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缨枪上的枪缨何时出现，有实际用途吗？为何全世界都喜欢枪上挂饰物 - 徽帮棋友会

目前，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红缨枪”文物，可以追溯至汉朝。据和林格尔汉墓《宁城图》，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境内就已存在使用大量的红色丝织或羽毛饰品以装饰长杆武器的现象：

然而，或许是枪缨在平常时会被使用者所取下，且丝织品易于腐朽的关系，目前发现于我国境内的长矛文物中，并未有缨饰作为随葬品随葬的痕迹。作为随葬品的羽饰戟（带有人发痕迹）倒是有一例，下为出土荆门包山楚墓二号墓长戟：

目前，我国境内所发现的青铜矛“挂饰”，主要来源于云南地区所出土的金属饰物。其形制一般为双手反绑、膝盖弯曲的俘虏形象。而似被专门用于悬挂饰物而非缠绳固柲的单边金属钮，则最早见于年代为西周早期的陕西岐山贺家村墓葬。下为陕西岐山贺家村墓出土单耳矛、云南晋宁石寨山墓葬群出土青铜矛、江山李家川墓葬群出土青铜矛：

中文网络上，有关“枪缨实战作用”的讨论，主要集中于“防止矛杆打滑”与“战斗时干扰对手视线”两者。不过中国古代兵书作品中从未有过对“使用枪缨干扰敌人”这一类技法的记载，而“槊挂饰物在具体的实战中究竟有无作用”这一问题，欧洲兵书对此做出解答，因为枪缨这东西欧洲人也喜欢，比如欧洲人就喜欢在长矛上悬挂狐狸尾巴。

“我们并不建议战斗时在骑枪上装饰飘带，虽然飘带在检阅、围攻和游行时能够显示出威武的军容,但在战斗中却毫无用处。无论骑兵想要将骑枪投掷出去，还是用骑枪刺杀敌军，飘带都只能降低攻击的准确性和投掷距离。而在使用弓箭射击时，飘带也会干扰后排马弓手的火力。更有甚者，无论在冲锋还是后退亦或转向时，飘带都会造成巨大的麻烦，而这也正是我们认为战斗时不应在骑枪上装饰飘带的原因。想要同时维持军容并保证骑枪使用方便也并非不可能，只要在距离敌军一里的时候再将飘带摘下，将其卷好放在收纳袋里即可。”

显然，在搏斗时，随风摇荡的无规则运动的丝织类饰物并不利于骑手在马背上瞄准敌人的要害，甚至有可能干扰骑手将刺出去的长矛抽回。不过，拿破仑时期的一则故事，似乎说明了类似的物品能在作战时一定程度上影响敌人的马匹。以下这段对话，据说出自于1808年的巴约讷阅兵：

拿破仑……对枪骑兵首领（维斯瓦河军团第1枪骑兵团团长扬·科诺普卡）说：“那么，你说你的红白色燕尾小旗能够惊吓马匹？”

上校当即用波兰语下令端起骑枪，然后让他们（枪骑兵）向前冲。第二个举动让拿破仑的坐骑立刻掉头就跑，飞快地带着他穿过了平地，簇拥着他的将领和校官也一样。皇帝回到团里后，对上校说：

在目前所发现的我国中古时期的壁画材料中，饰幡的存在感比起枪缨要明显更为强烈。上引敦煌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中“槊挂饰幡”的形象，在壁画材料中并不罕见。当然，也有如《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者，骑枪仅挂缨饰的存在：

▲敦煌壁画中所见饰槊之幡 1.莫高窟第九八窟法华经变战争场面；2.第296窟执槊骑士；3.第148窟执槊骑士（扬之水《幡与牙旗》），《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页23-24图十、十一）。

自然，枪缨、饰幡二者，并非属于骑兵所有的专利。正如我们在上引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宁城图》中所看到的，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手持红缨长枪的步卒形象存在了。而就我国中古时期的壁画材料而言，“槊挂饰幡”的艺术形象不仅存在于表现“仪仗出行”内容与“战场对抗”内容的壁画当中，也同样存在于表现“步战对练”内容的壁画当中：

这一图像资料，可以与网络上所流传的“枪缨有利于使用者在习练技艺时，判断动作、发力的准确性”这一说法所产生一定的联系——与其相类似的说法，是所谓“九环刀”的刀环有助于使用者在习练技艺时，通过声音判断“刀筋”是否准确。然而，使用带有挂饰的长枪进行练习，实际上更多的属于个人性的偏好。在《水浒传》第三十五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饰物对于武者与他人进行对抗性训练时所造成的不便：

当时两个壮士，各使方天画戟，斗到三十余回合，不分胜败。花荣和宋江两个在马上看了喝采。花荣一步步趱马向前看时，只见那两个壮士斗到间深里，这两枝戟上，一枝是金钱豹子尾，一枝是金钱五色幡，却搅做一团，上面绒绦结住了，那里分拆得开。花荣在马上看见了，便把马带住，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搭上箭，拽满弓，觑着豹尾绒绦较亲处，嗖的一箭，恰好正把绒绦射断。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那二百余人一齐喝声采。

枪缨与饰幡在图像材料中的存在意义，对于我们来说显然并不难以理解。一方面，在画面中使用“饰幡”有在画面中强调长枪存在的作用，使观者在观看壁画时不至于对细长的槊杆产生忽视。另一方面，就《王者出行图》所展示的内容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到无饰幡与有饰幡并存的现象。而在《八王争舍利图》所展示的骑兵对抗场景中，我们甚至很难找到枪缨与饰幡在实战当中的存在：

若我们选择在这里将视线转移至文献材料上，我们就会发现，对士卒所使用长矛的装饰予以重视并进行着重强调，本身就是南北朝时期所有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文化现象。

《魏书·列传九十一·蠕蠕传》：“诏赐阿那瑰细明光人马铠二具，铁人马铠六具；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眊，赤漆槊十张并白眊，黑漆槊十张并幡”，《南齐书·列传五十七·魏虏传》：“（元）宏自率众至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容二十人坐，辇边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盾槊，缀接以黑虾蟆幡。”，《魏书·卷一五·陈留王虔传》：“虔姿貌魁杰，武力绝伦。每以常槊细短，大作之犹患其轻，复缀铃于刃下”。

这类饰物的实战作用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上，“军容”在古代本身就是军队战斗力的一部分。华丽而醒目的军容，本身就有鼓励己方士气，打击敌方士气的功能，《旧五代十·后唐·庄宗纪一》：“梁有龙骧、神威、拱宸等军，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铠仗，费数十万，装以组绣，饰以金银，人望而畏之。”

总的来说，对于枪缨及定位类似的各类饰品，赋予其过多的实用性功能，很大程度上来说其实是脱离现实的。我们在了解这一古老文物所具有的悠久历史时，绝不应该忘记“美观”这一属于它的真正的核心用途——事实上，美观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我们绝没有必要顾此非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