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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 《八路军老战士杨书彬自述》 [打印本页]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36
标题: 『经典连载』 《八路军老战士杨书彬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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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书彬老前辈简介：
1923年8月出生在河南济源。1938年11月参加八路军，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10月分配到冀南第二分区基干团任敌工干事。
1942年2月被俘，经受住日伪的严刑拷打，表现勇敢，在狱中三次组织逃跑没成，三个月后逃跑归队，经组织审查，认定被捕其间表现勇敢，经受住了考验，并做了结论。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敌后游击战，临漳战役，上党战役，聊博战役，永年攻坚战，定陶战役，巨野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战争年代历任敌工干事，教导队指导员，宣传股长，营教导员。
1949年6月，调二野军政大学任队长，1952年8月。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预科学员队队长，哲学教研室教员，到中央党校学习，新生大队政委。
1965年任吉林白城31基地研究所副政委，后勤部政委。
文革期间，蒙冤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工作。
1981年离休，1995年11月去世。
老前辈扬书彬的自述，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一个穷学生的战斗成长历程。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36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923年8月-1938年11月
唐朝大诗人李白曰:“济水出王屋，其本源不穷，源地万眼沸，平原传情通”。这就是写我的家乡。1923年农历8月14日，我降生在靠近济水发源地南岸的河南省济源县铁岸村。这个家庭有奶奶、父母弟兄姐妹共七口人，房三间，地五亩。为了生活又租种地主七亩地，买了一头牛和别人互用，整日劳动，勉强生活。后来由于伯父同我家争家产，被逼借债250元（银元），买了一个五分地的院子和五间房子，从此背上了还不清的阎王债。
一、童年时代
1929年我六岁时开始上本村初小，先生是西许村的赵延芳。这所学校，因受本村刘敬之先生进步思想的影响，接受新鲜事物较快，在本地颇为出名。首先是学校四周白色墙壁上写满了有关教育人才方面的标语，如“天下无难事，只怕不努力”；“日间不劳苦做工，夜间不能安眠”；“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知读书迟”；“亡国奴不如丧家犬”；“雪我国耻，恢复中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等。这些标语每日伴随课堂内外，迪启着我的幼小心灵，使我产生爱祖国、爱学习、爱劳动的思想。同时也感到只有学好本领才能光宗耀祖，荣耀门庭。
童年的生活是在困苦中渡过的。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使我三千万同胞沦为暗无天日的亡国奴。后来我逐渐长大，开始学习和接触到一些古代诗词，对我影响最深的古代名言是宋朝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朝岳飞的“精忠报国”；明朝史可法的“誓死保卫神州”；同时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的英勇事迹，耳濡目染，盘绕在我的脑海里。民族苦难深重，人民倍受欺侮。为什么遭到这样悲惨的命运呢?
我抱着读书救国的志向，1935年春考上了师范附小五年级。家里虽苦也咬着牙省吃俭用省出钱来供我上学，由于家里穷校服只有借钱交纳。
我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刻苦学习，认真听讲，好学勤问，五六年级均获得优异成绩，语文、算术等课均达95分至100分。1936年在全县观摩考试中考了前三名，得了奖品。从此学习更加努力，除上课外常到图书馆阅读资料。经过努力，再加上接受新生事物快，写的作文被学校评奖并存校，同年还被选为学校童子军。
上学期间我的同桌地主子弟苗北瑞和袁和栾在课间休息时吃烧饼，可我经常挨饿。秋天的一天，我因肚子饿在地里拔了一个萝卜而挨打。从此立志读书，要做有用之人，不再受穷。
二、我的老师
济源县北倚太行山南端，山清水秀，土地肥沃，山林密布，矿产丰富，是块风水宝地。有“盘古寺”，因唐代文学巨匠韩愈《道李愿扫盘古序》而名著神州；西临王屋山，有“愚公移山”而美名千古；南临燕川，邻近滔滔黄河；东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华北大平原。
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在兵荒马乱中度过。
1932年的“马寨事件”，我的启蒙老师赵延芳因保护共产党员孙竹萧，被国民党害死在开封监狱。我的另一位老师，即1926年入党的党纪新，定于当年3月奉命同党员薛志中在薰掌村蟒蛇大石滩举行武装起义，因叛徒告密而失败。地主阶级残酷地对农民剥削和压榨，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不断出现抗租抗捐活动。济源地处晋豫边界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地区，又处于中条山、太行山之间，山高峰险，沟壑纵横，便于党的游击队活动。为牵制国民党军队蒋震部南下，1932年6月为配合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党纪新于9月在济源县和山西阳城间的万大寨举行武装起义，部队很快扩充100余人，并确定建立游击根据地，挥师东进，同沁阳、孟县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完成了打仗、筹款、购粮的任务。
革命蓬勃发展，震惊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县政府立即组织石子鑫公安局长，纠集县保安大队，对万大寨起义部队进行“围剿”。在这紧急情况下，作为县委书记的党纪新在赴开封去向省委汇报返回途中，路过县城北水运村时被国民党一区区丁李绪聪和杨烈顺抓获（国民党政府曾悬赏“抓住党纪新赏一万元”）。党纪新在敌人审讯时，慷慨激昂，变法庭为讲堂，揭露国民党剥削人民、卖国求荣的罪行，拒绝说出党的秘密。
敌人用火燎、老虎凳、跪铁链、踏铁锲等刑法，在这位共产党员面前都不起作用，最终使党纪新残废无法行走。
消息传到游击队，大队长郭大佛、苗既平准备劫狱，党纪新得知后，通过渠道告诫同志们；“有生就有死，死不足顾虑，我已残废，不要为我做无谓的牺牲”，不要轻举妄动，起义部队要加强团结，奋勇杀敌，争取起义的最后胜利。
敌人怕党纪新押送开封时被我游击队解救，于1932年12月1日夜里将党纪新杀害于县政府东广场。他就义前在刑场上高呼“共产党万岁!”“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完蛋!”“20年后看老子的江山!”死时年仅26岁。
事后其妻以50元代价买回人头和遗体，缝在一起掩埋在党姓墓地。
这是1933年2月我村在国民党县政府当警察的人给我们几个儿童说的。他告诉我们：“党纪新真勇敢，他连死都不怕，不知哪来那股劲。”
当然这种精神他是不会理解的。
党纪新生前是县师范老师，在我村李得新家住，其子党跃先和我是同龄孩子。党老师和和蔼谦逊，对人热情诚恳，他勤奋好学，连走路也看快报，在我年幼的心灵上印下这个伟大战士的影子，我以他为师，奉为楷模，终身难忘。
1936年夏，我家的邻居范玉柱木匠从延安归来，从他言谈中得知，共产党红军都是好人，他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杀富济贫，是穷人的救星。从而对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胡说什么“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重新有了认识，再加上党纪新的伟大形象，使我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是非黑白有了初步了解。
三、日寇侵占济源
1935年日军入关，实行“华北自治”的何梅协定；接着1937年日军全面向中国进攻。语文课本中一篇有关普法战争中的“最后一课”的惨景将降临到我们头上。华北沦陷，日军长驱直入，我们国土被掠夺，同胞被任意屠杀，中华民族将要沦为亡国奴。“义勇军进行曲”在我们学生中广为传播，人们呼唤:“不自由勿宁死”!教师们人心惶惶，各奔西东，学生们也都辍学在家，我也无心上学。日军占领华北，继续南进，并想吞并整个中原，威胁着中原要地洛阳、潼关，所以济源县成为日军屯兵的要地。
我的家乡眼看也快要沦陷了。国民党军队强迫老百姓挖沟防坦克，在城墙里构筑防御工事。日寇还没到，国民党政府县长杜光达置全县人民于不顾携眷西逃，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
1938年1月日寇占领沁阳县城后，接着占领济源县城。有一个夜晚，国民党四十军往西逃窜，有一部分人住在我四叔父杨钟灵家，我那年15岁和杨材齐、牛思亮、杨淑平几个年轻人到连部去投军，申述抗日志向。他们答复：“我们还不知明日是死是活，你们人那么小怎么行?”我们灰心落泪地扫兴而归。
日寇来了怎么办?有钱的地主老财挖地洞藏东西，然后坐车逃跑，穷人东奔西跑，无落脚的地方。只见东乡百姓大车小车扶老携幼，挑着担背着包袱，毫无目的地往西跑。也有个别群众抱着侥幸心理说:“咱们这个小地方，日本鬼子不会来”。
1938年2月26日蒋介石摄于日寇威力，炸毁黄河大桥。日寇出于战略考虑，为正面进攻扫清侧翼开始西进，威胁战略要地洛阳和潼关，他们在黄河北的风凌渡与侵略山西的部队会合，潼关和西北重镇西安告急，济源县成为日军屯兵的要地。
2月26日夜间，一夜的炮声、枪声不断，人们忧虑、恐慌不安，纷纷离家出逃。往北奔向太行山麓，往西奔向王屋山，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反正天塌大家死。人们逃跑以后，老人和胆大点的人没有走，居住几十年和几百年的“家”将马上化为灰烬，多么使人痛惜呀!
当时我在家中。我们全家在日寇入城以后，第一步迁到七八里外的水远村表姨家，那里离山只有五六里，离城要过三道河，交通不便，发现日寇来了往山里跑也很方便。但往了几天，怕不保险又跑到离城20里的原村，在姐姐家的远亲老卢家避难。他们热情拿出米面被褥让我全家使用，我也帮他家孩子到山上割草喂牲口。一天中午，忽然有一个日本鬼子独自追一个中国妇女，当追到原村时，愤怒的群众拿起铁锹、铁镐、锄头、木棍、扫把，团团把那个鬼子围了起来，我也拿个木棍站在大人们当中，那个鬼子在众人包围中也晕头转向，失去皇军的威风，只见民团团长苗万青一声枪响，送那个日本兵上了西天，只见那个日本兵头上流血不止，枪和子弹被民团拿走，尸体也被愤怒的人们扔到山坡上的煤窑里，还在沿途揩干血迹。
人们怕第二天日军报复，一大早都往山上跑，我妹妹杨雪牵着唯一一头牛也往山上跑。人们忍饥挨饿，夜里住在山坡的沟壑之间。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日寇血洗了南庄以后，中午时分包围了原村，敌人把未逃跑的老人搜出来，绑捆了几十个开了杀戒，当敌人用屠刀杀到第35人我房东老卢时住刀了。发泄的敌人自觉仇恨已报，又怕天黑回不了城(离城（20里），就返回城了。
乡亲们晚上回来，在万分悲痛中揩干死者血迹，缝好死者头颅和身躯，掩埋乡亲的尸体，决心和敌人拼命了。人们望着滔滔黄河水，巍巍太行山，这血海深仇何时才能报啊?
敌人占领济源城一个月左右，国民党四十军一个营在营长的带领下，侦察地形后，利用夜间化装攻入城内，趁天黑和日军短兵相接，把日军杀得大败。第二天日军即退回沁阳县城了。日寇撤退，国民党中央军进城，我随表哥牛姜魁进城看舅家情况，只见道路两旁都是地雷线，家中一片狼藉。井里、厕所填满了中国兵的尸体，部队正在打捞掩埋。他家里遭到了浩劫，门没有了，马粪、燃烧过的木灰全院都是，室内衣被物品乱抛一地，厕所厨房粪便臭气醺天，一片悲惨景象。
1938年春夏之交，日寇撤退后，济源县成了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国民党抓夫拉壮丁，派捐征款如雪花似地向灾难深重的百姓扑来。数不清的“司令”遍地丛生，打着“抗日”的招牌向老百姓要这要那。尤其引起百姓气愤的是抓丁，抓去的人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绳捆锁绑，每日以泪洗面，家中亲友只能隔窗相望。难道打日本还要受此屈辱吗?真使人难以理解!
1938年8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唐天际支队在山西省阳城县组织晋豫抗日根据地，去那当兵的同学牛永丰、牛永森因吃不了那里的苦而回家不归了 ，他们对我说，八路军好是好，就是太苦。不久晋豫工作团的张立下山宣传抗日主张，住在我村开明绅士刘敬之家。当在街上和他相遇时，被他的衣着、言谈、举动所吸引。第二日我就和他担着一罐石灰水，替他在本村和庙街镇涂写瓦解日军的标语。
他说话和霭，平易近人，身着灰军衣，打着绑腿，穿着草鞋，大约30岁左右，是一个很有朝气的年轻人。他不会写字，我就毛遂自荐，帮他比葫芦画瓢写宣传标语，还带他到县城去贴“新闻布告”。
同他相处三四日，通过交谈我开始明白：一、八路军就是当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二、八路军抗日最坚决，首战平型关歼敌数千人，差点活捉日军板垣师团长；三、八路军是人民军队，和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鱼水关系。
当他要离开村时动员我跟他走，我也一心想跟他去。回来和父亲商量时，父亲大加训斥，以长辈权威阻拦。
张立临走时嘱咐，叫我组织同学中愿意抗日的积极分子，到山西晋城“八路军华北军政干校”去上学。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38
四、投奔革命
在村北水磨桥头和张立依依惜别，他走后我夜不能寐，便组织同学牛思亮、杨才齐、杨淑平、杨烈贤等商议，认为要么求生存争自由投八路军去打日本鬼子，要么当亡国奴，二者必居其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当时为了慎重起见，我和淑平哥到新庄刘鸿儒处了解情况，得到的回答：青年人要想抗日救国，只有投八路军去。
秋天，日本鬼子又占领了县城，在城墙上见人就开枪，只要听到哪村有枪声，就烧毁那个村庄。一天夜里，在城西北潘村听到枪声，第二天日寇就到那里烧杀抢掠，只半天功夫，使潘村立即变为灰烬。秋天遍地青纱帐起来了，城边的百姓开始返家准备秋收了。人们抱着恐惧的心理，回到破乱不堪的“家”，但日本鬼子突然出来扫荡。人们赶紧渡过珠龙河，逃人河北苇子林中，鬼子摸不清情况，在外边乱喊乱叫，直吓得我嫂子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回家了，一直跑到北山公河涧过着有家难归的流浪生活。
日寇的凶残坚定了我投奔八路军抗日的决心，一方面联络同学决定走的日期，另一方面打算说服父母让我顺利出走。我的打算和串联被父亲发现，他大加训斥，开始以骨肉之情感化，当我不顺从以后又以罚跪、头顶砖头威胁，母亲又以软的来感化，又让从八路军开小差回来的牛永丰来相劝。所有这一切不但未瓦解我的意志，相反更激发我抗日爱国的愿望，加速我的出走。好男儿志在四方，有血性的青年不能在亡国之际苟且偷安。于是我和牛思亮、杨淑平抱着抗日投八路的志愿，约定一齐北上，到山西省晋城县八路军那里去。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11月-1945年8月
一、去华北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
1938年10月下旬的一天，约好的五同学(杨淑平、牛思亮、杨才齐、杨烈贤和我)于早晨在村北子胥庙前偷偷集中北上。结果等候一个多时辰除杨淑平外未见其他人的踪影，又恐怕家里人追来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所以就孤注一掷和淑平哥二人北上。途经大社迫山，顺着山路往山西晋城方向走，途中碰上邻居李康平从林县贩盐回来，他问我到哪去，我支吾应付一下就过去了。到了山西省晋城天井，找到了晋豫工作团的驻地，但张立不在，只有同学苗兆瑞在。在那里的宣传队我们等待了近一个月，当领导知道我们的愿望以后，就把我俩介绍到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去。途中在晋城东关，遭到敌机轰炸，毫无军事知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害怕，还冒着硝烟弥漫的爆炸在浓烟中冲了过去。我们早行夜宿走了四百多里，第三日到达“华干”所在地--山西省陵川县平城镇，总算到了“家”。就这样我日日想、夜夜盼，当八路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心中万分激动，那时我只有十五岁。由于第一次出门，这一段吃饭住店，已把偷偷从家里带的三元银元用完，最后连棉袍也截下半节来换饭吃了。
我们根本不懂待人接物，也不清楚什么组织手续，直接就把介绍信递交正在扎煤的吕洞兵政委，他立即停下手中的活，热情地接待了我俩，接着问我们为什么抗日?怕不怕流血牺牲?听到我们天真的回答以后，满意地笑了。为了打日本救中国，拯救民族危难，舍此没有出路。
山西的冬天是寒冷的，晚上没有棉被，我们如何过夜是难以想象的。吕政委发现后，就脱下他身上穿的皮大衣让我们盖，我们深感温暖，但还是谢绝了。幸亏有同乡李修业(济源县尚庄人)主动让我和他同睡一个被窝。当晚睡觉心里难以平静，反复翻腾，后在泪水中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把我们这伙刚入校的新同学集中在庙门外考试，有二三十人，但围观的人很多。许多题目是我从没听说过的。他们问:为什么抗日?我写上不愿当亡国奴，打倒日寇救中国。但对抗日胜利的条件，中国朋友是谁，抗日分几个阶段等问题根本不清楚，幸亏围观同学“传话”，算是答了出来。随后填写人伍志愿书，我们被编入八路军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第一中队。队长是林保怀，又名园瑧，原是孟县一小学校长，集体参加八路军。以后知道华北军政干校校长是刘子超，政委是吕洞兵，主任是王xx，教官是苏xx、张xx，时间是1938年11月中旬。
校址是不固定的，经常搬家。好在山西农村庙多，可以做为宿舍和课堂。学校只提供本子和铅笔，主要讲《新阶段》、《革命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国际问题》等课。由苏、张二教官授课，教官在桌前讲，学员席地而坐，大腿当桌记笔记。由于不会削铅笔(我们在校都是用毛笔)，队长林保怀亲自帮我削铅笔、记笔记。由于用心听、认真记，认真参加讨论并融会贯通，我理解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树立了抗日必胜的信心，明确自己参军应尽的责任。特别是学校开展“红五月”活动，学习苏联劳动英雄普列汉诺夫运动，进一步树立坚决抗日的决心和信念。
这个期间有三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一是淑平哥哭哭啼啼地想家，他是个独生子，从小无父亲，又刚娶了媳妇，在部队吃不惯苦，借口回家拿被褥找领导请假，校方批准，结果一去不回来;二是和我同铺的同乡李修业，还是个党员，自从其妻来信，信中夹有一根线和一根针，第二天就开了小差，给我留下一床被子和一条单子;三是同乡刘丕煌在国民党新五军当机要员，在平城镇街上碰见，他比我大六岁，异乡见面格外亲切，交谈中他吐露说：“八路军好是好，就是太苦了，天天吃小米饭，连一个钱也不发。”他表白自己一个月可得七块银元。以上这些事对我不成熟的心灵震动很大，也是个考验，但我认准了一条路，跟着共产党，当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
1939年6月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经过李教官介绍，了解到在共产党领导下"民族解放先锋队"组建的历史、任务、条件，受到抗日民主运动教育，参加后也没有什么大的活动。
由于杨淑平返家不归，家父从中了解到我们学校地址，因此就从家里带上被褥和鞋，找到了我。一见面父亲就泪流满面，见到了没有离开过家的小儿子，面对十多年父亲养育之恩的骨肉情谊，我也流下热泪。好在队长和同学们热情招待，耐心讲解抗日道理，父亲一扫满心忧虑，愉快返回故乡。我把父亲送到陵川县城，父亲给我买了支钢笔和笔记本。临走父亲一再嘱咐，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我也只有口头答应。
紧张的学习生活，特别是“红五月”开展的学习活动给刚参军的我留下了深刻影响。通过学习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抗日战争的目的、性质、阶段和胜利条件有了初步认识，对中国的革命历史有了粗略了解，从宣传活动工作中，也体会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参加歌咏队的学习和文娱宣传活动，大唱“歌唱朱总司令”、“延安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初步明确了参加革命工作的目的。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38
二、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9年7月，日寇向晋东南发起第二次“九路围攻”，学校撤销建制，把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朱德青年队，地址在山西省平顺县东沟大庙内。
同去的有一起从“华干”来的李璋、赵浠、刘德及从洛阳蒋管区来的张松战、陈自新、于安毅等，还有姓钱的队长和分校直属总校领导。
学习内容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青年修养》、《朱总司令模范足迹》和《待人接物》等。通过学习知道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胜利的道理。学习朱总司令的世界观及革命大智大勇的立场、情操，以他为榜样，做一名合格的朱德青年队队员。
在青年队为了适应敌后战斗生活，培养生活上的军事化，起床吃饭只限五分钟，集合出发也限在五分钟内，因此培养了雷厉风行的紧张战斗作风和亲自动手的能力。1939年10月寒冬来临，上级只发灰军服和棉花，让每个人自己做棉衣。
这可难坏了我们这帮青年人，无奈只好到女生大队请教大姐们，在她们的辅导帮助下穿上了自己动手缝制的棉衣裤，真从心里感到自豪。从此也慢慢学会了缝被子、补衣服和打草鞋。
由于青年队直属校领导，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聆听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的教诲。他们经常给我们讲国内外形势，分析抗战的困难时期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鼓励我们用满腔的热血和生命去换取革命胜利的到来，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
总之，作为一个革命者应具备高尚情操，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特别是周纯全副校长讲话生动具体，深入浅出，鼓动性很强，给人教育极深，如“老子左手是枪，右手是手榴弹，就是要过铁路”这种大无畏的昂扬气概，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企图消灭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把我军赶到漳河以北。
在北移途中我得了伤寒，被送到住地壶关的医院。在医院不断听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专搞摩擦的消息，感到气愤，很难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不抗日而反共的行为。
在住院期间春节来临，这是我在外过的第二个春节，患病期间更加思念骨肉之情，想到父母、兄长姊妹。在同屋病友陈泽之(湖南省常德人)、李震等人关心开导下，我把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转化为抗日的热情上来，以革命抗日为重。
为帮助我恢复健康，一个红军排长(四川人)，给我打死一条狗，炖肉给我吃。虽然远离家乡，但这种阶级兄弟的关爱，使我感动万分。可惜这位排长的姓名不记得了。
当时医院是在壶关和黎城交界的农村，病员分散到农民各家，医护人员到各家巡诊治疗和护理，房东也热情关怀，因敌情变化，医院经常转移，于是老乡就人抬驴驮护送。这里的人民不仅受到敌人扫荡之苦，为保护自己的军队也同样付出了物质和生命的代价。
1940年3月，由于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东迁，我们出院就回到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当时总校地址在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同行北上的有陈泽之、李震等四人，走了三四天到了总校，我们四人被编入1团3营9连，连长张江林，指导员王千祥。
这个期间学习内容除军事课外就是学习毛泽东所写《新民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和任务，同时对中国革命特点、出路有了清醒的认识。
通过进行军事训练学会了射击、投弹、班排进攻、防空和辨别方向等军事知识。特别是连长张江林言传身教，给我们做示范。他是老革命，曾多次参加战斗，从他身上的伤疤我明白革命来之不易，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要付出流汗流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来换取。
在1940年“红五月”到来时，学校在蟠龙镇南河滩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朱德总司令莅临讲话，陈庚旅长也参加庆祝活动并讲话。以后演出文艺节目“汪精卫卖国”和“山地游击队”，还举行了球类比赛等活动。庆祝活动主要内容是“团结、抗日、进步”。毛主席还为“抗大”题词:“抗大越抗越大。”
会上罗瑞卿副校长以他强有力的声音和充分的论据讲授当前抗日形势和反对反共投降，强调抗大的任务就是培养大批德智双全的干部，上前线杀敌。
他的讲话句句扣人心弦，字字印入脑海，激励人们斗志，明确了前进方向。
这时由于日寇政治上黑暗统治，军事上扫荡和经济上掠夺，我们的生活极端困难，每日吃的是黑豆高梁和盐水煮野菜，有时掺点老乡淹的酸菜汤。有不少同志便秘，大便几天拉不下来，就互相抠。即使这样，大家也都无怨言，照样上课学习。有个国民党军官参观我们学校后深有感慨地说:“共产党真伟大，这么苦，官兵一致，不讲怪话，没有逃亡，真稀奇”。
我们队有十名华侨子弟，为抗日、为追求真理不顾国民党阻挠，不远万里回国参加抗战，也在“抗大”学习。他们才来时是“享受”不了这种苦的，刚开始有钱下饭馆，没钱就卖表卖衣服换吃的，后来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照样自己打草鞋，穿草鞋，和同志们一块磨黑豆吃高梁毫无怨言。
这时我因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一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行军时就得连累同志们用绑带牵着我走。山西山区多，沟壑交错，山巅纵横，道路崎岖，在这里行军眼不好就更加困难，碰见石头就摔跤，有时跌到沟里摔得鼻青脸肿。这种情况连长张江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部队反扫荡刚结束住在一个村庄，即命令司务长买了一头猪给连队改善生活，而将猪肝留下煮好专给我吃。自从吃了猪肝以后，视力逐渐得到恢复。我的心情万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我想只有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上级的关怀。
1940年6月，党中央为了整个抗日战争的需要，华中新四军要成立“抗大分校”，要求自动报名参加分校，我也报名出列。但没有料到被王千祥指导员拉了出来，说:“你那么小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待我说“行”时，已把我留到原部队中。
不久“总校”要成立“敌工队”即日语队，就把我编入抗大总校三大队“敌工队”学习。
日语队于1940年7月在山西黎城东阳关以西的一个村庄成立。队长张江林，政治指导员王千祥、教员陈重、日籍教员吉田太郎，以后又来了一位从日留学归来的老师翟墨欣，政治教员是xxx、“敌军工作(包括伪军)”课是总政敌工部科长讲。
我被编入2区队4班，区队长是邱保树，班长是徐连国，毕业后一同分到冀南军区的同班同学有赵春如、王连仲。全队共160余人。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30多岁的、有十几岁的、有大学生、高中生和小学生。
为了在政治上瓦解敌人，我们开的日语课和政治课的课时比例是8∶2。学习采用速成方式，学习内容多，时间紧，全靠突击来完成。
日语分读本、会话、文法三部分，教材是自编、自刻、自已装订的，学制两年，学习程度要达到日本小学四年级水平。在教材编写中，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加强思想性，从生活用语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利于火线喊话和日俘生活用语对话，也要求能看懂日文短篇文章。
语言由日籍老师吉田太郎讲课，读本和文法由陈重老师讲课。由于战争需要，同学们都以突击姿态刻苦学习。经过半年的学习即达到了生活日语化，如起床、叠被、出操、跑步、吃饭、讨论会都开始用日语掺杂表达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背诵日语文章，如《共产党宣言》、《日本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及小说小林多喜二的《解蟹船》以及日本民间故事《樱花节》等。除此以外还会唱十几首日语歌曲和民谣。学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及日本军阀财阀的罪恶及日本民俗风俗习惯等。
这两年中因参加百团大战和几次反扫荡，实际只学习一年多时间。通过学习基本上达到日本学生三年级水平。单字量达到两千多，达到日语的生活用语的一般表述。在政治课上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从而提高了共产主义信念和明确了共产党员基本条件，在思想觉悟上有了很大的飞跃。
学习快结束时由总政敌工部敌工科长和伪军工作科长给我们上《敌伪军工作政策》。在校庆期间我参加敌工队的日语节目表演，表演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觉醒。演出受到校首长腾代远和何长工的表扬。
1940年8月，为粉碎日寇正面进攻，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我们敌工队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战前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兵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区队全换成老红军担任排长，任务是保卫指挥部及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安全。战役开始正处于秋末，彭副总司令指挥部在“关家脑”山头上一个庙内，山下几个团正在围歼敌人，当时阴雨连绵寒气袭人，我队在山左侧几次打退了逃散的敌人，保证左侧我军的安全。
战斗持续了五六天，部队粮已断绝，只好借老乡的土豆充饥，因为阴雨无柴都啃生土豆。我们吃苦还是次要的，山下的战士也是忍着饥饿和敌人厮杀。
经过几天英勇战斗，终于将2千余名日军全歼，百团大战最后以胜利结束。这次胜利打击了敌人侵华气焰和企图巩固华北的野心，粉碎了敌人囚笼政策；用实际行动反驳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军诬蔑“游而不击”的谎言，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战后毛泽东主席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战斗结束以后，我感到自己经过战斗考验，能吃苦耐劳，有任务主动完成，而且自己的政治觉悟也比以前提高了，根据党员条件衡量自己认为基本上具备了标准，因此向党支部李书记提出人党申请。
李书记在指出我不主动的缺点以后，让我找党小组长谈。我向党小组长--区队长邱宝树提出后，他说去年你提出时条件不具备，经过百团大战考验，你有献身共产主义的精神，同意介绍我人党。随即为我办理了入党手续，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在党支部大会讨论中，我虚心接受批评教育，在申请书末尾写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此奋斗目标成为我一生的奋斗目标。
我的候补期是六个月(因为家庭成份像是中农)，介绍人是邱宝树、赵登。从此在党组织内过严格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的考验，到1941年6月如期转正。
毕业前在大队部马列肖像面前举行了人党宣督：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一切由党安排。在战斗中不管被捕牺牲都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
1940年秋反扫荡战斗开始，我们部队要从邢台西江水镇向山西午顺境内转移。为照顾日籍教员吉田太郎，要从队中选出两个同学单独护送他向山西转移，当区队长邱宝树提出后，我主动出列担任这项任务。我牵了一头毛驴让吉田老师骑上，按照行军路线首先随部队向西上山，向山西和顺县境内转移，途中日行夜宿。
和老师在一起，真是得天独厚的好机会，一方面照顾他饮食起居，另外通过朝夕相处，对提高日语水平有很大帮助。特别从他的讲述中了解了他的身世、家境及当兵和被俘情况，以及他现在思想的转变。在他的要求下，我也教他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抗大校歌”。
吉田老师经过教育、感召和亲身体验，和我们产生了浓厚的情谊，他要我们跟他同吃、同住，像兄长照顾小弟弟那样关心我，那年他已32岁。
抗大总校在敌后的敌后，是在敌人四面包围中办学的。东离华北敌占领区平汉路重要据点邢台市80里，西离敌占区长治100里，南距敌占区武安和北敌占区潦县也只100余里。所以学习生活一切军事化，艰苦而紧张，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战斗。吃粮派人到敌占区去运，烧柴从山上砍，吃饭只限五分钟，在这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大家都抱着乐观态度，到处歌声不断。
当时粮食非常紧张，我们这些十七八岁长骨骼的小伙子，正是能吃的年龄，经常感到吃不饱，既使这样，饭不够时都是党员带头，互相谦让，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棉衣是三年一套，操课磨破了自己缝补，发下羊毛自己拧线，合股自己织袜，脚穿的是连长张江林教打的草鞋。
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中，学习、生活一切军事化，部队每周都要进行紧急集合。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愉快的，行军、吃饭、上课前后歌声不断。
1941年10月学习期满，在毕业典礼会上，大家做了学习表演，腾代远副校长作了指示，要求大家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充分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瓦解敌人，为抗日作出贡献。
同学代表也表态，决心在战斗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从政治上去瓦解敌人。在分配工作中无一个讨价还价的，会后会餐。
我们11个人(刘赏真、王谋臣、赵春如、王连仲、罗林、郝宏恩、安卫、陈廉清、贺忠……)同赴山东军区工作的同学一起赶路。
我们通过沙河县(河北省)到冀南军区去，但未能过去，又回到八路军总部麻田。当时参加彭总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粉碎敌人第五次强安运动的报告。
聆听到他的教诲，更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和勇气。11月份我们随部队行动，在河北省邯郸市以南过平汉路，夜间在路西100里越过铁路，向东再走100里，绕道曲周到达清河县冀南军区所在地西高庄。
我们到达冀南军区敌工部，部长张茂林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将冀南敌伪情况作了介绍，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了安排。
我被分配到冀南第二军分区基干团任敌军工作干事，即日随该团政委姚克佑走上了工作岗位。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39
冀南军区是1937年5月陈再道司令员率一二九师挺进支队开辟的。以南宫为中心短短几个月建立了20多个县抗日政权，部队由5百多人发展到万余人，由原来5个连发展到3个团。“百团大战”以后，敌人回师华北。冀南敌后根据地遭到严密封锁和分割。根据敌情变化，我八路军总部指令:冀南根据地转变为游击队斗争方式。令平原各兵团采取小团大连制，坚持敌后斗争。根据这一指示，我团由9个连和一个特务连编为1、3、5、7、9五个连，后以滏阳河以西深入敌占区新河县、宁晋县、柏乡县、隆平县、尧山县、任县、巨鹿县、南宫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2年3月我团在河北省枣强县卷子镇举办团政治战士训练班，时间为两周，内容是学习瓦解日军的火线喊话和对日俘的基本常用语。4月份利用日本樱花节的机会，团里命令我带着训练班20多个战士在夜间包围冀县恩馆日军据点开展心理攻势，向日军喊话，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指出我中华民族必胜、日本侵略军必败。事前调查到那个日军小队长秋田经常夜间出来骚扰百姓，我们揭露他强奸我国妇女的罪行。还将军区“觉醒同盟”的锦旗送到据点吊桥附近。此后据了解日军一周未敢下炮楼，只说“八路军大大的从西边来了。”
不久我团主力向滏阳河以西挺进。滏阳河系子牙河上游，由太行山东坡沙河、河汇合而成，东北流入献县和沱河汇成子牙河，全长1700百公里至天津入海。我团受命进入冀南军区2分区管辖的滏阳河以西7个县(宁晋、新河、柏乡、尧山、隆平、巨鹿、任县)，在开进之前，1连连长夏云霞率部驻滏阳河东岸的新丰头，部队住下即由村长赵老萝和李改敬接应。因为这个村有我党的力量比较放心。1942年10月3日拂晓，新河县和巨鹿县300多敌人突然包围该村。村长赵老梦和情报员李老根出来应付，敌人问，“你村有无八路?”答“没有，”“没有就搜，”当敌人搜到村东南角胡同时，战斗打响了。我们突然用手榴弹和机枪打击敌人，打死6、7个鬼子之后，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了。凶恶的敌人很快占领房屋实行火力追击，出动骑兵截击，在野外开阔地短兵相接，拚杀开始了。在拚搏中我四班长和机枪手负了重伤，临死前将歪把机枪折散，挖坑埋掉。战斗中1连伤亡10多人，顺利突出敌人包围圈。这时敌人回村采取疯狂凶残的报复，先将我伤员捅死，后将村长赵老萝毒打，拷问通没通八路军，答复是否定的，“不承认就烧死!”“烧死也没有!”就这样村长赵老萝，临死前没半点奴媚乞求地表示，他义愤填膺，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勇就义了。
敌人走后，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用最好的棺材掩埋了六名八路军战士和村长赵老萝。战斗的村庄，英雄的人民，给中华民族历史留下了光辉篇章。
在敌碉堡林立，沟墙纵横，公路成网的环境里，部队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里，依靠群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部队全部便衣化，白天隐蔽，夜间出去打击敌人。为了坚持敌后游击战，团首长选择宁南县为团后方，这里群众基础好，比较富裕，特别它在隆平县，宁南县、柏乡县三县交界处，敌人统治薄弱，对伪军的工作有基础。因此把卫生队选择在白候镇，后勤处选择在翟村。
为了我团后方安全，首先惩办了罪大恶极的汉奸李刚和消灭了索村警察所；其次大力开展伪军工作，如对东据点伪军小队长杨玉玺和警察所长车永忱及徐家河伪军小队长张玉和做工作，使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选择抗日可靠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和瓦解敌人的工作。如派抗日坚决的李九江打入南苏伪军中队当文书，白候镇乔明高和伪军中队长拜把兄弟，东陈李老香、黄赵台的黄梦林和伪军交朋友，对了解敌情起到很大作用。特别利用地方绅士名流直接做敌军下级军官工作，开展“中国人良心”运动，进行将功赎罪和开展记红黑名单活动，对敌人起到瓦解作用。
1942年8月，新河县杨庄日军军曹菊池经常夜间到附近百姓家以拜干娘为名糟蹋民女，群众慑于敌人淫威，有苦难言。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于夜间利用敌人发给民团的手榴弹，往敌碉堡里扔。第二天“民团”向敌人报告:“我们把八路打跑了”，从此菊池再也不敢夜间出来，还赞扬民团大大的好!
能在敌后站住脚，关键要依靠群众。1942年11月7日，我团陈忠献参谋长带着9连在宁南县大北里村李冯章和李存生家隐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夜晚部队住下后，一直平安无事，第二日中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侦察员吴利报告，敌人400余人从西南而来。沉着机警的陈忠献参谋长很快把村长冯宽心和情报员冯老纯叫来。分析敌人从那一路来，说明未发现我们，敌人不进院我们不开枪，如果被敌人发现，就突围向北陈村转移。随后召集连排长布置突围的措施，并告诉我做好房东工作，让他们不要惊慌，只在房里蹲着。
敌人果然在村里的街上东倒西歪的休息，证明敌人几天扫荡疲劳极了。村长和情报员以烟、茶、鸡蛋、糖果“热情”招待敌人军官。这时突然有两个老鬼子擅自离队到老乡家找事，村长冯宽心发现后，立即叫情报员冯老纯跟踪应付，口口哀求“这几家都是良民，”又以金钱相奉，结果在离我们只两户时敌人停步返回了。下午三时以后，敌人返回了据点，一场恶战避免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是群众掩护了我们，使部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我们真诚地感谢群众的支持，这正证明了毛主席说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一真理。
总之，我团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残酷环境中保存下来，有利地打击敌人，是因为做到了以下几点:
1、依靠地方党和群众开展工作，我们经常同县长齐光桂、县委书记何如之、区长丁百人共同研究对敌斗争的问题。
2、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群众才能豁出性命保护子弟兵。
3、争取伪军和瓦解伪政权，打击最凶恶的汉奸卖国贼，争取伪军中有良心的人，使其改恶从善，主动赎罪。在伪军内部建立“爱国会”，立红黑账本秋后算账，狠狠打击日军翻译官丁豪钧，使宁南伪军策反工作顺利进行。有一次我和日军一个班遭遇，伪军班长的父亲(外号赵大皮鞋)说我是伪军赵小贞司令的参谋蒙混过关了。
4、从敌占区实际出发，变两面派村政权为名符其实的我村政权，真正忠于日寇的是少数，大多数是被迫无奈的。
5、派忠于抗日积极分子秘密打人敌人内部，了解敌情，瓦解敌人，作我军的耳目。
6、依靠我军自己力量坚持敌后斗争。我军白日隐蔽，夜间召集各地方绅士名流和村长开会，讲抗日的形势，鼓舞群众粉碎敌人治安强化政策。
“时危见气节，乱世识忠良”。当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天灾人祸降临在中国大地，革命队伍里个别人吃不了苦，就投敌叛国了。
1942年10月，我团副团长魏润申带着警卫员邓庆奎到内邱县东阳东站投敌。但好梦不长，快到敌据点邓庆奎就问:“我们到哪去?”“不用你管，跟我走就是了!”为保卫党和民族利益，在这紧急时刻，邓庆奎代表党和人民果断处决了这个可耻的叛徒。
第二日敌人包围我团和七连驻地大庄头，在突围中，团参谋张彪负重伤昏死过去，夜间群众打扫战场，发现他还有气息，就抬回去救活了。
1942年敌后斗争是很残酷的，在我团1月参谋长张云生赴山西住学途中牺牲；2月24日团长梅花繁在新河县毛家砦突围中牺牲；7月15日七连连长庞绍彬被捕。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每个革命战士随时随地都要接受生与死的考验，这也是衡量每个共产党员革命情操的试金石。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45
被捕和归队
1942年冬，敌人不断向宁晋县增兵，并增设据点，仅滏阳河两岸就设了2个据点，驻扎了40多名日军，素邱、风台、河渠镇也增加了数十名日军，看来敌人已发现我军活动情况。
1943年2月13日，我将上述情况向团参谋长陈忠献做了汇报，他命令我到小曹庄告诉九连指导员刘中正，将部队带人地洞，并交给我手枪一枝，带上两名负伤的战士同往。
我们从大召村走到小曹庄时已半夜，得知部队已进入地洞，因为洞小人多，为了便于掌握情况，就和村长张老喜儿子栓柱在北屋西间休息，两个战士在堂屋休息。
2月14日拂晓，敌人包围了张老喜家，我发现后准备抵抗，但栓柱担心“枪一响全家都完了。”
这时敌人加紧撞门，为安全起见，我急忙将枪和手章塞进坑洞里，老乡开门后敌人蜂涌了进来，将我和他全家人赶出来，将男女分开，对男人一一审问。
当审问我时张老喜说：“是我侄子。”
敌人发现我口音不是本地人，凶恶的敌人就用木棍拷打我，一次次把我摔倒在地，但我仍以假“口供”回答。
敌人就打房东老乡，房东被逼无耐，承认我是八路。在这紧急情况下，我抱定不因小失大，承认我是八路军25团通讯员，从隆平县往宁晋送信，路过这里住下了。
当敌人逼问我部队和枪在哪里，我死不承认，接着敌人用棍子打、灌我凉水，我上前和敌人夺棍时，敌人把我打晕了过去。后来敌人搜出了手枪，就用手枪狠击我头部，骂“这是什么?枪毙你!”
敌人搜查到中午再无所获，敌人将我和被抓到的9连指导员刘中正及县大队管理员刘冠真押到院里，后来连同另外两个被俘的战士一同押至日军据点素邱。途中我将我口供告诉刘中正，以求达到互不相识的目的。
夜里，敌人把我和刘冠真、两个战士及房东张老喜关在地下室，唯独将刘中正带到炮楼内。这时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投降了，为此我利用夜里机会向难友表示，为保证党和部队秘密，谁也不能屈服投降，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考验。
第二日，敌人把我押解到宁晋县敌宪兵队，敌人审讯我时，我都说是通信员叫杨书斌，18岁，家住大明府(因手章可能被敌人搜去)。
后在狱内刘中正告诉我，敌人知道你是个参谋，我心想坏了，我抱着必死的决心，不存在什么幻想。
第二次敌人审讯我，让我说出部队首长的名字、装备情况。
我以“刚来不知道”来否认，敌人恼羞成怒，让我跪下。
我斩钉截铁地说：“八路军死可以，没有跪的习惯。”
在狱中我们都表态死不投降，只有刘中正抱着回家“不再干了”的想法投降了敌人。
敌人还用“感化教育”来劝，我毫不畏惧，当敌人问：“八路好，还是皇军好？”
我理直气壮地说：“八路好!”
敌人用战刀砍我脖子，我知道在敌人手中死多活少，决不屈服，结果敌人是用刀背来威胁。
在狱中我们曾利用敌人晚间换岗时想组织逃跑，但因意见不统一未实现。
不久张老喜保释出狱，而把我们押至敌看守所，我找时机向难友宣传抗日到底的决心，同时利用刘冠真家属探狱的机会，将我们的情况简要写在烟盒纸上，报告给部队姚克佑政委。
在狱中共住月余，有一日敌人进来，把刘中正带走，后将我和刘冠真战士刘成群、刘永顺等人押上汽车运到敌石家庄受训所。
刚进去剥光衣服，强迫消毒，然后换上黄军服(敌人抢我军的)，接着敌人审讯，问毛泽东好，拥护毛泽东?还是汪精卫好，拥护汪精卫?
我回答拥护毛泽东，抗战到底。接着敌人又问愿干什么?
我们异口同声说，下煤窑。从此我们开始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在狱中目睹成百劳工被敌人折磨致残，最后被扔到万人坑。
监狱周围是深沟，用铁丝网围着，外墙上有电网，四周有岗哨，所以从内部逃跑根本没希望，只有在狱外做工时选择机会逃跑。在狱中几千难友都编上号，早上点名，汉奸带头呼日寇奴役中国人的口号，我从不喊，因这是叛变行为。
在狱中我先后组织了三次逃跑。
第一次动员大家在干活时利用手中铁锨、镐头冲过铁丝网越墙逃跑，我和当敌人警卫的曹景仁联系好，但行动时铁丝网上罐头盒乱响，事到临头他动摇而未成。
第二次在粮场劳动时准备跑，但人多心不齐也未成功。
第三次在正太路给敌人装货车，我同大家商量，准备打死3个敌人逃跑，但事到临头又有人犹豫，也没成功。
三次逃跑都落空了，为了不连累他人(敌人捉住会被处死的)，我决定单独跑。一人跑好跑，又不连累他人，要被敌人捉住只死我一个。
当时是4月底5月初，经过几天的准备，我利用给难友往仓库送衣服的机会，换了内衣便服，外面套上军衣，选择在外劳动的时间准备逃跑。钟灵塔那里有二三百劳工挖地种树，我以手负伤为借口，和难友芦小兰两人牵匹马用水车浇地。中午时分看管我们的那个汉奸流鼻血，我给他洗头，铺开包袱让他躺下。他说：日本兵来了告诉他。不久日本兵来了，我告诉他，他赶紧起来给日本兵敬礼，日本兵走后他又躺下。
这时离我100米处劳工在挖地锄苗，我俩只浇水，地的周围是花格围墙，西南靠墙有厕所。这时我欺骗他说我要大便，在他答应以后，我抱定必胜的信心和死的准备，利用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来到厕所旁，看旁边无人，赶紧脱下外衣(军服)，扒着砖头的空隙，一用力，迅速翻上三米高的厕所围墙，跳了下去。越墙后，就摆脱了敌人的控制，从此自由了。(后来听说我逃出监狱后，被日本人发现，敌人曾派骑兵追赶)。
我往西跑一百米左右，这时因为天热路上人很少，我怕敌人追赶，又折向东南，利用齐腰深的麦地顺小路跑，打算先冒充宁晋人找地方藏身，然后想办法归队。
我多次乞讨东西吃都没有结果，又求帮人拉洋车混点饭吃也被拒绝，就准备到车站混一下再说。
这时太阳开始落山，看到路上有辆牛拉的车走过来，车上装的是麻参饼，车下一个老汉赶车，车上坐了个老太太。我跟老太太说：我是宁晋县人，和家人闹气出走，钱和良民证都在车站被人偷走了，想冒充他们的侄子带我出卡，老俩口点头同意，我立即坐上车尾巴，混过关卡。
后来，我以感恩的心情到他家表示感谢，他们是石家庄南十五里宋村人。
途中忍饥挨饿，以水充饥，当走到栾城境内，有一据点挡住去路，幸亏哨卡门没锁，我怕又陷入敌人手中，拼命顺路往东南跑。等跑到离赵县城南七里的一个小庙内，已经精疲力尽了，再加上又困又饿，躺在地下就睡着了。
醒来已是中午时分，跑到晚上来到宁晋县乔家寨，找到我认识的乔玉芬家，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非常惊讶，了解到我的情况后，热情地让我住下，给我安排饭吃。
因身体虚弱和过度疲劳，不久得了伤寒病，亏幸得到乡亲们的照料，他们夜间请马坊马鹤轩哥哥给我看病，吃了几付药病轻了许多。后住到大召村李九江家，期间躲过敌人搜查。部队知道我的情况后，派人来慰问，安慰我说把病养好了再归队。
我衷心感谢宁晋县大召村李九江母亲赵大娘的救命之恩。在我被捕逃出虎口和得病期间，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很少有人敢掩护我这个八路军伤员。群众把我抬到南苏村一个地主家空院子里，她晚上送饭送药。病刚好转，一天夜里我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到赵大娘家，她热情地接待我。
早上，这位大娘为难地对我说:“咱家的目标可能暴露了。”我于上午九点正吃早饭，大娘说:“你好好吃，我出去看看。”
不久，她惊慌地跑回来用颤抖的声音说:“日本鬼子朝咱家开来了。”边说边不容分说地拉着我就往南墙棉花秸堆里跑，我拨开棉花秸往里钻，她边塞边藏刚藏好，日本鬼子就踹门而入，只听“八路那里有?”
接着就听见敌人打大娘和翻箱倒柜的声音，最后敌人用刺刀捅我藏的棉花秸垛，我感到大难又要临头，一动不动地蹲着。敌人一无所获，便上房顶向南边放了几枪，返回河渠据点去了。
夕阳西下，大娘才将我喊出，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感谢这位坚贞不屈的子弟兵的英雄母亲，在惊恐时仍以“我们是良民，哪来的八路?”来应付敌人。
夜幕降临，受到敌人浩劫的赵大娘全家老幼用车把我送到白侯镇，临去时大娘对我说：“十几岁的孩子就出来抗日，多可怜呀!家里父母能不担心吗?”
说着往我手中塞了20元伪币，让我好好补养身体。我两眼流出滚滚热泪，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这位母亲。
以后因一直在前方战斗，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可敬可爱的母亲，深感内疚。
病好以后赴隆平县滏南指挥所，转军分区敌工科工作，负责南巨路上敌伪工作。组织上经过调查对我被俘一事作出结论：
认定我被捕期间保持了革命战士和党员的气节，敢和敌人斗争，经受住了考验，部队和地下党组织均未受到损失，最后能机智地从敌人魔爪中逃出来返回部队。
不久经军分区党委审查恢复了党籍。
我为组织上对我的理解和信任而深感自慰、自豪，决心今后在对敌斗争中要更加勇敢、更加坚强。
1964年哈尔滨军工党委对我当年被捕的经历进行审查，结论说：“经过调查，与本人交待证明情节相符。”这就使我的顾虑烟消云散了。
由于思想上麻痹而被捕，但是在敌人严刑拷打和以死威胁下，未暴露党和军队及政府的机密，最后从虎口逃回部队，经受住了考验，立场是坚定的，气节是勇敢的。
附：
被捕证明人：
张老喜--宁晋县小曹庄基本群众
刘成群--栾县梅花镇 团九连战士
刘永顺--巨鹿县小吕寨 团九连战士
刘冠真--宁晋县中孟村 宁南县管理员
卢小兰--宁晋县中孟村统战军战士
恢复党籍证明人：
方刚--原敌工科长 天津警备区后勤部工作
高坪--华北军区后勤部原军分区组织部长
姚克佑--北京空司训练部原团政委
陈胜林--湖北军区原团政治处主任。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46
参加临漳战役
我回到原单位，老战友久不见面，这次归队分外热情相待。我被任命为团宣传干事。当时由于我军有力地打击敌人，环境好转。1944年10月我团奉命恢复大团建制。1连是南宫县基干连，2连是新河县基干连，3连是巨鹿县基干连，4连是隆平县基干连，5连是尧山县基干连，6连是宁南县基干连，后任县基干连和柏乡县基干连编为3营。团长李地山，政委范朝福。
这支部队自1938年10月创建以来，具有光荣传统和作战勇敢的部队，枣庄战斗中缴获敌人“八八式”山炮，闻名华北而战功卓绝的部队，是经过最残酷最困难的游击战考验的部队。成立了大团建制，使部队生气勃勃，精神焕发。
我团于巨鹿县宋庄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又于邢家湾重创邢台的敌伪军。
于1945年6月奉命南下参加豫北临漳战役。途经广宗县，发现日军一个小队东进德州，立即包围该村，敌人数次突围均未成功，除一名俘获外，其余全被消灭。战斗结束，缴获敌机枪8挺，掷弹筒1个，步枪20余支。接着我团奉命在魏县的北塞镇西南小屯，阻击从邯郸南下支援大汉奸郭清之敌。
我1营奉命固守阵地，加强构筑工事和布置砦柴。上午八点左右，敌人一个中队在5辆坦克掩护下发起攻击。
1营以2、3连固守阵地，1连为预备队。为阻击敌人前进，我军放弃坦克，专打步兵，集中火力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不让敌部队前进一步。这时3连连长和指导员负伤了，团政治处陈盛林主任命令我进入阵地代理指导员。我冲进硝烟弥漫的阵地，首先找到副连长，协助指挥部队，此时2 排正和敌人撕杀，拚刺刀，由于我机枪封锁了敌援兵，我们1连预备队投入战斗，把敌人赶了回去。这时敌坦克已冲过我阵地，我1排退了下来，营医生郭长印，率领几名战士爬上敌人坦克，掀开盖往坦克里塞手榴弹，把敌坦克炸毁。我军专打敌步兵，反复冲杀打退了敌人6 次冲锋，稳稳守住了阵地。下午2点，我22团对敌发起总攻击，我3连跳出阵地，冲出村外主动出击，消灭了进攻的敌人。此次战斗我部在前沿歼敌百余人。战后我们揩干身上血迹，掩埋了战士尸体，凭吊了30名英雄战士，胜利返回南宫县。
由于我团在阻击战中英勇顽强，敢打硬仗，主动歼敌，获得冀南军区颁发的"战斗模范团"锦旗，以示鼓励。地方党政机关为祝贺战斗的胜利，唱戏3 天进行慰问。这时部队开始整顿补充，后调至巨鹿县官亭镇整训和扩编三营。
在政治整训方面，建立基层党支部，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上级从3连调我回去仍作宣传干事（副营职）工作。当时部队无教材，用在巨鹿县缴获的油印机，自己先靠回忆印刷“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到连队，并抽调各连文化教员学习。
抗战胜利
正当全团指战员集中整训之际，上级传来了“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的消息”。
抗战胜利了，全体指战员和全村老百姓无不欢欣雀跃，街头巷尾奔走相告，有的连队和老乡放起鞭炮，甚至个别干部鸣枪欢庆，共同祝贺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抗日战争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美梦。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47
上党战役
山西的上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它占有“东出阳关可挽赵燕，南下天井可瞰中州”的地理位置，是八年抗战我晋冀鲁豫军区内腹根据地。
日本投降以后，阎锡山奉蒋介石指示，在日伪接应下，于8月中旬，派国民党19军军长曾泽生率部5个师16000人，强占我上党地区8个县。
上党扼守着华北解放区大门，东临华东解放区，西临晋绥陕甘，南临中州，北临晋察冀。因此刘伯承司令员称我晋冀鲁豫军区处于四战之地，是四战之军。
为揭露蒋介石“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配合毛主席重庆谈判，上级指示:“狠狠打，打好这一仗，更有利于谈判。”为此1945年9月7日，我团奉命和11团、21团、23团组建平原纵队，在陈再道司令员率领下，在秋雨连绵的泞泥道路上，身着布单衣，佩戴“八路”臂章，全副武装沿着长邯公路西进，去参加上党战役，虽然时间仓促来不及动员，但全体指战员只有一个信念，跟着上级走没错。
9月11日我团在河南省涉县河南店稍加休整动员，全体指战员明确作战任务、目的及重要意义后，斗志昂扬，信心百倍，随后直奔上党以北呈史村，担任狙击长治之敌北援屯留的任务。
我团是1、2营打狙击，3营为预备队。待部队进入阵地构筑工事，周围百姓纷纷送茶倒水，热烈支援自己队伍打胜仗。
当屯留敌人一部突围到我阵地前沿，我3连长小石头，带领部队将100多敌人包围并全歼，缴获步枪60余支，轻机枪3挺。9月17日我纵队11团攻下潞城，我团迅速包围长潞公路重镇南陲敌据点。
该敌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我有力的政治攻势下同意和我们谈判，9月18日上午，我代表部队和敌人谈判(当时我为指导员)。敌人最终率领160余人向我军投降，晚上接受我军改编。
此次战斗是和平解决，缴获机枪3挺，步枪80余支。敌人投诚后我军将炮楼烧毁。
9月19日我团奉命包围长治县东关，我1营担任主攻，2营在北关玉米地伏击。部队正在准备登城器材，敌人约两个营突围出来。我2 营营长姚纪刚率领全营从玉米地冲出来，敌人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狼狈逃回。不到半个时晨，抓了20多名俘虏，缴获4挺机枪。据俘虏交代：他们是奉命利用两天时间试探突围。敌人突围无望，只有困守该城成“瓮中之鳖”。
长治是上党首府，敌重兵把守，城墙高三丈、厚五尺，墙外沟深五米，他们利用当年日军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火力配备严密，城外还有布雷区。
众所周知，阎锡山军队作战特点是善于防御。他构筑品字形的据点和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可以实行反突击。敌军19师千余人把守，看来一场激烈恶战即将到来。
我团奉命攻克城东五马村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兵临城下，决心攻下东关，攻入城内，解放城内老百姓。为此团首长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布署如下：1营攻城，2营侧面佯攻，3 营为预备队，解放上党，除掉我军“心腹之患”。
当时几天都在下瓢泼大雨，道路泥泞。部队紧张地准备着武器装备和登城云梯。
战斗开始后，部队攻了两天未见成效。第三天晚上，21团配属了一门直射炮，增加了攻城信心。这时李地山团长把我叫去说:“小杨，今晚我们有了火炮，炮一响你就把1营带上去!”上级的嘱咐就是信任，我毫不犹豫地表示：带部队攻不进城，我绝不回来!就这样立下了“军令状”。
随即我带通信员张三生迅速赶到1营指挥所，部队前边是一道沟，临沟是城墙，战士们左手绑白毛巾，抬着、拉着梯子、木桥、绳子和整筐手榴弹，在风雨交加中严阵以待。
忽然炮声划破漆黑的夜空，轻重机枪咆啸不止，我立即率2连越过壕沟，爬上梯子，往城里投手榴弹。顿时我军的喊杀声以及敌人的枪炮声震耳欲聋，阵地成了一片火海。敌人在火力掩护下反冲锋，机枪子弹接连三发射中了我的手臂和腿，我从城墙上摔下来，待我有知觉后，已静静地躺在团救护室的病床上。
我苏醒过来感到四肢麻木，心想“东关是否攻下?”因为还有两连的预备队。当李地山团长和陈胜林主任来慰问时，我不顾伤痛，急着问他们攻城的情况，他俩诚恳亲切地说：“别惦记了，到后方好好养伤吧!” 随即总支书记刘鹏凤给我开了“党员证明信”，民工冒着大雨用担架抬着我往后方转运。
途中在担架上的颠簸、震动，加上大雨湿透全身，我的伤口十分疼痛。这时我的手枪还在地下拖着，卸下枪后，我仍在雨水和血水交融中咬牙忍痛。我真想找个村庄休息片刻，但当我向抬担架的民工提出以后，他们只管向前走，毫不理会，无可奈何的我只有随他们去。
拂晓到达长治城东北南陲镇野战军救护所。待医生用盐水消毒以后，只听医生说:“这个伤员失血太多，立即转到微子镇医院。”当我知道这个原委以后，非常感谢抬担架的民工，如果听我的建议，耽误了抢救时间，我这条生命恐怕就没有了。
我负伤三处，唯独左手伤重，因为敌人使用的是“75”毫米子弹炸的，加上手掌骨多肉少，总难以愈合。那时麻醉药很少，三次手术(割刮骨)都是在十分疼痛中度过，但是伤口总是愈合不上，医生动员我“截手”，并以平型关战役负伤战士手术成功的例子相动员。我想总是保持两只手为好，加以拒绝。
在上党解放以后，缴获敌人的药品有“斯尔发弥”，医生把它涂到伤口上，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手上的枪伤奇迹般愈合了，但左手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住院期间，我咬着牙让医生将臂部的子弹取出。在医院三个月(9、10、11月)，房东老大娘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喂饭、洗血衣、洗身子、擦脚，通信员张三生也要干，但她总是不放心。
10月4日我团在老爷山歼敌后，奉命回师冀南，路过微子镇野战医院时，李地山团长和陈胜林主任来慰问我时，我不由自主地说:“团长，我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说:“我军是围城打援，攻东关是佯攻，现在把敌援军消灭了，长治敌人只是瓮中之鳖，待不了几天了。”
他们嘱咐我好好休息，伤口好后，把团里80名伤员带回去，并告诉我上党战役歼敌13个师35000人，夺回被敌人占领的上党地区，有力地支援了重庆谈判，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我团在整个战役前后作战七次，歼敌4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获机枪8挺，长短枪300余支，牺牲指战员38人，伤138人。
10月中旬，我带着伤愈的83名战友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跋涉，经黎城、河南省涉县、河北省临城、邢台市、任县，顺利到达团留守处所在地--河北省巨鹿县城。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48
聊博战役
我的伤当时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左手四指萎缩僵硬，臂部子弹取出，行动不便，腹部也有伤，给生活带来不便。
战友们见我消瘦，都劝我“别回团了，留在分区工作吧!”
但我认定战士不打仗，不是真正的军人：只要有一息气尚存，就要到战斗第一线去，不留在后方。
所以当政委范朝福征求我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要求回部队去。1945年12月5日，我到达河北邯郸市东南的沙河镇团部所在地。第二日政治处主任陈胜林召集宣传股开会，宣布我为股长，股里有三个干事、王殿恒、杨景文、张杰。一个宣传队共十几个人。
政治处有三个股--组织股、保卫股、宣传股和一个民运干事。部队这时被编入晋冀鲁豫军区2纵队6旅17团，整编以后部队是正规编制。经过教育，全体指战员明确了目前形势和任务，认识到蒋介石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为保卫解放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部队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945年12月26日，我团随旅参加聊博战役。聊城即东昌，是山东古城。它是冀鲁豫中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寇侵华时，就以主力攻占聊城。民族英雄范筑先就殒难于此。
当地伪军赵振华、郭培德在八年抗战中是出卖祖国认贼作父的汉奸，又是本地惯匪，日本投降以后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的先遣军；盘踞在聊城以北50华里的博平县之敌，系山东省保安第24旅共7千余人。他们拒绝向我投降，誓与人民为敌，我团奉命歼灭他们。
12月29日，我团直扑博平县北关，以快速动作歼敌一个连。我3连连长在战斗中牺牲。
第二日我随3营攻城，部队在城下构筑工事，白天用土坦克接近城墙，作为攻城出发点。
第三日拂晓，敌旅长罗兆荣摄于我军威力弃城东逃。
博平县解放后，我团奉命调聊城南关准备攻城。守城敌人是一群土匪汉奸组成的亡命徒，敌人凭借日寇修筑的碉堡及水泥工事，利用高墙厚土和深壕宽沟，依托一长一短(红缨枪和手枪)来抵抗我军，我军几次登城未能成功。
1946年1月12日，我纵队在聊城东关天主教堂内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分别讲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明确打下聊城的目的和意义，特别强调打下聊城是对兄弟部队最有利的支持。还提出：严守城市纪律，保护好“东昌书库”遗址。
为此号召部队坚决攻下聊城，争创“聊城团”锦旗。各团指战员纷纷表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攻下聊城，保证军事、政治双丰收。
会后各团反复深入动员，层层表态，决心为争当“聊城团”而奋斗。
突击队和预备队备足了炸药和绳梯，1、2营也准备就绪，只等命令一下就攻入城内。
我军1月13日奉命攻城，待火炮齐发，炸药靠上城墙，就要攻城的紧急时刻，蒋军飞机撒下“重庆谈判”签定的停战令，我军坚决执行停战令。
停战以后我团奉命西进，驻防河南省安阳市以北、漳河以南，接17师的防地，监视蒋介石军队的动静。
我团住在安阳县东北西辛庄、高家庄、岗上村，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军事上以三大技术为重点，政治教育主要是克服部队指战员和平麻痹思想。
为揭发蒋介石真内战假和谈的本质，各连开展民主大辩论。针对蒋介石是否会和平、民主?蒋介石是否有诚意?关于“协议”整编我7个师，国共能否和平相处?内战打起来怎么办?这几个根本问题先从三连开始大辩论，营教导员米瑞云亲临指导。在和平、战争两种观点相持之下，排长姚萝义以形象化方法搬来两张桌子放在会议中间说：“这两个桌子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各一张，国民党代表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 利益，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强占我们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张桌子，让我们重返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们能答应吗?”
大家异口同声说：“不行!我们要革命，拼命保卫这张桌子。”
通过大辩论，思想上明白了对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谈对谈”，“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打消了和平幻想，准备打仗。
这种生动、活泼、形象的群众性辩论活动在纵队“战士生活”刊物上发表。这时部队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开展了射击、投弹、刺杀和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训练热潮。
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等乘飞机去延安，不幸遇难，“四八”烈士遇难的噩耗传到部队，部队一片悲痛凄凉，在团追悼大会上，干部胸系白花，战士枪挂白布，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悼念“四八”烈士、为“四八烈士”复仇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同志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消除幻想准备打仗，为烈士报仇。
在国共谈判的“双十协定”上，关于我军裁7个整师30万人，取消政委制，按国民党军队统一编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当时不知是对敌斗争的策略，大家想不通，一致认为我们和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在军事上不能打败我们，想用谈判消灭我党我军，是办不到的。
不久中原、华东、东北内战爆发，这个顾虑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敌我暂时和平共处的日子里，商品经济也闯入了部队生活内部，如团首长带头以夫人名义入股经商，贩运解放区黄豆往蒋管区安阳市换日用品，以至发展通信员来往漳河南北贩烟卷。后纵队发现禁止，使部队未向坏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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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杨书彬手部负伤，残疾。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49
永年攻坚战
1945年6月，在冀南根据地，除永年县被敌人占领外，全境基本解放。
永年县的敌人是蒋介石先遣第1纵队王泽民把持。王原系铁杆汉奸，无恶不作，群众狠之入骨，日本投降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先遣军。
他利用滏阳河水，从城东东桥村南北两面掘开河水，灌入护城河内，以致使数万亩良田变为湖底。
灌水前把城外四关至城内大道挖成横断深沟，切断城关联系，以城为中心水面宽五华里，深五六米，护城河中长满芦苇，河底插入大量树尖。
为了保住冀南的唯一据点，敌人利用水为屏障，分三股固守。先遣第1纵队700余人，第2纵队200余人，鸡泽保安团王冠五300余人。敌人利用城周围十二华里的城墙作掩护，城周围有工事和暗堡，每日敌人从安阳运送弹药装备和粮食，妄想把这里变成蒋军北进的桥头堡。
为了维护和平协议，保卫根据地，我旅奉命和四旅攻克该城。
我旅于6月9日下达命令:16团攻南门，我团攻西关。我团以2营编成水上突击队，指定2营长姚纪刚为队长，我为指导员，调全营水性好的骨干编为11个班100余人，利用载上绵花包的船，头绑手榴弹，身背三八步枪，在旅火炮掩护下，在船上架着轻重机枪，边凫水推船前进，边向敌人一齐开火，和敌人争夺西关外的土围子。
敌人踞高临下，用火力阻止我接近，但在我“夺下西关攻入永年城”和“为保卫根据地立功的机会到了”等口号鼓舞下，全体突击队员发挥英勇顽强的精神，杀退了敌人，终于占领了土围子。
在这不到40平方米椭圆形土围子里，突击队员用泥土构筑工事、布置火力，准备来日攻入西关。全队同志身子泡在水中，早晚部队只送两顿饭，渴了用河水解渴，克服着烈日暴晒、蚊虫叮咬等困难。
但是这是离西关只有50米左右，不甘心失败的敌人立即组织反击，企图夺回这个土围子，几次恶战我军仍牢固的坚守在这个进攻西关的出发地上。
在战斗中我负伤了，止不住的血从臂上流下来，这时我22团迫击炮排排长临阵逃跑，我再三命令他返回阵地，他却无动于衷，在这关键时刻，为了维护战场纪律，为了战斗胜利，我用枪逼着他返回阵地，从而使阵地得到巩固。
这个土围子就像一把利刃插在敌人胸前。6月19日上午9时，我突击队在旅团炮火掩护下以雷霆万钧之势，一股作气夺取了西关。
在攻克西关战斗中，和敌人开展了肉搏战，有的战士刺刀钝了，就用枪托砸，先后打退敌人6次反突击，全歼守敌，使西门城墙暴露在我军面前，为登城部队扫清了障碍。
我军占领西关以后，接着帮助十六团架桥、绑登城梯子和选择登城突破口。后因桥被敌人烧毁，部队无法登城，后续部队受阻。这时部队又有新的任务，就把防地交给3 分区独立团。
我团部队撤出战斗后，驻扎在永年县西的一个村庄整训，总结战斗经验和召开英模表彰大会。
此次战斗我团在攻坚战斗中共击毙敌人50余人，我伤亡88人，历时10天，我突击队在夺取西关战斗中，全队英勇顽强，克服各种困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为我军打攻坚战，特别是水上攻坚战取得了实战经验。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50
定陶战役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和平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仅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就动用正规军28个旅(24万人)，我军坚决执行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经过数月整训，部队斗志旺盛，战斗力更加提高。只等上级一声令下部队就可以投入战斗。这时敌人不甘心陇海战役失败，蒋介石命其“哼哈二将”，徐州的薛岳和郑州的刘峙，以14个整编师28万人，从8月28日开始向我晋冀鲁豫部队扑来，企图打通平汉路，寻找我主力决战。
我刘邓首长审时度势，先吃掉敌人疯狂进攻的整三师。
8月28日我团奉命于邯郸市东贾村出发，9月3日奉命包围荷泽以南大黄集的小杨湖之敌--整3师58团。虽然经过夜间地形地物勘察，我1营在进攻时还是被敌鹿砦所阻，部队伤亡较大，1营营长周耀贞光荣牺牲。
第二日在我反复攻击下，敌人在4架飞机掩护下向南逃窜。
第三日9时，我团和18团把敌人包围在纸坊集，我团在范朝福政委率领下堵截打击该敌，在追歼战斗中，徼获了1辆敌坦克。
敌人用火炮掩护撤退，在反复厮杀中，我军以锐不可当的勇气和勇往直前的斗志，截击全歼该敌。
这次战斗共歼敌400余人，缴获山炮两门、坦克1辆，我伤亡仅100余人。我2营4连两个炊事员送饭归途中遇到了30名敌人，他们靠勇敢的精神，高喊着“缴枪不杀!”随手扔出两个油瓶，接着手握两根扁担直奔敌群，敌人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破了胆，乖乖放下武器。
炊事员命令敌人面向北排列，一个炊事员手拿扁担，一个炊事员将30多支步枪枪栓一个一个御下装到挂包里，然后叫他们向后转，各背各的枪，跟随他们回到部队。两个战士俘获30多名敌人，成为全团的佳话。
多么有勇有谋的战士啊!我们有这样的战士，哪有打不败的敌人呢?
定陶战役，我军打垮了敌人钳形攻势，粉碎了敌人合击消灭我军的妄想。特别是全歼整三师并活捉师长赵锡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战斗中团政委范朝福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在前，这就是无声的命令，在战斗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
文楼阻击战(巨野战役)
敌人不甘心定陶战役的失败，依仗号称五大主力(新1军，新5军、74师、11师、35军)之一的新5军沿荷泽、巨野公路东犯。为了歼敌11师11旅于张凤集，上级命令我团扼守龙堌集西北四公里的文楼和李庄，坚决狙击敌新五军向东增援，确保我五旅歼敌。
文楼是敌必经之路，文楼距东边的李庄只有半里路，两村均有土围子，高五公尺，外壕两公尺，村外的开阔地里有棉花和几个坟包。我团由副团长陈金龙率领1营守文楼，3 营守李庄，2 营为预备队。
当晚部队进入阵地，但天公不作美，竟下起大雨，部队在风雨交加的黑夜里构筑工事，干部在夜间勘察地形和布置火力点。第二天敌人先用火炮轰炸，敌军进攻开始了，战斗十分激烈，我军凭借工事隐蔽，待敌步兵走近时，我军先投手榴弹，后冲出战壕同敌人白刃格斗，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这叫避敌之优，扬我之长。
副团长陈金龙带着参谋干事，不停地检查部队备战情况，准备来日再战。
第二天的黎明是平静的，在雨水中修筑了一夜工事，大家都成了泥人，互相观望都惊奇地大笑。
吃过早饭刚进入阵地，就发现敌人在棉花地里开始向我方运动，我军严阵以待做好准备。
不久，敌人火炮射击开始了，榴弹炮、山炮、迫击炮向我阵地倾泻而来。村中树木房屋均被敌燃烧弹引起大火，接着硝烟笼罩全村，待敌人火炮延伸时，步兵开始进攻。
当敌人离我50米时，我轻重机枪咆哮了，打得敌人无法前进，当敌人迂回到我30米时，我军就用手榴弹、刺刀和敌人展开近战和肉博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
敌人在阵地前留下遍地尸首逃窜了。
第三次敌人实行集团进攻，加上右侧翼迂回，在阵地前敌我反复厮杀，终因敌众我寡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巷战在继续，敌后续部队跟踪而来，在这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副团长率部队退出战斗。我急忙问“阵地失守怎么办?”他沉痛地说:“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部队刚撤至团指挥所小海村，团陈胜林主任立即把叫我去，“3 营教导员高振负伤了，去把部队带下来!”
我急忙直奔李庄，村北见到负伤的高振，我说“你回去吧!”我刚进入阵地，只见9连2排长大老黑带一个排战士，守着一个墙垛口，正准备打击敌人，我立即传达撤退的命令。
在各连交叉掩护下，我带领100余名战士撤出战斗。
黄昏2营发起反击夺回阵地。夜里，我带领排以上干部、含着热泪，怀着与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掩埋下被敌人割鼻、挖眼、割耳朵的战士遗体。此次战斗歼敌300余人，我伤达147人，给敌新5军以沉重的打击，保证了我龙堌集歼敌的胜利。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51
在旅教导队工作
1946年11月，旅首长命令我到旅教导队担任指导员工作。我虽然舍不得前线的战斗生活，但政治部主任曹中南找我谈话，他说去那工作也很重要，我只有服从命令。
教导队分3个小队，2个军事队，1个政治队。训练对象是连排干部。一是进行训练、二是保存干部实力。
1946年11月至1947年8月10日，我在那工作9个月，后因千里挺进大别山就解散了。
教导队有政委于肇彭，军事教员3人，我、杨玉中加后勤人员共20余人。
在军事训练中主要让干部熟练掌握三大技术和连排进攻和防御等战术。政治教育主要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目前形势和任务》和《新区政策教育》，教育干部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树立保卫解放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心。
1947年4月5日，在教导队训练中，教导队奉命组织参加豫北战役。
从部队突破前沿、进行巷战到活捉匪首陈道生，教导队都紧跟部队，开展瓦解敌人，优待俘虏，公物归公等工作，严格执行战场的纪律和城市政策，受到旅首长表彰。为提高教导队的作用，编写教导队队歌:“大炮响，起狼烟，子弹咆哮密炽穿，抽出我们来训练，提高政治素质，提高军事技能，为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责任在肩。学习学习努力学习，一切为了胜利，向前，向前!”
这对鼓励士气提高战斗力起到一定作用。
1947年7月1日，旅教导队随旅南渡黄河，全旅在鲁西南金乡县丰山歼敌66师的战斗中，教导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并且在谢集参加战斗后的战场救援工作。
在羊山集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教导队连排干部执行“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实行战略反攻”的指示，及时补充到部队，其余随军南下。在九个月教导队工作中，能和那里的干部同学习同生活，同起义人员团结共事，上级比较满意。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52
挺进大别山的艰难岁月
为了粉碎敌人重点进攻，打破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它由进攻转入防御，由内线转入外线，实行我军的战略反攻。
我军在实现消灭敌人九个半旅以后，未能休整和补充，提前于1947年8月7日挥师南下逐鹿中原，挺进大别山。
当部队经河南省睢县境内时，首长彭学桂找我谈话，任命我到18团3营任副教导员。3营是立过数次大功的英雄营，也是旅的主力营，责任重大。
组织信任我，自然愉快接受。我很快赶到3营，正值部队集合出发。孟健民营长立即把我介绍给全营，并要我讲话，我有什么话要讲呢?
我谢绝了讲话，部队就依次出发了。我军突然行动，敌人还蒙在鼓里，我军路过陇海路时，敌伞兵部队还在演习，在行军途中还俘敌65名。从搜集的敌人情报中说我“西窜”，至于我真正动向敌参谋总部也不得而知。
8月17日我军横垮三、四十里的黄泛区，那里遍地污泥浊水，浅处过膝，深处齐腰，无路可走。这一带人烟稀少，部队得不到休息。但为了和敌人抢时间，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克服一切困难，我军响应插入敌占区的号召，确信跟上级走没错，发挥了行动的主动性。
通过黄泛区，突破洪河后，部队只休整了一天，在那里首长向全体指战员公开了南下大别山的意义，特别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实行战略反攻，提出“进入大别山就是胜利!”
为了和敌人抢时间，就得兵贵神速，轻装前进，部队扔掉辎重和大炮。团首长指定要我营埋掉打太保时缴获的两挺高射机枪。当任务下达以后，机枪连战士舍不得，一致提出“我们人在武器在，决不拖后腿”，我向上级只汇报说正在做工作而拖了过去。
后上级不再追问，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部队行军前，我们营的干部一个一个检查落实，每个战士只准带30斤的东西，除轻重机枪和步枪外，只准带80粒子弹和4个手榴弹。
8月23日我营为前卫营抢渡汝河和淮河，26日解放了黄川县，28日直捣大别山北麓的重镇商城。我营经过11天连续急行军，战胜了敌人上有飞机下有追兵的骚扰，克服了各种困难，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以勇往直前的精神，行军千里到达大别山。醒过来的敌人7师、58师、48师、85师、10师、40师先后从信阳、息县、罗山追击我军。
为了掩护整个部队战略展开，我营奉命返回北上于河风桥的观音山515高地狙击敌人。这里是潢商公路咽喉要地，我营任务是阻敌58师于余小铺。
9月5日敌人向我阵地发动冲锋，妄图夺下515高地，直奔商城。
我营以7连为主力，打退敌5次冲锋，最后是我8连把敌人的反扑打下去，整整打了两天，把敌人钉死在观音山下，使他们不得前进寸步。
这里是大别山的北大门，巍巍大别山翘首以待，敞开广博的怀抱欢迎人民子弟兵--当年红军的归来。
我营担任的重大任务，就是为掩护整个部队在大别山实行战略展开。
这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苏区。我军刚到此地，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怀有矛盾的心情。
1927年黄麻起义后，党建立了红四方面军，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1932年主力红军转战川陕地区创建川陕根据地。抗战时期，大别山人民在党领导下建立红28军，后改编为新四军4 支队，浩浩荡荡东进抗日。
大别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群众的希望。但是，自从主力红军撤退后，敌人疯狂镇压，血腥清洗，人民群众遭到敌人残酷迫害，所以部分群众怀疑当年的红军回来后，能否站得住，立得稳?
在余小铺，我和一个当年留下的姓詹的红军伤员交谈，他就倾叶了这种心情。
9月24日我营参加商东战役，这次战役原计划在商城以东苏仙石歼敌58师一部，当我营按计划到达苏仙石以东双亚树湖老湾时，因右翼我17团未到达指定阵地，敌先我占领阵地，从空隙中逃到潢川县，我未能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只歼敌1个排。在争夺山头时我头部负伤。
9月20日敌48师和58师企图合击我旅，我旅决定转移。
情况紧急，旅首长命我营为前卫营，沿固商公路向西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当我营行至方集时和敌58师遭遇，敌人先我占据东侧无名高地，而据团侦察排长王立正报告:“敌人从两侧向我迂回，情况紧急。”两军相逢勇者胜!我营后面是旅直和两个兄弟团，在这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只有夺回山头，才能保证全旅的安全。
这时18团三营营长孟健民率领英雄9连反冲锋夺回了山头，袁玉云教导员带8连从侧面射击蓥山增援的敌人，我带7连做预备队。
在这紧要关头，上级下达“夺回山头，把敌人打下去，保证全旅安全转移”的命令。营长孟健民命令把山头夺回来，只见连长张振清带着二排在机枪的掩护下，以万夫不当之勇，用手榴弹开路，硬是把敌人打了下去。
不久敌人组织两个连的兵力，在火炮机枪的掩护下发起冲锋。这时9连全体战士在连长张振清和指导员袁觉庭的带领下，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连长张振清从牺牲的战友手中，端起枪和敌人格斗。
在我军英勇顽强的格斗中，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终于把敌人打退了。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组织力量向山头反扑，八连火力侧面射击使敌人增援未逞。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反冲锋时，张振清连长负了重伤。
9连指战员在“坚决夺回山头，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口号鼓舞下，同敌人反复冲杀，近战肉博歼敌400余人，紧紧守住了山头。
由于9连的英勇顽强，掩护了全旅安全转移。连长张振清等70多名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傍晚，旅长周发田，政委刘华清亲临九连慰问，称九连不愧是打硬仗的英雄连。在夜幕笼罩大地静静的夜晚，我带着全营排以上干部，怀着沉重的心情和仇恨的火焰，用铁锹把亲爱的战友们掩埋在方集北侧的山下。“有幸方集埋忠骨，热血沃着大别山!”
附:张振清同志是山东武城县前马村人，1943年人伍，同年人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等职。在战斗中-贯勇敢坚强、不怕牺牲，特别是在紧要关头，冲锋在前，带头完成任务。在方集遭迂战中率领全连夺回山头，把敌人打下去，敢于同数倍于我的敌人白刃格斗，在反击战斗中从烈士手中拿起步枪和敌人拚刺，抢先击毙敌人指挥官。当副指导员杜连喜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把敌人打下去”时，他背后被敌人刺了两刀，此刻他忍受着疼痛，转过身来和通信员黄舒一起把两个敌人刺死，这时他因流血过多倒了下去，副连长秦志高喊“为连长报仇!”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下去。张振清同志为夺取山头，保证全旅安全转移立了大功。
我团在执行掩护我军战略展开的同时，一方面以旅为单位牵制敌人；另一方面成立以我团政治处主任刘树英为队长、我为副队长的工作队，先后在我旅活动地区--黄安县、光山县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区县政权。
1947年9月以后，部队官兵开始滋长埋怨情绪，认为从北方到南方，从平原到山地，离开根据地，无后方保障，在这里既不能大量消灭敌人，而且部队减员也逐步增加，战士们埋怨，干部也为难。特别是南方雨水多，吃大米闹肚子，而且眼看冬天来临，棉衣无着落。在这个关键时刻，纵队陈再道司令员在纵队连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他讲当前形势和我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意义及我军与大别山人民群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树立大家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
敌人要把我军消灭在大别山区，白崇禧为总指挥，组织了所谓“皖鄂豫赣湘”5省实现总体战。又从山东抽调9师、11师和原有的部队共32个旅(14个师)，于1947年10月对我实行“围剿”。
这时毛泽东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十大军事原则》已下发部队营以上单位学习。
为了调动敌人，粉碎其阴谋，我旅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鄂东重镇宋埠镇，直接威胁武汉重镇。
我们通过宋埠镇商会为部队过冬征集棉布2千多米，棉花4千斤。为此召集全营连以上干部会议，限令部队一周做齐棉衣。
我们请了本地缝纫老师傅为顾问，先用稻草灰染布，再以大中小三种人为模特统一剪裁，后发到每个战士手里自铺自缝，连以上干部一边教，一边检查，不到四五天，上下一律穿上了自制的棉衣。
8连连长张豪宣自己还做了制服，特别显眼，人们羡慕不已。在行军中全营指战员，你看我，我看你，换上新装，特别是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都感到新鲜，又自豪，又神气。战士们还编了顺口顺:“自力更生威力大，敌人封锁不用怕。”
接着我军东进，解放了英山、黄梅、宿松三县，部队奉命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支援地方武装，成立县区政权。
特别是工作队于宿松县王家湾发现一个大盐商囤集的三吨左右盐。
大别山的广大贫苦农民患有夜盲症，部队因盐霸垄断，也无盐吃。所以经上级批准，我纵队各单位都分到了盐，还发给群众一部分，从而结束了部队没有盐吃的艰辛生活。
为了克服困难，使部队适应大别山区山脉重叠、沟壑纵横、水网稻田多、交通不便和春秋阴雨连绵不断的特点，我们召集南方籍解放战士座谈，让他们讲山地作战的班排进攻和防御，并在全营作示范。
这些战士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出来的，一旦获得政治解放，就会自觉发挥无穷的智慧。如在山地进攻时做到“攻山头把腰弯，先射击后投弹， 利用地形迈大步，上刺刀杀敌人等”；在防御时做到“沉住气不要慌，利用地形发挥火力，趁敌未站稳把敌人歼灭在阵地前沿等”。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组织医务人员利用中西药对伤病员进行突击治疗，经过个把星期治疗，伤员基本痊愈，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1948年2月，我团奉命解放大别山北麓的光山县和商城。为了保证部队过好春节，团里命令我营采购猪肉，每个战士平均两斤肉。
我带着7连于光山县以北寨河村附近征集猪肉。我们进村，群众不了解我军都逃跑了，于是我们选择几家富户，打了借条征收一部分猪肉，但当我们返回营部驻地时，部队已经转移走了。四处打听均无下落只听有的老乡说，白天部队在淮河架桥，部队可能北上了。
晚上夜幕来临，北边一片灯光，那是敌11师防地，我军不会从这里北渡淮河。在这和上级失去联系的紧急时刻，就像儿子离开亲娘似的凄凉。
于是我和连长梁继英，指导员李贵氏分析判断:1 、部队的任务是坚持大别山斗争，不可能北上离开大别山；2、白天在淮河上架桥是迷惑敌人；3、我们离开组织，只有上山打游击寻找部队。
认识统一后，拂晓出发，通过光山县上山，这时城南桥已烧毁，涉水过河(黄河)，刚上山恰巧碰上光山县我独立营的同志。
我们见了他们格外高兴，如鱼得水，有了依托。他们有地图，有耳目，他们碰见我们正规军，力量增强，胆子增大。
我们互相交谈敌情和活动方式，在一块活动了3 天。第3天在山头上碰上了我团骑兵李小虎，他见到我如释重负：“可找到你们了!”
我们找到组织更加高兴。待我们回到部队，见到营长孟健民和教导员袁玉云以后，心中嵌着一块大石头放下了。
当团长李开道和政委王新得知后说：“我们派通讯班找了几天，幸亏你们南来，要往北走敌11师正等着你们呢!”
三天的离队生活很艰苦，个人得失事小，部队得失事大。1948年的春节，营里给各连发了我们带来的猪肉，这件事终生难忘。
春节过后不久，为了调动敌人，我旅奉命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西部--桐柏地区挺进，又向江汉地区实行战略展开，和敌人周旋。
1948年春又东进，我团奉命奇袭六安以西的姚李庙，围歼敌48师。我营奉命向南边攻击，在攻击以前，我营7连前方有一片竹林，这是敌人火力封锁地带，这时旅政委刘华清带了几个随行人员想到竹林去观察地形，选择突破口。
因为地势险要，我劝阻说：“这里是敌人火力封锁地带，要去，我先派一个班侦察后再去。”
结果过去一个班，还未到达竹林就有四五个战士牺牲了。事后想起这件事真有点后怕，如果旅政委刘华清带人过去，后果不堪设想。在我的劝阻下，他们折回到营指挥所。
待我营发起总攻后敌人溃逃，只歼灭敌军100余人。第2日敌慌忙从商城抽掉58师增援，我军随即向大别山腹地金寨转移。
2月23日拂晓，我旅单独和敌48、58师周旋，我们通过商城大权店时，敌人的包围即将合拢。
我部由于连续行军，部队十分疲劳。休息做饭时，因连阴雨雪浸透衣服，火柴均湿透了，全营无一根火柴能点燃炊具。可命令是一个小时吃饭完毕，此时，村庄老乡均已逃走。
各连炊事班正在束手无策，这时，营部挑夫李老云用猪膀胱包的火柴点燃了炉灶，这下各连都来取火烧饭。
饭刚熟，西北方向响起枪声，团部命令：我营八连断后，限五分钟全团通过潢固公路，按原路返回商南。战士们刚盛上饭菜，只好边吃边跑。从而敌人的“合围”计划落空了。
3月1日我部奉命北移，我带7连断后，在大雨加雪中趟过淮河到达安徽省临泉县。
我营自从1947年8月7日挺进大别山以来，至1948年3月，在7个月的艰苦斗争中，坚决执行了上级的战略部署，完成了掩护和歼敌任务，部队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和敌人作战，风餐露宿，缺衣少粮，但官兵们保持了乐观的革命精神。部队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特别在和敌人周旋及遭迂战中，发挥我军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一次次打败了敌人，特别是我营多次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掩护全旅安全转移的任务。
在战斗中我营牺牲了9连连长张振清等200多位烈士。部队减员很大，由进入大别山时900多人减到600余人。但我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53
逐鹿中原
我军在战斗间隙于安徽省临泉县柴集整顿补充，进行军事训练。部队输入了新生力量，我营补充了480名从河北省磁县解放区来的新战士，这些新战士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但没有进行过军事训练，缺乏战斗经验。
接着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用“诉苦”和“三查”方式实行政治整军。我营从发动群众入手，新战士控诉国民党蒋介石压迫老百姓的罪行，向地主恶霸讨还血债，诉苦伸冤。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到处地主都吃人”，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作战目的。同时连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充分发扬民主，提合理化建议，连级干部自查在工作和作战中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克服部队发生违法乱纪现象，增强了团结，改善了官兵关系。
通过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三整运动，极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加强了对敌人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三大民主(政治、军事、经济民主)，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
在这个运动中，纵队派记者葛洛来我营蹲点，以旅宣传科副科长身份参加我营整军运动。
以后军委总部转发了我团开展“三整三查”运动经验，这些都促进了我营的工作。
在三查中，我营领导干部在征求连排干部意见的基础上，也检查了自身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作风。
运动以后，全体指战员提高了阶级觉悟，以个人、班、排、连为单位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连与连、排与排为杀敌立功挑战，纷纷来营部表决心。
这时旅部下达立大功指标，一个营三个月无逃亡即立大功。但我营在第三个月最后一天逃了一个。7 连连长梁纪英和指导员一再检讨，全营上下一片埋怨。
全营从中接受教训，变坏事为好事，争取下三个月努力。艰苦的战争环境考验了革命战士，可洪流中泥沙俱下，逃跑对那些不坚定分子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早发现早做工作，这样才能巩固部队战斗力。
1948年5月2日我营西进。为吸引敌张轸兵团西援，5月15日我营奉命主攻鄂西北重镇老河口，华野10纵攻牛头山。
老河口镇是汉水大码头，是豫鄂陕三省的结合部，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5月17日我带7连利用麦地作掩护，以出其不意的动作，一枪未发越过围墙，突破敌前沿阵地，直插老河口北门城下，把敌人一个守备连打得晕头转向，乖乖当了俘虏。
敌104旅为夺取北关，在炮火掩护下数次反扑，均被我营用手榴弹将其打退。
华野10纵攻打牛头山，久攻不下，敌火力向我侧射，想全力夺回北关。
在火炮轰击时，教导员袁玉云中弹了。听到报告我火速赶回营指挥部，只见他神志不清，昏迷不醒。
我检查他全身，只见头部有点鲜血。我急忙开了党员证明信，迅速派人将他抬往后方。
第2日通信员张刚回来报告说袁玉云牺牲了。袁玉云作战智勇双全，作风严谨老炼，待人诚恳和气，和这位老大哥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合作的非常愉快，他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战友，他牺牲时30岁。
当时战争正在进行，我怕影响部队情绪，暂时封锁教导员牺牲的消息。
翌日早6时，部队发起总攻，在“为教导员报仇”的呼喊声中，利用预先准备好的桥梁和云梯，一鼓作气攻开了北门，直插汉江码头，敌人赶忙乘船向南逃跑了。
我军进城后严守纪律，后奉命撤出老河口。这次战斗共歼敌3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0余支， 还缴获了敌师部管辖的弹药和服装仓库。我们将弹药和被服装备了部队，随即奉命北上。
在完成调动国民党张轸兵团以后，我军奉命北上。爬过卧牛山脉，秘密潜伏在豫西南的淅川县。
5月26日部队奉命出山，于辽河镇牵制南阳市国民党第九师王陵云部东援。
30日我部于唐河县马寥营麦地打伏击，经过两小时激战，全歼敌人58师183旅。
7月我部奉命到河南省方城县以西整训，获悉敌9师76旅一个加强团，乘我军豫西作战之空隙，于7月16日经柳河广店奇袭了我宝丰县拐皮河后方仓库。
敌人返回南阳途中，17日经刘村镇时被我截击包围。我7连先将敌人截击，后敌人发现我主力，妄图沿南阳和南召公路向南逃窜。
敌人抢先占领高咀坡，我带7连和敌人争夺该山头。
这时纵队陈再道司令员亲临前线，我指挥用重机枪掩护，一举夺下山头，敌人被迫退至陈官庄，我军紧追猛打，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在这时我的脚被敌人炮弹炸伤，我忍着疼痛渡河追敌，把敌人紧紧包围在刘村镇西山头。
这时全营部队赶到，准备下午发起总攻，同友邻部队共同歼敌。
战斗中7连连长负伤，我指定张振海为连长，2 排长王仁喜为副连长。下午9连参加总攻，不到一个小时，在倾盆大雨中全歼敌人。
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我的通信员黄文清为活捉敌旅长时被他打死。他当时随部队追击逃窜的敌人，追上敌旅长后，冲上去紧紧抱住他的大腿，敌旅长开枪了，他壮烈牺牲。我们随后追上，敌旅长赶紧举手投降。
我怒不可竭，要枪毙这个凶恶家伙，但慑于我军俘虏政策，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不能枪毙。
几十年来我一直深深怀念这位和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再就是通信员梁伯超，我负伤后，他背着我渡过白河，事后我得知他也负伤了。
这种舍己为人的英雄品质，一直围绕在我的脑海，使我内疚，感动不已。
此次战斗我营共歼敌580余人，缴获机枪16挺，步枪300余支，夺回了敌人抢窃我后方的所有物资。
1948年8月，部队学习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为了提高部队政治思想觉悟，部队开展整党运动，发动群众开展民主，给连领导和党支部提意见，以此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密切官兵关系，加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提高部队战斗力。整党时群众对连长梁红英意见较多，他在命令主义和作战纪律上作了深刻检查，达到群众谅解，对他本身教育很大。我说“你要在作战和工作上转变自己作风，才能树立自己威信。”
在整党过程中，我代表营党委作了深入检查：战前思想工作不深入，至使部队对作战任务、作战目的不够明确；作战时(在不防碍保密情况下)，发扬民主，变为群众自觉行动不够；执行战斗纪律和城市纪律不严，如有的连队干部在老河口城内喝酒，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和伤亡；简单生硬的工作方式等。
会后营里集中表扬9连战士王小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个人缴获了敌人一个排的枪；推广了7连2排稳定部队的经验，三年来他们排无一人逃亡，这是排长梁九宝思想工作深入细致，互助团结，党员带头作用发挥好的结果。
1948年8月20日在方城整训时，听了刘伯承司令员讲“争取全国胜利，首先巩固中原”的报告。特别是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民主革命总路线--即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民主革命。这条总路线鼓舞了人心，认为革命有了奔头，有了希望。由于当时干部战士中少数人对革命悲观失望，在恶劣的环境中丧失革命意志而逃跑，给党和革命带来严重损失。
17团10连指导员王殿恒，带着全连逃跑，最后解散部队。王殿恒被抓住后，全旅在泌阳县刘庄召开连以上干部审判大会，同时陪审的有1营副营长戚昌。
审判大会上，判处王殿恒死刑。戚昌在大别山战斗中右倾逃跑，丢失两挺机枪，受到了处分。从这次反面事件中，教育了全体干部战士。另外批评同志时应选择时间、地点、对象，不要算老帐，要敢摸老虎屁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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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战友们合影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54
参加淮海战役
9月下旬，我营奉命在风雨交加中向南进军。
部队通过唐河时，刚走到河中心，河水猛涨起来，待到达对岸时，机炮连长说有两挺重机枪丢在河内，我和通信员按指定地点去摸，一无所获。
后来了解已被捞了回来，虚惊一场。为保证全纵队顺利横跨平汉路参加淮海战役，我营于10月31日奉命攻克武汉以北敌人据守的花园镇，以掩护2、6纵队东进。
我9连担任主攻，晚上5时发动总攻。战士们在重机枪掩护下发起攻击，敌人虽依仗水泥工事和明碉暗堡向我射击，在我9连用炸药、手榴弹炸毁了7个碉堡后，敌人龟缩到核心据点内。
我军凭借所占碉堡打退了敌人数次反扑。9连在连长秦志、副连长王宏臣、指导员袁确指挥下巩固了阵地，保证了2、6纵队顺利越过平汉路花园站去参加淮河战役。第2日晚上7点，我营奉命撤出战斗，为掩护部队撤出战斗，我命重机枪掩护，我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名言叮咛自己。
在晚霞西射之际，敌人发现我军撤退，于是一边派部队在后追击，一边派飞机轰炸扫射。我们在开阔稻田地里交叉撤退，在撤退中敌人反冲锋。在路上我右臂负了伤，当撤到安全地带时我命令用火力掩护9连和8连安全撤出战斗。
晚上团卫生队来了担架抬我行军，当解下手枪时，通信员小王发现我的手枪被敌人子弹打坏了，因手枪插在我腰上，不是枪掩护，我的肠子就要被打穿，就要在花园东山和30多个烈士共眠了。
我九连牺牲的战士视死如归，临阵不惊，临死前将枪埋在地下，保持了革命气节。二十年以后的1973年3月，我到住扎在花园镇的原部队49师部修改"团史"时，到当年敌人核心碉堡遗址--花园一中考察时，听一中的校长讲，在建设校舍时，挖掘出2支“三八式”步枪。
我建议49师和地方政府共同修建烈士陵园，以悼念先烈、启迪后人。
此次战斗歼敌50余人，我伤亡30余人，胜利完成了开辟东进的任务。
我营为全纵队的后卫，第2日行军我伤势发作，疼痛难忍，团首长把我送到团卫生队。这时我人在卫生队，心在惦念营里作战和工作。如今营里只有孟健民营长一人。不久团里派张宏德组织股长来营帮助工作，以解决燃眉之急。
我部是参加淮海战役第二阶段。1948年11月6日敌徐州告急，命黄维兵团从河南省确山增援。我营奉命于15日赶上黄维兵团并超过他，赶到安徽省涡阳县和蒙城县之间的小涧镇布防阻敌前进。
阻击敌人3 天，后又转移浍河北岸布防，终于在25日和友邻部队一起把敌黄维兵团紧紧包围在以双堆集为核心的地区。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主力，共辖4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黄维兵团被包围以后，敌李延年兵团两个军沿津浦路两侧北犯，妄图解救其覆灭的命运。
为确保双堆集歼敌，我营奉命于双堆集以南潘庄为主要防御阵地，于宋庄，载庙和刘庄防御。
12月7日敌8个师2个团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我发动进攻。我营以近战短促火力将敌击退。敌人被迫近战作业，企图再次反扑，我营在2营火力支持下，再次把敌人打了回去。
经过数次反冲锋，击退了敌人，牢牢守住了所有的阵地，使敌人相距20余里，对我奈何不得。
11日敌人在密集炮火和飞机配合下，再度向我潘庄攻击，又被我击退，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
我三天阻击战共歼敌500余人。在阵地前沿出击时缴获敌人部分武器和弹药。由于天寒地冻，阵地防御工事构筑起来异常困难，但“为了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为防弹防飞机轰炸，又能发挥火力，便于出击，战士们忍受一切困难，甘愿啃硬骨头，昼夜构筑工事，同时紧密监视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不得前进一步。
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廖运州师长在战场上率部起义，我军总攻击，仅3天就把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12万人全歼，黄维本人化装成“上尉司书”也未能逃脱，被我军擒获。
消息传来，全营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而面前李延年兵团，只好兔死狐悲，向蚌埠方向逃窜。这时全营接到上级命令“阻击南来的敌人，保证歼灭黄维兵团的胜利。”
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阻击在浍河以南。在防御战中，我9连指战员和敌人4辆坦克周旋，3 班长杨德庆带全班战士炸坦克，2排长张振甲带领一个班绕到坦克后面打击敌人，9班战士王继昌利用刺刀捅死3个敌人以后，端起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机枪向敌人射击，敌坦克失去步兵的掩护，在渡桥时惊慌失措翻到河里。
在20多天的阻击战中，全营战士吃大苦耐大劳，忍饥挨饿，战胜天寒地冻，胜利完成狙击任务，保证了“双堆集”歼敌胜利。
战后9连3班长杨德庆被纵队誉为“爆破英雄”，9连荣获“淮海尖刀连”的荣誉称号。
淮海战役胜利以后，蒋介石为挽救覆灭的命运，利用“和谈”拖延时间，利用长江天险阻止我渡江。他以汤恩伯74个师50万人成立“京沪杭警备总部”，以白崇禧所辖40个师25万人成立“华中剿匪总部”沿江布防，并有空军配合，扬言“如渡江美军就参战”来恫吓我军。毛泽东主席在元旦发表“新年献词”，向全党全军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命令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为此我部奉命于安徽省临泉县整训，我调到1营任教导员和营党委书记、团党委委员。
我营遵照中原野战军1月下达“两个月整训大纲”的指示首先完成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组织排以上干部学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对新入伍的解放战士(300余人)进行“忆苦思甜”，提出打到南方去，解放家乡的号召，增强部队战斗力，同时对新区加强政策教育。
在热火朝天的渡江作战讨论中，旅政委刘华清亲临指导，对全营排以上干部作“认清形势，敢于胜利”的报告。着重论述敌人经过三大决战失败以后，自感命运不长，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妄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我过江。另外以“假和谈”和美帝参战来威胁恫吓我军，我们要敢于战斗，敢于胜利，不能松劲，对全营增加的几百新战士进行教育。
全营掀起“打过长江去立功”的热潮，并开展“中国的保尔运动”。
在出发前一天，地方赠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和“努力杀敌，为人民立功”的锦旗，在驻地还开了军民联欢大会，由2连连长谢立根代表全营向乡亲们宣读“打到江南去活捉蒋介石”的保证书。
军队的行动得到广大群众支持，正如机炮连解放战士田奉旦说的“两种军队两重天，解放军和人民心相连。”
3月19日我军奉命在瓢泼大雨中向南前进，4月6日奉命接28师的防地,确保了安庆市的安全。
敌174师和安徽省保安3旅共3万余人，妄图固守江北安庆，依据西北马鞍山、凤凰山、狮子山、棋盘山的险地，凭借东白兔湖的汪洋大水，依仗多年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和军舰飞机的配合，妄想死守长江，阻止我渡江。
我营进入阵地后，以2 连为第一线，配备火炮和重机枪，第二线1连3连为预备队，机炮连分给二线。主要防止敌人偷袭骚拢破坏。
还利用迫击炮向敌阵地投放宣传品，或护送宣传人员到敌区送信来瓦解敌军。
我营至4月19日共挖交通沟10.6华里，隐蔽室144个，地堡56个，防空洞116个，修工事34个，单人掩体158个。 在开展防敌夜袭“诸葛会议”上，战士们献计献策。敌人经常用炮火还击，我机炮连阵地由于连长麻痹大意，在工事外就餐，被炮弹击中，当场五人牺牲，实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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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淮海战役后和战友们合影。
参加渡江战役
1949年4月19日，我营奉命把防地交给28师，接受渡江任务。
20日夜里风扫薄云，静静的江上现出一轮明月，水影山光，美丽的夜色迎接将要到来的战斗。
上级命令我营为团第一梯队，21日于鸭儿沟横渡长江，后来任务变动，我军于23日在唐田铺的八角亭包围了逃敌174师全部。
我军以两个连的冲锋，歼敌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消灭敌600余人，缴获山炮3门，机枪28挺，步枪短枪300余支。
在抓俘虏时，一个敌军官向我献金表，在我训斥下收回。敌人狼狈逃窜，到处都是他们丢下的东西，整个阵地一片狼籍，为了追击敌人无人问津。
为了坚决执行上级追击敌人“敢予以少胜多，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的指示，部队忍饥挨饿，赤脚在碎石路上追敌。
4月29日追上安徽歙县的敌88师，5月3日越过大红岭直捣浙赣县，抢渡钱塘江，解放了浙江省龙游县、逐昌县、松阳县、直扑丽水，途中共歼敌400余人，缴获山炮3门，卡宾枪30多支。
6月5日突然奉命北上，从浙江省丽水上方镇畏岭的董家堰出发，由后队改为前队，到达浙江金华县诸葛镇休整。
后经兰溪、歙州、泾县至芜湖的南郊高家屋“整训”。
在整训中方知我人民解放军30万西起安庆、东至江阴横渡长江，从而摧毁了国民党经营3个月，号称长江天险的防线。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多么自豪啊!
整训中总结了渡江作战的经验，表彰了英模，补充了600多兵员，补充了弹药，更换了装备，后部队调至九华山下的繁昌县。
九华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风景优美，但为了准备进军大西南，哪有机会去欣赏呢?
6月中旬，师政治部主任王新找我谈话，调我到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工作。
这使我很感意外和突然:1、舍不得离开多年的首长和同志们，离开已经熟悉的战斗生活，要到后方过安逸生活，心中感到不习惯；2、到新的工作生活环境，人际关系陌生不知怎么处理。
当我试探性讲出理由时，王主任说：“这是上级指定的。”
我还说什么呢?五分钟打通思想。
回到团里，营党委写了鉴定，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与营长谷振海和副教导员李文考及全营连以上干部告别。
途中同旅直工科长米端云、86团教导员李汗英三人坐船至芜湖兵团部，后转至南京市孝陵卫第2 野战军军政大学，在那开始了新的工作。
回忆十多年的戎马生活，在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的环境中摔打，从一名无知青年成长为一名政工干部，这要感谢党和部队的培养，现在又到新的环境中去工作，要尽快适应工作，为党的教育事业再作贡献。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56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6月-1981年11月
一、二野军政大学
南京曾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现在回到人民怀抱，我们三人到达陌生的大城市，处处感到不自在。
二野政治部韩树英科长接见了我们，不久就把我和李汗英分配到二野军大。
在招待所休息待分配时，我们和王炳信凭吊了雨花台，参观了中山陵、明孝陵。在游览玄武湖。6月22日，我被分配到第一总队三大队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队长是刘英，他是我同一个营的战友。
初来思想感情、生活习惯感到陌生别扭:1、离开战争生活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很不自在；2、离开多年的战友们甚为思念，在新单位感到孤单；3 、身体多病吐血不止，但是党的工作还得做好。
全队分四个分队，队部一个干事，一个助理员和两个通信员。全队高中毕业生为80%，大专生为20%。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深恶痛绝，在革命的大洪流中投奔革命，对我党我军充满感情。
军大第三期学生大部分生长在宁沪杭，要把他们团结到人民方面来，消除轻视工农、脱离实践的思想并非容易，所以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形势和任务》、《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初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思想上和劳动人民靠近。
六月中旬，听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讲话。刘司令员指出革命胜利要付出代价，“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邓政委讲：革命干部要过三关，过生死关，名利关、苦乐关，大关三个，小关无数。他动员二野军大要往西南进军。
这时有些人对要离开家乡、离开大城市、长途跋涉到西南去，思想上产生动摇，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跟党走，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知识份子革命和动摇的两面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做深入细致地思想工作，因势利导，以鼓励表扬为主。
8 月份传达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九个善于”，经过学习使学员提高了觉悟，树立了信心。如学员黄园华说：“听了心情开朗，方向明确，工作有了方向。”
几个月的工作实践，体会到毛主席论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知识分子有动摇的劣根性，要使其投奔革命来为人民服务，从向往革命到参加革命队伍，由不自觉改造到自觉认真改造，逐步成长为真正革命者有一个痛苦的磨炼过程，对他们即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操之过急。我在工作中由于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员同吃同住同操课，和群众打成一片，致使全队学员无一人逃跑，因此在校“创模运动”中被评为模范干部。
这是组织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还做学员家属工作，学员张宝珊母亲送独生子赴西南工作被我们树为榜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为庆祝这个重大节日，在南京举行盛大游行活动，部队冒雨在新街口接受刘邓首长的检阅。10月底父亲从河南家乡来宁。老人家千里迢迢在兵荒马乱中来宁实在不易。我自1938年离家已11年了，这11年国家和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得知参军以后，汉奸借机敲诈勒索，汉奸范登科又强行住在我家生孩子，逼我家卖房子，并将我哥哥逼死。
解放后又以你家曾住过汉奸挖地三尺寻找武器，土改中误划“中农”被分了财，后来纠正才承认是“军属”，政策才算落实还分了地。父亲在宁期间，政治部主任刘华清为我派了一辆小车，我陪父亲在南京参观名胜古迹玩了一天，让父亲开开眼界增长见识。这时学员毕业，分到向西南进军的各个单位，只留下两个模范学员张锡海和吴光信在校安排工作。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57
二、向重庆进军
1949年11月5日，二野军大奉命向西南重庆市进军，我们中队只剩下十几位工作人员，乘车路过郑州时，父亲随我们到郑州，再转回济源老家。当父亲提出让我回家看我母亲时，我因公务在身婉言拒绝。这时我表侄牛鸿儒含蓄地说：参加八路军，都要喝迷魂汤，一喝就不想家了，真使人笑破肚皮。
夜里送走父亲，我们坐车直达汉口。在汉口住了两天，即乘船逆水而上。在经过三峡时，使我想起唐朝诗人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描写下水，而我们是上水，便和诗一首:“早辞江陵云雾间，逆水上游只等闲，两岸美景赏不尽，只为进军大西南。”在万县码头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日到达目的地重庆。
重庆是11月30日解放的，我们在市内一个银行住，第二日即赴校址山洞。我队住在何应钦公馆里。
1950年2月，忽然政治干事叶纪壮向我报告，说刘英队长几个人把“陆大”(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游泳池炸了，现在已无水，我抱着沉重地心情前去调查，亲眼目睹池里已无水，只见水管流水，池内还有被炸的痕迹。
我立即回来向大队长刘吉林和政委邓克昌汇报。不料第2日总队主任吴振庭将我和刘英关了三天禁闭，我被诛连无罪陪罪实在冤枉，一直想不通，这个冤案于1953年才给平反。
我要从反面接受教训，经常鞭策自己，夹着尾巴做人。1950年3月，背着沉重的包袱到高研12班任主任，思想想不通，但工作还要尽力做，因为我深信，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为这个问题和上级闹气也没用，做好工作要紧，这对一个党员也是一个考验。
高研班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上校以上军官，这是一个政策性很强而又复杂的工作。
对国民党起义人员，不管起义早晚，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应当欢迎，都要真诚相待。全班共有学员160人(起义137人，投诚15人，接管4人，登记4人)，原职务军长少将16人，师长上校125人，陆军副参谋长1人，教官10人，特务7人，他们参加国民党军队都具有20年以上的历史，他们85%是国民党员，其它14%为(复兴社的青年党2人，袍歌45人，军统和中统7人，叛徒一人)。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出：这些人反革命历史较久，是国民党军政骨干力量，只是在全国即将解放，摄于我军威力被迫起义投诚，投入人民怀抱。但由于过去罪恶累累，对我们存有戒心怀疑观望。因此对他们的改造做到不念前仇，视而不恨，融而不仇，以理服人，以实际行动赤诚相待，才能使对方做到“人以国事待我，我必以国事报之。”
从1950年3月至9月，整个教育改造过程共分四个阶段
1、稳定情绪，消除戒心，以实际行动热情欢迎他们，主动宣传我军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政策。生活上从宽(中灶待遇)，政治上从严，经济上宣布标准由他们自己管理，经济公开，学员邱仲丕说:“过去我认为这里是高级感化院，现在感到我们真正成了解放军一员”，甚为感动。2 、转变立场到人民中来，通过学习《中国革命运动史》等8个报告，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而看到只有转变立场，才有出路的道理。通过教育，在全队掀起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高潮，原国民党20军军长王克俊说:“1946年7月我带20军执行了蒋介石反革命命令，在苏北打响内战第一枪，我认罪忏悔。”原国民党35师师长于兴仁说:“我于1937年执行了蒋介石在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任务，致使千百万人民处于沉重灾难之中，我向人民请罪。”原国民党35军军长陆鞠旅说：当年随胡宗南进攻延安，向人民请罪。四川国民党师长杜光荣向家乡写信，献田请罪，主动表示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同时他们交出反动党团特务证件250多件，并交出300多件委任状。3、在从认识到立场转变的基础上，主动以实践兑现。不管过去官多大、年龄多高，主动劳动，如挑水、打扫卫生，还有帮厨、种菜、出公差等勤务都很主动，还到30多里外的地方挑煤。9个多月共挑煤1千多次，共4千6百多斤。还捐献衣物和贷金4百万元(1万元顶1元人民币)。原国民党师长邱健、朱运璋、胡楚斌、贾屏九认真改造，主动劳动，积极出差，表现很好。4、总结收获。在学习和思想改造过程中，这些学员有的带头献田，向农民请罪，有的在工作上赎罪，为人民立功，有的把一生交给组织，戴罪立功，重新作人。1950年11月，全班还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和平签名运动。
1984年我离休后，在四川省一本杂志上看到因为起义受迫害的原国民党35军军长陈鞠旅，甄别平反，按副军职待遇。有错必纠，只有我们党才能做到。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57
三、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
1951年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改为第二高级步校，主要任务是培养我军营团级军政干部。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副政委余秋里，教育长徐立行，政治部主任刘华清，下属5个大队。
我被编入第4大队(政治大队)，任政训参谋，副大队长姜国华，政委沙克，下分四个中队，学员560人，均系部队教导员和团政治处主任。
这批政治干部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我军中级干部，政治思想觉悟高，政治工作经验丰富，除少数红军时期人伍外，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40%)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同志。
唯不足的是文化水平低，小学程度的占80%，而且多是在部队学习的，又长期过游击生活，所以对我军要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化、正规化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为此教育方案是，首先用半年的时间采取速成的方法把文化程度提到初中程度，再用一年半进行政治教育，学制是两年。文化教材是以总政编写的语文、算术、物理、化学为主。各队除队长和指导员外还设文化教员5、6人，政治助教2人。
文化教育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学员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但由于基础差，年龄较大，要学好又无信心。另外文化教员多是高中或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无教学经验。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只有突破一点总结经验予以推广，解决无信心和急燥情绪。要求教员在教学中做到心中有数，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因势利导。
因此1951年3月2日，我号召各队文化教员座谈教学方法和经验，后来校报《学习与生活》登载了我写的“文化教学辅导工作初步体会”的报道，推广了抓好文化学习的经验。仅4个月时间学的语文、算术、物理、化学均达到大纲的要求。
在政治教育中发现部分同志不愿做政治工作的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情绪，我于4月15日写了“必须克服不愿做政治工作的思想”的文章在校刊上发表。后经过各队座谈讨论，开始逐步得到扭转。当时余秋里深入基层，他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树立正气，打击邪气。工作上敢于摸老虎屁股，大张旗鼓开展思想斗争。批评教育从严，生活上关心，对树立学校的正气起到很大作用，从而挽救教育了不少干部，使广大干部真正做到是非清楚，曲直分明，加上他们以身作则，克服了游击习气，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都得到了提高。
1950年6月25日，美帝从朝鲜仁川登陆，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29师奉命出国作战，并于6月25日开赴前线。消息传来我心急如焚，连写两个报告，要求回部队到前线作战，后被组织婉言相劝而终。
1951年为全军整党培训骨干。政治课由校政治部主任张衍、政教系刘国林和训练部长张文峰任教，政治工作课由各连指导员任教，整党课由组织部长贺达任教。学习中绝大部分同志认真刻苦，能联系实际深刻领会。课程结束后，学员考试成绩优秀率占60%、及格率占30%、不及格经补考也及格了。考试按苏联“西明纳尔”5分制，即3分为60分、4分是70-85分、5分即85-100分。考卷由训练部统一出题，考卷当场开卷评分，由训练部统一评卷。我们政治大队军政课2∶8，军事课通过学习和考核，基本上达到教学大纲要求。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的同志。如王如忠、官绪真、路照玉、王有祥，特别是四队万俊斌出席了校学习经验交流会。在工作中沙克政委和我由于深入基层，认真负责地了解情况，指导教学，受到学校登报表扬。
1952年7月，这期学员学习期满毕业，满怀豪情地走上工作岗位。
这时新的生活降临我的面前，经大队保密员房士悦介绍，我和女生大队陈光瑜同志认识，经过1年互相了解，于1952年7月12日经组织批准结婚，终成伉俪。
在个人问题上，我主张革命不胜利不结婚。因为考虑到自己在战争中随时可能牺牲，怕连累她人。现在革命胜利了，这年我已29岁，她27岁，年龄也相当。大队首长给我们举行了婚礼,算是了结了一辈子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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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杨书彬和夫人陈光瑜。
作者: 李云龙 时间: 2024-6-3 01:59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2年8月，军委决定在哈尔滨办军事工程学院。
8月20日全校公开动员迁往哈尔滨，并对搬迁的任务、目的、注意事项都做了详细交代，尤其对东北寒冷气候作了介绍。
学校9月1日从重庆出发，乘船至汉口，我被指定负责全大队干部及家属的旅行，所以路上操心一些。途中由于规定不准请假，所以路过家门口想回家的念头也打消了(十几年未回家)。
9月15日顺利到达哈尔滨市。初到该市感到好奇陌生，“哈尔滨”是满语晒网场的意思，那里楼房高大，道路整齐，电车畅通，中国人、外国人混住在一起，很感稀奇。哈尔滨市是东北水陆交通要道。
学院为了迎接培养我军技术人才的新任务，一方面组织人员到各大区招生；另一方面组织干部学习文化知识。组织上还要求干部写自传，要求真实反映自己的政治面貌，而且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我除写自己的外，还为姜国华同志写自传。
1953年1月我调到预科5队任指导员，队长是宋秉礼，至1956年10月调往哲学教研室，共带了4期预科生。凡新生入学都要经过1年预科学习，主要是保证质量。
1953年9月1日学院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陈庚院长兼政委颁发了毛泽东主席“训词”；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均为学院题词。张宗逊来学院代表军.委授旗、致词、宣读主席的“训词”；接着陈庚院长讲话，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了，今天是第一期开学，我们十分高兴。他的创办对我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将使我军走出小米加步枪的时代。”
接着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开学典礼结束后，全院教职员工和以叶高罗夫为首的苏联顾问在秋寒的草地上举行了野餐。
学院校址建在哈尔滨市文庙街，这是一座新兴的全国军事科技现代化学院城。它占地100公顷，建筑面积为65万平方米，院内有六幢规模雄壮的教学大楼，还有理化楼、体育馆、图书馆、军人俱乐部，还建有配套的“八一楼”、“五字楼”、“马蹄楼”和医院、实验工厂、靶场等。学院教师2千余人，经过战争考验的部队干部600余人、专家教授200余人、苏联专家近百人、学员近万人。在教学设施上，具备了全国领先的教学实验设施，有当时领先的苏联“喀秋莎”火箭炮和导弹。学院在边建设、边教学中前进，我能在这所学校工作深感光荣和自豪，立志把终身献给党的国防教育事业。
学院共分预科和空军系、炮兵系、海军系、装甲兵系、工程兵系；院直属机关为教务部、政治部、院务部、技术部。
预科主任是张文峰、副主任是张杰、政委屈兴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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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杨书彬和学员合影。
第1期学员全是从部队招的在职干部，他们经过战争考验，但文化基础较差，他们重点复习数理化课程。由于他们在部队受教育多，政治觉悟高，深感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迫切要求学习。如学员谭国玉，虽只有初中文化，但学习刻苦，发奋图强，经过8 个月突击，已达到入本科学习条件，考入工程兵系(后来曾任总参工程兵部副部长)。
第2 期学员是来自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在全国招生中优先选拔的，部分是在留苏预备生中选来的。他们文化基础好，在巩固复习文化课外，加强人民军队宗旨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提高他们政治觉悟，端正入伍动机，增强纪律观念，并掌握了一般的军事知识。
这期学员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是各期学员中较为优秀的一期。如杭州中学的学生都能达到优秀的成绩，学员章楠全部五分，在全预科902名学员中首屈一指。
第3期学员是全国统一招生来的，部分学员来校后听说要享受战士待遇，就认为上当受骗，思想动摇，甚至有开小差的。院里个别教师也感到东北不如南方，请假不归。
九月底，陈赓院长根据出现的这种情况，在马蹄楼广场召集全预科干部学员讲话，他讲当前形势和我们军队性质，讲我院的光荣任务及党和国家对每个同志的要求，指出离开党和军队是无出路的。他的讲话稳定了局势，扭转了混乱局面。
这期除我队只逃跑一个被抓回来外，各队都跑了3-7人不等。后来，政治部青年部长王坚，要我谈经验，我谈到：1 、做好迎接新学员工作，及时介绍学院的情况，树立责任感；2 、组织学员参观学院设施，消除顾虑，树立信心；3 、迅速建立班团组织，通过骨干了解情况，及时做思想工作；4、热情接待家属，做好家属工作；5、组织本科学员回队介绍学习心得体会，现身说法。
1986年我在南京见到3 期学员，时任工程兵工程学院院长、总参首批工程院院士钱七虎时他说：“当时我们队无逃跑，与领导热情相待和耐心做思想工作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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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科四年的工作是紧张的，思想是愉快的。几年来我担任预科党委委员，团工委书记。在工作中由于预科主任张文峰和政委屈兴栋工作抓得紧，他们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带领大家以教学为中心，克服困难，把工作搞的比较好。我们还注意树立教师威信，如对教师朱家旺，鼓励他勤奋工作，和学员建立良好关系，以至他在病重期间，学员主动去看望他，并决心以优秀成绩来报答这位优秀的教师。
母亲病逝
1960年11月7日忽接母亲病危电报，我急忙独身返家，得知母亲得的是胃癌，全家恐慌不安，眼看母亲日益消瘦，吃饭吃药均吐出，只有打针注射维持生命。
1961年1月18日母亲与世长辞，享年74岁(1887年12月25日生)我和父亲商量一切从简，处理后事后，即返校工作。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她朴素刚强，再苦也舍已为人。 母亲为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成长操劳了一生，她老人家宁愿自己不吃不喝，也得让我们吃好穿暖，有时我问：“妈，你为什么不吃?”
她说：“看你们吃就饱了。”
我们穿的虽然缝缝补补，但都干干净净，为了让我上学，学费总是东借西凑。母亲人缘好，邻居四嫂说：“灾荒年，要不是婶婶给我家一个牛头，我们早就饿死了”。
母亲去世我万分悲痛，几十年没在母亲身旁行孝，很感内疚。
陈赓院长逝世
1961年3月16日，敬爱的陈赓院长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全院师生员工沉浸在悲哀中。他为我国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三闯中南海”，主动向毛主席请缨办军事院校。得到中.央批准以后，他怀着崇高使命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从全国各有关学府抽调专家和优秀教员来办学，他礼贤下仕，广罗各科人才，还精心选拔优秀学生到军校学习。
他虚心请教苏联专家，仅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学院筹建任务，四年就奇迹般地建成全国规模宏大、教学设备先进的军事科技最高学府，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他对学院的贡献是巨大的。以后虽离开学院调“总参”担任领导工作，但仍然关心学院建设，在学院重大问题上，仍然出主意，想办法，甚至亲临学院处理。
陈赓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敢于接受批评，承担责任。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在院期间只住100平方米住房，是宿舍又是办公室，不搞特殊。
是他亲自给我受衔，他还找我谈话，研究工作。他的光辉形象深深烙印在全院师生员工的心坎里。他没有死，他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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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10日，我担任新生大队政委，随即和大队队长陈铁民检查住宿、食堂情况，组织各系队长指导员和排长开会，研究接待新学员的工作和人伍教育工作，各系也主动配合工作。新学员共到1926人，分6个队。
院长刘居英和教务部长张文峰亲自看望新生并讲话，对他们进行教育，又组织他们到23军当半年兵。这期学员质量较高，学习成绩是，在重点分数线以上选拔的.。
10月29日，由院长刘居英在院小礼堂召开全院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军.委“关于三个院校体制改编的命令”。
我们听到传达，如晴天霹雳，攫住人们头脑。心想我们军工学院退出军队序列，改为地方院校，我们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人才谁来培养?
想当年组建军工时国家那么重视，费了那么大气力，动用全国全军那么多力量，将军工建成一流的，也是我军唯一的科技院校，她是军队现代化人才的摇篮，转入地方，不是削弱军队现代化建设了吗?
为什么?很想不通!
尽管不通，命令还得执行，院长带头转业，我思想不通也要组织服从，这是一个党员的起码条件。
1966年1月底，院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杨川找我谈话，调我到吉林省白城市的国防科委第三十一基地。
近14年的学院生活就要结束，多年朝夕相处的首长、战友、学员就要离开，甚为留恋。我将要离开城市生活到偏僻的草原去工作，家庭生活也受影响。但命令已下，只有服从。
1966年1月30日，我同卫统业、王国英三个人赴国防科委第三十一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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