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取经之路 - 徽帮棋友会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一位勇者踏上了未知的探索之旅。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自繁华的长安启程，迈向遥远的天竺。他跋涉五万余里，历十七载春秋。初至那烂陀寺，他虚心向戒贤大师求学，而后游历天竺四方，与各地智者交锋论道，名震五天竺。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他携带满载的经卷，荣耀归返长安。随后十九年，他呕心沥血，将智慧之火燃烧在经文的翻译之上，共译出七十五部经、论，达一千三百余卷，创立了“法相宗”，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尤为珍贵的是，玄奘的西行传奇，经其口述，由弟子辩机执笔记录，凝聚成传世之作《大唐西域记》。泱泱十二卷的《大唐西域记》详细记载了玄奘西行求学取经的亲身经历。《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内容丰富详实，从幅员大小、都城规模，到地理形势、城邑关防，再到交通道路、风土习俗，乃至物产气候、语言文字、文化政治以及宗教信仰，展现了西域诸地的多样性与独特魅力。

从昔日的高昌城向西行进，《大唐西域记》中首先提及的便是阿耆尼国，“阿耆尼”意为“分界之国”，也有“火焰”（梵语）之意。旧名“焉耆”，现今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焉耆山头暮烟紫，牛羊声断行人止；平沙风急卷寒蓬，天似穹庐月如水”,诗人陆游的《焉耆行》，为我们打开了一幅神秘、宁静、壮美的西域画卷。

之后，向西南行走二百多里，翻过库鲁克山，渡过波光粼粼的孔雀河与克孜尔河，在平原向西跋涉七百多里，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屈支国。屈支国，旧称“龟兹”，在今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这里曾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的故乡，佛教一度兴盛。可以想象，当玄奘法师踏入这片佛教圣地时，内心的激动与敬仰定是难以言喻。

玄奘法师曾在屈支国停留两个多月，期间登座讲经60天。书中记载了大龙池和金花王的传奇故事、阿奢理贰（梵文“奇特”之意）伽蓝去势的传说，介绍了昭怙厘二伽蓝，并描绘了当时举国上下听法行像仪式的庄重场景。

继续西行，玄奘历经六百余里的跋涉，走过天山南麓起伏的山路，穿越一小片沙漠的荒凉与苍茫，到达跋禄迦国，此地汉代称“姑墨”，现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渡过阿克苏河，一路向西北行进三百余里，穿过大沙碛，到达了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北隅。在那里，玄奘一行蹚过刺骨的冰河，随后在凌山（今天山穆苏尔岭）上经历了七天四百余里崎岖山路的艰苦跋涉，才得以走出这片艰险之地，但一行队伍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凌山，如今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边界，其险峻依旧，难以轻易逾越。

越过凌山，玄奘在新疆的西行路线就结束了，然而对于玄奘来说，这仅仅是其漫长西行之路的一小部分。他誓愿西行求法，在“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的坚定信念的支撑之下，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继续西行求法的征途。

玄奘取经东归，走的是瓦罕走廊这条古道。这里连接着西域通向中亚、南亚各国的道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玄奘到达新疆的第一站则是朅盘陁国，汉时称“蒲立国”，现今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朅盘陁国国王自称是至那提婆瞿呾罗，玄奘法师将其译为“汉日天种”。玄奘在塔县的石头城停留22天，为这里的百姓讲经说法。接下来经塔莎古道到达乌铩国，位于现今的喀什莎车县。书中记载了罗汉出定神变的传说。第三站是佉沙国，从汉至唐称“疏勒国”，现今属喀什地区。第四站是斫句迦国，古时被称为“沮渠”，现今位于喀什叶城县。遥眺南部山崖，龛室和石洞像旗帜一样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岩石间，传说罗汉能御风远游，曾在此地停留，罗汉寂灭后，百姓建塔以作纪念。最后，法师归途的第五站是瞿萨旦那国，旧称“于阗”，即现在的和田地区。

玄奘法师东归因重诺守信不肯走海路而坚持陆路返回，又因世事无常受诺人逝去无奈转到西域南道东归，然而，正是这命运的巧妙安排，让法师在“丝绸之路”南北路都留下了宝贵的足迹和见闻。

这些记载如同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不仅串联起了如今新疆南疆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的辉煌历史，更将东西方交流与融合紧密串联，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瑰宝。

1981年8月初，在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千佛洞出土了一件珍贵的《大唐西域记》残卷。据学者考证，可能为玄奘赠与西安都护、西州刺史鞠智湛的礼物，约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初由麴智湛从长安带回。

《大唐西域记》成书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若此年代推定不误，该写本应该是《大唐西域记》脱稿后五年内，在玄奘主持下所完成的最早的一批写本的残叶，是现存最古的本子，在书籍的流传史上意义重大，文物和史料价值很高。现藏于吐鲁番地区博物馆的唐代《大唐西域记》残卷，就是与新疆独特际遇的生动见证。这件文物的出土，说明《大唐西域记》在唐代就已经远播至新疆地区。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东千佛洞榆林窟第3窟壁画上的玄奘取经图，西夏中晚期。（图片来源：刘刚、李冬君：《文化的江山07：追求思想共和的时代》，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西域记》与玄奘法师去世后弟子作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部作品为后世文学作品《西游记》提供了重要素材和灵感，对中国文学具有重要影响。

玄奘法师西行万里，载誉归来，轰动一时，一些神奇传说也随之产生，这是《西游记》故事的源头；取经题材文学化始于宋朝十七节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明初出现相当成熟的作品《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百回本《西游记》终于问世。而《大唐西域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反而从历史记录到文学作品再到影视作品的演变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我们紧密相连。

总之，《大唐西域记》在新疆是一种既深刻又独特的际遇。新疆作为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独特的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背景，为《大唐西域记》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对于唐王朝而言，新疆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更是王朝边疆安全的屏障。因此，了解新疆的历史地理、地缘政治以及宗教信仰情况，对于唐王朝制定正确的边疆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历来是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而时至今日，这段历史依然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与稳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大唐西域记》所描绘的新疆，还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通过这段历史，世界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多元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从而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