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填表时必填的籍贯，在古代有多重要？ - 徽帮棋友会

一连串“灵魂拷问”后，不少小伙伴感到一丝头疼。其实仔细想想，个人信息表中需要填写现居地、户籍地、出生地这些信息并不奇怪。毕竟，这些地点与我们生活关联度很高。

相较而言，地点中“籍贯”一词有些奇特。“籍贯”指祖居地，意思接近于老家或是祖籍，写到县级单位。一般而言，“籍贯”与你终身相伴，不会发生变化。

古人在介绍自己时经常会提及自己的祖籍地信息，尤其是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他们甚至比现在的我们更重视自己的祖籍，尤其是一些出身很显贵的士大夫。

只是那个阶段，祖籍地并不用“籍贯”一词指代，而是用“郡望”一词。所谓“郡望”，是指自己家族在州郡显贵的世族。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祖籍地“郡望”，主要是受门阀制度的影响。魏晋以后，涌现出许多大姓，如《乌衣巷》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家”提到的王、谢两姓，王、谢两姓就是指王导、谢安二人的姓氏。

魏晋时期，开始按照地区划分大姓，山东一带出现了王、崔、卢、李四大姓。望姓氏族大多步入仕途，身居要职，代代相袭。由于这些望姓在一地长久居住，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些大姓，乃至他们居住的地点，逐渐成为普通人仰慕的对象。门阀制度的影响下，“郡望”重要性逐渐提升。“郡望”信息一定程度上代表古人的身份地位。古人非常喜欢讨论自己的祖居地，魏晋时期还一度产生“郡望”热，名门望族的士大夫都以郡望为豪。清人钱大昕曾提到这一现象：

他们有办法扭转这样的局面吗？有一个方法——修改“郡望”。魏晋以后，不少寒族子弟为了攀附名门望族，不惜暗戳戳改掉自己的祖籍地。比如当时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是望族，但凡是姓李的就一口咬定自己郡望是陇西的，姓王的就咬定自己郡望是“太原”或“琅琊”。这一做法相习成风，于是出现了非常诡异的局面。当时如果你去问一些寒族子弟郡望信息，凡是问到姓周的，他们就说自己老家汝南的，姓刘的就说自己是彭城的，姓张的就说自己是清河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好像都成了同根同源之人。

“郡望热”一直到隋唐之际还有。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他在提及自己郡望时，就会说自己是彭城的。清代有人总结了郡望和姓氏的规律，说唐代的郡望：

“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

反正问的是祖籍，想考证几百年前的情况大概也有些困难，你不妨就信了吧。唐以后，士族门阀制度取消，郡望的热度随之下降。后来的人们在介绍自己时，祖籍地“郡望”不再是一个必须要提供的信息。不过，宋以后直到当代，文人们在写书或题词时还是喜欢提一提自己的郡望，“寻根问祖”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也有。古代的“籍贯”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户籍地这一概念，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为紧密的。在古代，若你拿着“籍贯在哪儿”这一问题询问古人，他一定会摸着胡子，严肃而又认真地回答你：

对他们而言，“籍”与“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籍贯”也可以倒个个儿，称为“贯·籍”。古人书写履历时，常常是先写“贯”，再写“籍”。比如下面这份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的个人信息格式写法就是“贯 ✕✕省✕✕府✕✕县 ✕籍”。

“贯”，也被称为“乡贯”。古代政府主要是通过“贯”来编户。而古人“籍贯”中的“籍”主要指役籍。

说到“籍”，大家马上会联想到前段时间热播古装剧的《梦华录》，女主赵盼儿早期的身份是乐籍。想的没错，乐籍是“籍”的一种。古代乐籍隶属于贱籍（如果对贱籍感兴趣，可以戳：古人想脱离贱籍？哪有那么容易），贱户的社会地位很低。

不过，古装剧呈现的只是当时社会的一小部分。社会中有贱籍，自然也有良籍。而在古代，绝大多数百姓都是良籍，也就是以良民身份生活的普通民众。

普通百姓按照承担的徭役不同，可以被继续被划分为不同的役籍。比如元代“诸色户计”，把百姓划分为冶金户、打捕户、姜户、葡萄户（以种植葡萄为业的人户）、军户、匠户……这也是按照徭役划定户类。

但要论划分役籍最严格与规范的，还得是明代。明代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政府运用黄册、鱼鳞图册、路引等方法把民众牢牢锁在土地上。明代普通百姓被划分为不同的役籍中，包括民籍、军籍、匠籍，灶籍、盐籍、商籍、官籍……明《后湖志》载：“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大意是明代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以军籍、民籍、匠籍、灶籍这些身份生活。不同役籍的百姓幸福感也有差别，军籍因为有被勾军的风险，幸福感比较低，灶籍因为可以免除一些杂泛差役，幸福感更强。

拥有役籍就意味着需要承担相应差役。古代当差主要是通过缴纳实物或承担差役的方式。例如，民户需要承担常规徭役，匠户需要承担手工业劳役，灶户、盐户需要承担制盐工作。虽然听上去这些差事也挺累人，但他们总体还是要比前面说的乐户（贱籍）社会地位高。毕竟，他们有成为生员与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

清代中前期，百姓仍被分为民籍、军籍、商籍、灶籍四大类。不过，此时的赋役征收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明中后期，张居正进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和其他杂征合一，统一征收银两。清中期，又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丁银全部摊入田赋中进行征收。简单来说，就是人不用亲自去当差，可以通过交纳钱粮的方式完成差役。

随着明清两代赋役制度的改革，籍贯中役籍信息逐渐弱化，地域性含义逐渐增加。与此同时，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出现了许多与居住地点相关的新词语，比如表示现居地的“寄籍”，这些词语的出现，又让“籍贯”一词表现出原籍与祖籍的含义。

百姓需要承担的徭役种类与其所属的“籍”有着直接联系。打个比方，在古代，如果你是军户，那你的“籍”就是军籍。按照当时的规定，你所在的户里必须得派一个人到军队当差，其他人负责补役、资助（帮贴）。若是前去当差的这位中途逃跑了，那你们还得再出一个人接替前往。换个情况，如果你是个民户，那你就是民籍。你需要承担正役，负责朝廷摊派的一些杂役。当然，赋役制度改革后，你可以足不出户完成这些差事，交纳钱粮就完事儿了。

“籍”的种类与学额分配也有关联。学额主要是指科举考试时每次考试录取府县学生的名额。古代在哪儿考试，以什么身份考试成功的概率有很大不同。清代初期，商籍、灶籍有特殊的学额。由于商籍、灶籍进学率高，清代还发生过一些民籍考生冒充商籍考生应试的情况。

“籍贯”所含的地点信息同样非常重要，它与考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应试地点与做官地点的分有直接关联。按照惯例，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应当在原籍应试。但是随着明清之际人口流动的加速，这一做法也出现许多不适性。科举考试中出现了一些“冒籍”现象。

王国昌原籍是徽州籍，后来成为余姚籍人胡膏的养子。最早，王国昌以余姚籍生源的身份参加了顺天乡试，中试后，被说是冒顺天通州籍，不幸除名。王国昌虽然郁闷，但也只能选择再考，这一次他以徽州籍人身份参加了应天乡试。考上后，仍然又被说是冒籍，继续除名。这次王国昌很生气，跑到京师申辩说“谓既斥于顺天之浙籍，再斥于应天之徽籍，姓胡既不可，姓王又不容，则天壤之间，当置臣何？”因为做了养子，去哪儿考试都被说是冒籍，听上去确实有点无奈。

故事一方面反映出明代人口流动加速后对回原籍科考规定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籍贯地点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要性。

对古代官员来说，籍贯还影响了为官员地点的分配。古人做官实行地域回避制度。明代，早期北人任南官，南人任北官，后来，逐渐演变为不得在本省为官，“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到清代，考虑到人口流动的因素，清代官员既不能在祖籍的方圆五百里地为官，也不能在长期居住地的方圆五百里为官（长期居住地也被称为寄籍）。

这么看，“籍贯”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普通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质量。“籍”与差役直接关联，那如果古人不想手头的差，想换另一个差，可以向上面申请修改“籍”吗？

《明律·户律·户役》载“人户以籍为定”。一般而言，役籍是世袭的，出生时隶属于哪个役籍，就属于哪个役籍，待你孩子出生后还是隶属于哪个役籍。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例如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夏言“疏乞除其家府军左卫军籍”，获得批准。差役折合为钱粮后，为了获得某种户的赋役优惠，民间也会通过某种特殊方法“改”籍，比如通过顶替绝户（原户下无人）、析户等方式进行改籍。

“籍”也随政策变动而发生变化。清代初年，匠籍取消。雍正年间，贱籍废除。这也是“籍”变化的表现。

对个人来说，“贯”指原籍，一般是固定的。不过，考虑到实际情况，清人想了个办法来应对人口流动与回原籍应试的矛盾——允许寄籍应试。寄籍就是入籍他省，满足科考条件后，在寄籍地参加考试，听上去人性化很多。清人想获得寄籍也得经过重重考验。首先，你得在当地买上房，其次，你再住上二十年，等各方面都像是本地人了，才可以获得寄籍。吴荣光《吾学录初编》载“他省人于寄居地方置有坟庐已逾二十年者，准其入籍，是为寄籍”。清代很多地方志中记载的官员，都标注了寄籍：

民国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消亡，“籍贯”一词的重要性进一步减弱，成为主要指代祖居地的词语，而这一含义则沿用至今。

总的来看，古代的祖居地信息主要是通过“郡望”一词来表现。而古代的“籍贯”一词更接近于当代的户籍地概念。“籍贯”与民众承担徭役种类、科举考试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古代人口对土地的依附。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寄籍”“出生地”“现居地”“户籍地”等新的地点名词出现，“籍贯”逐渐退到幕后，成为指代祖籍的词语。

有人会问，籍贯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登记“籍贯”呢？这是因为，籍贯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人口变迁的历史与人口迁移状况。更多的时候，我们自身也需要“籍贯”信息。它默默地提醒着我们，无论走都到哪儿，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