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扎里“长”出的国家，不去一次可惜了 - 徽帮棋友会

老头儿拎着黑色垃圾袋钻进车厢，左右开弓。“砰砰砰”，垃圾袋里的玻璃板应声碎成两截。他举起手中的金刚石切割刀叫卖。几个脑袋就聚拢过来，有“哇”的，有“哈哈哈”的，窗外伟岸的巴布尔骑马雕像，瞬间被高低起伏的黑色方帽遮住。

司机以两记鸣笛掐断了老头儿的个人秀场，496路公交车则优哉游哉地开启“巴扎穿梭”。接客数轮后，成箱成筐的桃、李、杏、梨逐渐占领通道，又顺着颠簸滚落到座位底部。倾泻而出的甜熟香气中，水果贩子四面防守捉襟见肘，前排小孩则以哭声应和。

买卖会聚的人流也吐出些移动的地毯、床上用品、家庭装卫生纸，被勉强撑开的车门吸进来，好一会儿，背后才露出半张脸，拧着眉头：“动，动，动——啊——”

换言之，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画风如此市井的“出国”，当然自身也无法“出淤泥而不染”（物理意义）。停下买瓶水，从背包里摸出护照，就被口岸沿街无差别喷射烟灰的烧烤摊熏制入味，眼泪汪汪地走进边检站。

幸好，远处有若隐若现的隔离墙，身边零零星星飘过白色羊毡帽和蒙古人种面孔，提醒我正处于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而不是奔赴另一场大集。

然而细细想来，从“丝绸之路”到“低端全球化”，以乌兹别克斯坦为起点，向中亚乃至世界延伸的每一种流动与联结，似乎都能在独属于巴扎的喧嚣与浮躁中找到线索。

以塔什干楚苏（Chorsu）巴扎为例，这座历史悠久、规模可观的集市，空间结构呈同心圆状，类似藏传佛教中的“曼荼罗”。最高处是一座松石绿色的穹顶，阳光渗过天窗，将“同心圆”的“轴心”——生鲜肉类区照个通透。

柜台两侧站满成年男性。挂钩上，新宰的牛羊已经就位。血红的肉、雪白的脂肪、巨大的尾椎和心脏，如战利品般罗列。腥膻味、烟味，分筋错骨的惊悚动静，将空气里的雄性荷尔蒙翻搅起来，向来者宣示某种不容侵犯的权威。

作为一个东亚女性，我每每驻足偷瞄，都会迎上诧异、嘲讽的盯视，偶尔也收到几句问候，“你哪儿来的”“想要什么”，无异于友善逐客。我只好向“轴心”的边缘后撤，直到混入选购乳制品、肉制品（香肠、冻鸡、绞肉）的主妇，“越界”带来的尴尬和负罪感才会逐渐退却。

走出穹顶，台阶一圈圈蜿蜒向下，辐射至生活各个方面，关于掌控力的展示却并未落幕。果蔬从麻袋、泡沫塑料盒里解放出来，经过分拣，码成工整而错落有致的堡垒，饱满丰硕的部分朝外，露出浓厚的红黄黑绿紫。摊主则站在约半米高的台子上，对买家形成俯视姿态，叫卖、上秤、还价、侍弄货物的过程成倍放大，水到渠成地升级为仪式。

类似的造势策略，我也在塔什干另一处禽类市场里领教过。在那里，几乎每个档口都有“凶悍大鸟”营业：或是公鸡，体态矫健，在摊主的怂恿下高速扑扇翅膀，向彼此发起挑衅；或是鹦鹉，毛色鲜艳但眼神警惕，经常亮出粗壮的爪和喙，暴力拒绝各种“亵玩”。

它们极少创造收益，却是真正的“话事鸟”。它们必须获得关注，否则就与“盘中菜”无异。因为那些在铁笼里看似无知无觉，只频繁向地面排泄的肉鸡、鸽子，会被高亢的打鸣声、过客的尖叫声加持。

巴扎仿佛剧场，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制度、规矩、区隔、权力梯级，以最简单直白的方式被反复书写，加粗，放大，折射社会的复杂脉络。但它或许更像美国人类学者格尔兹眼中的巴厘治理之道——表演不是隐喻，不是幻象，而是生动的实践本身。

游客解锁楚苏巴扎的窗口，其实已经位于“同心圆”的外围。瓷器、花帽、刺绣、丝绸、乐器、干果、香料、馕、骆驼毛绒玩具……所有必要元素齐聚一堂，纤毫毕现地堆叠出正确的丝绸之路想象——古老，神秘，富庶，光怪陆离。

在这座沉浸式的“盆景”中，圈形台阶被幽深曲折的甬道彻底淹没。黄色帐篷遮天蔽日，如浪潮般翻涌。商贩化身水草，舒展地缠住周围期待的镜头与目光，随时为各种奇观添加解释。打开旅行攻略，总能读到类似的评价：“来这里买些特产，和热情的当地人互动，你会更了解中亚文化。”

然而，藏在巴扎里的“中亚文化”，总能汪洋恣肆地溢出图像与修辞，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更类似于微妙而瞬息万变的“体感”，附着于五官之上，由当前的人与物切入时空的纵深。

譬如，在男性雄风爆棚的“同心圆”内场，我仍旧能欣赏女性主导的力量秀——戴乳胶手套的朝鲜阿姨互相协作，从大塑料盆中一次次捧起泡菜，抓拌均匀，或者用餐巾纸挑出大块的，敬酒般送到我嘴边。但本地食谱中更常见的卷心菜、胡萝卜取代了白菜，支配舌尖的是咸，而非酸、辣。

视觉与味觉的双重错位，四周令人不胜其烦的搭讪起手式“Aniyahasayo”（音译），将一百多年前为求生计、躲避日本殖民统治而背井离乡的中亚朝鲜移民推进我的视野。我会看见他们在沙俄—苏联领土上经历的压迫、排斥、认同挣扎，而不是仅仅为自己的朋友圈图片编辑一句“起猛了”。

同样，也许是靠近边境的缘故，我可以在安集延的巴扎吃到更具游牧风情的那仁（马肉拌面），也会邂逅在喀什、和田夜市常见的面肺子（将牛奶或面浆灌进羊肺，煮熟切块），作为两百年前塔里木盆地跨境贸易的神秘见证。

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的潜移默化之下，巴扎里的食物早已无法以国家为单位追溯其渊源，分析其互相影响的轨迹，却由外观相同的锅碗盆壶装盛、贮存——以搪瓷制成，白色和黄色居多，以水果、花卉、母鸡、棕熊图案装饰。

由于经常东游西荡，我对它们并不陌生。从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小站，只要听见俄语，遇到灶台，它们就在。那些配色艳俗的印花“大草莓”“大向日葵”成为信号灯般的存在，既指向风格迥异的烹调之道，又能将横贯数千公里的地理鸿沟折叠在舌尖上：红茶、油馕、马奶也好，列巴、肉肠、酸黄瓜也罢，总之都是“好吃的”。

从沙俄到苏联，纵使横跨欧亚的庞大治理体系已经远逝，却依旧在离身体最近的地方，通过日常经验的同频共振延续生命。而参与其中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引用一个名字、一本书，就像我后来在旅行笔记里写的：“用同一个锅子，同一把壶，先吃喝到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地下室很幽凉，堆满精美的金线刺绣（Suzani）产品，待价而沽。我伸手去摸，头顶的水晶吊灯突然亮起。一面枝繁叶茂、花团锦簇的墙壁跳将出来，蜂窝状的壁龛、循环交错的纹路，典型的中亚伊斯兰建筑风格。但角落里的大卫星烛台，暴露了屋子的真实归属。

这是位于布哈拉老城的一座犹太人住宅，如今已改造成饭馆。七个世纪前，帖木儿帝国初具雏形。得益于出色的印染、纺织、羊毛加工技术，布哈拉犹太人从经济繁荣中掘到第一桶金，与住宅相连的社区也走向兴旺。

“犹太人是布哈拉最有钱的。就说你现在看到的装修，纯手工的，会这活儿的木匠都不多了，也就是布哈拉埃米尔的夏宫（Sitorai Mokhi-Khosa Palace）才有。但门票不便宜哦！这儿就不一样了。饭馆是我们家的，参观可以给你友情价。”开灯的小姑娘眯起眼睛，对我输出商业微笑。

我有点蒙，但还是难掩惊喜，毕竟，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赴美热潮，乌兹别克斯坦的犹太族群规模已经缩水至2万—3万人，偶遇更属难得：“你是犹太人吗？有什么这里的会堂（犹太宗教场所）可以推荐吗？”

“我是穆斯林，什么都不知道。”她掏出一支睫毛膏，开始对着墙上装饰用的镜面修补妆容：“不过会堂隔壁就有，拉比（犹太宗教导师）大概过一个小时会到。还是你希望我给他打电话，叫他现在来开门？另外，你要吃犹太菜，来找我。或者想学，都没问题。”

小姑娘的销售“组合拳”打得行云流水，尽管疑似“吃相不雅”——既调侃了信仰间的森严壁垒，对文化遗产也多少显得轻慢。

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类似的“随地大小卖”和“一切皆可卖”无处不在。手工艺品商贩强势入驻各大古迹，仿佛悬崖上寻找洞穴筑巢的燕子，将清真寺、陵墓、宗教学校、商队驿站、城堡里的一切开阔空间圈为己用。两座丝路重镇、伊斯兰学术圣地遂蜕变为巨型巴扎。土黄色的城市天际线飞驰盘旋，有多少个瓷砖穹顶将阳光折射成令人晕眩的蓝色，就有至少五倍于此的店铺等你解锁。

与此同时，你想说起“昭武九姓”、《大唐西域记》、苏非主义，追忆伟大君主们的征战与角逐，必须先手动驱逐镜头里的不和谐因素。因为大概会有一辆运货小摩托将属于中世纪的回廊拦腰截断，或者有一架子的绚彩艾德莱斯丝巾随风招摇，让你精心酝酿的“古今兴亡多少事”不成“笑谈”，唯余笑话。

可是，买卖做起来的时候，画面是否漂亮、得体，招数是否“流氓悍匪”，似乎并没有人在乎。乌兹别克斯坦英语普及率极低。在巴扎逛吃期间，我的沟通基本靠“乱炖”解决。因为以前浅学过阿拉伯语，我可以用动词词根猜词、造词。

四年前去俄罗斯旅游，为了防止睁眼瞎被卖掉，我认全了西里尔字母，打开翻译软件强行拼读，勉强能糊弄过去。作为边疆与欧亚大陆腹地研究关注者，我的脑子里萦绕着许多念咒般的音译词汇，通常是人名、地名、术语，看上去没什么意义，值此紧急关头，却能全部拆成单词用，比如把喀喇汗国的名号摘出来，能喝上红茶（Qara Chai，“Qara”本意“黑”），想找小刀、剪子的时候，就大声召唤帖木儿大帝（Timur，本意“铁”）。平时还关注些新疆搞笑博主，建设性收获包括用维语数数、称兄道弟，在这个号称“乌兹别克语的同胞兄弟”的语言上面收获了不少快乐。

以索姆（乌兹别克斯坦货币）为单位讨价还价很像招聘面试谈工资，动辄四个零起跳，由此勾兑出的视觉效果大概惨不忍睹——一个“半瓶子醋”的显眼包加“洋泾浜”，手舞足蹈，时而“哈拉少”，时而“亚克西”，最后丝滑投降，眼冒金星地打开钱包，让商贩随便抽钞票，因为她分不清也算不清。

然而，通过各种散装表达的排列组合，我能从巴扎里要到的越来越多，精神状态也肉眼可见地“愈挫愈E”。“半瓶子醋”和“洋泾浜”毫不可耻且高效，折射出中亚商业文明惊人的柔韧度和包容性：所谓的“交流”与“传承”，不过是“做生意”。在这片“十字路口”般的土地上，把来来往往的语言、信仰、生活方式，像硬币或者货物那样摆在桌面上互通有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扎扎实实的利益诉求和供需关系面前，传统、知识、道德、品位、价值观，降格为手段，时刻被“黑猫白猫”式逻辑检验，而不值得特别崇拜。也没有绝对的地道与“山寨”，“高大上”与“low”，神圣与污秽，尊重与冒犯，因为地域、民族、阶层、宗教、文化的边界不是铁板一块，而会随着交易情境的转换调整形状。

就像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研究系副教授维拉·斯克威尔斯卡娅（Vera Skvirskaja）了解到的那样，在苏联时代，计划经济体制供给单一，撒马尔罕犹太人从中嗅到商机，经营起“地下”烤肉摊，深受穆斯林社区欢迎。布哈拉犹太女人则会扮演掮客，将达吉斯坦穆斯林移民私自加工的黄金珠宝，销往乌兹别克村庄。

长期研究“低端全球化”的英国人类学者马格努斯·马斯登（Magnus Marsden）也提及，旅居伦敦的中亚犹太皮草商、珠宝商之所以能不断扩张贸易链，就是因为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拥有广泛的穆斯林人脉，解决了供货渠道与清关难题。后者为了维持客户关系，也愿意暂时搁置宗教禁忌，在国际旅行中帮前者捎带葡萄酒。

混乱、嘈杂、“不按套路出牌”的表象背后，支持个体存在的一切抽象单位与原则，在求生欲与互惠精神的统筹下重新洗牌，盘根错节，繁衍成野蛮生长的活力。对此，我在撒马尔罕雷吉斯坦广场外遇见的哈萨克斯坦游客古丽娜尔阿姨很有发言权。

彼时，她按着太阳穴，说刚从“随地大小卖”的夹击中逃出来，头疼，耳朵也嗡嗡作响，身侧散落着一堆黑色包装袋。

我苦笑着表示非常理解，她却没有展开深入吐槽：“我们游牧民族最看重体面——奢侈品、好学历、别人的夸奖……活着得先漂漂亮亮地把自己装饰起来。他们（乌兹别克人）就务实多了。为了赚钱，可以吃苦、丢脸，却总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尽的办法，不达目的不罢休。要向他们学习啊！”

娜尔吉扎是一名年过三十的金线刺绣艺人，店铺开在哈兹拉提伊玛目清真寺（Hazrati Imam Mosque），英文流利，与大多数“满嘴跑火车”的巴扎商贩相比显得真诚许多，有种“自知之明”过剩的书卷气。

她有些社恐。我们能聊开，是因为我夸她的设计百搭，适合通勤。她像得到老师好评的学生，瑟缩着脖子点头道谢，又手忙脚乱地将墙上的长袍一件件叉下来：“你看，这些才是好东西，行家的作品，真正的艺术。你不是想了解乌兹别克文化吗？为什么不选它们呢？”

娜尔吉扎主动把自己的事业划分到“乌兹别克文化”之外——仅仅是“做衣服”，往纯色褂子上绣花，时长半个月到一个月，“赚不上钱，干得越多亏得越多”。

“不过，你好像还挺满意的？”她反复确认着，将自己的“加班拍档”芝麻糖花生递到我手中，脸上有小心翼翼，但难以掩饰的自豪感。

吃甜食最大的缺点，在于弄坏了她的牙齿。彻夜难以平复的疼痛，提醒着她保持单身的脆弱之处。类似的思想斗争也出现在疫情时期，她的生意因此停摆，生存考验之下，家庭的重要地位似乎一下子显现出来。

然而，难关是难关，日常是日常，“有了芝麻糖花生，干活一点不觉得累，小外甥女也常来帮忙。总体来看，我还挺能干的，也不是非结婚不可。结了婚，肯定没有现在这么自在。”娜尔吉扎坐回绣架后面，重新神采飞扬起来。

以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雷吉娜·A·斯佩克特为代表的多位社科学者指出，巴扎为中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提供了替代性的保障网络。被转型“优化”的前体制内雇员可以通过小商品零售维持生活。与此同时，门槛低、从业资质要求不高的销售工作，也吸引大量无法进入职场的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实现经济独立。

无论是饱经诟病的“古迹杂货铺”、“同心圆”外围鱼龙混杂的彩妆店，还是口岸附近一个篮子、一只手拉旅行袋即可开卖的馕摊和煮玉米摊，乌兹别克斯坦“全民商贸”盛况的边缘地带，经常有女性坐镇。大概是经济实力限制了规模，社会资本也比较单薄，她们表现得颇为“小气”，以一种紧迫而焦灼的状态运作生意，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对各种“捡漏”“薅羊毛”的企图明察秋毫。

与此同时，许多像娜尔吉扎那样的年轻市场女性，尤其是尚在读书的女孩，又掌握了全球化时代的“流量密码”：说得了英文，玩得了短视频，对流行文化如数家珍。当男性商贩动辄炫耀财富，打探情感状况，她们的营销手段已经升级换代，互加社交媒体，围绕K-Pop偶像、星座、MBTI、女性成长展开“小话”（small talks），为买卖带来活泼、舒适、开放的氛围，但诸如定价等买卖的关键环节，仍得请示藏在幕后的男性亲戚。

逗留塔什干的最后一日，我打卡结束，百无聊赖，剁手反而骤增，不得不去扬吉奥巴德（Yangiobod）巴扎宣泄，结果被路边一串清脆的快门声攫住。13岁的女孩萨米拉从堆积如山的废旧相机后面探出半个身子，说自己正在练习摄影。

此后的二十多分钟里，她发表了关于梦想的演说——去中国读书，见见世面，然后从事既能拍照又能四处旅游的职业，记者、艺术家最好，普通摄影师也不错。

“这估计是帮她爸卖货硬拗的人设，演给你看的罢了，还真信啊？”有路过的中国游客提醒我，神情里充满不屑。

但有趣的是，我很快从粉色平台上搜索到那间旧货铺的账号，以“萨米拉”命名，铺满她日常点滴——喜欢的相机、一起撸猫的小朋友、周末女性亲戚准备的丰盛大餐。临近分别，我提议为萨米拉拍摄一张“工作照”。大概是尚未做好准备，她犹豫片刻，突然像是想出了办法，举起单反瞄准我的镜头，作“对狙”状，仿佛对游客凝视的一种颠覆。

与那位中国游客的预判不同，抵达哈萨克斯坦，青旅里的舍友问起扬吉奥巴德巴扎，我回答“挺酷的”，脑海里首先浮现出萨米拉的锋利造型，真假则恰恰成为最无足轻重的环节。形象也好，人设也罢，根植于行为者操控身体表演，与环境交涉的能动性，而不必臣服于事实。只要接触发生，受众出现，它们就可以通过介入感官认知而改写事实，进而与既有“惯例”谈判，发明新的秩序，新的主体。

这种受经济理性驱动，最终撬动深刻变革的身体潜能，并不是独属于转型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市场女性的“弱者的武器”。无论是中古时代“利所在无不至”的粟特商贾与“酒家胡”，还是十八世纪新疆都市里存在感极高的“安集延人”与“布哈拉人”，贸易从业者辗转旅行的身体铸就了穿越沙漠、绿洲、草原、戈壁、高原的物质流通管道，并作为可出售、可复制的图像、声音嵌入异国文化景观，引发探索与对话。

正所谓“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贸易实践与来自他者的叙事、想象交相辉映，散射出这片土地疏松多孔、褶皱丰富的身份，可能风雅如盛唐“胡风”，饱含争议如地理考察笔记与传教士见闻录中的“东方”，也可能直接与某种商品重合，却比护照、边境控制创造出的群体认同更具韧性。

2000年代初，一个来自费尔干纳山谷的水果商人就曾告诉英国移民人类学者、牛津大学教授玛德琳·里弗斯（Madeleine Reeves），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他在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杏子生意成了“外贸”，高昂的进口税使一本万利，畅通无阻的时代翻了篇，针对性的城市执法措施也加了码。

不过当地警察很少真正把他们“当外宾”，否则这些警察就没法在丧礼守夜仪式上面对亲戚了：“因为在乌里扬诺夫斯克，没有人不喜欢我们的杏子！”

而巴扎本身的神奇之处，在于永远宽广、深邃如海洋，无法被定义，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现什么，商贩的脚步又会向哪里移动。就像随着“同心圆”的触须一路伸展到城市郊区，在旧厂房、废弃铁轨扎根，你可以隔着塑料小百货释放出的浓烈气味，雾里看花般欣赏最狂野、最荒腔走板的全球化拼贴：网罗各大奢侈品品牌logo的内裤腰边、以“国潮大杀四方”和“某某男科医院”（中文）为代表的包装袋文案、躲在劳保棉裤后面伸出拇指点赞的成龙大哥……

即使视野中最后只剩下破铜烂铁碎布片，仍有看守摊位的妇女、长者自发组织“盛宴”，以一卷地毯、一张床垫为单位席地而坐，饮茶，吃馕，谈笑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