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败民主典范雅典，当上古希腊带头大哥，斯巴达为何又快速衰亡？ - 徽帮棋友会

伯罗奔尼撒战争标志着雅典这一希腊老牌势力的衰落，同时也重新确立了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地位。但有些讽刺的是，这样一个在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显得异常耀眼的城邦势力，竟在短短几十年后便被另一个新兴城邦底比斯于留克特拉之战中击败，随即迎来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漫长衰落期。

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斯巴达全体公民只剩下不足四百人，这意味着它曾经赖以成名的重装步兵也不复往日荣光。此后，虽然有数个野心勃勃的国王试图复活这个城邦势力，但这些努力均未能奏效。

公元前196年，暴君那比斯死后，斯巴达被纳入亚该亚联盟，再五十年后，罗马征服者吞并斯巴达，曾经辉煌一时的斯巴达彻底沦为一个历史名词。而仿佛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所谓的穷兵黩武。

而其实历史上希波战争之前，斯巴达的军事决策却相当稳健。一方面，由公民大会、长老会、监察委员会、国王所组成的政体，彼此间制衡和妥协虽然导致斯巴达的种种政策趋向保守，但客观上也让其大多数军事政策变得更加谨慎。

希波战争爆发之初，斯巴达拒绝“相隔太远”为由拒绝普拉提亚人的投奔，之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斯巴达更是几乎以敷衍的态度应付同盟者的请求，不断寻求与雅典和解的机会，这种保守型的外交态度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黑劳士暴动，斯巴达人即使在军事扩张时也会有意避免大规模远征，更多时候他们会依托伯罗奔尼撒区域的盟邦，缓慢向外延展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

譬如斯巴达与阿哥斯的冲突就极为典型，为了对抗这个背后有雅典支持的强势城邦，斯巴达甚至不得不与交战多年的特盖亚结盟，以达到对前者进行外交孤立的目的。

但这种稳定性在伯罗奔尼撒之战后变得无比脆弱，许多人将斯巴达这一时期的好战归结为莱山得与阿盖西劳斯两个野心家的推动。的确，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人掌权时皆以好战闻名于世。莱山得自羊河之役中大败雅典海军，切断了雅典城的海上粮道，迫使雅典投降。

在此之后，他利用个人威望，在雅典建立三十僭主政权，并在其他城邦建立类似的十人委员会（decarchies），这些新设政权的执政者均是投靠他的亲信或者死忠，这些傀儡政权本身是依靠斯巴达的武力才能上位，因此在其执政后就变成了斯巴达的天然盟友。而后者也并非无偿为前者做背书，每年斯巴达可以通过这些傀儡政权征收近一千塔兰特的供金或者说税金。

虽然不少人抨击莱山得的十人委员会是对希腊民主制度的破坏，但讽刺的是，从提洛同盟建立之日起，雅典对盟邦的控制就日益加强。相比于较为松散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提洛同盟中的大多数盟邦反倒率先沦为雅典现实意义上的“属国”，不仅要向雅典缴纳数量不菲的贡金，还要接收前者派驻的守备军乃至监管人。

这种监管和控制虽然符合雅典的现实利益，但却彻底背离了古希腊几百年城邦制度下形成的共识和认同，让雅典成为了“失道者”。以至于就连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在演讲中都不得不承认“我们不想玩弄华丽的辞藻，说因为我们打败了波斯，所以我们有权取得帝国，……这种辞藻的堆砌是无人相信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斯巴达之所以能击败雅典，很大程度上与后者的“倒行逆施”有关。然而，斯巴达在击败雅典之后，很快就继续沿着雅典的道路走了下去。

这不是什么“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然而很多时候，所有人的选择都是屁股决定脑袋。

当雅典这一强敌被伯罗奔尼撒同盟击败后，希腊地区的政治格局也顷刻间发生了改变。如科林斯、底比斯、伊利斯这些斯巴达的同盟者，在雅典战败后摇身一变成了斯巴达在同盟中的潜在挑战者。

也正是因为意识到昔日盟友的身份变化，斯巴达才会不顾科林斯、比奥提亚这些与雅典有着深刻仇恨者的反对，否决了将雅典城夷为平地的要求，而是以三十僭主的方式对雅典进行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巴达的这种行为显然背离了伯罗奔尼撒诸多同盟城邦的初衷。而更令希腊人愤怒的则是斯巴达与波斯签署的米利都协定。在这一协定中斯巴达承认波斯对小亚细亚诸城邦的控制权，以此换取波斯与斯巴达共同对雅典作战。

这一协定的效果立竿见影，雅典在战略上受到斯巴达同盟、提洛同盟叛乱城邦、波斯、西西里四面围攻，很快败下阵来。

然而，米利都协定无疑是斯巴达对于小亚细亚诸城邦的背叛。它出卖了小亚细亚城市的自由以换取波斯这一同盟者，这一行为则导致其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声望受损。

斯巴达所建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在控制力上本就不如雅典的提洛同盟，斯巴达拥有召集议会和征集联盟军队的权利，但在联盟议会中各城邦无论大小均有投票权。而在第一次同盟会议上，科林斯代表就公然反对斯巴达帮助希腊僭主西庇阿斯复辟，这意味着斯巴达虽是霸主（hegemon），却不能强行要求其同盟执行其对外政策。

正因为这种相对平等性，公元前421年，科林斯、底比斯、伊利斯等城邦敢于拒绝雅典与斯巴达签订的尼西阿斯合约，转而与斯巴达宿敌阿哥斯结盟，反对“强加的和平”。当然，由于斯巴达声名远播的军事实力，各盟邦往往需要依赖前者的军事援助，这也是其维系其超然地位的根本方式。

可问题是，这种维系平衡的方式往往需要强大的外部威胁作为背书，而一旦外部威胁消失，来自同盟内部的声音也就会变得杂乱起来。

公元前401年，为了报复伊利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叛盟行为，斯巴达召集同盟对伊利斯宣战。而曾经一同叛盟又回归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和底比斯，虽然不敢公然挑战威势正盛的斯巴达，却依旧拒绝履行同盟义务出兵。

之后，更是在波斯人的金钱攻势下很快加入反斯巴达同盟。科林斯和底比斯的反水，一方面是出于对于斯巴达的不满，但更多的还是对伊利斯唇亡齿寒的恐惧。

雅典并未遭到清算，使得这两个城邦很快便意识到斯巴达人对于他们的防备，而猜疑链一旦形成，就很难用言语或者一纸盟约来修复。

前面提到，斯巴达强悍的军事实力是其能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霸主的主要原因，一旦面对内部挑战不能及时应对，其超然地位也将随之失去。正因如此，面对科林斯等城邦的挑战后，斯巴达同样不得不应战，科林斯战争爆发。

问题在于，各城邦之间虽然实力参差不齐，但各强势城邦之间并无实力代差。而由于希腊破碎的地缘环境，希腊城邦时代，真正被其他势力完全占领和统治的城邦仅有麦西尼亚（美塞尼亚）一地。

因此，科林斯战争虽然以斯巴达的胜利作为结束，但由于大王条约的签订，战争唯一的受益者只有充当背后推手和调停人的波斯，而斯巴达、雅典、科林斯等城邦，除了空耗国力之外竟是一无所获。

斯巴达此时面临的局面就像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一方面，常年累月的大战让其军事实力严重受损，而另一方面，它又需要频繁动用军队捍卫其霸主地位，否则曾经由它庇护的盟友很有可能会倒向对手。

这种危险而难以避免的循环之下，看似如日中天的斯巴达终于开始走向衰落。

根据后世的统计，希波战争前，斯巴达就遭受了希洛人起义、斯巴达大地震两次重大打击。尤其是后者，有记载称在这次大地震中，整个斯巴达城只留存了5座房屋没有倒下。

根据《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的作者哈蒙德的统计，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地震中死亡人数多达二万人，这对于一个希腊城邦国家几乎是毁灭性的。在这之后，希波战争爆发，经历温泉关战役、普拉提亚战役后，斯巴达成年男子人数由八千降至一千一百，以至于斯巴达不得不征召希洛人（黑劳士）充当重步兵。

而漫长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科林斯战争、波斯小亚细亚战争更是进一步压低了斯巴达军队的后备力量，到了留克特拉战役时，斯巴达人赖以成名的重步兵方阵中，斯巴达平等者（即拥有公民权的斯巴达公民）的比重已经降低至三分之一，军队的补充更是只能依靠希洛人分队维系。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大量金钱流入斯巴达，商品经济开始在这个保守自固的城邦国家中盛行起来。

而当大量热钱流向土地，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地的私有化。斯巴达原本采取份地制度来供给斯巴达公民，以此确保他们专心于军事训练，随着土地公有制度的瓦解，大量公民无法负担起共餐费从而丧失公民权，这几乎斩断了斯巴达军队造血的能力。

事实上，斯巴达的军事胜利与其极具诱惑力的土地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阳光之下无新事，通过征服而获得的土地会被较为公平的分配给斯巴达社会中的平民阶层，这些新获得土地的平民也就成为了斯巴达城邦利益最忠诚的捍卫者。

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汇入的活水，斯巴达才能在一次次城邦中的大战中崭露头角。而当公民身份丧失之后，军队也就失去了能够支撑他们的后备力量。

斯巴达的衰落很难直接用“穷兵黩武”来简单解释。伯罗奔尼撒同盟本身的松散性导致其盟主很难用联盟议会去限制和惩罚背盟城邦，这种先天的缺失使得斯巴达不得不依靠武力维系自己的霸主地位。

当雅典战败投降后，维系联盟的外部压力也就不存在了，相反，斯巴达必须想方设法的平衡和压制内部的强势城邦，以至于对昔日的敌人雅典进行了相对温和的处置。但对于原先的盟友而言，这种平衡和打压无疑意味着对于盟约本身的背离。

立场的转变最终导致冲突的爆发，而当斯巴达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武力干涉他国的内政后，其战争潜力也就开始迅速消耗。留克特拉之战，斯巴达国王克列奥布罗图斯重伤身陨，四百多名斯巴达公民战死，不败神话也就此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