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滁州岁月：奠枕楼上的华胥梦与为民解忧之心 - 徽帮棋友会

有宋一代，有两位特出的先贤，在地僻而事简的滁州留下过踏石有印的痕迹。一醉翁亭，一奠枕楼。在其上，分别镌刻着欧阳修的“与民同乐”与辛弃疾的“为民解忧”之心。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这38年间，滁州的处境很不幸，金人七次大规模渡淮入侵，两淮之间饱受战争之苦。一直身处抗金前哨的滁州，屡陷兵燹；它又是幸运的，那一年，辛弃疾出知滁州。

辛弃疾21岁掷笔从军，为耿京之掌书记，出道后数建奇功，屡上奇策，时“有文武材，伟人也”之谓。辛弃疾文目光如炬，惜生不逢时，他从军还没施展抱负，就率耿京义军一部投了南宋。南宋小朝廷对他也没当回事，只给一个“江阴签判”小文职，轻松地打发了他。

一心光复的辛弃疾一直心有不甘，宋孝宗继位后，痛改宋高宗的避为战。辛弃疾看到机会上了门，便趁势连续上书，给江淮宣抚使张浚献上“分兵杀虏”之策：借关陕、西京、淮北和海上这四路佯攻之势，调动金军主力，待江淮前线空虚，再以数万精兵奇袭，图收复山东之举。他企把“围魏救赵，调虎离山”，从纸上搬到现实。

谁知南宋抗金四大名将”之一的张浚却肢解了辛弃疾的战略，仅取了他的“主攻山东”之计，却丢弃了最关键的“四路佯攻”之策，一味轻敌直攻，结果只能尝到苦果。

辛弃疾当时的眼界为何能高出同侪许多？原来所来有自。在他还是少年郎时，一心复国的爷爷辛赞就让他借去金都考公之名，实则行搜集金军情报之事。受爷爷教诲，辛弃疾打小熟读《孙子兵法》，心中种下抗金复国的准备。因为知己知彼，面对金军战斗力强却调动缓慢，他才设计出“四路佯攻”之计，调开江淮对面的金军，以精兵猛攻，利用金军回援不及，可一举拿下山东。名将张浚却是徒有其名，不能把辛弃疾的战略布局执行到位。一旁没有决策权的辛弃疾只能捶胸顿足，徒呼奈何。

1165年，辛弃疾向朝廷上书反对议和，同时在上书中提出滁州是战略要地，金人不破滁州，不敢入侵，既撤离，又以滁州兵断后掩护。因此，滁州不可轻易丢失。可能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中有人看懂了一直站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的“别有怀抱”。

辛弃疾当时所见的滁州，“周视郛郭，荡然成墟，其民编茅籍苇，侨寄于瓦砾之场，庐宿不修，行者露盖，市无鸡豚，晨夕之须无得”（见崔敦礼《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

这样的烂摊子，亟待一位能收拾残局的大国手。辛弃疾在当时的南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跨界人物，文可为相，武可为将，抓经济建设更是位不世出的奇才。左手农业，右手商业，一系列招商富滁的举措出台了——“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

他规定凡是来滁州做生意的商贩，按原来的十分之三来征收赋税。他当时出台的这条这种特区政策，算得上是恢复滁州经济的一味大补药。他还贷款给城里居民，让他们翻盖自家房屋。

在这系列政策复合推进下，滁州的“荒陋之气，一洗而空矣。”经辛弃疾大国手革新过的滁州，“自是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滁州奠枕楼记》。

辛弃疾知滁之时，不仅通过宽征薄赋、招商引资等措施盘活了经济，还高度关注金国内部情况。他在综合得到的情报后，得出了“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的惊世大判断。

他这则预言见载于南宋景定年间谢枋得任江东转运司贡举考试官时所拟策问试题中：犹记乾道壬辰（1172年），辛幼安告君相：“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绍定验矣，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

辛弃疾的“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的预言是在“对金国内部情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的前提下做出的判断。可惜的是，他这先知般的预言没能得到一直在临安忙于观看西湖歌舞的赵皇帝与一帮文武要员的重视。在他预言后的62年，金国被蒙古人所亡，南宋最终也如他所料被蒙古人所灭。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春至乾道九年冬，辛弃疾主政滁州两年，他“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的治国才能在这里得到一回小试牛刀。

辛弃疾一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失国之悲，终其一生，都是他无法释怀的痛。他的后半生，一直用他的诗词守望失去的中原，为在沦陷区内用天灵盖硬扛金人狼牙棒的同胞们伤怀不已。

遥想辛弃疾当年在滁州，繁雄馆内把吴钩看了，奠枕楼上将栏杆拍遍，一夜吹彻玉笙寒，无人会，其登临意。这份孤独很圣贤，也很落寂。

滁州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城，一直没有忘记过辛弃疾治滁的功绩。市区龙蟠河公园内设有辛弃疾雕像，南谯区双洪公园内也复建了“奠枕楼”。但双洪公园内此楼的格局与位置都与历史上的“奠枕楼”不相符。

辛弃疾当年在滁创建的“繁雄馆”“奠枕楼”到底是什么样的建筑? 它们是同一栋上下两层名称不同、作用不同的建筑。当时奠枕楼原址又在滁州哪里？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卷四十二“淮南东路滁州篇”中这样记载：“奠枕楼在招福坊”。可以告慰辛公的是，懂得感恩的滁州已在原址重建奠枕楼，外地游客若打卡此处，当不负此行。

辛弃疾当年为安抚民心，让滁人有一个登楼远眺、共享升平的地方，他用结余下来的财政收入，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招募的工匠和州里的厢兵的协作下，修起了繁雄馆，为来来往往的商人提供交易、休息还有储存货物的场所。新馆邸建成，取名为“繁雄馆”。由于木料充足，他在繁雄馆上加层建造了当时滁州的第一高楼——“奠枕楼”。

据载，奠枕楼建成后，受委托为它写记的是时任平江府府学教授的崔敦，他本人也能没亲临滁州实地考察，而据辛弃疾书信中所叙与介绍撰写了《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这种事在当年并不罕见，传世名篇《岳阳楼》也是这样诞生的。此文收在四库全书《宫教集》卷六。同时，辛弃疾的同乡好友、当时身在滁州的周孚也写了一篇《奠枕楼记》，他还有《奠枕楼赋》（济南辛侯作奠枕楼于滁阳余登而乐之遂为之赋）等作品。

今天的人们，上黄山、登岳阳楼，游醉翁亭，赏沧浪亭，其迹是游山玩水赏风光，其本却是对经典文化的一种致敬。一如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那些 “我正在重读”而不仅是“我正在读”的那些史册与风物。当年辛弃疾“招商富滁”的繁雄馆与“为民解忧”的奠枕楼，就是滁州经典的历史文化之一，滁州对奠枕楼的重建，不仅是一馆一楼的重建，更是对我们曾经丢失的文化传统的重建。重建奠枕楼，是对辛弃疾“与民分忧”的济世情怀最好的记念，也对他“招商富滁”的创新精神的再度弘扬。而醉翁亭与奠枕楼在滁的重建，是滁州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承与致敬。

今时今日的滁州，政通人和、上下同欲。当下的滁州，依然需要一种叫“招商富滁、为民解忧”的精神；当下的滁州，仍然需要一个能登高揽胜、安居高卧、与民同乐的“奠枕楼”。

当年，辛弃疾与滁州有过“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之约，今天，当幼安先生的英灵故地重游，看到当初他那“为民分忧”的奠枕楼与欧阳先生“与民同乐”的醉翁亭已并为滁州的文化双子星座时，定会竖起大拇指，反手给一个“我见滁州多妩媚，料滁州见我应如是”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