习仲勋在领导新区工作中，还十分重视保护文物、剿灭土匪和组织农业生产，以巩固和发展新解放区政权和经济文化。他对部队和到新区去的同志常叮嘱说：西北是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凡我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均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的责任。早在三月二十六日，当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勋和林伯渠、贺龙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古迹文物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其种类为：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贵重图书资料、包括外文书刊、专科书籍及各种调查图表；古代钱币、铜铁钟鼎、陶瓷器皿、古字画、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区、新区的古迹名胜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树木、寺院、庙宇及其他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均需一律保护，必要时指定专人保管移交，以免损坏。后来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损毁极少，并以它不可替代的特点为社会的进步和精神文明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与习仲勋等在战争年代的远见卓识和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还注意到，在新解放区，匪患活动对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干扰极大。他亲自调查了解匪情社情动态，摸索总结土匪活动规律，正确领导剿匪斗争。黄龙分区在消灭匪患中取得了胜利，并提出了“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罪大恶极者杀，顽固抗拒者坚决消灭”的五项原则。习仲勋觉得很有借鉴作用，便对黄龙分区的剿匪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包括：首先武装打击，使其走投无路，放弃对蒋胡军的幻想；其次在武装打击的基础上，宣传政策，分化瓦解；再次军队与政府间、区、乡政府间、军队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统一组织行动；第四要注意对缴械之后的匪徒妥善安置，防止这些人再逃入敌区等。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和贺龙等联名将黄龙剿匪经验上报中央军委。周恩来批示军委一局择要通报全军。

　　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贺龙等向分区（旅）首长发出指示，指出：秋收时间已到，为保卫秋收，保卫人民利益，支援战争，各地方兵团、独立营，各县游击队、武工队、全体民兵自卫军，应坚决地协同党政民一齐行动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划分任务，坚决打击抢粮之敌。指示对驻防于不同区域的部队、武工队以及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任务、职责和活动方式都作了详细规定。周恩来批示了这一指示。翻开这段历史档案，每逢耕种、管理、收获、阴雨干旱农时季节，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军区都适时发出不同内容的计划、指示等，从中可以看出习仲勋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重视和关心，也体现他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时序也到了一九四八年岁末。为了总结全边区和新区党的建设和其他工作，提出新时期任务，西北局于十二月上旬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四日，习仲勋在会上着重就若干领导问题发表了颇有新意的讲话。他为什么要强调领导问题呢？因为他了解到，一些同志“常常喜欢争执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长那短，并不去想千百万人的大事情。有些领导机关也还不能通盘考虑问题，从远处大处着眼，考虑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何去安排这些问题，仍然是在琐屑事务中间纠缠”。“许多党的领导代替了群众组织，代替了政府机关，代替了事务部门的事情。这实际是降低了党的领导水平，减弱了党的领导作用。”

　　因而，他在讲话开始时，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做工作必须看清局势的发展，一切从发展的情况出发，紧紧把握时机，做好准备。准备什么？首要的两件即干部和政策，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为此。

　　他严肃批评了一些地方没有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像小炉匠一样，一件一件零做”，致使各地工作进度很慢，裹足不前。他认为这是由于领导方法存在问题而产生的，是领导同志对土改、建政和明年大生产这一系列工作的中心和其间的关系缺乏确切的了解造成的。他掷地有声地说：今年秋冬两季进行这一工作为的是什么？一句话，发动和团结农村劳动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他论述说：错误的领导方法，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群众，不懂得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群众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这种思想方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只孤立看问题，没有找出各种问题中间的联系；只看见现在，没有看到将来，只求形式上完成任务，没有想到更重要的是为工作前进打好基础。其根源又是经验主义作怪。

　　他在报告最后提出改善工作领导的观点。要迅速扭转上述思想方法，加强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检查工作应以群众发动的程度如何、农民群众中各种问题解决的程度如何为准绳。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习仲勋的这篇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新华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全文予以播发。发表前刘少奇对文章清样仔细作了修改订正，并批示道：此件很好。可以发表。但各地在解决群众的问题（土改和整党是关涉群众最多的问题）时，在取得典型经验后，很少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来加以推广，这是一个缺点。请以后注意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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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11-29 03:08
　　●迎接大西北的黎明

　　一九四九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巨轮即将开始新航程的一年。人民解放军在相继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战略大决战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用以维持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歼灭，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急剧趋于崩溃，从而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西北大地也和全国一样，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前夜，习仲勋的工作更为艰苦、紧张和繁忙，生活的节奏也明显加快。其时，他正当盛年，对未来充满着战斗的豪情和胜利的喜悦。延安收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又由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进入原解放军总部驻地王家坪办公。习仲勋就住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这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陕西省澄城县北部的武庄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一百一十三人，其中地方代表十六人。习仲勋是在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到彭德怀通知他和贺龙关于开会的电报的，电报说：全军党代会、前委预备会、营团（干部）训练班毕业，希望你们讲话与出席会议。改变军队番号、部队编制、后勤工作、新区与城市工作等各项亟待面商，请于一月五日前来前方一行。

　　习仲勋和贺龙由延安出发，及时赶到了武庄，参加了会前重要文件的讨论和准备工作。十二日，贺龙在代表会议上传达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十四日，彭德怀作关于一九四八年几项基本工作的总结和一九四九年任务的报告，并传达了中央关于今年要解放湘、鄂、赣、闽、浙、苏、皖、陕、甘等省，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甘泗淇、张宗逊、张德生分别就提高部队自觉纪律、加强党委制、地方工作问题讲了话。十七日，习仲勋作《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这次党代表会议，把如何接管新解放的城市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他在回顾和总结了一年来解放和接管一些城市的成绩和问题后讲道：“我们已经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同时，提出了关于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即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但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对一般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适当地改组，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对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是要它继续生产。他说：是不是要改革？从官僚资本手中转入人民手中就是一个革命。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旧的企业组织也要改革，但不要急，一定要慎重。首先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渐合理地去改革。这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

　　他提出进城之初要做好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健全并发挥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的作用，依靠工人、职员、学生和各种劳动人民的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的可靠群众基础，还要从工人、职员和其他劳动群众中选拔一大批优秀分子来做管理城市、工厂、企业的干部。他提出接收的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要区别两种情况，即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其所有财产外，其余的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

　　对城市社会秩序稳定问题，习仲勋提出，一进城市必须采取有效步骤，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收容散兵，处理俘虏，布置城防。具体做法是，首先收缴反动武装，肃清持枪抵抗和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其次邮电、铁路、工厂、库房及所有公共设施要派部队看守。三是要调配足够兵力的卫戍部队，迅速建立城市治安机关。四是立即逮捕有武装抵抗或破坏行为的反革命分子、战争罪犯和特务分子，其他敌方人员均令其到人民政府登记。五是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派组织及国民党中统、军统等反动特务组织一律解散，并没收其产业、设备、档案和信函等，其人员必须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登记。他特别讲道：要迅速解决粮食、煤炭的需要，组织粮食，组织市场，适当处理城乡间粮价物价，务使供应不断。

　　对恢复城市经济生活，习仲勋提出，先准备足够货币，供给市场需要，迅速禁止敌币使用。要严格保护工商业，又必须严格取缔奸商投机操纵，囤积居奇，违者法办。他还对学校教学、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出版、涉外事务、少数民族问题等作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

　　他提出：所有城市解放后，都必须实行军事管制，以达到有效地完成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的任务。这个军事管制机关即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军管时期的统一领导机关。他在报告最后要求，“一切到城市工作的干部，必须高度自觉地提高责任心，积极奉公，勇敢而谨慎地进行工作，必须虚心学习，善于向各方面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各种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必须更加团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各级党的组织经常有系统地检查自己和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加强纪律性，就是保持党在城市的领导的严肃性的保证。”

　　同日，毛泽东来电：二三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均能到会。并望张宗逊、王震二同志中能来一人。

　　二十四日，习仲勋和贺龙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决定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暂不成立兵团，自二月一日起启用新番号。与此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仍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二月八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习仲勋被推选为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边区参议会，用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的话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商量，因为边区是民主革命根据地，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习仲勋代议长在会议开始时发表了讲话。他首先报告了第二次参议会议后一年的工作，然后提出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继续并更加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作战，直至解放全西北，配合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继续恢复并提高生产与各项建设。

　　（三）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广大新区。他特别提出这种准备就是准备政策和干部。过去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要系统地确定，并切实贯彻下去。今后更应有计划地抽调干部，集中训练，准备派到新区去。

　　他说，还有一个议题是，为适应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要把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构和人事作一适当调整。需要我们这次会议作出决定。从他的经历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习仲勋一些民主政治思想观点和认识从这时起就逐步积累和形成，以至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度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为我国人大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贡献。马文瑞曾评价说：仲勋同志在参议会和民主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了中央方针的实现。他以身作则，善于与人团结，推心相与，共同合作，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他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讨论问题，以开诚布公的合作方式和他们交朋友。

　　十七日，习仲勋、贺龙和由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王震东渡黄河，一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从三月五日开始，十三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这次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习仲勋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的讲话，并结合西北的实际认真参加对会议精神的讨论，对如何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和如何建设新中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留下的警世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月二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又是一个阳春三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分乘一百辆大卡车和二十辆吉普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此时，坐在其中一辆吉普车上的习仲勋更是思绪纷飞：由延安到西柏坡，今天要进北平，多么大的历史变化呀！三年三个三月，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不凡进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把一座空城让给胡宗南，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岁月。一年后的三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转移到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今天，又是三月，中央机关要进入北平，中国人民革命已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车队经过两天的行军到涿县宿营。中央决定三月二十五日在西苑机场会见群众代表和举行阅兵式。这一天，习仲勋随中央首长坐火车进入北平，乘汽车巡城观光后，住北京饭店。

　　在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习仲勋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使他感到高兴和快慰。三月一日，他与齐心结婚六年后第一个孩子在延安桥儿沟的中央医院出生。秘书黄植将这一喜讯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的习仲勋，祝贺他得了一个“千金”。因为是在桥儿沟出生，齐心的母亲给孩子取名“桥桥”。二是习仲勋在北京饭店同齐心的父亲和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的齐心姐姐齐云等见了面。习仲勋回延安时，还带回了姐姐写给齐心的家信，信中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特别告诉妹妹说：我见到了年轻有为的习仲勋同志……

　　当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西北战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解放和收复了铜川等十座县城，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北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王震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的报告。习仲勋在扩大会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南京的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是天真的想法。从我们长期与他打交道的经验证明，胡宗南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同时又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上将呢！中央已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草，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习仲勋在这一时期以很大精力投入这一工作。在此之前的四月十二日，习仲勋对全边区公安保卫工作发出指示：正由于我们将要取得全国胜利，大西北将要全部解放，今后的保卫工作不是减弱，而是加强。到六月以后，将是数十万野战军在西北作战，陕、甘、宁、青、新等省的大块地区和西安、宝鸡、天水、平凉、兰州等城市，将迅速解放。这些城市，人口集中，情况复杂，我们在这些城市中，要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将不能应付这样复杂的局面。他还对老区、新区的中心区和边沿区的工作以及反特斗争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要加强学习，培养干部，改进领导，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及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也要学习文化。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了，事情就好办了。

　　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勋在西北军区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在西北，大规模的战争还在后面，后勤工作要加强。第一，在新的形势下要足够认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没有后勤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要完成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的。第二，后勤部队政治工作干部也要善于做政治工作，善于用政治工作去指导动员、教育具体工作。政治工作要根据工作对象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方法针对专门业务部门的具体情况进行。第三，要做好支部工作。支部工作做好了，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才有保障做好。

　　五月十日，习仲勋出席西北局在延安桃林广场举行的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干部工作队进驻西安，是协助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保护和建设西安市，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使其成为生产与农村经济相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城市。他说：我们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个政策呢？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把城市管理好和建设好。他强调说：必须保持严格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胜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设西安市的任务。一切要按政策办事，不许违反政策，所有重要工作事项，都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发现问题时，先请示上级再去处理，不许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到西安去的各个部门、单位及全体干部，必须完全服从军管会的领导。他要求全体干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习，对于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必须从做小学生起。我们不怕不懂，只怕不学。只要我们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我们就可以当大学生；反之，怕当小学生，就永远是个小学生。

　　这时，习仲勋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即西北军区和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的和平谈判正进入艰难曲折阶段。五月五日，习仲勋在延安会见第二十二军派来谈判的四名代表，阐明了党的统战政策，并告诫他们：机不可失，起义不能再迟疑。十二日，习仲勋亲笔致信榆林分区领导：

　　一、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协议，二十二军仅先就左协中可控制的整编一个师，余俟将来再说，其地方团队不在该师整编之内，统归榆林分区接收处理。

　　二、地方团队经郝、雷进行工作，争取主动改编极为重要，其编制原则，以我军为基干编组消化，而不是原建制不动或单独编一支队伍，其军官选择好的留用，坏人资遣，其他集训，予以改造，务希妥为安置。其士兵老弱残废及有嗜好传染病者，或个别地富反动分子，统予遣散，其中罪恶重大者务须向人民悔过并交回地方人民监督转变，其坚决不愿干者准予解甲归田。编制时间不宜过早，俟榆林代表归后再动，如此，则他们互相挟制，更对我解决问题有利。否则，该团队可能提出过高要求，或以早起义来抬高价钱。总之，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解决，务须妥善掌握。在习仲勋等的具体指导和推动下，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接受和平改编条件，榆林宣告解放。

　　五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二十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历史悠久而成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十一朝古都回到了人民手中。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至六月初，二十三座县城解放。身在延安的习仲勋获悉西安解放的消息心情极为兴奋。早在二月二十八日，为了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习仲勋就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五月十八日，习仲勋签发西北局转中央军委关于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电报。电报特别指出：在贺龙同志回来以前，由贾拓夫主持军管会及准备筹划所有接管西安市工作。五月二十四日，以贺龙为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为副主任的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并开始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等也开始准备由延安向西安转移。同日，习仲勋签发西北局关于中共西安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

　　五月底，习仲勋离开延安时，在王家坪宣布西北局决定，中共陕北区委、陕北区行署和陕北军区成立，领导陕北老解放区工作。随后与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乘吉普车向西安进发。天下小雨，山路泥泞，汽车不时出现故障，行程艰难，当天夜宿洛川。他连夜开会并看望伤病员，第二天又在咸阳住下，进一步了解西安的情况和研究进城事宜。进入西安城内，暂住原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新城大院。后习仲勋、马明方等几位领导搬至建国路原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公馆住宿和办公。

　　六月四日，刚刚在西安出版的《群众日报》（西安版）发布重要消息：西北人民领袖、党政军负责同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兼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贺龙和马明方、刘景范、赵寿山等均已抵达西安。他们对于长期在蒋胡集团压迫下的全市工人、学生及各界人民的生活极表关切。全市人民闻悉自己的领袖到达西安，并将第一次与市民会面，万分兴奋。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解放大西北的任务，为了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分任第一、二书记，习仲勋任第三书记。由于彭德怀正在指挥第一野战军向甘、宁、青、新广大地区进军，军务繁忙；贺龙不久即筹备率军入川与第二野战军会合作战事宜，习仲勋分工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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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2-3 00:15
　　●胜利前夜

　　习仲勋到西安后很快了解到，回到人民手中的古城，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了十一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反扑。西安城内国民党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时任习仲勋警卫员的岳玉峰曾讲述了当年，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足见西安刚解放时敌情的复杂、秩序的混乱和形势的严峻。他说：“我们进城后，先住新城院内。一天早晨，我正在打开水时，遭到了敌特分子冷枪袭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手提的开水壶，开水顿时漏了一地，幸好没有烫伤身子。有关方面考虑到领导同志的安全，就安排我们搬到了北院门又到了建国路。”根据军队和党政机关所面临的特殊情况，习仲勋和贺龙及军管会的同志要求守备部队展开积极防御，制造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已由华北到陕的舆论，使敌不敢轻举妄动，加紧接管，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特务分子。同时千方百计地调运十万石粮食进城，以解粮食供应不足和备战需要。

　　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综合马明方、贾拓夫、张经武报告致电中央，报告西安情况：

　　（一）经几天努力，市内治安逐渐好转，敌特大的活动已停止，已破获最新电台一座，已发现未处理的高级电台尚有十几座。银行成立后二十六日商店半数开门。但由于迟到一步，工作被动，进展不快，如潜伏敌特势力基本上未搞清，收集散兵游勇刚开始。仍有零星抢劫案发生，谣言很多，市民恐怖心理未完全去掉。二十六日晚曾专作讨论，决定在几天内，以肃清敌特，巩固革命秩序，完成接管工作为中心，迅速建立和加强公安警司工作，统一野战军及地下党力量，有步骤地推进群众工作，打下比较坚实的工作基础。

　　（二）南山有敌军地方武装时出骚扰，六军拟抽出大部力量进行清剿。

　　（三）西总除十六大队外，均已陆续到达。

　　（四）房产管理干部未到，登记管理工作尚未进行，提议边区机关待各方面工作准备就绪，再有计划有秩序地进城。

　　（五）军大招生搞得不好，已决定暂停招生，待西北局决定公布后再办。

　　进入六月，华北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相继进抵陕西，编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使一野兵力由十五万人增加到三十五万人，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我军在兵力对比上的劣势。第一野战军在眉县、咸阳、礼泉地区给胡宗南部一六五师和青海马继援部以惨重打击，粉碎了胡、马反扑西安的图谋，继而又胜利发动了扶眉战役、兰州战役，并追歼残敌，解放青海、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和陕南、陇南。六月十九日晚，习仲勋出席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市建国公园召开的紧急会议，集中讨论了击南击北（即打胡打马）问题。七月六日，他出席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咸阳召开的第七次扩大会议，确定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同时与贺龙发出指示，要求地方大力配合与支援野战军主力作战。在扶眉战役中仅关中新区就支援粮食一亿九千五百万斤，送军鞋五十五万双，出动担架九千三百副，大车二千七百辆，保证了作战部队的需要。兰州战役之前，大批作战物资运至宝鸡、陇县，因道路泥泞受阻。习仲勋指示地方部队和政府，克服一切困难，将十八万套冬衣和大批粮食、弹药、军鞋送往前线。

　　八月二十八日，他又同贺龙等赶往刚刚解放的兰州，出席彭德怀在前线主持的西北局常委会议。习仲勋一行乘坐一辆美式吉普车自西安向兰州进发。秋雨霏霏，道路泥泞，已经使用很久的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艰难行驶。但在快到陕西彬县时，车子抛锚熄火，司机王玉忠急得一边抹泪，一边修车，但还是无济于事。他们临时决定在附近群众家借宿修车。习仲勋关照大家休息后，对警卫员岳玉峰说：“群众家的铺盖不够，你把车上带的被子拿下来，我们合铺睡觉。你们年轻人瞌睡虫多，要睡好，明天还要赶路呢！”许多年后，年已七十五岁的岳玉峰还深情地回忆起他在赴兰州途中与首长合盖一床被子的往事。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八月六日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指示，以及如何进军四川、新疆等重大问题。会后，习仲勋检查了解了甘肃省支前和稳定市场物价工作，并针对有同志提出利用政府和部队掌握的交通工具对石油、食盐、药材，皮毛等实行专卖，以限制私人从事此类经营活动的建议，强调说：这种专卖的办法估计没有什么好处，不要去试验它，否则会吃很大的亏，划不来。习仲勋于九月三日离开兰州回陕。

　　习仲勋一行西赴兰州，行色匆匆，但他们的心情是极为愉快和宽慰的，因为这座城市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了。当时随行的西北局常委、西安军管会副主任贾拓夫赋诗《奔入兰州》（一九四九年兰州解放第三日，我随贺龙、习仲勋等同志到兰州）一首，记录了他们共同的心情。诗曰：“方从西线传捷音，又看红旗卷西风。黄河奔腾逐沙浪，兰州古城庆新生。此地陇右为重镇，一战可定甘宁青。奔波千里无倦意，入城所见皆笑容。”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习仲勋长期以来牵挂的一件心事有了着落，这为他紧张而繁忙的工作生活节奏添加了一个舒缓快乐的音符。七月的一天，已经失散十余年的二女儿乾平由西北局工作人员和陕西省乾县县委的同志带领回到了他的身边。女儿望着陌生的父亲不敢相认，爸爸抚摸着身体瘦弱的女儿更是百感交集。这时，西安刚刚解放，夫人齐心和其他子女还在延安没有起程南行，而分离多年的女儿的到来，便成为习仲勋进城后与之相会的第一位亲人，他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半个多世纪后，已经退休在家的习乾平深情讲述了早已尘封的往事：我是抗战初期出生于关中分区首府所在地马家堡，那个时候，国民党连续掀起反共高潮。父母亲投身于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他们要打仗，要工作，游击不定，就把我寄养在堡子上一户没有子女的农民家中。后来奶妈带着我离开了马家堡，回到了自己的娘家乾县贺家窑村，后又改嫁到屈家村。这里也就成了我离开爸妈后的第三个家。那个时候我的奶妈尽管过得非常艰难，但是还把我拉扯了十余年。其实那时爸爸也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寻找我。记得一次我正在院子里同小伙伴们玩耍，有两个牵马的人来到这里询问我的情况。奶妈一看着急了，就赶忙把我拉回屋里，用被子把我盖得严严实实的，让我躺在炕上装病，担心被来人看到。类似的事情还有过几次。西安一解放，县上的同志就领我去见爸爸。我离开乾县农村时，奶妈还特地为我缝了一件新衣服。我当时身体非常瘦弱，胳膊细细的，来到爸爸身边不长时间，胳膊就胖得从袖口伸不出去了。

　　在此期间，习仲勋等领导的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广大城乡接管工作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和恢复建设初步展开。八月四日，习仲勋对西安解放后两个多月来关中地区的工作归纳为：第一，迅速和比较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接管了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保护了铁路、邮电和工厂等国家财产，积极努力地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笫二，消灭和收编了地方反动团队和土匪将近两万人枪，初步开展了肃特工作，使境内成股的反动武装已近绝迹，零散土匪和潜伏敌特更加孤立。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努力地建立了人民武装。第三，全力支援前线，夺取了第一野战军扶眉战役的胜利和迅速西进，造成了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有利形势。习仲勋还领导和支持西安市军管会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企业二百四十个，人员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人。接管过程中，邮电基本通畅，电力交通迅速恢复，铁路陕西段很快通车，革命秩序初步建立，稳定了金融，平抑了物价，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进城伊始，百废待兴，一个成熟并富有远见的领导者，是在事物的不断变化中，把握其本质，预见其发展方向，在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习仲勋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

　　在夺取全国胜利的特殊历史时期，关于大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报告请示接连不断地汇集到了他的案头，亟待他作出决断和批示，许多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他作出及时处理。八月三日，习仲勋仔细审阅了西安市军管会呈送的关于金融管理问题的报告后，即亲笔致信军管会后勤处处长陈希云，对贯彻这一办法作出了具体指示。信中说：希云同志，管理银洋办法，除个别字句已作修改外，还有如下意见：（一）对违法行使、倒贩银洋者之罚款、判处等，必须明确规定由某级政府或某一专门机关处理。不然，下边会因争得奖金而搞乱。（二）对违法行使银洋犯之处罚，须区别初犯、屡犯、一般贫苦群众或投机商人等情况，分别对待。请慎重考虑后再加修改，在政府会议通过后颁布。

　　八九月间，他连续主持召开或出席新解放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西安市各界代表会议、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作，他认为：接管城乡工作已经完成，应当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乡村，同时兼顾城市。他提出乡村工作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正确掌握政策，实行合理负担，用大力支援前线。力求公平合理，节省民力，尽可能做到战争和生产两利。

　　（二）积极建立人民武装，继续肃清反动武装。

　　（三）开展普遍的群众斗争，反对恶霸，反对土匪，反对特务。

　　（四）摧毁保甲，清理国民党人员，初步建立乡村人民政权，让农民当政。

　　（五）组织农会，建党、建团。

　　关于城市工作，他首先提出了“建设人民的新西安”的口号。他说：“必须团结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阶层各阶级，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全市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少数民族等，都应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建设人民的新西安。”他说：今天西安市基本上还不是一个生产的城市，而是一个消费的城市，还不能以大量的生产品供给乡村，乡村农民还没有力量购买消费城市的生产品。希望城市中的工作人员、青年学生等，大批地到农村去工作，只有与建设城市同时积极进行农村民主改革，才能更有条件地为建设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而努力。

　　九月二十三日，离新中国成立只有七天时间，习仲勋及时提出西北经济建设问题。他说：战争结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建设事业中又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骤。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他指出了企业管理和工会工作存在的一些缺点，提出：我们要争取在明年五一前后，把全西北的工人群众基本上组织起来，召开全西北职工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西北总工会。这样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起积极领导作用。我们的眼睛要常常往前看，望着那些新的发展着的东西，我们工作就永远是胜利的。

　　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五十六名委员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在第二天诞生。

　　这一天，习仲勋工作到深夜，仍无一丝倦意。他投身革命二十余年，矢志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但是，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民主、自由和幸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有的甚至倒在了胜利前夜；许多熟悉的同志和战友也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这一天到来。他望着床上熟睡的孩子，想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新的纪元开始了。

　　历史在这里转折，新的希望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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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12-7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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