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时的文强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罗军生，原题：文强的人生四步曲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他的前半生走过了政治上的两极：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等重大军事实践，还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等职务；脱离党组织后又加入了国民党和“军统”，历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军统局本部三处处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和代参谋长。他的后半生，先是作为国民党高级战犯在山东益都和济南白滩头、北京的功德林监狱、秦城劳改农场、秦城监狱关押，接受改造长达26年之久；1975年3月19日被特赦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先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文强跌宕起伏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先入共产党
文强，号念观，1907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之家，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长沙的贵族学校就读。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加之毛家兄弟的母亲文氏与文家有亲戚关系，毛泽东兄弟俩便把文强当成小弟弟看待，感情很好。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社会氛围中，文强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逐渐萌生了革命的思想。1925年6月，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8月，刚刚中学毕业的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望，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文强，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春，杨森接受朱德的建议，以黄埔军校的蓝本，办起了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文强被任命为该校学生大队大队长。同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
在汪精卫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后，文强奉命离开武汉，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强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使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团长是邝继勋，中共党员）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职。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29年底，文强被四川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宜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在四川军阀的重兵围剿下被打散了，无奈之下，文强在陕西境内的一支土匪队伍里混了一段时间，后经巧妙周旋，脱离了这支部队。
1930年10月，文强回到重庆向四川省委汇报工作，遂被省委留下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三个月后，四川省委进行改组，文强被派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文强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军统”大特务
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不久，经友人介绍，文强参加了“少年通讯社”的工作，后担任该社社长。文强执掌该社后，该社的通讯稿件被各报争相采登，他的化名“文浮生”也是声名鹊起，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在记者生涯中，文强干得有声有色，本来以为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对日本兵舰来长沙示威、侮辱市民不加抗议，反而派人携带厚礼慰问献媚，这种无耻行径有损国格和省格，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何键看后大发雷霆，派特务查封报纸，要抓文强到案法办。
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一次，他彻底改变了文强的人生道路。
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于是，文强于1935年底来到了杭州。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就这样，这位曾经在共产党内做了一些工作、担任过较高职务的人物便与共产党彻底断绝了联系，并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经研究，参谋本部虽将文强的分析备案，但并未真正重视。及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对美英等国正式宣战后，人们这才意识到文强分析的正确。
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文强被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收集国民党军驻上海各个司令部的战况。这期间，他遇到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已经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失去了归队的信心。
上海沦陷后，文强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在江浙一带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文强把其中的一部分组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自任政训处处长。后来，文强以此为基础，组织了“忠义救国军”，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少将政治部主任。
1940年秋，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被日军和汪伪特务组织破坏殆尽。文强受命潜赴上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强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的策反和对日情报收集工作。在上海，文强主要通过国民党在“青红帮”里的关系，发展伪军中的内线，策反高级军官，但成效不大。日伪情报机关知悉文强在上海租界的活动后，对文强进行了大肆的追捕。戴笠考虑文强的危险处境，乃电令文强撤离上海回重庆。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强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使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团长是邝继勋，中共党员）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职。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29年底，文强被四川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宜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在四川军阀的重兵围剿下被打散了，无奈之下，文强在陕西境内的一支土匪队伍里混了一段时间，后经巧妙周旋，脱离了这支部队。
1930年10月，文强回到重庆向四川省委汇报工作，遂被省委留下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三个月后，四川省委进行改组，文强被派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文强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军统”大特务
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不久，经友人介绍，文强参加了“少年通讯社”的工作，后担任该社社长。文强执掌该社后，该社的通讯稿件被各报争相采登，他的化名“文浮生”也是声名鹊起，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在记者生涯中，文强干得有声有色，本来以为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对日本兵舰来长沙示威、侮辱市民不加抗议，反而派人携带厚礼慰问献媚，这种无耻行径有损国格和省格，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何键看后大发雷霆，派特务查封报纸，要抓文强到案法办。
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一次，他彻底改变了文强的人生道路。
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于是，文强于1935年底来到了杭州。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就这样，这位曾经在共产党内做了一些工作、担任过较高职务的人物便与共产党彻底断绝了联系，并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经研究，参谋本部虽将文强的分析备案，但并未真正重视。及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对美英等国正式宣战后，人们这才意识到文强分析的正确。
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文强被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收集国民党军驻上海各个司令部的战况。这期间，他遇到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已经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失去了归队的信心。
上海沦陷后，文强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在江浙一带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文强把其中的一部分组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自任政训处处长。后来，文强以此为基础，组织了“忠义救国军”，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少将政治部主任。
1940年秋，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被日军和汪伪特务组织破坏殆尽。文强受命潜赴上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强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的策反和对日情报收集工作。在上海，文强主要通过国民党在“青红帮”里的关系，发展伪军中的内线，策反高级军官，但成效不大。日伪情报机关知悉文强在上海租界的活动后，对文强进行了大肆的追捕。戴笠考虑文强的危险处境，乃电令文强撤离上海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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